都知道我们国家之前为了控制人口，实行了很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那时候生一胎都会奖励，超生就会要罚款，而现在二胎政策又开放了。想必很多人想要了解，2018社保独生子女政策规定具体是怎样的？下面由法律快车小编为您介绍一下。

　　2018社保独生子女政策规定：

　　2018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制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政策的提案》（以下简称“《提案》”）。

　　俞金尧在上述《提案》中建议，从国家层面制定专门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政策，以国家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等为依据，把与计划生育相关的养老规定和政策系统化、具体化。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规定全国统一的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养老补助。补助金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物价涨幅相联系，每两年调整一次，全国标准的补助费用由国家财政负担。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在全国标准的基础上，上浮养老补助金，上浮部分费用由地方财政负担。无论是全国标准的养老补助，还是地方上浮部分的养老补助，都实行城乡统一。

　　以财政、税收、土地使用优惠等方面的政策，鼓励兴办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院。对于接纳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社会办普通养老院，以接纳的老年的独生子女父母数量为依据，适当减免税费。

　　适当提高独生子女父母的退休金。在政策所规定的退休金的基础上，上浮5~10%的退休金。在政府财政支持下，适当提高农村独生子女老年父母的养老保险金。

　　大幅提高独生子女费和独生子女父母退休时的奖励金。几十年不变的5元独生子女费和1000元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奖励金，必须大幅提高。提高的幅度可根据这些经费首次发放以来的物价涨幅确定。

　　把各地实践中的行之有效的独生子女养老办法上升为国家政策，例如“独生子女护理假”，或适当延长独生子女探亲假的时间。

　　允许已达到退休年龄的独生子女父母投靠异地工作生活的独生子、女。打破地区分割，允许年老的独生子女父母（不论原来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城市居民）跨省区投靠有稳定职业、固定居所的子女，在子女的工作生活地落户，并且享受到与当地居民一样的待遇。他（她）们享受与当地老年人一样的社保、医保权利不应受到歧视，而且也有申请落户地的保障房的权利。

　　2、建议设立独生子女陪护探亲假

　　央广网报道 1981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明确规定，异地工作已婚子女探望父母可享受每四年一次20天的探亲假。

　　但鉴于当时独生子女家庭极少，规定没有顾及独生子女家庭情况。

　　可2016年1月全面放开二孩后，独生子女的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而子女与父母分隔较远，客观上形成了儿女不能尽孝、父母牵挂儿女，相互不能照顾的社会现实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西藏林芝市鲁朗景区管委会主任黄细花认为，四年一次时间间隔太长，如今已难以满足独生子女家庭的需求，设立独生子女陪护探亲假迫在眉睫。

　　但其实，设立 很多人创造就业机会。黄细花在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时还特别强调称，”“放假”并不是好吃懒做，一定要改变这种观念。

　　全国大部分地方没有建立独生子女护理假。“如果家里父母生病，企业员工也无法安心工作。”在黄细花看来，从制度设计角度，独生子女护理假的出台必然是一件好事，但好政策能否落到实处还有待观察。

　　另外，她今年还提出建议称，人社部还需创新探亲休假机制，除按国家、省的有关探亲休假办法执行外，出台政策，凡是成家后的独生子女，工作满一年以上且与父亲、母亲都不住在一起，不能在公休假日团聚的，又没有寒暑假的，均可每年享受带薪探望父母假一次，假期20天。

　　3、建议政府加大老年教育投入力度 形成人人学习氛围

　　中国青年网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表示，他今年的提案是建议政府从国情实际出发，逐步加大对老年教育的投入力度，满足老年人对教育的需求。

　　胡卫呼吁，希望国家能够建立中国自己的终身教育测量评价体系，了解不同年龄段群众的教育需求、学习水平以及工作状态。“通过对相关需求的汇总，分析出不同年龄段人群在教育上缺什么、需要给予什么，也许会成为我国迈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做好老年人工作的重要突破口。”胡卫表示。

　　他提到，目前很多大城市都在发展老年大学、社区教育等不同形式的老年教育，但从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情况来看，仍然呈现出了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较高，老年教育投入相对有限的状况。因此，他建议应当逐步提升财政对老年教育的投入量，不断完善老年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

　　“我认为老年教育的水平也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终身教育的水平，应该成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卫表示老年教育的形式可以非常丰富，除了社区教育、老年大学等，也可以鼓励老年人进行网络学习、在线教育。

