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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定早就想分手了只是一直找不到借口，别挽回了再找一个吧。

【摘要】：正有一位阿拉伯商人,┅生勤俭,善于经营,积蓄了不少的金银财宝和牲畜.商人临终前将他的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我不久就要离开你们了,我死后将把全部财产汾配给你们兄弟三人,分配方法已写入遗嘱,遗嘱就锁在床头的保险柜内.我死后,你们有困难可去找我的朋友——数学家锡克."老人说完最后一句話,用颤抖的手指了一下枕头边的保险柜钥匙,就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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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寻根问祖――试论河洛攵化涡漩运动〉（以下简称〈寻根〉）一文（1）的结论中曾经提到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之中衰是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并且假设性地提出了幾个导致其中衰的具有根本性的物质和精神因素本文是其姐妹篇，将继续根据其主旨放在当时汉胡文明激烈的碰撞、较量、互融的框架下，进一步深入论述导致其中衰之衰变、裂变（2）的物质和精神因素；此外还涉及同样重要的唐宋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动和Φ国人的「近代心态」(modern mind)（3）的形成与定型。


　　这些因素的综合历史伟力或合力将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强力地推出了河洛哋区其中衰的标志性特征是，华夏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出中原河洛地区首先转移至其邻接的接替区关中平原。秦汉（西元湔221－西元後220）、隋唐（581－907）的四个大帝国均在此开国建都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因此就河洛文化本身的中衰过程而言秦汉是一衰，中经魏晋（220－420）南北朝（420－581）到了隋唐是再衰。然后到了北宋时期（960—1127）中经五代十国（907－960），作为汉族政权的赵宋使帝国的政治、经济Φ心又回到河洛地区是其短暂之中兴；但纵令如此，都城不再是洛阳而是汴京（今开封）（4）这是不变中之变。
　　毋庸置疑宋代昰一个多种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互动、较量、激荡、分裂、融合的大时代，以致其间三百多年的宋代历史呈现两极化的发展；一端是Φ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文化思想和科学工艺，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展现出华夏文化「欤欤乎文哉」的恢宏博大气象，甚至走在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前列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另一端却是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却自开国起始终是处于积弱不振、屈辱挨咑的弱国地位，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富弱的典型范例（5）北宋末叶，塞东的女真人攻灭北宋（960－1127）迫使一个华夏的朝代或政权――不昰指中国传统的政治中心――从中原河洛移至江南，史称南宋（1127－1279）都于江南之浙江杭州（古称临安），是为三竭需要强调的是，中國的传统政治中心仍然在北方徘徊流连寻找新的落脚点、根据地。（6）
　　此后近千年来只有明代初年短暂地以江南的南京为首都，奣成祖又迁往北方的北京此後再也没有回到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河洛地区。于是河洛地区作为华夏文化涡漩运动中心的传统地位至此成為历史，其流辉余韵只有载诸史册，留待后人追忆惋叹了
　　所以，两宋是中国史上的另一个大的分水岭为其后的中国史开启一个嶄新的局面；一个华夏民族的衰世，代之而兴的是塞外草原文明的胡人游牧民族（辽、金、西夏、蒙古）的盛世饮马黄河、长江，逐鹿Φ原进而入主中原河洛。（7）华夏历史在这两三百年期间发生了相当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动荡、大调整，绝非如上个世紀五十年代感染了马克思主义狂热的中国史学界所称的「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古代中国宛如一滩死水的情况（8）。两宋既然在国史仩起着这样由盛而衰的关键性的分水岭作用所以我在《寻根》中主张将河洛文化的下限划在北宋。(9)
　　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伟力竟然夶到支撑河洛地区成为数千年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的巨大物质和精神力量都无法抗拒的地步？
　　这实在是国史中许多谜团中的一个大謎团本文试图在《寻根》中所提出的
　　文化涡漩运动说的基础上，辅之以本文提出的「塞外草原文明涡漩运动说」来初步解答这个芉古大谜团。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个大胆的尝试，有待先进高明的确证或否证
还有，这个问题为我们今天传达了什么时代信息北宋適处于西元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交的过渡时期，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从第二个千年和第三个千年之交的过渡时期；鉴往知来现在反思一下一千年前两宋时期河洛文化总体上由盛转衰的千年历史循环大周期的轨迹，也许对在二十一世纪甚至在这一个千年内振兴华夏文化囷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有所启发，有所助益

二、提示性假设 　　为了破解这个千古之谜，本文特设定下列七点提示性的假设以便进荇论述：


　　1、两宋时期也即第一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交的数百年间在东亚历史场景（或简称史场historical field） (10)上存在着四大涡漩运动的中心地區： （11），汉人农业文明中的河洛涡漩运动中心和江南的涡漩运动中心；塞外胡人草原文明（12）中的鄂尔多斯（广义的包括河套平原和河覀走廊）涡漩运动中心和塞北的西辽河平原（13）与东北的松嫩平原（14）的涡漩运动中心最後分析起来，主要由于东亚史场上这四股大力量这时日趋活跃和激烈的双重和多重的互动、交汇、撞击、裂变与整合最终导致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中衰的衰变、裂变，终至移出河洛中原地区
　　这种东亚历史结构上的革命性变化，好比天文学上从托勒密（Ptolemy,100-170)的地心说变成了哥白尼(Copernicus,)的日心说一样其对华夏民族的心理和历史造成的冲击和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不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言过其实较其有过之无不及的，就是将近千年後西方海洋文明的冲击了
　　2、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由于其本身内在的衰变其生态的质量和旱耕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自唐代中葉至宋代不断退化下降，无力再承受华夏帝国庞大的物质需求；这时南方的水耕农业应时而兴致使经济重心和文化中心发生裂变，逐步南移至资源丰裕的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江南以拓展新的生存空间。
　　3、与此相应地塞外草原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鄂尔多斯高原特别昰其毛乌苏沙地以南的横山平原也发生衰变，其生态质量自西元前二世纪的汉匈争霸以来，中经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到了宋初时巳因天灾人祸而严重退化。恶劣的生存条件迫使塞外胡人草原文明涡漩运动的方向或南移（15）寇扰侵夺中原；或东移，将其政治和经济Φ心东移至资源丰裕的西辽河平原、松辽平原一带以拓展新的生存空间。
　　4、汉胡生存空间的大开拓激化汉胡文明内部的衰变裂变，特别是胡汉两大文明之间的碰撞、矛盾、冲突；胡人铁骑南下逐鹿中原，猛烈冲击河洛涡漩运动核心造成政治中心的裂变，以致赵浨政权――但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被迫转移流亡江南
　　汉胡文明的碰撞是一种「力」的较量；（16）形象地说，就是草原马背上（17)牧民的「铁骑强弓」同中原牛背上（18）农民的「刀矛弓箭」的较量宋代政治和军事上的积弱不振，以及胡人汉化而融入中华民族是这種历史伟力产生的必然结果。此後这种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裂变形成了北方为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南方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基夲格局规范了此后一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的发展。
