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河南省农民工具有特定的群体特征、流向特征、生活特征及思想特征，并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体制根源；现行相关法律不健全、法制不完善，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制度缺陷；政府管理和职能转变不到位，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机制障碍；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低，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因素；河南城镇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压力太大，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客观原因。解决河南省农民工所面临的困境，要坚持统筹城乡就业，把解决我省农村就业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坚持进一步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清除劳动力迁移的体制性障碍；坚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坚持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创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融洽相处的社会氛围；坚持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把我省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坚持分类施治，建立灵活的分类、分层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坚持根据农民工子女就学需求，整合资源，加大投入，积极提升城市教育供给的能力；坚持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轻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和社会稳定的风险。
关键词：河南省；农民工；生存现状；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4）-12-00-06
一、研究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意义
（一）农民工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与贡献
农民工是继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乡镇企业崛起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伟大创举。农民工一头连着城市和发达地区，一头连着农村和落后地区，带动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源和生产力布局优化配置，创造性地把解决“三农”问题和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突破的时代背景下，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农民工为工业增强了竞争力，为城市增加了活力，为改革开放增添了动力。农民工不仅实现了增加收入、回馈农村的目标，而且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
1、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的主渠道
中国农村土地资源太少、农业劳动力太多，是农民增收难和农村贫困的主要根源。农民外出务工，拓宽了农民就业的渠道，已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农民工规模持续扩大，是近年来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事实充分证明，“输出一个，脱贫一户；输出百个，脱贫一村”。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比1997年提高了84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998元，比1997年提高了483元。1997年到2004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25%提高到了34%。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变成了人力资本财富。
2、农民工已成为支撑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农民工在传统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新通道，为城市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加快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民工的大量进入，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使城市特别是东部地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了整体的竞争力。这不仅为东部地区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贸易创造了条件，也为其把握机遇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使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加工厂”。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农民工已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3、农民工已成为促进城市建设与繁荣的生力军
今天的城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马路不断延伸，一个个市场不断扩大，无不凝结着农民工辛勤劳动的汗水。城市中脏、累、苦、险的工作岗位都是农民工在干，他们为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而默默无闻地奉献着。据调查，城市环卫工人、家政从业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工，有些城市离开农民工可能就会陷于瘫痪。在北京等大城市，一到春节农民工返乡，就会出现家政服务人员严重短缺的现象，城市运行功能和居民生活都受到较严重的影响。可以说，目前的城市已离不开农民工。农民工不仅是城市化要吸纳的主要群体，也是城市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4、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实现形式