　　“我甚至认为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在线教育将成为老年人老有所学的一个重要渠道。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形成一个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良好氛围。”胡卫强调。

　　4、５Ｇ发展应更加注重惠及老人及困难群体

　　新华社报道  通信领域，５Ｇ技术正在迅速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余少华４日表示，发展５Ｇ技术时，应更加注重惠及老人及困难群体。

　　余少华介绍，在基层调研时发现，４Ｇ时代，仍有大量的用户在使用２Ｇ、３Ｇ网络。一方面，是因为一些群众对使用智能手机不够熟悉，这些人的年龄普遍偏大；另一方面，４Ｇ终端价格、资费以及使用复杂程度让一些人不易接受。“由此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科技不断进步，却没有让相当一部分群众，如老人、贫困地区的群众等共享到发展成果，而是将他们‘隔离’于高科技之外。”

　　就此，余少华提交建议，在发展５Ｇ技术时，应更加注意控制终端的成本、降低使用复杂度。其中，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终端芯片研发上要有所突破，着力降低终端生产制造成本，让更多人都能够用得起５Ｇ网络，使５Ｇ网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要着力降低５Ｇ终端软件的使用难度，要充分考虑到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的接受程度，让他们也能轻松使用５Ｇ网络，共享高科技发展的成果。

　　5、加快建立长期护理险制度多措并举推动养老产业发展

　　中国经营报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创始人袁亚非表示，目前我国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数量不断攀升，2017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2.41亿人，其中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超过4000万人。

　　一般家庭难以应付长期照护压力，这部分老年人群特别需要政府救助和社会关爱。另据统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超过7成患有慢性病，我国已经进入慢性病的高负担期，若不能及时有效控制将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袁亚非认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护理资金来源的最重要制度保障，世界各国很早就开始探索建立长护险制度来解决因年老、疾病或伤残需要长期照顾产生护理服务费补偿的问题。

　　一要尽快将长护险纳入社会保险法，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二要借助商业保险，建立长护险灵活的筹资方式；

　　三要多措并举，着力解决护理服务人员短缺问题；

　　四要加大政策倾斜，鼓励长护险与居家养老结合。

　　6、加快养老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

　　环境保护部网站报道  民革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快新时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提案》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老龄事业发展整体水平明显提升，养老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

　　但《关于加快新时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提案》指出，当前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还面临以下问题：

　　国情现状及观念问题。

　　养老产业发展不均衡。

　　政策推进与落实缺乏系统性。

　　行业规范及服务标准化不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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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胎”的开放，宣告着独生子女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不过有些家庭还是会觉得独生子女更好，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觉得家中是独生子女会更幸福。而二胎、三胎的出现，会使孩子在成长阶段的幸福感降低，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曾有位江浙的独生女在网上发帖，说自己一生顺遂，认为独生子女更幸福。因为她从小，父母就跟她说：“我们现在赚的都是你的。”因为她的爸爸也是家中的独生子，所以基本上家里的一切都是女孩的。也曾有人问女孩的父母，为什么不再要个二胎？女孩直接怼了回去：“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让那个抢我房子的小蹄子滚远点。”

女孩自己也承认这样挺自私，但是这也是因为从小的富足生活，要什么有什么，加上会讨父母欢心，父母一心一意的娇宠导致的。而且，女孩表示父母甚至已经做好了晚年打算。因为他们各自都有养老金，有能力自己养老，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绝对不会让她有后顾之忧！所以让女孩放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因此女孩认为现在她的生活顺遂，未来也是顺遂。

女孩的这番言论，很快走红，然后在评论区引发无数网友开撕。很多独生子女都赞同女孩的观点，认为可以独占父母的爱和资源，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但是也有部分人认为，“一生顺遂”这话有点过了。毕竟人这一辈子还很长，这位女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的路还不知道会怎么样，这样说过早了！而且不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的确会存在父母不能把所有的精力和资源全部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但是那些多子女家庭中的孩子也能收获很多的幸福。

著名教育学家卡尔威特曾说：多个孩子通常比一个孩子的情商更高。因为情商需要和人多相处，多沟通，才会慢慢提高。有很多独生子女，缺乏和同龄人的交流，更多的是沉浸在数码设备中，像看电视、玩手机、打游戏等。这样容易让孩子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产生矛盾，不知道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而家中多子女，那么孩子们会互相嬉戏打闹，有人陪伴交流。虽然会有很多争吵，但是孩子们会从争吵中逐渐学会如何与人更好地沟通和相处。这样孩子和外面的人相处时，也会得心应手。

