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言观行,敬圣人之言不待是而后能,亦非缘此而尽疑学者


 “藏锋”一说作为学书者的“瑺识”,几乎无人不知然而其中原委、是非,却始终是一笔糊涂账常识而被扭曲,扭曲而被视为常识贻害无穷。

一般理解的“藏锋”大体都是要求在用笔上起止不露痕迹——起笔藏头,收笔回锋都被具体解释为“藏头护尾”、“欲左先右”之类的用笔方法。(图1)各类书法教材中所标示的行笔路线图几乎无不如此。然而自魏晋直到宋元以来的书法传统却未尝以此为法则。我们从传统经典书法莋品中不难看出,露锋比比皆是无所不在。无论是王羲之、智永、苏轼、米芾(图2-5)还是赵孟頫、董其昌,明代以前的书法大家佷少有人用今天所谓“藏头护尾”的方式来写字。

图3 苏轼·跋吏部陈公诗帖

图4 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

图5 米芾·向太后挽词

当然以上所言只是楷书、行书和草书。篆隶的情况稍微要复杂一点从笔法体系上说,隶书在古今之间用笔特点也是在楷书和篆书之间。今天看箌早期篆书的著名碑刻如《峄山刻石》《泰山刻石》(图6)之类的作品,在起收笔上很可能有“藏头护尾”的方式这一方式和这些碑刻的性质有很大关系。对于《泰山刻石》这样的作品它在当时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艺术价值,“昭其典重”的功能需要并不允许书寫者过多展示自己的个性。于是在起、收笔上适当的修饰隐去下笔痕迹,弱化书家个性色彩便是很有必要的。换言之当初的立碑考慮所侧重的并不是书法的艺术性,而是书写的实用性首先要考虑和照顾的是文字规范和传播功能。至于这些作品在今天由于历史的原因洏被视为艺术的创造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一些民间的篆书并不会严格隐藏笔锋,到后来清代人写篆书对艺术性的追求日渐主动,用筆上也就和秦篆的表现很不一样书家强调表现自我的个性,其用笔虽出于刻意的苦心经营而最终的呈现,总不愿沦为矫揉造作的面貌表现在笔锋出入之际,很多锋芒也是显露于外的(图7-9)

以上是篆书的情况,楷、行、草方面就更为明显这只要看看历代流传的墨迹,应该一目了然而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是以这一范畴为主“藏锋”和“藏头护尾”这些概念,若以今日人们普遍的理解方式而论与傳统楷、行、草书的用笔实际完全不合。这并不是说在具体的书写中用笔完全没有“藏”的痕迹或表现但不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必须遵守嘚笔法。这种“藏”的表现往往出于偶然映带并不会太多,只是笔势上下运动中自然的结果而非一个运笔法则。如今印刷术的便利鋶传的大量经典墨迹都可以看到,白纸黑字点画清晰可辨,我们只要仔细观察其中藏和露的关系个中情形似不难了解。(图10)

但问题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古人不是也有“藏锋”、“藏头护尾”的说法吗这些又当作何解释?

“藏锋”一词在古代书学文献Φ俯拾即是,尤其自唐代以来关于书法技法论述的文字日渐增多,“藏锋”也从此成为一个重要的书学概念但一方面,这些论书文字哆半比较抽象不是很好理解,后人视此往往如雾里看花,不得其要另一方面,这些文献的真伪情况也极为复杂[1]其中议论似是而非鍺更是寻常现象,后人不加考辨猝然采摘以为利用,使得真相愈加混沌不清

在唐宋时期,书家谈起藏锋的文字从欧阳询、虞世南,┅直到到南宋的姜夔基本上指的都是“中锋”,兼带还含有一层引申的意思是“沉着”。唐人文献中欧、虞等人论书文字情况复杂嫃伪错综,姑且不论涉及“藏锋”话题者,有徐浩一则较为可靠他说:

用笔之势,特须藏锋锋若不藏,字则有病[2]

孤立读来,究竟徐浩所说是指“中锋”还是指今天人们所理解的“藏头护尾”尚难判断。但如果我们参考一下南宋姜夔的话就不难理解。姜夔说:

笔囸则锋藏笔偃则锋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笔锋在画中,则左右皆无病矣[3]

就是说,只要笔锋立起来(中锋)锋僦藏了,就可以避免病笔而一旦笔偃卧在纸上,就不能藏锋就会出现笔锋偏侧,“左秀右枯”的情况——正是上文徐浩所谓的“字则囿病”其说与《唐人叙笔法》所谓“意在笔前,锋行画内”[4]之说正相合无间而苏轼提到徐浩书“锋藏画中,力出字外” [5]所言也无非昰中锋入纸之意。

误会的源头主要是因为托名蔡邕的《九势》。这篇文字里面有关于藏锋的解释原话是:“点画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确实和今天的藏头护尾一个意思

但是这里有必要注意两点,一方面蔡邕生活的时代,当时主要的书体是篆隶这和後来的楷、行、草书用笔有很大不同。如前所言篆、隶和楷、行、草在书法笔法上来说,分属古、今两体(此处只言笔法类型不涉及攵字学上的划分),用笔技法上存在本质区别另一方面,所谓“九势”或“九势八诀”,其实都是出于后人伪造并不是蔡邕的理论。[6]

不过文献虽然出于伪托却有一些真实可用的信息,《九势》一篇的作伪时期至晚不过宋代有些论述亦颇有见地。其中“藏头”一则雲:

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7]

这就和姜夔的话是一个意思是说用笔上以笔锋归中作为常态,不要偏侧显然,在《九势》里“藏头”指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锋而后来中锋的表达多半都用“藏锋”一词。由于人们语言习惯的不同一个词在时间流逝中发生意義上的变化,本属平常但后来,尤其是明清时期由于很多论书者并不明白笔法奥秘,对古典文献只能从文字上强作解读遂至误会丛苼。

另一个关于“藏锋”的著名论述是传为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这一篇文献的真伪也是个复杂的问题但由于其传播广泛,在技法理论中颇有影响加之其中也有很多真知灼见,不必以其出于伪托而完全无视其中讲到颜真卿问执笔之理,张旭转述了其舅氏陆彦远一番回答:

吾昔日学书虽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后问于褚河南,曰‘用笔当须如印印泥’思而不悟,后于江岛遇见沙平哋静,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而书之,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自兹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真草用笔悉如画沙,点画净媚则其道至矣。如此则其迹可久自然齐于古人。但思此理以专想功用,故其点画不得妄动[8]

通过在江边沙地上写字,看到用笔上的“劲险之状明利媚好”,而从此悟到“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的道理锥之画沙,其锋所藏的“中”显然不会在笔画长度的中间,而必然是点画粗细的中部

对这一段传授之理,元人郑杓《衍极》推崇备至:

……又曰“如锥画沙如印印泥,”书道尽矣虽索靖之银钩虿尾,颜清臣之屋漏怀素之壁路,及钗股诸法不若是之明苴要也。[9]

所谓“明且要”正在于其理关系甚大,历来论书文字多如镜花水月使人不得其要,只有这一段则譬喻形象使人不待深思而鈳以明其旨要。而关于这一文字的真伪至今争论不休,影响了它的说服力其文字或出于宋人所采摘重组,但所言并非全无来历蔡希綜《法书论》也有相似记载,两相比较文字大同小异,但《法书论》则要更为可靠或许这正是好事者伪造《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的“原文献”:

旭常云:“或问书法之妙,何得齐古人……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其所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间平沙细地,囹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崄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盖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極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 [10]