农民工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就业获得的收入，除用于必须的生活消费支出外，大部分带回了农村。2004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80元（按年平均就业9个月计，年收入为7000元左右），月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90元，平均全年结余3500元左右。农民工群体每年带回家的数以千亿计的现金，成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资金来源，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国家各项财政支农资金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城市也是农民工的“大学堂”，他们在城市务工增长了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本领，转变了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丰富了社会关系网络，使人力资本的价值得到提升。据专家估计，目前每100个外出农民工就有4人走上了回乡创业的道路，带回了资金、技术、市场经营观念和现代管理方式，带动了农村各行各业的繁荣和发展。这种“劳务东进，资金西流”现象是一种必然趋势。在一些地区，农民工带回的资金总量超过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这批在发达地区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农民工返乡后，使落后地区获得了发展的外源力量和造血功能。
5、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促进改革的推动力
农民工跨地区流动就业蕴含着深刻的体制变革因素，是推动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农民工的巨大浪潮冲破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界限、地域界限和部门界限，使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的机制成为现实，促进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促进了通过市场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机制的形成。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冲开城门，大规模、大范围跨区域流动，增强了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对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挑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中，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管理理念、行为方式也都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发生变革。
（二）研究农民工生存现状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大大解放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释放出大批的富余劳动力。于此同时，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工业化浪潮创造了大批的明显优于经营家庭农业的新兴工作岗位。一推一拉，促使广大农民纷纷背上行囊，背井离乡，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中西部地区来到东南沿海地区，从事建筑、制造、服务业等非农工作，加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
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分离的户籍制度依然存在，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改变了职业身份，但是其户籍仍在农村老家，城市居民的一切福利都与他们无关，他们仅有的保障就是老家的一亩三分地。正是由于这种亦工亦农的双重身份特质，学术界称这一群体的人为农民工。具体来讲，本报告所称的农民工，限定在具有农村户口、连续从事非农职业半年以上、大专以下学历的打工者。
农民工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的主要创造者，他们承载了中国走向全球化伴生的所有矛盾与苦难，也承担着书写中国社会转型历史的伟大使命。据统计，全国现有的农民工数量在1.2亿，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未来与这一群体息息相关，无论是农村问题，还是城市发展问题，甚至整个中国改革的走向问题，都离不开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认识。
河南是中国的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同时也是中国的农民工输出大省，无论是北京、上海和广州，还是新疆、云南和黑龙江，都有大批的来自河南的农民工在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通过对外输出劳动力，一方面减轻了河南本地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外地打工所赚取的钱财流入家乡，对家乡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对地方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广泛影响的群体，全社会应该加深对农民工群体的认识和了解，并通过各方面的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但是，目前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群体的整体认识还不够全面，特别是河南，作为农民工输出第一大省，至今没有全面的农民工基本调查数据，这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河南省农民工群体的全面把握，不利于有关农民工权益发展的科学决策。因此，研究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河南省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一）农民工的群体特征
问卷显示：农民工的性别构成以男性为主，男性占64%，女性占36%。外出劳动力性别构成与年龄结构有关，在30岁以上的外出劳动力中，男性占70%；但在18-22岁这个年龄段，则女性多于男性。形成这种结构的原因是农村女性在未结婚前比较活跃，结婚后却多半在家里照看儿女和从事农业生产。
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与城市生活的诱惑，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不断涌入城市，农民工群体呈现年轻化态势。据统计，河南新生代农民工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就占了5%；18至28岁占到57%；29-35岁占12%；36岁以上占26%。未成年人的阅历与经验缺乏，增加了权益维护工作的难度。
从文化素质上考察，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高于流出地，但低于流入地。问卷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占56%；小学文化程度为20%；高中文化程度为24%。而在城镇常住人口中，高中及其他的文化程度为55%，初中为38%，小学仅为7%。文化程度偏低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而缺乏专业的技术培训，则是农民工就业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有64%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加过任何专业培训；有19%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缺少专业技术。
调查显示，在河南农民工的地域分布上，平原较山区多，东部较西部多，特别是河南东南部的信阳、驻马店、周口等市外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人口中高达的20%多，仅固始一个县，外出的新生代农民工就高达60万以上。他们以地域和亲情为纽带，“闯郑州”、“闯广州”、“闯上海”、“闯北京”，到大城市寻梦。
