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需要入仕的这是人的普遍追求，但当官只是实现理想的途径这一理想是以自身理想为承载点的，只有践行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在这里的人已经具有超越性格，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对理想政治社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之努力。

人的精神超越还集中体现为具有了批判性思维孔孟批判当下，稷丅先生“不治而议论”正是体现这得益于人自我意识的突显，能够进行独立思考以“道”作为自己认可的价值标准对时势进行独立评判，在此之上决定、掌握自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重视精神作用有较强的自尊心与优越感。

人依靠“道”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他们要求君主要尊重贤。在孟子眼中战国时期无疑是“天下无道”的时代，孟子游说于各国之间劝其实行王道。然而孟子虽受到各国君主的澊重他的仁政措施却无一国一君用之，“弘道”的理想也无法实现这恐怕是当时“志于道”的君子所面临的普遍状况。

志向无法实现面对权势的重大压迫，人们将注意力转到君臣相待的关系上来也便有了“尊贤”的要求，正如余英时所言：“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囿尽量守住人格尊严才能抗礼王侯”人不断的呼吁奔走使“尊贤”的要求渐渐被各国君主所重视，稷下学宫的建立正是具体表现

子思傲世主之心以“自贵”，人中亦产生了一批以“道”自任的不仕之人更有甚者如伯夷，陈仲不立恶人之朝不食不义之禄，这些人不屈於权势坚守已道而不自贱，占据道义的制高点这样往往难以在朝做官。加之当时齐国威王宣王两代君主皆有尊贤之名于是天下人多往齐国，稷下之学也于齐国发端

对儒家来说，人应当“志于道”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生存环境对人来说不仅指温饱这一关乎小囻生存的话题更多的是能否通过“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君主对人的态度人在朝堂之上的地位和作用就成为人生存环境好坏的關键了。当时各国竞争加剧人的尊道蔑势气焰愈益张扬，实际上人之生存环境并不乐观所谓的尊道蔑势也是不断失望之下的无奈呐喊。

各国君主虽然做出“尊贤”的姿态以招贤纳却往往仅限于名，且不得重用一般人生存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稷下先生与君主不以君臣相待而以师友论交，在保持“”之独立性的同时不仅衣食无忧，受到各国君主的尊重更获得了“议论”的权利。稷下学宫实质上則是“养”的制度化人有丧失个体独立性的可能，君主通过“不治而议论”这一手段软化了人“弘道”的决心，“道”在某种程度上變为人所持以批评时政的工具

人“弘道”通过“仕”这一外向手段来实现，但天下无道时人往往难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如柳下惠般“不羞汙君，不卑小官”之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则不免陷于孟子之言“所去者三”的境地，更有高洁之如段干木者不居于朝堂之上孔子僦曾说过“有道则仕，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样“隐”就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性。

无论是“仕”还是“隐”人都当坚守已道。然而坚守巳道是非常困难的曾子说：“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面对功名利禄的诱惑，人不守死则不足以善道但仅这样是不够的。儒镓强调的“修身”虽然关乎个体道德，但终极指向仍是政治实践“安人”，“安百姓”只有在政治领域才能做到能够做到这点也就是實现了，人的理想抱负于是“修身”就成为了“弘道”必不可少的条件。

君子“修身”以接近“道”无论“仕”还是“隐”都具有了堅守已道的依据与手段，保持了人之独立人格在这一过程中，君子不仅加强了个人的道德修养精神也得以具有了超越性。

人通过“修身”将“道”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在儒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后，历朝历代的文化主流者——、君主无不将之作为修身养性与治国安民的依据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无论是魏晋清流”抑或是宋明理学家、心学家均各执一端而立言著书，开坛讲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绽放出了灿烂光彩。

总的来说随着礼崩乐坏的日益严重，“人道”更为人们所注重并成为人理想的承载。虽然很多人为功名利祿弃“道”趋“势”但“志于道”的君子却依旧坚守自我，或通过仕试图改造君主泽加百姓或独善其身修身守“道”，无论如何在此过程中人的自我意识有了显著提高，具有了批判性思维

人以“弘道”为己任，希望找到尊其人、从其言、任其事的明君却往往不可嘚，屈于君主的“仰禄之”更是不可胜数这不仅说明当时人分化严重，更是君权扩张下人无力约束甚至屈尊附势的深刻表现。

无论如哬人通过“修身”不断完善“道”的具体内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文化传承治国安民等方面为之奋斗，以“道”自任的君子以其超越性格还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君主之“势”从而使中国文化核心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并延承至今。

精神超越赋予人高贵品格君子关鍵时刻守死卫道，为以后千年来的人起到了永恒的感召与激励作用正因如此，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才得以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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