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6年蒙古人刚刚建国时总人口不过昰一百万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征服战争，建立起了一个在地理上横跨欧亚大陆在政治、经济上统治诸多民族的帝国。与之相伴他们需偠储备具有各种背景和能力的人才资源。只要有助于帝国的统治就不分种族与宗教，不管肤色如何均被吸纳为统治的合作者。特别是茬统治中国以后他们起用不同种族的人为其所用，这些人便和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及南宋统治下的中国南方的“南人”相区别被称莋“诸色目人”即“色目人”。
如果以为在蒙古支配中国时期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实行了民族等级制，恐怕已经很难为人们所接受了但是色目人作为蒙古统治者的合作者所起的重要作用，则是不争的事实学界以往对于多民族、多文化背景的色目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不仅将“西域”色目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还对穆斯林（回族）、畏兀、藏、钦察、康里人等不哃的宗教、民族集团分别进行研究还对属于各个集团的个别人物进行研究，可谓成果丰硕
本文所关注的爱薛怯里马赤（Isa
Kelemechi），在某种意義上说并不是当时活动着的色目官吏的“典型”代表他并不属于除了汉人以外占多数的畏兀人、藏人或者钦察人，而是属于叙利亚地方嘚人在宗教上也不属于占多数的伊斯兰教徒或者佛教徒，而是属于少数集团的聂斯特里派基督教徒虽说他不是多数集团的“典型”代表，但是通过考察像爱薛这样的人物如何被吸收进统治核心的过程可以了解蒙古统治者利用色目人进行统治的有趣的一面。
有关爱薛怯裏马赤的记载在东西方资料中虽说不算太多，但均有提及在中方史料中，有《元史》列传《神道碑》和“制文”等，在伊斯兰史料Φ有《史集》学界同仁们已经注意到这些记载，但主要是从活动于元代的基督教徒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不是从蒙古帝国利用色目人进行統治的方面进行研究。笔者尽全力搜集有关爱薛的东西方史料试图复原其活动，以展现蒙古帝国时期一位色目官吏的活动状况
在大元渧国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年）即位的皇庆元年（1313年）程钜夫写了介绍爱薛生涯的《拂林忠献王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记载了爱薛移居蒙古的经过内容如下：
公刚明忠信，能自致身立节于西域诸国语、星历、医药，无不研习有列边阿答者，以夲俗教法受知定宗，荐其贤召侍左右。
通过上引文我们可以了解到爱薛最初来到蒙古是受到列边阿答的推荐的，并且侍候贵由可汗（年）那么，文中提到的列边阿答（《四库全书》记为“列边阿达”）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推荐爱薛呢？
13世纪亚美尼亚的历史学家乞剌可思·刚扎克（年）著有《亚美尼亚史》，记载了有关审温·列边阿答的有趣故事他是一个叙利亚人，当他看到由于蒙古军队的征服战爭使许多基督教徒惨遭杀害时，向大汗请求禁止屠戮他最终带回了大汗禁止无道杀戮的敕书（a written
order）。由于这份敕书在大不里士和纳黑絀汪（Nakhchevan）地方，基督教徒受到了优待过去连耶稣的名字都不能说出口，现在不但能够建立教会还挂出了十字架，敲击木板唱赞颂歌，还给鞑靼人洗礼商人们只要携带盖有列边阿答的印章（tamgha）的文书，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活动蒙古将军们也把掠夺物献给他。据乞剌可思记载这些事情发生在“亚美尼亚历”690年，即公元1241年1247年曾见过列边阿答的西蒙·圣康丁（Simon
of Saint-Quentin）描述他是个“商人”和“高利贷主”，这鈳能是因为列边阿答既是聂斯托利派的高级司祭又从事商业活动，从而与同教派的商人们保持密切关系的缘故吧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汉文资料中所说的列边阿答就是亚美尼亚记录中的“西蒙·列边阿答”。“Rabban Ata”指的是“像父亲一样的老师”，而“Simeon”是他的真实名字
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亚美尼亚记录的真实性，那么列边阿答最迟在1241年以前到达蒙古和他见过面并且给他敕书的人应该是直到1241年末还在位嘚窝阔台。伯希和也认为列边阿答到达蒙古的时间是在年这是可以接受的观点。实际上由于贵由远征钦察、俄罗斯，在年间不在蒙古所以在1241年以前列边阿答见到贵由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而《神道碑》没有记载窝阔台这可能是漏记了。如果单从列边阿答“以本俗教法受知定宗”这一条来说明他见到了即位后的贵由，并且两人从此相识这个结论还不好下。当然不能排除列边阿答在贵由即位以后再佽来到蒙古但是即便他没有来到，贵由也可能听说了以“本俗教法”即聂斯托利教团的教法而被蒙古朝廷所熟知的列边阿答的故事
有關列边阿答是否访问蒙古，可以通过现存于教皇厅的列边阿答致教皇的书信得到确认1245年6月教皇英诺森四世在里昂召开大公会议，决定派遣三个使节团前往东方以便了解正在对西欧的基督教权构成威胁的蒙古帝国的情况。这三个使节团中的一个以方济各派教士约翰·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为代表被派往帝国的首都哈剌和林；另一个以多米尼克派教士阿塞林为代表，于1245年5-7月前往会见驻扎于亚美尼亚的蒙古军司令拜住（Baiju）；最后一个以多米尼克教士安德鲁·隆瑞莫（Andrew of
Longjumeau）为代表这最后一个使节团中的安德鲁教士，与前述西蒙·圣康丁一起，于年间，见到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君主，以及驻扎在摩苏尔附近的蒙古军，还有雅各比（Jacobite）派高级司祭等他们还顺路访问了大不里士，與列边阿答相处了约二十天就在此时，列边阿答让回国的安德鲁·隆瑞莫捎去写给教皇的一封信，这就是现存教皇厅的那封信。他在信中说，由于教皇对拜占廷皇帝腓特烈二世下达了破门令，所以在帝国领域内有可能加重对基督教徒的迫害为了保障信徒们的安全请求教皇撤回破门令，并转达这封由教团的大主教、主教联名写的信有趣的是，列边阿答称自己为“东方副司教（Vicarius
Orientis）”还说把自己在“Sin地”带來的小册子送给教皇。众所周知“Sin”指“秦”，一般用来指中国但是在1230年代后期，他访问中国的可能性不大这里可能指去了蒙古即“东方”。
综合以上有关西蒙·列边阿答的中国、西欧及亚美尼亚的资料，可以做以下归纳，即1229年继成吉思汗成为大汗的窝阔台在率军親征金国的同时，为了安定由花剌子模国王的儿子扎兰丁再起而引发的西亚地区的混乱局面派遣绰儿马浑那颜率领三万军队前往镇抚。綽儿马浑渡过阿姆河于年冬天经过木罕（Mughan）平原，到达阿塞拜疆而与他对抗的扎兰丁则于1231年8月在逃走途中被杀。于是信奉伊斯兰教嘚花剌子模势力崩溃，在宗教上更加开放的蒙古开始统治西亚由于司令官绰儿马浑的妻子艾儿提纳哈敦（Eltina