（二）农民工的流向特征
1、外出农民工从事建筑行业的人数增多
根据与外出农民座谈，以前主要从事制造业的外出农民工目前更积极向建筑业转移，特别是男劳动力，大多数外出从事建筑业。主要原因是从事建筑业虽然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但劳动报酬高。一般建筑工每天50元左右，有技术的建筑工一天80元左右。其次，外出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还可以兼顾家中农业生产，农活忙时回家收种，农活忙完后继续外出打工从事建筑业。根据外出农民工简单推算反映，目前各地从事建筑行业的农民工能占全部人数的40%左右。
2、外出农民季节工增多
同以前长年在外从事打工相比，中年以上农民更愿意从事季节工。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照顾家庭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在闲时打工挣钱补贴家中开支。调查中发现他们对土地充满着希望，惠农政策的出台，使他们觉得土地不能舍弃；所以他们大多想的是既能外出挣到钱，家里地又能种好、多打粮的两全之策。同时，学成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在乡外县内搞自主经营的人员增多，也需要一部分打工人员，这也是外出农民季节工增多的原因。
3、农民工外出就业意愿积极
虽然金融危机致使部分工厂企业减员或关停，但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普遍提高和农村社会服务业的兴起，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逐渐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增多，农民还是倾向外出积极寻找发挥自己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上涨，导致种植业收益下降，也促使农民向其它行业转移。因此，目前想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数量减少不明显，被调查农民也大都表示想法设法外出打工，都不愿意在家待着吃闲饭。
4、外出农民工收入下降
据对扶沟县包屯镇廉岗村四组、吕潭乡杜楼村七组、李庄乡何家寨村十组、城郊乡李堂村四组4个村的农民工及农民工家属调查显示，节后已外出的农民工中有58人回到原来的就业地点从业，他们大多从事的是劳动强度较大的建筑业、制造业、纺织业；有一部分从事的是餐饮、装修等服务性行业。据调查，从事建筑、餐饮、装修人员工资水平与年前基本持平；而到南方从事制造业、纺织行业的人员月工资水平却有很大的下降。李堂村的张帅华说：“去年在台商办的某‘高技电子有限公司’上班，上半年月平均工资在1800元，除去消费每月可挣1400元。金融危机后厂里订单少了，工厂裁员一半，上班人员月工资一路下滑，现在只有700元，除去消费每月仅剩300元”。
5、农民工流向地域多元化
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南方部分工厂企业减员或关停，原先在南方外出打工的农民改向江苏、浙江、山西、北京、上海等地方转移。扶沟县一农民工说：“我们村里年青人外出打工时间较长，而且大多数都集中在南方，金融危机后全村40个外出打工人员有36人都陆续返乡，年后外出的仅有4人。今天我准备带领村里20个年青人参加县里正在组织的一些企业招聘会，他们认为这么大的一场灾难要恢复起来需要一些时间，南方工作不好找，如果能要家乡找到就业门路，收入差不多的话就不外出了，争取在当地就业”。有一部分返乡的农民工认为地域经济的发展毕竟有一些局限性，还是外面的天地更宽阔，更好就业，如果有机会还是到外面去闯一闯。
（三）农民工的生活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时大多是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人海茫茫的城市。据调查，他们在城市的居住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类：工棚、工厂宿舍或租房。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即便是租房，他们也会挑选最便宜、最简陋的地方，往往是与污染源同在。漯河籍的小王是个装修工，他告诉我们：为了省钱，他们住在充满粉尘、噪声和有毒气体的装修房内，而且工程一结束，他就会卷起铺盖走人，居无定所。只有不断地接工程才能维持生计，否则就会露宿街头。
新生代农民工闯荡城市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多挣钱。“俺们挣钱不容易，花钱更难！为了不露屁股，俺们常常挑选最便宜的衣服，有时甚至要捡城里人穿破的旧衣服。因为衣服少的可怜，更不经常洗，脏得油得能揭下一层来”。偶尔买套新衣服，他们也是在节假日老乡聚会或回家乡时穿的。有时见到西装革履的人，不自觉地会产生极端的嫉妒心理。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时大多是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人海茫茫的城市。据调查，他们在城市的居住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类：工棚、工厂宿舍或租房。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即便是租房，他们也会挑选最便宜、最简陋的地方，往往是与污染源同在。漯河籍的小王是个装修工，他告诉我们：为了省钱，他们住在充满粉尘、噪声和有毒气体的装修房内，而且工程一结束，他就会卷起铺盖走人，居无定所。只有不断地接工程才能维持生计，否则就会露宿街头。
中国人向来讲究“民以食为天”，但是对生活在城市里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一个“吃”字，充满了苦涩。尤其是建筑工地，集体食堂往往被承包，而承包人往往与老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克扣伙食已是公开的秘密，许多农民工在城里比在老家吃的还差。一位林州籍的新生代农民工说：“俺吃的比猪还差，还要干重活，是铁人也受不了啊！”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食堂里调查发现：简陋的餐桌上，上面的油泥遮着了木纹，搭在低矮的工棚里的灶台，苍蝇飞舞，不时还会窜出老鼠，米袋上、面袋上扔着脏兮兮的头盔、手套等杂物，大锅旁边，有一碗灰黄色粘在一起的东西，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盐！试想想，这样的条件，不使农民工食物中毒才怪哩！一位新生代农民工告诉我们：“领导不来就这样，领导一来就干净多了”。
我们从调查中得知，一年一度的春运，是一年一度的拥挤与忙乱，“乘车难”弄得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身心疲惫，苦涩万分。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冒着风雪买票，饱受苦难。更甚者，由于旅途火车上人满为患，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患上了“旅途精神病”，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四）农民工的思想特征
调查显示，当前河南农民工总体思想倾向是积极向上，安心务工、对美好未来的生活十分憧憬。他们盼望国力强盛，社会繁荣，追求个人的进步和发展；在价值取向方面比较务实，心态趋于平稳。他们的思想状况和深层情感，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拥护党的领导，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充满信心，对党和政府在农业方面上的政策非常满意，对党和政府出台的农民工政策也感到欣慰。问卷显示：68%的新生代农民工非常关心时事，关注国家的进步和繁荣，希望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啥时候能超过老美就好了”；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很有信心”的占45%，“有信心”的占42.6%，两项合计为87.6%.
