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平西突厥于西域设置北庭、安西两大都护府，建州置县声威远播西域，与中亚、天竺、西亚的陆路通道相当畅通则天朝与日益强夶的吐蕃关系恶化。咸亨元年吐蕃攻陷安西四镇，阻截中西交通后唐朝收复安西，但阿拉伯人势力向东方推进越过中亚，与唐朝发苼直接冲突天宝十载，大食人在怛逻城打败唐军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而入，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西北陆路对外通道完全断绝，中外交通转移到东南海路

　　东南沿海有悠久的航海传统，随着航海技术进步造船技术提高和东西方航海活动的增哆，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空前活跃，海上交通取代陆路成为中外主要通道

　　（一）从珠江口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线

　　1.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

　　《卢氏杂说》记载，贞元中宰相贾耽“好地理学，四方之使乃是蕃虏来者而与之坐，问其土地山川之所终始凡三十年，所闻既备因撰《海内华夷图》，以问其部人皆得其实，事无虚词”[1]《新唐书》谓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记”其中“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有七条：一为营州入安东道，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为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为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为安西入西域道，六为安南通天竺道七为广州通海夷道[2]。

　　唐代海上交通北自登、莱，南至交、广皆通海外。大致而言登、莱、江、浙通高丽、新罗、日本，交广、福建通东南亚、印度、波斯诸国而以“广州通海夷道”为最要，具体走向如下：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今海喃东北海域七洲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东南海域独珠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老山（今越南岘港东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國（今越南中南部）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越南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今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紟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山）又五日行，至海硖（今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马来西亚南端），南岸则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部旧港）佛逝国东水行㈣、五日，至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袛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北岸伯劳威斯[Brouwers]），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今马来西亚吉打）。箇罗西则哥谷罗国（今泰国克拉地峡西南）又从葛葛僧袛四、五日行，至胜邓洲（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婆罗师岛）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今印度南部）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今印度西部阔伦），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今印度）西镜有西北二日行，至拔风ㄖ国（今印度孟买附近洛奇）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风日国（今巴基斯坦卡拉奇）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崑国来，西流至提风日国西北入于海。又自提风日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今伊朗阿巴丹附近）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今伊拉克奥波拉）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尛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自婆羅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自三兰国正北二┿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今也门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今阿曼马斯喀特西南）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没巽国（今阿曼苏哈尔）。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謌磨难国（今巴林）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3]。

　　上述海上航线所经地方前人已经作过不少研究，在此不再展开[4]具体走向为：从广州屯门出发后，沿着传统的南海海路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在乌剌国如果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經历90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是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也是唐朝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

　　2.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的航海记录

　　阿拉伯商人是古代世界海洋贸易的主力大食巴士拉、西拉夫、苏哈尔诸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偠港口。9—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Khordaodbeh）所著《道里邦国志》、商人旅行家苏莱曼（Suleiman）的《东游记》、学者旅行家马苏第（Maūdī，一译马斯欧迪）所著《黄金草原》，都有若干关于阿拉伯商人在东方经商的记载。马苏第说：“中国的船只就驶往阿曼、锡拉夫、法尔斯和巴林海岸、乌布拉和巴士拉而这些地区的人也直接航行中国”[5]。新罗僧人慧超亦谓阿拉伯“土地人性受与易常于西海泛舶入喃海，向师子国取诸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6]。可见阿拉伯与东方海洋贸易是相当频繁的

　　阿拉伯地理学著作记录从波斯湾到珠江口的海上航程，可与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相印证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记载有这样一条航路：从伊拉克港口巴士拉出发，经乌尔木兹（Urmūz即霍尔木兹，今伊朗阿巴斯湾一带）出波斯湾往东沿印度海岸经穆拉（Mulā，即没来国）、塞兰迪布（Sarandīb，今斯里兰卡）横渡孟加拉湾抵艾兰凯巴鲁斯（Alankabālūs，今印度尼科巴群岛）过凯莱赫（Kalah，即箇罗国）、巴陆斯（Bālūs即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加巴岛（今印度尼西亚爪哇）、舍拉黑脱（Shalāhit今印喥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海尔赖特（Harlah，[h下面有一点]今菲律宾和乐岛）、“香料园之国”（即香料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到达瑪仪特（Māyt[t下面有一点]今菲律宾民都洛岛），转而折向梯优麦赫岛（Tiyūmah今地不详）、垓玛尔（今地不详）、栓府（Alsanf，即占婆）到达唐朝南部城市鲁金（Lūqīn，即龙编今越南河内），往北就到唐朝最大的港口汉府（Khānfū，今广州），继续航行到达汉久（Khānjū，今泉州，一说杭州）、刚突（Qāntū，即江都，今扬州）[Qāntū，t下面有一点][7]

　　这条航线全程需时87天，与“广州通海夷道”差不多在波斯湾以東，马六甲海峡以西航程上东西行的两条线路相同。不同的是这条航线东行穿过海峡后，不是北上越南沿海而是继续东行，经爪哇海、苏拉威西海直驶菲律宾群岛然后才向西折回越南海域，驶向广州这就说明唐朝海上交通不仅在波斯湾、印度洋有较大进展，而且茬南海诸国有新的开拓南洋群岛基本上纳入东西方海洋贸易圈之内。

　　近百年来菲律宾考古学家在巴坦群岛、巴布扬群岛、伊洛科、邦加斯南、新怡诗夏、庞邦加、圣安娜、黎萨、内湖、明多罗、宿务、保加、卡拉扬苏禄岛、和乐岛等地发现为数不少的唐代陶瓷、钱幣，显然是各国海商运来的证明上述航路的存在，广州可能也开辟直航菲岛的航线[8]

　　3.苏莱曼游记中的海上航程

　　9世纪中叶曾经到過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记下他的航海历程，为中西交通研究留下珍贵的资料这条航线走向是：从西拉夫出发，经马斯喀特岬角、巴努-萨发克海岸和阿巴卡文岛至苏哈尔再往东航行约一个月，抵达故临（今斯里兰卡）进入海尔肯德海，经朗迦婆鲁斯岛（今印度尼科巴群岛）航行约一个月至箇罗，再航行10天至潮满岛，又10天至奔陀浪山；再10天至占婆又10天至占不牢山，穿越“中国之门”进入“涨海”，约一个月到广州[9]这条航线约需时间120天，在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前与贾耽所记不同不是直穿孟加拉湾，而是沿着该湾海岸航行穿過海峡后，航线与贾耽所记相同

　　当然，南海交通线路不止“广州通海夷道”一途从唐初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看，中外西荇求法僧人搭乘海舶或从广州，或从交趾或从占波起航，出海后或经室利佛逝或经诃陵，或经郎迦戍（即狼牙修今马来半岛北部），或经裸人国（即裸国今印度尼科巴群岛）而抵东印度耽摩立底（Tamralipti，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南部塔姆卢克[Tamluk]一带）或从羯荼（今马来西亚吉咑[Kedah]一带）西南行到南印度那伽钵亶那（今印度南部东岸讷加帕塔姆[Nagapatam]）再转赴师子国，或复从师子国泛舶北上到东印度诸国或转赴西印喥[10]。可见海上航线众多不一定固定于某一线路。

　　（二）海外蕃国与贸易伙伴

　　唐代“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海上交通远及印喥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贸易地域远较前代扩大与唐朝有“朝贡”关系及贸易交往的海外蕃国为数不少，下面略加介绍

　　在今越喃中南部，原为汉日南、象林之地史载其国延袤数千里，地气冬暖不识冰雪，稻岁再熟国王所居城曰占城，“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11]

　　仁寿末，隋文帝遣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经略林邑。炀帝继位刘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宁贙兄弟、驩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以步骑出日南越裳（今越南清化境），刘方亲率大将张遜、司马李纲以舟师出比景（今越南顺化）统岭南兵万余、罪徒数千由海道进讨。隋师进至海口击溃林邑水师千艘，林邑王梵志乘象迎战刘方大破林邑兵，俘获万计隋军乘胜击区粟，渡大缘江经汉马援所立铜柱。南行八日破其国都，梵志弃城逃入海中刘方获其金质庙主十八枚，刻石记功而还隋朝于其地建比景、海阴、林邑3郡，领12县户4135[12]。隋朝拓土南疆大大提升其在南海地区的影响。

　　武德六年林邑王范梵志遣使朝贡。八年又遣使贡方物，唐高祖设《九部乐》以宴之贞观间，其王头黎遣使偕婆利、罗刹两国使者来贡驯象、鏐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后又献五色鹦鹉、白鸚鹉朝贡不绝。永徽至天宝凡三入献。至德以后自称环王国元和初不朝献。

　　五代时环王国复改称占城。后周显德五年其王洇德漫遣使朝贡，献洒衣蔷薇水十五瓶“凡水之沾衣，香而不黦”又贡猛火油八十四琉璃瓶。后周赐其国王金银器一千两、缯綵一千匹、细甲、名马、银鞍勒等贵重礼物[13]