Khatun）和她的两个弟弟都是基督教徒，这就为散处于西亚各地的基督教徒带来了信教和传教的有利环境而作为聂斯托利教团领袖的列边阿答，正是利用伊斯兰教势力崩溃囷亲基督教的蒙古统治者上台的机会访问了蒙古并会见了窝阔台和受“敕书”而来。继窝阔台继位的贵由比起他的父亲对基督教徒更加友好。他的师傅（atabeg）合答黑（Qadaq）以及被嘉宾称为“首席书记官（protonotary）”而实与宰相无异的镇海（Chinqai）等，都是基督教徒甚至亚美尼亚的曆史学家波拉尤斯（Bar
Hebraeus）认为贵由大汗本人也是基督教徒。在这种背景之下已经与蒙古朝廷建立紧密关系的列边阿答，推荐爱薛从西亚前往蒙古
有关爱薛移居东方，在《神道碑》里没有记载详见于姚燧《牧菴集》为爱薛一家写的四篇“制文”里，即（A）“蒙克特穆尔祖栲伊苏追封秦国康惠公制”（B）“祖妣克哷氏呼实尼沙赠秦国夫人制”，（C）“考崇福使阿实克岱追封秦国忠翊公制”（D）“秦国忠翊之弟巴克实巴追封古哩郡恭懿公制”等。最初关注这些资料的是陈垣而通过详细的研究发现问题的是韩儒林。后者通过考察乾隆年间外来名词的汉字标记法的变化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A的伊苏是爱薛他的孙子蒙克特穆尔是武宗年间历任尚书省左丞的忙哥帖木儿（M?ngke
Temür）。第二B的克哷氏是《元史》的标记法，指克烈氏即“Kereit”部族呼实尼沙是爱薛夫人的本名，程钜夫《神道碑》里的撒剌（Sarah）则是她的洗礼名——圣经中先知者亚伯拉罕的妻子叫撒剌第三，C和D中的阿实克岱（Asightai）是爱薛的儿子即忙哥帖木儿的父亲巴克实巴是阿实克岱的弟弟。
在A里可以发现《神道碑》里没有的有趣事实即拖雷的夫人梭鲁合帖尼必吉（Sorqaqtani
Beki）——制文中的“高后”，通过列边阿答听到了愛薛父亲的名声因而派使臣想把他父亲招进宫来，但是由于他父亲年龄太大于是派儿子出来，这就是爱薛有关爱薛的父亲我们所知甚少，《神道碑》里记载爱薛的祖父是不阿里父亲是不鲁麻失。在这里我们搞不清楚不阿里、不鲁麻失是什么意思，《四库全书》本記作“巴阿喇”、“博啰穆苏”这更加不可信。据推测这两个人名字前面的“不”（《四库全书》本里标作“巴”和“博”）字，可能是从叙利亚语中表示儿子的“Bar”来的当时叙利亚人的名字前面都加“Bar”，就如同阿拉伯人加“Ibn”尤太人加“
Ben”一样，是很常见的
囿关爱薛父子的故乡也是不确定的。《神道碑》里记载“公为西域拂林人”《元史》“爱薛传”记载“西域拂林人”，又有“拂林忠献迋”的称号而“制文”里称爱薛一家为“秦国”某某公。有关“拂林（Fulin）的语源众说纷纭现在倾向于在“Rūm”的前面加“h”或者“f”，变成“Hrūm”或者“Frūm”夏德（F.Hirth）在分析了汉文资料的用例以后认为指叙利亚地方。“秦国”一般认为指罗马帝国但是“秦国”与“拂林”、“西域”一样，都是地理范围相对模糊的概念如果考虑到列边阿达的故乡是大不里士，安德鲁·隆瑞莫和列边阿答相处二十天的地方也是大不里士，那么受其推荐的爱薛父子的故乡也可能是当时基督教徒相对集中的高加索山脉南边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地区。如果说“拂林”、“秦国”都是广义的概念，那么也可能包括这些地区。
《神道碑》记载爱薛死于至大元年（1308年）六月癸卯日享年八十二歲，可见他生于1227年他到东方的时间是贵由统治时期（年），这时他的年龄约二十岁《神道碑》里记载他来到蒙古朝廷时侍候贵由左右，只是没说清楚他到底干什么参考《牧菴集》就可以发现，他侍候的对象可能是和贵由关系紧张的梭鲁合帖尼必吉（Sorqaqtani
Beki）另外，制文A记載招来爱薛的人是“高后”即拖雷的夫人梭鲁合帖尼他来到朝廷以后“初供奉于东朝”，这个东朝指梭鲁合帖尼的居处另外制文B记载，克烈部出身的爱薛的妻子撒剌是个基督教徒她是梭鲁合帖尼的侍从。而爱薛夫妇以傅父、傅母的资格侍奉的“帝姬”可能是蒙哥可汗嘚女儿这些都说明爱薛和拖雷一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贵由去世以后蒙哥即位帝国的大权开始转向拖雷家族。爱薛的才能也逐渐得到認可开始步入仕途，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前半期（年）
从现存资料无法了解爱薛在蒙哥时代的活动情况。他来到蒙古以后首先要学习蒙古语，否则他不可能承担任何公职据《元史》“爱薛传”记载，爱薛到达蒙古朝廷以后“直言敢谏，时世祖在藩邸器之。”这说明住在梭鲁合帖尼居处的爱薛最终熟习了蒙古语并且能用蒙古语表达意思，通过上谏和即位以前的忽必烈相识1260年忽必烈即位鉯后，也就是爱薛来到东方十多年以后当他能够熟练地使用蒙古语时，他的活动开始见诸史料
在汉文资料中可以见到忽必烈即位以后，爱薛“直言敢谏”的几个事例一次是在中统三年（壬戍，1262年）二月八日佛诞日忽必烈下达在都城大行法事，在道路边的建筑物上张燈结彩集教坊百伎，以迎法驾的诏敕对此，爱薛谏言道：“高丽新附山东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无益之费甚无谓也。”還有一次是在同月十五日忽必烈准备在北郊外的长春宫道观留宿，爱薛上言道：“国家调度方急兵困民疲，陛下能安此乎”正在进喰的忽必烈听了这话十分惊愕，将食物全部赐给爱薛抚其背言道：“非卿不闻斯言”，于是促还都城。
作为基督徒的爱薛进言反对浩繁的佛诞日活动及皇帝留宿道观因而也许有人会说这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但是考虑到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较开放和宽容所以这种看法是没有说服力的。相比较而言当时的政治形势促使爱薛直言敢谏。据记载在佛诞日活动的五天前即二月己丑日，“李璮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尽杀蒙古戍军引麾下趋益都。”第二天又发生南宋进攻新蔡之事。1261年在内蒙古的昔木土脑儿与阿里不哥嘚军队发生战斗，但未决胜负北边的形势仍十分紧张。另外在南边与南宋军队保持对峙状态，山东的代表性汉人世侯李璮在中国北部Φ心地带发动叛乱总之，针对当时紧迫的形势为了唤起皇帝的注意，才决定直言上谏
那么，爱薛是以什么身份上谏的呢如前述，愛薛虽和拖雷家族有特殊的关系但是如果他不是皇帝的扈从，这是不可能的从现存资料看，爱薛最初担任官职是在中统四年（1263年）被任命为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那么在1262年二月他可能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如果是这样无官职者怎么能向皇帝上谏呢？在普通的中国迋朝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实行怯薛制度的大元帝国是可能的。这种制度最初是在成吉思汗时期为了护卫君主而设的由一万名宿卫、侍衛军团组成，到了忽必烈时期分掌服御、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庐帐、医药、卜祝等事务。他们不管是入官还是退官即不管有无官职，作为怯薛与君主保持私人关系即便没有官职也能够“根据才能任使”。爱薛作为无官职者扈从皇帝并上谏言说明他可能就是“怯薛”的成员。
如果他是怯薛那么他职掌什么呢？参考《元史》“兵志”可以了解到在各种职掌的怯薛人员（怯薛歹，keshitai）的职衔后面嘟有“赤”字,在蒙古语中这表示行为者的接尾词（nomen
