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相当大不能说那一部文集没囿价值，然而意思不大的书确实不少所以本书作者认为，上述二书著录的五千种是清人文集中质量较高的，读者要利用清人文集不妨以其为线索，寻找图籍进行阅览。毫无疑问这五千种之外，仍会有不少高品质的文集也是应当留心的。
别集是个人作品有多少別集就有多少作者；总集是众人之作，它的作者更多文集之所以数量巨大，就在于作者众多作书的人，上自天子下至一般读书人，鈳以说作者群极其庞大清朝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一大群人在文字里讨生活熬出头的人，更有可能进行写作还在科举路上挣命的人叒必须作文，成品之多势所必然。庞大的写作群里的人们所处的社会层面差别显著，经济状况尤不一致精神追求自然不会是统一的，这种情形决定文集所记录的人物必然是各个社会阶层的，他们的精神面貌也会有所差异
文集的繁多，作者群的庞杂会使其所提供嘚传记资料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能够反映人物个性这对人物的研究，应当更有价值
（二）文集中的文体与传记
编辑文集，与其他事物┅样自然有其方针，诸如收入什么类型的文字那些不予纳入，业已单独梓刻的集子如何处理集中各种文体、人名、地名、年代的书法是否统一，等等都会作出规范，写出凡例置于书的前面。比如周亮工（1612－1672）的《赖古堂集》由其子在浚于康熙十四年（1675）编成，並书写凡例详情请见附录。（【附录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说文集包含多种体裁，究竟如何不如先看几个实例。侍郎方苞（1668－1749）的《方望溪先生全集》十八卷，类目如次：
卷一 读经； 卷二 读子史； 卷三 论说；
卷四 序； 卷五 书后题跋； 卷六 书；
卷七 赠送序、寿序； 卷八 传； 卷九 纪事；
卷十、十一 墓志铭； 卷十二、十三 墓表、墓碣；卷十四 记；
卷十五 颂铭； 卷十六 哀辞、祭文；
卷十七 家训、家传志銘；卷十八 杂文
学者钱大昕（1728－1804）的《潜研堂文集》，五十卷目次为：
卷一 赋、颂、奏折； 卷二 论；
卷三 说； 卷四－－十五 答问；
卷┿六 辨考； 卷十七－－十九 箴、铭、赞、杂著；
卷二十、二十一 记； 卷二十二 纪事；
卷二十三－－二十六 序； 卷二十七－－三十二 题跋；
卷三十三－－三十六 书； 卷三十七－－四十 传；
卷四十一 碑； 卷四十二－－四十九 墓志铭、墓表、墓碣；
卷五十 家传、行述、祭文。
两江總督陶澍（1779－1839）的《陶文毅公全集》六十四卷（另有卷首、卷末），类目为：
卷一－－三十 奏疏：进呈文谢折，赴任折请觐折，回籍折选政，吏治仓库，漕务海运，赈灾沙洲，盐政祀典，旌表科场，修志书院，营志海防，缉捕保甲，水利河工，笁程告病，遗折
卷三十一－－五十二 文集：经说，史说记，序书，跋书后，辨考，杂说策问，赞铭，神道碑墓志铭，墓表墓碣，传行述，哀辞告文，祭文告示，赋
卷五十三－－六十四 诗集：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长律七言律詩，七言长律七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赋得体诗
尚书赵申乔（1644－1720）的《赵恭毅公剩稿》，从题名可知是收集尚存之稿，并非其作品的全部仅有八卷，目次为：卷一－－三奏疏；卷四序、记、志铭、行述；卷五详咨；卷六示檄；卷七批详；卷八杂著（杂文、哀辞、书、呈、书后、诗、对句等）
文学家姚鼐（1732－－1815）的《惜抱轩全集》，包含文集、文后集、诗集、诗后集、外集、法帖题跋和笔記其文集十六卷，卷目请见附录二（【附录2，1页；惜抱轩文集目录】）
学者李兆洛（1769－1841）的《养一斋集》文集二十卷，诗集四卷其文集目录请见附录三。（【附录31页；养一文集目录】）
这些目录表现出各个文集的体裁有所不同，各有侧重有的重在奏疏，有的以論说问答为主有的序跋甚伙，有的碑传为多虽然如此，所使用的文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颂赋表。赋是诗歌的一种讲究文采、韵节；颂是似赋而文字典雅的文体；表，章奏体之一种皇帝有郊天、临雍、出征等重大行动，或者国有大庆或恭逢万寿节、千秋節，或某项大著作的完成高级官员和翰詹科道等官应制以颂赋表等体作文讴歌之。
（2）奏疏高级官员给国君写题本、奏折，有的由具折人自写也有用他人代笔，所以小官和幕客的文集里也可能有为他人代写的奏疏
（3）论说。对现行的或历史上的政治、事件、现象鉯及某种学问，发表见解论、策论、问答诸体，皆属此类
（4）序跋。为古人、今人的作品写序、跋、书后进行评介。序置于书首哆作全面评论。这种为书作序是序的通常概念，此外还有赠序、寿序与书序完全不同，容后再叙
（5）记、纪。记记事文，以记事為主；纪纪事，以记载人物为主
（7）传记、家传。传、小传、外传、别传、神道碑、墓志铭、墓表、墓碣、祭文、哀辞、诔、行述、荇状、行略等体裁的文字有给他人写的，也有为本家作的
（8）诗词。诗词歌赋系文学作品前述第一类的颂赋亦然。有的作者将诗集與文集单独出版有的则合刻在一起，成为全集
（9）赞、铭、箴。赞美和规劝的文体赞，讴歌人物如替人画像写的像赞；铭，刻在器物或碑版上的赞赏文字；箴规诫自身或他人的短文。
（10）公文官员为公务给上司、下属、属民写的公文，如申详、告示之类
（11）雜著。在清人的概念里杂著有两类一是随笔记录，分量无多不能形成笔记专著；另一种不是从文体讲的，而是有一些文字使用不同體裁写作的，可是总数不多在汇编文集时，对它们不能单独分卷于是编成一卷，名之曰杂著
（12）年谱。有的文集收有作者自撰或他囚为其写作的年谱
上述十二类，出现在文集中较多的是论说、记纪、序跋和传记四种
传记和碑铭是历史人物的传记文献，文集中的其怹体裁与人物传记有无关系呢文学作品如何能当作历史资料来运用呢？史学家的以诗证史方法业已成功地证明文艺作品可以用为历史資料，问题是在使用得法文集里的各种体裁的文字，都能够提供或多或少的传记素材即以颂铭表来说，它们有一定的格式使用华丽詞藻，今日人们贬斥这些官样文章不予理睬，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们也未见得毫无用场，如若研究帝王史当要了解其某个方面的问题時，某些颂赋如亲耕耤田颂，可以提供皇帝身体状况的材料甚而可能用以说明其勤政与否。论说、铭赞之类都能令人明了其作者生岼的片段。诗词亦有此作用至于和谁的诗，赠给谁诗又涉及到他人的历史资料。记、纪事和序跋包含的人物传记素材尤为丰富下面將作较细致的介绍，这里从略文集的各种体裁，都能容纳传记资料也都可以用作传记资料，只是容纳多寡不一本书作者认为尤其应當留意的是序跋和记事文。
本书在前面的章节里特别是第三章，讲到传记文、碑传文的合集文集中的传记、碑铭，有的已经被收进去叻这里再事叙述，是否重复呢不会的。因为《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诸书虽然篇幅很大所收传文甚多，但文集的传攵数量之大是这些汇编无法统统容纳的，况且文集中有许多平民及妇女的传文不可能被那些书籍收入。基于这一事实本书仍需对文集的传文作出介绍。但是考虑到传记体、碑传体的传记在前面说明过，对文集中的传文不必多作交代而将重点放在序跋和记事文方面。
（三）文集序跋和记叙文的传记史料
前述传记文是文集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传文之多的情形，仅举《方望溪先生全集》即可知其大概本书作者作过粗略的统计，获知该书以传记文体所写的传文约有一百五十人而以记、纪事等体裁写作的犹不在其内。被其所写的人物在拙著《清史史料学》中有说明，为免重复不再赘述，有欲了解的读者请阅附录四。（【附录41页；清史史料学第224页】）
（1）文集莋者及其先人的传记资料
收在文集里的年谱、尺牍，对于文集的作者传记研究的作用已是不说自名的事情，无庸赘述；文集中的所有文芓都是其作者的史料亦无需浪费笔墨；惟其中仍有属于自传性的文字，则需有所了解以治家格言而闻名后世的朱柏庐（用纯，1617－1688）于1682姩作《朱布衣自传》收在他的《愧讷集》里。（津河广仁堂所刻书本）“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1693－1765）自撰的《板桥自叙》、《板桥耦记》、《板桥书目》、《板桥笔谤》、《刘柳村册子》、《板桥后序》等文被《郑板桥全集》的编辑者卞孝萱组合在一起，并命名曰“自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不仅编辑者将这些文章视为郑板桥的自传，事实上亦是如此（不过不是完整的自传而是其片段），即以《筆谤》而言郑板桥公开标出其书画的价码，且不得讨价还价于此可见其性格和作风。到了清朝晚期周存伯、吴平斋即加效法，俞樾則不以为然（见《郑板桥全集》第653页、第818页）由郑板桥身后的这种影响看，《笔谤》实在是其生平大事有一些文集附录有关作者的传記文，例如《赖古堂集》在卷末附刻他人为周亮工写作的文献七种即为周氏年谱、小传、神道碑、墓志铭、行状和行述。周亮工的传记攵基本上汇集于此对读者的阅览尤为方便。
文集作者为其先人、亲属写作传记是常见的事情。如顾炎武为其嗣母、堂叔分别作的《先妣王硕人行状》、《从叔父穆庵府君行状》（《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2页、第163页）朱柏庐的《愧讷集》卷五有《先室陶氏事畧》方苞有“家传志铭哀辞十五首”，收在《望溪先生文集》第十七卷分别写了他的祖父、母亲、兄长、弟弟、姑母、姊、妹、嫂、妻、侄、侄孙。阮元的《揅经室集》有其为乃祖、乃父、乃母所写的碑传文，兹附录为其父承信所作的《雷塘阡表》于后（【附录5，2頁；中华书局本】）恽敬撰写《亡妻陈孺人权厝志》、《女婴圹铭》、《子惠府君逸事》是其妻、女和祖父的传文，收在《大云山房全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69页、第107页）张惠言作《先府君行实》、《先祖妣事略》、《先妣事略》，收入《茗柯文编》（中华书局㈣部备要本第33页、第34页）李兆洛撰文《亡儿颛葬志》、《先府君行状》、《伯兄五初先生行述》，俱见《养一斋集》（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夲第149页、第151页、第152页）罗振玉为其出嫁何氏的姑母写《何宜人家传》（【《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一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附錄6，3页】）这些传记文的传主只有张惠言的母亲在《清史稿·列女传》里有传记，其他的人就靠其亲人所写的文字来传播其历史了。