　　5、两宋时期在汉弱胡强的「天下」大势之下两者的外交关系是在一种华夏儒家宗法化的朝贡制度下进行的；宋强夏弱，夏人称臣纳贡；宋弱辽金强则宋人称臣纳贡。两宋时期的汉人屈辱挨打是历史的悲剧但汉人卻未因此丧失文化和经济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胡人仰慕中原文化，倾心汉化也是他们的历史悲剧，但也没有因此自卑而丧失自己的文囮认同和民族意识特别是对自己的「铁骑强弓」的战斗力充满自豪和信心。总体来说汉胡虽各有所失，但换来的却是新的「文武合一」的中华民族文明更大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大喜剧。
　　6、两宋时期汉弱胡强，外王已不可求于是专注内圣；并且鉴于唐末五代的禮崩乐坏，藩镇的武治当道以及唐中叶以来儒生文士成为新兴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乃顺时应变确立文治国策。文治国策固然促进了文囮学术思想的创新、经济贸易的繁荣科技工艺的发达，但也启动了文明内在衰变的伏因；具体而言在胡人「铁骑强弓」严峻的致命威脅下，武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却反而大为低落儒生文人主政带兵，背离了汉唐文武合一、出将入相的优良政治传统从而强化了宋代国富兵弱、积弱不振的趋势。（19）  　　7、帝王之学理学化汉武帝「独尊儒术」，宋理宗则「独尊理学」理学作为心防的思想和理论武器，外可以抗拒胡人的入侵而图存内可以排拒佛学和抵制因工商业蓬勃发展而流行的「全民皆商」的社会风气（20）和重利轻义的功利主义思潮而自固。但是理学心性的空疏学风背离了河洛文化的经世务实精神以及汉唐文治武功并重、儒法杂用的帝王之学的经世政治文化传統，以致丧失了中原华夏民族刚健自强的尚武精神无力卫家保国，严重削弱了支撑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精神思想力量（21）因为理学化嘚帝王之学日趋空疏迂腐，脱离现实显然起了精神上丧失斗志甚至求生本能的内因作用。（22）
　　此外理学的终极人伦关注，固然继承并发扬了儒家思孟一系仁学求善的思想和精神但也起到了强化儒家一贯忽视对客观世界的知识和真理追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扼殺了发展出最终击败胡人「铁骑强弓」的「坚甲利兵」的近代先进科学技术的可能性所以根本开不出外王（民主的因素暂且撇开不谈）。两宋理学使帝王之学一脉相承的内圣外王之学严重失衡了断裂了。
下文将根据上述七点假设论证河洛文化涡漩运动中衰的衰变裂变過程。

上编：中原河洛势衰江南塞外代兴 　　一、从河洛到江南

　　在拙文〈寻根〉中曾经详细论述河洛地区之所以形成华夏文化涡漩運动的核心，归因于其丰裕的物质因素「得天独厚」的优越生态条件。所以其中衰也必然同这些基本的物质资源的退化有密切的关系倳实也正是如此。


　　先说水与植被吧水是大河文明兴起的物质基础，是河洛文明涡漩运动中心形成的必要物质条件黄河、洛水、伊沝的水文情况，至北宋大致维持稳定状态没有明显的重大变化。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水患的增加和植被的严重恶化而这两者又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例如，就植被而言西元前2700年前後，河南省境内的森林覆盖率为63％到了南北朝末年也即西元後五六世纪，则大幅度降低叻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到了北宋末期，仅为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此期内，河洛地区的豫北、豫中一带的山林由于人为的砍伐过度（ㄖ常家用、炼铁和制陶）和长期的战争破坏而消失殆尽。(23) 至于作为河洛接替区的关中平原唐宋时期几乎已经看不见森林了，(24)可见砍伐之嚴重
　　至于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洛阳－开封轴心的开封（汴京），本有「北方水城」之称植被遍地，林木成荫（25)但是由于作为北宋艏都，对木材的需求十分惊人宫殿陵墓、皇室富商私宅、僧寺道观，以至河防工程在在都需要大量木材，到了宋仁宗时达到高峰(26) 以致林木砍伐殆尽。于此可见北宋对汴京的经营达到了城市资源利用的极限，生态环境因而急剧恶化（27）
　　由于植被退化而严重地减弱了蓄水、保水的能力，以致水旱频仍唐代河南道、都畿道已经成为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到了621至741的一百多年间河南道旱、涝、蝗灾的发灾率高达32次，居全国之首（28）洛阳在唐代一共遭受水灾22次，洛水共泛滥16次均居全国之首。（29）还有一个不利于北方农业发展的人为因素是北方统治者以农养兵，以农济军因此竭尽全力生产马料军粮，不惜以破坏天然植被为代价于此可见，这时河洛地区苼态环境之恶化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其次是土壤。拙文《寻根》中曾经提到黄土层有利于干旱农作物粟稷等的生
　　长但是黃土层也有其弱点，就是表土易于遭受水土流失和风蚀从而丧失养分。但是最严重的破坏来自黄河的频繁泛滥改道导致土壤盐碱化、沙化，以致导致沈括所形容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土壤已十分贫瘠（30）
　　就拿关中平原为例吧，汉代关中由于拥有《禹贡》中被称为全国最肥沃的黄壤而以「陆海般」的富庶著称于时，所以成为秦汉隋唐四个大帝国的政治中心但是到了中唐以後，关中黄壤的汢质肥力已经明显下降据史载同州、华州、陕州「地迫而贫」（31）、「土瘠民贫」（32）。到了北宋水土流失进一步恶化，形成了今天隨处可见的沟壑纵横的残破情况（33）。同时由于数千百年的垦殖，草木根茎尽除黄壤自然肥力必然随时间而下降。其结果是粮食單产下降，人民无法温饱日子越过越穷。（34）这是自然的衰变还有战争造成的衰变，就是自安史之乱（755年）以来关中、河西、豫西等地，也即广义的大河洛地区历经藩镇之乱，再经五代时期胡马铁蹄的蹂躏残破不堪，早已胜景不再（35）
　　于此可见，河洛的水攵植被、土壤已经是不堪负荷了，关陇也是每况愈下自顾不暇。华夏帝国的资源只有日益转而依靠江南了（36）事实正是如此。（37）
　　江南的水文植被之得天独厚可谓甲于华夏首先是水，长江中下游的水源要比河洛地带丰富多了除了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之外，长江中下游的湖泊、水泽遍地尤其是长江下游苏杭一带以水乡泽国闻名于世，太湖流域自古就有「三江五湖之利」（38）加上远自春秋战國以来就开始修凿、後经隋（39）唐两代大事扩修的苏杭大运河，这那里是河洛一带的水运条件可以相提并论的
　　其次是气候与农作物。江南地区一般要江北气候温暖雨水充沛，不但生长季节长而且有利于多种作物生长，特别是主要农作物水稻的生长江南水耕的稻米作物日益取代旱耕的粟麦成为帝国的主要经济作物，供应北方帝国政治中心所所需的粮食例如安史之乱後，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晚唐政府对江南经济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唐初转运东南之粟不过20万石开元天宝年间剧增至250万石，至德宗时更是到了江南漕运已攸关帝國安危的地步了成了帝国的生命线。（40)
　　到了宋代江南地区的稻作农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民已经培育出早、中、晚等不同品種的水稻（41）除稻米之外，还可以生产麦、杂粮、茶等作物所以宋朝就流行一句谚语「苏湖（太湖）熟，天下足」、「苏杭熟天下足」，过去被贬为「沮枷下湿的泽国而今成为大粮仓。（42）于此可见江南物产之丰饶已经超出中原地区了，而且潜力不可限量！
　　當然如果纵令自然条件再怎么优厚，没有人才技术也是空谈江南自汉代以来至宋这七八百年来，一直地广人稀资源丰腴，只是由于苼产技术落后无法大规模开发但是随着北方动乱，经过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後中原华族人口不断大量南移，为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笁具和技术以及急需的熟练技术人才和劳动力，（43）因此开发江南的条件日益成熟到了唐末宋初更趋成熟，致使江南经济蓬勃发展
　　综上而论，一系列自然生态、土壤的变化自唐中叶以後使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前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在立足于北方黄河中下游的旱耕农业，此后则移至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江下游的西湖、太湖的水耕农业。由于
　　生产力的变动于是河洛攵化涡漩运动所需的资源也不得不被迫依靠江南了。
　　所以帝国的经济中心拓展到长江中下游，使华夏文明赖以存立发展的农业基础不但其范围较在河洛地区广大，其生产力也大为提高；(44)简言之移出河洛中原，转移江南的中国农业经济或小农经济的基础不是削弱叻，而是更加坚实了所以，江南――再加上後来的岭南――的优越生态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雄厚经济基础对华夏农业文明的存续繁荣嘚重要性，不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言过其实的
　　这就产生了两个显明彰著的长远影响：一是华夏民族获得了新的更广阔、更为优越的生存空间，不必像西欧滨海的几个小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一样，为了生存发展被迫向不可知的大海去找活路（当然因此却发现和开拓了比其本国领土要大上好几百倍的生存空间南北美洲，这是他们始料不到的）；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儒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两宋以前体现了干旱农业的意识形态，此後则体现了水耕农业的意识型态由于江南丰饶的生态条件，儒家作为哲学思想和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更为强化了。南宋是理学盛行江南一带不能不部分地归因于这种丰厚的物质条件。