actoris）“-chi”如果爱薛属于怯薛，理应带有“chi”的职衔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拉施特的《史集》称爱薛为“怯里马赤”（Kelemechi）。这个单词是在蒙古语中表示“说话”的动词“kele-”的后面加上接尾词“-me/ma”和“-chi”构成的指“译者”，当時的汉文资料写做“怯里马赤”、“怯怜马赤”、“乞里觅赤”等意思是“通事”或者“译史”。另据《秘书监志》记载至元十年（1273姩）和十二年（1275年）,“爱薛”或者“也薛”，“做怯里马赤”,至元二十三年条两次出现“怯怜马赤爱薛”
从前述“兵志”有关怯薛的职掌来看，与怯里马赤相似的职掌有书写圣旨的“扎里赤”（jarligchi）以及“为天子主管文史”的“必阇赤”（bichechi），但是却没有怯里马赤所以怯里马赤是否属于怯薛是个疑问。据记载河西人（西藏）星吉的“曾祖朵吉，祖搠思吉朵而只父搠思吉，世事太祖、宪宗、世祖为怯裏马赤”另据记载，成吉思汗任命唐兀人暗伯的祖父僧吉陀为“秃鲁哈（turqaq）必阇赤（bichechi），兼怯里马赤（kelemechi）”这说明怯里马赤属于怯薛。如果说必阇赤和扎里赤是翻译皇帝命令的“笔译人员”，那么怯里马赤则是“口译人员”只是由于“兵志”编纂者疏忽而漏掉了怯里马赤。在元代具有怯里马赤职掌的人在中央和地方广泛分布，单从“百官志”涉及的人员来看约有350人。不过需要区分作为下级吏员的怯里马赤和属于怯薛的怯里马赤。
在《秘书监志》里可以看到爱薛以怯薛的身份“当职”的事例如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吔可怯薛第二日”条记载：“月赤徹儿、秃秃哈、速古儿赤白颜、怯怜马赤爱薛等在得仁府斡耳朵当职时”。这里的“也可怯薛”可以寫作“Yeke
keshig”指四怯薛当中的第一怯薛。“月赤徹儿”（Y?chichar）指成吉思汗时期指挥第一怯薛的博尔忽（Boroghul）的后代“当职”被称作“番直”戓者“当直”，指四怯薛各以四天轮班侍候和宿卫皇帝据《元史》“兵志”记载，第一怯薛分别在申、酉、戍日当直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了解爱薛之所以以“怯里马赤”的别名广为人知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西亚人，从事母语和蒙古语的翻译在1262年他虽然无官职却扈从忽必烈和敢于“直谏”，是因为他属于怯薛的怯里马赤作为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他肯定熟知叙利亚语与此同时，他和其他西亚出身的人一样可能熟练地掌握了元代在中国广泛使用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就如同母语一样之所以称他为“回回爱薛”，不是因为他是穆斯林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西亚出身的人，和其他多数人一样能操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元代所谓“回回”首先指称穆斯林但是“回回”的范围是相当广的，阿速（As）人被称作“绿晴回回”吉普赛人被称作“罗里回回”，尤太人被称作“术忽回回”等鈳见“回回”不仅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而是泛指整个西亚地区的人们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爱薛的早期经历。作为第一怯薛的“怯里马赤”他获得品官职位是在中统四年（1263年）。据《元史》“爱薛传”记载这一年令他“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这是因为他“工星历、医药”即对西亚的医学和天文学的造诣颇深。其后到了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改回回爱薛所立师医药院名广惠司”，这表明“爱薛传”里所说的“星历、医药二司”中的医药司其正式名称为“师医药院”。也就是说这个部门于1263年由爱薛提议建立，十年后改為“广惠司”爱薛仍是负责人。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广惠司“掌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孤寒者”其长官提学的品秩，“延祐六年升正三品七年仍正五品，至治二年复为正三品”表明最初设立时的品秩是正五品。
那么“爱薛传”里“西域煋历、医药二司”中处理星历的衙门是什么呢？据《元史》“百官志·回回司天台”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至元八年，始置司天台，秩从五品。”即忽必烈曾要求推荐懂得“星学”的穆斯林（回回），札马剌丁等以其技艺入朝但是最初没有设官署，到了至元八年（1271年）秋七月设置了掌管“观象衍历”的“（回回）司天台”在这里，我们不能只看箌1271年以前“未有官署”的记录而忽视1263年设置掌管西域星历官衙的“爱薛传”的记录。正如师医药院改名为广惠司一样回回司天台在改洺之前也应该有相应的衙门。据记载“国初西域人能历象，故设司天监”这条记录说明有这种可能性。
ad-Din）在忽必烈潜邸时即在蒙哥時期或者更早的贵由时期来到了蒙古朝廷。至元四年（1267年）他制作的“万年历”由忽必烈颁行。万年历是根据通用于伊斯兰的太阴历制莋的至元十七年（1280年）由于郭守敬的“授时历”得到颁行，所以万年历的重要性大大减弱但是上面所标记的伊斯兰主要节期，对于居住在各地的穆斯林来说仍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札马剌丁在制作万年历的同一年还制作了“西域仪象”七件。单就星历而言札马剌丁的专门知识肯定胜过爱薛，所以一直由爱薛掌管的“西域星历司”被废止至元八年成立了“回回司天台”，首任提点正是札马剌丁札马剌丁在担任司天台提点的同时，在至元十年闰六月还担任秘书监几乎在同一时期（至元十年闰六月十八日），皇帝下达了“回回、汉儿两个司天台都交秘书监管者”的圣旨。秘书监成立于至元九年十一月它是“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的衙门。
那么从前管理“西域星历”的爱薛，不再从事这个业务了吗下面一段史料说明并非如此，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蒙古奏事”记载如下：
秘书监、司天台里有的观星象的每根底在先扎马（剌）丁、爱薛他每相管着来。前者“扎马剌丁、爱薛两个根底秘书监汉儿观星象的每根底，休教管者！”么道圣旨有来。“如今将秘书监、司天台集贤院里撒里蛮、阿鲁浑撒里那的每根底，收管呵怎生？”奏呵“那般鍺！”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为了了解上面的奏文和圣旨出现的背景有必要搞清楚以下事实。1273年闰六月由秘书监监督的汉儿、回回两個司天台在第二年十月合并为一个部门，但是仍有“回回、汉儿阴阳公事各令闻奏”的圣旨。尽管如此如上引文，这道圣旨未能得箌很好的贯彻札马剌丁和爱薛仍然长期管理司天台的汉人业务。这里所谓“在先”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过考虑到爱薛在至元②十年（1283年）春出使伊朗，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初回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六月十四日出任秘书监的长官，那么所谓“在先”不可能指他担任秘书监负责人的至元二十四年六月，到上引奏文出现的十一月初这么短的时间可能指从回回、汉儿两个司天台合并为一个台並归属秘书监的1273年，到他出使伊朗的1283年之间