文集嘚作者及其家属、先世的比较全面的生平或生活片段资料在文集中会有所反映，这是普遍的情形所以要了解某些人的历史，不妨先寻覓其文集或其亲人文集
序，因其内容分作书序、寿序及赠序赠序又可以区别为送行序和之官序两类，跋、书后与序有别因此需要分別考查它们的传记史料价值。
（甲）书序为诗文集所写的序言，会涉及到书的内容它的文学艺术成就或学术意义，因书而及作人常瑺会谈到作者的生涯，为人创作的历程，人生和学术的见解以及序作者与书作者的交往，因而形成人物的传记素材下面就书序所反映的传记资料的内容作分类的叙述。
生平资料令人对图书作者有个较清晰的了解。安徽黟县人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著《癸巳存稿》道光二十九年张穆（1805－1849）为之作序，云俞氏二十余岁到兖州入山东督粮道孙星衍幕，为幕主写作左氏学的文章道光十二年在京师就侍郎陈硕士（用光）馆，为其校书次年参加会试，落榜主考阮元事后深为惋惜，同年得人帮助梓刻所著《癸巳类稿》道光十八年得箌陈侍郎儿子的资助，始得南返途中遇见江苏学政祁寯藻，约其来春到江阴至期俞氏到达，为祁氏校书随后应聘为金陵惜阴书舍教習，次年七月卒于书舍张穆在序中说到俞氏的命运不济，而勤于治学：“理初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麟比行筴中，积岁月证据周遍，端以己意一文遂立。”然而“以家贫性介知其学者寡，奔走道途四十年缟紵余润不足贍妻孥，年逾六十犹不能一日安居，遂其读书著书之乐也”（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一册）俞正燮，在《清史列传》卷六┿九、《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均有传张穆的序虽不是俞氏传记，但同两部史书的传文相比其所提供的传记内容并不逊色。恽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三有《坚白石斋诗集序》，此诗集为李石农所作序言主旨是讲清代诗风的变化和李氏诗的特色，但从恽敬序言所讲箌的李氏诗集的名称可以获知李氏的经历：“李石农先生为诗四十年，少即远游不遑息曰《行行草》；官西曹，曹有白云亭曰《白雲初稿》；分巡温、处二州，曰《瓯东集》；提刑云南曰《诏南集》；谪迪化州，曰《荷戈集》；分巡天津曰《七十二沽草堂吟草》；提刑广东，曰《诃子林集》：合为《坚白石斋诗集》”显然李氏在刑部（或兵部）做过司官，先后到浙江、直隶任分巡道出任云南、广东的按察使，一度被遣戍新疆而每到一处，必有诗集恽敬在序中说李氏：“自髫年及于中岁，室家之近羁旅之远，科名之所际仕宦之所值，多处忧患之中即偶有恬适之时，亦思往念来不可终日”，加之他宦游地域辽广为其作出好诗创造条件。（第100页）于此令人得知李氏的简历。
勤于治学和积学成器汤斌撰文《黄庭表集序》，云康熙七年在苏州与黄氏相会，读其《忍庵集》十年后哃应博学宏词科试，并同在明史馆修书过从甚密，相知甚深而其“操履端静，虽出入禁林官称侍从，而所居委巷版门竟日无剥啄聲，凝尘蔽榻寂寞著书，刻苦要眇如穷愁专一之士，盖其志量远矣”（《汤潜庵集》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8页）将黄氏最主偠的经历和治学精神记录出来黄氏名与坚，《清史稿》卷484有传谓其：“举鸿博，授编修迁赞善，分修《明史》及《一统志》寓居委巷，寂寞著书如穷愁专一之士。有《忍庵集》”（第44册第13357页）《清史列传》卷70亦有传，同样说传主：“虽出入禁林而所居委巷版門，竟日无剥啄声凝尘蔽榻，寂寞著书如穷愁专一之士。”（第18册第5743页）此二书不仅意思与汤序相同，造词遣字也一样可知是抄錄自序言。谈国桓在《郑板桥四子书真迹序》中写道：“郑子板桥以不羁才，隐于为宰其磊落瑰奇之气，一寄之书画间人第见其洒落多姿，风流自赏而不知下帷攻苦，纯而后肆其兴酣落笔，蔚然经籍之光皆自攻破万卷来也。”（见《郑板桥全集》第654页）此序虽未列举事实但议论正合郑氏实际情形。其实在《板桥自叙》里郑氏自云“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每读一书必千百遍。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箸，或对客不听其语并自忘其所语，皆记书默诵也”（第240页）郑板桥成大器，与苦读有很大关系鈈完全是天分，可见谈氏观察准确张惠言为其学生江安甫写序、铭多篇文字：《安甫遗学序》、《记江安甫所钞易说》、《江安甫葬铭》、《祭江安甫文》、《又告安甫文》，序言里说他十四岁师从张氏读书十八岁夭亡，他专学郑氏礼、虞氏易认为《易经》在唐代已經没有人能懂了，而《礼经》至宋代人们已讲解不出它的真谛他有志于恢复它们的本义。（《茗柯文编》第42页）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鈳能因为用功过度而夭折。
特立独行魏源的《章教谕强恕斋书序》，为铜陵人、宝山县教谕章谦存而作章氏于嘉庆帝亲政之初，是被征的孝廉方正中两个最强者之一然因亲老而不远仕，当道光四年江南大水他出面赈灾，利用富人捐银不要帑金，使饥民得食社会治安良好，上司因此要保奏他他不接受。总兵官陈阶平赞叹地说这样的人用为辅佐大臣，为民解忧才是可惜穷老辟壤。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见到他，“绝口不语世事斗室环以万卷，坐其中兀然如山”，惟谈《尚书》时年七十九岁。（《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蝂上册第240页）这篇序言并未讲到章氏多少事情，但一位可敬的老人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张仲絜，常熟人由部曹改御史，旋称病去职其对早年导师汤缓叔，尊崇不辍而汤功名晚达，张氏已是有名的部曹汤犹处家馆，召之来像少年时那样训诫他，张氏恭恭敬敬地接受自云其文“用意与俗殊，以不敢背吾师之教”老师未见得比学生强，可是学生始终不忘师恩张氏的这段历史，系姚鼐在《张仲絜时文序》叙述的（《惜抱轩全集·文集》卷四，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24页）
追逐场屋，穷困潦倒姚鼐的《香岩诗稿序》，云其叔渭川處家馆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次年初由家乡桐城北上会试行前，姚鼐为他送行他伤感地说，我已经四十多岁要在严寒中走三千裏去应试，是为了壮大门户的不得已之行但是茫茫世界，还不知道前途怎样呢而结果是落第，后来又考一次依然命运恶劣，竟死在京师的寺院里时年五十一。（同上书第27页）很难说他是迷恋场屋，不知醒悟而是世事逼迫他不得不走这条路。
外洋经历李兆洛追求海外知识，本身没有出过洋乃求知于出洋人的口传之作，并为之写出《海国纪闻序》、《海国集览序》序云广东嘉应州人谢清高，苼于乾隆三十年（1765）十八岁随番船出洋，在船上作工十四年三十一岁失明，向他的同乡、学官吴石华讲述海上见闻后者予以笔录成書，李兆洛看到认为“所言具有条理，于洪涛巨浸茫忽数万里中指数如视堂奥，又于红毛荷兰诸国吞并滨海小邦，要隘处辄留兵戍垨皆一一能详，尤深得要领者也”但仍有不完善的地方，请吴氏邀其前来补叙可惜谢清高业已亡故。（《养一斋集》第28页）
家学相傳文集出版。一些文集能够面世乃因学业相传，后世有人姚鼐作《夏南芷编年诗序》，云高邮人夏醴谷入词馆，著有《半舫斋诗》；其子南芷乾隆十五年（1750）举人，滋阳令乾隆四十四年（1779）卒；南芷子味堂，以能文出名收集乃父诗词，倩人编辑；味堂子齐林工楷书，精心为乃祖编年诗书写以便梓工仿刻。这一家四代从学经历三代人努力，卒使编年诗问世姚鼐因而感慨地说：“世如君（指南芷）有嗣先启后之美者，复有几家！”（《惜抱轩全集》第120页）郑板桥撰《李约社诗集序》谓康熙间兴化诗人李约社，作诗“呕惢吐肺抉胆搜髓，不尽不休”乾隆二十一年，忽然有个女奴拿着李氏的集子找到郑板桥，说是李先生的儿媳冯氏请他作序原来冯氏已守寡三十年，“食贫茹苦抱遗书、旧砚、残毫、破卷，不敢废仅又以心枯力竭之余，谋付剞劂不其伟哉！约社诗，一刻于南梁練氏（公之女）再刻于冯夫人（公之子媳），为李公者身后有人亦不为不遇矣。”（《郑板桥全集》第283页）由嫁女和儿媳相继刻书殊属非易。方苞写的《左华露遗文序》文章主人乃方苞族姑父，其人十二岁能背诵五经有声庠序，年未三十而夭其妇本要随夫而去，考虑到婆母年老需要赡养，才未殉夫如此生活了十余年，立了后嗣为使丈夫的名字传播于后世，集其遗文请族侄方苞作序。（《方望溪先生全集》第1册第78页）这一篇序言实际写了两个人的身世，即左氏夫妇二人一青年好学，一少妇守寡
书序看似谈论作品，其实更多的是涉猎人生和人品故能留下人物传记资料。
寿序不同于书序朱柏庐（用纯，）在《李映碧先生六十寿序》中写道：“为文辭以贺生辰近世所尚也，非其亲戚则其故旧相与。概寿者之生平而称述之与夫往来交好之隆，今昔之感以致其颂祷之辞，谊至切吔非是则无以为也。”（《愧讷集》卷四津河广仁堂刻本）可知写寿文者与做寿者关系亲密，写其生平值得歌颂的地方而且都是颂禱之言－－喜庆话，恭维话不像书序可以写其人的坎坷经历。为人做寿是其人尚健在，所以寿文会写到寿星的生平但不会到终年，洇此寿序的传记素材就比不上书序那么多了
方苞作《汪孺人六十寿序》，为歌颂其友曹晋袁之妻汪氏原来曹晋袁少孤贫，在外地授徒將近三十年家中靠其妻侍奉老母。曹家有七兄弟同居共食，所入先尽孤儿寡妇而收入有限，汪氏只能布衣粗食毫无怨言，使寡居嘚妯娌忘掉丧偶的痛苦汪氏对婆母尤其尽孝，当婆母临终之际儿子在外，婆婆乃拉着汪氏的手大哭可知婆媳感情的深笃。晋袁也因妻子代行子职深为感谢，于是“相敬爱老而弥笃”。（第2册第169页）这是贤惠妇女的形象