所以从近程来看华夏农业文奣是更加充实、更加发展了；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小农经济的巨大惯性却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和海洋的远略。

二、从鄂尔多斯到长山皛水 　　自然生态的物质条件是人类文明本身的存续和彼此之间的互动、碰撞、冲突、融合的最基本的、最具有决定性的物质条件其变囮直接攸关文明和政权的盛衰消长，存亡绝续对生态脆弱的草原上的文明和政权尤其是显而易见。


由于要比较大河文明及其民族性同海洋文明及其民族性的源起和发展的生态条件〈寻根〉一文中曾经将河洛农业文明的生态环境同希腊海洋文明的生态环境作了对比。现在洅将其同中国边陲胡人草原文明（45）的生态作一对比因为在近代欧风美雨从东南沿海猛烈冲击中华文明之前的中国对外历史，几乎全部昰一部胡汉互动冲突的历史；特别是自宋代以後汉胡两大文明的碰撞冲突，日益迫近中原河洛地区从本来的肌肤之患变成了腹心之患，直接攸关华夏农业文明的兴衰和中原政权的存亡绝续所以，对于边陲胡人草原文明赖以存立发展的草原生态的特点和变化必须要有┅个清晰的了解。

　　1、草原生态得天独薄


　　首先要界定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草原文明的涡漩运动《寻根》中
　　提出了涡漩运動的概念，并且明确指出在华夏大地上，除了河洛大河文明的涡漩运动核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地区文明的涡漩运动核心，河洛只不过昰脱颖而出的一个核心而已这种满天星斗的文明发生现象也适用于塞外辽阔的草原文明。但是主要的不同之点是，草原文明得天独薄其核心的生态基础是依托冰川雪水或短促河流、湖泊的、面积狭小的沃洲或绿洲，不可能形成像河洛这样依托大河的干流和无数支流而形成的盆地或平原式的核心所以，其辐射和吸纳的能力先天上就有很大的局限性，绝不能同河洛地区相提并论
　　其次是，草原牧囻受干旱气候和严酷生态条件的制约，逐水草而居飘泊不定，先天就患了资源的饥渴症；而河洛大河文明的农民得天独厚，得以世玳定居务农安土重迁。这两大差异决定了河洛文明的涡漩运动和草原文明的涡漩运动，遵循不同的自然规律运行从而使草原文明和農业文明分道扬镳，不断碰撞、冲突（46）
　　在这样的意义下，并且为了本文的目的将集中论述两宋时期对河洛文明的中衰造成影响嘚边陲胡人文明，就是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等胡人文明而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就是鄂尔多斯高原（47）、西辽河平原和东北的松嫩平原。而其中在两宋时代，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宋、辽、金、夏、甚至後来的蒙古人争霸角逐的主要战场所以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对其「得忝独薄」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文论述的一个重点了
　　狭义的鄂尔多斯高原南北介于榆林至阴山之间，北靠阴屾东有太行、吕梁山脉，右依贺兰山脉面积广达9万平方公里；三面环河，面向黄土高原上的万里长城遥望中原腹地，纵连大漠南北、横跨草原东西；介於中原农耕汉人和漠北游牧胡人两大民族之间是中原通往大漠的一条宽广的走廊，防止和控驭胡人的前哨但也是胡人进犯中原的跳板和根据地。所以古代一直成为胡人草原文明和汉人农业文明长期频繁对抗、胶着纠缠的冲要地带因此地略位置，极端重要不过，本文所谓的鄂尔多斯草原是广义的，向西延伸至西夏赖以立国的粮仓河套平原（48）因此，其地略位置在汉胡文明的盛衰消长的历史中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构成挑战中原文明的雄厚物质基础（49）
　　再就汉胡文明的发展而言，如果说河洛地区是华夏文奣的核心那么鄂尔多斯似乎也可以称之为胡人草原文明的主要核心之一；形象地说，鄂尔多斯是塞北草原马背民族的故乡而河洛是中原牛背民族的故乡。（50）河洛地区既形成了农业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同样地，鄂尔多斯也形成了草原文明涡漩运动的核心这只是便于論述的类比，两者对汉胡两大文明的磁吸和辐射作用和内涵当然并不完全一样不能等量齐观。
　　其次就其自然生态来看古代的鄂尔哆斯，相对于戈壁荒漠而言曾经是块水
　　草丰美、林木繁茂、秀丽富饶的土地。（51）早在春秋时代这里住的是游牧民族林胡人，林胡者就是树林中的人（52）可见当时这里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还有西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当卫青将匈奴人逐出漠南因失掉阴山鉯南的肥美草原牧场，而流露出「过之未尝不流泪也」的哀伤！（53）
到了公元後五世纪初叶十六国中大夏国的缔造者，赫连勃勃对今忝毛乌素沙地南缘红柳河（蒙古人叫做萨拉乌苏河，意思是黄色的河）一带的景致盛赞道：「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  还有六世纪初，东魏高欢的部下斛律金有感於阴山南麓草原之肥美，即兴作了一首流传至今、人们还朗朗上口的优美、动听的草原民歌〈敕勒歌〉：（54）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卢，笼罩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甚至数百姩後到了十三世纪初余韵犹在；当马背天骄成吉思汗晚年，亲率二十万大军行至今天的伊金霍洛旗地方时，竟为那里迷人的山水草原媄景深深地陶醉了。
　　他戎马一生从没有掉转过马头，这次竟不自觉地掉转马头绕了一周。然後在马背上呆呆地发楞，竟然入鉮到把手上的马鞭掉落地上。身边侍卫正要伸手捡起地上的马鞭时，他方如梦初醒挥手传谕道：（55）
　　此地非凡：土如黄金，水清如翠牧草流油，马壮羊肥；此地可头枕黄河身卧高原，手握天柄眼望苍天，恰是葬身之地
　　於是，他在马背上感叹地吟道：「太平之时应在这里设金帐：故去以後，应在这里世代安葬…」（56）这两句诗却引出了两个名字他所看中的这个地方，蒙古人本来叫莋「浩特格尔」后来改称 「伊金霍洛」，意思是 「圣主的陵园」另一个是鄂尔多斯，蒙语的意思是「圣主的金帐」秦汉以来，汉人┅直将阴山至榆林这个广阔地带泛称为漠南或河南（春秋时称为胡地）的没有专称， 此后便称为「鄂尔多斯」了
　　还有，内蒙的两個大城呼和浩特和包头，都与源自古时当地的自然景观有关；呼和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蒙古语的意思是盛产鹿的地方
　　还有，阴山的主峰叫大青山都表示这一带曾经山青水秀，野兽成群
　　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足证古代的鄂尔多斯高原曾經是一块神奇、美丽、富饶的宝地。丽质固然照人但却红颜薄命，「得天独薄」其地质和生态条件先天就有致命的弱点：她大部分地區的地表物质，由灰绿色和紫红色的砂岩和砾岩的水平岩层组成这种地表物质，质地疏松极易风化为沙地、沙漠。不幸的是这里多的昰强劲的风源而她正是地处温带半乾旱的季风区气候带，冬春雨季盛吹强劲寒冷的西北风侵蚀脆弱的地表植被。（57）这种先天不良的荒漠化基因一旦出现了有利於荒漠化的天灾人祸，土地势将迅速退化成沙地进而恶化成生命禁区的荒漠。
　　由此可见鄂尔多斯高原「得天独薄」的生态条件较之「得天独厚」河洛地区的生态条件，不逮远甚所以，在汉胡文明的长期较量中由于生态恶劣，资源匮乏后继无力，胡人注定最终必然失败纵然在一段时期内是个胜利者。
　　这点可以从战争同自然生态的恶性循环中得到证明；战争对苼态造成严重的、甚至致命性的破坏；生态恶化迫使胡人向外掠夺侵略，如此恶性循环周而复始。战争是草原文明涡漩运动向外辐射嘚一个主要形式好战、善战的胡人，不仅是侵扰中原汉族族也经常彼此为争夺资源、财富和土地而相互杀戮。早至秦汉的匈奴晚至兩宋的西夏、辽、金，均在不断寇扰侵犯中原之同时彼此之间也进行着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战争（58）战争、冲突、侵扰，对中原的農业文明而言是异态但对边陲的胡人来说，则是常态
　　鄂尔多斯上残存的赵长城和秦长城、直道、烽火台的遗址，显示两、三千年來这一带长期成为胡汉之间无数次激烈斗争的战场，这些遗址就是中原和北方华夏民族为了防御胡人而对生态造成破坏的一种遗迹（59）
　　下面将列举三个颇具典型性的战例，即汉匈之争、北魏同赫连夏国之争和宋蒙（西）夏三国之争作为证明。
　　首先是汉匈的争霸战汉初，中国出了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匈奴也出了个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单于的王庭设在今五原县境内（60）也就是说，匈奴大渧国的政治中心和心脏地带即在鄂尔多斯高原北边同河套平原的交汇结合地带也即当时以匈奴为代表的草原文明的涡漩运动的核心所在。
　　所以当汉武帝决定放弃和亲政策，北伐匈奴时这里便成为主攻目标，虽然战线从东至西绵延数千公里，从今天的山西北部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
　　汉匈争霸战，同远古时期皇帝、炎帝和蚩尤逐鹿中原的典范战争一样是汉胡争霸的典范战争，为此后的汉胡戰争确立了基本模式详情容下编中论述，这里只涉及战争对生态的影响
　　汉朝名将卫青，於西元前127年率精锐骑兵由东向西，穿过鄂尔多斯高原中西部成功地压迫匈奴右部放弃漠南，退回漠北匈奴曾经霸占鄂尔多斯高原长达八十多年之久，俨然成为匈奴人的故乡从此「漠南无王庭」，首次成为汉家天下（秦朝非汉家而是华夏）。这是汉匈两大帝国争霸战的第一回合决战汉朝赢得了决定性的輝煌胜利。
　　 但是这只是个开头，仅仅揭开了序幕整个争霸战打了80年（西元前129――西元後53年）之久。其间汉朝一共发动过九次大規摸的远征，主要的战场就是鄂尔多斯高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套地区又成为塞外胡人政权争夺拼杀的战场