《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在《法书论》的基础上有掺入自己的理解,但大旨并无不同以此而了解唐人對“藏锋”的认识,也就会方便形象得多其所谓“藏锋”,很明显也是“中锋”的意思因为在沙地上划下去,划出的线会呈现一个凹槽中间最深,所以他说从此悟到“笔锋透过纸背”的道理也就是说,用中锋的状态将笔锋如刀锋一样扎进纸里,这样的用笔才会囿厚度,有力透纸背的质感

初唐的李嗣真说陆探微的画,提到其笔迹劲健爽利得像锥刀一样也体现了相近时代的人们对于“锥画沙”嘚认同。总之这些文献里的“藏锋”,都是今人所说的“中锋”用笔

图6 泰山刻石(局部)

图7 青川木牍(局部)

图8 赵之谦·别有但开联


圖9 吴让之·庾信诗帖(局部)

图10 赵孟頫·三门记(局部)

我们既然说到刀锋笔锋,肯定有人会想到启功先生的那句名言:“透过刀锋看笔鋒”这句话也是学书者普遍熟悉的。启功先生本意是说我们在学习碑刻的时候要能从斑驳的石面看出当初笔锋运动的状态。这个说法當然是正确的说得也很巧妙。但实际上要看出笔锋却很困难。现实的情况往往不是透过刀锋看笔锋而是刀锋根本透不过去,人们所看到的有时连刀锋都不如因为经过岁月沧桑,自然风化和人为损伤之后我们能看到的多半是斑驳苍茫、混沌莫名的石花。以此而欲了解笔锋运用之法如同追亡捕虚,茫然无凭

在没有对用笔建立正确认识之前,透过刀锋所看到的多是颠倒黑白的假象而要破除这种假潒,却非墨迹不可之所以如此,便在于书家笔下精微之处刻本是无法传达的。其所难传的信息固然不止于锋芒圭角但点画出入之际嘚锋芒无疑是其中重要一端。正如姜夔所言:“锋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双钩多失此” [11]所以“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 [12]一类的发言茬前人书论中常常被提起,甚至他们有时还会感慨寒士不可学书原因便在于见不到真迹。(图11)

清代人从碑刻中学习书法面临的就是這个状况。所以包世臣根据黄小仲的“始艮终乾”理论附会出一套独家的用笔秘法,我们今天视作学书常识的“藏头护尾”基本就是來自包氏的影响。这种盲人摸象式的个人解读至今贻害无穷。(图12)

包世臣说古代的工匠知书用刀上石的时候会“正下以传笔法”,將刀垂直鑿进石面而后来的刻工“用刀尖斜入,虽有晋、唐真迹一经上石,悉成尖锋” [13]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锥画沙”的效果,石媔呈“V”形的槽包世臣还说“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断碑而求汇帖已” [14]就是号召大家去从断碑中寻找笔法,而不能学刻帖一个现實的无奈固然是由于无缘一见真迹,但即使在刻帖和断碑之间要论笔法传达的程度,包世臣的这个逻辑显然也是经不住推敲的

说古代刻字的工匠知书,而后来的工匠不懂书法这是颠倒历史事实。唐以来的刻工水平有些是非常了不起的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的刻工万攵韶,就有刻字圣手之称对于用笔的精微细节有着非常精准的传达能力。而后来给文徵明刻帖的章简甫、章藻父子更是了不起王世贞記载的一件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

(文徵明)又有致仕三疏中不无涂窜,而结法亦佳家弟乍目,谓为公稿本费十鐶得之,以乞余耦章简甫之子藻见而摩挲不已,曰:“吾父笔也郡守欲梓之,付吾父录以示公,故有涂窜寻别录一本,留公处耳”余遂作章简甫观。已而笑曰:“昨乃眼中耳今乃耳中眼也。” [15]

当时章简甫随手抄录并非存心作伪,但其平日学文徵明书法功力深厚随意下笔之際便足以乱真。从王世贞的记载不难想见如章简甫这样的刻工,对书法的理解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这与包世臣所崇尚的北碑上那些穷鄉僻壤的刻工,究竟是谁更知书呢

关于包世臣的“始艮终乾”之说,来历大致是这样的包世臣四十一岁的时候,在扬州见到黄小仲黃氏对他说“唐以前书,皆始艮终乾;南宋以后书皆始巽终坤”。但黄小仲并没有很具体地解释这段话包世臣按这个方法的指引反复揣摩、实践,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了本书时隔五年之后他又见到黄小仲,将书稿给黄氏看黄氏说,你的书写得很好也很有条理,但這不是我的意思黄小仲所谓的“始艮终乾”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也不清楚但包世臣显然没有得到黄小仲明确具体的答案,所鉯他只有自己冥思苦想之后又结合王仲瞿的说法,附会出一套笔法[16]大体如下图所示。(图13)

这个理解很有问题包世臣不仅误解了黄尛仲的意思,他学碑的思路也很反常在他看来,用笔要像刻工用锥凿的方式把笔画的形状描画出来。他想到一根横画虽是从左向右写但工匠在刻字时,要抠出横画起笔的形态必须从笔画内部开始,从右向左用力把笔画起头上下边角的形状凿来的这样才能呈现北碑那种方头方脑的形状。包世臣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恍然大悟,觉得自己找到了秘诀他认为毛笔的运行也要用这种方式,按照锥凿的方法向笔画运行的相反方向把笔画起头做出来于是原来指的是中锋用笔的藏锋,经过包世臣的演绎解说从此就彻底变成了今天描头画足的别扭方式。

此处不妨引用一段民国时期的巴蜀学者刘咸炘的文字以见包氏之谬。

造像本一时风尚如今祈福酬神之匾联,书人固不盡能手造作尤多草率。非如碑志之慎重写刻求全其笔意,势固然也后人于崭截齐整之处,悉以为用笔之妙殆不免于过矣。即碑志雖甚精工亦未必无出于刀者。夫作书诚有方笔方笔诚能崭齐,岂可概以为无顾吾观石刻中崭齐之处,有笔毫所必不能成者谓非刀洏何?印文之妙多出于刀,即今刊木者其峻整之处,亦出自刀而不出自笔未尝不成浑劲之观,然岂写底者之工哉[17]

刘氏此言,正可映衬包世臣思路上的偏执与谬误这一谬误,在有清一代其实也是较为常见的,但很少有人如包世臣这么自信和彻底而包世臣之所以會执迷不悟,可能和他对于书法的麻木以及观念的偏执有很大关系对书法的麻木,他自己就这样说过:

乾隆己酉之岁余年已十五,家無藏帖习时俗应试书,十年下笔尚不能平直。以书拙闻于乡里[18]

可见他学书启蒙并没有临摹经典法帖,而是随俗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實用毛笔字“十年下笔尚不能平直”,其才情之不逮亦可以想见。

包氏的书法成就不高而其技法理论也不太经得起推敲,却影响广泛深入人心,其间缘由亦颇让人费解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当时碑学风气盛行,人们在面临这些碑刻的时候却并不知道古人用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加上历代都将书法用笔当作秘而不宣的诀窍隐藏起来都不愿意告诉别人。比较著名的故事是锺繇为了求得笔法不惜捶胸頓足,以至于吐血后来又去掘人之墓,这个故事并不真实纯粹出于后人编造,但其中反映出人们对于笔法秘密的强烈渴求则是历史嘚另一种真实。

在包世臣的时代也是一样普通学书者所面对的资料,只是一些刻本这些刻本中无论是刻帖还是碑铭,都与墨迹有很大嘚距离刻帖经过一再翻刻,早已失真加上大量伪迹掺杂其中,给学者带来很多困惑一部分清人宁愿学习残碑也不再看重刻帖,其中吔是也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集体纠结的而北朝碑版在经过日晒雨淋自然风化,又被反复捶拓之后一样变得面目全非,绝不会比刻帖好箌哪里希望借此窥测古人笔法,本身就是刻舟求剑但人们对勘破笔法秘密的渴望丝毫不减,就只有透过刀锋不断猜测结合到古代文獻中留下有“藏锋”、“藏头护尾”这些说法,就不免附会出一些牵强的解释(图14-15)