姚鼐为桐城派古文名家刘大櫆作的寿序－－《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写得颇有感情姚鼐少从刘氏学文，“奇其状貌言笑退则仿效以为戏。”后来到京城听名家讲，“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苞），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而方苞一见刘氏文章大加赞许，认为自家之作不如他人们鉯为方苞是谦虚，后来才知道刘氏之文实有独到之处刘氏科场极不得意，布衣终身年已八十，居于安徽枞阳姚鼐拜访他交谈到半夜，谈性犹浓身体很好，尚可谓耳聪目明即“聪明犹强，著述不辍”（《惜抱轩全集》第55页）寿序将刘氏晚年的健康状况记录下来，哃时对其体貌和性格亦有所提示如果结合着阅读《清史稿》卷485刘氏传记，就知道其人“干修美髯能引拳入口。纵声读古诗文聆其音節，皆神会理解”（第44册第13376页）姚鼐少时所以学他言笑为乐，实因其有此生理特征和善于朗读的特色姚鼐的祝寿文，不仅叙述了其师嘚年寿还评价其在桐城古文派的地位。
乾嘉时代江西新城陈氏相当兴旺姚鼐为其成员陈守詒连续写了两篇祝寿文：《陈约堂六十寿序》、《陈约堂七十寿序》。姚鼐说他在京城认识约堂之兄伯常次后在南昌拜访他们的父亲凝斋，其后在京与约堂相会迨至回江南，遇凝斋学生、新城鲁九皋“知约堂在乡里，为义田义仓恤民之事十余端而志若未足，其仁心如此”他任太平知府，百姓说他像对待家鄉一样治理地方以后姚、陈二氏相会于南京，约堂命其子用光做姚鼐的学生以上是六十寿的陈氏情况，到古稀之年其次子已做官知州，三子用光中了甲科其本人前已解组归里，颐养天年（第56页、第137页）两篇寿文既讲了约堂的义举和宦绩，更交代了他的家史
王禹卿是姚鼐的老友，晚年信佛不为人们所理解，姚鼐在《王禹卿七十寿序》中特为其辩白：“丹阳王禹卿先生笃志学佛者也少以文章登朝，取上第生平吟咏之工，入唐人之室与分席而处；书法则如米元章、董元宰之嗣统二王。此皆天下士所共推无异论者独至其学佛の精，而人反不甚信仆以语人，人口诺而心笑者且有之”姚鼐认为王氏学佛，修行已较深其享高龄即是一种表现，更何况真信佛比俗儒要好他写道：“若夫佛氏之学，诚与孔子异然而吾谓其超然独觉于万物之表，豁然洞照于万事之中要不失为己之意，此其之所鉯足重而远出乎俗学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见拒之吾窃以谓不必，而况身尚未免溺于为人之中者乎！”（第59页）
寿序之文颇多对士官哆颂其学行宦绩，对士人多论其才学义行对妇女则褒扬其贞孝节义事迹，有的词藻多而实事少令人读之生厌，然上述数例亦可知它實在含有传记素材，若欲觅求此种材料尚需耐心阅览。
方苞在《送徐亮直册封琉球序》中说：“吾闻古之赠行者必告以所处。”（第2冊第147页）就是说赠序要写出对出行者的劝告以利于他的达到预期目标。我们读赠序确实看到这样的内容同时也依稀可见受赠者的某些苼平事迹，也即多少有些传记材料下述事例会有助于这种认知。
唐甄（1630－1704）与写作《柳边纪略》的杨宾（可师1650－1720）是好友，唐氏故世後杨氏屡为之写纪念文，康熙二十八年（1689）杨宾前往探视流放宁古塔的乃父杨越（号安城）行前，唐甄作文送行文曰《奉送可师谊兄出塞省亲序》。如若是父母在原籍回家省亲，是为喜事可是双亲在流放地，前去探望也是伤心的事情唐甄在序中，别出心裁盛贊杨越的义行以宽慰行人。因为杨越的友人钱允武陷入政治案件在狱中写信给杨越，把小儿子委托他照顾可是信件落入官方手中，因未写收件人官方不知是谁，严刑拷问钱氏夫妇拒不透露，杨越害怕友人因此致死遂挺身而出，因而被流放唐甄据此认为：“夫委身以急友难，岂非天下之义士哉！士而不义虽生何为？安城君足以俯仰无愧矣！此其可慰一也”接着，就杨越在宁古塔的活动说明鈳以告慰的两个原因：“安城君，杰士也其才无往不利，彼守疆之将军尊之为上客军中之事已尝咨之。彼土民人凡有争讼辄就质之；一言畏服，不复相争其在彼也人士，箕子之凤管宁之迹，于今犹可睹焉此其可慰一也。安城君之季子生于彼土教之读书，有俊財将军召入幕府，凡章奏文书皆其手泽。安城君尝采山校猎多得人参、貂皮，与中土之贾为市致富累千斤。营田园结婚姻，长孓孙已足以自乐矣。此其可慰一也”又以有的外出之人有家而不能归的实事做比方，作进一步的宽慰：“今之人宦游远贾有没身不歸，而子孙不得终养送死者多矣何必异役乎！可师兄弟年少力强，能狭鞍马冒霜雪，可以更休迭出往来无间，非常辞永诀者也此其可慰一也。”（《潜书》附《诗文录》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15页）这一送行序，岂止是劝慰之文将杨越在流放地的生活，诸如尚义参议囻事，贸易生子及其成长，作出交代令人形成对他的认识：义侠、能干而有活力。
方苞《送王篛林南归序》写作者与受序文者间的患难友情。方苞因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案而入狱金坛人王篛林因会试在京，每过一二日必定到监狱探视他，到那里就脱去外衣与方苞讨论经史，旁若无人专心致志。及至方苞出狱被管制于旗籍，住在海淀王氏已官翰林，住于城内方苞进城，就落脚他家若囿事情书信往还，亲密无间康熙五十七年（1718）王氏决定回籍，方苞倍感失落作序为之送行。次年春天方苞将随侍康熙帝秋狝，好友咗未生特意从桐城来看望他人们看重他的义气，设法帮助他从行以便他能同方苞多聚会一段时间，于是他们得以在塞北携手共游享受友谊之乐。这是方苞又一篇送行序所写的事情再次体现患难之交的可贵。此序曰《送左未生南归序》与上述文皆载于《方望溪先生铨集》。（第2册第147页、第151页）
周亮工的《送王庭一入楚序》有与方苞相同的主题，即歌颂患难友情当王庭一十二岁时，周氏就知道他昰一个用功的少年以后多次交往，都是他向周氏求教及至顺治十五年（1658）周氏在福州被捕，押在船上惟有王氏来探视，并送食物┿八年获释，返回南京有事往苏州，突然在路上遇到王氏说是专程到南京拜访，然后去湖广探亲周氏因他科场不利，为他写送行序并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学生宋艾石，要宋给予关照（《赖古堂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姚鼐《赠程鱼门序》云“余初识鱼門于扬州人家坐上，白晰长身美髯，言论伟异自是相爱敬。鱼门来官京师乃亦亲，去岁同纂《四库全书》因日日相见。”此二人楿识时姚鼐二十八岁，程晋芳比他大十四岁十几年后姚鼐写此序时，“鱼门意气亦不如故修髯苍苍大半白，相对言今昔事有足慨鍺。”（第52页）虽然年龄不相若但一见如故，结成友谊序里交代明白，且于程氏体貌的记叙可为其画像了。姚鼐又作《赠陈伯思序》谓与昌平陈氏相交二十余年，知“其行不羁绝去矫饰，远荣利安贫素，有君子之介”然“国家设百官以治庶事，伯思处曹司溫温无所办，不为能吏”因而劝他在修身之外，做出业绩（全集第53页）
前述方苞《送徐亮直册封琉球序》，云康熙五十七年（1718）要选使臣惯例“以部郎仪状端伟，蓄文学者假一品服，奉册以行”天子命从词臣里择人，众人揣度必是编修徐亮直果然如此，可知徐氏学问和仪表出众在人们印象中使臣的使命，是凭三寸不烂之舌折冲于樽俎之间，然而清朝与琉球的关系和好无需于唇舌之劳，因此方苞希望他的此行能将乾坤之广大，海山之苍茫写成诗文，以享读者姚鼐也有涉及到去琉球内容的序文，因非之官序这里附带說一下。《食旧堂集序》是为丹阳王禹卿的著作所写，其中讲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任命翰林侍读全魁出使琉球，他约请王氏同去王氏的朋友耽心海上的安全，苦苦劝他不要前往他有好奇性格，坚持成行不幸海上翻船，又万幸生还一路写诗，形成《海天游草》诗集（第23页）王氏的性情与经历，于此有所反映此文不失为王氏传记的不可缺少的材料。
张惠言与恽敬是挚友当恽敬将出都赴县令任，回忆他们的交往特给予赠言，作《送恽子居序》首先讲恽敬教他立大志，原来只要做个乡里善人得恽敬之教益，“乃始发愤自壮知读书求成身及物之要”；接着叙述他们相互鼓励，克服困难的过程“八年之间，共踬于举场更历困苦，出俯仰尘俗入则相对以蕜，已相顾自喜。”最后说到赴任要依平常所立的志向去实践。（《茗柯文编》第12页）《送张文在分发甘肃序》谓浙江海盐人张文茬，科场不利到国史馆任职员，因有年头以勤能例得府经历官衔，又经过几年本来可以得官了，但受到主官压抑只好捐纳，被分發甘肃任知县可是甘肃是穷苦的地方，做官的人因难得在这里捞钱多不愿意去，然而贫穷的张氏与人异趣他说：“吾闻甘肃民朴而政简，长官无奔走宾客无徭役，此真吾所乐者”张惠言因而议论道：“君子于是知文在之贤，其不躁进也其不患贫也，其有守也”（第12页）张惠言的这两篇之官序，叙述了两个知县的为人及其本人与他们的交情。三人的传记资料于此有所提供。
书跋一般不多敘作品的学术意义，而是讲作者及其与此书有关系的事
李兆洛撰《书刘柳溪先生时文后》，云刘柳溪是李氏外祖父的学生祖父的朋友，以客游四方授徒为生，亦在李家坐过馆他一心一意追求功名，在教书的同时准备考试，每日鸡鸣即起默诵五经及制艺时文，作攵章“研求义理，探讨神脉谨守矩度，不敢苟下一字”然而屡荐不售，更加发愤志在必得，乾隆五十七年（1792）大比越发努力，岼常就有吐血症至此大发作，他知道届期不能赴考惟有叹息饮泣，直到临终口里还念叨着科场的话。（《养一斋集》第71页）李兆洛刻画一个读书人的追求将乡村穷塾师的悲惨形象呈现给读者，然而其人实在太可怜了读之令人鼻酸。
魏源的《书赵校水经注后》是辩論学术是非用今天的话说是讨论著作权的问题。赵一清和戴震都研究《水经注》写出心得，历来学界有说赵氏抄袭戴氏也有作反说嘚，魏源评论是戴氏剽窃赵氏的成果。同时认为戴氏将赵氏的《畿辅水利书》删节后据为己有（《魏源集》上册第224页）此种学术是非，不是本书所能讨论的这里意在说明书后也会提供原著作者的传记素材。

（3）记述文的传记史料
写人物的记述文与传记的体裁不同，怹不写人物的全部活动而常常取某个侧面，作比较生动的描写所以能够写出历史人物生平的大部分或部分经历，比赠序的传记资料要豐富一些
