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九江一名女子在驾车途中偶遇老人倒地不起，女子下车将老人搀扶起来后，却被家属告肇事逃逸。交警通过调查取证及时还她清白，已责令家属道歉。女子称因此事委屈大哭，但不会改变助人初心，以后会注意保护自己。
这名扶老人的热心人叫帅黄玲，是一名义工。当时她正开车带着两名救助的孤儿去理发，途中看到一位老人突然倒地。她担心其他车辆撞到老人，将车开到老人前面侧边，和同伴下车扶起了老人。老人很快恢复了意识，还向她表达了感谢。后来邻居和老人家属赶到，老人解释是自己摔倒的，帅黄玲一行随即离开。没想到返程途中老人家属报警，称她肇事逃逸。
现场监控 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幸好交警找到了附近的监控，还原了真相，老人家属才肯罢休，向帅黄玲道歉。事情虽然告一段落，但整个过程还是让人气愤。如果老人一口咬定是帅黄玲所撞，或者记不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周围没有其他目击证人，家属要求查清事情真相，还情有可原。可老人明明解释是自己摔倒的，旁边的邻居也证明了救助者的清白，这时家属还要坚持己见，称“不清楚老人被撞倒还是自己倒下的”，就让人难以理解了。难道不在场的家属，比在场的老人和邻居，更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还是从一开始就别有用心，揣着明白装糊涂，打算从中捞上一笔？
这些年因扶人而被讹的事件着实不少。面对好心人的义举，被救助者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倒打一耙，诬告并索要赔偿。好心人蒙受不白之冤，寒心之余生活备受困扰。比如这起事件中，若附近不是正好有人家安装了监控，恰巧拍下了事发经过，帅黄玲又该如何自证清白？在老人解释自己摔倒的情况下，家属还这么不依不饶，若老人记忆含混不清，又或者和家属统一口径，又没有其他人作证的话，很难想象她要如何才能从这漩涡里脱身，要为这一时的善举付出怎样的代价。
相比救人者所受的委屈和身心折磨，讹人者却总能全身而退。在查明事实真相之后，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公安机关大都给予口头教育，责令道歉。被诬告的救助人，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也很少进一步追诉。看似是皆大欢喜的暖心结局，但背后的现实风险丝毫未减。
交警调查此事 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对于诬告者来说，敲诈成功了挣钱，失败了则道歉，中间几乎没有风险，简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利益当前，期待他们突然良心发现是不切实际的。如果公安机关不对这种讹诈行径做出反应，不能对诬告者构成有效震慑，不提高他们的讹诈成本，那就很难矫正这一失范行为，降低做好事的风险，也就很难提高社会成员帮扶弱者的信心和意愿。
事实上，惩治被救助一方的讹诈行为，不是没有法律依据，也不是没有依法惩治的先例。除了刑法上的相关规定外，部分地方也会根据情节的轻重程度，予以行政处罚。比如，深圳就立法规定，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救助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并录入个人信用记录系统。四川达州之前发生“三儿童扶摔倒老太被诬陷”一案，警方在弄清案件真相后，对诬告的老人给予拘留7日的处罚（因其已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对共同实施诬陷行为的儿子，给予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决定。这些都受到了舆论的广泛好评，既惩治了恶行，也提振了好人做好事的信心。
这样的处罚，不妨多来一些。过去正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诬告者才有恃无恐。要破解“扶了被讹”的现象，不能只将其归结个人道德的缺失，而应该从制度上寻找解决之道，从法律上予以规制，提高诬告者的失信成本，让他们心存忌惮，不敢随意冤枉好人。
在被冤枉之后，帅黄玲虽然委屈得大哭了一场，但还是不愿改其助人初心，这样的胸怀令人敬佩。但对于大部人来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即便有心帮人，看到摔倒的老人心怀不忍，也不愿意以身犯险，毕竟自证清白仍然是一个难度技术颇高的问题。个人是可以救人的同时留存证据、自我保护，但不是所有的场合都能做到两全其美。如果不改变“讹人者零成本”局面，不有效遏制讹人的现象，老人扶与不扶，会一直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道德难题，这个死结可能永远也无法打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