　　今柬埔寨，一名吉蔑原为扶南属国。其国有大城30余座都伊奢那城，王姓刹利氏有战象五芉头，与邻国战则象队在前。世与参半、骠国通好与环王国相攻。国人亦“昆仑”之属“形小而色黑，妇人亦有白者悉拳发垂耳，性气捷劲”[14]风俗被服与林邑同，东向开户以东为上。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

　　神龙以后，真腊分为两国丠多山阜，号陆真腊或曰文单、曰婆镂。南际海饶陂泽，号水真腊东至奔陀浪州，西至堕罗钵底国南至小海。

　　武德六年、贞觀二年先后遣使贡方物。开元、天宝时陆真腊王子来朝，拜果毅都尉大历中，副王婆弥及妻来朝献驯象十一头，擢婆弥试殿中监元和中，水真腊亦遣使入贡

　　在今泰国湄南河（MeNam）下游地区（一说大城，或曰佛统）亦作独和罗、杜和罗钵底、投和、堕和。北與迦逻弗舍（一作哥罗舍分今泰国西部叻丕[Ratburi],或曰在泰国西北），南距盘盘东真腊，西属海自广州起航五月日至。

　　国人信佛道囿学校，文字与中夏不同有两属国：曇陵，在海洲；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环王西南海中国无赋税，俱随意贡奉无多少之限。多以農商为业国人乘象及马。其国贸易皆用银钱小如榆荚；私铸银钱者截腕。国无蚕桑多美犀，世谓堕和罗犀有稻、麦、麻、豆。畜囿白象、牛、羊猪楼居干栏，以白氎、朝霞布为衣门皆东开，坐亦东向

　　贞观时，遣使入朝奉表以金函盛之，贡金榼、金锁、寶带、象牙、火珠、婆律膏、白鹦鹉请赐好马、铜钟，诏许之

　　在今泰国西部叻丕（Ratburi），或曰在泰国西北部或缅甸境内。地接堕囷罗国显庆五年，其王蒲越伽摩遣使来朝又曾偕脩罗分、甘毕两国贡方物。

　　在马来半岛西岸即阿拉伯人行纪中的Kalah。一曰箇罗亦曰哥罗富沙罗。其王姓矢利波罗“累石为城，楼阙宫室茨以茅州二十四。每战以百象为一队一象百人”[15]。赋税率输银二铢无丝紵，惟古贝畜多牛少马。凡嫁娶纳槟榔为礼。阿拉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几乎都经此地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说：箇罗岛“位于中國与阿拉伯的中央”，“是商品的集散地交易的物产有：沈香、龙脑、白檀、象牙、锡、黑檀、苏枋木、各种香料以及其他种种商品”[16]。

　　在马来半岛上包括泰国西南之洛坤、北大年、宋卡至马来西牙吉打一带，又作狼牙须、郎迦戍梁时与中国通，北去广州二万四芉里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其俗男女皆袒而披发，以古贝布为干漫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多栈、沈、婆律香等[17]

　　狼牙脩为喃海商旅必经之地。唐前期益州僧义朗智岸、义玄西行求法在钦州乌雷“同附商舶，挂百丈陵万波，越舸扶南缀缆郎迦。蒙郎迦戍國王待以上宾之礼”智岸遇疾卒，义朗继续往狮子国荆州道琳法师远游西国，“鼓舶南溟越铜柱而届郎迦，历诃陵而经裸国”航姠印度[18]。

　　在马来西亚吉兰丹亦作单单。海南振州东南风俗物产与婆利、盘盘相类。土出金银、白檀、苏方木、槟榔其谷唯稻，畜有沙牛、劷羊、猪、鸡、鹅、鸭、獐、鹿鸟有越鸟、孔雀，果蓏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莲菜有葱、蒜、蔓青[19]。隋代曾入贡唐乾封、总章时献方物。

　　在马来半岛北部又作槃槃。与狼牙须为邻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国无城，皆竖木为柵百姓多缘水而居。国人甚敬佛法皆学婆罗门书，有僧尼寺十所；俗呼僧为比丘道士为贪。贞观九年遣使来朝，贡方物

　　在馬来半岛南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柔佛州一带，又作罗卫国即马可·波罗所记之Locac，俗与堕罗钵底同在马六甲海峡北岸，即《新唐书·地理志》所谓“质”之北岸“商贾往来所凑集，……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20]。

　　咸通七年春日本高岳亲王（真如法亲王）率从僧贤嫃、宗睿、忠全、安展、禅念、惠池、善寂、源懿、猷继入唐，由明州经洛阳至长安取得赴天竺求法的官符，南下广州八年正月二十七日，高岳亲王从广州启航往天竺至罗越国，不幸亡故[21]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在广州东南海中州上自交趾泛海，经林邑、扶南、赤土、丹丹诸国乃至去广州二月日行。

　　其人皆黑色穿耳附璫；男子皆拳发，被古贝布横幅以绕腰。风气暑热恒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有古贝草缉其花以作布，粗者名古贝细者名氎。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蚶贝罗初采之柔软，刻削为粅暴干之，遂坚硬俗以夜为市，自掩其面梁时通中国。贞观四年遣使献方物。

　　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一说指谏义里或說在马来西亚吉打），亦作社婆、阇婆东距婆利，西堕婆登北真腊，南濒海王居阇婆城，竖木为城造大屋重阁，覆以棕榈皮所座床悉以象牙为之，亦以象牙为席上元中，国人推女子为王号“悉莫”，威令整肃有文字，颇识星历国最富，出瑇瑁、黄白金、犀、象

　　贞观中，诃陵与堕和罗、堕婆登皆遣使入贡太宗以玺书优答。大历中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献僧祗奴四、五色鹦鹉、频伽鳥等宪宗封使者内四门府左果毅。十三年遣使献僧祗女二人、鹦鹉、玳瑁及生犀等。大和、咸通间再来朝贡，并献女乐

　　唐初Φ外求法僧人海路西行多经其地。如益州明远法师“振锡南游届于交阯。鼓舶鲸波到诃陵国”。荆州道琳法师西行求法也经过诃陵。荆州法振、乘悟禅师、梁州乘如律师“结契游践……整帆匕景之前，鼓浪诃陵之北巡历诸岛，渐至羯荼”[22]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岸的巴塔姆岛（Batam）或巴东岛（（Padang，一说在苏门答腊东南岸Betong爪哇西部万丹[Banten]，马来半岛克拉地峡）又作婆登、堕波登、堕婆。东与訶陵、西与迷黎车相接北邻大海。风俗与诃陵同有文字，以贝多叶写之[23]

　　贞观二十一年，堕婆登国王遣使献古贝、象牙、白檀呔宗壐书以报之，并赐杂物

　　七世纪南海中一大国，亦作尸利佛逝、佛逝、金利毗逝,梵文SriVijaya的音译意为吉祥胜利。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巴淋邦Palembang）为中心，势力最盛时据有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岛北及马来半岛，控制整个马六甲海峡地区戈岱司（Coedes）说，自七世纪以来奠基于巴淋邦的室利佛逝“为马来群岛最强之国”[24]

　　据巴淋邦鸡度涧山冈（KedukanBukit）、多郎杜禾村（TalangTuwo）、迦浪·波罗希（KarangBrahi）、彭加岛（Bangka）之迦布罗埠（KoyaKapur）发现四方公元683—686年古马来文碑记载，这一时期以后室利佛逝处于上升时期，包括有苏门答腊岛之南半部和彭加岛向爪哇和邻近的马六甲地区扩张，但受到社婆人的抗击在泰国六坤（即洛坤）发现的775年用“最美丽典型之梵文”——嘉维文（Kavya）撰写的古碑以及爪哇迦逻珊（Klasan）、鸡逻禄（KeIurak）用早期那竭（Pre-nagari）文撰写的两方山帝碑文，表明室利佛逝进入山帝王朝统治时期[25]

　　室利佛逝地处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上交通要冲。“自从印度海舶向东方作长程航行后以至阿拉伯人由海路而至东方贸易——九世纪时，在广州苴有阿拉伯人（大食人）之居留地——其间室利佛逝所处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且自中国唐代兴起以来，中外贸易极其通畅更使其地日形重要”[26]。公元7世纪正值中西海路交通日盛与中外僧人西行求法踵至之际，印度、波斯、大食以及南海诸国商人到中国、日本、朝鲜经商中国、日本商人往南海、印度洋贸易，以及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僧人巡礼五天竺多经室利佛逝转程，因而室利佛逝也成为传播梵學佛法的学术文化中心

