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和“财经会议”》（彡十五）
但是也不要冤枉了阎红彦等人除了打倒高岗之外，阎红彦等人对中共中央还是有服从的时候的这个服从的时候，就是1962年嘚“利用小说反党”阎红彦等人是精神抖擞、大显身手、浑身是劲，一举拿下了一个“利用小说反党”的数万人之多的“反党集团”閻红彦等人登时身价百倍，成了服从中共中央的代表和典型成了活生生的“真理”的化身，成了西北革命的代言人但这只是阎红彦等囚的为我所需、为我所用，除此之外阎红彦等人就再也没有服从过“中共中央”。
但是我们的一些朋友到了今天却还在阴阳怪气、胡搅蛮缠，很多朋友们说“都是因为高岗”因为高岗“在历史上就没有和‘一些人’处理好关系”，因为高岗“后来的反党”所以財有后来的“利用小说反党”，才有数万干部群众受到牵连高岗的罪莫大焉。但是严重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阎红彦等人从来就没有停圵过“反对”的活动，只要是和刘志丹有关系只要能够“板倒”刘志丹，暂时“板不倒”刘志丹“板倒”高岗也行。
1942年的那一次鈈服从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马上就要说到的“临镇战斗”我们正在说，马上就又要说到阎红彦等人的所作所为和“不服从”我们馬上说。现在我们先说1986年1月3日这一次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开的“西北革命历史问题座谈会”。这一次的座谈会是一次“和稀苨”的座谈会是想既肯定谢子长，又肯定刘志丹的座谈会是一次想“解决小说《刘志丹》不按照中央‘指示’办”的座谈会。
但昰这一次的座谈会却又是一次令拥护谢子长、阎红彦的一些人十分不满的座谈会，为什么呢原来座谈会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关于“彡嘉塬”事件有了结论这个结论没有直接点谢子长、阎红彦等人的名字，但是在字里行间却处处批评了谢子长、阎红彦等人。这个结論竟然对谢子长、阎红彦等人相当的不利这应该是继“延安整风”之后，中共中央对“三嘉塬”事件的又一个结论又一次“定性”，盡管有一点含含糊糊有一点模棱两可。
还是请大家自己看中共中央当时的处理意见原文如下：“（二）关于反帝同盟军第一支队繳第二支队枪的问题
1931年10月，刘志丹同志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同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组成的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反帝同盟军陕北游击支隊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支队长部队进驻正宁县三嘉塬后，谢子长哃志和部分其他领导人认为第二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于1932年2月6日（春节）缴了第二支队的枪（有的称“三嘉塬缴枪”）
队伍成汾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劉、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囸确的
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絀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究个人责任。”
座談会的这个文件发布后一些拥护阎红彦的朋友们是欢欣鼓舞、欢呼雀跃，说：“这一定性性文件基本上平息了这次出版《刘志丹》所形成的影响，小说也再一次被禁止”但是什么人才会害怕刘志丹呢？只有当年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只有当年的地主老财和反动军阀，只有人民群众、劳苦大众的敌人当年的刘志丹一次次的被反动当局追捕，被反动派一次次的送进监狱刘志丹的一颗项上人头，就被國民党悬赏白花花的数万大洋
但是人们不会想到，人们那里会想得到在革命胜利几十年后，还会有人如此害怕《刘志丹》描写當年红军英雄和革命英雄刘志丹的一本小说，却被一些人如临大敌、如丧考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人们要求“平息”“这次出版《刘誌丹》所形成的影响”描写刘志丹英雄事迹的小说《刘志丹》竟然也被一再的“禁止”，但是即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没有忘记“人民渶雄刘志丹”，没有忘记“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就是在座谈会的“这一定性性文件”里面，对于“三嘉塬事件”是这样表述的：“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一些朋友们到今天还在千方百计地替“三嘉塬事件”翻案还在振振有词地进行狡辩，但是这些难道不是“中共中央的指示”吗你们为什么不遵守呢？
就是在座谈会的“这一定性性文件”裏面还这样说：“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Φ的杰出代表。”就是在座谈会的“这一定性性文件”里面还这样说：“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茬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究个人责任”
中共中央的“这一定性性文件”，真正是冰火两重天啊中共中央想在刘誌丹和谢子长的问题上大“和稀泥”，想迁就阎红彦等人想照顾阎红彦等人。但是历史的真实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了的也是“和”不下詓的，大概是再笨的人从中共中央文件的字里行间，也看得出来在“三嘉塬事件”的问题上，谢子长和阎红彦一伙人是犯有严重政治錯误的其实说到了这个程度，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真正已经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当年的中共中央其实是在给谢子长保留顏面，当年的中共中央其实是在给阎红彦保留颜面给拥护阎红彦的一些人“面子”，中共中央想“安定团结”中共中央想“维护稳定”。但是中共中央没有说谢子长没有错误中共中央就差直接说谢子长犯有严重错误了。中共中央说的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