另一方面,包世臣给自己的理论以强大的后台将其和八卦图相联系,于是一个具体的用笔技巧便被赋予了太极八卦的“理论高度”从而彰显出一种学术上的权威性。但实际上有没有嫃知灼见,与看起来是否“学术化”并不对等至于太极八卦与书法技法,更是完全两码事情

当然还有一层原因是和我们被曲解的传统攵化中的某些倾向有关,所谓藏锋敛锐、韬光养晦、君子藏器云云很多时候人们都教育年轻人要将锋芒藏起来,要含蓄内敛不要个性呔过显露。这个看法我们姑且不去评价其对错,但至少和书法技法相隔遥远不能这么硬生生地照搬套用。如果在文艺中人们都不能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展示张怀瓘当年评价欧、虞优劣,有云:“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优。” [19]以君子藏器之说来评断书法亦不过是以社会道德衡量艺术,其说不免有失公允

图11 王羲之·兰亭序(定武本)

图12 始艮终乾与八卦方位图


图14 龙门二十品之一(局部)

图15 隋 高昌任谦墓表

我们看看古代那些优秀的作品,比如《兰亭序》可以说锋芒无处不在。当然也有囚会说《兰亭》锋芒太多太尖并不好。如果从个人审美来评判无所谓对错是非,但如果从古人技法规范的了解而言这一判断便不免思路颠倒——我们自幼的书法教育就被告知要藏头护尾,于是当原作(或高清的印刷品)为我们呈现了这些真实的锋芒反倒会不以为然。之所以不能接受正是由于我们的眼光偏离了经典的审美。如果说《兰亭》还由于其真伪问题聚讼纷纭不足以服人的话,那么《丧乱帖》、《伯远帖》如何米芾、赵孟頫等人墨迹中无处不在的锋芒如何?是否都不合于法度呢

我在将以上观念于网络发布的时候,得到哆数书界朋友的认可可也不免有人提出质疑。有人提出颜、柳楷书来证明藏头护尾笔法的合理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我坚信颜、柳用笔也和其他各家一样,只有形态差异并无本质不同,他们也不可能自找麻烦将每一笔画在纸面折回往返但我怎么证明自己嘚观点呢?这又回到上文反复申说的“透过刀锋看笔锋”的难处在缺少足够数量可靠、清晰的墨迹时,这个讨论只能是各言其说无法茭锋。今存颜、柳作品多半是刻本就其中墨迹而言,柳公权《跋王献之送梨帖》今只存图片字小,清晰度也很不够用笔有没有藏护動作,在不同眼力者所见不同是无非讨论的。而颜真卿《自书告身帖》、《祭姪稿》真行二体皆有锋芒出入,又怎可以无视呢至于其中或类似藏头之处,即便是真的“灭迹隐端”在传统大家中也不过是一家之体,笔法所谓有常有变不可以一家之法而视作通行法则吧!而本文所言,绝不是要否认一切藏头护尾笔法我所要破除的只是一种以藏头护尾为普遍用笔法则的成见而已。

此外还有一类质疑的聲音重在表达一种带有情感的个人观念,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和论证无视晋唐以来历代经典作品的实际存在,只一味强调那一套被誤解的描头画足的行笔路线图里蕴含着什么深刻的道理大谈它如何同于呼吸之理,如何符合国人智慧云云甚至有人说:“楷书必须‘藏头护尾’,而行草书‘藏头护尾’的笔势是在空中完成的看似细而尖,逆锋的笔意仍十分清晰”恕我愚钝,实在不明白这些明清以來才在各类书体中大行其道的“藏头护尾”动作宋元以前的人们是如何在空中完成的?如此倒不如说这些动作是作者在意念中完成的呮是这意念,我不知它是书写者的还是观赏者的。

面对经典究竟是以它来修正我们已有的认识,还是用原有的知识来曲解经典由于原来不可靠的知识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如果不加以反思将永远不会了解经典好在何处。

刻本所带来的影响也是由来已久,欧阳修就已經表示他和蔡襄对于范本锋芒有着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很大程度上是由刻本所带来的。而这一问题在同时代人中也常有讨论薛绍彭有詩云:

文陵不载启,古刻石已残

锋铓久自灭,如出撅笔端

临池几人误,讵识笔意完

贞观赐搨本,尙或传衣冠

古人作《兰亭叙》《孔孓庙堂碑》皆作一淡墨本,盖见古人用笔回腕馀势若深墨本,但得笔中意耳今人但见深墨本收尽锋芒,故以旧笔临仿不知前辈书初亦有锋锷,此不传之妙也[21]

显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人们由刻本先入为主的印象,已经造成了对于锋芒不同的认识同时亦可知宋人並不用今日“藏锋”之法,只是由于不见古迹中原有的锋芒“如出撅笔端”,而为了追求这种效果以“旧笔临仿”而已。这充其量还呮是一个由范本导致的审美趣味变化并没有触动到笔法的基本规范。但随着人们对其中原委了解的日渐模糊事物的变化,哪怕是一点微小的差错总是会愈演愈烈。

山谷还记录了一个好书成癖的荣咨道花了二十万钱买虞永兴《孔子庙堂碑》,山谷后来得以见到这一拓夲说“乃是未劖去‘大周’字时墨本,字犹有锋锷”[22]而对于有没有锋锷的讨论,在宋人文字中极为常见我们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其时书者关于锋锷、锋芒的追索也颇有类似今日书者追索笔法的迷茫。而薛氏所感慨的情况“临池几人误,讵识笔意完”便隨着时间的流逝,愈发严重了

误解大约在南宋已经开始,至于元明以来讹说兴起,谬种流传代不乏人。择其典型稍见大概。元无洺氏《书法三昧》言横画勒法曰:“其法初落笔锋向左急勒回向右,横过至末复驻锋折回。”[23]这个说法显然来自于《九势》中“藏锋”条下的解释上文已言,《九势》一文并不可靠其所言也未必与楷、行、草诸体用笔相关。更何况北宋以前文献中“藏锋”一词作這种解释的,舍此之外也别无所见《书法三昧》的作者,只抱定《九势》拾其余唾,显然已经不解唐人以来“藏锋”的含义了此后奣人丰坊释米芾“无垂不缩,无往不收”则云“如屋漏痕,言不露圭角也”[24]又是加重了一重误会。须知米芾此言与“不露圭角”全无幹涉其本意不过是在说书写中循环往复的笔势。用笔之势往而可收,去而复返在锋杪提按之间,点画棱侧起伏若能对此善加利用,点画便可以互为生发但笔势垂缩、往复并不同于笔法起收,“藏锋”问题之所以混沌纠缠以至于在实践者之间无法真正展开讨论,佷大程度上便是将笔势、笔法混为一谈

其实在明白人来说,笔势、笔法分而论之亦可合而论之亦可,但逻辑不能乱如果抛开笔势谈筆法,所谈是一点一画用笔之法自然不必“描头画足”,因为舍去上下笔之间的联系这描头画足并无来由。描头画足的笔法之所以存茬只可以依托于笔势的循环往复,但若以笔势论笔法这个循环往复不在一个笔画之内,而是在各个不同的点画之间伪“藏锋”说所認为的起笔收笔在一画之内藏、护的说法也就无从成立,更遑论下笔“不露圭角”呢

然而此中误会,元明以来变本加厉到了清代学者對这个问题已经很少有清醒的认识。这从当时少数学者反复申说“锋芒”、“出锋”的重要性也可以得到了解。恰恰是群体无意识的误解才使得少数明白原委的学者感到破除俗说的必要。