2、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对社会的不良风气疾恶如仇，富有正义感。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方面属弱势群体，但他们多数都有正确的价值取向。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必要提倡“为人民服务”和“无私奉献”精神，他们反对好逸恶劳和巧取豪夺，希望凭本事、凭力气吃饭；73%的新生代农民工支持见义勇为、爱心捐助等行为；82%的新生代农民工赞成和政府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杜绝社会丑陋现象。
3、求知欲强，渴望获得真才实学，改变自己的人生。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学龄时期被耽误了，到了城市他们才发现自己知识的严重不足。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激烈的竞争市场，迫使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提升自我。调查显示，78.3%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培训很重要；82%的新生代农民工“十分迫切”和“有要求”希望得到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
4、吃苦耐劳，注重收入。河南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趁年轻时候到城里多挣票子，回家盖房子，娶妻生子。因此，他们大多要求到收入高，哪怕是苦脏难险的岗位也在所不惜。基于此，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上也存在着“金钱至上”的观念；调查显示，赞成“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有33%，持模糊态度的占45%，持“反对”态度的不到20%。因而，也有些新生代农民工滑到了犯罪的深渊。
5、追求个人发展，极具创业热情。不少农民工通过身边一些成功者的影响，创业热情高涨，对未来的发展积极明确。调查显示：35%的农民工希望将来有创业的机会，32%的农民工希望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城市里大展拳脚，“好好耍一耍”；想学点技术做个技术工人的仅占少数。
三、当前河南省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成因
（一）河南省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
从调查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大部分已脱离文盲，但比起流入地，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依然偏低。由于农民工文化程度低下，再加上缺乏日后的自我学习提高，也没有经过专业的技术培训，就业中没有竞争力，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专业人才，这就形成了农民工普遍接受新技术缓慢，就业时没有什么择业的机会和权利，只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流动性大、脏苦累险难的工作；维权意识淡薄，思想麻木，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道积极维护，少数有社会保障意识的，也不知道找谁解决。但值得肯定的是，中专、技校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已占到19.3%，他们大多年轻且具有一定专业技能，是出来务工的“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大多不愿再回到农村，决心凭借自己的本领，在城市扎根立足，享受城市文明，虽然他们只占到了农民工的不足五分之一，但这也是农民工群体的一大进步。
2、从事的多为脏、苦、累、险行业
调查样本中，农民工从事各行各业的人数分布为：建筑类39.2%，商业零售类11.6%，环卫类5.5%，物业类5.5%，电子零配件加工类21.5%，餐饮类8.3%，娱乐类3.9%，家政类4.4%。从调查中可看出，农民工务工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最苦、累、险的建筑行业，其次是电子零配件加工和商业零售类。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以体力劳动为主，或者是技术要求很低，只是些机械的流水作业，并且也都是些城市人认为不体面、社会地位低下的脏苦累险行业。从事建筑行业，不管春夏秋冬都要在建筑工地扛沙袋、抛砖块、拌水泥、夯地基，吃住都在工地，可谓是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从事流水加工作业的，要日复一日的机械的重复一种劳动姿态，且工厂往往通风不足、有毒辐射、噪音过大，很容易产生职业病且影响心理健康；环卫、餐饮、物业、家政等行业更是起早贪黑，工作苦、累、脏。且他们工作时间一般都很长，休息时间难以保证，据有关调查显示，71%的农民工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且双休日无保障或根本没有双休日，但由于部分用人单位为了加班加点的赶进度，而农民工又为了赚取那少得可怜的加班费，就双方默认了这种工作状态。许多企业还使用缺乏保护措施的旧机器，噪音、粉尘、有毒害气体肆意，但又不向农民工采取相应的劳动保护措施和发放劳动保护用品，未进行必要的劳动安全教育，导致农民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职业病和工伤事故频发。
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占18.8%，800-1500元的占42%，元的占17.7%，2000元以上的占21.5%。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为800-1500元的占42%，这一工资远低于郑州市民月工资2486元的平均水平。在城市中，从事着苦难险累脏，且受人歧视的工作，却收获着远不及城市人收入水平的工资，这对于农民工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媒体上报道的“农民工集体上访讨薪”、“农民工讨要拖欠数年工资”、“农民工祭天祈求发放工资”等等的农民工讨薪新闻时常出现。明明是自己血汗换来的工资，去要向用人单位“讨”薪，可见农民工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时是何等之艰辛。
4、子女教育受多条件限制
经过与农民工的交谈，他们大多希望带着孩子一起来务工地，一方面照顾孩子，一方面也希望孩子能接受城里优质的教育。但是据调查结果显示，跟随农民工进城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只占到39%。农民工大多表示，在城市里入学太难了，当地教育局的招生条件他们很少有人能够达到。根据郑州经开区教文体局招生办提供的《2011年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年级新生入学招生简章》显示，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同住子女，报名时需持户口本、父母身份证、经开区居住证、父母一方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此合同文本必须是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印制的劳动合同文本）或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以及户口所在地乡（镇）级人民政府或县（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准予在经开区就读的证明，《计划免疫保偿证》或《预防接种卡》。大多数农民工表示自己只是出来打工的或自己经营小生意，用人单位根本不愿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或自己开的小铺也没有什么营业执照，使他们的子女根本无法在城里就学。招生文件还要求携带借读证明，这就需要农民工回老家户籍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开具借读证明。由于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清楚政府部门的要求，经常会出现借读证格式不正确、开具部门行政级别过低等随意做法，由于这样的借读证明无效，他们就要再回老家重新开具证明，这样一来不但务工，还有的错过孩子的报名时间无法入学。小部分顺利入学的农民工子女，虽然获得了在城市入学的机会，但与农民工期盼的孩子能接受优质教育的希望却相差甚远。由于农民工子女的生活背景、家庭环境、卫生习惯、以前的教育资源都与城市孩子有着很大差别，所以这部分孩子往往被分配在相对偏远、条件较差的学校或市区学校的慢班，把他们归为“差生”看待。这在孩子的相处与共同学习中，会表现的很明显，一方面使得农民工子女会受到嘲笑与歧视，会在他们的交往中被指认说“他们是从农村来的”等歧视性字眼，使得农民工子女常有孤独感，缺乏安全感，日渐缺乏自信，进而产生自卑心理，影响学业成绩，形成不良性格，养成不良习惯。
