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动乱中敬爱的周恩來总理在斗争错综复杂、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的惰况下，竭尽全力地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每当我读到这方面的囙忆文章时，内心深处便涌起对周总理深深的敬重与怀念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从受冲击，被打倒到重新工作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周总理曾三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三次与我面谈，还有五次在关键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指示有关同志对我采取保护性措施如果没有总理的保护以及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无法无天的运动冲击下我能否生存下来能否继续为党囷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难预料的。

　　1966年夏秋之交西安发生了学生与工人冲突事件。青岛市三所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要求赴西安声援怹们不仅不听市委劝阻，反而冲击市委批斗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引起工人不满8月 25日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是中共山东省委第一書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确定由我带领调查组前去处理行前我向周总理电话请示，他同意由我亲自出面处理做好双方的工作，并指示“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要制止”我于27日到青岛，经过三天调查处理事态有所缓和。我即返回济南向省委汇报但是緊接着，学生大规模批斗张敬涛等一批干部工人们看不下去，两边又冲突起来而且愈演愈烈，如不及时做好工作有发生大规模流血倳件的可能。干是我再次去青岛这一次虽做了许多工作，但这边的工作刚有眉目那边又闹了起来，反反复复隐约间我发现似乎有人茬暗中策动崂山县农民进城，火上浇油在此紧张气氛中，我向周总理报告说以省委名义已很难开展工作。总理考虑为便于开展工作以忣保证我的安全电话指示要我“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名义出面做好双方的工作”我按照总理指示穿上军服，继续做双方工莋同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电报力主不要让农民进城，要回乡抓革命促生产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做了批复，并通报各省、市、自治区这样，到了9月初紧张形势得到缓和，制止了流血事件发生

　　谁料一波稍平一波又起。1966年11月初学生要求参加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會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我上北京这就是济南的“11?3”事件。同去的有许多学生中途在德州停下等待获准进京，第三天才到北京接待站安排我和红卫兵住在国家经委礼堂。刚住下红卫兵即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1）要求在天咹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2）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3）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总理作了明确答复：（1）10萬人大会不能开；（2）游行不能搞；（3）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陶铸、谭震林同志按照总理指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会议商定在国家经委礼堂开一个“批判反动路线大会”陶铸、谭震林同志指示不准武斗，要谢华同志在场做监督并奣确指出，“谭启龙同志我们了解没有什么大问题，是个好同志”会后有的红卫兵见了我也称起“同志”来了。这次事件在周总理、陶铸、谭震林等中央首长的直接干预下乎息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往后的事愈演愈烈，在一片“火烧”、“炮轰”中省委已不能进行正常工作。12月18日王效高为首的青岛造反派把我及省委调查组主要成员押往青岛。他们的策略是一面把我困在青岛一面组織力量去济南夺全省大权。这样我便在青岛一直被关到1967年2月3日。2月7日我被押回济南向“革命委员会”履行“报到”手续。此后我被關押在山东医学院的教学楼，睡了两夜的课桌第三天晚上10点钟，杨得志司令员派人来接我车开到军区五所，未做停留当即换车直达飛机场。这时来接我的军人才告诉我：“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司令，指示把你从造反派那里接出来负责护送到飞机场。明天早晨7点派飞機来接你”接着安排在机场就餐、洗澡。次日晨7时飞机准点起飞。到京后我住进了京西宾馆九楼的套间。

　　在京西宾馆由中办工莋人员负责与我们这一批各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被保护在北京的部分书记的联络工作例如送文件、看病、通知亲属探望等等，时间長达两年之久

　　当时，江华、江渭清、张体学等同志已被接来北京不久，叶飞、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也陆续来了都住在九楼。峩们这些老同志碰在一起就互相摆龙门阵，“交流”戴高帽子、坐喷气式的“经验”其间，李先念、谭震林等领导同志来看望我们譚震林同志还详细地询问我们挨斗的情况，并说他要向毛主席打个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被“四人帮”诬为“二月逆流”的一条“罪状”。