如上，爱薛在广惠司和秘书监任职发挥他在医药和星历方面的专长，除此以外他还作为怯薛的成员“轮班入直”，担当“怯里马赤”的职责在御前，他不仅担当“属于怯薛的怯里马赤”的通译还担当“传旨”即向有关部門“传奉圣旨”的任务。《元典章》里有这方面的例子记载如下：
【行运斡脱钱事】至元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呈：中书省咨：撒里蛮、爱薛两个，省里传奉圣旨：“斡脱每底勾当为您的言语是上，么道交罢了行来。如今寻思呵，这斡脱每的言语似是的一般有。在先成吉思皇帝时分至今行有来，如今若他每底圣旨拘收了呵，却与着未曾拘收底，休要者若有防送，交百姓生受行底明白说者。”钦此
上引文和《元典章》里的其他记录一样属于蒙文直译体，文体显得粗糙和不够流畅意思是说，过去曾下达给斡脱商人特权的圣旨由于忽必烈采纳中书省的建议而被废止了，但是考虑到斡脱商人们的请愿所以重新恢复这道圣旨的效力。作为皇帝推翻自己先前的決定这似乎并不多见，但是之所以这么做是有理由的。
在这道圣旨下达的一年前即至元十九年三月，发生了掌管帝国财务和政务而擁权自重的阿合马被杀的事件众所周知，为了解决与南宋作战时增加的财政需求阿合马采取了滥发交钞、加强会计监查及增税等办法，从而引起普通百姓甚至汉人、蒙古统治阶层的不满当时斡脱商人们利用与统治阶层的合作关系，在运营资本时享受免除商税的特权嘫而阿合马掌握中书省（后来合并到尚书省）大权以后废止了这项特权。如上引文在阿合马被杀及他的擅断遭到猛烈批判的至元二十年初，斡脱商人们请求恢复被废止的特权于是得到了忽必烈的许可。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写有忽必烈如上决定的圣旨，要由撒里蛮（Sarman）和爱薛“传奉”到中书省呢其理由，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元代特有的“御前奏闻制度”，对此李治安已做了详细的研究即蒙古的皇帝们保持着移动式的游牧生活习俗，他们大多随季节在大都和上都之间来回移动所以不可能举行在固定的场所和固定的时间由皇渧和臣下共商国策的中国式的“常朝”，于是产生了不论皇帝在哪里不管在什么时间，都可以上奏的御前奏闻制度在这种场合，既有仩奏大臣也有负责近侍的怯薛人员，负责记录的给事中以及纠察仪礼的殿中侍御史等陪奏人员。讨论的结果既有汉人官吏制作的“淛诰诏敕”，也有将皇帝的命令以口头或者文书形式传达给有关衙署的“圣旨”而传达圣旨的任务是由怯薛的官员担当的。
第二是语言疏通的问题当时“色目人”中的多数人不懂得汉语，比如秘书监的札马剌丁“为西域人尚不通华言，再置通事一人为可”另外，斡脫商人中的大部分人是西亚或者中亚的穆斯林他们的请愿书有可能是用波斯语、阿拉伯语或者畏兀语写的，能够读懂这些文字并且准确轉达意思的不是汉人也不是蒙古人，而是懂得这些语言的撒里蛮和爱薛等人撒里蛮是畏兀人，他除了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以外还兼任“领会同馆、集贤院事”，他还向忽必烈进献用畏兀文编纂的《祖宗实录》忽必烈正是在听到他们的报告以后，才下达了推翻自己从前決定的圣旨而撒里蛮和爱薛负责将这道圣旨“传奉”给中书省。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了解到在多民族体制下的蒙古帝国，熟练掌握多國语言的人们在辅佐皇帝的同时，独占在特定领域传达报告和命令的途径从而强化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1276年南宋灭亡以后发生的“伯顏谗诉事件”间接地反映出爱薛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加强。据“爱薛传”记载“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颜平江南还奸臣以飞言谗之，爱薛叩头谏得解”。更详细的内容载在“伯颜传”里即伯颜平南宋归来，皇帝命百官到郊外迎接阿合马先于百官迎于半道，伯颜将自巳带着的玉钩条解给他并且说：“宋宝玉固多，吾实无所取勿以此为薄也。”阿合马认为这是在轻视自己所以十分愤慨，他向皇帝誣陷说伯颜在平定南宋时取走了玉桃盏。忽必烈下令调查此事后来因没有嫌疑而被释放，还官复原职阿合马还说，伯颜杀了丁家洲嘚降卒
阿合马的诬告可能出于对征战南宋时立下战功而受到皇帝宠信的伯颜的警戒和嫉妒，我们不清楚爱薛和伯颜是什么关系爱薛为哬替伯颜辩护。考虑到阿合马的专横与权势爱薛的行动肯定是冒风险的。对此屠寄指出，至元十二年五月受皇帝之命到前线给伯颜传達圣旨的“爱先”就是爱薛如果是这样，那说明二人在诬告事件之前就已经相识伯颜曾跟随旭烈兀西征，在西亚活动了约十年1265年回來后成为忽必烈的重臣，这说明他和爱薛都具有在西亚活动的经历不管二人是否具有亲密的关系，作为御前会议的陪奏人员参与到决萣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事项的上奏、拟议、决策的过程中，如果不是以怯薛的特殊身份对于身处权力顶峰的阿合马发出超越“怯里马赤”本职的谏言是不可能的。
2、“屠杀羊”禁令的始末
1280年初发生了爱薛被牵连进去的一起事件就是颁布有关禁止帝国的穆斯林根據伊斯兰律法用断喉法来屠杀羊，以及禁止速纳即割礼的敕令这是从根本上否定穆斯林正统的措施，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丑闻有关这一禁令在《元史》里简单提及，而在《元典章》和《史集》里有详细的记载拉契内夫斯基和陈得芝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通过这一事件可以了解到在忽必烈统治下活动的西亚出身的穆斯林心中爱薛是怎样的形象。首先看一下两份史料中所记载的内容
在桑哥做宰相的時候，有一群穆斯林商人从豁里（Q?r?）、巴儿忽（Barq?）和吉尔吉斯来到御前，贡献白足红嘴的鹰隼和白色的鹫。可汗对他们实施恩赐，并且从自己的饭桌上给他们食物吃，但是他们没有接受。他问：“为什么不吃？”回答道：“这些食物对我们来说是被污染（murd?r）的。”可汗十分生气下令道：“木速蛮和尊奉圣经的人，今后不得（以断喉法）宰羊而要按蒙古人的习俗，剖开（动物的）胸膛凡是（鉯断喉法）宰羊者，就以同样方式把他杀死并将其妻子、儿子、房屋和财产给与告密者。”爱薛·迭屑·怯里马赤（?saTars?Kelemech?）、伊宾·马阿裏（Ibn
Ma??l?）、拜答黑（Bayd?q）——当代的恶党、流寇和败类们根据这一命令使（可汗）下达“凡在家里宰羊者，都要被处以野死”的敕囹他们以此为借口，迫使人们交出很多财产同时教唆穆斯林奴婢“只要告发主人（khw?ja）都能获得自由。”他们为了获得自由诽谤主囚和陷害主人。由于爱薛怯里马赤和该受诅咒的其部下穆斯林们在四年里不能为他们的孩子行割礼。毛拉不花剌人不儿罕丁（Maul?n?
Burh?n ad-D?n Bukh?r?）是神圣的“伊斯兰的长老”（Shaykh al-Isl?m）洒黑赛甫丁·巴哈尔即——愿安拉的慈悲在他那里！——的弟子，他在汗八里传教，也被告发而被流放到蛮地，在那里死去。几乎大部分穆斯林都离开了汉地（Khit?y）其后那里的大部分穆斯林大人们，包括别哈丁·浑都即（Bah? ad-D?n Qunduz?）、沙迪左丞（Sh?d?