在此次调查问卷的农民工中，只有2位女性因与本地人结婚，故有自己的房产。其余农民工均为租房、住工地或单位宿舍。他们租赁的房子往往位于价格便宜的城中村，房屋面积狭小，无空调、冰箱等电器，多为公用卫生间，且社会闲散人员鱼龙混杂，治安条件差。住在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往往都是在工地搭建的简易房，冬寒夏热，自带被褥，一间屋子挤十几个人，卫生条件及安全状况实在令人堪忧。农民工要想在郑州安家落户购买一处自有房产，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以农民工每月2500元工资计算，除去基本的生活保障留出1000元用于购房，也需10年才能攒够购买一间90平米商品房20%的首付款，暂且不考虑剩下房贷带来的压力。所以，农民工进城务工，大部分只能依靠租赁廉价的条件恶劣的房屋或住工地解决居住问题。
农民工为我国的工业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城市化的推进铺开了平坦大道。他们从事着城里人不愿接触的工作，收获着远不及城市平均水平的收入，居住着城市条件最差的工棚或民房，但这一切换来的却是农民工低下的社会地位。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并存的现代都市中，虽然身处一市，农民工却无法融入城市人的生活圈子。他们收入微薄，只能维持自己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仅有的一点结余也大都寄回老家补贴家用，且工作强度大，根本没有精力享受城市生活。据《2011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中国农民工闲暇生活状况调查》中显示，农民工休息时间很少，有时连正常的生理上必要的休息时间都很难保证，根本没有时间用于休闲，64.9%的农民工表示从未参与过旅游，另32.4%的农民工表示平时的休闲项目为看电影、上网等消费项目，67.6%的农民工选择了聊天、散步、逛公园等不需任何花销的项目作为休闲。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工就没有与城市居民交流对话的机会。在大多城市居民眼中，农民工就是一个素质低下、生活拮据、不讲卫生、缺乏涵养的群体，并且对农民工子女也是冷眼相对，恐惧其离自己的子女太近而影响孩子的健康发展。由于双方没有共同的生活交集，城市居民就没有机会去了解农民工善良淳朴、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优秀品质。并且农民工对“城里人”也总有一种惧怕心理，觉得城里人见过世面，比自己有文化，心里会产生自卑感，而不主动和城里人打交道。农民工本来就身处他乡、举目无亲，且工作压力大，生活条件艰苦，加上自己的自卑感，再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这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是十分不宜的，也是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极大不利因素。
（二）农民工问题产生的原因
农民工是当前中国人数最多、社会奉献最大的劳动群体之一，也是合法权益最容易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农民工面临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体制根源
从根本上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种种不平等。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许多地方政府把外来人口和劳动力列在服务对象之外的主要原因。农民工既难以享受城镇职工的待遇，无法成为产业工人的“正规军”，也难以享受当地市民的待遇，不能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新市民。现行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还带有计划经济年代的烙印和明显的城市偏向，没有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之内。
2、现行相关法律不健全、法制不完善，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制度缺陷
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中国在劳动保障立法上空白较多，已有的一些法规政策中还存在限制农民工的歧视性条款有待进一步清理，许多法律法规对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农民工群体缺乏明确的法律保护条款。现行涉及劳动权益保障的具体规定，有的只是部颁规章，立法层次较低；有的没有上位法的依据，处罚条款过轻，不足以阻止企业主的违法侵权行为；特别是有法不依的状况相当严重。《劳动法》、《劳动监察条例》、《工会法》等法律法规对于农民工作为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劳动安全、工伤医疗保险、劳动时间、休假权利和民主权利等都有明确规定，但事实上却存在普遍违法的现象。由于劳动执法体系不健全，执法监察力量严重不足，造成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时有发生。全国目前劳动保障监察专职人员合计为1.7万人，而全国用人单位约2700万户，涉及劳动者3亿人，平均到每名监察人员身上，是1600户用人单位和17000名劳动者。深圳市宝安区现有各类工厂企业22500多家，外来务工人员300多万人，按规定全区需要配备300多名执法监察人员，但目前只有15人。此外，农民工依法维权的组织体系不健全，维权渠道不畅，维权环节复杂，维权成本过高，法律援助不力，尚未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个依法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大环境。
3、政府管理和职能转变不到位，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机制障碍