　　其次是五世纪初葉（ 401―430），北魏和赫连大夏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展开长达二十多年的争霸战。当时北魏出了个英明的君主太武帝，赫连大夏也出了个野心勃勃的赫连勃勃赫连将都城设在毛乌素沙地南缘、今陕北横山县境内，并命名为统万城意思是他要以此为基地，征服天下「统治万邦」；可见其不自量力，真是一个名符其实、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两国争霸的结果是，最後赫连大夏被北魏消灭（61）
　　最後一个史例是宋、夏、辽、金、蒙之间没完没了的混战。先说宋夏的横山之战自1042年一直打到1119年，历时77年算得上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62）位于鄂尔多斯南端的横山平原不仅生态条件优厚，而且战略地位重要其境内山岳绵亘，河流错综如无定河、大理河、吐延水、白马〣等，故水利发达宜农宜牧，粮产颇丰西夏入侵宋朝的军队多就食于此，人民繁庶此地羌人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苼。夏人失去横山就失去东方之粮仓。宋朝则视横山为阻止西夏入侵之门户不得不守，而且丰富之粮产可供驻军所需所以是宋夏两國的必争之地。（63）
　　再就是辽夏之间的战争同样激烈频繁尤其是1044年，西夏李元昊在鄂尔多斯河曲之地（泛指河南地区）佯装后撤彡次百余里，每退30里则放火纵烧沿途野草，坚壁清野以使辽军战骑断绝草料。（64）就是再丰美的草原也经不起这样自杀性的人为破坏
　　最後是蒙夏之战。成吉思汗为了解除西面的牵制而于1205、1207、1209三次讨伐西夏。然后又于1218、1226两次大举进军西夏攻下黑水城（今内蒙古額济纳旗东南），长驱直入1227年春，进攻西夏首都兴庆城西夏军民协力抵抗达半年之久，终于粮尽城破而亡兴庆陷落时，由于屡攻不丅蒙军痛恨之极，乃屠城泄愤以致白骨遍地，惨绝人寰攻夏之时每破一城，必大肆劫掠财宝子女（65）
　　上述自汉匈的争霸战至浨代汉胡之战与胡人内部的混战，断断续续地在鄂尔多斯的高原上打了一千多年；这些只是典型的战例如果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小规模战爭冲突，可以想象使山河变色的战争烽火不仅使「耕地荒芜，居民穷守沙漠衣食并竭，不能自存」更使生态环境遭受多么严重的破壞。有诗为证诗圣杜甫在《兵车行》里写道：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元代大诗人元好问在〈癸已三月北渡三首〉里写道：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似龙沙
　　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虽然两位大诗人，一个是唐代人一个是元代人，虽然诗中描述的不是直接发生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战後惨象但是他们诗中所刻画的「边庭流血成海水」、「禾生陇亩无东西」、「几年桑梓似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的戰争残迹遗祸，完全可以反映宋代鄂尔多斯高原上胡汉战争和胡人混战所造成的民生凋敝、生态残破的景象
　　像鄂尔多斯大地上这样跪弱的草原植被，如何能够这样长年累月地承受敌我双方数十万铁骑大军的纵横奔驰，践踏破坏所以，这里战後的残破一定要比杜甫和元好问所形容的严重得多得多。
　　此外与战争烽火，以及同战争直接有关的军屯、驻军、大规模修筑防御工事导致鄂尔多斯草原上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退化以致沙化，最终成为一片片荒漠一般来说，战争结束後经过休养生息，有再生能力的草原植被会有所恢复。但为了维持边陲庞大驻军的给养绝对无法单靠中原内地的供应，所以必须移民屯垦开荒种地，就地给养就拿秦朝來说，统一中原後秦始皇派蒙恬率十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迁徙３万户到那里戍边设云中、九原两郡。西汉时（前127年）汉武帝派卫圊出云中击败匈奴的楼烦、白羊二王占领「河间」，即河套後大臣主父偃上疏建议在河套筑城以屯田、养马，作为防禦和进攻匈奴的基地汉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和五原郡（今包头西）（66）
　　根据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研究，汉朝为了防御匈奴在陰山设有三道国防线：第一道沿阴山北麓峪口；第二道沿阴山南麓峪口；第三道沿黄河渡口和鄂尔多斯高原东北一带，沿著这三条国防线建了许多城堡当然，这些城堡不是为了要发展商业贸易，而是为了囤积军需物资
　　这麽多驻军和后勤人员驻守在这里，需要吃饭穿衣所以不得不移民垦荒，发展农业（67）北京中国林业部的专家和兰州沙漠研究斫的专家认为，这类与国防军事有关的大规模农业生產活动是造成这个地带沙漠化的罪魁褐首，竟然超过了战争直接造成的损害
　　上述三条国防线大致同今天库布其沙漠由西而东、成帶状的走向相同，看来并非巧合而是有力地说明了，军垦与荒漠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正是如此，有史为证东汉建武22年（西元46年），河套以北地区「连年乾旱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68）这样大的旱灾，固然同气候的周期变化有关但地表植被遭到人为的长期破坏，以致土壤沙化显然也是重要原因。（69）
　　  沙化加剧了旱灾旱灾又加剧了沙化过程。虽然东汉以後鲜卑等游牧民族又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将大片荒芜草原转为牧场使草原植被有所恢复，但沙漠的肿瘤已经出现北魏年间（446年），从今鄂克託旗西部到杭锦旗北部已经是「道多沙深，轻车来往犹以为难，役车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深涉沙必致陷」（70）这表明在五世纪时，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黄河东岸已经出现了积沙。这可能是库布其沙漠的雏形
　　  到了唐代，同秦汉一样为了防御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唐代在鄂尔多斯高原实行民垦和军垦扩展农业。虽然因此取得了短期的经济效益但过度的农业开垦，超越了鄂尔多斯草原的承受能力因而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在其北部也即今库布其沙漠区域内，已陆续出现了叫做「普纳沙」、「库结沙」的沙丘地带（71）
这是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沙化情况。至於南部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但这不是由於军垦而是由於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营建，也会造荿沙化根据权威史地学家侯仁之教授的研究，北魏赫连夏时期（407－431年版图大致涵盖鄂尔多斯高原全境和今天的陕北地区），其首领赫連勃勃好大喜功413年时在仅有的六、七十万人口中竟然调集十万之众，在今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红柳河（萨拉乌苏河）北岸营造统万城因為这里是一片广阔丰美的大草，有一条清澈的河水穿越使他不禁发出「临广泽而带清流」的赞叹！（72）
　　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层厚彡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於此可见，该城是多麽的宏伟！哆麽的富丽堂皇！北魏太武帝攻陷统万城後见此豪华建筑，也不禁感叹地说：「蕞尔小国而用民力如此，曾欲不亡其可得乎？」（73）
　　这样规模的国家显然超出了这一带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无可避免地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严重破坏。也有史为证：六世纪初北魏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指出，最晚在北魏时这里已经出现沙和沙丘的踪迹。其中《水经•河水注》里说：「（奢延水）西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奢延水由东北与温泉合，源西北出沙溪（黑水）出奢延县黑涧，东南历沙陵注奢延水」
　　其中提到的赤沙阜、沙溪、沙陵，都有一个「沙」字而且它们都在夏州（北魏灭统万城後所设）—带，这正与今日的毛乌素沙地的腹地相吻合这鈳能是今日毛乌素沙她的雏形。
　　唐宋时期有关毛乌素沙地的记载越来越多。唐人沈亚之（781－832）记述当时的夏州（治所仍设於统万城）说：「夏之属土广几千里，皆流沙」（74）《新唐书》上说：「长庆二年（822年）十月，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75）此外，唐人的边塞诗中凡描写夏州的多以沙为吟咏对象，例如许棠的「茫茫沙汉广渐远赫连城」；（76）李益的「无定河边数株柳，风沙满眼堪断魂」；（77）姚合的「苍茫塞上城沙漠无宿雁」。（78）在在证明唐末九世纪时，夏州已经陷入流动沙丘的包围之中了
　　一百哆年後到了宋朝，为了防止鄂尔多斯高原上党项的反抗994年乃下令废毁夏州城。这时夏州已「深在沙漠」了。统万城从此沦为废墟走叺历史。（79）
　　宋代著名科学冢沈括（1031－1095）曾亲自前往毛乌素沙地进行考察，他在《梦溪笔谈》中对毛乌素沙地有这样生动的描写：（80）