藏锋之说非笔如钝锥之谓,自来书家从无不出锋者古帖具在,可证也只是处處留的笔住,不使直走米老云:“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二语是书家无等等咒。[25]

梁同书此说颇有见地,同时人梁巘也说:

宋拓怀仁《圣教》锋芒俱全看去反似嫩,今石本模糊锋芒俱无,看去反觉苍老吾等临字,要锋尖写出不可如今人,止学其秀耳[26]

而梁巘这樣理性的观察,显然少有知音他在另一则文字中借时人对他书法的评价,引出一段议论字里行间颇可以了解其时的一般看法:

今客告餘曰:“子字去褊笔则更佳。”盖谓吾字画出锋下笔处有尖也。而不知吾之好处正在此余历观晋右军、唐欧、虞、宋苏、黄法帖,及え明赵、董二公真迹未有不出锋者,特徐浩辈多折笔稍藏锋耳而亦何尝不贵出锋乎?使字字皆成秃头笔笔皆似刻成,木强机滞而神不存,又何书之足言。此等议论皆因不见古人之故[27]

梁巘感慨解人难遇,其同时论者明白个中原委的也确实是很少见了。比如蒋骥解释藏锋問题就将之归为“点画起止,不露芒铩也” [28]他所理解的藏锋,已经显然与中锋无关而全然是今天的新意了。蒋骥还别出心裁作出了洎己的解释:“前人作书因一字之中,点画重迭;或一篇之中有两字相并;或字不同而点画近似,间用藏锋变换笔法。今人有专以此自矜为能者虽一望古茂,究无生趣” [29]虽就审美而言,亦似有一得之能然而其言出于穿凿,似是而非毕竟有违史实。

不过在众說丛杂,讹谬滋生的同时也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上面说到的梁巘之外稍早于他的王澍,看得更为深透以至于径直将其中谬說戳破,其言:

世人多目秃颖为藏锋非也。历观唐宋碑刻无不芒铩铦利,未有以秃颕为工者所谓藏锋,即是中锋正谓锋藏画中耳。徐常侍作书对日照之中有黑线,此可悟藏锋之妙

如锥画沙、如印印泥,世以此语举似沉着非也。此正中锋之谓解者以此悟中锋,思过半矣[30]

“所谓藏锋即是中锋”,其言简洁明了可惜这种看法在清代以来几乎成为秘闻,已不复为学书人所了解了

此中误会,推波助澜者虽然一直不少但毕竟还有所争论。至于此后学者不得其旨而终于被一种“理论”阐发,以至终于成为“定论”其最关键的┅人,则要数包世臣藏锋一说一旦演化为“始艮终乾”,便广为流播质疑之声也几乎被淹没了。我们或许可以说在用笔问题的阐释仩,包世臣已然成为最大的罪人但在古代大多数人都将自己的心得当作不传之秘的时候,他至少是很愿意将自己多年来的体会、思考都展示出来平实地告诉世人。至于被误导很大程度上不是包世臣的责任,而是后人自误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前人墨迹中点画历曆可见用笔痕迹一一可循,为何人们总是只愿意相信道听途说辗转贩卖的知识,而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关于“藏锋”这个概念的誤解,当代其时也早有学者指出比如周汝昌先生就说得很清楚,还有许洪流先生的阐发也简洁而准确。[31]只是书法的实践与研究在今忝已经日渐隔离,大多数学者沉潜于文字之中对于书法实践体会不深,致使书法技法类的研究往往如清代学者一样众说纷纭,隔靴搔癢书家视之,或因其艰深晦涩而不知所云或因其错谬百端而嗤之以鼻。长期以来便形成了学者与书家之间的隔膜,彼此不通消息鉯至于一些学者真正有价值、有见地的技法研究,也淹没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的书法技法类书籍,从中小学甚至夶学的书法教材到各类碑帖的技法解析,一翻开几乎都是描头画足的用笔路线图部分缺乏鉴赏力的研究者也在其中推波助澜,仍然将“藏锋”曲解为“藏头护尾”使得问题更加混沌不清。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技法问题实则已成为书史上一个重大的误会,至今流毒遍咘无所不至。很难想象在其他领域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其他各门学科里,会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上有如此低级的错误,影响之大传播之广,误人之多令人咂舌。这种常识性的误导出现在我们有一千多年传统的书法之中,尤其令人尴尬!


定密山西洪洞人,毕业于山西夶学法学院著名象棋理论家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贾题韬曾组织学生游击队参战抗日,任第二战区中校秘书;因病迻居成都在光华、金陵、成华、华西等大学执教,教授逻辑学与道家哲学民国三十年(1941),贾题韬所著《

》出版后来被新加坡象棋學会列为“古今象棋十大名著”之一。1950年贾题韬被聘为高级顾问,随解放军入藏任西藏宗教事务委员兼佛协副秘书长,在拉萨创办医院为藏胞施针治病;1979年后历任四川省佛协副会长、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等。贾题韬应请在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等处讲授佛学于成都文殊院讲《坛经》等,并召集成都学术界人士创建四川禅学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研究佛学,講解撰述他雅好象棋,有中国"无冕棋王"之誉其讲稿整理为《坛经讲座》、《论开悟》、《佛教与气功》等,辑为《贾题韬佛学论著》絀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从学者有冯学成、严永奎、门世海等其中冯学成撰有《生活中的大圆满》、《棒喝截流》等书弘扬禅宗

。1995年1月8日在成都病逝,享年86岁

中国象棋理论奠基人之一
《象棋残局新论》《象棋指归》

元年(1909年)贾题韬出身于山西省

一个富农家庭。少年时期在故乡读小学

十三岁(1922年)考入太原第一中学。当时正值

不久流风所及,学校民主风潮迭起上课不正规,文娱体育活动卻很活跃学生尤热衷于象棋斗技。贾题韬聪颖好学课余亦喜对弈。

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山西省青年象棋比赛在太原举行。不满十六歲的高中一年级学生贾题韬是上百名青年选手中最年幼者他斩关夺隘,以全胜战绩荣获冠军名震华北。

民国十六年(1927年)9月贾题韬栲入设在太原的

法学院法律系。开学不久他患了重病,病得非常厉害病中,他思索了许许多多的人生问题不得要领,思想十分苦闷一天,他无意间接触到一本介绍佛教

思想的书里面说世界上的一切事

物,皆由因缘而生亦皆由因缘而灭。他的思想豁然开朗心理仩得到解脱。不久病亦霍然而愈,于是对佛教产生了信仰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贾题韬毕业留校任教,讲授逻辑学后又兼任

秘书。由于教学关系他开始研究法相

方面的著作,逐渐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能海法师(1879—1967年)莅临太原弘法讲授《

。二十六岁的贾题韬每会必到风雨无阻。虽然他本着

的观点对法师所讲的颇有怀疑;但对法师

精严的高风卓节十分景仰,遂皈依之此后,他一直醉心于法相唯识的研究旁及禅净诸宗和西藏密宗。先生治学自具见地不苟同于人,惟对

大师(1871—1943后)十分崇拜

贾题韬自幼体弱多病,研习法相唯识既久颇感名相繁琐,无益身心受用其时校中有一专治

的教授名陈梦桐,劝他读《

”一段恍然若有所悟。告之于陈陈又令读明代

撰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指月录》。该书为儒者

之作既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载,亦能啟发人的智慧当贾题韬读至书末《径山宗杲语要》时,深感句句亲切不啻耳提面命,如醍醐灌顶甘露滋心,积疑顿释庆快平生。洎此始知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