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严重缺位，在城市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教育卫生、住宅建设等方面，都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的需要，在公共财政预算安排上也没有得到体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城市建立或确定的对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机构及管理重点是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管制多于服务，防范多于保护。特别是一些地方受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发展观和偏重于经济增长的干部考核体系等因素影响，只强调亲商、爱商、富商，而忽视亲民、爱民、富民，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往往偏向投资者和企业主一边，缺乏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加之一些地方领导往往把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作为吸引投资的条件，认为提高劳动力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会削弱本地的经济竞争力、影响企业发展和外贸出口，所以对一些企业侵害农民工合法利益的事情重视不够。
4、农民工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低，也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因素
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不高，他们绝大多数外出前不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的基本规范，不熟悉城市生活情况，往往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技术简单的工作，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没有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的资本。农民工自身也往往因为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客观上缺少学习的时间和条件，主观上也往往缺少自学成才、改变命运的意识和动力。尤其是很多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懂得通过合法手段和渠道保护自己，往往都是忍气吞声，有的则采取过激行为。总之，多数农民工自身既缺乏产业工人的意识，也缺乏产业工人必备的文化知识和技能素质，与工人阶级新成员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另外，河南城镇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压力太大，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客观原因。
综上所述，农民工作为社会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群体，他们收入低下和权益缺失的状况如果不能尽快地得到有效改变，他们中的多数人如果不能逐步转化为正规的产业工人和安居乐业的市民，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和扭转，农业弱质、农村落后、农民弱势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将会延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要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同时，又要看到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农民工问题，是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必须用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必须从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统筹解决，必须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有针对性地逐步解决。
四、解决河南省农民工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尊重农民的实践和创造，从限制农民流动逐步转向承认流动、接受流动、鼓励流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中国农民工问题，涉及几亿农村人口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涉及几亿农村人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与和谐，关系到中国工农联盟执政基础的巩固。必须立足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充分认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思路。
（一）坚持统筹城乡就业，把解决农村就业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关键是统筹城乡就业，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过多、农民就业不充分的问题。当前，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城乡就业矛盾凸显的时期，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都将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扩大就业是中国当前和今后长期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从城乡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力的供给变化趋势看，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将越来越成为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关键是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如果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得不到消化，“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的富裕、农村的全面小康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在就业问题上，必须改变和摈弃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必须把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国家和各地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不仅要把扩大城镇就业、降低城镇失业率作为重要任务，而且要把增加农民就业纳入就业计划的考核体系，把促进农民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要目标，实行城乡统筹就业。这就要尽快打破城乡、地区就业壁垒，建立跨地区、跨城乡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真正把解决好农村的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二）坚持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