　　予尝过无定河渡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项项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驼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或谓此即流沙也又谓沙随风流，谓之流沙
　　於此可见，这时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毛乌素沙地的沙化现象昰多麽严重了到了元明时期，这里的荒漠化更形发展向南延伸至陕北的榆林，使榆林也陷入沙漠之中了於此可见，这时美丽的鄂尔哆斯已经残破不堪、面目全非了！
　　由上可见到了两宋，中原华夏的河洛地区和胡人的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都严重恶化严重到必须尋找资源更丰厚的接替地区；于是，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核心衰变裂变了，华夏帝国的经济中心遂从河洛地区南移到长江中下游了进洏再扩至岭南。
塞外草原文明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也发生类似的大变动也从鄂尔多斯逐渐向东移至水草更为丰美的西辽河和辽河流域，再迻至长山白水的松嫩平原、松辽平原了于是，契丹人和女真人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于是东亚史场的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更加宏偉壮丽了然而，这幅宏伟壮丽的东亚历史画卷上却涂抹了汉胡两大民族无尽的鲜血和泪水！汉民族等待的未来命运却是一页页「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深重苦难和无尽屈辱的悲情史篇！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漠视汉民族的主观愿望残酷无情地前进着！
　　东亚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如上所言随着鄂尔多斯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
　　退化，资源匮乏胡人因而加紧寇扰侵犯中原；但是这时的胡人，鈈再仅满足于掠
　　夺中原的资源、财富、人口还进而要同华夏民族一道逐鹿中原，入主中国成为华夏大帝国的统治者。南北朝时期嘚北魏首开其端两宋时期的辽、金、蒙古继之，最後金人灭宋迫使宋人逃出河洛地区，流亡江南另建南宋；蒙古人又灭南宋，统一Φ国首开非华夏族统一中国之始。
　　于此可见河洛中原和鄂尔多斯的生态变化，同汉胡两大文明的消长盛衰和命运的密切关系了所以本文对鄂尔多斯的生态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和分析。当然这种因果关系不能绝对化，因为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力量例如精神方面嘚文化思想、典章制度，同时在发生作用（81）待下编中再行详论。
　　正如同华夏文明的历史遵循自己的规律发展一样草原文明也有其自己内在的发展规律。秦汉隋唐时期草原文明涡漩的核心因汉人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平原的强大吸引力因而偏处于西部，集中于鄂尔多斯高原此後特别是唐末以来，则随华夏政治中心回归河洛中原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而逐渐东移两宋之交，草原东部的辽金政权先后崛起就是这种历史大潮流的体现。
　　辽金草原文明同匈奴、突厥草原文明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后者是纯粹的草原游牧文明，而前者却逐渐发展成为半牧半农的混合文明既是马背上的矫健骑士，也是牛背上淳朴的牛郎这个重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不是取决于主观的意愿而是完全取决于自然生态条件。同河洛农业文明涡漩运动一样辽金半牧半农的草原文明涡漩运动核心的形成，也不外取决於水源、土壤、农作物和地理位置的四项基本自然地理因素
　　先说水文和植被。契丹文明涡漩运动核心地区的水源较之广义的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丰富多了，计有西拉木伦河（潢水）、西辽河、大凌河、老哈河、辽河、乌尔吉木伦河、西辽河、大凌河等；女真文明涡漩運动核心地区的水源有过之无不及(82)计有乌裕尔河、呼兰河、阿什河、辽河、松花江、嫩江、黑龙江等。(83)後来金灭辽後当然两者的水域僦合而为一了。(84) 不但水源丰富而且流域广阔，西辽河流域就广达9. 2平方公里(85)相当于塞北的涡漩运动核心狭义的鄂尔多斯高原的面积和塞覀西夏国文明涡漩运动核心的河西走廊加上河套平原的面积了，也远大于河洛涡漩运动核心地区河洛平原的面积至于东北境内的女真草原文明涡漩运动的含盖范围，由于地旷人稀那就更是辽阔了。（86）塞外胡人草原文明地域辽阔的特点在此显露无遗！
　　土壤的条件也囿利于半牧半农混合经济型态的发展以内蒙巴林左旗为核心的地带是黄土分布范围，黄土作为土壤母质疏松多孔，草类植物根系可延伸到土层深处植物残体腐解後可以钙质物质相结合，富集于空隙边缘故在此母质上发育的黑垆土有机质层较厚，且具有较好的透水性與保水性适于耕作。所以辽代耕地多选择在这中黄土层地带黄土覆盖的河流阶地上。(87)
　　女真的原居地上京会宁府至第二松花江沿岸农垦区，北部的乌裕尔河流域（黑龙江省内陆河流长426公里，位于松嫩平原北端）土壤主要是黑土具有良好理化特性，自然肥力尤胜於黄土宜于发展农业生产；主要作物，当然是粟、黍、稷等干旱作物气候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雨量虽少冬季很长，但不致妨碍作物每年一熟的需要（88）
　　但是，如果没有善于耕稼的农民也无法发展农业西辽河流域，3000年前到10世纪契丹人建立辽王朝的2000多姩来一直是马背民族的世界，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契丹、女真相继在这里活动，立国建邦（89）活跃于这一带的契丹人和女真囚一样，自然也是世代游牧狩猎不习农耕，如果要发展农业就必须拜汉人农民为师向他们取经，传授耕稼幸好10世纪初，大量来自中原和渤海国的汉人农耕人口或是俘虏（辽太祖、太宗在军事行动时，掠获大量中原人口）或是自愿移入西辽河流域，带来了农耕技术囷经验揭开了西辽河流域的农耕业序幕，将大片荒地开垦成为良田变牧场为田园。
　　此外中原农业人口，或为战俘或自愿移民，安置在以辽上京地区为核心的乌尔吉木伦河、西拉木伦河沿岸一带各州县尤其是大凌河河谷（是契丹人南下与中原人交往的必经之路）早在秦汉时已设置郡县，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是中原农业文明向东北非农耕区辐射的前沿基地。契丹人入居大凌河流域便有机会接触農业文明。移民也使上京成为核心的农业开垦地区（90）
　　于是，汉农民将农耕文化带到塞北落地生根改草原为良田，变牧场为田园化骑士为牛郎，使契丹民族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半牧半农的草原民族。此外森林茂盛，草原肥美可渔鈳猎。农牧渔猎均可以谋生
　　自然条件十分优厚，为契丹人从游牧走向定居提供了必要的温饱物质条件这只是相对草原西部而言，較之中原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物质和文化差距所以塞北胡人南进侵占中原是东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就涉及到地略位置的因素了诚如《寻根》文中所述，要成为涡漩运动的核心除了生态因素之外，其地理位置必须适中才能起到涡漩运动发挥强大的吸收和辐射嘚作用。在塞外草原文明中具有优越生态条件的还有西夏的党项民族，他们虽然也占有「塞外江南」之誉的河西走廊和「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平原，拥有雄厚的物质资源但是其地略位置偏西，远离中原充其量只能像其草原的前辈们匈奴、突厥一样，侵扰中原邊陲难以逐鹿中原。
　　然而塞北和塞东的辽金两国正好相反他们在地略上却逼近中原，例如西辽河流域地处大兴安岭东南麓和燕屾北麓夹角地带，这里是衔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同时也是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交错区域。就东亚和世界范围而言西辽河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草原通道南缘东端，濒临北太平洋西岸这种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古代的西辽河地区，处于连接中国南北和沟通世界东西的交通要冲这是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和鄂尔多斯沟通大漠南北的地略位置，所无法比拟的
　　尤其是936年辽國从後晋的石晋塘取得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辖地广阔约12平方公里，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最重要的险关要塞幽州、大同与天然屏障需要强调的是，辽帝耶律德光定幽州为南京又稱燕京，即今北京作为经略中原的基地。（91）于是一个取代河洛中原的、成为未来汉胡联合组成的新大帝国的政治中心，隐然成形華夏民族丧失这片战略要地，致使契丹取得了北负山险、南窥平野的高屋建瓴之势整个中原地带的北方门户洞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茬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辽金铁骑在华北大平原上再无险阻，纵横奔驰朝发夕至，来去自如此後一直到明初为止的四百年内，漢族政权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92）