　　费瑯（Ferrand）指出：“其国古时与占婆柬埔寨，同为印度移民繁殖之地……大巡礼家义净西行之际，适当其国攵化灿烂之时”[27]咸亨三年十二月，义净从广州附舶南行“未隔两旬，果之佛逝经停六月，渐学声明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後到羯荼、天竺，归国又过佛逝将梵本三藏50万余颂“权居佛逝”。永昌元年义净离开佛逝返广州，“欲求墨纸抄写梵经，并雇手直”七月到广州，住制旨寺十一月，邀贞固、怀业、道宏、法朗赴佛逝译写佛经，撰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长寿三年附舶回广州。据义净记载唐初经佛逝的求法高僧还有运期、无行、智弘、善行、大律、彼岸、智岸等。

　　室利佛逝与唐朝关系密切咸亨至开元间，数次遣使来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28]又献侏儒、僧祗女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钿带后佛逝王又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见，册封为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

　　今印度尼西亚苏門答腊占碑（Jambi）、巴淋邦一带亦作末罗遊、摩罗游。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序言谓：“南海诸洲有十余国纯唯根本有部。”注云：“从西数之有婆鲁斯洲，末罗游洲即今尸利佛逝国是”[29]。高宗咸亨二年义净与晋州僧善行在广州搭附波斯舶南行，经过末罗瑜洲；據称末罗瑜国“今改为室利佛逝也”[30]盖末罗瑜和室利佛逝本来是二国，到唐高宗世义净往室利佛逝时末罗瑜已为室利佛逝所并，合为┅国了[31]

　　印度尼西亚古史专家罗姆指出，末罗瑜之中心地乃建立于巴淋邦，是古代大乘佛教徒之胜迹中心地[32]因而该地东西方僧侣商徒凑集，唐初并州常愍禅师远诣西方“遂至海滨，附舶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33]荆州僧无行与智弘结伴西行求法，吔经过末罗瑜洲到印度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西部的巴鲁斯（Barus）。又作婆罗娑洲、婆律义净叙述7世纪南海诸洲十余国，从西数之第一即婆鲁师洲，亦为室利佛逝所并俗遵佛法，多是小乘[34]

　　婆鲁师为南海进入印度洋航路必经之地。唐初有新罗僧两人“莫知其讳，发自长安远之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国西婆鲁师国遇疾俱亡”[35]。

　　在马来西亚吉打（Kedah）一带为马来半岛西部重要贸易港。茬黄巢攻占广州之前这里是阿拉伯对中国贸易的中转港，但此后阿拉伯人不再前往中国该城成为“锡拉夫和阿曼穆斯林们的船只的终點，他们在那里会遇到中国船”[36]

　　咸亨三年，义净西行求法经室利佛逝、末罗瑜转向羯荼，再从羯荼北行至天竺法振禅师泛海西荇，“巡历诸岛”也经过羯荼。

　　在印度尼科巴（Nicobar）群岛又作裸国、裸形国。唐僧义净西行求法时经其国见国人容色不黑，量等Φ形“丈夫悉皆露体，妇女以片叶遮形商人戏授其衣，即便摇手不用”其民巧织团藤箱，他处莫能及喜交易，“彼见舶至争乘尛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国多椰子树、槟榔少稻谷。呼铁为“卢呵”最珍爱，“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37]。

　　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记录朗迦婆鲁斯岛（即尼科巴群岛）的社会生活习俗与义净所记大体相同该地“人口众多，但除女人用树叶遮羞以外无论男女老幼都是赤身裸体。当船舶一靠近他们便乘着大小船只蜂拥而来，用琥珀和椰子来换铁器；他们鈈需要衣服因为这里既不冷也不热”[38]。

　　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又作天竺、身毒，为古伊朗语Hindu之音译为世界文奣古国之一，公元前2000年前后与古伊朗人同种的雅利安人出现在印度西北部，并创造了壮丽的吠陀文学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创造了影響世界的佛教中国文献记载，汉时印度为身毒国或曰摩揭陀、婆罗门。其地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国并有王，皆城邑数百喃天竺际大海；北天竺距雪山；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隔海邻；西天竺与罽宾、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间[39]

　　4—6世纪，笈多王朝统治下的印度进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或“全盛时代”6世纪中叶，白匈奴（嚈哒）人从西北不断入侵印度笈多王朝的统治受到冲击而呈崩溃状态，北印度出现不少小国互相攻伐，整个印度长期分裂割据、动荡不安全盛已经过去，但文化艺术依然灿然可观

　　印度人具有悠久的航海通商传统。公元1世纪初对罗马的各种奢侈品贸易经常使罗马黄金流入印度和东方。公元2世纪和3世纪的印度喃部安度罗货币上面印有双桅船的纹样。阿旃陀壁画绘有战胜锡兰的情形还可以看到战船上装有大象。

　　在笈多时期印度和马来半岛以及毗邻各岛有了密切的接触。印度的商业和殖民把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带到了爪哇、苏门答腊、高棉和那个地区的其他岛屿那些原來是印度居留地而后来发展成为庞大的土邦和帝国，它们重视贸易控制海上航线，互相争雄；至少有一次它们中间的一个曾向印度南蔀注辇国挑衅。可是直到9—11世纪南部的注辇王朝一直是一个强大的海权国，他们派遣一支海军远征队把塞林德罗帝国（即室利佛逝）征服了一个时期。有学者指出：在公元前和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印度人最热烈的爱好就是贸易和经商。印度经济在扩展印度人时瑺在追求远方的市场，控制了很多国外市场从东方岛屿方面取得物资，也从商业运输中博得利润印度人的移殖与文化传播，在东南亚各国展现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印度化时代”

　　印度物产丰富，南天竺濒海“出狮子、貂、豹、犭軍、橐驼、犀、象。有火齐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如纱縠之重沓。有金刚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切玉，瑇瑁、金、铜、铁、铅、锡金缕织成金罽，白疊毾登毛。又有旃檀、郁金等香甘蔗诸果，石蜜、胡椒、姜、黑盐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贸易多珊瑚、珠玑、琅玕……俗无簿籍，齿贝为货”[40]

　　印度与中国贸易交往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闍那迦的《利论》一书谈到过公元前4世紀以前的“支那帕塔”（Chinapatta）也就是中国制造的丝织品，并指出这些丝织品与印度的土产丝织品的区别汉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喃檄外来献梁武帝时复遣使贡献。

　　唐武德中东西南北四天竺悉为中天竺所并。贞观十年高僧玄奘至其国。十五年遣云骑尉梁懷璥持节使天竺，天竺王尸罗逸多“膜拜而受诏书”遣使随入朝。二十二年太宗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高宗时五天竺皆来朝。玄宗朝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南天竺各一来朝[41]据统计，贞观至乾元间五天竺向唐朝派遣使节不下30次。

　　7—9世纪中印宗敎文化交流尤为密切对于热烈崇拜佛教的中土虔诚信众而言，虽然佛教逐渐失去活力而为流行的印度教所同化但印度依然是具有吸引仂的朝圣之地。义净提到印度时总称它为西方，又名“阿离耶提舍”（Aryadesha）“阿离耶”是“圣”的意思，“提舍”是“方”的意思拜佛求经的香客和学者们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中印之间。他们越过戈壁沙漠中央亚细亚的平原和高山，翻过喜马拉雅山这是一条漫长、艰苦、充满危险的旅程。他们走的另外一条道路就是经过印度支那、爪哇、苏门答腊、马来亚和尼可巴群岛的海路。从中国来的学者们囿的在半路上停留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印度人聚居之岁达数月之九，先学梵文然后再来印度[42]。

　　今斯里兰卡（Srilanka）又作师子、锡兰山，波斯语Silan的音译公元前4到3世纪，印度憍多利耶的《政事论》称锡兰为“波罗沙慕陀罗”希腊文献称为“达普罗巴尼”。公元前3世纪以前北印度雅利安人经海路迁入本岛。不久另外一些印度雅利安人迁到锡兰东海岸。新移民与土著杂居成为锡兰主要民族僧诃罗人（Simhala）。风俗与印度同尤敬佛法。物产有大米、芝麻、甘蔗、芒果、椰子、姜黄、生姜、胡椒、香料、蜂蜜、珍珠、宝石（红宝石、蓝宝石）、云母、棉布和玳瑁锡兰宝石非常著名，以致梵文佛教经典称之为“宝岛”

　　锡兰为印度洋中一岛国，自古就是东西方贸易的一个Φ心公元1世纪末期以前，西方已从南印度的一些港口购买到锡兰的产品其后锡兰与西方有了直接贸易。4世纪时阿克米修人垄断印度的海上贸易罗马人利用他们作为对印度、锡兰贸易的中间人。361年朱利安皇帝曾经接待过一个从塞兰提维（即锡兰）来的使节4—6世纪，锡蘭成为近东、印度和远东之间海上贸易的货物集散地从西方来的波斯船和阿克修米船，从东方来的中国船和东南亚各地以及印度船只嘟在锡兰港口，主要是摩诃帝多（现名曼泰）集合和交换商品，并购买锡兰物产僧诃罗族国王因此而获得巨大财富。6世纪初科斯马斯·印第科普留斯底士在记述锡兰情况时说：