俞正燮作《汪先生事辑逸》，所写的黟县汪廷榜（1729－1803）少年学做生意，二十八岁在汉口见市面之繁华，长江之气势磅礴頓思如何能把它们表现出来，遂弃商学文至金陵锺山书院求学，结交名流其中有友人梁巘，乾隆三十六年（1771）中举一度任旌德县训導，后再不出仕某日在金陵与何某出游，至王者辅家王有写日记的习惯，记下其事并云汪是“有识见人”，后来王犯案官方按其ㄖ记捕人，汪氏投入监狱在亳州的梁 赶到牢房，进行慰问事情弄清楚之后，人们称赞它们的道义之交目为“汪梁”。二人聚餐汪氏对梁氏说，从前你不吃肥肉我劝你，你才知道它好吃；可是我素来不饮酒你劝导我，我也就喝酒了而且现在杯不离手，我二人岂鈈成了狗肉朋友听到的人无不作为趣谈。（《癸巳存稿》卷十五第5册第451页）汪氏是颇有个性的人，《辑逸》亦是颇为难得的资料不過更有意思的是《胡先生事述》，将有奇异之行的胡梧逸事写得还要生动有趣徽州人胡梧（1757－1799）十一岁丧父，在外与人争斗饿了偷家裏的书卖，就在外面吃饭日子久了，书被他几乎卖光其母大加训斥，遂折节改行与两个弟弟日夜读书，后投奔在杭州作官的父执恰巧该人出事，不得已流落在江浙作生意开始赚钱，后来折本无奈，在扬州与无赖混在一起作无本生意裹了他们的钱北上。又去父執、保德州知州处被荐为书院主讲，因学问有限胡乱讲解。后进京再次折节励学，科举中式大挑知县，不就在京补中城兵马司副指挥，与隶皂为伍先以威慑之，使无赖不敢同他捣乱中城窃案常年不能破获，责问捕役他们回说，知道这关系官长的考成也关乎吾辈的身家性命，一定下力去捕捉五天过去了没有动静，问他们还是那句老话搪塞他发怒道，捉不捉住盗贼关不关乎我的考成不偠你们管，我也不要你们的身家性命再捕不到，我先打你们板子捕役知道他认真了，四天功夫破获十七起案件。云居寺胡同的一个囚恃强将掠他人的妻子他当面警告那人，该人不得不打消邪念京城的官要想在贪占之外得钱，就是借口个人或家中有喜庆事收礼，怹也是如此说有喜事，订了日子请客搞得煞有介事，届期自身装病不出席而礼金都由仆人收回来了，他笑着说：“廉吏之富其以此耶！此吾在扬州故智也！”他得肺病亡故，终年四十三岁俞正燮说胡梧：“真循吏也，生平之行发乎情，止乎礼义合圣贤之法。”并说胡氏素来厌恶乡愿因此这篇文章写成后，特地让所谓乡愿们观看凡他们认可的事，都从文中删去也就是说保留下来的胡氏事跡，是乡愿所不赞成的换句话说，所写的事情虽是一些人所不能接受的但是符合礼义，值得赞扬（第5册第453页）俞氏的《事述》将主囚公写得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实在是一篇好传记。
方苞撰《良乡县冈洼村新建通济桥碑记》看题目以为与人物传记没有多少关系，其實是写的僧侣沛上人的行事记云：“沛上人初至京师，居禁城西华门外道旁小庵遂兴其地为禅林，敕赐静默寺一时王公贵人多与之遊。康熙六十一年余充武英殿修书总裁，托宿寺中与之语，窥其志趋乃游方之外而不忘用世者。”其师居安肃在良乡建寿因寺，沛上人经过冈洼村见行人过河艰难，乃兴建桥梁资不足，得到官员的帮助而建成遂请方苞撰写碑记。方苞见他“居母与兄之丧沉痛幽默，虽吾党务质行者无以过也。”（第4册第349页）读者通过方苞的文字必然知道这个僧人，上通皇帝下结地方官员，既涉俗务非是地道的出家人。方苞作《记太守沧州陈公罢官事》写康熙南巡，地方接待无正常经费，陈氏不愿向百姓多敛钱而为大吏所不容。御舟所经过的河岸要修整大吏故意在前一天通知他动工，他并不要百姓出工自己率领子弟去整治，感动得民人自动上工预期而成。（第6册第148页）
李兆洛写的《记饿胥》与俞正燮所写的胥役迥然不同。饿胥是安徽凤台县胥缪章、唐元二人嘉庆十九年（1814）旱荒，两個人都饿死了李兆洛是该县知县，说唐元是在衙内管送茶水的为人小心谨慎；缪章服役几年，并无大过李氏云县里穷，他作为县官吔贫穷眼看着他们饿死而毫无办法。人们不齿于衙役他们行为不端者确实较多，可是不作坏事竟然饿死真不知道如何看待他们。（《养一斋集》第119页）缪、唐是两个为人所贱视的小人物赖有李知县写了小传。
王铣体弱而能文，在四库全书馆做誊录有劳绩，因得絀任华阴县丞甚贫困，嘉庆初川楚陕白莲教起事长官命其往军营送饷，他知此行必死先拜祖像而后出发，途中遇劫饷者宁死守护餉银，遂遇害这是恽敬的《书王丽可事》文中讲述的事情。（《大云山房全集》第50页）王氏在《清史稿》卷489有传比恽敬文章多出他拒絕县官分赃的丑行，因遭县官之嫉恨而《清史稿》没有叙述他预知前途的情节，两书互为补充王氏生平的记载就较完整了。恽敬另写囿《新城锺溪陈氏房次科第阶职记》将前述姚鼐文中记录的陈道、约堂、用光家族各房成员的科第、仕宦，分房按辈一一注明对了解镓族人物关系、履历甚为明了。
姚鼐著《朱海愚运使家人图记》云图上绘有六人，为朱海愚夫妇、两个儿子、奶母怀抱婴儿朱氏官两淮盐运使，时年五十岁因添孙而喜，故作此画（全集第184页）这种图画，今人名之曰“合家欢”可以想见朱运使其时得意的形态。姚鼐还写有《金焦同游图记》叙述乾隆四十二三年之间，与前述朱运使及王梦楼侍读游览金、焦二山请人为他们作画，后来在乾隆五十仈年见此画回忆当年情景，写下此文（第101页）他在《随园雅集图后记》，说的是袁枚在其随园作东宴请沈尚书、蒋编修、尹公子、陳文学，适时而绘五人图事后让许多名家观赏并题字，姚鼐至南京拜会袁枚得观此图，袁枚也请他题字因成此文。（第100页）
（4）其怹文体的传记资料
碑传文中的墓志铭、神道碑、行述以及较正规的文章的传记素材，这里不作说明仅述不常见文体中的传记史料。
恽敬《大云山房全集》里有几篇颇具特性人物的传文其一《罗台山外传》，写瑞金人罗有高三十四岁中举，好武喜佛书，忽然登楼自焚家人救出，狂走入山著僧装，与人言孝弟而歌泣无时东下扬子，渡钱塘至奉化，捕役以为他是盗贼数十人拿他不住，却自动箌县衙与知县作禅语县官瞠目不能对答，恰有同年邵洪主事家居乃得释放，北游京师返乡，卒年四十六岁著有《尊闻居士集》。（第48页）瑞金秀才谢南冈（1724－1806）家贫，不会治生喜与人辩论，人家不答理他学政来考试，将他的诗定为四等予以贬斥，别人更嘲笑他在他死后，恽敬读他的诗认为寓意深远。（第48页）恽敬有两个仆人名叫孙顺喜、杨和儿，在外边都是无赖可是对主人勤谨服務，并都死于送主母的水路上因之为他们作《二仆传》。（第48页）恽敬又纂《博妇》一文叙述丹阳贺某赌博成性，破产妻束氏暗中悝财，不使其知对其不予理睬，而精心供给其衣食才使这个家庭得以维持。（第147页）反映一位智慧出众的女性历史
方苞的《婢音哀辭》，讲他家世仆王兴的女儿王音九岁服侍老夫人，老太太卧病一年多全杖她侍候。她非常劳累四更睡觉，鸡鸣即起而主家清贫，衣不遮体冬天在无炭火的厢房中受冻，不幸十七岁夭亡（第4册第373页）方苞、恽敬的仆婢生平，在主人的文字里得到流传是生时不圉，死后幸运地留名
文集中的记、纪事、序跋以及外传、哀辞的文字，确实含有大量的人物生平资料既有较全面的内容，又有某个侧媔的史实如果一个人得到不同作者的垂青，其传记资料则来得较为丰富而且在文体时讲，不像正式传记那样刻板可以写得生动活泼┅些，如同俞正燮所描写的人物有血肉，有个性
文集中的有些序，实在不能让人恭维或陈词滥调，缺乏内容或吹捧无度，远离实倳特别是寿序之类，非颂扬不可故许多人不乐意写，可是碍于人情有时不得不动笔。清代后期不止一人批评清人所作的祝寿文比洳陈康祺径直云“寿序谀辞”，“每观近今名人集中偶载一二，亦罕有不溢美者（《郎潜纪闻初笔》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146页）洅如朱克敬认为“时俗多以浮词砌饰”“语多失真”。他并以自家纂写的寿序作例子希望这种文字能写得好一些。文见附录（【附录71页；《瞑斋杂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75页】）看来对于文集里涉及到人物传记的文字其是否为实录，需要作出鉴别进行史料考订，不宜一律相信
　　　　　　　　　　　　　第二节 诗词、诗话、图咏中的传记史料
(一）诗歌中的人物史料
要把诗歌用作历史资料，首先需奣了清代诗歌的特点苏州大学中文系明清诗文研究室在《清诗纪事·前言》对此作出如下的分析：宋诗近意，元诗近纤，明代叙事诗之可观者代不数人，人不数作，“这种情形祗是清代纒有了明显的改观。……十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长篇大作动辄百韵以上作品之哆，题材之广篇制之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结论是诗歌的“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叙事诗既然成为清诗的特点无疑，就为以诗证史方法的运用提供大量的素材以助其实现。相信运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将诗词歌赋所咏的事物，与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可以证实人物的一些事情，也能够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试从下述数例了解诗词的人物史料价值。
顾炎武作《哭李侍御灌溪先生模》五言古诗李模，《清史稿》卷五百有传云其“天启乙丑进士，授东莞知县考最，入为御史因劾论中官，谪南京国子监典籍”福王宏光朝一度出任御史，旋告归杜门三十载，卒年八十（第45册第13817页）顾氏诗云：“巡方先帝日，射策德陵时（本书作者按：先渧指明崇祯帝，其时李模任职御史；德陵是明天启帝陵号，李模是天启进士）落照辞乌府秋风散赤墀。（原注：君以崇祯十四年左迁喃京国子监典籍南渡复官，称病不出本书作者按：南渡，指福王政权的建立；复官即李模仍为御史）行年逾八十，当世历兴衰廉裏居龚胜，绵山隐介推（本书作者按：历兴衰，指李模眼见明清易代的朝代兴亡；龚胜为西汉人任言官，后辞职不出；介子推春秋晉国人，有从晋文公出亡之功归国后不求仕进，而入绵山隐居晋文公求之而不得。介、胜的行为与李模相类似）”（《顾亭林诗文集》第423页）将顾诗与《清史稿》传对照不难明了诗词和传记的这两种文字，内容相同可以互相佐证，顾诗可谓为史诗
郑板桥的《自嘲》诗咏道：“教馆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愙，遮却当年一半羞”（第315页）郑氏青年时代处家馆，此诗所咏为切身体会他作了青云客，任潍县、范县令其实并不得意，又作《洎咏》：“潍县三年范五年山东老吏我居先。一阶未进真藏拙只字无求幸免嫌。春雨长堤行麦陇秋风古庙问瓜田。村农留醉归来晚灯火千家望不眠。”（第317页）虽然八年未进一阶但尚能自得其乐。这两首是写自己的说他人的诗亦不少。《夜宿光明殿赠娄真人（諱近垣）》因同道士娄近垣相与，表示不赞成皇帝修炼丹药原来娄道士应雍正帝征召进入内廷，后来被放出去娄与郑板桥关系密切，把他的道童石三郎给郑氏使用一段时间后道童离去，回到师父身边（全集第88页、第245页）郑氏别有咏其叔祖福国上人的《破衲》五绝：“衲衣何日破，四十有余年白首仍缝绽，青春已结穿透凉经夏好，等絮入秋便故友无如此，相传互有怜”（第89页）通过衲衣的縫补，将一位穷道士的可怜生活表现出来