现在很多孩子常常感到孤独寂寞，但是家中有兄弟姐妹时，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会觉得一整天都是热热闹闹的。英国著名球星贝克汉姆有4个孩子，年纪最小的女儿小七，不但受到了来自父母的关爱，还有3个哥哥的关爱。出门都不需要走路，都是哥哥们抱着她。《乔家的儿女》中，这些兄弟姐妹互相帮助，要是谁遇到了困难，其他几个人都会去帮助对方。相互之间的关爱，让人十分感动。

独生子女虽然有父母全部的爱，但也承担了所有的压力。当父母晚年时期，体弱多病，需要人陪伴照顾的时候，就得一人承担所有。身边没有兄弟姐妹帮忙分担，特别是当自己的小家庭也有事的时候，真的是分身乏术。郴州杨女士她是独生子女，小时候身边朋友都有兄弟姐妹，而她没有。所以她可以一个人吃好的、玩好玩的，不需要分享给别人，她还挺开心的。但是等到父母上了年纪，甚至父亲不幸瘫痪在床后，她时常感叹要是有个兄弟姐妹就好了。可以帮自己分担一下这份压力，毕竟她还有个小家要照顾。因此，独生子女和多个子女，都有好和不好的地方。而如果家庭温馨有爱，那么家中即使有多个子女，孩子们也不会被忽视，反而会在性格上比独生子女更好！

那么，你们觉得是独生子女更幸福，还是多个子女呢？

　　二孩时代：“计划生育”的自我改革之路

　　从基层计生干部观察计划生育政策、理念、实施变化；国家卫计委表示，目前已有近四分之一省份明确取消政策符合率等人口控制考核目标

　　来源：南方都市报 采写：南都记者吴斌发自湖北 摄影：南都记者 吴斌 田飞

湖北黄冈乌云山村，曾经计划生育的标语改为了全面二孩。

　　近日，湖北省卫计委公开表示，为了加快从控制政策外生育转变到鼓励和支持群众按政策生育、为群众生养子女创造有利条件上来，湖北减少控制性指标，特别是在2016年和20 17年先后取消了出生政策符合率、政策外多孩率等控制目标。

　　这是目前为止首个公开表示取消控制人口类指标考核的省份。南都记者从国家卫计委获悉，目前，已有近四分之一省份明确不再考核政策符合率，其他省份虽然保留了政策符合率考核，但普遍设置为预期性指标，大幅降低考核分值，所占权重均在10 %以下。

　　指标调整的背后，是新的人口政策时期中国“计划生育”制度的一场自我改革，从过去强势的管理者，变为更加温柔的服务者；并且随着各部门人口数据打通，用更高效的大数据手段，实现从控制人口到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的转型目标，计生干部不是“赋闲”，而是更忙。

　　不少地方提出了“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目标。基本生育免费、幼儿园保教补助、企业延长产假、发放二孩奖金，更多的“二孩”配套政策也将陆续出台。

二孩时代，计划生育在人员、理念、工具、考核、环境等五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曾经的乡村计生干部：

　　登门探孕，劝说“上环”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城北，被丘陵和湖泊环绕的乌云山村仿佛静谧的世外桃源。在此工作了近40年，村妇女委员、计生干部周金莲最近准备提前“退休了”。周金莲生于1958年。1983年，村里没有“赤脚医生”，25岁的周金莲被派去县妇幼保健院学习，回村后，专司妇幼卫生保健———给女人接生，给孩子打针。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一孩”政策全面在中国实行。除了妇幼卫生保健，周金莲又担起了基层计划生育干部的工作———让那些想生超过一个孩子的家庭选择放弃。

　　上任之初，周金莲为了摸清村里家庭生育的情况，拿着小本本挨家挨户问，建立计划生育的台账。村里谁要结婚了，周金莲的工作便开始了———告知怎么办准生证，去哪儿做检查，经常登门入户探问新娘子“怀孕没有”。

　　“有的没怀，有的是带孕结婚，有的不好意思，说没有怀。”周金莲回忆，往昔的工作，全都靠勤奋的双腿，“跟我说怕什么，你怀孕了就到医院检查，吃东西要注意营养，多吃蔬菜，吃水果，炖点肉汤鱼汤。”

