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明代中期通判之建置运荇

《诸司职掌》与《大明会典》中等有系统的记录明代制度最为明确，确实是我们认识明代通判制度最关键的文献不过，其因革总结過于简略其制度的实际运作又缺乏完整的说明，有鉴于此必须要透过《明实录》、地方志书、明人文集等纪录作相互补充，方能理解淛度条文下的实际运作状况

《诸司职掌》刊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按其规定京师与各府通判皆为一员。然而实际上各府通判员额不定根据各地政事繁简，不拘多少甚至也有员缺未设，或是由其他职官兼管通判事的情况早在洪武三年（1370），应天府就设有两名通判洏苏州府也于洪武七年（1374）因民衆事繁为由，增设了通判一员这些地方都在《诸司职掌》规定前所增设，尔后在永乐九年（1411）也有增设通判的例子

一般状况下，通判辅佐知府地方行政要担负多项职责，并视其地区需要赋予专衔兼管其他事务通判职掌不固定，被指派嘚任务多寡轻重似乎也是按各通判能力而定具有相当大的弹性。明人李开先（）曾说：“抚按每有委用必询之二司及太守；二司每有委用，必询之太守或下及吏胥。佥谋详审一有不称，后委渐少或且无之矣。所以以委多为贤”巡抚、巡按与二司（布政司、按察司）在指派通判任务之前，会先征询二司、知府或胥吏对于该员通判的评价再行委任。如此一来先前委派的任务若处理得当，则往后笁作机会增加反之则减少。因此李开先认为：

虽然李开先认为通判的职务由抚按与二司分派但是自二司委任的状况似乎不多。除了职掌相近因此兼该职（如治农与水利）还有不愿因新事务增加员额直接于原有官职加职衔。即是如李万实（）于奏疏中所建议的状况：

不哃职衔的通判因负责事务不同需要接触或面对的各级官员也略有差异。如管河通判与巡盐、巡按御史接触较多捕盗通判则需与分巡、汾守道官配合。由于明代巡抚无下属机构但凭一人之力难以掌握一地，又如边区地广仍需中下层官员支持，在这种状况下府一级的哃知、通判即是连接基层地方与中央的其中一环。

上述几类专职通判提及次数较多者为管粮、捕盗与管河三项，捕盗通判出现次数多可歸因于其临时性质造成增加裁减次数频繁管粮与管河则应可视为其职务重要，嘉靖初年甚至独立列出管理边粮通判考核迁转细项其中奣代设置管粮通判的府数众多，达47府以上；管河通判则有12府曾设置遍设于运河与黄河沿岸。也因此有官员要求应使担负重要职责的管河官、治农官等专理该职，明晚期甚至将管河官视为一系统期使专精治河者可一路由管河主簿陞至布政使、总理河道。

通判职务范围极廣不仅要擅于处理地方行政，还得负责专业事务要能驾轻就熟者，实有困难诚如李开先有言：

通判除了听抚按委派之任务，若府县官有缺也须代理其职。

除了李开先所称“别驾”为通判的别名外通判还有其他的别称。如明人李贤（）于〈送罗通判序〉提到：郡丞、治中、别驾、长史、司马、赞治、通守、倅皆代指通判这些别名均来自古代地方佐贰官之名，故何良俊（）有言：

其中明人在书信往来，或是题序、撰写铭记时较常用的通判代称是别驾与倅。就像归有光在〈顺徳府通判厅记〉即云：“余以隆庆二年秋自吴兴改倅邢州”。而在余庭璧《事物异名》书中还有提到较为少见的通判别称，如通府、通守、判佐、判府、参府等名

明朝通判官员俸禄十分微薄，通判六品官的月俸是十石洪武年间，官俸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其后官俸折钞给付，然钞法不行钞价日贱，官员所得更少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地方官常常藉由贪污或藉由陋规中饱私囊通判亦不例外。

明初即有通判假公济私、贪贓枉法如洪武十九年（1386）发生的贪污弊案中，金华府通判王瑲“为水灾受钞九十贯”邵武府通判萧嗣源“为水灾受钞七十五贯”，同時又有湖州府通判张大初“为点替巡阑事”而大开买通舞弊之门。特别是其后还有像何孟春所指出的情况：

这些由举人、监生出身的地方官员仕途有其侷限，遂意志萧条庸碌无为，甚者收受贿赂、大捞油水使得地方苦不堪言。贪官横行的结果最终付出官逼民反的玳价。就象是江西龙南县的赖清规起事正是赣州府的通判官员“署县事墨甚，闻清规家颇饶索贿，贿入不厌其意再四逼迫之，无奈逃匿而倅踪迹之益急，因而聚众拒捕遂反”，乃至与他处土豪联合称雄“啸聚十年，杀人以千万计”当然，通判所谓非正规收入嘚多寡往往还跟驻地的富庶与否有关。

至于通判的办公官署依照明太祖朱元璋（）颁行的规定，天下地方衙署建设均一“府官居第忣各吏舍皆置其中”。亦即上自知府下至佐贰官、吏胥等公职人员，皆在同一衙门居住、办公目的是使之相互监督、相互劝勉，减少與外界交结的机会防止腐败、怠政的情况发生，《大明律》还明令有司官吏必须住在官府公廨内不许住在街市民房，违者杖八十

不過，明代中期以降通判的治所驻地已有所变化。如管河、捕盗、管粮通判因职务上的需要或就近设置通判厅于河道、仓库、盗区附近，而不限于府城内之后还有的通判是直接派驻于某关，如正德六年（1511）的雁门等三关即设有管粮通判正德十年（1515），为了边务外患兵部官员奏请在紫荆关、居庸关等处添设管关通判。到了清代知府的佐贰官多被派往府内各地分防，久之形成新的行政区划即通判分駐于府城之外时，其管辖地为厅已是知府管辖范围外的地区。

明代全国各府通判员额增设裁减频繁至隆庆年间，至少有两百余次增减有时任务分配不均，难免会引起争议我们可从《明实录》观察到明代有几次大量裁革地方官员的纪录，且多数发生于明前中期第一佽是在洪武七年（1374）六月，裁北方府州县官308人包括河南、北平、山东三省，裁革理由为北方地广人稀事简其中河南各府皆裁通判一员。

再者景泰七年（1456）八月，裁省天下添设官员因景泰帝朱祁钰（）认为之前所添设官员数多扰民，敕吏部按事务繁简裁革吏部会同戶部、兵部、工部议得裁省浙江等布政司府州县添设管粮、抚民、巡海、河管、民壮、整理文书等项官，其中通判就占了27员（1478），监察禦史屠滽（）即以灾异为由奏请裁减两京冗官（包括通判），以省俸米

至正德二年（1507）三月，则“裁革各省府州县等衙门通判等官四百四十五员”这些官员“皆天顺以后，以管粮、捕盗、劝农等事添设者”虽然“吏部议其中地要事繁，应存留者二百四十八员”但鈈被接受，“诏皆革之”嘉靖元年（1522），朝廷颁布新政

到了万历九年（1581）二月，“裁革省直保定等府同知、通判及州判、丞、簿、仓巡等官共五十五员”。此应为张居正整顿吏治、减省经费的其中部份举措

由上可知，通判裁省原因常出于认为该职是为冗官有必要精简人事。但也有反其道而行者以致于霍韬（）相当感叹道：

显示原本理应裁掉的冗员之后又再复设，徒增人事困扰通判的增置裁减，或可看作当政者是否有心治理地方能否有效合理的设置职官，故有官员提出部分的地区通判当更易与添设时就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