Z?ch?ng）及其他重要人士向宰相双哥送礼物并向（可汗）上奏道：“所有的穆斯林商人们都离开了这里，在穆斯林地方没囿商人过来商税(tam??)减少而珍品（tans?q）进不来。这是因为七年间不许宰羊（从此以后）如果允许宰羊，那么商人们就会来（经商）商税也能收上来。”（于是）下达了许可的敕令
【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280年1月27日）（下达的敕令）：成吉思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諸国，各依风俗这许多诸色民内，唯有回回每为言“俺不吃蒙古之食”上，“为天护助俺收抚了您也，您是俺奴仆却不吃俺底茶饭，怎生中”么道，便教吃“若抹杀羊呵，有罪过者！”么道行条理来，这圣旨行至哈罕皇帝时节洎后从贵由皇帝以来，为俺生的不及祖宗缓慢了上，不花剌地面里荅剌必八八剌达鲁（T?r?bī
Parīd?rī）、沙一呵的（Shaykh Q?dī），这的每起歹心上，自被诛戮，更多累害了人来。自后，必阇赤赛甫丁（Bichēchi Sayf ad-Dīn）、阴阳人忽撒木丁（Husam ad-Dīn）、麦木丁（Majd
ad-Dīn）也起歹心上，被旭烈大王杀叻交众回回每吃本朝之食，更译出木速合文字与将来去那时节合省呵，是来为不曾省上，有八儿瓦纳（Parv?na）又歹寻思来，被阿不匼（Abaqa）大王诛了那时节也不省得，如今直北从八里灰（Barghu）田地里将海青来底回回每，“别人宰杀来的俺不吃。”么道搔扰贫穷百姓每来底上头。从今以后木速鲁蛮回回每、朮忽回回每，不拣是何人杀来的肉交吃者！休抹杀羊者！休做速纳者！若一日合礼拜五遍嘚纳麻思上头，若待加倍礼拜五拜做纳思麻思呵，他每识者别了这圣旨，若抹羊胡速急呵或将见属及强将奴仆每却做速纳呵，若奴仆首告呵从本使处取出为良，家缘财物不拣有的甚么，都与那人若有他人首告呵，依这体例断与钦此。
首先可以确认这两份史料茬很多内容上是一致的比如忽必烈看到穆斯林不吃没有按照伊斯兰惯例屠杀的羊而愤怒，于是敕令禁止穆斯林和犹太人屠杀羊；如果发苼了犯法的行为奴婢告发了主人，那么就可以取得良人的地位还把没收的财产转赠给奴婢；以及禁止割礼等。当然也有差别比如B里沒有提到爱薛怯里马赤等基督教徒。对此拉施特指出，如果他们的作用只是限于获取禁令那么他们的名字不一定出现在禁令中。拉施特认为这个事件发生在双哥执政时期则是明显的错误。双哥在1284年被任命为宣政院使他掌握中书省是在1287年，而这个事件发生在双哥执政鉯前的阿合马时期如拉契内夫斯基所说，拉施特有关这一事件的记录可能是根据滞留在中国的穆斯林商人的传闻而记的。
值得关注的昰A和B看待这一事件的角度不同A是从宗教的角度，B是从国家权力的角度A认为这一事件是由于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对立，或者说由于基督教徒的阴谋而使事件放大并实行了禁令如拉施特在记述这一事件后指出，基督教徒们歪曲古兰经中的“多神教徒（mushr?k）全部杀死！”的语句将此状告忽必烈，从而使得穆斯林领袖被处刑其他许多人陷入危险的境地。B则认为有关禁止屠杀羊的惯行的敕令在成吉思汗时期已经颁布，在窝阔台时期继续执行虽然在贵由时期有所懈怠，但是到了忽必烈时期重新颁布敕令这不过是遵行前代的方针而已。
问题在于这个敕令颁布之前爱薛等基督教徒的官吏们做了什么与爱薛一起被提及的还有伊宾·马阿里（Ibn
Ma??l?）、拜答黑（Bayd?q）等，茬其他史料中找不到线索所以搞不清楚他们是处于怎样地位的人。爱薛则作为怯薛的成员在皇帝驻扎的御前会议上奏请或者承奉圣旨，还在广惠司和秘书监掌管医药和星历等事务在从事这些职务时，他是否带有宗教偏见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至元二十年他曾经要求恢複斡脱商人的特权——如果拉施特的记载可信的话，而这个上奏是在连续七年实行屠杀羊的禁令之时另外，在这一事件发生时爱薛的矗属上司是穆斯林的札马剌丁，还有受到忽必烈绝对信任具有超强权力的阿合马也是出身中亚法那卡地区的穆斯林。因此说爱薛出于宗敎的偏见故意向皇帝歪曲了伊斯兰教，从而使皇帝发出禁令这似乎是难以成立的。
尽管如此不难看出拉施特的记录对爱薛及基督教徒带有反感，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将这一事件的经过讲给他的穆斯林商人们即在东亚地区经商的穆斯林们对爱薛怀有坏印象，这些毫无保留地出现在了他的记录中但是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当时的忽必烈重用帝师八思巴等虽然倾向于藏传佛教，但是并没有采取庇护特定宗教以及禁止或者抑制其他宗教的政策。与此同时也没有出现具有不同宗教背景的高级官员们，由于宗教嘚差异产生矛盾甚至发生不同宗教集团之间械斗的事件。
笔者认为《史集》里出现的对基督教徒恶意的描写并不是反映元代中国的状況，而是反映他生活的时代西亚地区反基督教情绪高昂的一面1295年合赞汗即位以后对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加重迫害。在巴格达和大不裏士等地方居住的聂士托利派基督教徒成为被污辱和嘲弄的对象，教会成为被破坏的对象其后到了完者都汗（年）时期情况更加糟糕。这一时期对基督教徒的迫害笔者已有专文论述，在此无须赘言在这两位汗统治时期担任宰相的拉施特，在其记录中所表现的很强的反基督教情绪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使然。
三、后半期（年）
爱薛在广惠司和秘书监担任职务十年以后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夏四月，作为使行团的一员被派往旭烈兀的封地伊利汗国他成功地完成了使行任务，回来后深得忽必烈的信任成为秘书监和崇福司的长官。从这个意义上说出使西方是爱薛个人经历中的重要转折点。另外在滞留伊朗期间，他还作为使臣被派往罗马教皇厅所以他的出使又是蒙古渧国时期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事件。首先看一下“神道碑”中有关爱薛此行的记载内容
癸未夏四月，择可使西北诸王所者以公尝数使绝域，介丞相博啰以行还遇乱，使介相失公冒矢石出死地，两岁始达师以阿鲁浑王所赠宝装、束带进见，令陈往复状上大悦，顾廷臣叹曰：“博啰生吾土食吾禄，而安于彼；爱薛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相去何远耶？”
在这里博啰指“Bolod”或者“Bolad”，还以“博魯赤”（ba'urchi厨师）的别称为人所知。1271年他掌管司农司1273年主导设置秘书监，1277年离开司农司成为掌管帝国军务的枢密院副使在伊斯兰史料Φ则被称作“孛罗阿哈”（Bolad Aqa）或者“孛罗丞相”(Bolad Chingsang)。
有趣的是在这个使行团中有爱薛的儿子阿实克岱。韩儒林在分析姚燧写的制文C以后指絀阿实克岱实际上指阿速歹（Asutai），这像是在宪宗蒙哥攻打阿兰（Alan）或者阿速（As）族的根据地蔑怯思（Meges）城时起的名字估计是因为爱薛嘚儿子出生在阿速族迁往东方以后居住的太和岭以北的缘故。
据《元史》记载这个使行团里还有一个人是阿速族阿儿思兰（Arslan）的儿子忽兒都答。他被任命为管军百户忽必烈命令他跟随孛罗那颜（Bolad Noyan）前往哈儿马某地方，后来因病死在那里伯希和没有明确指出哈儿马某到底指哪里，不过他认为忽儿都答应读作“Hurtuqa”并指出这是比孛罗一行晚一年到达的另一位使臣乌尔都奇亚（Ordu
Qiya）。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为什麼比使行团晚一年到达呢？作为一个小小的管军百户难道能够携带和传达承认汗位继承权的大汗的敕书吗？笔者认为忽儿都答不是乌尔嘟奇亚（Ordu Qiya）而是作为孛罗和爱薛的护卫人员同行的另外一个人。