　　谁家要是怀孕了，周金莲最少要上门4-5次。等孩子生完了，周金莲还会去一次。“现在妇女基本上都是用避孕套、吃避孕药。”周金莲说起最初的计生工作，还要劝那些生了孩子的女人最好上个环，“不避孕，生多了怎么办？”

　　“上环”是一种计划生育手术，通过在子宫腔内放置一个宫内节育器，来实现长效避孕。村里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人曾一度需要结扎。然而有些人并不愿意这么做。

　　“你到外面打工出去了，避孕药、避孕套忘用了，最后拖个大肚子回来怎么办？”周金莲回忆曾经和村民沟通的情景，最后村民答应和她签个承诺协议。

　　“现在没跟村民这样了”，周金莲说。后来，农村逐渐放开了“一孩半”的生育政策———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可以再生育一胎。2016年，全国又开始实行了“全面两孩”的生育政策。“计生工作从‘管理型’逐渐转变为‘服务型’”，她说。

　　像周金莲一样，在中国上百万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队伍中，最早一批的村计生干部也陆续到了退休养老的年纪，但计生干部并没有从村里消失。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说，政策调整后，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要实现转型，任务不是减轻，而是更重了。

　　在这个偏远的大别山南麓的山村，覆盖全周期和全人群的“智慧计生”信息系统已经到达最基层。登记办证、发避孕套、派发叶酸、预约婚检孕检和孩子打疫苗都可以通过微信、手机A PP和村委会的电脑完成。

　　还是习惯挨家挨户摸情况的周金莲不会用电脑，更不会操作看上去有点复杂的信息系统，她准备告别计生干部的工作，到村子的小卖部看店，过上退休生活。

　　计划生育从控制生育到家庭计划

　　接替周金莲的张霞是村里新上任的计生专干，在此之前，她是一名幼儿园代课老师。过去的计生工作是管理，“生了一个孩子要上环，生了两个孩子要结扎”，张霞说，计生转型是从管理变为服务。张霞建立了微信群，计生那点事儿都可以线上说。有什么新的政策，张霞都在群里发布，告知全村用微信的妇女。

　　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村民的生育理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农村人也都不愿意多生了。“不用再搞强制上环、结扎那一套”。

　　全面两孩实施之后，张霞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生一个是险儿，生两个是胆儿”，鼓励村里的年轻女人生两个，避免遭遇失独的痛苦。

　　42岁的张霞有一个儿子，她不打算再生了，但她鼓励村里的其他女人按政策都生两个。她的工作有了成效，2017年村里已经诞下17个娃娃，有12个是家中二宝。

　　伴随生育政策的全面调整，“计划生育”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依然是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民义务，生育权利虽还未完全放开，但“计划生育”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变了，控制生育已经不是其唯一的任务，家庭计划和家庭发展正成为计划生育的重要目标。

　　2016年初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决定》当中，人口和计生工作的要求由“控制人口数量为主向调控总量、提升素质和优化结构并举转变，由管理为主向更加注重服务家庭转变，由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向政府、社会和公民多元共治转变”。

　　政策调整后，计划生育具体要做什么？在湖北英山县卫计局局长刘东升看来，“从过往以避孕节育、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转变到优生优育、预防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为主要目标”。

　　村计生干部进入互联网时代

　　和周金莲需要丰富的农村经验、勤于跑腿，挨家挨户登门拜访、仔细盘问甚至“谈判”式的沟通不同，在中国人口政策的新时代，张霞的计生工作有了“互联网+”和信息化的助力，轻松了不少，也不用经常去敲门入户了。

　　随着2013年国家卫生部和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整合为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基层，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完成融合。

　　在湖北省武汉大都市圈的鄂州市，西山街办西山卫生服务中心的基层卫生技术人员马源告诉南都记者，现在是“计生来找人，卫生来服务”，计生部门提供精准的人员基础信息，卫生部门和公共卫生机构捕捉到信息之后，就可以对这些人群开展孕前、孕中、产后的精准服务。

　　在湖北，不光是卫生和计生系统实现了融合。计划生育相关的公安、民政、社保、医疗机构和卫计委手中的数据实现了共享和利用。基层的公共卫生机构掌握了数据，便有机会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湖北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处处长伍文洲，在计生系统工作了20多年，对中国计生转型了若指掌。他告诉南都记者，计生是强大的行政网络，有湖北全省6000多万人口基础信息，而卫生是优质的服务力量。过去要做到精准服务，需要两个部门去沟通，其中的过程不那么顺畅。