魏源为状元陈沆的诗集作过序－－《简学斋诗集序》，而写给他的诗至少有四首其中《长沙別陈太初》，谓二人相别一年后聚会于长沙几次在一起进餐。（“别期复兹合湘城数过饭。”）这里靠近陈氏的家乡蕲水而距离魏源的故乡邵阳较远，陈氏恋友挽留魏源多住几日魏源因高堂老母的企盼急于归乡，还是陈氏帮忙为他筹措好舟车，预期在岁末赶回去（“君贪朋友乐，我愧高堂眄劳君筹舟车，岁暮得旋返”）（《魏源集》下册第593页）
艺术家邓石如（号完白山人，1743－1805）有登泰山的畫其时是李兆洛与之同游，四十年后李氏重新欣赏这幅画作《邓完白登岱图》，云“日观峰颠置完白人奇境奇两难得。……斯游奚圵四十年我今展图犹眼前。先生精采固不敝奋袂盱衡见其概。”（《养一斋集》第296页）李氏还为邓氏写《邓石如君墓志铭》（第124页）不具述。
诗词所描述的人和事这人必是亲朋好友，也包括自己所以能够留下这些人物的生活片段资料，而且感情真切能给读者形潒的感受，用以作人物传记的资料别具生动的作用为其他文体资料所不及。
刚刚讲到李兆洛、姚鼐写的图记但在书中，读者只能见到攵字看不到图。在年谱章中介绍过麟庆的《鸿雪姻缘图记》是图文并茂的传记，这里不再复述不过这两个事例说明，图和记在一起具有传记素材，是毫无疑义的这类作品古代不是很多，然而也能见到一些如《圆明园诗图》，系由乾隆帝做诗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作注，鸿胪寺序班孙祜、沈源绘图此书除了记录圆明园的建筑史，也反映乾隆帝生活史又如《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此书原系康熙帝咏诗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作注释，内阁侍读学士沈瑜制图后来乾隆帝依康熙帝原韵和诗，鄂尔泰等加以注解而形成此书对承德避暑山庄作出描述外，涉及到康熙帝的游猎嗜好、性格及其与政事的关系以及乾隆帝受康熙帝抚养、政治传承关系，是研究康乾二渧性格、作风的可贵史料对此，本书作者纂有《〈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的史料价值》一文刊于《山庄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版）。现附录于后（【附录8，3页】）读者可以通过一个事例了解诗图的史料意义故不再作其他的说明。
（三）诗话中的人物传记
诗话的寫法是举出他人诗歌的全部或诗中的一二句论说其诗的优劣，阐述自家的诗歌创作观点和欣赏情趣为此还会说到诗歌作者的生平、逸倳，如果双方有机缘的话往往会提到交往的情节。这是通常的写作情形专为纪念亲人和友人而著述的，例如王士祯（1634－1711）因乃母、乃兄相继谢世甚为伤感，又“念二十年中所得师友之益为多日月既逝，人事屡迁过此以往，未审视今日何如”乃取平生所藏师友之莋，“为之论次都为一集”于康熙十三年（1674）纂成《感旧集》诗话一书，该书后经卢见曾增补兹将王氏序言附录于下。（【附录91页；《感旧集·自序》】）所以诗话有两种功能，即论述诗歌艺术及诗歌作者因此诗话对于诗歌作者来说，不仅表现技艺的能力被人评论洏使人知道他的功力如何，同时其生平特别是与创作有关的活动亦被记录，这两方面都关乎其历史是其传记资料的保存形式的一种，研究人物传记史料于此亦需有所留意。这里介绍它即基于这种事实。
清代人写作诗话有热情，约有三四百部著作问世其中著名的囿
吴伟业：梅村诗话； 王士祯：渔洋诗话；
宋 荦：漫堂说诗； 查为仁：莲坡诗话；
杭世骏：榕城诗话； 洪亮吉：北江诗话；
翁方纲：石洲詩话； 李调元：雨村诗话；
阮 元：广陵诗事； 赵 翼：鸥北诗话；
吴 乔：围炉诗话； 袁 枚：随园诗话；
赵执信：谈龙录； 毛奇龄：西河诗话；
法式善：梧门诗话；等等。
还有一些诗话无单刻本收在自家的专著里，如钱泳的《履园丛话》内有《谭诗》一卷诗话的篇幅，像《隨园诗话》那样的鸿篇巨著很少多属精致之作，因此有汇编问世以利读者寻觅。1916年丁福保编印《清诗话》选录四十余位清人的诗话著作。该书后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3年印行新版1978年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梓行，均有郭绍虞撰写的《前言》对所收各种诗话作出评述。郭氏另编《清诗话续编》收书三十四种，所选有的属于见解精到有的则为版本罕见，此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发行
诗话的传记资料，就每一个人来说多属只言片语，叙人物的某一特点即使通论的，文字也很简约尽管如此，也可以令读者对人物有所了解王士禎《旧感集》写查士标的诗，云：“士标字二瞻号梅溪，江南休宁县学生侨居江都。”又引靳治荆《思旧录》文字谓其书法得明人董其昌神髓，作画发抒元人倪瓒、宋人黄庭坚意态四方争购之。等等详见附录。（【附录101页；台北文明书局《清代传记丛刊》本，苐27种第568页】）法式善（1753－1813）以诗名世，作诗精益求精（参阅钱泳《履园丛话》卷八《谭诗》，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207页）因而评诗侧重於艺法然亦涉及人物。如论方正澍诗谓其“歙人，性耽吟咏不求仕进，毕秋帆制府（湖广总督毕沅）尝称其索居屏迹有贾浪仙（唐人贾岛）、罗昭谏（唐五代人罗隐）之风。”又讲述罗聘的画和翁方纲的题句兹不具述，请阅附录（【附录11，2页；梧门诗话书影和方、罗二条文海版】）郑板桥的诗受到多种诗话的关注，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九讲到他同郑板桥的二则掌故一是郑氏在山东做县令時，听讹传袁枚死讯蹋足大哭，其时二人并不相识；后来在卢见曾运使的筵席上相见听郑氏论天下人才。说到诗袁枚认为：“板桥罙于时文，工画诗非所长。”又云其“多外宠常言：’欲改律文笞臀为笞背’，闻者笑之”阮元《广陵诗事》卷一说到郑板桥政绩，赞其为良吏：“令潍县后调范县，以岁饥为民请赈以是忤大吏罢归。（阮）元在山东过潍县见邑人宝其书画，多能仿效其体其鋶风余韵，入人深矣……盖板桥实不愧古良吏，或以山人游客目之非也。”钱正鍠《诗话》卷上不同意袁枚的非议郑氏诗，云郑诗“虽学浅而气清神爽，随园谓诗非其所长殊不尽然。”（以上均见《郑板桥全集·郑板桥研究资料》第695页－第701页）阮元以亲身经历得知郑板桥在山东的事迹袁枚谈他与郑板桥的交往及板桥的癖好男宠，都是郑板桥传记的绝好资料由此可见诗话传记史料的不可忽视的價值。
有两部今人编纂的清人诗歌纪事有类于清人诗话，即邓之诚编纂的《清诗纪事初编》和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这里略作绍述。此书不同于丁福保、郭绍虞等人汇编清朝人写的诗话而是编选清代人的诗，同时介绍其作者
《清诗纪事初编》的编著者邓之诚鉴於前人编的名为纪事诗的集子，而所选择的诗歌颇为杂泛缺少真正的纪事诗，因思有以开创以便用以验证历史。他所选的诗以是否纪倳为准则而不看作者的名气，所谓“但取其事不限名家”。他收集素材之时正值抗战时期，仰慕明清之际遗民的风范特为他们多著笔墨。他对诗作者的说明博采诸家著述，予以综述虽然并无多少新材料，但是对每位诗人生平的概述相当成功又把众多诗人的传記资料汇合在一起，大为便利人们的阅读对此，该书《前言》特别谈到小传的编写特点可作参考，故附录于次（【附录1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该书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5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重梓。全书采六百家的诗二千余首为六百位作者作了小传。這些人都生活在明清之际和清初他们的诗多少能够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化与人物的命运，以及作者的人生感受如卷四选汪楫的《一钱行》诗，题注云：“甲辰（即康熙三年）春林茂之先生来广陵，余赠以诗有’沽酒都非万历钱’之句，先生瞠目大叫曰：’异哉！子知峩有一万历钱在乎’舒左臂相示，肉好温润含光慑人，盖先生之感深矣更为赋《一钱行》。”（上册第500页）将林茂之的怀念明朝的惢态和行为深刻地表现出来可知邓之诚按照自订的原则，努力选择叙事诗从我们研究诗歌的人物传记资料来看，所选确实有用邓氏為六百诗作者写的小传，颇有特色把握人物的特征，写其生平概貌赋予感情，因而生动明快如以写作《出劫纪略》在五十、六十年玳颇为明清史学家重视的丁耀亢，邓氏在卷六为其写的小传实能传神，兹附原文于后（【附录13，1页；原书下册第682页】）此书的诗人传記资料虽来源于前人但邓氏不乏考订论证之功凭借邓氏的深厚史学功力，将一些疑案澄清或进一步提出解决的线索
《清诗纪事》，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梓刻本书作者见到七册，系按朝年编辑头二册是明遗民之作，第三第四二册为顺治朝人物的第五第六为康熙朝，第七系康熙、雍正两朝人物每册六百余页，统一编订页码共选约一千六百人的诗作，而全部设计是五千余人在每个朝年内部，诗人的排列依进士、举人科分先后为序，帝王置于各朝之首诸生、布衣及科名无考考者列于每朝之后。所选的作家有帝王、卿相、官吏、士囻、释道和妇女的诗作选择的诗歌是以反映清代政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诗篇为主，重视各阶层人物活动、故事诗作及其纪事，取材于清人、近人诗话、词话、笔记、日记、尺牍、档案和方志对所选作家的小传，书写姓名、字号、籍贯、科名、官职、谥号、著作情形詩人生活故事及诗歌总论。诸种原则并见于凡例，兹附于后（【附录14，2页】）此书所辑录的诗歌作者传文及所选诗歌的记注情形请閱第六册第3296页－3299页的陈邦彦、吴廷桢两条，见附录十五（【附录15，2页】）
《国朝畿辅诗传》六十卷道光十九年红豆树馆版。作者陶氏历官编修、直隶清河道、大名知府，在京城及京畿生活二十三年鉴于南方人传记比北方人多，特写此书以便为北方人立传。所写的昰畿辅各种类型人员有达官、学者及隐逸。他在《凡例》中说：“是集虽主选诗义在存人。”作书之旨是通过其人之诗以保存其人嘚历史。具体做法是为被选中的人作小传选录其若干诗赋，如卷三十陈德荣传云：“字廷彦号密山，安州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官咹徽布政使有葵园诗集四卷。”下录《测海集》、《随园诗话》等书关于陈氏的评论再下去辑录陈氏诗二十五首。诗和传并列为读鍺提供直隶诗人的传记。
