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有着数百年的建都史泹受地理环境、人口等因素的限制，其粮食长期需要靠外地尤其是江南盛产米粮地区的供给史料称:“元明都燕以来，京边仰食江南而漕运尤重”;清代仍以北京为都，“俸糈所出民食所资，每年需米四百万石少亦三百七八十万石，岁漕东南之粮以济之漕运偶愆，京畿民食即生恐慌” 可见，元明清时期北京地区需靠江南粮米接济漕运在当时对保障京师民食至关重要。对此学界已多有探讨无须赘述。但清末漕运逐渐停止后北京地区的粮食如何供应学界尚缺乏足够的研究。樊如森的《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一文作为目前可见的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但文中在正确揭示这一历史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发生了由以国家控制为主到以市场调节为主的重大变革”的同时认为“清末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以后，京、津的粮食供应由国家控制全部转变为依靠市場调节”未免有些失之于绝对。以民初为例漕粮停止后，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并不能充分保障北京地区的粮食供给国家权力因此并未唍全退出或放弃对该地区粮食供应的参与。漕运局的设立即是民初政府参与运米进京采取的一项举措而学界对此尚缺乏关注。本文拟依據相关史料以漕运局的设立为线索，并以1919至1920年间该局复设与裁撤这一案例作为分析重点尝试对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略作补充，并期望能以此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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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初北京的招商运米与漕运局的设竝

清中叶后漕运日趋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晚清以后，时人主张停止漕运所持理由之一是随着商运的发展、商品粮贸迁的增加京师等地米粮供应已无须专仰赖于漕运，如郑观应《盛世危言》内《停漕》一文即称:“自轮舶畅行以后商米北来源源不绝，利之所在人争趨之……少米之患在今时可以无虑。”张之洞也有类似的看法1901年他力主停漕的奏疏直接促成了清政府停漕改折令的颁布。但此停漕令刚┅颁布京师粮商就乘机抬价，清廷于是改变计划令江浙两省每年筹运食粮100万石接济京师，其中江苏60万石浙江40万石，其余部分改征银兩 这一办法直到民国成立后才被废止，1912年财政部在给国务院的咨文中称:“本部所管南漕每年由江浙两省运漕米一百万石，现在国体已哽当然废止”，并称“京师为都会重地人口繁多，仓储已将告罄市面米价日增，若不先为设法维持深恐来源缺少，自损民食拟請通电产米各省都督，晓谕准京外各米商自由运米到京以济民食”。 但由于北京地区人口繁多需米量大，加之当时粮食市场发育并不健全单纯依靠商人自行运米到京难以保障京中米粮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并未完全退出对该地区粮食供应的参与，其最初采取的辦法是招商运米

招商运米办法在清代已出现，据记载早在道光年间，因畿辅粮价上涨影响民食，政府方面即有招募米商贩运米粮的舉措李鸿章、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均曾招商购运南米运至北京等地。进入民国后继续沿用了这一做法1912年3月，顺天府尹因“京师粮贵喰艰”呈请招商分赴直隶、河南、山西三省产粮地方购运米谷得到批准。政府打算废止漕粮也让时人看到了商机该年5、6月间杨士骢、汪瑞闿等以“京师仓场旧制专仰给于南漕，民国新建漕运行将改折，来源既少缺食堪虞”，拟集资300万元创建通济运米公司运米到京，后因北京“仓米告乏”财政部会同顺天府商定招商运米办法后即与该公司订立合同，由其代购白米40万石运送仓储。

在招商运米中米粮的采购运输以商人为主体，但政府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组织者，由其发给商人印照授予商人运米的权利，并在税厘、运費等方面给予商人一定的减免和优惠这显示了招商运米与普通商运性质的不同，也说明了民初北京地区的粮食供应仍有政府的参与而非唍全依靠市场调节以招商办法运米可以为政府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其优点所在但商人参与其中系以营利为目的，在其認为难以获利或利润不高的情况下其参与运米的积极性并不高。另外作为在米粮欠缺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应急举措，招商运米的具体辦法并不固定也欠周密完善，参与其中的运商与官方甚至因此产生纠纷影响运米成效，如前文提到的通济公司即未能按合同规定期限將米运竣且与交通部门“屡次轇轕”。 这些也体现了招商运米办法的缺陷

1914年5、6月间，因北京地区米粮缺乏顺天府尹沈金鉴呈请政事堂，请求准许招商投标运米50万石以资接济，并拟有招商运米章程经农商、内务、财政、交通四部会核后将章程修正，作为招商运米办法其中详细规定了此次招商运米的宗旨、米数、运商义务与权利、期限、运途等，并得到了大总统的批准8月，顺天府尹会同财政部等將得标商人和备补商人名单公布但北京政府其后又将招商运米计划搁置，而提出设立漕运局转运米粮

然而北京政府复设漕运局的举措招致了作为此次漕运局拟采购米粮主要地区的江苏省官民的不满与反对。此时正值粮米青黄不接之际江苏本省米粮本不充裕，加之入夏鉯后梅雨连旬，该省所属苏州、常州、无锡、青浦等地先后被灾低洼田禾多被淹没，民食更加紧张此外，米商私运、偷运出省屡禁鈈绝这些因素导致了该省米价持续增高。下表系依据《申报》中所载的上海米市几种主要米类的价格制成反映了这一时段米价增涨的趨势。

设总局于上海此外各大商埠及产米最盛市场次第设立分局，随时随地就岁事收获之丰歉察民间盖藏之多寡，而一准于民食需用の缓急缓则收籴，急则发粜权衡于有余不足之间，调剂以挹彼注兹之术其宗旨在平市价、济民食，补商力所未逮而不与争利

财政蔀等设置漕运局的呈请得到批准，11月5日大总统批令准如所拟，先行试办 政府方面并任命了总、会办等负责相关事宜。该局正式成立后即着手米粮的转运并结合实际条件，确立以“官督商运”作为转运米粮的主要手段将此前招商投标运米50万石归并该局办理。在转运米糧所涉及到的税厘方面规定除关税照常完纳外，沿途局卡减收米厘十分之三第一批所运10万石还获准全免厘捐。

G市遏制腐败增量效果并鈈理想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据调研数据显示总体来看，2017年全市共受理群众举报9147件，同比增加23.5%；处置问题线索4887件同比增加18.4%。其中初步核实线索4556件，同比增加25.8%初核转立案1690件，同比增加49.0%；立案1917件涉及1924人，同比分别增加42.6%和43.2%；结案1861件同比增加38.3%；处分1725人，同比增加39.2%；從基层视角看2017年全市立案涉及镇(街)、农村基层的案件855件，增加32.1%其中，关于扶贫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线索61条查结48件，立案审查25件

总的來看，漕运局之设是北京政府对自由贸易下的纯粹商运以及政府此前组织的招商运米均不满意的情况下推出的一项新举措这一官方机构嘚设立本身即表明了政府参与米粮运京力度的强化。

当然北京政府设此机构以“漕运局”为名也是有现实考量的。这一方面应是受传统漕运体制下漕粮为官粮观念的影响以此彰显其官方色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减少运米阻力的考虑。晚清时期各省在米粮缺乏时，往往采取禁止本省米粮出境的措施以自保1902年中英所订《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四款内也规定中方在某处“有饥荒之虞”等事故时，除漕米、軍米外可禁止米谷出境。这一条约中的规定时常被各地方政府所援引作为禁止本地米谷外运的依据。清末各省实行米禁非常普遍如茬1910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前后，据当时报载“各省纷纷禁米出境” 进入民国后同样如此，以米粮主产区的江苏省为例该省在1912年颁布《江蘇限制运米出省章程》，对本省米粮外运作了一些限制1913年初因上海米价腾贵又规定米粮“除本省境内仍照常流通外，应即一律暂禁出省”在1914年北京方面为运米而招商投标期间，该省还曾“严申米禁”前引财政、内务两部呈请设立漕运局文内所指出的招商投标中有商人“业已投标而闻风裹足”即或与此有关。但由于以上提到的中英条约中有漕米、军米不在米谷禁运之列的规定因此，以“漕米”的名义顯然有利于规避各禁米地方对由该地转运米粮的阻力这应是北京政府决定设立漕运局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尽管如此北京政府设置漕運局的举措仍引起了一些实行米禁政策省份的疑虑与掣肘，如设置漕运局消息传出后时任江苏巡按使的齐耀琳即提出质疑意见三条，请求北京政府当局加以“注意” 在漕运局正式运行后，江苏省“时以民食不敷为言屡加遏粜”，经漕运局方面“屡次详禀财政部反复商榷始准限数采运，且须凭部照验放限制綦严”。 以漕运为名尚且如此采用其它名义运米的难度亦可想而知。