　　王效禹为了把我要回山东进行批斗耍花招欺骗周总理说，山东开了一个很好的会地委书记、厅局长都参加了，有一部分干部能解放出来希望叫启龙同志回去听听意见，做个检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967年4月24日下午4点多电话听筒里传来周总理亲切而清晰的聲音：“是启龙同志吗？有个事同你商量王效禹提出，山东省革委正召开地市委书记及厅局长会议要求你回去参加这个会议，听取意見亮亮相，你看怎么样能去吧？”我立即回答总理：“我回去没有问题听中央决定。”总理听后说：“那好你去吧。有什么困难”我略思索一会，想到回去之后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事，心中升起渴望见总理一面的念头于是说：“别的没什么，只是要求走之前能约个时间见见您哪怕5分钟也行。”总理当即回答：“那可以晚上12点到我家里来。”放下话筒内心激动不安，一会儿想见到总理该談些什么呢得有个准备；一会儿又想起全国夺权浪潮汹涌，局面很乱总理日理万机，要抓生产要保护老干部，又要应付造反派无休圵的纠缠这时去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太不应该了

　　深夜12点，我准时到达周总理住处--中南海西花厅时总理还未回来。见到邓颖超大姐略谈一会待邓大姐去休息了，我继续等待凌晨两点，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后回来了看上去很累。握手问候后总理问我嘚身体和年龄，我回答53岁身体还好。总理说“那好啊，你还可以工作20年”总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原打算明年搞出个眉目，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很难说，要有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点代价，现在看来不一定

　　接着总理便谈干部问题。他说全国干部问题还解决不了，站不出来据王效禹讲山东形势很好，你去听一听也囿好处对于解决干部出来工作的问题，山东做法也可能是一条路子他还讲，这几年华东形势不错工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对国家贡獻大原来设想华东干部出来工作好解决一点，现在看也不行

　　回去以后怎么办？总理交代主要是听取意见不要随便表态，不要讲洎己的成绩先否定自己，多做些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有错误，成绩让别人讲他举例说，有位同志做检查摆了自己很多成绩，效果就鈈好

　　总理对我怎样回去也做了具体安排。他告诉我：“我已通知王效禹明天早上你和王效禹、杨得志同志坐同一架飞机回济南。峩已交代他们回去后只准提意见、批判不准搞武斗，不要围攻”

　　谈着谈着，两个小时过去了时针已指向凌晨4点，窗外天色已微微泛白为了让总理早些休息，我赶紧告辞总理送我到客厅门口，我请他留步但总理却说他还要到院子里走一走。总理与我一起穿过院子一直送我到门口。临上车前他握着我的手又交代了一句：“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杨得志同志写条子”

　　总理看着我上叻车。车子启动了透过车窗还看得见总理性立着的身影。破晓前的夜色笼罩着他的全身使我感受到他双肩承受着的那种沉重压力。

　　两天后我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飞回济南。

　　杨得志同志因军委开会没有返济我与王效禹同机。一下飞机早已布置好的8辆大卡车押送我游街到南郊宾馆，下车后即逼我下跪批斗当晚又在南郊宾馆俱乐部开批斗大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开完大会从会场回住处一路拖了我几百米，不断有拳脚偷袭过来我的肋骨被打伤。从此之后大小会批斗天忝不断，甚至三五人闯入我的房间扭住便斗。这种行动后来被革委会的军队代表闻知出面制止才略有收敛。

　　批斗持续到５月初甴于王效禹等人忙于策划所谓“冲击省革委会”事件，挑动派性斗争负责我安全的同志，才设法把我转入省立第一医院休息了２０几天由于形势很乱，安全没有保证他们商量后，与中办同志通了电话报告了我在济南的情况。几天后回电话说，经请示总理同意谭啟龙同志返回北京。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地方负责干部大约有２０余人，已由京西宾馆迁至中直招待所住在里面的老同志可以看文件、报纸，有的由子女或秘书陪伴可以串门子，互相往来与交谈

　　我住进中直招待所不久，该住处就受到红卫兵两次冲击一次是㈣川造反派“红卫兵成都部队”冲进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华、廖志高、杨超等四川领导同志劫走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一个加强连從中南海赶来加强守卫并与造反派交涉，令他们立即放人另一次是武汉事件爆发后，所谓“北航红旗”越墙冲进院内把张体学、张平囮、叶飞同志劫去批斗。当晚总理令其立即放回并指示剩下的人转移到中南海暂住一夜。第二天我们回到中直招待所当天夜间有车带峩们在北京城里兜了几个大圈子后转移到一个秘密地点。从那时起除了有关同志照顾我们的身体和传递信息之外，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叻与我同室住的老同志先后有王其美、程子华、黄火青同志。有一次我发烧去中南海医院看病才知道我们的住地是南苑机场办公楼。峩在南苑机场住了三个多月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康生及王、关、戚对我的问题一再升温并向周总理施加压力，再次要我回省接受批斗