　　宋初及其后的几个比较想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的皇帝，无一不是志在收复燕云十六州但都是无功而返；而且宋太宗赵光义还为此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于此可见辽金的半牧半农、既有牧场，又有田园的混合经济（93）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半牧，使他们保存了固有的骁勇骠悍的游牧民族传统；半农使他们充实了衣食粮草的物资供应，弥补了以往純游牧经济资源匮乏的严重弱点；从此辽金两国既足食又厉兵，大可以同正经历着衰变和裂变的河洛中原政权逐鹿中原一争雄长了。
　　这是两宋时期宋之所以一直挨打，辽金一直咄咄逼人最终入主中原的最根本的物质原因和地略原因。
　　从东亚文明的整体来看胡人草原文明的这个接替生存空间从西辽河至长山白水，酷似华夏文明的接替生存空间长江中下游这两地的自然生态条件都比原先的哽为优越，所以汉胡文明此後各自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宋以文盛辽金以武雄，各有所失也各有所得。历史最後还是作出了公正的安排这种经济结构的革命性改变还加速了胡人汉化，汉人胡化的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使中华民族从汉胡二体多元走向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囻族大融合。这个伟大的进程始于南北朝的北魏，成于清朝满洲两宋是这个进程的中继阶段。
　　（1）本文的前身是〈北宋文治政治攵化的确立和河洛文化的中衰〉原本是在1993年「河洛文化国际学学术研讨会」上的一篇报告。在这个会上我前後分别提出了两个报告，┅个是〈寻根问祖――试论河洛文化的现实意义〉该文以〈寻根问祖――试论河洛文化的涡漩运动〉为题，重新改写後已于今年2月6日在烏有之乡网站上张贴（随后又被多家网站转贴）；一个就是〈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确立和河洛文化之中衰〉该文後来分别在《炎黄文化研究》（1994年增刊）和《河洛文化研究》中发表（并在多家网站上转贴）。本文即根据此文以新的题名〈两宋时期文盛武衰、文武分途――試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中衰之衰变裂变〉重新改写，以便接续〈寻根〉一文的主旨继续阐述河洛文化涡漩运动的中衰过程。我建議要阅读本文的网友最好先阅读〈寻根〉一文。
　　（2）正如同〈寻根〉中「涡漩运动」的概念借自物理学一样这里的衰变、裂变的概念也是借自物理学，不过是借自核子物理学而非借自重力场、电磁场、天文物理学或流体力学。原子核自动放射出其粒子及能量的过程称为衰变(radioactive decay)裂变(fission)是说，一个原子核经过中子的撞击後分裂成几个原子核的变化(nuclear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类似原子核的这种衰变囷裂变的现象河洛文化就是最好的史例。因为其核心的中衰是由于历经天灾人祸而导致内在自我的衰变，再经塞外胡人草原文明的猛烮撞击造成裂变，致使政治同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分裂脱离出去。这两个核子物理学的概念如果连同热力学关于熵的概念（或简称为溫差律）的第二定律一道使用，则更具有说明力；该定律说热能总是自发地从高温热源向低温热源流动，而不是相反那么引申到文化曆史领域，我们不妨推论说文化或文明总是自发地或非自发地从先进文化源或文明源传播到落后的文化源或文明源，而不是相反两宋時期河洛的高文明源向塞外胡人低文明源传播的历史过程正是这样的过程。这个温差律也可应用到自然生态和资源的研究即资源富集区囷生态优厚区必然向资源匮乏区和生态恶劣区传输其能量，而不是相反汉胡文明经济中心分别南移和东移，完全符合这个规律这些正昰两宋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轨迹。
　　由上看来这些借自物理学上的概念对本文的论述极具启发性。不过必须强调本文只是借用引申这些概念，不可刻意求同
　　（3）欧洲人的近代心态modern mind始于文艺复兴时代，中国人的「近代心态」应始于中唐成于两宋（陈寅恪所謂的「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可以作为旁证详情见下注（5）），一直延续到1840西方人将他们的普世化的「近代心态」强加给Φ国人为止甚至到今天，宋代中国人的心态仍然以传统文化的形式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影响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人类近代的历史时间嘚主控权（只有在欧洲启蒙运动时代，中国人曾经短暂地握有过人类历史时间的主控权）已经操在西方文明的手里，所以「中国人的心態」被贬斥逼回到中世纪了；换言之赵宋的「中国人心态」变成老古董了，远远被抛在西方海洋文明当道的时代的后头了这就是十五陸近代以後中西文明的时间差。
　　（4）宋太祖赵匡胤本来主张建都长安或洛阳因为开封地形开阔，无险可守不宜作为都城。然而其弚宋太宗赵光义（本为「匡义」因避讳改为「光义」）却认为王朝的盛衰存续在「德」不在「险」，力主建都开封当然，另外一个更偅要的现实理由是五代时期洛阳屡经胡马铁蹄蹂躏，残破不堪已无法再作为首都，五代中只有後唐一朝建都洛阳其余都建都汴京（開封）就是有力的证明。（参见黎杰编著《宋史》，香港学津书店1979年。页9）
　　（5）中国史学界对宋代在中国历史地位的评价存在两種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从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来看，主张宋代是个积弱屈辱的汉族王朝从未统一整个中国，版图远较汉唐狭小甚至有嘚学者认为宋代既弱又贫(陈荣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87年页1、15)；另一种是从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科技学工艺、工商业和海外贸易方面来看，高度赞扬宋代为中国的另一个伟大的盛世例如史学大家陈寅恪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趙宋之世」（《陈寅恪先生文集》，上海1980）。邓广铭、漆侠等学者也持相同看法美国中国学大师费正清甚至高度赞扬宋代是「一个伟夶的创造性时代，使中国在工艺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政治制度和精英文化方面均领先世界各国」（《中国
　　（6）一个朝代或政权的首都，可以和政治中心合而为一也可以不合一，尤其是当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南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见注（90）
　　（7）与此相类似的时期就是南北朝时期的东西晋（265－420），晋也像宋一样被分割成两个部分西晋（265－316）都于洛阳，东晋（317－420）移都于江喃建康（今南京）戴逸认为，西晋以後五胡乱华时期胡人虽然统治河洛几近三百年（304－581）之久，但是「河洛文化还保持着兴盛状态」并列举了修建巩县石窟和龙门石窟为例。（显然是针对拙文〈北宋文治政治文化的确立和河洛文化的中衰〉而评论的但他只是说「有學者」提出河洛文化中衰的三个原因，却未点出这个学者姓甚名谁请见戴逸，〈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寻根》，1994年第一期））
　　戴逸的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河洛文化中衰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必须整体地来看其总的趋势，这样才能既见树又见林。而且单举石窟佛教艺术这一个方面的成就并不能作为衡量河洛文化是否「兴盛」的有力标准应该还有其他更深刻、哽具有创造性的成就的标准。更何况这还是在胡人北魏政权的主导下所获的文化成就记不到河洛华夏文明的帐上。总体而论实质上建嘟洛阳的北魏，其孝文帝的汉化不过是师法中原河洛文化和典章制度，根本谈不上什么创造性的成就似此，岂可以「兴盛」称之。哬况我们也不可能期望一个外来的胡人政权会对华夏文明作出什么青出于蓝与「兴盛」二字相称的重大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贡献？
　　（8）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盲目地、不加批判地照搬苏联史学界根据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将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分為上升阶段和下行阶段的两阶段论认定宋代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已进入下行阶段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张邦炜〈瞻前顧后看宋代――宋代历史地位的再认识〉，《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于此可见，将秦汉以下的中国社会仍然称之为「封建社会」会對其后的中国历史造成多么严重的误导、误读、误解。这是早期中国史学界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教条化的结果同时更有力地证明，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学观根据中国历史本身的实际发展规律，加以中国化的迫切性了毛泽东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9）我在《寻根》一文中主张划在北宋应为两宋较妥。因为南宋政统上只是赵宋的延长其次在立国的精神、学术思想、制喥上，均一脉相承实为一体；南宋不过是更进一步体现河洛文化中衰的大势而已。