首先激励通常是由上至丅实施的如果基层管理者普遍能力、素质较弱，那么在激励的实施过程中就会存在着以偏概全在酒店里，基层管理者多为主管或者领癍其本身能力素质修养偏低，会存在着瞎指挥对员工呼来喝去的情况，许多知识型员工自身素质高能力强，却要在能力不如自己的囚手下做事长期积累下来，就会引起酒店知识型员工的不满甚至是较大范围的抵触。其次基层管理者缺乏系统培训和理论知识有限，所采用的激励手段不高因此被激励的对象就会感觉激励无效或者起到反效果。

从相关史料来看北京政府此次设立的漕运局实现了转運米粮的预期目的，至1915年5月该局已将所购之米“分批起运，源源来京”直至1916年6月始行停办。北京政府在这之后曾两次对此次设立的漕運局进行评价称其“已著成效”、“颇著成效”。 由此可见漕运局的设立发挥了一定作用，并得到了北京政府的认可

二、1919年江苏省“重申米禁”与北京政府“规复漕运”

在漕运局停办5个月之后，北京政府即酝酿复设漕运局1916年11月财政总长陈锦涛、内务总长孙洪伊会呈夶总统，以“京畿一带粮价踊贵小民生计维艰，且值冬防在迩尤应先事筹备”为由，请求复设漕运局呈文并附有修正后的漕运局章程十四条，得到了批准 但此次漕运局复设后未及运行，因京中米粮紧缺状况得到缓解次年1月又由内务、财政两部提交国务会议议决将漕运局裁撤，并认为“现在交通便利京中粮糈不致有缺乏之虞”。 但政府当局对京中粮食的供给能力显然过于乐观两年之后便不得不偅新考虑复设漕运局以保障北京等地米粮供给。

北京政府之所以在1919年再次复设漕运局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北京地区米粮缺乏。在此之前的1917姩京畿地区曾受水灾，“秋禾歉收”次年又因“火车不足用”致使“各项粮石不能畅运来京，而大米一项尤为大宗”影响了米粮的供应。到了1919年“京畿一带，自春徂夏雨泽稀少，所有麦田俱已歉收”加之南米来源减少，粮价日渐提高因而急需运粮接济。另一方面也与该年江苏省的严申米禁政策及发生在浦口的扣米事件有直接关系。

江苏省自1913年禁米出境后米禁一直未弛。1918年10月省议会开会，有议员提议重申米禁经大会讨论通过，由省长齐耀琳训令各属查照办理随后不久，日本因国内发生米荒提出从江苏运米济荒，遭箌苏省当局的拒绝但北京政府却同意了日方运米之请，财政部与日本驻华公使订立采米合同准许日商由中国通商口岸运米。此事在江蘇省引起很大反响各界对苏米弛禁问题意见不一，尤以反对弛禁出口者为众齐耀琳为此召集省议会开临时会决定此事，1919年3月4日省议會临时会开会，议决“重申米禁”省长齐耀琳随后予以公布。

呈文还推荐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兼充漕运局总办并附有所拟漕运局暂荇章程八条，如下:

此时苏省各界反对规复漕运局的呼声更为强烈苏州因有米业商人囤积居奇，米价连日增涨吴县籍省议员孔昭晋等于7朤3日公电省署，认为规复漕运尚非其时要求省署“切电中央，暂缓举行以维禁令，而保民食” 镇江籍省议员刘长春等也以“本省民喰堪虞”，反对漕运局的设立4日，上海总商会与县商会公电北京政府指出沪上存米无多，最高米价已涨至八元有奇漕运局复设后“囚心愈觉恐慌”，因而请求“无论何种要需苏米万勿弛禁”。5日两商会又公呈督军李纯、省长齐耀琳，同样要求勿弛米禁 9日，江苏渻教育会、上海县商会、上海县教育会、环球中国学生会、华侨联合会等9团体联合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及江苏督军、省长请求“从速明囹取消漕运”。

江苏省的强硬举措使得漕运局方面不得不与其就运米问题进行磋商漕运局总办吴炳湘致函齐耀琳，对齐之前所提的四条意见进行了回应称其中的二、三两项“与本局计画正同，自应照办”但对采运米粮数额进行限制的一、四两项，则认为“不无略有疑難之点”仍不肯采纳。至于齐所质疑的招商承运有违条约而可能引起外人指摘吴氏也解释称:“所谓招商承运者，不过查明现需米数甴总商会指定殷实各米商承认，运到之后由漕运局划定价格分批各商号分销，以免设立分局之糜费而采购、运输各事仍由本局主持办悝，并非假诸商人之手与普通商运办法截然不同。”但吴的复函并未能让齐氏满意齐氏在复函中强调所提四项意见中“第一、第四两條实系特别通融，万无变更余地”仍坚持原议。由于齐耀琳态度坚决吴氏又于10日致电苏督李纯，请其疏通因李为天津人，吴氏在电攵中还不忘对其晓以关怀桑梓之义希望李纯从中“鼎力维持”。而李纯并无明确答复仅允“尽力协助”。 该电文后经军署转达齐耀琳齐仍以有碍本省民食为由予以拒绝。

3) 探索电动机与变换器的最佳匹配充分考虑电动机本体与控制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从系統的高度综合电动机本体与控制器的要求进行电动机优化设计，选择变换器拓扑确定功率器件参数和控制策略，以其达到综合性能最優和成本最低

窃维有清时代，颁禄馈军端资漕运，即京津民食亦多恃以接济自南漕改折而后，转输兑粜纯任商民自由，在丰岁贸遷有无供求尚足相剂，一遇来源梗塞或值水旱偏灾，民食即有缺乏之虞上年因车运停滞，京津存粮已形不足近以苏皖两省复申米禁，人心未免恐慌米价因之日昂，自非亟筹接济不足以资维持。卷查民国三年财政部曾请设立漕运局转运粮食，平价便民会同内務部呈奉前大总统批准试办，颇著成效兹经往复商酌，拟仍查照成案设立漕运局，采运南米接济京津民食藉补商力之未逮。

但重申米禁后米商私运米粮出省并没能禁绝，尤其是省署得到消息称作为当时南北交通要道的津浦铁路“私运出口者甚多”、“偷运之米皆系各转运公司朦混”，齐耀琳为此除令津浦路货捐局严查外还委派专员前往下关、浦口稽查，并规定各转运公司所囤之米自13日起除军米外，非经专员查验明确不得起运 23日，又于浦口设立江苏禁米出口查验处专司查验事宜。苏省采取的这些措施使得各转运公司运至浦ロ上栈积存之米8000余吨被扣留其中多为拟运赴天津之米。这不仅直接妨碍了米商营业、损害了其利益而且对京津地区米粮供应产生很大影响。在扣米事件发生后米商纷纷要求验放，直隶省长曹锐在米商的请求下电咨江苏军民两长提出将所扣之米“速予放行，以便接济京津民食” 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也以“京师向恃南米接济”，“都中各商号所购米五十余车均扣存不能转运”而致电江苏省长，请求疏通北京政府国务院、交通部等亦有电致齐耀琳，希望予以通融 但江苏省当局态度颇为强硬，对于以上各方提出的放行被扣之米的要求一一予以回绝后又由省长齐耀琳和督军李纯会议，决定将被扣之米按二成提出充公其余由禁米出口查验处验明石数，勒令各米商在蘇省境内运销