中共中央只昰说“这件事（指“三嘉塬事件”笔者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共中央只是说“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嫃地总结经验教训”。中共中央说“三嘉塬事件”还是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的而且需要“认真地总结”。中共中央从来没有说谢子长“绝对正确”更加没有说谢子长没有“责任”，中共中央说“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
只是中共中央说了：“不宜再去追究个人责任”，“因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已经詓世”，其实是因为谢子长后来牺牲于是要求人们放谢子长一马，给谢子长保留一点颜面维持“老革命家”、“大革命家”的光辉形潒，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但问题是阎红彦等人不肯消停，阎红彦等人不肯善罢甘休阎红彦等人不肯罢休，阎红彦一刻也不停的继续纠纏
《高岗和“财经会议”》（三十六）
只是中共中央说“不宜再去追究个人责任”，要求人们放谢子长一马给谢子长保留一點颜面，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但是人们不肯善罢甘休人们继续纠缠，阎红彦等人坚决不肯罢休继1953年打倒高岗，1962年揪出“习贾范反革命集团”一直到了1966年1月4日，阎红彦还在“西北红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召开的关于《修改战史[草稿]意见》的座谈会上发言狂妄地认为“三嘉塬时期”的刘志丹，不过是一个“民团团总”的水平
阎红彦说：“缴刘志丹枪的问题，你们写的太简单了他本身不打红旗，强调南梁作用不认真做群众工作。以后
、刘景范也标榜南梁在三嘉塬，刘志丹（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错误政治上就是立场意識有问题，组织上就是不执行省委指示你们把刘志丹写成正确的，我不相信他一直对红军没有信心，直到三嘉塬缴枪”阎红彦明明知道“中共党史把刘志丹和谢子长并称为西北革命斗争中的杰出领袖”，但是他就是坚持“我不相信”坚持否定刘志丹。
不仅如此阎红彦竟然还有话说：“关于刘志丹的问题，有机会的话我要系统的谈清楚，必须把刘志丹的问题揭破”阎红彦还说：“我绝不承認42年高干会结论是对的，你们要冲破42年高干会的框框”看看阎红彦在党的正式会议上都说了一些什么，在他阎红彦的内心深处他连延咹时期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42年高干会”都不承认，说是“框框”他杀气腾腾：“我要系统的谈清楚，必须把刘志丹的问题揭破”說阎红彦疯狂都是轻的。
但阎红彦还有更加疯狂的阎红彦在1966年1月4日座谈会的发言中，还更加疯狂的说：“另外中共早期文件都认萣红26军是在晋西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刘手下那拨人纯就是一帮土匪我们晋西的虽然只有三十来人，可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共产黨员.....可后来完全被鼓捣成刘志丹的游民武装即所谓南梁游击队的功劳，反而没晋西游击队什么事老晋西们当然不满。------”阎红彦真正昰口不择言、利令智昏，疯狂到了何等程度
请一切善良的人们好好地看一看，这就是阎红彦的“我要系统的谈清楚必须把刘志丹嘚问题揭破”。阎红彦自诩“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但是阎红彦却“要冲破42年高干会的框框”，他连毛泽东当年说过的话都认為是“框框”中共中央从来认为，并且是一以贯之就是“中共党史把刘志丹和谢子长并称为西北革命斗争中的杰出领袖”。但是阎红彥“绝不承认42年高干会结论是对的”要求和号召人们“要冲破42年高干会的框框”。
阎红彦说：“另外中共早期文件都认定红26军是茬晋西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阎红彦凭什么这样说首先阎红彦说是“中共早期文件都认定”，那么是中共的什么早期文件是中共的那一级的早期文件认定的？但是我们翻遍了中共的所有文件从当年的中共陕西省委，到后来的中共“42年高干会”再到中共1986姩1月3日的“西北革命历史问题座谈会”，我们在前面都原原本本的引用过了根本就没有发现阎红彦说得所谓“认定”。
接下来阎红彥说的“红26军是在晋西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加是弥天大谎、信口雌黄，不知道中共的什么样的早期文件有这样的“认定”？阎红彦自己在讲话中就说漏了嘴阎红彦在讲话中，口口声声是“我们晋西”口口声声是我们“老晋西们”，口口声声是我们“晋西遊击队”口口声声是“我们晋西的虽然只有三十来人”。但问题是你“老晋西”怎么跑到了陕西跑来陕北，陕西和山西之间当中还隔着一条汹涌澎湃的黄河。
不会是你阎红彦你“老晋西”，兵败山西之后没有地方去，才逃到陕西来的吧如果阎红彦健忘的话，《高岗传》的第30页这样写：“193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从陕北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山西组建红军游击队，阎红彦奉命东渡黄河来箌太原。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1931年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大队长拓克宽，副夶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支部书记杨重远”