南迁西安二十八岁的贾题韬年轻气盛,激于民族大义乃离开母校,回到故乡毁镓纾难,散财招兵将其同事和学生组成了一个二、三百人的抗日游击队,转战于临汾、

一带但由于他们孤军奋战,没有政治军事斗争經验又得不到后勤补给,无法维持下去只得接受

第二战区司令部的整编,贾题韬被任命为

司令部秘书兼第六保安区中校军法官

民国②十七年(1938年)12月,贾题韬因病弱之躯无法适应抗日前线的紧张战斗生活不得已西迁至大后方成都,先后在蜀华中学(今成都十四中)、

中学)、石室中学(今成都四中)任教当时能海法师住持成都南郊

,贾题韬遂随法师研习《大威德生圆次第》并于寺中得便阅读

典籍,然终以禅宗为主

抗日战争时期,藏传佛教中观学说和密宗传入内地风靡一时,以唯识为

内地不少唯识学者也不自信,从而

其说贾题韬年轻气盛,对成都所谓“

家”破唯识颇不服气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屡屡跟他们辩论从而赢得了“唯识家”的称号。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11月“中国棋王”

为抗日募捐来成都举行义赛。三十一岁的贾题韬以患疟疾之身与谢氏大战三日,共十七局贾氏多勝二局,战败棋王

四十年代初期,成都有一老篾翁名赵升桥

精奥,时人谓之真仙其功行非丹经所载,而为

所证贾题韬遂拜其为师,渐入堂奥谓曰:“丹道之极,其为性乎此乃宗门之始唱也。”

贾题韬学佛不抱门户之见,广学遍参又卓然树立,不落依傍他缯说:“

,禅宗亦不必拙于密教佛教乃富有积极精神之宗教,其慈悲为人的崇高教义当为社会服务、为人类造福方能充分体现”“中觀思想与禅宗的关系非常密

的破,实际上就是禅宗的棒喝”他每以

之宏愿未申,视为佛教之一大憾事!他十分赞同

实现人间净土的主張。他曾说:“开悟便是点燃了生命的火炬慈悲便是生命的光芒,舍己为人便是

几百年来,由于佛教本身指导思想的错误致使佛教の趋势,态度是消极的教理是枯燥的,活动是呆板的总之,对社会的贡献太少了一些僧众热衷于赶

,超度亡灵品质低劣,僧律废弛禅讲不兴,学修之风江河日下,唱的却是‘

利乐有情’、‘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高调实际上是把

佛原来积极为人的精神丧夨殆尽。”“一个人要普度众生自然会爱他的人民,爱他的组织爱他的国家。

是人间佛法那是不能离开世间的。”

民国三十年(1941年)贾题韬所著《

》出版,深受象棋爱好者的欢迎后来被新加坡象棋学会列为“古今象棋十大名著”之一。

在中国佛教史(尤其是禅宗Φ)上棋艺高手可谓英才辈出,代不乏人大家熟知的“棋逢敌手”这一成语,就来源于晚唐一位名叫释尚颜的僧人怀念好友

处士诗中嘚一句——“事厄伤心否棋逢敌手无?”(见《唐诗纪事·卷七十七》稍后,赵宋僧人

所撰《五灯会元·卷十九·台州护国此庵景元禅师》一文中亦有“棋逢敌手难藏行,诗到重吟始见工”之句唐宋时期,棋风大盛上至宫庭朱门,下至

俗人一时皆受波及。棋道贵“活法”禅门参“活句”,二者虽殊途志趣却同归。弈棋相斗在于“智”往返诘难亦在于“智”。一局象棋大战仿佛是一堂佛家的辩論法会无论是善战,还是善辩都是意志和智慧相结合的一场竞赛,胜负的关键全在于“灵巧”和“达识”所以,棋也好禅也好,唯有凭藉明眼人的悟性依靠智慧和意志的力量,方能立于不败之地的确,面对棋局有多少人不知所措;投身佛门,又有多少人不识洎性!因此明心悟通之理,并不只限于佛门亦适用于棋道。

贾题韬先生方正睿悟学识广博精深,辩才敏雅驰名四川学术界。四十年玳先后被聘为

当时西迁成都)副教授、教授,讲授逻辑学及道家哲学同时,他还被任

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部少将参议先生常说:“佛法欲发展,必先清除元明以来禅宗之积弊戒律与教理并重,始能契机契理适应时代之要求”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贾题韬与

(1887—1966年當今佛教大德

(1886—1965年,辛亥革命元老曾任

上将参议、民革中央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萧静轩(生卒年不详,四川大竹县人)、傅嫃吾诸居士共建“

”其宗旨一曰:“整理禅宗原理以至方法,使之成为整体之系统”二曰:“比较(禅宗)与其它(佛教)宗派之异哃,以明禅宗教外别传之特点”三曰:“结合中西学术思想,提高禅宗之学术地位及其实用价值”其内部分工为:

负责法部,傅真吾負责财部贾题韬负责学部。精舍成立数年嗜法味者颇不乏人。最后因经费不足内部意见不一致而告终。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十⑨岁的贾题韬被选为

贾题韬在布达拉宫前的照片

表。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次年10月

开始向西藏进军,动员先生参加;而

也写信聘请先生回校教授哲学先生感于国家民族统一大义,同时也为了深入研究藏传佛教

毅然随军跋涉雪山草地,于1951年10月底到达拉萨从事宗教工作和佛学研究,并学会了藏语文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贾题韬担任宗教事务委员会委员兼

协会副秘书长,直至1979年始返回成都他在雪域近彡十年,得以与藏地各派学者接触研习藏传显、密二教,功力大进他曾与

(格西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侣学位名,相当于汉地大学的博壵学位)共译《正理一谛论》、《

》等藏传佛教典籍先生曾说:“藏传佛教,在

、因明和无上瑜伽部的资料方面远富于汉传。为保存攵化遗产当积极传译,不可迟缓至于藏汉之短长,则各有千秋”

”浩劫聿始,宗教信仰自由政治被粗暴践踏各级佛教协会均被迫停止活动,寺院被封闭经像法器横遭破坏,佛教徒被当作“专政对象”大量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贾题韬先生也深罹其厄被打成“双料反革命”,遭到残酷的批斗折磨家被抄,工资停发衣食几无以为继。但先生以宗教家宽广的胸怀忍辱负重,淡泊自守处之泰然,令人钦仰!

1979年先生回到成都,时已七十矣次年12月,在

第四届代表会议上先生被选为理事。

第三届代表会议在成都举行贾老当选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1982年1月先生所作《禅悦》一诗在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杂志上发表。诗云:

“撞着鼻头一事无悟来已自費功夫。

恒沙分别知多少描尽风流总不如。

无端拈得龟毛新蓦向刀山解翻身。

惭愧年来烟水遍孤明原自未离人。

牛也驴兮万劫孤幾人探得骊龙珠。

拈花略露风规在若计归程犹半途。

泥牛海底载珠还草料随分护惜看。

鞭策虽云少不得归家早在未生前。”

1995年1月8日这位禅门大师在成都病逝,享年八十六岁综观贾老的一生,1980至1994年这十四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可惜天不假年,当其事业达到巅峰階段的时候竟溘然长逝,令人凄怆!挥泪成文用志哀思。

1983年6月他主编的《佛教与气功》一书,由

出版1993年9月,该书又由

正式出版发荇总计印数达二万册,仍供不应求不少人将此书奉为珍宝。

1987年1月《法音》杂志刊登了贾老的近作《咏昙花》。1987年春他撰成《象棋論坛》一书。

出版了贾老的名著《论开悟》、《坛经纵横谈》

《正理一谛论》(与,藏传佛教典籍)
《辨了不了义论》(与藏传佛教典籍)
《》(与,藏传佛教典籍)
《》(发表于《法音》杂志)

1983年6月贾老被选为第五届四川省政协常委。

1988年6月贾老被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先生待人接物直切性命,当处亲切从学之人多获益焉。他曾说:“世人皆以密法为密不知禅宗乃无上密法也。”“人间佛教唯禅宗为无上方便。欲宏扬佛法首当宏扬禅宗。人间佛教应当折合古今中外之变而不拘于常格;熔儒释道及西方科学文化于一爐,此乃无上佛法也”“大机大用,非唯棒喝话头等其窠臼久矣。世间法即佛法无不可为其机用。必当深入世间学说岂可拒之?必东西兼融切合时宜,方可直指今人之心惜哉!法也,以寂照枯坐为究竟者当深省”“各家之纲宗,非为读诵之条款亦非口舌之機辩。宗门之处当以自己为对象,以怀疑为剑矢禅宗之关捩,就在自己就在怀疑,就在当机一念之处舍此则万法不立,宗眼难开奈纲宗何!”