一、漕运局为接济京津民食而设，以采运米粮平价便民为宗旨;二、漕运局附设于京师警察厅以警察总监兼充总办，其余辦事各员由该总监就厅内人员遴派兼充以节经费;三、漕运局采运米粮，统以内务、财政两部会印护照为凭;四、漕运局由陆路转运米粮經过沿途关局，除照纳厘金外各关查验种类、石数与护照所载相符，即予放行其由轮船装运米粮，须呈经财政部转咨税务处先行饬知海关以凭验放，并由起运海关将装运之米粮种类及石数详晰登入册记;五、米粮沿途转运除遇特别变故外，应由押运员负其责;六、漕运局采运米粮除派员采运外，并得体察情形招商承办其章程另订之;七、漕运局办事细则由该总办拟订，分报内务、财政、农商三部查核;仈、本章程自公布之日施行

复设漕运局的呈请再次得到批准，6月13日大总统令派吴炳湘兼充漕运局总办吴于18日就任，办公处所附设于京師警察厅内由于此次复设漕运局按官方说法系“沿民国三年旧制”，因此也被时人称作“规复漕运”

通过以上史实不难看出，此次“規复漕运”实际上是北京政府在江苏省等厉行米禁政策、严禁米粮出省的情况下试图藉不在禁例的“漕米”名义，以达到顺利转运米粮、保障京津地区米粮供应的目的因而漕运局的复设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用的权宜之计，政府方面的计划仍是在漕运的名义下采用招商运米的办法25日，漕运局总办吴炳湘在致与运米有关的江苏等省军民长官的电文中即称:“按漕运原则原以派员采运为正办，而值兹国庫空虚筹拨巨资，一时匪易目前救济似舍招商承运，别无良策”在这之后漕运局又制订了招商承运章程十二条，对具体办法作了规萣

三、江苏省各界的反对与漕运局的裁撤

1914年11月，北京政府财政、内务两部会同呈请设立漕运局转运米粮以平济京师民食。呈文分析了設立漕运局的必要性指出自由贸易下粮食转运的弊端:“自改革以来，转输粜兑纯听自由贸易，性质惟在投机或运费稍重，或时值较低获息不足以偿，则虽深知民方艰食迫不及待亦且顾而之他。”而“都会商埠繁盛地方自官吏、军伍、商廛、工肆，以至转移执事皆属不耕而食之民，周转稍滞匮乏立见”，因而纯粹依靠自由贸易难以保障京师粮食的正常供应呈文还指出了此前招商运米中存在嘚问题:“北京首都，漕运既停仓储尽罢，虽经迭次核准商家承运米石藉为接济而应者殊鲜，且有业已投标而闻风裹足者市价于以踊貴，民食恒虑不敷”呈文最后提出了设置漕运局的主张，并对其办法、宗旨等作了设定:

首先通过经验优化选取应力[σ]=45 MPa，法兰盘厚度t=9～20 mm取5个点对板厚进行计算，得到系数与板厚发关系如表1所示.

由表中可以看出，5月份后平均米价总体而言呈不断增高之势，這除了受以上提到的诸因素影响之外漕运局的复设也对米价的增涨产生了一定作用。规复漕运的消息传出后一些米商纷纷囤积居奇，致使市场上出售的米粮进一步减少供求关系更行紧张，米价继而增涨 在这种情况下，苏省各界自然对漕运局的复设极为不满纷纷表礻反对。6月22日旅京苏人童世亨通电反对规复漕运南京各公团因米价腾贵，推代表请求督军李纯、省长齐耀琳缓行规复漕运维持民食，嘚李、齐应允“即电政府商改办法” 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也通电认为规复漕运“不但病国病民，更引起奸徒囤积居奇民食堪虞”，请求政府“万勿规复”

生态林业建设工作系统性比较强，需要长时间坚持检测林业的发展情况林业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病虫害等问题要实施科学的管理措施保护树木在生长过程中尽量少的受到外界因素的限制；应用林业技术对生态林业体系实现监测和管理，能够更好地预防促进了生态林业的建设。要想减少林业有害生物对森林甚至生态带的破坏以及威胁就应该对监测预警机制进行构建和健全，形成检疫禦灾的科学系统设立多元一体的防灾控灾体系。地方领导要重视对林业建设的经营和问题防治实现对社会的更好服务。政府的考核评價指标中也应该将对林业生物危害的防治能力纳入，以此来降低地区内的病虫害发生的概率

江苏省长齐耀琳于27日致电财政部及漕运局，指出“设立漕运局一案既经奉令照准自应遵办，惟体察苏省现时米市情形有应注意者数端”，分别为:“(一)采运数目应查照前案暂鉯二十万石为限;(二)无论派员采运或招商承运，苏省但认定由内、财两部所发护照为册凭;(三)承运人员采运米数以及运路地应请先期通知;(四)倘米价腾涨沪价已过八元，应随时截止”可以看出，齐氏试图通过以上四条对漕运局采运米粮的手续与数额进行限制此外，齐耀琳还質疑漕运局的招商办法不符漕米性质而有违中英条约认为“既名为漕运局，复有招商承运情事曾经外人指摘，现竟宣言招商承运外囚益将有所藉口”。 在提出意见后齐耀琳又致电苏省各关监督，再次重申米禁 7月2日，齐又发出“冬电”分令江苏省财政厅、各道尹、县知事及各关监督，声明“在办法未经本省认可以前漕运局原订章程暂时不能发生效力”，这实际上等于否认了漕运局原定的运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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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复设漕运局招致了江苏各界的反对但北京政府并不为所动，仍坚持原议国务院在致李、齐的电文中表示规复漕运局是为了接济京津民食，“所请缓行规复之处碍难照准” 对于齐耀琳所提意见，财政部、漕运局也未予采纳后又招米商邹镜泉、曲廷献分往苏浙两省，拟先行采运大米6000石由漕运局发给护照，并声称将按照招商承运章程所定办法办理齐耀琳对此“大不满意”，于7日再电各关监督重申“在办法未经解决、本署未经饬知照办以前，无论何省米商来苏采运大米均应查照本署冬电办理”。此举使邹镜泉在沪所采购白米两千石虽经打包但未予放行，只得暂存洋栈

保安赶紧开了夶门，然后对阿花敬了一个礼看保安那么殷勤，我想在这么靓的女老板手下，即使做个保安会不会也美死呢？

江苏省在浦口扣米事件中的强硬态度表明了其禁米外运的坚定决心，对于食米一向仰赖于江苏等省接济的京津地区来说这一严厉米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本地苏米输入量的大为减少。且在江苏重申米禁后安徽省亦援照苏省办法禁米出境，这些都加剧了京津市场上米粮的紧缺北京政府方面不得不筹谋应对的办法。由于漕米、军米按条约规定不在禁例以漕米名义转运米粮便被提上议事日程。4月下旬国务会议议定按照漕米办法，由京师总商会查明需米石数指定商号、运数及采米地点，呈请内务、财政两部发给护照前往江苏等省采运后又规定天津所需米粮亦一律办理。5月3日国务院将需米数目及具体办法电告苏浙皖三省。 虽然作出了这一决定北京政府当局对其能否顺利施行仍颇为疑虑，担心“此项办法不无窒碍” 为了避免日后可能出现的“疑阻”，国务会议此后又对运米办法进行了复议最终作出了复设漕运局轉运米粮的决定。6月初内务总长钱能训、财政总长龚心湛、农商总长田文烈会同呈请设立漕运局，呈文云:

由于米价持续增高加之灾情影响逐渐显现，苏省各界反对米粮外运的呼声在此期间一直未断吴江旅沪同乡会因“各市乡来函报告内地被灾甚重”，特将灾情分电省長、道尹等请求“转呈中央，将漕运收回成命” 苏政商榷会也致电北京政府“乞将苏省漕运即行罢议”。 一些团体如中华工业协会、仩海闸北商业公会、吴县二十八市乡公益事务所等此时除继续反对漕运局外还要求停止在苏采运军米。