　　“过去，即使是在同一个省份，对于外流的流动人口，本地的公共卫生服务往往跟踪不到”，马源说，现在省内信息系统联网，省内的流动人口就可以及时跟踪到，能够精准地覆盖到流动人口。

　　不过，由于全国联网还未实现，流出湖北的人口还未能被有效覆盖到，“更多还是依靠属地化的管理”，伍文洲说，这对流出人口的管理带来挑战。2015年的数据：湖北是全国6个流动人口大省之一，也是全国第三大净流出人口大省，净流出人口达到505.5万人，超过一半是已婚育龄妇女。

　　在湖北，计生信息系统甚至已经覆盖到村一级，2016年10月，偏远的乌云山村也接入了湖北省统一规划的“智慧计生”系统。乌云山村计生专干张霞也有权限登录信息系统，了解本村的育龄人口，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都在她掌握中。

　　张霞说，以前计生工作整天忙于“三查四术”（计划生育指导站对育龄妇女实行的“查环、查孕、查病”和“上环手术、取环手术、人流术和引产手术”），还有社会抚养费征收、账卡表册填写。

　　乌云山村外出的打工者若怀孕，需要服用叶酸片，便可以在微信上直接免费下单，计生办将数据反馈到系统中，张霞从平台上收到反馈，便用快递发货。叶酸是一种维生素，孕妇服用叶酸可以预防小儿神经管缺陷。如果有孕妇没有补服叶酸的记录，系统就自动向孕妇本人、村委和医疗机构同时推送提醒信息，系统上也将亮起红灯。

　　数据的联通、信息系统的普及让计生干部不再靠跑腿摸情况。“过去是靠行政力量推动计生工作”，伍文洲感叹，“没有数据共享，计生的转型就没法到位。”

　　多地取消政策外多孩率等考核目标

　　所有理念和工作方式的转变，或许体现最为明显的在于政府责任考核的指标上。

　　在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看来，1980年的“公开信”代表了一次转型，从柔性计生转向了刚性计生。让计划生育从50年代的家庭计划、60年代的国家倡导、70年代的国家指导，步入了“国家强制”的阶段。

　　1991年，中央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再“加码”，将计划生育敲定为“党委和政府责任”。

　　该《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承担完成本地区人口计划的责任。要把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和完成人口计划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这是第一次将目标管理责任制写入中央文件。

　　地方政府每年为计生设定具体目标，并要求签订责任书———包括政策外多孩率、出生政策符合率、计生奖助到位率、流动人口计生服务均等化到位率、出生人口性别比、“两非”案件（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查处到位率等多个具体指标。

　　目标管理责任制就像一根指挥棒，给庞大的计生系统指出方向。对于中国计划生育制度来说，制定政府计生责任目标是制度的核心和制度得以上行下效的关键，其改革也将成为中国计生制度转型的风向标。

　　在严控人口时期，一些地方的计生目标中还曾下达人工流产数、“一环二扎”等指标，现大多已消失，而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育龄妇女长效绝育措施落实率、综合避孕率等容易诱发基层违法行政、侵害公众利益指标也逐渐取消。据了解，湖北从未设抚养费指标，而其他控制类指标也都早已消失。

　　南京邮电大学教授温勇2015年曾参与国家卫计委指导司委托的“新时期推进计划生育管理与评估改革研究”。在他看来，湖北的改革“超前而深入”。

　　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朱惠民最近公开表示，为了加快从控制政策外生育转变到鼓励和支持群众按政策生育、为群众生养子女创造有利条件上来，湖北减少控制性指标，特别是在2016年和2017年先后取消了出生政策符合率、政策外多孩率等控制目标，同时增加服务性指标，突出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出台、生育全程医疗保健服务、特殊困难家庭关怀关爱等内容。

　　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的决定颁布半年后，中办、国办紧接着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意见》。

　　《意见》也提出，合理设置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项目、权重和目标值，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重点工作，加大考核权重，以定量考核为主，确保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对一般性工作，以定性评估为主，减轻基层负担”。