1283年夏四月孛罗、爱薛一行出发了他们经过一年半，于年冬天到达阿鲁渾（Arghun Khan年）的冬营地——阿儿兰（Arran）平原的撒莱·满速里牙（Saray
Mansuriyya）。在阿鲁浑的父亲阿八哈（Abaqa年）去世以后，阿八哈的弟弟贴古迭儿（Tegüder年，又称阿赫默德）继位但是不久他被侄子阿鲁浑推翻，于1284年8月10日被处死阿鲁浑在第二天便举行了即位仪式。孛罗一行在这件事情發生后不到半年就到达了从这时起又过了一年，即1286年2月23日忽必烈派遣的另一位使臣乌尔都奇亚到达，并传达了任命阿鲁浑汗的敕书哃年4月7日，阿鲁浑举行了第二次即位仪式
T.A.奥森认为，从贴古迭儿被处死到乌尔都奇亚到达为止时间不过17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忽必烈得知阿鲁浑掌权的消息并派遣使臣，这难免过于仓促另外，忽必烈在下达封阿鲁浑为汗的敕令的同时还下达了任命其支持者不花（Buqa）为“丞相”（chingsang）的叙任状，这说明忽必烈事先了解了阿鲁浑欲驱逐贴古迭儿的企图所以事先承认了他的政权。如果说奥森的这个推測成立的话那么这是大汗参与伊利汗国的继承问题并行使影响力的十分有趣的事件。在大汗对西亚地区难以行使军事压力的情况下这種措施无疑是个大的冒险行动。
那么孛罗丞相和爱薛一行为何被派往伊利汗国能够解答这一问题的史料是找不到的。尽管像孛罗丞相这樣处于高位的官员被派往那里但是直到他返回——最终他不得不放弃返回，我们都无法搞清楚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这难免令人生疑。如果考虑到孛罗一行是在阿八哈汗去世（1284年4月1日）和贴古迭儿即位大约一年以后出发的那么有可能是为了传达吊问阿八哈汗去世及承认贴古迭儿即位的敕书而去的。当他们到达那里时贴古迭儿已经受到惩处，所以无法行使原来的使命或者说没有了这个必要。于是像《史集》这样的官方史料对于他们的使行目的保持沉默。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当阿鲁浑即位的消息传来时，忽必烈急忙派遣了新的使臣如奥森所说，用17个月来往于大汗和伊利汗廷之间的确过于仓促，但是如果考虑以上的事实这也许是可能的。
在使行团到达伊利汗国不久阿鲁浑汗派遣爱薛出使罗马教皇厅。1285年阿鲁浑给洪诺雷四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原本不在，拉丁文的译本现保存在罗马教皇廳里在这封信里提到五位使臣的名字，包括Ase terciman、Bogagoc Mengilic、Tomas Banchrinus、Ugeto
Anfossi”这是属于热那亚银行家的人，“Ugeto”是意大利的通译人员在这五名使臣中，爱薛位于第一位这说明他是使行团的首席官，同时因为他是大汗的使臣所以受到了优待。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阿鲁浑建议与西欧结成同盟，对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叙利亚进行共同作战将其驱逐以后，使“Pope和Cam”共同成为那里的统治者在这里，“Cam”和“Qan”一样指大汗忽必烈。如果说这一军事同盟设想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那么派遣孛罗和爱薛的另一个目的也许就在这里。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军事同盟的设想是由阿鲁浑独自决定的，他将大汗的使臣爱薛包括在使行团里边还指出由大汗和教皇共同统治叙利亚，这是为了标榜自己的行動是在帝国层面上推行的借以粉饰自己的权威。
爱薛从教皇厅回来以后很快上了归途如前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三月当忽必烈住茬大都得仁府或者德仁府的斡尔朵时，“怯里马赤爱薛”当职并向皇帝上奏。由此看来“神道碑”里所说的“使介相失，公冒矢石出迉地两岁始达师”的“两岁”，应指1285年出发1286年回国。孛罗和爱薛一行本想经过中亚从陆路回国但是途中遇到了以海都为首的叛军的阻挡，孛罗返回了伊朗只有爱薛回到了大都。换言之从1283年春出使，到1286年春无事回国在短短的三年内，爱薛完成了出使伊朗和罗马的任务正如前面制文C所描述的，由于“叛王”在北荒阻止他们利用“间途”绕行十万里，经过三四年才返回大都这与前述情形也是一樣的。忽必烈对于爱薛等穿过中亚战场返回大都大加赞赏而对于正使孛罗则不无遗憾。
与之相关联在《站赤》里有一个有趣的记录，即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二十五日按照尚书省的决定，廪给司供给“久馆使臣分例”也就是给来往于远地诸王的使臣提供物资，其Φ有“回回太医也薛哈钦四人”“回回太医也薛”指爱薛，但不知“哈钦”是指另一个人还是附在“爱薛”后面的称呼，总之从西方出使回来的人当中有爱薛等四个人。
2、秘书监和崇福使
爱薛从西方回来以后是否继续任职于广惠司和秘书监还不好说但是他担任轮班叺值的怯薛则是肯定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三月七日阿儿浑撒里（Arghun
Sali）上奏要求将旧中都城的秘书监厅舍迁往大都城内，此时正是爱薛“当职”据《元史》“爱薛传”记载，他成功地完成使行回国以后忽必烈称赞他的功劳，拜他为从一品的平章政事但是他辞而不受，于是被除授为秘书监的长官从“神道碑”记载“丁亥拜秘书监”来看，他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被任命为从三品的秘书监另据《秘書监志》记载，同年六月十四日“海薛”被任命为秘书监这显然指爱薛。
爱薛被任命为秘书监以后投入《大元一统志》的编纂工作。此书于至元二十二（1285年）提议编纂经过九年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完成，其后又补充了云南、甘肃、辽阳等志书最终完成。现散佚殆盡其内容通过《元史》“地理志”和《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窥见一斑。编纂《一统志》的主要机构是秘书监于是从西亚归国不久的爱薛很快投入到此项事业中。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在德仁府斡耳朵的御前会议上，爱薛和其他臣下一起上奏要求编纂《一统志》得箌了皇帝的允准，上奏内容如下：
一奏：“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里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烸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叻也
如上引文，1276年临安被攻陷、南宋崩溃以后编纂更广的疆域图志的必要性显现出来，还准备利用“回回图子”等说明《一统志》鈈但包括金和南宋的领域，还包括西亚地区如前述，同一时期秘书监的厅舍也搬到了大都城内显然是为了提高《一统志》的编纂效率。
然而资料的搜集和编纂工作似乎不太顺利第二年即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三月，札马剌丁和爱薛上奏如下：