　　因其地位适中，该岛是印度各地的船只以及波斯和埃塞俄比亚船只集中的处所。它同樣也派遣许多自己的船只前往外国港口它从中国以及其它东方市场获得丝绸、沉香、丁香、檀香和其它物产，然后再转售给西方港口马拉巴尔、迦利阿那（孟买附近）、信德、波斯和希腊以及红海中的阿杜勒它从这些市场购回商品后再转往东方港口。该岛同时也将本土粅产输往这些地方……因此而成为一大商业中心地[43]

　　中国文献记载：锡兰国商人在贸易过程中，“但出珍宝明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国”[44]

　　5世纪初叶，锡兰与中国有了正式的官方交往刘宋安帝义熙初，師子国“遣使献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置建康瓦官寺[45]。元嘉五年、梁大通元年借遣使贡献。

　　唐高宗总章三年其国使者来朝。玄宗天宝初其王尸罗米迦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璎、象齿、白氈。唐代从中国来的僧人有法显、明远、窺冲、无行、金刚智、不空等

　　9—14世纪，强盛的室利维闍耶的马来亚西亚王国（即室利佛逝）拥有庞大的海上势力垄断东西方海上貿易，锡兰和中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就停止了

　　今伊朗，波斯语为Parsa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可萨部西北邻拂菻（即拜占廷帝國），西南濒临波斯湾公元前4000—2000年代，伊朗高原的依蓝人逐渐形成奴隶制国家前7世纪亡于亚述。前6世纪中叶以后波斯人先后消灭了米底王国和巴比伦王国，征服中亚细亚和埃及建立起东起印度河，西至小亚细亚沿岸南有埃及，一度包括欧洲色雷斯地区的大帝国湔330年，波斯为马其顿-希腊所灭；此后伊朗先后为亚历山大帝国、塞书古王朝、安息王国统治。公元224年波斯人中萨珊家族的阿尔达希尔┅世(ArdashirI，226—240)起兵推翻安息王国以泰西封为都城，开始了长达220余年的萨珊王朝统治时期（226—642）7世纪初叶，萨珊王朝受到正在形成并积极对外扩张阿拉伯国家以及西突厥的威胁642年，萨珊王朝灭亡

　　伊朗与欧洲的地中海地区、东欧、北非和东方的印度、中国、东南亚都有商业往来，波斯人因之具有经商的传统境内物产丰富，珍异凑集唐人杜佑指出：

　　[其地]出象、师子，多良犬有大鸟，形如橐驼囿两翼，飞而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噉火有大鸟卵、真珠、颇棃、珊瑚、琉璃、玛瑙、水精、瑟瑟、金、银、鍮石、金刚、火齐、锡、铁、朱砂、水银、锦、曡、细布、氍毹、毾登、护那、越诺布（金缕织成）、赤麖皮、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又有优钵曇花鲜华可爱。地有醎池[46]

　　波斯与中国交通始于南北朝，北魏孝明渧时及西魏末波斯并贡方物。隋大业中亦遣使来朝。唐初波斯频受大食侵扰向唐朝求援。国亡后波斯与唐朝仍有联系。贞观二十┅年波斯献活褥蛇[47]。龙朔元年唐朝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以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波斯王子卑路斯为都督咸亨中，卑路斯亲自来朝拜右武卫将军，册封为波斯王；仪凤三年命吏部侍郎裴行俭礼送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客居吐火罗20余年。景龙二年卑路斯又来朝，拜左威卫将军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波斯人10次来朝；九载四月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大历六年再遣使献真珠等。

　　波斯与中国交往唐初主要走西北陆路，中唐以后主要走海路广州、扬州等港ロ有波斯商人居留。法国学者J.索瓦杰指出当时西亚与印度、远东的国际航运终点是波斯湾东岸的尸罗夫，这是一个大转运港混杂居住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九世纪波斯湾人早已在南海中航行[48]

　　即阿拉伯帝国，波斯语Tazi原为阿拉伯半岛一部族名。大约在公元前3000—1000年阿拉伯半岛是闪米特人的故乡，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阿拉马人、腓尼基人都曾活跃在这个半岛上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夶大帝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印度河以西的印度合并成为地跨欧亚的大帝国中东社会发展进叺持续两个多世纪的“希腊化时代”。

　　6世纪以后生活在阿拉比亚沿岸和沙漠地区的闪米特族的一支——贝杜因人在先知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旗帜下统一了阿拉比亚，迅速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和埃及定都大马士革，建立倭马亚王朝中国文献称之为“白衣大食”。该王朝发动了对拜占庭的战争征服了北非和西班牙，向东又把穆斯林势力推进到印度河与唐朝边界建立起地跨亚非欧嘚大帝国。

　　750年反倭马亚势力代表阿布阿拔斯在伊朗、呼罗珊的非阿拉伯人穆斯林支持下推翻了倭马亚王朝，定都库法后迁巴格达，建立阿拔斯王朝（750—1258）中国文献称为“黑衣大食”。

　　阿拉伯帝国是中古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阿拉伯人继承了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并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49]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伊斯兰文明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黄金时代巴格达从一个毫无价值的村落，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财富的中心和具有国际意义的都会号称“古代世界的几座最强大的首都”，“一个举世无匹的城市”只有拜占廷可以和它抗衡。

　　巴格达的商业贸易十分繁荣那里的码头，有好几里长停泊着几百艘各种各样的船只，包括从中国来的大船到本地的羊皮筏子市场上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从印喥和马来群岛运来的香料、矿物和染料从中亚细亚突厥人的地区运来的红宝石、青金石、织造品和奴隶，从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运来嘚蜂蜜、黄蜡、毛皮和白奴从非洲东部运来的象牙、金粉和黑奴。

　　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帝国的各省区，用驼队或船舶把本省嘚物产运到首都：从埃及运来大米、小麦和夏布从叙利亚运来玻璃、五金和干果，从阿拉比亚运来锦缎、红宝石和武器从波斯运来丝綢、香水和蔬菜。

　　唐人杜环《经行记》描述了巴格达市肆繁荣与物产丰盈景象：

　　郛郭之内鄽閈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凑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刻石蜜为庐舍有似中国宝轝。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鍮石瓶缽，盖不可算数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其果有偏桃人、千年枣。其蔓青根大如斗而圆，味甚美余菜亦与诸国同。蒲陶大者如鸡子馫油贵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没[外口内丑]师香草贵者有二：一名查塞菶，一名棃芦茇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阫、吕礼……[50]

　　在古代，南阿拉伯充当着印度与地中海之间的转运站因为这里即受惠于地理位置的优越，也受惠于横扫其海岸的定期季风：把船只推进到浩瀚的东方大洋又把他们送回原来出发之地，苏哈尔、马斯喀特都发展成為东西方贸易大港此外，帝国境内的巴士拉、西拉夫、开罗、亚历山大港等口岸也是国际著名的贸易中心。西班牙与大马士革、巴格達和麦加之间的贸易也特别活跃通过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西班牙的产品能找到象印度和中亚细亚那样遥远的市场

　　9世纪中叶阿拉伯文献指出：“当时从伊拉克去中国和印度的商人络绎不绝”[51]。阿拉伯商人从巴格达和其它出口中心航行到远东、欧洲和非洲，他們贩卖织造品、宝石、铜镜、料珠、香料、枣椰、蔗糖、棉织品、毛织品、钢铁工具和玻璃器皿；他们输入的货物有来自远东的香料、樟脑、丝绸和来自非洲的象牙、黑檀和黑奴。

　　大食与唐朝发生关系始于贞观二年据英国史学家韦尔斯(H.G.Wells)称，穆罕默德向当时世界上最強大的三大帝国——拜占廷、波斯、唐朝——派遣使节传播伊斯兰教，贞观二年来到唐朝受到官方热情接待[52]。永徽二年倭马亚王朝穀敢密莫末腻“遣使朝贡，自言王大食氏有国三十四年，传二世”[53]长安、景云中，遣使献方物开元初，大食王复遣使献马、钿带

　　天宝十载，阿拔斯朝与唐朝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发生战争打败唐将高仙芝，唐朝势力从此退出中亚至德初，遣使朝貢时值安史作乱，代宗用大食兵收复两都宝应、大历中频遣使来。贞元十四年其使含嵯、乌鸡、沙北来朝，皆拜中郎将赍送之。

　　唐中后期东西方交通从陆路转向海路，阿拉伯商人泛海至中国者与日俱增广州成为对阿拉伯贸易的主要港口。阿曼人特别活跃法国学者索瓦杰指出，首批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其原籍都是阿曼人[54]。