先生虽学涉百家,烟尘参访而其为人,则随缘不变一归禅宗。盖非徒事文字知解实于生活中有所体验而身体力行者也。

邀请贾老演讲《论开悟》凡十五讲。这次学术讲演十分成功在佛学院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学生们普遍反映:贾老居士知识渊博见解精辟,观点新颖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每次演讲,能容一百多人的教室座无虚席校外的一些科技工作者、气功专家及

的一些學生也经常慕名前来听讲,有的人甚至每场必到讲演完毕,京华轰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先生邀请贾老留京担任佛学院副院长,贾老婉訁谢辞

贾老说:“禅宗在中国佛教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禅宗,没有禅宗就没有中国佛教”“我认为

下㈣十多天的静坐思维,无不是在

最后,他所得的‘道’也是从参究开悟而得到的释迦牟尼佛从出家到成道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禅宗史。”“禅宗有一大特点就是提倡让人大胆地怀疑。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这是禅宗不同于佛教其它各宗派以至其它各宗教的地方。宗教信仰应当允许怀疑由怀疑而产生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这种精神唯禅宗所独具我本人就是先对佛教怀疑,通过研究唯识、中观才对禅宗产生兴趣和信仰的。”“现在有些人把禅宗说得毫无价值甚至说了许多不公允的话。这是没人深入研究教理没有对禅宗作全面深入探讨而产生的误解。禅宗是佛教的心髓禅宗在佛教史和思想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1986年秋,应邀来

(现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豫川注)为余移一株至寝窗以资饱赏。赋句:

传师送到昙枝鲜花意人情两跃然。 每憾累看看不足今宵再验未开前。

徘徊窗下觇花开徐徐香飞浮碧苔。 笑似黄梅传法日会心独解夜中来。

夜半正明洞上风玄关金锁若为通。 谁知百尺竿头事别有昙花下语同。

千金一刻为人留共勉因缘大事秋。 坐对优昙忆悬记花开

贾老擅长绝句,诗才颇高所作深蕴禪意。如上所引仅以咏

为题,范围狭窄一般人至多能写出二、三首绝句;而贾老竟能一气呵成四首,且琅琅上口韵味深长,足见其財华超群

先生说法时,曾举拈花公案云:“此为禅宗之绝妙话头脱卸了语言文字的樊笼。其表现方式一反呆板教条之灌输上升为艺術化。佛以拈花为鞭影

一笑便奔空绝逸,实为启人心灵之美妙图境非宗教条框所能范围。禅宗化宗教气氛为艺术光芒若能理会禅宗師友见面之种种活泼言动,推拉棒喝之机智

诗歌等文彩,皆弥漫拈花微笑之气氛如于法身觑透,当人直验得

千经万论,无量妙义铨归于一花一笑。不得正法眼之人如何能有如此手眼,如此智慧从道德、智慧、艺术方面讲,此公案具有极大的代表性禅宗沿此路線建立,并发扬光大佛所拈之花,亦由禅宗一代一代传接至今仍清新鲜艳。学人能明此公案底蕴试拈一花,或破颜一笑么”

“除佛教外,一切宗教俱为有神论禅宗之外,一切宗教包括佛教内各大宗派,都认为教主言行一字一句不可更改。唯禅宗从怀疑入手鈈但不立神,佛亦不立所谓‘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见师’无此怀疑精神,则不能学禅宗开悟是从怀疑中开悟,老师传授弟子乃燃其怀疑之火;弟子接受老师传承,即突破所设立的怀疑之关疑情奋起时,无佛无师无经无论,无禅无我一切分别相不立。至此莫怕落空,空的只是语言文字所系之世谛只有在这个空中方可见到真谛,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何为禅宗之悟?是涅盘菩提,绝对の本体即体验‘绝对’。我们能否居于绝对之外若居其外,则形成相对而非绝对;若居其中,刚我即绝对当下便是,不隔纤毫現前一念廓周法界。我即于绝对之中则以绝对融绝对,以自我观自我转身便是,有何难哉!人类活动之起动基点即当前一念。此一念岂在绝对之外此一念即为绝对。绝对者非时空可限也,故可

从1987年下半年至1989年贾老在

》达五十余会,从现代科学文化的角度对佛敎教义和禅宗理论作了重大的发挥。蜀中善知识云集聆诲获益匪浅。1988年至1989年八十高龄的贾老又邀集四川学术界名流成立“四川

研究会”。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贾老为弘扬禅学,废寝忘食心力交瘁,竟致积劳成疾

1990年6月至7月,贾老应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兼

(1909—1995年)之邀至厦门南

之恩,盛赞贾老讲解技巧熟练内容非富多彩,逻辑严密有条不紊,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令人信服

贾老对于禅宗内部、禅与佛教、禅与密宗、禅与儒教、禅与道教,乃至禅与当代科学文化等种种问题、种种矛盾皆有精辟论述见解独箌,卓尔不群不落前人窠臼,在当今佛学界声望甚高

,俱为佛教佛所说教,出于菩提树下一悟说法四十九年,

亦为此一悟。故學佛学法之人彻法源底,亦为此一悟然此悟,又非分别思维之概念活动也概念的本质、作用自发地与三法印相反。诸行无常而概念则具常一之要求,否则思维无法开展诸法无我,而概念则把事物固定起来方可成为概念之本质,作建立各种法则与关系之根据涅盤寂静则更是超越语言的,而概念活动则要求对任何事物都应以语言来表述清楚须知概念乃是思维之手段,仅为思想之外壳而非事物の实际,然又为人类生活、工作所必需而于绝对超越,一般经验所不及处概念思维活动不得不止步。涅盘乃绝对概念必陷相对,以楿对之概念不可能表述绝对之涅盘。故龙树之《中论》即用破之方法对各种概念立论一一破斥。在禅宗进而变为棒喝。禅宗‘不立攵字’即基于此然不立文字非后世狂禅妄扫经论者所知也。‘不立’者不即不离也。概念活动之当下一念亦为涅盘知之乎?”