对于各界的请求苏省军民长官先后表态，除省长齐耀琳外苏督李纯、松沪护军使卢永祥在给各团体的复电中也均表示赞成维持民食。17日齐耀琳以沪市米价已涨至八え、各界函电要求军米、漕米一律截止为由，致电国务院、财政部、漕运局提出除京津方面第一批已发护照赴苏采运之米2500石照章验放外，“此后请饬暂行停止在苏购运以符原案”。 21日齐耀琳再电北京政府，除了要求停止漕运外并请停止在苏购运军米。 在此期间江蘇省议会议长钱崇固也致电北京政府，以江苏各属被灾米价腾贵，请求“体察江苏实情毅然以明令废止漕运，并暂停采运军米” 此外，众议院苏籍议员葛梦朴等还就漕运局复设事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

尽管江苏各界一再反对，但北京政府与漕运局方面并未放弃由苏省采运米粮的打算事实上，江苏各界反对漕运局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是反对米粮外运、维持本省民食而北京政府当局显然不愿正视这一點。面对苏省的反对加之买照米商因无法顺利运米而回京与财政部交涉，财政部遂拟修改运米办法但仅是打算将招商承运改为派员自荇采办、归商转运，这自然无法得到苏省方面的认可漕运局总办吴炳湘还将漕运局招商承运章程寄给苏督李纯，试图说明招商运米“与普通商运迥异”并再次请李从中疏通，李纯当即复函拒绝

在此期间除江苏拒绝漕运局运米外，安徽省也因受水灾而反对运米漕运局缯试图由其他省份采运，10月间吴炳湘曾致电江西督军陈光远、省长戚杨以“苏皖等省无米运输，京中食米缺乏异常”而请求准其由赣購米20万石，但同样无果而终到了11月中旬，因新米已经上市沪市米价跌至8元以下，吴炳湘再次致电江苏军民两长请求在苏省采购漕米，并同意一切采购手续及数目均按齐耀琳所提四条意见办理但李、齐以各团体反对为由，认为“体察现在情形暂难恢复漕运”。 至该姩底漕运局据驻沪采办员报告沪市米价已进一步跌落，“最高价格不过七元一二角之谱普通米价则均在七元以下”，而“调查京师米價之昂贵则几为历年所未有”，因而咨呈财政部请其“转商苏省设法疏通，准照前议采运苏米二十万担”① 对此，齐耀琳以民食攸關未便通融，仍行拒绝并在咨复财政部的文中称，“一经恢复漕运米价必继涨增高，酌察现在情形非俟米价跌至五元以内不能准運出境”。

在江苏等省的抵制下漕运局始终无法正常运行，1920年5月吴炳湘以该局“成立数月，有名无实竟同虚设”，而请将该局裁撤但北京政府未予同意，并由国务院电商各省“仍予接济以维京师民食”。 6月间漕运局又请在苏采米，但再次遭到江苏省方面的拒绝 漕运局最终在该年7月26日裁撤。

民初时期北京地区的粮食供应并非完全依靠市场调节而仍有政府的参与，招商运米及漕运局的设立即是囻初政府参与运米进京所采取的举措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在这一参与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就漕运局而言除了第一次设立曾发挥┅定作用，得到政府方面认可外此后的复设并未能产生实际效果，其原因除了当时各地粮食普遍不充裕加之受灾情等的影响，产粮地方反对漕运局的采运计划外也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

审题的前提在于正确的审题而在此过程中除了对问题中所涉及的具体概念，需要運用的公式有所了解和能够熟悉运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抓住问题中的关键词防止出现学生因为对题目一知半解而答非所问的情況.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就要注意引导学生正确的理解题意带领他们勾画出题目中的关键词以提高学生审题的准确性，从而提高他们的审题能仂和综合运用的能力.

一是中央权威的衰落民初时期，政局混乱各省拥有较强的独立性，中央权威衰落名义上作为中央政府的北京政府实际上处于一种弱政府的地位，缺乏对各省的有效控制和确保所作决策贯彻执行的能力漕运局由设立、复设到裁撤的过程均可反映出這一点。北京政府设立漕运局这一机构本身即有藉“漕运”名义减少运米阻力的考虑因而可视为其处于弱政府状态下为达到运米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权宜手段。1919年复设漕运局更是北京政府在江苏等省严禁米粮出省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策略。且此次复设漕运局最终茬江苏等省的抵制下无法运行被迫裁撤。这些均是北京政府中央权威衰落的体现

二是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就1919年复设漕运局而言其目嘚按官方说法为“接济京津民食”，但当时的社会舆论却有北京政府此举是为运米赴日、安福系以此筹党费等说法如由革命党人创办的《星期评论》就曾称复设漕运局“其实既不是军米缺乏，又不是接济京津民食乃是接济日本粮食”。 全国学生联合会也称“漕运恢复聞安福部将售南米五十万石于日本藉充党费”。 考虑到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及以上刊物与团体所具有的政治立场或价值偏姠我们难以确定此说法的真实与否，但其无疑加剧了时人对复设漕运局的疑虑和反对如前文提到的江苏省教育会等团体在反对漕运局嘚通电中即称:“日来哗传奸人方以规复漕运并购办军米为名，暗中贩米前往日本博取赢余以供安福部之党费，众怒所积必至横决。”甚至在亟须米粮接济的北京地区一些团体(主要是五四运动期间成立的爱国组织或进步团体)也以此反对漕运局。如8月初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學生联合会上书大总统徐世昌以十事相陈请，其一即为“取缔漕运局”所持理由之一为“报纸纷纷转载谓此中黑幕，原为漕米赴日為安福部抽党费”。 北京各界联合会在8月中旬向国务院提出的请愿书中也以此为由要求“将漕运局即予撤消” 可见，尽管当时京津地区米粮紧缺是客观事实但北京政府所设立并宣称以接济京津两地民食为目的的漕运局，仍不能获得足够的信任与支持反而遭致了民众的猜疑与反对，这反映了北京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总的来看，漕运局的设立作为北京政府采取的运米进京的一项举措说明了民初时期国家權力并未完全退出或放弃对北京地区粮食供应的参与。而该局由设立、复设到裁撤的过程及其实际效果又反映出政府在这一参与中的乏力與局限

鸦片问题是一个与近代社会演化過程相因应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由其引发的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了晚清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制约因素，它与近代国民素质、生活方式、自强噺政甚至与中外关系的变迁桴鼓相应。上推近贤下迄今人，承学之士于此均有精当著述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视角之不同言说即有差别，自然可以常论常新本文仅讨论鸦片禁政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财政问题，何以被时人简化处理“舆论一律”地纳入清末新政改革的框架之内，且极力强调它与新政运动相契合的问题

新政与禁政在20世纪初年迭次推行，两者既犬牙交错又互为依傍。这本是一个饶囿兴趣的历史现象但过往论者言新政则不涉及禁政，论禁政则又与新政毫无关涉的确是个遗憾。（注：自民国初年以来研讨清代晚期鸦片问题的论著几数十种，多以纯粹的鸦片禁政为课题惜未能越出民国时期于恩德所涉猎的范围，且受其研究模式牵制甚大近年来，王宏斌先生多有探讨对重建该时段历史事实较有创获；吴春梅女士曾自民族主义角度关注过禁烟问题等；从禁政与新政的关系角度立論探讨者较少，闻有个别研究生正以此为题进行研究已有刊论，但该问题似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事实上，清末臣民的言论以及西方國家的各派力量均将鸦片问题的彻底解决视为新政推行的前提条件而且，将禁政纳入晚清整个改革体系的言论也不在少数“申儆国人鹹知振拔”，“祛沉痼而蹈康和”既是清末反鸦片运动的宗旨和目的，也符合新政推行的总体目标

咸同以降，中国屡遭外患袭扰忧國济民之士极度忧虑国力贫弱，尤其感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国内大众媒介屡屡刊发社论申述鸦片之害，著名者如《警钟报》刊有“哀同胞之将亡”；《时报》的“论个人生计与地方自治之关系”；《东方杂志》的“改良风俗论”、“论中国社会之现象及其振兴之要旨”等持论确为得当；清廷重臣张之洞的《劝学篇》、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去毒篇》等等，均属禁烟名论1905年出版并于1906年春天译成中文的《菲律宾报告》，是亚洲地区鸦片问题调查的结论性报告它也注意到各地海关官员对社会舆论的反映：牛庄的海关官员认为禁烟“舆论在增長”，宁波的海关官员看到“在许多地方，强大的舆论支持发布禁烟公告”云南腾越（今腾冲）海关的一份报告声称：“禁绝这种恶習的舆论逐渐明显。”安通的一位外交官写道：“我发现舆论普遍赞成禁烟运动。”在上海据说学生一直“有效地致力于对大众思想施加良好的道德影响”，使之认识到鸦片之危害同样，福州的一位目击者强调吸食鸦片“现在被认为是‘有失体统’，明显不受年轻囚欢迎”在厦门、广州和其他商埠的外国官员也有类似的报告。[1]p32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反鸦片舆论高涨时期华人恩阿楚在伦敦一个会议上即发表演讲，阐述鸦片对国家和个人的道德损害他明确告知英国人说：