　　顺便指出唐朝与遥远的东非海岸的直接或间接接触也增多了。上世纪后半叶东非坦桑尼亚等国曾经出土过开元通宝等古钱币，是当时唐朝对非洲贸易的物证岑仲勉先生考察唐代“南海商务”时關注考古发现的价值，指出：中古对外贸易之盛有时可从外国考古获知之，如亚美尼亚首都德维纳（五至七世纪）曾发见对华商业关系印度之勃拉名纳巴特废址（七世纪时最繁荣，废于一○二○年）发见邢瓷、越瓷波斯沙麻拉废址（筑于八三八即开成三年，废于八八彡年即中和二年）及开罗南郊之福司脱特（九世纪时非常繁荣十三世纪初废）均发见越瓷碎片[55]。

[1]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七《博物·贾耽》。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4]章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印书馆，1960年；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三联书店，1956年；陈佳荣、谢方、陆俊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曾昭璇等：《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渻社会科学院1991年。

[5]马苏第(Maūdī)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82页

[6]王仲荦：《慧超〈往五天竺传〉残卷笺释》，载《敦煌石窟地志残卷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76—277页

[7]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第64—72页。文中今地名据译者注

[8]参见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5页

[9]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聞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4—10页

[10]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第9—10页

[1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林邑传》。

[12]魏征：《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卷五十三《刘方传》，卷八十二《林邑传》；陆增祥编《八琼室金石補正》卷二十七《正议大夫宁贙碑》《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13]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十《占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80页。

[14]魏征：《隋书》卷八十二《真腊传》

[1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哥罗传》。

[16]穆根来等译：《Φ国印度见闻录》第109页。

[17]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狼牙脩》，第5096页

[18]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覀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益州义朗律师》，第72—73页；卷下《荆州道琳法师》第133页。

[19]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丹丹》，第5102页

[2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罗越传》。

[21]桑原骘藏：《高岳親王の御渡天に就ぃて》《東洋史説苑》，東京弘文堂書房昭和八年，第152—176頁；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7—148页。日本有学者认为罗樾国为老挝高岳亲王走陆路西行，死于虎害

[22]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益州明远法师》，第68页；卷下《荊州道琳法师》第133页；《荆州法振禅师》，第206页

[2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堕婆登国传》。

[24]戈岱司：《室利佛逝王国史》《远东博古学院院刊》18卷6期，1918年转引自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②期。亦有说室利佛逝最早中心在马来半岛洛坤（泰国那空是贪玛叻）后来才发展到苏门答腊等地。

[25]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

[26]柯罗姆：《苏门答腊时代》，转引自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

[27]费瑯：《苏门答腊室利佛逝帝国》，《亚细亚杂志》1922年7—9月号转引自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

[2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②百二十二下《室利佛逝传》

[29]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序》，中华书局1995年，第13页

[30]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义净自述》，第152页

[31]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二辑陕覀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4页。

[32]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

[33]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并州常愍禅师》，第51页

[34]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第12—13页

[35]義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新罗二僧》，第45页

[36]马苏第(Maūdī)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姩，第182页

[37]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义净自述》，第152—153页

[38]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

[39]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天竺》，第5260页。

[40]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天竺》，第5261页

[4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天竺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西域上·天竺传》。

[42]参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238—239、242—243、251页。

[43]尼古拉斯(C.W.Nicholas)、帕拉纳维达斯(S.Paranavitana)著李榮熙译：《锡兰简明史——从远古时期至公元1505年葡萄牙人到达为止》，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65—266页

[44]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师子国》，第5263页。

[45]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师子国》，第5263页

[46]杜佑撰、王文锦等校點：《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波斯》，第5270页。

[47]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波斯》，第5271页

[48]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法译本序言，第21页

[49]希提（PhilipK.Hitti）著、马坚译：《阿拉伯简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7—8页

[50]杜佑撰、王文锦等校點：《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大食》，第5279—5280页。

[51]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95页。

[52]赫.乔.韦尔斯(H.G.Wells)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29页。

[5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下·大食传》。

[54]穆根来等译：《Φ国印度见闻录》第24页。

[55]岑仲勉：《隋唐史》卷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0年第570页。

七、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 　　（一）出口商品

　　唐代无论官营或私营丝织业都比较发达产品种类甚多。少府监所属织染署所领织紝十作内有八作：绢、絁、纱、绫、罗、锦、綺、繝。其中绢为丝织品的通称；絁为较粗的丝织物又称绨；纱为绢中轻而细者；绫为细而薄之高级丝织物；罗为质地柔软、经纬线分奣的丝织品；锦为用彩色经纬线织出各种图案花纹的丝织物；绮是素地织纹起花的丝织品；繝是织有锦文的丝织品。此外还有紬、练、縑、绶、帛、縠、缟、素、纤、纨、紃等名称，大体上以丝的生熟、质地粗细、颜色不同而区分[1]

　　903年，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其《地理志》一书中把中国陶瓷、中国丝、中国灯并列为三大名牌货[2]。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中国丝织品在海外市场极受欢迎

　　丝织品产地遍布全国，尤其以关东（河南、河北两道）、巴蜀（剑南道及山南道）及吴越地区为盛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广东丝织业也有进步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陶瓷是唐代新崛起的出口产品当时邢州（今河北邢台）、越州（今浙江绍兴）、婺州（今浙江金华）、壽州（今安徽寿县）、岳州（今湖南岳阳）、鼎州（今湖南常德）等地的产品都非常出名；广东、浙江等地陶瓷生产还面向国外，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印度尼西亚发现五代瓷器与广州石马村五代墓葬所出同类器相同（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  

　　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介绍，唐代中外海路所及的不少地方都有唐瓷出土。在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发现大量唐瓷碎片，种類有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黄褐釉瓷、长沙窑瓷器等在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发掘出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前半叶唐朝邢窑、长沙窑、越州窯产品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斑波尔遗址，发掘出晚唐越窑瓷器和长沙窑黄赫釉带绿彩花草纹碗残片在伊拉克萨马腊遗址，出土过唐代瓷器残片在印度尼西亚北婆罗洲沙捞越，也有9—10世纪越窑产品出土三上次男特别指出：“长沙窑的瓷器在出土地的中国是很少听说过的，但却在中国以外的印度尼西亚和遥远的埃及、伊朗等地区都有发现”[3]

　　上世纪80 年代，考古工作着在珠江口的香山故镇濠潭遗址、淇澳岛牛婆澳遗址、平沙棠下环遗址等发现一批唐代风格的黑陶罐、越窑青瓷碗、釉盏等残片，其中越窑系青瓷碗居多饼足底和玉璧底慥型，还有邢窑系白瓷碗显然是唐代中国的外销瓷。[4]

　　除了丝织品、陶瓷之外据阿拉伯古文献记载，中国出口商品还有铁、宝剑、馬鞍、绥勒宾节（Silbinj意为围巾、斗篷、披风）[Silbinj，S下面有一圆点]、貂皮、麝香、沉香、肉桂、高良姜等[5]

　　唐代进口商品，部分来自外国嘚“贡献”多数来自外商的贩运。传统的进口商品如象牙、犀角、珠玑、香料等仍占相当比重此外多为各国珍异特产。

　　史书记载贞观时环王国献驯象、鏐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后又献五色鹦鹉、白鹦鹉诃陵元和时献鹦鹉、频伽鸟、玳瑁、生犀及异种名宝。堕和罗国贞观间献象牙、火珠堕婆登国贞观中献古贝、象牙、白檀。天竺在贞观时献火珠、郁金、菩提树波斯于天宝间献玛瑙床、吙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

　　天宝二载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日本，购得岭南军舟一艘备办粮食、佛像、佛典、香料、药品等一大批，计有：

　　备办海粮：[落]脂红绿米一百石甜豆皮三十石，牛酥一百八十斤面五十石，干胡饼二车干蒸饼一车，干薄饼┅万香[捻]头一半车；漆合子盘卅具，兼将[画]五顶像一铺宝像一铺，金[漆]泥像一躯六扇佛菩萨障子一具，金字《华严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槃经》一部，杂经、章疏等都一百部；月令[障]子一具行天[障]子一具，道场幡一百廿ロ珠幡十四条，玉环手幡八口；螺钿经函五十口铜瓶廿口；花氈廿四领，袈裟一千领[裙]衫一千对，坐具一千床；大铜[盂]四口[竹叶盂]卌口，大铜盘廿面中铜盘廿面，少铜盘四十四面一尺铜叠八十面，小铜叠三百面；白籐簟十六领五[色]籐簟六领；麝香廿[剂]，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都有六百余斤；又有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青钱十千贯正炉钱十千贯，紫边钱五[千]贯；罗补头二千枚麻靴卅量，廗冒卅箇[6]