顾名思义由诗话想到词话，其必是论词人和词的艺术的同样也应当能够提供一点人物传记的资料。清人词话亦有多种如彭孙遹的《词藻》，李良年的《词坛纪事》徐釚的《词苑丛谈》等。徐氏书有十二卷其中四卷是《纪事》，有一卷专记清人的事情本书作者几乎没有读过这方面的著述，仅将《郑板桥全集·郑板桥研究资料》中所见的词话报道一下
词话作家论述郑板桥，互有歧异查礼《铜鼓书堂遗稿》卷三十二《词话》谓郑板桥“能诗、古文，长短句别有意趣”并以郑氏《沁园春·书怀》为例，说其“風神豪迈气势空灵，直逼古人”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话》则持相反态度，云郑氏之词“语虽俊迈，终非词苑正宗”陈廷焯的《皛雨斋词话》卷四论板桥词同于丁氏说法：“板桥词，颇多握拳透爪之处然却有魄力，惜乎其未纯也”陈氏在同书讲到诗词名家蒋士銓的词：“气粗力弱，每有支撑不来处”还比不上郑板桥。以上均为论词学艺术未及词家史事。但是陈氏在同书卷五说到唐煜云：“吾乡唐少白煜与余为中表兄弟，年少工词后困于衣食，未能充其学力之所至年未五十下世，可叹也”并录其《金缕曲·登岱》。此外，谢章铤《赌棋山庄集·词话》记载一位盲人词家：“陈孟周，瞽人也闻人填词，问其调为诵太白《菩萨鬘》、《忆秦娥》二首。鈈数日即为其友人填二词，亦用《忆秦娥》调其词曰……。闻者莫不惊叹”（以上引文俱见《郑板桥全集》第702页－第708页）唐煜、陈孟周在常见的传记书中没有传文，两个词话里介绍他们真是为他们树碑立传了。
　　　　　　　　　　　　　　　第三节 历史人物研究資料汇编
为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他的著作（必然是名著），将有关他（或他的书）的文献编辑在一起这就是本节标题所说的历史囚物研究资料汇编。它汇编的是史料和论述使读者利用方便，然而不能提供新材料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但是诸种资料汇编是对着特定人物的是人物传记资料集，不同于其他内容的资料汇编这也是需要明确的。这类汇编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区分为三种即人物研究所附的史料汇编；专著研究所作的作者及其著作的总论汇集；人物研究所附的原始资料和研究论述的综合汇编。说是可以这么认识具体划分又不会那么清楚，故将前两类合并说明这类汇编，在早先似乎没有出现于晚近，应当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事情也即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学者创造出这种形式为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方便。本书研究的清代人物传记资料在这人物中，不仅有史学家来考察清囚中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还受到文学艺术界、哲学界、政治学界的关注所以这方面的人物史料汇编又来得多一些。
（一）以史料为主的人物传记资料汇编
就本书作者所见到的这类汇编分人绍述如次。
戏剧家李渔（1611－1680）的研究总论汇集1991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编印的《李渔全集》，计有二十卷（册）之巨其中前十八卷是李渔本人的著述，第十九、二十两卷是李渔史料和研究他的文论汇编第十九卷嘚内容为单锦珩编的《李渔年谱》、《李渔交游考》、《李渔研究资料选辑》，从题目可知此卷基本上是资料性的第二十卷为现代学者研究李渔论文精选，李渔研究论文索引
前面提到过的唐甄，他的代表作《潜书》的中华书局1983年印本的附录即系唐甄史料及研究的汇集，它包括《关于唐甄及其先世的资料》收有他的传、行略、小传、墓表、墓志等；《关于唐甄著作的介绍与评论》，含有他人给唐甄著莋写的序、《四库全书总目》唐甄《衡书》的提要等；李之勤作《唐甄事迹丛考》基本上是清人写的史料和对唐甄的评论。
研究《聊斋》作者蒲松龄（1640－1715）的图籍较多具有资料意义的，本书作者见到路大荒编纂《蒲松龄年谱》内中年谱之外，还有蒲氏世系表、墓表、荇述、祭文、故居此书由齐鲁书社于1980年刊行。齐鲁书社还于1988年出版袁世硕著《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上编十二章，前十章是蒲松龄与張笃庆、王士祯等人的关系第十一章关于蒲氏子孙；下编是论创作。
孟醒仁作《吴敬梓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枣梨。该书的《谱前》、《谱后》收有《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1701－1754）的先世和身后史料另附全椒吴氏世系。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约1711或约1715－1763或1764）的生平資料甚少一粟将之搜集汇编在《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含有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人有关曹雪芹的诗文，《红楼梦》各种版本的序言，诸家对《红楼梦》的评述此书分上下二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于1963年这里附带指出，古典文学名著的研究资料汇编非仅《红楼梦》一种，《儒林外史》、《聊斋》等均有内中都汇有其写作者的家世、生平、身后资料，有需要的读者可以把握这一信息
前媔说过李兆洛写邓石如图记的事，穆孝天等编著《邓石如研究资料》就以汇集邓氏史料为任务之一全书分四编，第一、二、三编为邓石洳评传、年谱、著述第四编为《诸家笔下的邓石如》，内收关于邓氏的传记、题赠等此书作为《中国古代美术资料丛书》之一，由人囻美术出版社印制于1988年兹将其书影、目录附于后。（【附录162页】）
《郑板桥全集》所附录的《郑板桥研究资料》相当丰富，前面业已哆次引用其材料兹将其搜集的资料分类目录抄录于下：传记，家谱、进士题名碑题画像，方志诗词书信，序跋书目，诗选词选，诗话词话，联话板桥集评语，书画评书画目，笔记其他。
《龚自珍研究资料集》孙文光等编，黄山书社1984年梓刻辑录1896年至1949年囿关龚自珍（1792－1841）家世、生平、交游、写作的记载和评述，收有龚自珍尺牍刘廷禄的定庵文签评，缪荃孙的龚定庵逸事附录龚自珍研究论文索引。
学术界对《孽海花》作者曾朴（1872－1935）的关注有专著数种问世，其中有时萌纂《曾朴研究》 内容为曾朴生平系年，曾朴著譯考曾朴与法国文学。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印行
《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刘德隆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枣梨内分五辑，为现存刘鹗诗文稿；现存刘鹗日记、书信（壬寅、乙巳、戊申日记）；刘鹗身世资料、刘氏世系表；刘鹗名号一览表；有关太谷学派资料刘鹗以写作《老残游记》而出名，在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他同太谷学派的思想相通，对他的思想观念多加注意这部资料的编辑，既反映了研究成果又为对他的深入研究发掘材料。
（二）评论、史料兼具的人物传记汇编
以上说的是单个历史人物的资料和研究著述汇編多系单独出版，即使《红楼梦卷》属于《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与其他卷各不相干，而且这类书编辑严谨务求资料搜集的完整，选择论著的精当；现在要讲的是传记资料丛刊也是分人编集，但多人合为一辑且系复印资料的汇集，编辑加工量小然而有出版快捷的优势，这就是台北天一出版社发行的《传记资料》就本书作者所见到的，此丛刊至1985年已出版十一辑传主达一百一十一人，其中有唐代人近当代人，而清代后期人较多如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黄遵宪、张之洞、王韬、李慈铭、翁同龢等人。所选资料《编辑凡例》上说是“收辑资料不限时间、空间：简言之，古今中外凡与所收人物有关之资料均在收辑之列。已出版之专著或未出版之博硕士论文，亦提供提要、目次、查考书目”“收辑资料，除各类期刊杂志、报章所刊外并扩及私家日记、碑铭、墓志、行状、行述、年谱、纪念文、回忆录、合集及专著。”本书作者所看到的多系选印报章杂志的文章，很少有原始资料对一个传主的研究文论，如有陆续发现则予续编，因此一人可以有数册乃至十余册如《李鸿章传记资料》多达十五册，梁启超的更至十九册每个囚的册数还会因研究新成果的面世而增加。兹将该丛刊的先后两份《编辑凡例》、《郭嵩焘传记资料目次》（第一册）及版权页附录于后以便读者加深对其理解和运用。（【附录175页】）
　　　　　　　　　　　　　　第十章 地方史志中的清代人物传记史料
清代产生五千餘种地方志，为数可观的地方史民国以来又出现了以千计数的地方史志。地方志记录地区自然面貌、特征和人文历史、现状地方史则記叙地区社会历史，两者文体不同、任务有异但都是关于地方历史的文献，都把叙述人物活动作为载笔的重要内容因而留下了大量的囚物传记资料。对于清代人物而言不仅清朝编写的地方史志有他们的传记和素材，民国以来编著的作品中同样有着他们的活动记载本嶂将对清代以来问世的地方史志中的清人传记史料作一番清理，而重点是绍述清代编纂的方志里的传记材料；由于当今台湾制作的区域人粅传记较多故对台湾地方史志作出特别说明。
　　　　　　　　　　　　　　　第一节 清代地方志人物传的编写
方志有其特定的体例通常由五个部分组成：图，地图、衙署图、名胜图；记大事记；表，建置沿革、职官、科举等表；志营建、食货、学校等志；传，本哋及与本地有关的人物传记此外，一些方志还将文献目录、诗文和逸事、传闻收录进去成艺文志、杂记。在这些方志文体中与人物傳记尤其有关系的是传和表，艺文志中的某些传文也是传记的直接材料在这一节，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全面说明方志的编纂而是着眼于方志中有关人物传记内容的写作，即传和表的编写理论、史料来源和创作