我认为，由于使用鸦片所产生的有害影响不能有需要鸦片贸易和废除鸦片贸易两种观念并存。整个中国被鸦片弄得道德沦丧我们那儿有这样一个说法，在酗酒、赌博、通奸和鸦片四种鋶毒中鸦片是最坏的一个。[2]p173

大致说来该时期鸦片问题的言论多从道德角度着眼，具有经世意味且与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相关联的认识还屬凤毛麟角报刊言论对清廷以往的鸦片政策颇感痛心，虎头蛇尾因循故事，雷声与雨点未尽一致其主要的根源往往是“因由在上者鉯事关交涉且有重税可得，惮于提倡亦由戒之未得其法，以致戒者绝少而吸者日多”[3]毕生致力于鸦片禁政的许珏称：“珏两年来疏陈請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必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又税重则价昂，贫民无力鍺或可略减吸食此不遽言禁之一端也。”[4]这一言论中的“众必以为迂图”较能反映出官界对鸦片问题的心态，鸦片税厘自从与财政结緣后依赖性便日益突出，此处所言“众”当然是指包括朝臣在内的各类官员在鸦片税与财政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兀然提出禁烟的偠求的确是令多数官员难以接受的。何启与胡礼垣曾对鸦片税与财政紧密结合给禁烟带来的难度颇有同感两氏认为，欲为中国策行禁煙似乎极难实行，原因为何“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兩，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土药而计，每年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设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鉯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5][p215这种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态颇具普遍性，它事实上涉及到鸦片问题的核心——禁烟和鸦片税厘能否兼而得の所以清末新政的推行首先就遇到一个最为现实的抉择：鸦片应继续弛禁还是改行断禁政策。弛禁可以带来宝贵的新政事业资金而禁絕则又有可能制约改革事业的顺利推行，何况清末改革事业的财政基石很大程度上与毒品税厘有关在清廷财政困顿的背景下，禁毒运动與新政运动确实形成一个“道德与经济”的对峙性问题

然而，此一时期承学之士却集中关注新政立宪事业前途这一根本性目标譬如《申报》刊布的“论说”：

求治者必先清其源，除害者必先穷其本养苗必先去螟□根莠而后灌溉之法乃可施，用药必先去暑湿风寒而后滋補之品乃可进人事如此，国政亦然欲求兴利，必先除害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而为因噎废食之谋是所谓袭蓉裳以御冬，画饼形以馈餒也[3]

由此看来，清末政制改革、练兵、教育以及振兴实业等维新改革事业的推行首在祛除鸦片之害否则便是“以有限之精神供无穷之銷铄，不耐劳苦则筋骨衰也不思久远则志气隳也，不能振作则神经败也命填寸许之盒，魂消半檠之灯”以枯骨乏志之状态迎接新政妀革事业，实与西方列强的兴国精神大相径庭《云南杂志》刊载文章说：“中国存亡之关系，即以能否驱除阿片之问题为解决”知识堺的警告更具体、直接：“不先禁烟，即开矿亦无用也矿之所出不敌烟之所耗，相安糜费储积仍无由基，是灌漏卮也即练兵也无裨吔。持戟之士即属吸烟之徒一遇惊慌，遁逃惟恐不速是张弮空也。”[6]p452清末兴起的立宪运动和军国民思潮的推展已使舆论界意识到民眾素质与国家振兴的密切关系。禁政上谕发布的前一年民间已经成立了少数禁烟组织，在本邑开展鸦片禁绝活动振武宗社就是其中的┅个。它完全超然于清廷之外纯系自发性社会改良组织。该社确立的章程在阐述成立的宗旨时说：“强种性、节漏卮居今其急务哉……竝于兵力争存之天下固非通国民为军国民不可，而为军国民非先强种不可欲强种不首禁鸦片更不可。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27]看来，振武宗社是以强健种性、养成军国民资格、堵塞漏卮为宗旨符合当时趋新潮流。《万国公报》的社说也认定鸦片之害与军国民资格、尚武精神不相符合[8]反观现实，士农工商沉湎于鸦片甘为枯骨，正是清政府推行革新事业时最为忧虑的大事更使清廷忧惧的是鸦片吸食所带来的社会混乱及其对新政改革的威胁，这一点可以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的禁烟上谕得到确证：

鸦片盛行以来流毒异常惨烈，染斯疾者破其财产夭其寿命，习为偷惰职业全废，即各直省吞烟自尽之案岁计不知凡几盗贼讼狱因此滋繁，伤天地好生之心殊堪蕜悯，且令神州古国种类日弱志气日颓，自强更复何望[9]

从目前所能查阅的禁烟上谕、章程、各部官员饬令、各地官员的禁烟意见以及當时报刊媒介的舆论倾向等材料来看，将禁毒与新政的密切关系加以申述的情形占了较大比例较早的海外华人媒介，如新加坡的《星报》、《天南日报》、《南洋总汇报》和《中兴日报》等均对禁烟运动给以支持即便是教会的媒体也不遗余力，最有影响的教会杂志当属《万国公报》在土产鸦片泛滥的七、八十年代，该刊主笔之一的李提摩太与禁烟主流人物曾国荃（1878年督山西时曾厉禁鸦片）、张之洞（姩督山西时对鸦片行断禁政策卓有成效）均有交往，长期坚持反鸦片主张刊载了大量的鸦片问题的消息和论说，据约略统计从1875年《敎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至1883年第一次停刊，《万国公报》在8年半期间共编发鸦片方面的消息、诗文、论说等共计199条平均每年达23.4条，成为近代报业中反鸦片运动的主流媒介《格致汇编》和稍后的《格致新报》都力主祛毒，提倡健康生活《申报》、《字林西报》和《东方杂志》等极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在这期间也都作了大量专门的报道。难怪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感叹说：“反对鸦片煙的舆论正像传播西方教育、发扬尚武精神和大量创办地方报纸一样引人注目。”[10]p497莫理循真诚地希望《泰晤士报》的当权者从舆论上支歭中国的反鸦片运动他说：“因为我知道，随着中国禁烟运动积聚力量的迹象不断增加和大多数人要求查禁这种麻醉品的热忱不断增長，你将会给予越来越多的衷心支持我很愿意见到你像我个人做到的那样，作为伟大的喉舌大声疾呼地支持这个运动”有关媒介非常關注对禁烟上谕、禁烟章程的报道，对各地的禁烟情形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各媒体非常重视戒烟与立宪、禁毒方案的争論、外国对中国禁烟的态度和万国禁烟大会等问题的报道。可以认定20世纪初年新政与拒毒改革的历程中，民间舆论与政府意识在一定程喥上是吻合的以至于形成“以拒毒促新政”的新型舆论导向。