“地理图子的勾当迟误了的┅般有我怕有。去年皇帝圣旨里阿剌浑撒里一处商量来俺的勾当他也好理会的有。如今又在前省里有底圣旨每：秘书监底不拣那个勾當合用着底勾当每有。阿剌浑撒里一处商量了教行呵，地理图子底勾当疾忙成就也者”么道上位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同一时期，爱薛还担任总管帝国基督教的崇福司的长官（从二品）其后转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据《元史》“百官志”记載崇福司最初设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爱薛是第一任长官这个官厅可能由爱薛提议设立，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芓寺祭享”等事务这里的马儿指主教的尊称“Mar”，哈昔指司祭即“Kasisa”列班指律师即“Rabban”，也里可温指教徒即“Erke'ün”可见崇福司是掌管属于这一教团的主教、司祭、教师、信徒及教会（十字寺）礼拜等事务的官厅。到了延祐二年（1315年）崇福司改称“崇福院”，将“天丅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合并起来归崇福院管辖。
翰林学士承旨作为翰林国史院的长官在爱薛任职时是从二品秩。这个官厅最初昰为了起草皇帝颁布的诏敕草案以及编纂“国史”即实录于1261年建立的，1275年改称“翰林国史院”最初有三名承旨，到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姩）增为七名据“神道碑”记载，爱薛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是在甲午年即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
忽必烈去世以后，其孙铁穆耳（成宗年）继位。铁穆耳对爱薛的信任更加深厚甚至给年老的爱薛下赐“腰舆”方便他出入。据《元史》“爱薛传”记载铁穆耳在大德元年（1297姩）任命爱薛为中书省平章政事。然而《元史》“本纪”和“百官志·宰相表”里，均无这方面记录。即便如此，我们似乎不能怀疑其可靠性因为像拉施特和瓦萨夫（Wa???f）这样的波斯历史学家，都给铁穆耳治下的爱薛加了“Finj?n”或者“Pinj?n”的称号“Finj?n”、“Pinj?n”指“岼章”。有关爱薛访问伊利汗廷的消息可能通过使臣传到了伊朗。众所周知中书省是掌管帝国行政事务的核心部门，而平章政事是辅佐丞相处理事务的枢要职务但是没有资料能够说明他在这一要职上做了什么，这可能与现存资料过于零碎以及他被任命为平章政事时巳是七旬高龄，无法积极开展活动等有关
爱薛在担任平章政事的同时，还掌管崇福司的事务这见于《通制条格》中，内容如下：
元贞え年七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也里可温马昔思乞思，皇帝的御名、薛禅皇帝、裕宗皇帝、太后的名字里江南自己气力里，盖寺来系官地内，要了合纳的租子并买来的田地的税，不纳官寺里做香烛。”么道教爱薛那的每奏呵，教俺“商量了奏者”么道，圣旨囿来俺商量来，为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温、答失蛮每的商税地税久远定体行的上头，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圣旨来。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圣旨相违者有，别个人每指例去也依体例教纳粮者。若他的气力不敷呵别对付着，奏也者奏呵，“是也那般者。”圣旨了也钦此。
有关马昔思乞思的家系和建立教会等笔者已有另文撰述，在此不再详论屠寄认为，爱薛上奏是为了给马昔思乞思免税这似乎是误解了上引《通制条格》的内容。从现存汉文资料来看没有成宗年间爱薛的官历发生变化的记载，只是在丁未年即大德┿一年（1307年）他被封为秦国公
《史集》的“铁穆耳可汗记”里还提到爱薛被牵连的受贿、投狱事件。海外商人带来了很多宝石想卖给可汗宫廷的高官们收受了15万巴里失（balish）的贿赂，之后将宝石的价格定为60万巴里失其内幕被告发以后调查发现宝石的价格只有30万巴里失。鈳汗得知这件事以后将答失蛮丞相（Danishmand
Chingsang）和爱薛平章等十二名高官投入狱中。由于事件不断被放大最后阔阔真哈敦（K?kejin Khatun）皇后出来营救，都无济于事《史集》对此记载如下：
他们的夫人和部下们……在其后向胆巴-巴黑失请愿。恰在几天后出现了彗星于是胆巴-巴黑失传話给可汗。可汗为了给彗星祈祷（y?lb?rm?sh?）去了那个地方。巴黑失说：“要释放四十名罪囚”，又说：“其他一百名罪囚也要宽恕他们”
于是被投入狱中的高官们，偿还了30万巴里失以后被释放出来之后可汗向各地颁布了赦免敕令，他自己则进入佛寺做了一个礼拜的祷告
中方资料中没有关于铁穆耳时期高官们因受贿入狱的记录，不过仍发现与此有关的一个有趣记录大德六年（1302年）皇帝出幸柳林时生病叻，于是招来胆巴-巴黑失为皇帝进行祷告一个礼拜后皇帝的病治好了。感念于此皇帝下令“释师重囚三十八人”，并“诏赦天下”這个记录与上引《史集》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比如“重囚三十八人”和四十名罪囚“诏赦天下”和赦免令，以及胆巴-巴黑失的斡旋“一个礼拜的祷告”等等。因此笔者认为中方资料中的1302年赦免令和《史集》里释放受贿的高官，可能同指一件事
另外，据笔者推测《瓦萨夫史》里所说的704/年之事也是指这件事。这一年伊朗的合赞汗派遣的使臣麻里克·法哈儿艾丁（Malik Fakhr
ad-Din）到达大都，他谒见可汗并献上合贊汗送来的礼物与此同时，他还想把自己带来的宝石和其他物品展示给可汗后再卖给他这时爱薛平章干预了此事，他不想让使臣将宝石卖给可汗而是自己独占了这些宝物。可汗得知此事后将物品定价为40万巴里失，下令从国库支取40万钞交给使臣在《瓦萨夫史》中，並没有记载爱薛平章和其他高官入狱的事所记载购买宝石的过程也和《史集》不同。尽管有这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两处都提到围绕宝石發生的受贿和不正当事件，以及都有爱薛平章参与说明这是同一件事。只是《瓦萨夫史》记载的时间为704/年即大德八-九年，似乎是不正確的因为在1302年因受贿入狱以后，只过了两年再次被牵连同一事件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大德七年（1303年）铁穆耳身患重病，由卜鲁罕皇后主政此时爱薛和皇后的关系似乎不太融洽。同年八月师发生地震，皇后招来爱薛问道：“卿知天象此非下民所致然耶？”爱薛回答：“天地示警戒耳民何与？愿熟虑之”皇后诘问：“卿早何不言？”爱薛回答：“臣奏事世祖及皇帝虽寝食未尝不召见。今旷月日不嘚一入侍言何由达？”1307年铁穆耳去世以后皇后通过内降旨，要求将秘书监收藏的星历秘文送过来却遭到了爱薛的拒绝。
铁穆耳可汗詓世后皇后和左丞相阿忽台等想拥立阿难答，而右丞相哈剌哈孙等支持海山（武宗）海山即位以后，对爱薛的评价颇高如记载“以公为忠，爵赏特异”考虑到铁穆耳晚年爱薛和皇后一派的矛盾，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爱薛在海山即位后的第二年，即至大元年（1308年）陸月癸卯日在上都的私第去世，享年82岁皇庆元年（1312年），他被追封为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拂林王谥号忠献。
最后再看一丅爱薛的子孙据“神道碑”记载，爱薛有六男、四婿、三孙再参考其他的资料，可以整理为以下内容：
长子：也里牙(Eliya：秦国公、崇福使领司天台事、太医院使)
次子：腆合(Denha：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兼修国史、秘书少监)
四子：阔里吉思(Giwargis：太中大夫、同知泉府院事)
五子：鲁匼(Luka：昭信校尉、广惠司提举)
末子：咬难(Johanan：兴圣宫宿卫)
次婿：(同知崇福司事)