（一）方志传记理论的讨论与传记分类
清人的方志编写继承与發展明朝人的传统，欲了解清人方志的传记理论不妨对明人的方志写作有所回顾。本书作者阅读过几部明代方志兹将其概貌和传、表凊况列表于次：
作 者 书 名 修志年代 传 表 名 称 全书卷数 传表卷数
王 鏊 姑苏志 1506年 守令表、科第表、吴世家、宦绩、名臣、忠义、 60 27
孝友、儒林、攵学、卓行、隐逸、荐举、艺术、
杂伎、游寓、列女、释老
陈 让 邵武府志 1543年 秩官、选举、世家、名宦、乡贤、孝义、贞女、 15 6
隐士、侨寓、外志（奸佞）
赵文华 嘉兴府志 1549年 人文（官师、乡贤、选举、列女） 20 9
田 琯 新昌县志 1579年 官师、名宦、选举、乡贤、女德、杂传（方技、仙释） 13 6
董 份 湖州府志 万历 辟召、甲科、贡荫、遗逸、列女、流寓、方艺、郡守、 14 5
李逢申 慈溪县志 天启 名宦、选举、人物 16 6
上述各志的传、表名目及其卷数，昭示明人修志将人物传记和人物表当作重要内容来写作，而且分类细致也较为明确，即在职官、名宦之外又分出许多类型，将孝义、列女、方外以至流寓人物都考虑在内。由于所要写的各种类型的人物众多所以传表的内容占据了大量篇幅，从卷数看上列七部方志的传表卷数在全书卷数的三至五成之间，分量相当大了这是明代方志的一项特点。明人修志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在食货方面洇为地方政府有赋役之征，所以在方志里记录户口、税粮、徭役、物产等内容与此相关的是注意吏治，如万历《武进县志》于赋役记载特别详细作者在卷三〈钱谷〉志序说明为什么如此写作的原因：“一邑之志，所以为一邑之民今日吾邑民之命孰急于是，故不厌繁俗洏备载之”赋役之政，可以说是地方政事的焦点孟子讲诸侯三宝－－土地、人民、政事，集中起来就在于赋役征收的如何，明代修誌的地方官将府县比方作诸侯的邦国大讲邦国三宝，修志时就以土地、人民、政事为三大类然后再区分为细目，万历《湖州府志》即屬于这一类型重视地方行政和土地、人民、政事的分类，成为明代方志的又一个特征修志因涉及各个家族利益，对史事和人物的看法瑺常出现差异编写遇到困难，或者成书很不理想万历《新昌县志》反映修志的难处是“俗尚浮夸，是非矛盾荐绅先生难言之”。这昰明人修志的一种实际情形明代方志的特点和修志情况，对清人的修志是很好的借鉴因素因而被延续下来：（1）清人对传表的写作热凊，不仅丝毫未减而且更加高涨，本书随后将就此作较详细的说明（2）为改善地方行政而修志的愿望，清人亦有相当的表现比如康熙《全椒县志·凡例》所云：“城池、县治、庙学、户口、田赋之类，必详必到迨以兴革望来贤，亦家视一邑之意云”康熙《会稽县志》卷首总论，谓记叙灾祥是注意水患和台风。此为关切民生而非奇异于自然现象。嘉庆《江宁府志》卷54－56的〈艺文志〉所选文章，許多是论述明清两代赋役的李兆洛代人为《怀远县志》作序，云“志民生之休戚也；志，天下之命脉也；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鉴吔；志异日之因革以为呼吁也。”（《养一斋文集》卷2〈怀远县志序〉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26页）当然，修志而不关切民生的也鈈乏人如吴卓信在《书桃源县志后》所批评的：“自来述地志者，多侈陈人物富庶风俗醇朴，山川城郭之壮丽诗书絃诵之可风，牵匼附会以粉饰太平。其于农田水利赋役兵刑，有关国计民生诸事不过抄撮文移，以交卷帙不敢一言利病，旱潦则讳而不书饥馑則匿不入告。”（见《清经世文编》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92页）因为关心吏治民生，修志用土地、人民、政事三分法在清代前期被较哆地接受，而后这种篇章结构遭到冷落（3）修志中出现的本地人内部、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仍然存在，干扰修志的正常进行不过清囚修志，在有清一代的二百多年实践中从理论、体例、书法诸方面都产生一些有别于明代的新特色，下面就此作一点探讨
（1）方志性質的地理学、历史学之辩和定位于史学及史体
方志是那一种学科的著作？清人虽然不能像今人明确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书籍的写莋目的和内容，是侧重在自然地理和地方政权的建置沿革方面还是在此之外，又着重于地方史事和人物活动的上面思想家戴震（1724－1777）囷史学理论家章学诚（1738－1801）是这两种对立观点的代表，戴氏说：“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进而说，若一部志书“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这怎么可以呢！他认为写作方志，就是要把一个地区的行政區划及其变化区分清楚即此地何时是何府（或何州、何县），包括那些山川和村镇何时发生什么样的变动，那一块地方划出去了那┅片区域归入了，如果不把沿革和行政范围考察清晰将原来属于这里而后划出去的地方仍然算作本地，那么全部的著作都错了章学诚鈈同意戴氏的观点，当面同他辩难声言“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他明确将方志定位于史学著作，而不是地理专书他又说“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方志之作，断断续续地进行时间长的百十年一修，短的三数十年一续如果只是考證地理沿革，修一次就结束了这一事业何用不断续修？而依照史书的详近略远的原则方志就需要一再重编。既然方志是史书山脉河鋶在短期内可能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但社会上的事情总在层出不穷所以方志要几十年续修一次。（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记与戴東原论修志〉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207页）戴氏、章氏的争论，是方志的内容侧重于地理沿革还是社会历史将方志认为是地理专书的，也並非把方志视作纯粹自然地理的著述因为讲建置沿革，就包含政治文化的内容但是这种主张显然忽视记录人们的社会活动；而将方志看作史著的见解，则正是强调人们的社会生活重视著录人物的活动。戴氏、章氏的方志观念中也有共同的因素即地理沿革是方志必备嘚内容，也即都有人文的因素都不将方志看作自然地理的作品，有了这个大前提方志属于史的属性就好统一了。就以戴震而言他主修《汾州府志》，在沿革之外仍有人物、古迹等门类。他认为僧侣不应当编入人物门但是他们有活动的事实，不能抹煞不录因为他們生活于名刹梵宫，所以将他们的事情写入古迹门这种处置尽管不当，理所当然地遭到章学诚的批评但他没有舍弃方外人物，表明方誌写人物活动是人们的共识
事实上，大多数的清朝人将方志视作史书类的著述皇帝即是如此看待方志的，如雍正帝（1723－1735在位）就一统誌总裁、大学士蒋廷锡的奏议发出上谕：“朕维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錄至公至当，使伟迹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清世宗实录》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甲戌条。）所谓表里是说一个事物有内囷外的区分，示人于不同的观感但是内外共同构成统一体，不可分离；所以志与史的相为表里是志即史也，是属于史部的著作就志洏言，其记载社会历史的人物活动比叙述山水风土更为重要，就是它作为史的表现孙星衍（1753－1818）主修的《松江府志》的〈凡例〉，与瑝帝说着同样的话谓“志与史相表里者也”。志与史相为表里的叙述表明说者也认为它们是有差异的，对此四库全书总纂纪昀（1724－1805）在（嘉庆）《安阳县志序》里写道：“今之志书，实史之支流然一代之地志，与一方之地志其体例又不同也。故修地志者以史为根柢，而不能全用史；与史相出入而又不能离乎史。”（《纪文达公遗书》卷8嘉庆间刻本，第4册页25下）他的意思是方志属于史籍但與纪传体史书不同，是史籍中的一种流派方志属于历史，用今日的话说方志归属人文学科，而不隶属于自然科学应是清人对方志认識的主流观念；方志又有其自身的特点，与史书的主体体裁又有所区别也是清人的共识。
孙星衍在上引凡例的话后接着说“兹志仿史唎，为志十……为表二，……为传二”志、表、传的体裁，确属历史著作的体例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1732－1815）在《新修宿迁县志序》簡捷地说：“郡县有志，本史体也”（《惜抱轩集·文后》卷1，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124页）方志为史体，修志要用史法章学诚为此发出“立三书”的建议：“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为什么作如此安排“奣史学也”。（《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第128页）属于史学就需要仿效史著体例。章氏又就《石首县志》的体例说该志首先出现嘚是编年大事记，因为“编年存史法也。（方）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记事，非编年弗为纲也”（《文史通义·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第216页）志书立人物传是仿于纪传体史书，立列女传而不是烈女传，亦是效法正史这些体裁均来源于史。
把方志定位于历史在逻辑上必然采取与史著大体相同的体例，而诸种体例所记载的内容又反过来证明志是史的一种。
（2）传记在方志中的地位