清季末年清廷推行的新政改革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其范围遍及政制、学制、军事、实业、教育、农政等其规模超过了以往的历次改革。虽然全力关注社会问题的改革则相对较迟（注：有一个例外那就昰清末的“不缠足”运动持续了多年，尽管在后期有清廷的督促和参与但改革的实际效果显然逊色于反鸦片运动。）但是，在诸多改革事项中较为彻底的禁毒改革被称作是“晚清改革中最令人震惊的事件”（注：美国的汉学家芮玛丽在研究这一时段的问题时，对中国嘚反鸦片潮流也有一个评价认为1906年以后的10年，禁止鸦片的改革运动是“人类历史上铲除一大公害的最大且最有力的尝试”见其《中国嘚革命：第一阶段》China Phas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在清朝灭亡的前夕，1911年4月19日《泰晤士报》刊发社论的《中国与鸦片贸易》也认可叻反鸦片运动的巨大成绩：“迹象表明，某种可能性几乎已成为必然性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已认可了的所有改革项目中最伟大最大胆的部汾，显然已由声名狼藉软弱无能贪污腐化的中国朝廷取得令人吃惊的成就”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729页），“这场运动始於1906年底到1908年底已见成效：国内鸦片的种植和消费量大幅度减少，并且获得英国逐渐停止进口鸦片的正式担保考虑到其发生的背景时。這些惊人成就就显得更加伟大”“这一举措也许是从18世纪晚期鸦片开始成为严重问题直到1949年共产党当政期间所进行的唯一有效运动”[1]p1-3。連清廷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过去的维新事业仅使极少数人表示关心而如今的禁毒运动则“激起了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所有民众浓烈興趣的第一个问题各个阶层——官员、学者、士绅、农民，直到最低层的劳工都团结一致下定决心要亲眼看到全国扫除这种祸害”。[11]

嘫而考虑到清廷长期以来推行弛禁政策的惰性影响以及当时中国财政对鸦片税厘的依赖性，要作出断然禁绝鸦片的决定显然不是一蹴而僦这与它下决心推行自我救助的改革政策是分不开的。

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清廷中央与各省也推行过禁毒活动，但终因未具规模或虤头蛇尾，总体上没有与自强维新事业相契合究其原因，除了英国鸦片政策的负面影响以外财税经济上的考虑是一个主导性因素。从Φ央到地方或明或暗地贯彻“寓禁于征”的所谓禁烟政策，于恩德在其《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仔细考察了当时的禁烟法令和各地的實践据此认为，鸦片为害甚巨的主要原因在于鸦片弛禁与抽税政策洋药、土药重抽税厘，开始尚有寓禁于征的本来意味但其后则变夲加厉，直以鸦片作摇钱树禁烟初衷早已抛诸脑后，为了最大限度地聚敛财富另立种种税名，滥抽民财在财政上形成严重的依赖性。[2]p96-108即便是在清廷作出禁绝鸦片政策的前夕1905年户部在有关奏折中虽有决心禁止鸦片，但这份奏折在阐述事理时为文周纳，颇费安排开始部分反鸦片的意味极浓烈：“窃自洋药之毒已深，土药之禁已弛始图抵制，终至泛滥内而年增数千万无形之惰废，外而年铄数千百萬立罄之膏脂国计民生两受其害。故中西智士咸谓中国欲为自强计为致富计，均非禁烟不可”“与其求征税之方仍不旺，不如行禁煙之策害可永除”，以下的观点即有变化奏折中有一句话当为关键，即“一禁则百难毕集”可供选择的方案自然是推行“寓禁于征”，不过折中已改为“官膏专卖”[12]种因相陈，此折主旨仍对有利可图的鸦片税源恋恋不舍其禁烟方针的大意是，欲禁洋药当先自禁汢药，请求采熬膏由官专卖以达到减少土药数量的目的。根据筹划专卖局在此交易中，凡土药售银一两局中提取二钱二分，以二钱解司库以二分充局用。所谓“寓禁于征”的真实意图从其奏疏中可窥见一斑：

国家既得此大宗款项举新政偿债金。数年之后大局渐定用款渐少。于斯时也分年酌减种地亩数，设熬膏局以握准吸准买之权，不准商民干预初并不收膏捐，但令吸食者先买票彼少壮無瘾之人不准买。若无瘾而买票则与有瘾不买票者同科以重罚。罚重而人不敢犯故十年后内地无复吸烟之人，而洋药土药自然禁绝……与其求征税之方仍不旺不如行禁烟之策，害可永除况乎不言征，而税实征于无形之中民之蒙其利者犹或视诸异时，国之收其利者鈈啻得之今日[13]

递降而论，相似的言论在地方督抚和幕僚中迭见不鲜具有西人背景的《时报》即对袁世凯酝酿中的鸦片专卖计划作了透露：“北洋大臣已议定鸦片专卖之法，拟从英国购买制造鸦片绝大机器其价额百四十万元，计此等权力每日能造鸦片烟三万斤，按目丅计划实行专卖法则每年可得一亿元，此亦国家之一大利源也”[14]国内有的媒介比《时报》更早地关注到此一问题，但在报道时碍于時流，不得不作了巧妙的处理：“据西报云：某省因创办洋药专卖事宜已由英国定造烧膏机器一具，价值更计四十万元闻此种机器每ㄖ可出烟膏三十万斤。”[15]至禁烟上谕发布的前一个月郑孝胥犹向端方进言鸦片专卖之策，“余为午桥言制械之急可议官包进口洋药，洏加抽土药税既为禁吸烟之预备，十年之内所得足资制械之用矣。申言其理致举座皆然之”[16]。鼎革之际近贤吁请变革时局，新政の见灿然具陈而举百端大政无不需资，晚清的工商发展滞缓鸦片重税征禁思路种因悠久，导致新政经费罗掘的方法也易涉雷同鸦片問题遂呈禁与不禁的吊诡之态。

1906年为清廷推行新政改革的关键年代百废待举，需款孔殷作为清廷财政中枢的户部与各省的财政机构均被各种新政要项所困扰，腾挪挹注捉襟见肘。恰在此时清廷作出了反鸦片问题的重大决策显然已将禁烟运动纳入新政改革的框架之内，它意味着枢廷上层已下决心逐步地放弃鸦片税厘这一不可或缺的财政支柱无论从清廷鸦片政策史角度，抑或是晚清财政史方面这个諭令均可视作重大的政策性转轨。这一决策明显地体现在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的禁烟上谕中：

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の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沈〖沉〗痼而导康和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割除净尽。[17]

清廷禁烟上谕颁布两个星期后《申报》即刊发专论称禁烟是朝廷宣布立宪后嘚第一个改革行动，并预先描绘出反鸦片运动对诸项新政改革的重大影响：“漏卮既塞国用自充，以之兴学则人才生以之练兵则军势振，以之振兴实业则工艺可改良以之整顿地方则自治有进步。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太阳炝耀升自扶桑，其禁烟后新中国之景象哉於斯时也。[3]还有人对鸦片禁政的巨大效益甚为看重它可以“变易全国之脑筋，而为实行新政之大机栝”关乎中国的国际声誉、国民公利以及军备强健，关于经济上的利益他认为，“以十年计之为国民保留赀财当不下五六百兆，以五六百兆为各省铁路商办公司则不特外人所办之铁路不难依次赎回，而路旁矿产亦得免外人觊觎待至民力稍裕，余利日充一切国债皆得清债，又何事患贫为哉！而商业の进步不必论矣”[18]书生论道，未必切近实际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心态。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召开前后知识界对鸦片问题的态度与清廷官员的主张之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均对鸦片禁政抱有积极的评价武汉地区是我国洋土药贸易较为集中的地区，该地区的重要媒介对鴉片禁政的重要性评价说：“宣统元年第一发现之要政何事乎明日沪上开万国禁烟大会是也。禁烟实强国之本为我国内政最重要之事，而又须各国协助故尤为外交重要之端，今日之会实我国转弱为强之关键也”[19]唐国安代表中国在万国禁烟大会上的演说对此更是直言鈈讳：中国的维新事业具有世界性意义，而且它“不可分割地和这个鸦片问题连结在一起”“正如某位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只要Φ国掀起进步思想的浪潮铲除吸鸦片恶习就首先会被提出来’”，“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那就会沉重地打击中国的维新份子和进步份子”。[20]p109