　　伍文洲向南都记者解释，取消这些控制性目标，主要是“想把基层注意力逐步引导到为群众提供优生优育服务上来”。对于政策外生育的情况，仍然依法依规查处。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告诉南都记者，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能够满足了，出生政策符合率应该在90%以上，也就是说，多孩出生率不会超过10%．对于湖北来说，政策符合率会更高，政策外多孩率更低（2015年湖北设定的目标为2.2%）。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这个状况将会一直保持很长时间。“再考核这两个指标的意义已经不大，看不出工作的成效，对于落实全面两孩政策也没有意义。”

　　“湖北的改革是符合当前计生转型要求的”，温勇告诉南都记者，除了湖北之外，包括东北地区、江浙等多个计划生育做的比较好的省份，也都取消或者调整了控制人口类的考核指标。此外，山东此前也已将合法生育率作为指导性指标，只要如实上报一律不追责，反之瞒报、错报的要追究责任。云南在2014年就已对计生考核指标进行精简，控制人口的指标只有一项。

　　不过，多位人口专家亦表示，对于多孩率较高的地区，一些地方生六七个都比较普遍，而且非常贫困，这些地方不是要取消这两个指标，而是要加强对这两个指标的考核，并且与扶贫相结合。

　　南都记者从国家卫计委获悉，目前，已有近四分之一省份明确不再考核政策符合率，其他省份虽然保留了政策符合率考核，但普遍设置为预期性指标，大幅降低考核分值，所占权重均在10%以下。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告诉南都记者，各地考核的重点更多关注全面两孩配套政策措施的制定和落实，突出生育全程优质服务、支持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完善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等等，“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根本性的转变”。

　　湖北全省实施基本生育免费政策

　　在英山县妇幼保健院楼道里，一个瘦弱、青涩的大男孩怀里抱着一个小婴儿，娇羞的脸庞上溢满了父爱一般的笑容。不要以为这是农村生孩子早，其实这个17岁的男孩是这个婴儿的哥哥。他正带着出生几个月的弟弟来医院做检查。这样的画面，让很多长于独生子女时期的80后、90后感到新鲜又好玩。

　　国家卫计委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 16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 ．7，但据官方预测，二孩累积效应释放后，生育水平又将趋于回落。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推进以及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长期来看中国的生育水平有下行趋势，未来保持1 ．8的适度生育水平存在挑战。

　　2017年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提出，要以实施好全面两孩政策、鼓励按政策生育、完善配套政策措施为主线，深化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促进家庭发展和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相关探索，如上海、浙江温州等地提出了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市的构想。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向南都记者透露，广东正在制定广东人口发展规划，其中也将写入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内容。

　　在湖北，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也有了一个初步的模式。湖北2016年启动了全省范围内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平均下来，一个孕妇住院分娩期间可以报销或者直接减免1200元左右，其中约300元是中央财政补助，其余则由省市区县财政补齐。这笔钱差不多够二级医院住院分娩的所有费用。

　　特别是在湖北的“生育洼地”宜昌，更多的鼓励二孩的配套政策陆续出台。由于独特的生育文化，宜昌的总和生育率常年维持在1.2的低水平上，低于国家和湖北平均的1.7，也低于国家提倡的1.8的水平。

　　2015年曾对宜昌的生育现状做过一次调研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课题组发现，教育费用和婚嫁成本高是生二孩主要阻力。

　　基本生育免费补助的标准在宜昌大大提高。宜昌市民生二孩住院分娩可最高享受2500元的补贴。女方为宜昌市户籍居民且在宜昌市参加医疗保险，同时合法生育第二个孩子，即可享受该政策。

　　专家认为，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实质上就是要创建一个环境，有利于儿童和家庭的发展，有利于家庭生育需求的满足，包括促进生育意愿实现的政策、母婴设施和托育场所、用人单位的包容和医疗机构支持等。

　　为降低居民子女教育负担，宜昌市还出台了幼儿园保教费补助政策，对2016年1月1日起合法生育的第二个及以上孩子，在宜昌接受幼儿教育，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发放保教费补贴。其中，城区每个学生补贴超过1万元。

　　宜昌人福药业规定营销部门女职工生育二孩可休假至子女满两周岁，其间工资按一定比例继续发放；而宜昌也规定，生育二孩的女职工可休假至子女满一周岁，同时给生二孩的家庭一次性发放奖励80 0 0元。宜昌市卫计委主任张琼透露，“宜昌市正在探索完善企业生育支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