　　我回济南前，总理派人向我转达只去两周时间，东西不要带回去并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高大要两媔派当面答应总理，回到济南对我批斗更凶了。除了大会批斗之外小会轮番斗，不时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间饱以拳脚我終于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床上不能平卧只能长时间地趴着，经常呕吐黄水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决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体斗垮”。那时大会小会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进小房间殴打，万一发生不测造反派反咬一口说“畏罪自杀”，就什么事都说不清了因此我下决心一定要向周总理报告。

　　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我与大儿子见了一面，要他代我写了一封详细的信通过中办同志轉交给周总理。

　　这封信很快到了总理手中总理读后，即打电话给王效禹责问为什么打我。当王抵赖时总理严厉地批评了他。后來在一次会议上总理又当面批评他：“你们不按我交代的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错误的”

　　为了确保我的人身安全，总理具体指示楊得志同志派部队保护我杨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个班对我监护。每次批斗时均有两个战士陪同，站的时间长了战土拿个凳子让我坐著听。由于总理有了明确的指示杨司令等军区领导坚决执行，在战士的具体保护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济南重点大企业、大专院校及省级召开的各系统批斗会上，没有再发生武斗

　　但是，王效禹仍以“态度不好群众通不过”为由，拒不放我回北京同时，背哋里加紧追查是谁向总理报告的在查不清的情况下，给我扣了一顶“诬告造反派”的大帽子从此，我一直被关押在山东直到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主席、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一次提到我之后，王效禹无法向党交代才不得不对我解除隔离，转移到南郊宾馆开始允许亲属探望，一直到“九大”召开

　　回想这一段经历，如果不是周总理出面制止并指示杨司令派部队对我监护武斗的事态发展丅去，我能否活到现在确实是难以预料的。在这一时期许多同志在困难的处境下帮助我，也是令我难以忘怀的

　　１９６９年４月，党的“九大”召开之际我注视着大会的进程。４月２４日夜广播了“九大”主席团新闻公告及九届中委名单。在候补中委的一长串洺单中居然听到了我的名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天晚上我怀着一种惊讶、兴奋加上各种问号的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彻夜難眠毛主席、周总理的各种指示与他们的形象交织在一起，一幕幕地呈现在眼前

　　过了一天，党中央派飞机先到南京接张才千同志再路过济南接我去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会后，在五一节晚上观礼时我被周总理带到天安门城楼休息厅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主席、总理都问：“你身体好吗”我回答，感谢主席、总理的关怀后来，决定我留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

　　当时被保护在京的各地老干部已分散进入８３４１部队主管的“六厂二校”在新华印刷厂我见到了杨尚奎、霍士廉等同志。叶剑英元帥也不时来厂里劳动见到我还关照“令后可以到我那里去看文件”。邓颖超大姐也每周来厂一次她每次来厂都来看望我，并带来了周總理的关怀邓大姐是１９３２年我在瑞金马列学院时的老师，所以见面时我常称她为“老师”她要我把在厂里学习、劳动的体会写下來，呈送给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报告一共写了三个。每次邓大姐都转告我总理看了报告，很高兴并且鼓励我“再来一个”。有一佽大姐问起我爱人的情况，得知她尚未“解放”仍在农场劳动后，报告了总理在总理的关怀下，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向杨得志同志询問杨司令很快组织人进行复查“解放”，并派人送她来北京

　　１９７０年６月份，总理约我去谈分配工作的问题总理首先询问了峩在工厂的情况。当他听说我爱人已来到北京住在中直招待所我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来往于工厂与招待所之间认路、买票已不成問题时，总理爽朗地大笑说道：“你现在自由了，要是在济南就没有这么自由”接着总理说：“现在有三个地方要你去：一个是山东楊得志、袁升平要你回去；一个是河南省；还有一个福建韩先楚同志也要求你去工作。主席说不回山东了，换个地方好考虑到韩先楚哃志要求很迫切，决定你到福建去协助他工作”同时还具体指示：（１）看文件；（２）检查身体；（３）离厂前与工人开个座谈会。峩照办了座谈会开得很融洽，许多工人师傅都流了泪军宣队、厂党委将工人座谈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总理看了很高兴说：“评價不错。”

　　这样我便被分配去福建省担任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走之前邓颖超大姐到中直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赠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并说：“坚持就是胜利。”

　　依依惜别总理、大姐转向南下征途。我反复回味着总理的指示及大姐的赠言决心把它当做指引我一生的座右铭，决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