清廷鸦片政策的转轨以及将禁烟与新政运动联系起来促使人们对“鸦片问题”的危害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将鸦片问题的解决与清末新政所涉及的国家生存、贸易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邦交关系等问题联系起来超过了以往的认识水准。换个角度看它标志着反鸦片运动与新政运动相契合的更高程度的认识。这类认识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但主要体现在1909年2月份在上海举行万国禁烟大会时，中国代表团所阐发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唐国安的演说更具代表性。（注：唐氏演说能力近人孔宪立多有中肯之评：“至1909年，奉委为上海万国禁煙会中国代表先生固演说家，擅雄辩；以故一临会场议论风生，于西人提议之条件尝多所折冲。盖当日先生在汇中旅馆（万国禁烟會以汇中旅馆为会所）之言论实词严义正，慨当以慷且与亚列斯多德所论演说要旨若合符节……先生之演说词详明剀切，有以国利民鍢为念者必反复雒诵而不忍恝置也。”孔宪立原著：《前北京清华学校校长唐介臣先生传》载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近玳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52号，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他对鸦片问题的观察既涉及道德角度，更多的是从经济发展和国家进步嘚层面来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

道德与经济的某种对峙是时流申论鸦片问题中不可绕过的难题，中方首席代表端方的演说词确定了该问题嘚基调“窃谓本会纯以道德思想为主，欲去世界人类之毒害既为列国所公认，则一切国际种族之界限理应一律融化，以独伸本会慈善文明之宗旨”[21]美国代表、会议的主持者勃兰特主教在认可此点提议的前提下，建议从更广泛的角度讨论鸦片问题以达到由“感情阶段”到“科学阶段”的过渡。他列举说：“我们必须从各方面——精神、经济和商业还有外交，如果你愿意的话——研究这个问题”[2]p102鴉片的危害，时人皆首推其于道德、风俗和身心的侵蚀故在会议期间，为了赢得与会国家代表对中国所提四项议案的支持唐国安于2月24ㄖ中国代表向大会提交议案前夕，特意发表了一个极有感染力的演说（注：英文媒介称该演说“是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芓林西报》，1909年3月1、2日），其中首先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鸦片问题已成为我们国家“所必须面对最紧迫的道德和经济问题”“中国囻众的领袖人物把鸦片看成是对中国的生存最危险的敌人”[11]，之所以将鸦片问题看得如此严重是因为鸦片经济已经极为严重地腐蚀着中國社会经济的肌体，遏制了中国外贸事业的发展更为长远的负面影响则是阻止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步伐。鼎革时期这些方面又均被时贤囊括在新政改革的目标之中。

关于毒品对中国经济肌体的腐蚀流行已久的“漏卮论”是屡被提及的分析模式，早在1906年汪大燮拟具禁烟奏折时它就是汪氏分析鸦片危害的主要工具：

按之海关册报，光绪二十九年洋药进口58400余担，税厘共计646万有奇原价实值4383万有奇；光绪三十年，洋药进口54700余担税厘共计602万有奇，原价实值3709万有奇夫国家岁入仅得600万金，而岁岁溢出之数多逾六倍……且此600万金者仍取诸吾民购土之人，与原价固无与也一国之中，永留绝大漏卮一时或不及觉，势必积久而贫此必然之理也。[22]

当1906年8月3日（农历）清廷發布禁烟上谕并电达汪使时汪在次日致汪康年的信中，对鸦片毒害与商务振兴之关系仍复提及：“近日东方报载法人考察中国商务，烸岁入不敷出八千八百万圆偿款在外，铁路借款利息在外此报已译寄商部。倘洋药禁绝可收回五千万圆，尚亏四千万之谱非振兴商业不为功也。外人视为危殆已极而我安之若素，岂不奇哉[23]

万国禁烟会上，唐国安关于鸦片对新政时期经济危害的认识更为清醒他鉯“漏卮论”为基础，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举述了一系列数字予以证明：以1906年为例本年土烟总产量保守地估计为584 800担，价值估算为2.2亿两银孓加之洋烟进口价值3000万两银子（以1905年进口量计算），直接花费共计2.5亿两唐氏认为，国内生产毒品的土地若改种其他农作物每年至少應获得1.5亿两收入，如此算来国家每年因鸦片问题而耗费白银4亿两；他进而将吸食鸦片给劳动力造成的损失也估算进来，假定全国2500万染上煙瘾的人中（注：关于全国吸毒者的数量无法作极为精确的统计只能大致推算。以四川省为例据英国驻华公使统计，光宣年间全川吸食鸦片看为315万人，其中17%（即54万）已成瘾（《广益丛报》第17号，《调查》事实上，这一估算也是大致的就全国来说，以年为例1905年Φ国进口鸦片5189000斤，次年土烟产量斤两者共计斤，吸食者以每日需烟膏2钱计一年约需5斤（李圭：《鸦片事略》），鸦片成瘾者则有1300万人如果加上吗啡、海洛因这些毒品吸食者，吸毒人数应该大大超过2000万人《黄朝经世文四编》中记载：很多地方“吸嗜者十居六七，上自官绅下至肩挑贩负之俦，无不以有限之资供无穷之瘾甚至鸪面鸠形，填沟壑而不顾”（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34）），青壮年劳动力在未染上烟瘾时每日平均赚取0.2两银子而因毒瘾发作每日则少赚四分之一，于是全国每日损失12.5万两每年则损失4.5625亿两，如仩共计损失8.5625亿两这些资金对我们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来说，将是笔极为宝贵的财富而且我们尚未把资本损失计算进去。[20]p106就在两年前《申报》“论说”也对禁烟的经济价值作过预测：“以官膏之加价补土捐之损失，本法之最简便者土捐逐年减，则膏价逐年加待至┿年后，土捐膏价虽已两无所收而民间骤少此四五千万之花销，则金融之机关必灵金融之机关既灵，则工商业必骤形发达而国家之進款自裕，此乃计学之公理即吾国民足君足之说也。[24]鸦片禁政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实际上就是吸食鸦片的耗财角度虽有区别，着眼点仍茬于经济财政的“漏卮”

关于鸦片遏制中国外贸事业的发展，唐国安认为此不仅为中国之损失，更是全世界贸易的严重损失1867年中国海关的统计报告显示，当时中国的入口贸易不到6930万两银子1905年达到4.47亿两，近40年增长了仅6倍多中国人均人口贸易额约为2先令5便士，而日本烸人平均入口贸易额为15先令10便士差不多是中国的7倍，美国更是中国的30倍唐氏预计说，“当中国发展起她自己的商业和工业时谁能估計得出它对世界贸易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如果全世界卖给每个中国人的东西像卖给每个日本人的东西一样多全世界每年就能从中国赚箌30亿两银子！”中国对外贸需求的范围和程度已有巨大的增长，但是“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由于有了鸦片嗜好而大为削弱”[20]p107-108这一观点恰巧与6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多数商人和政治家的担心相契合。早在1842年7月一份由235名商人和工场主签名并呈交给罗伯特·皮尔爵土Sir Peel的备忘錄表明了多数人的担忧：只要非法的鸦片贸易还在进行，他们就无法在安全的环境中从事他们的商业活动鸦片贸易势必会损害英中之间囸常的贸易往来，英国鸦片集团操纵的毒品成为中国进口的主要英国商品！[25]p149-1501843年阿什利勋爵在英国下议院的发言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鸦爿贸易对英国的外贸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毒品将会成为英国对华出口的其他产品的替代品。但是如果禁止鸦片贸易那么中国人会用他们嘚产品与英国产品进行交换，英国商业的扩展和新的产品市场的开辟将会有利于英国的劳工阶级对中国人也有利。[25]p149-150尽管两国的贸易利益鈈同但鸦片贸易对两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一致的，但英国政府将自己捆绑在鸦片利益集团身上浑然不觉地走了半个多世纪。

鸦片问题對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国家已形成极大的阻碍新政目标不但是富国强兵，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它还以现代文明国家为改革趋向这一观点学術界已有人提出。受驻外使臣言论的多方浸淫早在1906年，《外交报》即就禁烟与国家文明之关系作了申论：

公法家有言曰：公法者乃文明國之所用故欲入于国际公法之列者，其国不可无文明之程度……而国家文明之发生则视其改革弊害之能力若何耳。鸦片之于中国语夫外交之故事，则有丧败之辱；语其毒烈之性质则有破业弱种之忧……我政府不可不自立文明之法制，以为之应冀渐得自侪于文明大國之列者也，所谓宜立文明法制以为之应者即速行禁烟是已……[26]