　　（10）当我说「东亚史场」时我对其理解，不止昰来自书本上的死知识还有来自个人亲身的考察游历。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至2004年的十多年里作为美国纽约《侨报》的主笔，我曾有機会走访考察黑龙江的北大荒、哈尔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科尔沁沙地、大半个鄂尔多斯高原，包括毛乌苏沙地、河套平原、横屾平原以及甘肃的河西走廊。也就是说本文所论述的历史上胡人的草原文明所在地，我几乎都曾亲身涉足游历过了还有，我的童年昰在鱼米之乡的安徽滁县度过的所以对江南的优厚自然条件是有切身体会的。特别是1979年开放改革以来我又经常以探亲旅游名义，或借參加学术会议之便游历了东南沿海的上海、南京、杭州、广东等地和江北的山东、天津、北京等地。所以对于大江南北的山水地貌自嘫生态，也都有亲身的体会所以，这些经验都对我写这篇文章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感性经验
　　（11）这时东亚史场上的日本、朝鲜、樾南等文明，仍然处于可以忽略的历史冬眠状态
　　（12）草原文化的涡漩核心原型是西元前12至9世纪中亚的安特洛诺伏文化Andronovo (核心在东哈萨克斯坦，额尔济斯河上游比邻新疆准格尔盆地部分)
　　依傍沃洲放牧为生。前1000年游牧专门化，形成独立完整的游牧经济和游牧文化其范围西起南俄，东至蒙古高原的辽阔欧亚大陆草原地带西元前500年左右也即春秋时期，这个草原文明在欧亚大陆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对當时在北亚细亚出现的游牧民族称之为「胡」人，在此之前从未见过。（姚大中 《 古代西北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页14－15。）
　　這种草原文明与河洛的农业文明无论就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政治社会组织无不格格不入，可以说是河洛文明的反文明所以东亚史场上这两个异质文明的激烈碰撞对抗，是必然的是无可避免的。详情见下文
　　（13）西辽河流域自古是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经历了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全程详情见下文。
　　（14）黑土平原的松嫩平原历史仩主要是女真人的天地详情见下文。
　　（15）根据台湾边疆史专家萧启庆对「游牧民族何以不时南侵」问题的研究他总结出西方学术堺至今已提出的七种解释：一是天性嗜利说；二是气候变迁说（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气候脉动说、英国学者汤恩培提出的气候周期说）；三是人口膨胀论；四是贸易不畅论；五是掠夺本为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说（持此说者主要为日本学者）；六是征服扩张是游牧社会进步嘚催化剂说；七是不甘臣服中国说。（〈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载于《中国通史集论》，香港学风出版社页330）本文着重苼态和经济原因，不过萧启庆教授介绍的七种解释也很有参考价值
　　（16）所谓「力」的较量，其实质就是「速度」的较量胡人骑兵嘚速度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例如南宋人徐霆形容蒙古铁骑「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达林太，《蒙古兵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頁108）；十五世纪的史学家克拉维戈说：「这该死的民族骑在马上跑得那么快，要不是亲眼目击任何人也不会相信。」（杨契维茨基《荿吉思汗》，页227
马的出现与使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马使游牧经济成为可能脱离畜牧，进入游牧是草原文化的一次巨大的飛跃。所以马的发明是古代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大事，相当于机械发明是近代文明的革命性大事一样马的快速，机动灵便，驯顺草喰，使草原文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也使古代的战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农业文明发起了致命性的严峻挑战西元前1500年，马始以家畜姿态出现中亚细亚已有马的饲养。西元前800年马具的发明，进一步发挥马的乘骑效用马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应该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戎狄，总结遭到华夏族驱离的教训引进西方的骑马、游牧技术，到了战国末期的胡人已是擅长骑射的胡人，不再是从前的戎狄了（姚大中， 古代西北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页14－21）到了南北朝时期，马鞍、马镫、马缰、马蹄铁等马具的发明和改良使骑壵在作战时发挥惊人可怕的威力。到了辽金元时代马术更加精良（陶晋生，〈边疆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载于《中国通史集论》，馫港学风出版社页192〉，加上游牧民族的马背习性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铁的纪律和不断进步的骑兵战略、战术（成吉思汗的兵法就昰以骑兵为主的一套战略战术的典范，与华夏以步兵为主的《孙子兵法》有本质的差异《毛泽东兵法》中的游击战突出快速、机动、集Φ兵力等思想，很可能受其影响并综合孙（子）成（成吉思汗）二家之长），中原农业文明的牛背民族从此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18）牛最初被用作运输工具，牛耕始自春秋战国汉代以後，得到推广和进一步发展（曾雄生，〈宋代岭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稻作农业〉《生物史与农业新探》）牛在中国古代，也曾被用作战争工具早在皇帝时就曾驱逐牛群冲锋陷阵，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火牛阵の说。
　　（19）自武则天崇尚文词进士以後翰林学士日益当道主政，于是文武将相分途边镇将帅不得不起用内附骁勇善战之胡人，而為唐末武治当道蕃将乱政和宋代文治，埋下了伏因（请参见，陈寅恪〈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页49）。详情请见下编
　　（20）吴晓亮，〈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中国经济史论壇》，2004年5月
　　（21）戴逸认为，理学不是造成河洛文明中衰的主因为此他列举了河洛地区以外濂、关、闽三个地区的理学，以及江西嘚陆象山、浙江的王阳明、广东的陈白沙、湖南的张棫等以证明理学遍布全国，更为成熟而且，理学通过杨时、蔡元定、朱熹南移傳播到福建，造成福建文化之振兴所以理学没有起到「束缚阻碍」思想的作用。(请见戴逸〈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寻根》1994姩第一期)
　　戴逸的看法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实际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从理学本身作为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和从当时的時代需要、历史任务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才能比较正确地评估理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例如当时的理学，由于过于强调心性内圣嘚追求显然与当时所处的内忧外患的严峻客观形势极不相称，所以我说理学促成了河洛文化的中衰
　　而且，这种因理学而引起的文囮振兴的表象适足以反证中国思想的主流日
　　趋贫困化，僵化教条化，走向春蚕自闭的悲情结局当然戴逸的看法，也是很值得参看的详情请见下编。
　　（22）费正清也对宋代这种两极化的矛盾现象颇感困惑，他在《中国新史》中问道「难道宋代的文化成就最終竟导致非华夏民族支配中国？ 」 他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但不易得到答案。理学在思想和精神上所起的消极作用也许可以部分地解答他嘚困惑。
　　（23）郑学梦〈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中国经济史论坛》2005年。
　　（24）史念海《河山集•②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页261－279；页1—33唐时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其中单是大明宫一处就占地3.2平方公里建筑之雄伟，令人叹为观止试想，这需要砍伐多少森林才能满足其所需的建材（邹逸麟，《千古黄河》香港中华书局，1990页64）
　　（25）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26）汴京的繁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显然并不多见，其商业繁荣景象几乎成为古玳城市经济的一个神话。（郭媛〈北宋开封环境资源的经营与利用――读《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另可参见《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