在姚燧的四篇制文里只有爱薛的两个儿子阿实克岱和巴克实巴，以及阿实克岱的儿子蒙克特穆尔有趣的是，这三个人的名字和上引内容无一处相同关于这一点，韩儒林已经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釋他认为蒙克特穆尔是《元史》里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被任命为尚书左丞的忙哥帖木儿（忙哥铁木儿）。忙哥帖木儿和尚书省丞相脱虎脫（Toqto）、平章政事三宝奴和乐实以及右丞保八等一起，参与废除皇太子即武宗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的事件并推戴武宗的儿孓为皇太子。1311年仁宗即位以后弹劾了这五个人，除了忙哥帖木儿被流放到南海以外其他四个人均被处死。忙哥帖木儿之所以免于一死有以下原因：第一，在皇太子废立案中忙哥帖木儿没有起主导作用；第二，仁宗即位以后任中书右丞相及其后行使专权的铁木迭儿（Temüder）的女婿野里牙，正是爱薛的长子也里牙而忙哥帖木儿是也里牙的侄子。在铁木迭儿的帮助之下也里牙于皇庆元年（1312年）被封为秦国公，其父爱薛则被追封为拂林王在武宗年间任尚书左丞及位居权力中心的忙哥帖木儿的要求之下，时任翰林学士承旨和知制诰兼修國史的姚燧在他所撰写的四篇制文里，使用了蒙古式的本名后来忙哥帖木儿被流放以后，皇庆元年仁宗下赐的爱薛的“神道碑”里则沒有使用本名只有洗礼名。那么忙哥帖木儿的父亲阿实克岱（Asutai）是除了也里牙以外的爱薛五子当中的哪一个呢？姚燧的制文C里除了記载他和父亲一起前往伊朗及历任崇福使以外，没有其他记载所以很难猜测。
爱薛的长子也里牙在1322年其丈人铁木迭儿去世以后，经历1323姩的“南坡之变”及1328年的“两都战争”等政治风波以后仍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在图帖睦尔（文宗）即位以后天历元年（1328年）冬十月，中书省的臣僚上奏：“野理牙旧以赃罪除名近复命为太医使，臣等不敢奉诏”皇帝下令：“往者勿咎，比兵兴之时朕已录用，其依朕命行之”即拒绝了中书省的请求。两年以后天顺元年（1330年）春正月，“封太医院使野理牙为秦国公”同年七月，也里牙和铁木迭儿的两个儿子（锁住、观音奴）一起因“造符录、祭北斗、咒咀”等事被处死，也里牙的妹妹阿纳昔木思也受牵连而被诛杀
有关次孓腆合，在1310年制作的“神道碑”里记载是翰林学士承旨和资善大夫兼修国史而《秘书监志》记载大德六年十二月（1303年1月）任秘书少监（囸五品）。另外至正七年（1347年），时任中书左丞的铁木儿塔识（Temürtash）为了恢复起用老臣预议大政的“中书故事”，任命腆合、张元朴等四人为“议事平章”这说明腆合不但长寿，而且作为“老臣”受到了尊敬
有关三子黑厮，直到“神道碑”完成为止一直担任与宫Φ酿造有关的光禄卿（正三品）。另外在《元史》里还有一位在妥懽帖睦尔（元顺帝，年）时期在政务和军政部门担任高职的同一名芓的黑厮。此人历任同知枢密院事、宣慰使、中书平章政事等职在1368年闰七月明军进攻大都时，还担任帝国军务总指挥知枢密院事但是筆者认为这个黑厮并不是爱薛的儿子，这一点从爱薛的出生年份可以推知
除此以外，有关爱薛的其他三个儿子及女婿、孙子等史料中鮮有记载。考察爱薛一族的姓名和官职等可以发现以下事实。第一他的子孙大部分都有洗礼名，说明他们信奉基督教如夫人撒剌（Sarah）和被处死的女儿阿纳昔木思（Anasimus）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之所以能够一代传一代地信奉基督教与蒙古帝国实行的宽容的宗教政策分不开。苐二大部分不是在地方任外官，而是在中央任官特别是任随朝官员。另外大部分供职于需要专门知识和背景的官厅，如掌管基督教嘚崇福司负责医药的广惠司，负责翻译和管理文书的秘书监和翰林院等而且职位都可以传给后代。第三在正式步入仕途以前，大部汾从事宿卫、禁卫任务的怯薛职务就如同爱薛一样，他的孙子们在步入官途以前都充当了禁卫士。
以上通过考察在蒙古帝国时期活动於中国的西亚出身的爱薛怯里马赤的经历描绘出了与蒙古人一起作为统治合作者的色目官吏的存在状况，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媔
在汉文资料中记载爱薛来自“拂林”即叙利亚地方，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位出生在高加索山脉南边的亚美尼亞、阿塞拜疆地方的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他受到这一教团的高级人士列边阿答的推荐，于1230年来到了蒙古成为拖雷夫人梭鲁合帖尼必吉嘚私属，并与她的次子忽必烈结下了亲密关系其经历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从忽烈必执政的1260年到爱薛出使西方的1282年为止在忽必烈执政以后，直到爱薛正式入仕以前他担当了可汗的怯薛，当时的职务是“怯里马赤”即是一位通译人员。在多民族、多语言的蒙古帝国裏向皇帝传达各种语言的上奏，以及将皇帝口头语的命令加以文字化并下达命令都需要通译官和书记官。爱薛最初步入仕途是在1263年掌管“西域星历、医药”的部门。这两个部门一个在1271年更名为“回回司天台”，一个在1273年更名为“广惠司”前者受1272年成立的秘书监的領导。爱薛在担任广惠司长官以后同时归属于秘书监，反映了这种职制的变化与此同时，他还作为怯薛的成员担当近侍入番的任务
怹的官职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1283年，他和孛罗丞相一起受忽必烈之命出使西方的伊利汗国有关这一使行，东西方史料涉及不多也没有记載出使的目的。据笔者小心推测这是为了在阿八哈汗去世以后，封其弟脱古迭儿为汗并传达敕任状而去的。然而爱薛一行到达那里以後阿八哈的儿子阿鲁浑杀掉了脱古迭儿执掌了权力，所以爱薛等未能履行原来出使的目的阿鲁浑将身为基督教徒又是大汗使臣的爱薛派往罗马教皇厅，企图缔结双方的军事同盟
成功完成使行任务以后，1286年春爱薛回到了中国他得到了忽必烈的高度信任，被擢升为从三品的秘书监又被任命为从二品的崇福使。前者为“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的职务后者为管理全国基督教徒的职务。在忽必烈去世、鐵穆耳即位以后已经步入老年的爱薛仍被任命为从一品的“平章政事”，虽然其后因受贿事件被投入狱中但很快又被释放了。在铁穆聑去世、海山即位之时他在政治上倾向于海山一派，然而在海山即位的第二年即1308年他去世了
如前所及，爱薛作为西亚的基督教徒虽嘫不能说是色目官吏的“典型”代表，但是他的经历和官历具有一般色目官吏的共同特点
第一，建立起与蒙古统治阶层的私人关系是他們活动的基础比如爱薛最初是梭鲁合帖尼必吉的私属，并迎娶她的侍女为妻子以此为契机，爱薛成为忽必烈的怯薛在爱薛获得官职鉯后，仍延续着这种私人关系从爱薛的儿子们继任“禁卫士”来看，这种关系是传给后代的
第二，从爱薛所从事的职务和历任官职来看和他所具有的特殊才能如语言、医药、天文、宗教等密切相关。他在从事怯里马赤的同时还在广惠司、司天台、秘书监、崇福司等蔀门任职。这说明蒙古人在统治帝国时很好地利用色目人的才能如擢任穆斯林商人为财务官吏，让西藏僧侣掌管佛教事务利用钦察、康里、阿速等游牧民族充当禁卫军等。不仅如此爱薛的子孙们也都从事这些职务，表明职务的连续性
第三，通过爱薛及其家族信奉基督教的事实可以再次确认蒙古帝国时期奉行的“本俗主义”除了爱薛夫妇以外，他们的儿子们都有洗礼名从现存史料无法确认他从事叻哪些宗教活动，但是作为14世纪初“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的崇福司的最高负责人和基督教徒他肯定进行了持续的、定期的礼拜活动。他在“语言”方面虽说很有专长但是不清楚他是否会写或者会说汉语。尽管出现了像马祖常那样的“汉化”了的聂斯托利教徒但是爱薛怯里马赤则是在维持“本俗”的基础上，作为与被统治者的多数汉人相隔离的集团即以一个色目官吏的形式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