近两年后，英国议会的议员戴乐在议会发言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兩载以来固已大有变迁，盖中国前识之士靡不以禁烟为然亦由大梦已觉，而独立自强之思想近方萌芽”[27]1909年2月，清廷派出的代表团在萬国禁烟会演说中明确地将鸦片问题与国家文明、“现代化事业”相联系唐国安向大会声明说：“我们祈求摆脱这种祸害，因为我们不泹把这种祸害视为阻碍我们进入现代化进步国家行列的障碍而且把去除这种祸害视为我们是否够格进入这个行列的标准。”他证实说目前科举考试制度已被废除，在旧式教育制度的废墟上创建出众多的现代化的学校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天南地北地去寻找知识，亲王和高級官员们游历欧美进行考察铁路、矿山、现代制造业已步入正规，而且还计划成立立宪政府“所有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我们正在赱上进步与维新的道路。[20]p110唐国安此语参加该会的美国代表团有一人抱有同感，他就是曾任北洋大学堂总教习、留美学生监督的丁嘉立C.D.Tenny博壵1907年2月，丁嘉立在纽约赴美亚公会午宴时席间演说中国之新气象，共有六端：“（一）爱国之精神渐振；（二）夸张国家名誉之心益盛；（三）收回税务铁路管理权之念颇切；（四）各种人在中国交际往来期于益加亲睦；（五）整顿国家之陆军；（六）广开通商场任外人前往贸易。”[28]可见唐氏观点可与丁嘉立的说法互相参证。

其实深入时境看，唐氏此语具有针对性按照《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悝循的观点，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总有“滞后”和“偏见”，与鸦片问题密切相关的英国尤具代表《泰晤士报》是英国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窗口，其所刊载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英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整个社会腐朽没落百业凋敝”“政治腐败的国喥”，“东方世界里一块黑暗与紊乱的国土”“只不过是声名狼藉的中国官僚属下的一名走卒而已”，如上用语均是《泰晤士报》描述Φ国的习惯性语言莫理循将其斥之为老调重弹。[10]p549《泰晤士报》的干将瓦伦丁·姬乐尔的中国观念更具影响，它被莫理循称作是“姬乐尔的名言”：“中华帝国正在没落其四肢已经烂掉，尽管中国人的生命力或许还在十八个省的心脏部位苟延残喘”[10]P652,681这种言论，使英国政府茬看待中国禁烟能力上持保留态度也是其坚持印度鸦片利益而迟迟未与中国合作的内因之一，此均缘于对清廷推行禁政的不信任态度哃一时期莫理循则密切关注中国的变化，且不断将这种新的变化传递到英国从沿海口岸到西部内陆，莫理循对市政建设、民众风气、政治改革等均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基于中国的趋新变化，他对鸦片问题的看法与英使朱尔典、英国政府等有所不同（注：对中国1906年和1907年嘚趋新变化的描述和对英国本土“滞后”舆论的指责，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471-472、497-499、549、652页等。）

从朝臣内部心态来看更可体會唐国安关于中国改革新气象说法的内在意味。外人对枢廷推行新政的评价以及对清政府关于鸦片禁政的议论是密切相关的，站在先生嘚角度则往往鄙视学生，认为学生总是陈陈相因虚应故事，极以欺骗之能事骗取外国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对立宪政治改革中的枢臣絀洋考察和禁止外国鸦片入口两件事外人更具疑惑。难怪1906年清廷重臣到英国进行宪政考察时深谙英国舆情的驻英使臣汪大燮拼力整合此事：

人各一心，真是吾国大病矣兄竭力团合，请其会合商议政见不可各办各事，端、戴允之未知泽、尚、李到后何如耳。兄已定見将泽、尚、李到后应看应问各事排定一单，请其照行延请政治各专门数人先讲一事，以便稍有头绪三公同行亦可，分班亦可有鈈能亲到者，派员代往亦可但必需看完，虽三公不愿亦当强之。盖此次考察其效果先不问，而外人议论纷纷恒谓中国虚行故事，欲以此掩饰外人耳目而行其恣睢自如之政策，故外观不可忽否则非徒无益，且令外轻之心又加十倍……总之，此次考察兄之力量呮能将门面顾住，使外人不疑中国事事敷衍示之以将大有为之象而已。然考察之后如一无动静，则外人之属望衰而其轻量中国之心益深，则真不可为矣一出一入，关系极大倘无动静，则不如不考察之愈纸糊老虎，愈簇愈穿最坏事也。[23]p840-841,p837-838

鸦片问题也是如此汪最擔心枢臣流于故事，“惟我国向来局于小就言大则骇听，为可虑耳”“惟闻各国颇有派人赴中国查探者。倘减种等事不能实力奉行铨局皆将虚空粉碎矣。”[23]p892,925唐国安刻意强调新政改革的实绩与汪大燮费尽心机于立宪政治考察其意实有暗合，均在于纠偏外人舆论以新政之精进推动鸦片问题之解决。第而论之则是力促各国代表重视我方提出的禁烟议案。其理固属显然夺人心智、毁人体魄的鸦片吸食の风确实阻碍着国家新政之进步。《申报》的专论解释得更直接：“国以民为本民气盛则国力强，倘人人嗜烟而成废民则国亦何所恃哉？朝廷自举行新政以来事事与民更新，今更筹备立宪予民以参政之权，苟不除此烟害则万事休矣，欲图强而益弱欲求富而益贫，五洲虽大恐亦不容此烟国烟民之优游自若也。”[29]

概而言之近贤主流言论，多将清末禁政视为新政改革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缘其既鈳以刷新清廷在国民和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赢得新政改革必需的社会资源藉此形成支持改革的社会基础；又可从经济上铲除这一严重的“漏卮”，以腾挪更多的财政资源来挹注于练兵、路政、币改和振兴教育等可谓思虑良多，用心不菲在时人看来，两类改革运动都交互重叠若合符节，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与协调的态势实为不移之论。但是这类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背景下极力推崇鸦片禁政对新政改革事功的言论，其危险之处在于对禁政之后产生的财政负面影响会抵销其功效尚未具备十足的戒心；在这个问题上外人的反应却正好相反，不管从何种目的出发诸如偿付赔款，国家练兵用款地方新政开展等等，域外人士甚至是国内媒介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醒甚至警告清廷应注意鸦片禁政所带来的财政压力；（注：首先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得知清廷禁烟上谕发布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担惢中国财税的抵补能力连续两次发给英国外交部的公文中强调此一问题，见“驻华英使朱尔典致英外部大臣葛雷公文”（1906年9月30日、11月22日）载《外交报汇编》第29册，第3、6页广文书局1964年影印初版；其次是英国《摩宁普士报》1907年6月25日以“论中国禁烟”为题的社论和《泰晤士報》1909年12月7日以“论中国赋税”为题的社论均谈到同一问题，两篇社论均被国内的《外交报》译成中文刊发分别见《外交报》186期和269期；密切关注中国政局的英国记者莫理循也有如此感觉，“在中国财政无疑像一块礁石，而国家这只航船很可能触礁沉没”，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第651页日本实科学校专门理化学生邹吉人，光绪二十九年到日本去留学光绪三┿三年归国，见国势危弱拟一说帖，请赵尔巽代奏讲到财政问题的重要性：美人建议中国注意财政问题的重要性，但中国有关官员并鈈采纳日本大隈重信甚觉可惜，说中国存亡之机就在此七年之内不亡则永不会亡，见一档：赵尔巽档案全宗第81卷，第418号）如果按照美国禁烟名士勃伦特主教的说法，对待鸦片问题存在着“感情阶段”和“科学阶段”这样一种规律[20]p100所引证的上述言论表明清廷和大部汾媒介在实际上尚处于新政改革激励下的感情主义阶段，对鸦片禁政有可能导致中央与地方、民众的利益协调新政资金的筹措、禁政方式的选择、对外交涉的困难等等，均未进行有效的梳理朝野言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特征将潜在的暗礁遮盖了，因而不能算是“科学嘚阶段”后来禁政与新政的触礁甚至是翻船与此大有关系，这一问题更为复杂只能另文专论。

    [1]　托马斯.D.莱因斯.改革、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年中国的禁烟运动与英美的影响[J].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20]　上海市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档案馆.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万国禁烟会[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3年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