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务工，实现了职业的转变，这是了不起的巨大成就。坚持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相结合，多渠道并举，广开就业门路，是改革开放以来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经验，是符合省情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条成功道路。近年来，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异地转移形式，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对中西部地区来讲更是如此。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就业机会差别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民工还会继续主要流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但应当看到，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50%以上。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仍是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需要向城镇转移的人口数量巨大，不可能都进入大中城市，相当一部分要在县及县以下城镇生活和就业。
因此，在鼓励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入大中城市就业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不断壮大县域经济，努力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近年来，随着土地供求矛盾趋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升高，沿海发达地区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虽然这种产业转移还刚刚开始，但一定要充分认识产业转移对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地区间合理的产业分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化国家生产力布局和调节人口流向的重大意义。要因势利导，在继续鼓励中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的同时，推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沿海发达地区将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为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造条件。
（三）坚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农民向城镇合理有序流动
城镇化是一个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其核心就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国城镇化率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将达到57%，城镇总人口8.28亿，比2002年增加3.26亿（包括城镇人口自然增长0.37亿）。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近年来，流向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占到了外出农民工的2/3.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新成员和安居乐业的新市民，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必须打开城门，疏通农民进城渠道，由限制农民进城转向吸纳农民进城。
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中期阶段，适度扩张大城市是适宜的。大城市聚集效应高，就业机会多，还会有部分农村人口向大城市转移。但是，不能将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发展大城市。河南农村人口众多，不可能都集中在大城市。城市规模过大，必然带来就业、教育、治安、交通、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农民流入大城市主要还是以打工为主，真正希望在大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只是少数。考虑到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农民工收入低，今后真正能够吸引农民到城市定居的还是各类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了促进农民向城镇有序转移，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城镇化一般规律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认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引导农民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渐次转移。要继续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有重点地发展县域内的中心镇。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的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吸收了大批农村劳动力，成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目前，建制镇的常住人口已经分别占全国人口的22%、农村人口的32%。要以现有的县城和少数中心建制镇为重点，加快小城镇发展步伐，切实发挥小城镇在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四）坚持推进城乡配套改革，逐步消除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体制性障碍
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基本的人口变动特征，就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现在农民虽已进城务工，但身份没有变，未被城市认同接纳为城市居民，于是出现了大批农民工。农民工的产生，有历史必然性，又有中国特色，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中国将长期存在。必须看到，大量农民工长期不被城市接纳乃至受到歧视，融不进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将会累积很多矛盾。这种状况不解决，不仅农民工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也会导致农民工对城市普遍怀有一种疏离感和责任匮乏心态，而且处理不好可能造成不稳定因素。因此不应该继续维护、甚至固化原有的城乡分割体制，而应从中国国情出发，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宽农民工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首先应该打破户籍限制，让农民工享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使农民工和其他职工同工同酬同权，在城市安居乐业。这就要求积极推进城乡配套改革，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体制，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切身利益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市社会安定和谐与健康发展。
（五）坚持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创造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正常交往、融洽相处的社会氛围