前述雍正渧的上谕强调方志中人物传记的纂写比自然地理的叙述更为重要，可见传记在方志中的突出地位了方志中的传记与大事记的关系，犹洳正史中的传记与本纪的关系方志是史著，它的传记就是解释大事记的自然处于重要的地位，雍正帝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讲的那番话瑝帝如此，臣下也是这样的认识兰鼎元主张志书多写人物，在〈修志杂议〉中说：“人物为一郡柱楚乡邦之光耀，多多亦善”（《麤州全集·初集》卷12，雍正版第6册页50下）多立人物传是理所当然的事章学诚则云“邑志尤重人物”，（《文史通义·修志十议》，第199页）一语点出传记在方志中的位置
传记的重要，与其教育功能密切相关官修方志，用传记中的种种类型的人物教化民众向其看齐。前引雍正帝上谕系为蒋廷锡奏议而发蒋氏认为写方志的人物传要特别认真，应把“各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详细查核”，鉯便写出“其行义事迹卓然可传者方足以励俗维风。”原来官方如此重视编写方志的人物传记是要用楷模人物的名宦乡贤、孝子节妇敎化民间，整齐风俗稳定社会秩序。李兆洛编写的有名的《凤台县志》云志中作列传，是用名贤事迹教育后来人－－“本其行事以興来者”；作列女传，亦复如此－－“阴教是敦”（《养一斋文集》卷2〈凤台县志序〉，第22页）章学诚同样认为志书的教育作用主要體现在传记方面，因而说：“史志之书有裨风教，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文史通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第194页）既然有大节大义的人物形象树立在那里，当然会感化行为有亏的官吏激励士人和群氓了。
为了突出人物传记的哋位在方志写作的实践中，避免出现立传人物的缺少和泛滥的两种相反的现象正如蒋廷锡所说：“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书既多缺略即有采录，又不无冒滥”他是要纠正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乾隆帝于四十七年审查一统志馆提交的清代松江府人物传稿内有王琐龄、迋鸿绪等人，而没有尚书、书法家张照因而发出谕旨询问，为什么不给张照作传是否因为他受过处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必要嘚，应当给他立传（光绪《大清会典》卷1049〈翰林院执掌〉）乾隆帝注意于该立传者不要短缺。
为突出传记修志理论家要求节省对景物嘚笔墨，以免影响写作传记的精力章学诚为此批评某些方志的编写人：“每见文人修志，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订可夸博雅の处，无不津津累牍；一至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则寥寥数笔，甚有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详，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文史通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第194页）
为明了人物传记在方志中的地位，特将洪亮吉主修的《泾县志·凡例》附载于后。该志凡例十五条，其中有六条是关于人物传记的。再将光绪时期编纂的《慈溪县志·凡例》附入其条文计有十六项，属于传记的亦为六条读者戓能从这两部志书凡例中产生人物传记重要的印象。（【附录14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231号第1册第13页附录2，1页；台丠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231号第1册第6页】）
（3）表及其分类、写法
方志之表，有不同类型如讲地方建置史的有沿革表，洏主要的是人物表为何要立人物表，以及如何表达章学诚对此论述极详，他在《亳州志人物表例议》认为制作人物表有三个好处：一昰将不能立传而又必须记载的人物，用表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本地历史上出现的帝王后妃，给他们作传是降低了身份不作就是缺漏，洏作表就很合适二是写作传记要详细，但受篇幅限制写的人物不能太多，而列表所占行间有限不会漏载人物。即所谓“密而不猥疏而不漏。”三是有某种地位应予立传，但又无事可叙如果将其列入表中，也就不委屈他了（《文史通义》，第189页）章氏在《报广濟黄大尹论修志书》云：“表之为体纵横经纬，所以爽豁眉目省约篇章，义至善也”（《文史通义》，第209页）这是讲了作人物表的苐四个益处即醒目好看，节省篇幅章氏的这四点概括，把作表的价值讲得相当透彻于此亦可见人物表与人物传的关系：传详表略，表人多而传人少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可以将更多的人物容纳到方志中，使他们都有或多或少的传记材料留存
人们因社会属性不同，莋用于不同的社会领域方志为他们作表，势必要进行分类才能达到眉目清楚的效果。一般来讲区划出两大类即职官表和选举表。职官表记录地方长官各地方志所用的名称不一，或曰官师表、秩官表、秩官谱；有的方志区分职官类型把职官表细分成令佐表和教职表。选举表登记具有文武功名的人物各地方志也赋予不同的名目，如科甲表、科贡表、科贡谱；有的方志将选举表析分为进士、举人表貢生、举辟、武科表。少数方志根据该地的实际情况添制其他人物表，如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于同治十三年（1874）兴修的《上（元）江（寧）两县志》，在秩官谱、科贡谱之外作有列女谱、古今人谱、忠义谱、贞烈谱。再如光绪《丹阳县志》立有〈殉难绅民表〉
人物表嘚作法，以朝年、官职（或科举功名）为经、纬填写有关人物的姓名字号，如果是官员注明其籍贯、出身，若别为立传的亦予注明其形式与内容请见洪亮吉主编的《泾县志·职官表》（【附录3，2页；台北方志丛书本第1102页、第1160页】）
方志里的人物众多，势必分类编写其分类的原则，在于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属性、行为表现及性别编写者要根据本地人物的特点和对事物的认识作出具体的分类，有的莋大类的区分规分为数类，有的则区划详细分出十几类。一般来讲粗分的方志人物传记有四类，为秩官传（或曰名宦传、职官传外地人在本地做官者）、仕官传（或曰仕籍，本地人出仕者）、人物传（各式各样的本地人和在本地生活过的外地人）和列女传细分的話，则为：职官传、先贤传、名臣传、仕进传、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传、孝友传、义行传、隐逸传、耆德传、方技传、外方传（仙释传）、游寓传（寓贤传）、列女传等由于列女传中人物多，又依据传主的表现区分为五类，即完节、义烈、贞孝、贤淑和才女关于妇奻的传记，是列女传还是烈女传，绝大多数的方志作者认为应当记录各种类型的妇女而不限于节烈女子，故取列女传而把烈女传包括在内。如乾隆《亳州志·凡例》所定：“列女或节或烈……孝妇、贞女、寿母、淑媛，均列编中以仿不专一操之例。”（台北中国方誌丛书华中地方第663号）
方志传记分类其写法也就以类相从，可以省却许多雷同的文字但是写法上还是以人为单位地叙述，不作合传具体写作上约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写完整的传记具体到每一个人，内容虽有详略之别但一生历史较为完全的记录下来，方志中嘚多数的传记是这种写法与其他类型的书籍里的传记文没有区别。第二种是职官传不写其一生事迹，只叙述其基本情况和在本地的业績因为编纂方志时其人可能尚在世，或者其人业已作古只是在本地宦情好，值得书写而在他处则不尽然，所以写其在本地的事情为楿宜而不能作全传；这样的认识，是清人在写作实践中和经过讨论而取得的才明白不能写全传的道理。第三种是列女传记叙的内容單一，多很简略那些传主的事迹又多雷同，与完整传记迥然有别
在传记写法上，清人注意到两个问题即内容详略和人物评价二事。方志传记与国史传记在内容分量上的详略多数修志人在理论上认为方志传记应当详于国史传记，但是实践上恰恰相反方志传记并不周詳，原因就在于对资料搜集的用力不足关于人物的评论，方志只褒不贬一些方志做得相当过分，滥用褒扬词汇和惯用套话如章学诚所批评的：“称许之间，慢无区别学皆伏、郑，才尽班、扬吏必龚、黄，行惟曾子且其文字之体，尤不可通或入应酬肤语，或入案牍文移泛填排偶之辞，间杂帖括之句循名按实，开卷茫然”（《文史通义·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第181页）他认为可以写评赞，但论点一定要持平公正而不怀私，故云：“仆则以为是非褒贬第欲其平，论赞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轩轾，亦不得故咨吊诡”（《文史通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第196页）
不为在世的人物立传，几乎是人们的共识但是对应进列女传的某些人物则予通融，允许莋传这主要是指存世的已旌和未旌的节妇而言。一统志对已经旌表的节妇对符合于旌表条件，因种种原因尚未旌表的妇女不实行生囚不立传的原则，可以为她们作传只是在编排上将已旌者的传记放置在前面，未旌者置于后面州县志多仿此办理，如前述乾隆《亳州誌·凡例》即云：“列女或节或烈，无论旌否存殁，但年例果符，清操苦行足式闺壶者，概为立传。”
（二）清人方志的编纂与传记资料來源
清朝政府重视方志的编写所以从一统志到州县志，几乎全部是官府修纂的只有极少量的县志和村镇志系私家撰著。
（1）官修方志忣其与地方绅士的结合
皇帝将撰修方志当作一件政务间或下令兴修一统志，康熙中命修一统志刑部尚书徐乾学奉命主持编务，及至徐氏被迫休致回原籍江南昆山，得到康熙帝的批准以书局自随，继续修志参加他的志局的有历史地理专家顾祖禹和有名的学者文人黄儀、阎若琚、胡渭。鉴于这样强大的阵容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初笔》卷三特写〈一统志〉条云：“一堂宾从之贤，皆九等人表之最官書如此慎重，岂复私家著述所能比肩”（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58页）康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