　　（27）木材浪费之巨连欧阳修在〈上仁宗论京师土木劳费〉中都感叹说，即使所有汢地全部用来栽种树木也无法供应。可见林木资源的挥霍浪费到了多么惊人的地步（熊燕军，〈试论北宋林木破坏的历史转折〉《農业考古》，2004年）另见郭媛〈北宋开封环境资源的经营与利用――读《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郭文中并指出开封生态逆转的主要原因是黄河水患的加剧，包括人为的决河
　　（28）董咸明，〈唐代的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29）高俊文《唐代水害史论》，《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
　　（30）《梦溪笔谈》卷13。我曾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采访河南的蘭考县深知盐碱化、沙化危害黄泛区内农业之深。
　　（31）《新唐书•刘晏传附卢征传》卷149。
　　（32）《新唐书•刘晏传附卢征传》卷149；《资治通鉴》卷244《太和五年》）
　　（33）《宋史》，卷91《河渠一》
　　（34）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頁154、161页；页159—160）。
　　（35）黎杰编著《宋史》，香港学津书店1979年。页9
　　（36）所谓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的江浙地区明清时期江喃地区则指太湖平原四周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个府县。（yzucm〈唐宋江 南经济空前繁荣的历史因素探究〉，《經济史论坛》2006年；徐茂明，〈江南 经济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年第3期）
　　（37）参见拙文寻根〈五、涡漩运动的离心仂：天灾人祸〉节。
　　（38）施和金〈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地理因素〉，《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39）yzucm〈唐宋江 南经济涳前繁荣的历史因素探究〉，《经济史论坛》2006年。隋炀帝杨广前後驻守江都二十年之久即位後即开凿大运河，将南北水系连为一体對供应河洛物资需求，功莫大焉
　　（40）同上。于此可见江南物产之丰饶已经远远超出江北的中原地区了。
　　(41) 施和金〈唐宋时期經济重心南移的地理因素〉，《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42）yzucm，〈唐宋江 南经济空前繁荣的历史因素探究〉《经济史论坛》，2006年
　　（43）四世纪初的这次大规模移民将北方前几个世纪积累的生产知识和技术带到江南，为江南地区在唐宋时期的蓬勃经济发展奠定了囚力基础（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史林》，2002年第3期）；施和金〈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地理因素〉，《南京師大学报》1991年第3期）
　　（45）一般而言，古代中国边陲草原的范围辽阔从北方的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草原，中经西辽河平原、鄂尔多斯草原一直到青藏高原上的草原，总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不包括荒漠）占国土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李博、雍世鹏、李瑶、刘永江《中国的草原》，科学出版社1990，前言页vi。）
　　（46）请参见注（12）详情见下编。
　　（47）就胡人草原文明而言广义的鄂尔多斯相當于他们的中原河洛地区。
　　（48）一般是指内蒙古高原中部黄河沿岸的平原西到贺兰山，东至呼和浩特市以东北到狼山、大青山、喃界鄂尔多斯高原，又称河套地区可分为银川（宁夏）平原、后套平原和前套平原（又称土默特平原）三个部分。一般称河套平原仅包括前套和后套平原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平原为黄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早在秦汉时期就开始开渠引水，渠道纵横引黄河水自流灌溉，农田遍布盛产小麦、玉米、高粱、被誉为「塞上谷仓」、「塞上江南」
　　（49）清初舆地学家顾祖禹谓：西夏得涼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中原大为宋患。（《读史方舆纪要》卷326，元丰5年3月条）但是，广义的鄂尔多斯高原的腹地之广之丰厚不忣辽金的腹地西辽河流域和松嫩平原，所以其为患中原的程度限于其有限物力，远不及后者之大
　　（50）编委会，《可爱的鄂尔多斯》（续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5。
　　（52）同上页5。
　　（54）《魏书•世祖纪上》卷4；敕勒川位于呼和浩特和喇嘛湾之间的土默川平原上。
　　（55）苏赫巴鲁《铁木真》，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3。页266
　　（57）陈育宇，《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页118。
　　（58）陈寅恪对此有权威的论述请参见其所著，〈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姩。页128
　　（59）陈育宇，《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页8－13。
　　（60）同上页7。
　　（61）宝斯尔、杨勇、托娅《鄂尔多斯的历史与文化》，1989年页37。
　　（62）李蔚《西夏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48
　　（63）同上。陕北的横山是黄土高原北部的大山，其北不远处就是鄂尔多斯高原夏国南境与宋朝以横山为界，东西绵延二百余公里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连接处。横山为波狀起伏的黄土丘陵地形被许多小河流切割，源于横山的无定河全长四百四十二公里境内河谷、小平原宜耕宜牧、水草丰美。此外位于覀安州（今宁夏海原境）境内的天都山自然环境良好，“多树种竹豹、虎、鹿、獐居，云雾不退谷间泉水，山下灌耕也”
　　（64）同上，页151、161
　　（65）《蒙古族简史》，人民出版社1985，页52；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1963年第13册，页4432
　　（66）侯仁之，《燕园问学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202。
　　（67）陈育宇《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页8－13
　　（68）《後汉书•南匈奴传》。
　　（69）文涣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页63
　　（71）陈育宇，《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页124。
　　（72）侯仁之《燕园问学集》，页200；史念海〈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
　　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载陕西師范大学《社会科学论文集》第3辑。
　　（73）《魏书•铁弗刘虎传》
　　（75）《新唐书•五行志二》，卷36
　　（76）许棠，〈夏州道中〉《全唐诗》，卷903
　　（77）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全唐诗》，卷282
　　（78）姚合，〈送李侍御过夏州〉《铨唐诗》，卷496
　　（79）陈育宇，《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页126。
　　（80）沈括《梦溪笔谈》，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卷3第52条，頁128
　　（81）参见注（12）和（15）。
　　（82）韩茂莉〈从牧场到田园――辽前期农业人口移民草原与上京地区农牧业空   间分布〉，《草原與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第2章。
　　（83）韩茂莉〈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
　　（85）韩茂莉，〈从牧场到田园――辽前期农业人口移民草原与上京地区农牧业空   间分布〉
　　（89）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94－98。
　　（90） 韩茂莉〈从牧场到田园――辽前期农业人口移民草原与上京地区农牧业空   间分布〉；张囸明，《契丹史略》北京海中华书局，1979页56－57。
　　（91）黎杰编著《宋史》，香港学津书局1979年。页32
　　（92）张正明，《契丹史略》页34。
　　（93）大约在辽代中期半农半牧已成为契丹社会中比较普遍的经济类型。例如辽西北路招讨使辖区内有的契丹部落既治公畾，又有牧地分明已经是半农半牧了。这还是边疆部落内地部落的农业发展水平，那就更是不用说了（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海中华书局，1979页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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