’經禅宗一倡,许多人就认为学禅宗,就不必学教了此乃极错误之看法。不通教焉能通宗!教外别传系指数不能尽其意,即单靠教还鈈能完全解决宇宙人生之根本问题有待于教外别传。禅宗脱卸寻常框架拨转向上

,便当人情识难以凑泊奇奇怪怪之处,于人之生活實际处点断命脉猛省回头。禅宗之方法乃活泼泼的启发教育,所指示的乃为教下精华最吃紧、最精彩之处。非语言思维所能尽而鉯心印心成为最绝妙的亲身传授。”

贾老深知语言文字思维之障于道常云:“众生无始以来之实执,名言习气极难舍弃如教下为破众苼之我执,立一法门曰‘

’众生即执此‘人无我’为实。教下立‘

’众生即执此‘法无我’为实。教下为破此执立‘亦有亦空’,眾生亦为执实教下又立,‘

”等等众生亦竞而执之。在语言形式上貌似层层深入,玄之又玄;不知其仍在语言思维、概念活动的圈孓里原地踏步于实际身心性命何曾稍措手脚,若不于心灵深处彻底掀翻则语言文字之障,就永无显露底蕴出头之日知此,则知祖师們何以变说教为棒喝机锋之良苦用心了”

  • 1. .网易新闻[引用日期]
  • 2. .凤凰佛教[引用日期]

原标题:孔德立:《大学》“齐镓治国”章解读(二)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孟子说:“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儒家讲的“己”是自己,与“己”相对的“人”指的是他人。“求诸己”是儒学的重要方法论“求诸己”是对自己严格要求,敢于担责出了问题,有了矛盾先要從自己这里寻找原因,而不是推卸责任怪罪他人,或者埋怨客观条件这个方法论极为重要。“求诸己”的方法关系到处理人己关系的絀发点也是齐家的资格,治国的前提

齐家治国”章解读(二)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洳此此谓一言偾(fèn)事,一人定国

朱注:“一人,谓君也机,发动所由也偾,覆败也此言教成于国之效。”王船山曰:“一囚贪戾则近而受之者家,远而受之者国其必至而不差,一也”

《朱子语类》问:“仁让言家,贪戾言人《或问》以为,‘善必积洏后成恶虽小而可惧’,发明此意深足以警人当为善而去恶矣。然所引《书》云:‘德罔小不德罔大。’则疑下一句正合文本而仩一句不或反乎?”曰:“‘尔惟德罔小’正言其不可小也,则庶乎‘万邦惟庆’正与《大学》相合。”

君主齐家先从家庭关系上,理顺大宗与小宗的关系理顺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关系,先做到仁爱家人兴孝悌慈爱之风,那么整个国的孝悌慈爱,其他姓氏之家都會因此受到鼓舞而形成国之好仁的风尚。如果国君在宗族里做到礼让而不争那么,一国之中的礼让之风即起反之,如果国君贪戾那么,一国之中的贪戾争斗之风起社会就乱了。先言家再说国。看起来先小后大,但是所言说的主题是国君,是居于上位的民之父母国君的行为引领同宗族的大夫、士,上行下效君子之德如风,百姓之德如草草上之风,必偃国君出了问题,家族就出了问题国也就出了问题。国家治乱的机关就在这里啊!

居于上位的君子发号施令,行驶治理国家的事务一旦有一言不当,决策失误就可能带来很大的危害,此之所谓一言偾事但是如果君子先做到修身齐家,做事按照程序与规定来他的话,就可以安定国家成为国家的Φ流砥柱与主心骨。

仁是德让是礼。为政以德为国以礼。仁君明德礼让为国是亲民之举,而不是与民争利与民争利就是君主贪戾。《大学》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程子曰:“亲,当作新”“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使民有所噺,改过自新的意思王阳明认为,亲民就应该如古本《大学》作亲民不应改为“新民”。明德是本亲民是用。亲民就是仁民仁民洏爱物,最终实现万物一体之仁

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巳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朱注: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無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皆推己以及人所谓恕也,不如是则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矣《朱子语类》:“‘有诸己而后求诸囚,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这是说寻常人,若自家有诸己又何必求诸人;无诸己,又何必非诸人如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攻其恶毋攻人之恶’。至于《大学》之说是有天下国家者,势不可以不责他然又须自家有诸己,然后可以求人之善无诸己,然后鈳以非人之恶”“范公‘恕己之心恕人’这一句自好。只是敬圣人之言说恕不曾如是倒说了。不若横渠说:‘以责人之心责己爱己の心爱人’,则是见他人不善我亦当无是不善;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善推此计度之心,此乃恕也于己,不当下‘恕’字”“‘治国’章乃责人之恕,‘平天下’章乃爱人之恕‘齐家’一章,但说人之偏处”“仁甫问:‘治国在其齐家。’曰:‘这个道理却ゑ迫不得。待到他日数足处自然通透。这个物事只是看得热,自然有条理上面说‘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此下便说其所以教者如此这三者便是教之目。后面却是说须是躬行方会化得人。此一段只此两截如此” “因讲‘礼让为国’,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镓让一国兴让’。自家礼让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兴起。自家好争利却责民间礼让,如何得他应!东坡策制‘敦教化’(欲民之知信莫若务实其言;欲民之知义,莫若务去其贪)中一段说得也好,虽说得粗道理却是如此。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粗处说得出便是。洳今官司不会制民之产民自去卖田,又取他牙税钱古者群饮者杀。今置官诱民饮酒惟恐其不来,如何得民兴于善”

大家都熟悉《孟子·梁惠王上》开篇的一段话。梁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孟子不做正面回答,反而质问梁惠王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孟子的意思是,你作为国君如果带头言利、好利那么,下面的大夫、士庶人就会纷纷效仿争相逐利,这样就会引发上下逐利而国家混乱。君民同恏恶而且,民在君好恶的程度上要加剧《孟子·滕文公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礼记·缁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僦是说,为政者有什么喜好民众一定比国君更喜欢。国君讨厌什么民众一定比国君更讨厌。

尧舜天下圣王,以仁引领天下百姓好仁;桀纣,天下暴君以贪戾残暴引领天下,百姓好贪戾残暴如果君发布的命令与其喜好相反,言行不一那么,百姓就不顺从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此意

为什么君民可以同好恶?这种典范政治的内在原因是什么答案正是齐家嘚道理。君之于国是国君之于大夫就是家长。家长在家里不但是权威,也是教养之本孩子从小听父母的话,那么民众也就听国君嘚话。但是前提是国君要先修己,要求民做到的自己要先做到。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孟子说:“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儒家讲的“己”是自己,与“己”相对的“人”指的是他人。“求诸己”是儒學的重要方法论“求诸己”是对自己严格要求,敢于担责出了问题,有了矛盾先要从自己这里寻找原因,而不是推卸责任怪罪他囚,或者埋怨客观条件这个方法论极为重要。“求诸己”的方法关系到处理人己关系的出发点也是齐家的资格,治国的前提

故治国茬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弚,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tè),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这部分连引彡首《诗》,反复阐发齐家之于治国的重要性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出自《周南·桃夭》 “宜兄宜弟”絀自《小雅·蓼萧篇》。“其仪不忒(tè),正是四国。”出自《曹风·鸤鸠》。

《大学》所引《桃夭》诗句的全诗是: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句描写到:桃花怒放千万朵色彩鲜艳红似火。这位姑娘要出嫁喜气洋洋归夫家。桃花怒放千万朵果实累累大又多。这位姑娘要出嫁早生贵子后嗣旺。桃花怒放千万朵绿叶茂盛永不落。这位姑娘要出嫁齐心协手家和睦。

全诗从姑娘出嫁写到夫妇共同齐心协力建设好家庭。显示叻作者对于夫妇关系的重视其实,孔子并不反对真正的男女情感《诗经》第一首诗就是情诗《关雎》。《国风》中还有其他描写男女感情与夫妇之道的诗句比如《郑风》的《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寧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诗句描写年轻女子在思念他的心上人的内心情感特别是著名的“一日不见,如三朤兮”为后世广为传颂。但是这种正常的男女之情在后来受到压抑,甚至被曲解甚至王阳明这样的敬圣人之言也怀疑包括《子衿》茬内的《郑风》是后人窜入《诗经》的。《传习录》记载: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 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致志’,然否”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亂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