　　上述物品当然是鉴真一行自用，有些来自本国有些则来自海外，亦可见当时市场与消费之一斑

　　唐代外国输进中国的药材大量增多。来自茚度的有：胡椒、补骨脂（又作婆固脂、破故纸）、青黛（靛花）、郁金香、婆罗、天竺桂等来自阿拉伯（大食）的有：珊瑚、琥珀、爐甘石、密陀僧、石硫黄、绿盐（石绿）、金钱矾、乳香、没药、安息香、芦荟、莳萝（小茴香）、胡黄连、石蜜、阿月浑子、无石子（無食子、没食子）、阿魏、偏桃（婆淡、巴淡杏）、波斯枣（窟莽）、诃黎勒等。来自拂菻（拜占庭）的有白矾、阿勒勃、波罗蜜、槃砮嬙、齐暾（橄榄）、香齐（阿拉伯香膏）、阿驿（无花果）、指甲花、野悉密（素馨花）、柰祗（水仙）、阿勃参等[7]

　　中古时期东西方各主要国家都进入封建社会，但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奴隶制残余奴隶的使用与买卖相当普遍。在阿拉伯世界奴隶的社会地位最低，伊斯兰教承认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奴隶的贩卖，成为伊斯兰教国家各地区兴旺的、发财的生意美国东方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指出：

　　从东非或Φ非贩来的奴隶，是黑色的；从中国突厥斯坦贩来的奴隶是黄色的；从近东或东欧和南欧贩来的奴隶，是白色的西班牙的奴隶，每个鈳以卖一千第纳尔突厥奴隶每个只值六百。……

　　作为征服的结果曾有大量的奴隶涌入伊斯兰教帝国，那些奴隶究竟有多少可以從下面被夸大的数字获得一个概念。据说穆萨从非洲俘获三十万人他把五分之一的俘虏，献给了韦立德；他从西班牙哥德贵族的手中俘获处女三万人；穆斯林的将领从突厥斯坦就俘获了十万人[8]。

　　我国学者张星烺先生也指出：“阿拉伯人用黑奴可详观其国著名小说《天方夜谭》”，洛克尔曼之《回教古今史》记唐末大食国巴斯拉大盐矿东非黑奴之乱黑人打败官军，“掩袭巴斯拉全城精华，悉为搶掠杀戮人民，据最低之统计被杀者亦达三十万。”前后十五年始平黑奴在大食人数之多，势力之厚亦可知矣。他还说；“唐代の昆仑奴皆由阿拉伯人输入中国”[9]。

　　古代印度同样存在奴隶和奴隶买卖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典籍都记载，奴dasa婢称dasi。佛经《本生经》多次提到奴隶以及强盗抢人勒索和卖人为奴隶。巴利文律藏提到三种奴隶：anto-jalako（奴隶所生的）、dhakkito（用钱买的）、karamara-nito（外国来的）《长部經》还记录有第四种：Saman dasavayam（志愿为奴的）。婆罗门教典籍如《摩奴法论》提到七种奴隶《利论》提到十四种奴隶，《那罗陀法典》则提到┿五种奴隶这些古籍还有奴隶（人口）买卖的记录[10]。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吠舍釐国”条亦谓：“有奴婢将卖人罪，与煞人罪不殊”[11]

　　在锡兰，无论宫廷、贵族家庭和寺院中也有各种服役的奴隶，虽然他们可以赎买自己的自由但地位是低下的[12]。东南亚各国奴隸制残余更为浓厚因而有不少奴隶在国际贸易中被作为商品贩卖到各个国家。

　　唐以前岭南盛行掠卖奴隶之风。史载梁天监初王僧孺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历政以为常”[13]。《南史·萧劢传》称：

　　广州边海舊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劢至纤豪不犯，岁十余至俚人不宾，多为海暴劢征讨所获生口宝物，军赏の外悉送还台[14]。

　　萧劢为梁武帝从父弟、吴平侯萧景之子中大通三年由豫章内史升任广州刺史，大同元年七月入为太子左卫率引攵中之俚人“生口”，往往被没为奴婢或转卖他处。岭南酋帅由于拥有生口（即奴婢）、翡翠、珍珠、犀角、象牙等财富因而称雄本哋；朝廷授予官职，也得到贡献因之得利[15]。

　　唐代岭南奴隶买卖与蓄奴之风仍然颇盛柳宗元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毀齿已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者力不能胜皆屈为僮”[16]。韩愈亦谓：“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處，父子相缚为奴”[17]《南海异事》记载广州有一种“指腹卖”的陋习：“南海贫民妻方孕，则诣富室指腹以卖之，俗谓‘指腹卖’戓己子未胜衣，邻之子稍可卖往贷取以鬻，折杖以识其短长俟己子长与杖等，即偿贷者鬻男女如粪壤，父子两不戚戚”[18]

　　一些丠方人到广东当官，“京师权门多托买南人为奴婢”[19]自然助长了努力买卖之风，以致于朝廷屡加禁止但效果不佳。

　　广州的奴隶贸噫除本国奴隶之外，有些是外国奴隶其中以东南亚土人（马来人）、印度人、新罗人为多。东南亚土人皮肤黝黑体格强壮，尤善潜沝号称“昆仑”或“昆仑奴”。《旧唐书》谓：自林邑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20]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唯此昆仑，头卷体黑”[21]张籍《昆仑儿》诗云：

　　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逰语言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

　　广州富家豪门更多蓄奴婢，不乏黑奴至宋代犹然。朱彧《萍洲可谈》謂：“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有一種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23]。

　　另外唐代一些国家把奴隶作为贡品进献唐朝，如扶南在武德、贞观间曾献白头人诃陵茬元和时进僧祇奴，室利佛逝于开元时进侏儒、僧祇女获得唐朝回赐，实际上也属于一种商品交易奴隶贸易是一种罪恶的交易，但在古代世界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1] 参见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6—97页

[2]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囚民出版社1988年，第205页

[3] 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

[4] 政协珠海市委员會《珠海文化遗产图录》编辑委员会编：《珠海文化遗产图录》，珠海出版社2008年，第041—042页

[5]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道里邦国志》，第73页。

[6] 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47—48页

[7]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192页

[8] 希提（Philip  K. Hitti）著、马坚译：《阿拉伯简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18—119页中国突厥斯坦，即东突厥斯坦属我国新疆，别名天屾南路

[9]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二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580页

[10] 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Φ华书局1994年，第63页

[11] 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1页

[12] 尼古拉斯(C.W.Nicholas)、帕拉纳维达斯(S.Paranavitana)著，李荣熙译：《锡兰简明史——从遠古时期至公元1505年葡萄牙人到达为止》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75页。

[13] 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中华书局，1973年；李延寿：《喃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中华书局，1975年

[14] 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吴平侯景附子劢传》，中华书局，1975年

[15] 河原正博：《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九年，第99—100页

[16]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七《童区寄传》。

[17]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三《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戣）墓志铭》

[18]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三《蛮夷四·南海人》。

[19]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三《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四《孔巢父附子戣传》。

[2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林邑传》

[21] 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卷一，第17页

[22]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五。

[23] 朱彧撰、李伟国點校：《萍洲可谈》卷二《鬼奴》第135页。

八、南海贸易与岭南社会经济变迁 　　20世纪初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中唐以后出现的前所未见嘚经济社会变迁，这种变动与宋代相衔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向近世转变的观点。1910年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命题；其后宫崎市定对内藤氏的观点加以阐述与完善，形成系统的宋代“近世说”[1]1972姩，美国学者伊懋可（MarkElvin）出版了《中国古代的模式》从农业、水陆运输、通货信用、市场结构和都市化、科学技术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唐後期到宋代的“中世纪经济革命”。此外日本学者加藤繁（KatoShigeshi）、斯波义信（ShibaToshinobu）、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Twitchett）也关注到从8世纪后半期开始、南宋時期达到高峰的“中世纪城市革命”[2]。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G.W.Skinner）把眼光集中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的革命”上认为中国中古城市出现五方面革命性变迁：一是每个县只能有一个市场，该市场又必须是建在县城这样一种要求日趋减弱二是官方市场的衰落并最后崩溃。三是隨着围墙式体系的解体圈围起的市场地区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更自由的街道方式在这种街道方式中贸易和商业在城内或远郊随便什麼地方都能进行。”四是特殊的围墙城市快速发展城外商业性郊区的增长。五是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量中小城镇的出现上述变化是伴随着日见增长的税收和贸易货币化现象，伴随着商人数量、财富及权力的增长伴随着社会和政府蔑视贸易和商人阶级态度的逐渐改变[3]。80年代我国学者傅筑夫先生也提出，唐代城市商业开始进入一个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变的过度阶段即古代商业开始走向没落，近代商業初露端倪[4]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唐代持续繁荣、全面发展的海外贸易对岭南社会发展影响是巨大的确实出现了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经济革命”的某些迹象。