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有别于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最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已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却与农村有着亲属、土地和社会人际关系的联系；他们进入城市就业，但却处于城市社会中的边缘状态。农民工的这种特殊身份和地位，使得他们对城乡社会稳定有着特殊的影响。可以说，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处理得好，社会的稳定就有了更加坚实的支撑。农民工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正常交往、融洽相处，整个社会的和谐才有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更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必须坚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约束力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要在法律层面规范劳动关系，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要强化各级工会的功能，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和促进形成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要把农民工作为常住人口的一部分公平对待，取消各种损害其权益的规定，建立覆盖全体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制度。要发挥社区的社会整合功能，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公共活动，促进在平等基础上与城市居民正常交往、互信互助、相互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城乡隔阂，缩短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减少身份转变过程中的痛苦，使我省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平稳顺利推进。
（六）坚持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把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对解决农民工问题至关重要。农民工素质不高源于我省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6年，比城镇居民低3年。农村的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在总人口中占75%。目前，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竟高达76.4%。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为重要。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不仅要注重通过加快经济增长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而且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开发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当前农村人力资源状况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必须坚决摈弃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提升企业和产品竞争力的思维定势。只有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才能为中国制造业发展不断提供合格的产业工人，才能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强的竞争力，才能增强农民进城就业后自我维权的能力，才能不断为城市输送文明合格的新市民，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要把提高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逐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体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教育体系中一项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来抓。这项工作的重大战略意义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逐渐显现出来，要有战略眼光和重大政策举措。
（七）坚持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轻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和社会稳定的风险
进城务工农民，大多处于“亦工亦农”状态。农民工在城镇就业还不稳定，保障他们的土地承包权，使他们不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乡之间进退有路，对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意义重大。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不仅降低了农民进城的成本，而且有利于为城市提供更具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防止在城市出现庞大的失业人群和有些国家那种城市“贫民窟”，有利于分散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压力和风险。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将长期存在，稳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政策不可动摇。这样做并不是要固化家庭小规模土地经营方式。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在城市沉淀下来，这将为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切不可操之过急，更不可拔苗助长。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一定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1]蔡干伟.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指导及就业培训探析[J].中国培训.2010（12）.
[2]柴海瑞.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问题探讨[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05）.
[3]陈兰.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J].中国劳动.2010（08）.
[4]陈咏梅.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问题研究[J].天中学刊.2010（03）.
[5]李福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一一以犯罪整合理论为视角[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