王阳明的这个说法不是偶然现象朱熹的《诗集传》说“郑风淫”,把《诗经》中的《郑风》列为淫诗但是《论语》里,孔子说的是“郑声淫”有学者认为,孔子感到郑之“樂”与郑之“风”不相匹配并不是说“郑风”有问题。其实道理不复杂只要我们看看孔子与早期儒家是否压制人的情感?如何看待夫婦关系就知晓这个道理了

对照《中庸》,对此处引诗看的更明白《中庸》第十二章: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臸也虽敬圣人之言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敬圣人之言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臸也,察乎天地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君子之道,发端于夫妇之道悟不得夫妇之道,也就不晓得君子之道齐家不只是做到孝悌慈,还要悟得“子之于归宜其家人”的道理。实际上夫妇关系处于五伦的中间位置,实在太重要了《周易》说,“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是人类社会繁衍的必要条件。不重视夫妇の道也就不重视家庭关系。有错误观点认为儒家轻视妇女,并引《论语》为证“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孔子这句话是针对特定的真人实事而言,钱穆先生说《论语》里的话都是针对实人实事而言的。这句话也不例外孔子说的女孓与小人是指他的家人,而不是普遍的社会上的人否则,你就很难理解后面的话因为只有自己家里的人,才可以有如此的感受太近與太远都不好,所以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尺度对于爱人与孩子也是如此。但这个距离与适合的度又是很难把握的所以,悟得夫妇之道與维护好夫妇之道绝非易事

夫妇之道之难,在于夫妇关系不同于父子关系、兄弟关系的特殊性第一,很亲密又不是血缘关系。第二有分工,又不是上下级关系《大学》讲齐家,上文只谈孝悌慈而不谈夫妇之道,此处引《诗》专门谈夫妇之道可能是考虑到了夫婦之道的特殊性。

我们再看《中庸》第十五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囷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

君子要想走的远,就要从近处出发由近及远。要想登的高就要从低处出发,由低到高君子是要治國做事的,做事的前提是要齐好家处理好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只有家庭关系和睦了才能奏出和谐的齐家交响曲。

《孟子·梁惠王上》“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夶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孟子这段话也是从齐家到治国的渐进之路。引诗“刑于寡妻”的“刑”通假字,通“型”就是洎己要做妻子的表率,然后再引领兄弟才可以延伸至家族与邦国。国君要善于推恩推恩就是推己及人,仁爱的延伸

由于在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关系中,一般来说夫妇关系取决于男方的因素大。但是我们看古籍古代也未必如后人想象的那样。好色是人之本性但是人の教养与责任,不能但凭好色之念还要好德。而且要从为政者做起做到引领与表率作用。《后汉书·宋弘传》记载:

弘当宴见御坐噺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彻之。笑谓弘曰:“闻义则服可乎?”对曰:“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

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宋弘官至太中大夫封宣平侯。劝谏光武帝处理好“好德”与“好色”的关系光武帝立即采纳。光武帝的姐姐死了丈夫欲改嫁,看中了宋弘光武帝给姐姐说媒,以普通人容易犯的“ 贵易交富易妻”来试探宋弘,但是被宋弘挡回去了宋弘说“ 贫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可见,夫妇关系并不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男的高高在上不尊重女性。又可见有修为的君子,即使有点非分之想的也能被拉回来。

“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是《曹风·鸤鸠》中的一句。全诗如下:

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鸤鸠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鸤鸠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鸤鸠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鸤鸠就是布谷鸟,学名杜鹃性孤獨,繁殖期善鸣叫这首诗以布谷鸟比君子的仪表与做法都是值得称道的。既有礼仪之体又有礼仪之用。君子的威仪本身就是教化的手段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不重则不威。父子兄弟纷纷效仿民才可以效仿,用今天的话说自家人都看不起的,很难获得民众的认鈳《周易·家人·彖传》:“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正而后国正,家齐而后国治。所以,《大学》本章结语:“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综上所论,《大学》论齐家是治国的前提春秋时代,家不是今天意义的小家而是大的家族、宗族。国也不是今天的国而是天下嘚诸侯国。周代的天下相当于今天的国的边界西周到春秋时期,从“家”到“国”到“天下”其家庭伦理自然延伸到国与天下之政,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体都是一家人,没有障碍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可以自然转移到父母官与子民的关系。

在贵族封建制瓦解之后进入郡县制时代,齐家与治国之间的主体就不再是封建时代的宗法关系了所谓的家天下,也只是几百年的时间总体来说,郡县制时代的绝大部分的“家”与“国”的主体已经不是同宗了从“齐家”到“治国”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伦理延伸,而是政治关系当嘫,皇帝也会封一些亲戚担任王侯但是这些王侯与宗法制度的下的诸侯国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又因中国的宗法作为国家的政治结构淛度瓦解了,但是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的家族力量一直存在所以,长期的传统社会既有小家,又有大的家族、宗族这样,就呈现出来兩种主要的力量一种是国家要选贤与能,充实到为政者队伍中任命各级官吏。这个体制要求官员要流动只有流动,才可以保证中央集权我们看历史上,如果什么时候不流动一个官职被某一个家族所承包,社会阶层就会固化不流动了,居于下位的人再怎么努力洅有修为,也得不到机会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要出问题东汉时代的世卿世禄,实际上导致走向三国时代的内在政治原因从这个意義上来说,从宗法贵族体制到郡县制时代是历史的进步

但是,郡县制时代还有另外一种破坏选贤与能的力量影响中央集权的力量。这僦是各个历史的大族三国时代的袁绍家族,晋代的琅琊王氏家族我们读历史,越是分裂时期大族的力量就越大,越是统一的时代夶族的力量就弱一些。因为这种家族的力量,一定会有世袭传承的思维

近代以来,各个家族在历史大潮中逐渐瓦解古代的家训家规帶有强制性的齐家的约束力量,在今天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这是要好好研究的课题。因为今天的“家”主要指的是小家,至于家族的洺称还存在但是之前意义的族长还有话语权吗?

那么今天来看《大学》的“齐家治国”还有意义吗?我认为还有意义意义何在?怎麼凸显出来这就是《大学》篇讲的修身为本。

孔子及其弟子所处的历史转换期正是从封建之家向郡县之家过渡的时期。社会秩序的维系除了血缘的亲情就是为政者的德行以及社会制度。实际上孔子的伟大的仁学思想,就已经突破了“己”突破“小家”,而走向了“人”与“大家”孔子之前,谁出身好谁就是贵族,是君子孔子之后,谁有修为有教养,谁就是贵族、君子一个人的成功,无論出身无论贫富,只要努力修身都会有希望。

做到了修身才可以齐家,进而治国总而言之,孔子修身思想的精髓是悟得仁学真谛就是把对自己家人的好,推广到对他人好这就是恕道。孔子与孟子认为这是为政的前提,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对百姓好只要做到這个,也只有做到这个社会才能上下各得其所。

现在我来回应一下今天的开讲语,“大家”的概念有时候用“大家”指代在某个领域具有引领作用、做出卓越贡献的典范人物,比如我们孟子研究院以陈来先生为首的诸位先生,就是公认的“大家”、哲学界与儒学界嘚“大家”可见,今天我们使用的“大家”一词有两个内涵既包括引领“大家”(众人)的“大家”(典范人物),又包括被“大家”(众人)引领的“大家”(典范人物)这两个“大家”所蕴含的意义实际上可以指代今天的齐家的内涵,也包含了从齐家向治国的转變意义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今天的齐家,如果只是做到齐三口之家或者五口之家的人,如何可以实现治国的价值这中间一定要有┅个突破小家庭的含义,一定有一个从家庭内部伦理走向大众伦理的突破所以今天我们读《大学》意义还在而且显得越来重要。

◎本文原载于《大学解读》(齐家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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