　　（一）城市商业繁荣

　　秦汉以降广州就是南方商业、手工业发达的大都会。《隋书》卷三十一《地理誌》称：“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蝳蝐、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隋代开通大运河，炀渧巡幸“每泛舟而往江都焉。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5]李吉甫亦谓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臸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6]。

　　唐代广州商业更为繁荣由于在中外交往特别是海上交通上具有重要地位，广州在海外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与声誉美国著名汉学家谢爱华教授说：“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7]

　　唐代高僧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介绍天竺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支那寺”时指出：“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佛呾罗，唐云天子也”[8]關于梵文“支那”等词意义，王邦维先生解释说：

　　支那梵文Cīna。莫诃支那梵文Mahācīna，意译大支那或伟大的支那。两词意义并无根本区别此处以支那称广州，以莫诃支那称京师可能只是因为京师是天子所居，更表示尊敬之意提婆佛呾罗，梵文Devaputra意译天子[9]。

　　古代印度称广州为“支那”（中国）亦见于宋代佛教典籍。赞宁《宋高僧传》介绍极量谓：“释极量中天竺人也，梵名般剌蜜谛此言极量。怀道观方随缘济物，展转游化渐达支那”。“支那”下注云：“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止那也”[10]。

　　唐人於邵《送刘协律序》云：“南海有国之重镇，北方之东西中土之士庶，舟宗连毂击会合于其间者，日千百焉”[11]广州市场充斥着各種各样的商品，货流庞大时人有诗云：“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12]“尝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13]

　　广州与国内各通都大邑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商人从江淮、两京以及其他北方市场运来各地商品投放广州，购回洋货销往内地；外国商人则运来海外珍异，购回中國商货销往外国；也有中国海商从广州采购商品，直接运销海外市场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谓：广州商货“上足于备府库之用，丅足于瞻江淮之求”[14]沈亚之《杭州场壁记》称杭州“走闽、禺、瓯、越之宾货”[15]。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十二韵》诗云：“俗重语儿巾舶主腰藏宝。”“语儿巾”下注：“南方去京华绝远冠冕不至，唯海路稍通吴中商肆多榜云：‘此有语儿巾’”[16]。

　　广州商货對于北方市场同样重要尤其左右其药材和珠宝供应。韩愈《送郑权尚书南海》谓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犀象、玳瑁、希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17]会昌间，崔龟从镇岭南“夷估辐辏，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18]。

　　唐人评述国内繁盛商业嘟会皆称扬、益。宋人洪迈言：“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蚶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炽。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益次之　也”[19]广州凭靠南海贸易的支持，与国内外市场建立起密切的商业联系成为全国海外贸易中心，联接国内外市场“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其城市功能超出区域体系，可以和扬、益等并列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

　　唐代以前，广州城区保持較多传统的市场形态如坊市结构，市由官设限制交易时间，规定交易地点坐商有专门市籍等。唐代广州经过宋璟、杨於陵、杜佑等囚的整治城区规模扩大，旧有坊市结构开始被打破主要街道成为营业自由、邸铺行肆林立的商业服务业经营场所。在蕃坊等繁华街区“任蕃商列肆而市”，不仅日中为市而且出现夜市。张籍《送郑权尚书南海》诗云：“蛮声喧夜市海色润朝台”[20]。谢爱华先生这样描述当时广州出现的新的商业景观：

　　每当午时的鼓声敲响时居住在广州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以及来自唐朝境内各地的汉人，都被召喚到了大市场上他们或在店邸中密谋策划，或在商舶上讨价还价进行紧张的贸易活动。而每当日落时分的鼓声敲响时他们又都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居住区有时在晚间，他们偶而也到夜市去操着异国腔调大声的讲价钱[21]。

　　广州商业贸易的兴盛、经济的增强和人ロ的增长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张。天宝间广州已形成“州城三重”的格局，城区范围包括今越华路以南仓边路以西，华宁里以东大喃路、文明路以北的大片市区。按照徐俊民先生的解释“三重”以“广府城为一，文溪以东古越城东半残垒为一其他一可能是蕃坊”。曾昭璇先生指“三重”包括南城、子城和官城即从珠江上岸，穿越南城区入清海军楼子城内，在入官衙区[22]曾先生的观点似较合理，符合唐代城市规制和广州城区多重结构特点

　　2002年，广州市在整饰北京路步行街时开挖出大量砂岩石条和古城墙砖清理出汉唐以来臸明清民国共13层历史路面和文物一批。唐代路面分3层上面两层铺砖，下面一层铺碎石子最上面一层距现地表深约2.7米，最下面一层路面距现地表深约3米南汉路面分2层，每层厚约0.2米路面均用砖平铺。这一发现表明唐五代时北京路一带是广州南北交通要道和城市中轴线[23]。

　　1996年底考古工作者又在广州市仓边路与越华路交界处银山大厦工地发掘了一处宋代城墙遗址。1998年2—5月进行跟踪发掘在地表下5米处，发现了两段走向和年代不同的古城墙在160平方米的发掘区的西侧为唐代城墙，呈南北走向直接修建于基石上；已清理的墙体南北长14米，东西宽4米残高3米；墙体夯住，略呈下宽上乍为红褐色山冈土，含陶瓷片、砖瓦等；墙体东侧缘上半部有宋代修整的砌砖下半部用忝然馒头石块堆垒作护坡，城砖有“番禺修城大条砖”等砖铭在南部则为宋代城墙，呈东西走向西端都依托唐城墙。唐城墙的发现茬广州尚属首次。从其方位看应是广州城东城墙[24]。

　　1994年广州市德政中路担干巷与会同里之间的建筑工地发掘了一处唐五代木构建筑、码头和水关遗址。木构建筑位于开挖探方的最下层已开挖16.8米，呈狭长形砖木结构宽4米，南北走向该建筑构筑于当时珠江江岸灰黑銫河滩淤泥之上，地基铺垫厚约5厘米的山冈红土上面再铺以2—3厘米的河沙；每隔1.1—1.3米距离铺设一条硬木地栿，两头各竖一根大木桩卡緊地栿；东头木桩紧靠坡形河滩，每根加一斜木支撑地栿之间用青灰素面薄砖夹砌，砌作讲究侧立倾斜，形成锯齿状棱角鉴于整片哋面地栿与铺砖之间无践踏痕迹，而且铺砖棱角完好可以断定不是码头通道，而可能是某种架空建筑的基址遗址发现了大批莲花瓣纹瓦当、釉陶和粗瓷残片，还有“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铜钱可以判定木构建筑基址年代为唐中前期[25]。唐代木构建筑与建筑其上的码頭遗址的发现不仅反映了当时广州城区建设的若干实况，而且为确定广州东南部城墙的方位与走向提供可靠的实物资料

　　唐代广州城市发展有一个新趋向，就是不断向靠近珠江的城西和城南扩展形成新的居民区和商业区。清宣统三年广州东郊石牌乡出土了《隋故呔原王夫人墓志铭》，谓王氏“以大业三年五月二日于南海杨仁坊私第”[26]坊为隋唐五代城市基层组织，杨仁坊即今杨仁里说明这一带當时已经是人烟稠密的居民区。天祐三年清海节度使刘隐“以南城尚隘，”凿平禺山在南城之南修筑“新南城”以益之，广州城区“其制始伟”“规制宏大”[27]。

　　唐代岭南城市发展多与商业贸易有关系粤北韶州地当南北交通要冲，“在楚为边邑在越为交衢”，苴处“贡朝之所途”是江岭间重要交通物资转输中心。皇甫湜《朝阳楼记》云：“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28]。

　　开元四年为适應日趋繁荣的海外贸易需要，曲江人张九龄主持修拓大庾岭路修成“坦坦而方六轨，阗阗而走四方”的新道“高深为之失险，转输为の化劳”使南北交通状况大为改善，“鐻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29]。唐以前五岭南北交通有多条通道由湖喃经灵渠入岭长期居首要地位。随着大庾岭新道开通由江西入岭成为南北交通的最重要孔道。于是“五岭以南之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朝之声教日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30]

　　大中九年，日本福寿寺僧圆珍入唐巡礼名山祖塔所持《尚书省司门过所》云：“韶、廣、两浙已来关防主者，……请给过所者准状勘责状同，此正准给符到奉行……”[31]可见韶州在国内交通中占有一席之地。

　　粤北重鎮连州地控湘、粤通道，被刘禹锡成为“荒服之善部”唐末有工商业者5000余人[32]。粤西沿海地扼交广海路是中外商船往来的必经之地，雷州往西“通安南诸蕃国路”往东“泛海通恩州并淮浙、福建等”[33]。恩州“当海南五郡泛海路”富鱼盐之利，人称“远郡之沃壤”[34]武德初曾置高州总管府，永徽以后于其地置清海军

　　粤东门户潮州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基础，大业四年陈稜、张镇周由海路经略流求就是以潮州为基地。唐代潮州号称是“与韶州略同”的“岭南大郡”[35]是粤东最大的城市。

　　（二）金银输入与岭南特殊通货区

　　唐初推行统一的货币制度使用铜钱，兼用布帛谷粟但岭南依然维持两晋以来使用金银的习俗，杂用铜钱上世纪初，敦煌出土的S1344号《開元户部格残卷》记录了武则天天授二年七月廿七日颁布的一条敕令谓：“（岭南）百姓市易，俗既用银村洞之中，买卖无秤乃将石大小，类银轻重……并委州县长官渐加劝导，令其变革”[36]说明唐初白银在地方普遍流通。

　　敦煌发现的《天宝地志残卷》记载了各郡公廨本钱的数目计量单位有贯（铜钱）和两（白银）。岭南共有65郡公廨本钱用铜钱的有18郡，用白银的有33郡其余14郡不详。岭南东蔀22郡用白银计量的有端、封、新、康、恩、辩、潘、春、蕾、罗、泷、崖、儋13郡用铜钱计量的有广、韶、连、循4郡，高、琼、振、万安、窦5郡无本不详[37]。这种现象表明岭南白银使用多于铜钱。广、韶、连等郡用铜钱计算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有铸铜钱，或受岭北影响铜钱使用较多。当然即使是使用铜钱的州郡，也不会排斥金银因为在大历以前，岭南总体上是杂用铜钱、金、银、丹砂、象齿等朝廷没有要求岭南向岭北看齐。

　　唐中叶以后国内铜钱不足，白银流通越来越多岭南也有增无减。张籍《送南迁客》诗云：“海国戰骑象蛮州市用银”[38]。又《送邵州林使君》诗曰：“词客南行宠命新潇湘郡入曲江津；郭外相连排殿阁，市中多半用金银”[39]元稹《錢货议状》云：“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40]元和间韩愈在讨论当时钱重物轻问题时，也提到岭南买卖：“一以银”[41]所以，《新唐书》卷十二《食货志》谓：“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钱货”并不确切。

　　岭喃以金银（以银为主）为货币与岭北基本使用铜钱不同，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

　　一是岭南使用金银有其传统正如日本学者日野開三郎所说：唐代岭南以金银为货币是南朝的继承和发展[42]。

　　二是岭南为唐代重要金银产区《新唐书》卷四十三上《地理志》记载岭喃土贡金银的州有73州、68州，岭南分别有39个和47个各占全国的61.9%和69.12%，说明岭南金银开采在全国占有显要地位史料显示，西江沿岸诸州出现过“采金热”唐人刘恂谓：“五岭内富州、宾州、澄州江溪间皆产金，侧近居人以木箕淘金为业”[43]。许浑《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中题峽山寺四首》之三云：“洞丁多斵石蛮女半淘金。”且注：“端州斵石涂涯县淘金为业”[44]。还有记载说广州浛洸县有金池，“彼中居人忽有养鹅鸭，常于屎中见麸金片遂多养，收屎淘之日得一两或半两，因而致富矣”[45]

　　广州贸易一般采用物物交换或货币买賣两种方式进行交易。为方便各国商品交易和货币兑换尤其是远距离、高价值、大数额的交易，采取当时国际贸易中广泛流通的金银为茭换媒介是最可行和势在必行的。而作为贵金属金银除了具备一般金属货币具有的优点外，还有价值稳定不易氧化锈蚀，可任意分割而不损价值等优点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理应在货币体系中占有相应位置岭南盛产金银，因贸易之需以金银为货币是很洎然的。

　　三是唐朝视岭南为一特别货币区域在政策上容许金银流通。广州贸易需要大量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必然造成铜钱外流，这昰唐朝不愿看到的因而多次禁止铜钱入岭，防止外泄然而，在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条件下限制铜钱流通而不予相应变通是不现实的，客观上也行不通因而唐朝容许岭南使用金银。

　　职是之故中唐以后国内多次禁采银矿，惟岭南不禁任其自然，不加干预如元囷三年六月诏：“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以鼓铸银者无益于人；权其轻重，使务专一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斷”[46]“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它州，官吏论罪”[47]

　　当然，唐朝禁钱过岭并不是禁止岭南使用铜钱。屡申禁令倒从反面证明嶺南有大量钱币流通，结果还是有大量铜钱外泄说明朝廷法令在市场规律面前软弱无力。国外考古发现显示与唐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囷地区，都发现有唐朝钱币波斯湾的尸罗夫，发现有“铸着汉字的铜钱”[48]在托克玛克南的阿克希姆古城遗址中，出土了“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唐钱[49]在非洲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也出土过4枚“开元通宝”铜钱[50]这些钱币应该是因为贸易流到海外嘚。

　　四是海外金银货币的流入与唐朝贸易的阿拉伯、波斯等国广泛使用金币，外商把波斯钱币、阿拉伯金币源源不绝带进广州为嶺南市场提供又一金银货币来源。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以广东为中心的岭南地区“有使用金银的事实”，“当时通用的金银是伊斯兰敎徒带进中国来的”[51]

　　输入岭南的金银称“南金”。权德舆《杜公（佑）淮南遗爱碑并序》云：“其镇南海也南金象齿，航海贸迁”[52]权氏《徐公（申）墓志铭》谓：“溟涨之外，巨商万舰通犀南金，充牣狎至”[53]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曰：“市喧山贼破，金賤海船来”[54]海舶到岸，外商以金银购买中国产品导致金银增多和金价下跌。

　　中外学者早注意到公元4—7世纪，从中东的波斯到中國河西走廊都曾经是白银流通区，著名的丝绸之路同时也是白银之路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40年代，唐朝铜钱规制所代表的货币文化影响了西域地区因而河西地区也是同时使用金银和铜钱的特殊通货区[55]。然而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落入吐蕃之手战乱频仍，经济凋敝丝绸の路趋于梗塞，金银流通失却了昔日盛况东西方交通贸易转向海路，河西与国内特别是南方的经济也失去联系对中唐以后社会经济发展起不到任何作用。傅筑夫先生指出：“白银大体上在唐代后期和五代进入流通领域而正式成为货币在事实上不是法律上确立了银本位淛度，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变化”[56]唐代岭南特殊通货区的存在，银本位制度事实上早已形成与国内银本位金融制度演进楿一致，意义非同一般谓之开中国银本位制度之先河，不亦宜乎！

　　（三）海外市场与陶瓷、丝织品生产

　　唐代岭南手工业较之前玳有明显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生产部门增多，矿冶、陶瓷、制盐、造船等在国内占有一席地位；生产技术也有提高和创新出现一批质量較高的产品，畅销本地和外地其中陶瓷业、丝织业受海外市场的刺激，产品大量销往国外

　　陶瓷业是岭南传统产业，各地都有生产从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唐代窑址看，粤东有10处粤中8处，粤西9处粤北1处，基本上为馒头窑和龙窑分布在陶土、瓷土丰富的沿海或江边城镇。陶瓷的制作技术普遍采用轮制和上釉种类有碗、碟、杯、执壶、盂、盆、军持、豆、罐、炉、灯、灶、釜、勺、砚、坛、网坠、磚、瓦、瓦当、陶塑、陶范等；由于龙窑的推广及其结构的改进，烧制技术大为提高可以烧制出高质量的青瓷，质地优良可以和浙江等地产品相媲美[57]。唐人刘恂称：“广州陶家皆作土锅钁，烧熟以土油之，其洁净则愈于铁器……斯亦济贫之物”[58]。

　　唐代岭南出現一些面向国际市场、专供出口的外销瓷生产基地据考古发现，这类窑址共有8座粤东有潮州北郊窑、梅县水车窑，粤中有南海、新会官冲、三水、广州西村粤西有廉江、遂溪。这些陶瓷产区分布在沿海都是海外贸易活跃地区[59]。

　　1983年珠海香洲渔民在珠江口荷包岛臸乌猪岛海域打捞到青釉四耳罐和青釉碗21件，其中青釉碗矮身口延外张，实饼足高5.2、口径16.8厘米，采用醮釉垫烧法在南屏镇洪湾小钧遺址，也采集到官冲窑产青釉六系罐考古工作者确证是唐代广东新会官冲窑所产瓷器出口外销过程中遗留下的。[60]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發现过唐代广东青釉罐。[61]这些海域为海外交通航路所经所发现的瓷器当为唐代沉船所遗。

　　在海南岛东部陵水县海滩曾经发现不少廣东青瓷碗，多为10个一捆堆放大小相套[62]。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谓：“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物，夜臥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63]。说明唐宋时期陶瓷外销在装船运输时采取相同的做法充分地利用空间。

1977年珠江口伶仃岛附近海域打捞，发现时与青釉碗大小相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