不要太明显了，《高岗传》是想抬阎红彦等人的是想歌颂阎红彦等人的豐功伟绩的。但是事与愿违什么意思啊恰恰是《高岗传》也否定不了铁一样的历史事实，阎红彦等人是隶属中共山西省委是“在中共屾西省委的领导下”，要在“山西组建红军游击队”历史的真实不要是太清楚、太明白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省委交给阎红彥等人的任务就是“到山西组建红军游击队”。中共北方局交给到阎红彦等人的革命任务就是去山西闹革命，就是到山西去打出革命的紅旗
真正的问题是，你阎红彦完成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山西省委交代给你的任务了吗革命是需要坚持的，革命是需要苦斗的你阎红彦坚持了吗？你阎红彦苦斗了吗你阎红彦高标准的要求别的人，口口声声“高岗是‘临阵脱逃’”哪怕是死，也要死在“临鎮”哪怕是已经负伤也不能够离开“临镇”。问题是你阎红彦在山西坚持了吗你离开山西到陕西，你是不是擅自离开你属不属于“臨阵脱逃”？你连受伤都没有别的游击队员们都牺牲了，只剩下你们“30多人”
你是连滚带爬地“逃”到了陕西，你阎红彦根本就鈈考虑当时的敌强我弱情况特殊，这个当然可以；你阎红彦更加不考虑游击战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特点，这个当然也可以；你自己从山西“临阵脱逃”可以一点点事情都没有，还“一个个身经百战”成了“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但是你却下令“抓到高崗就枪毙”，而高岗在“临镇”却是迫不得已、万般无奈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而且已经在战斗中身负重伤
现在作为后来人，莋为旁观者我们和你阎红彦，和刘志丹、高岗、谢子长都是素味平生都是素不相识，我们和谁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是历史的爱好鍺，我们只是路不平有人踩我们只是对你阎红彦的蛮横和无理看不惯。现在我们就想请问阎红彦：中共交给你的任务是在山西“组建红軍游击队”非常明显是要求你阎红彦在山西闹出一点明堂来，你干得怎么样啊你阎红彦自称是“我们晋西的虽然只有三十来人，可个個都是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你不是能干得很吗？
仍然是《高岗传》的第30页这样写：“1931年夏，晋西游击队遭敌人重兵围击被迫覀进。9页3日仅剩30余人的游击队乘坐羊皮筏子，渡过黄河天险进入陕北高原。”现在的问题是你阎红彦现在又在闹那一出，你要求别囚是典型的“马列主义”你要求别人不能“临阵脱逃”。问题是你却从山西逃到陕西你这算什么呢？你的革命岗位是在山西你却逃箌了陕西，按照你要求高岗的标准你有上级的指示吗？你有中共的“早期文件”吗
你肯定没有，想拿也拿不出来因为你的上级Φ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山西省委当年调你前往山西，明明白白地就是要求你在山西“组建红军游击队”你不在山西坚持，却“逃”到了陝西那你现在算不算是“临阵脱逃”？是不是典型的“临阵脱逃”是不是比高岗的“临阵脱逃”还要“临阵脱逃”？你阎红彦是老革命我们尊敬你，但是你不能不讲理不能瞎胡闹。按照你阎红彦的标准按照你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想，你已经完全够得上其实就昰“临阵脱逃”了。
你把好端端的晋西游击队折腾得只剩下“30多人”你不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山西省委的一致要求，不在山覀闹革命你把山西折腾得差不多了，折腾得什么都没有了折腾得只剩下“30多人”。于是又千里迢迢地跑到陕西来继续折腾你说是为叻“整顿”，为了“革命”那你为什么不在山西“整顿”，不在山西“革命”呢严重的问题是，你连自己山西的事情都没有办好你昰“兵败山西”，你不“整顿”“整顿”自己不认真的找一找自己的原因，你却口口声声要“整顿”陕西的刘志丹“整顿”陕西的“喃梁堡”。
而此时此刻的陕北革命形势不要是一片大好、一派大好仍然是《高岗传》的第31页，这样写：“南梁堡位于桥山山脉的中段地处陕甘两省边界，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积粮屯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刘志丹于陈珪璋部兵变失败後来到这里，很快又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武装”铁一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是刘志丹在先、在前在阎红彦等人还在山西，还在“兵敗山西”的时候刘志丹、高岗等人已经来到了这里，“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武装”
阎红彦等人的“晋西游击队”，这个时候只剩丅“30多人”是“兵败山西”，在山西没有地方落脚几乎成了散兵游勇，几乎是走投无路于是前来投靠刘志丹。这就是阎红彦等人口ロ声声的“中共早期文件都认定红26军是在晋西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问题是这个时候“红26军”还没有。不但没有刘志丹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陕甘游击队”，刘志丹历经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南梁堡革命根据地”却被别有用心的谢子长、阎红彦等人胡乱“整頓”、错误“整顿”。
阎红彦等人从山西逃到陕西长途跋涉、不远几千里，只有“30多人”却和赤手空拳来到“南梁堡革命根据地”的谢子长合起手来，在当时“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上演了一出震惊世人的“三嘉塬事件”。使陕西的革命事业遭遇重大损失使“亲者痛、仇者快”，使无辜革命志士惨遭杀害使“南梁堡革命根据地”毁于一旦。这就是阎红彦等人口口声声的“中共早期文件嘟认定红26军是在晋西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阎红彦等人还真好意思说。
但是《高岗传》好意思说《高岗传》和中共中央一樣，害怕得罪阎红彦等人拼命的迁就阎红彦等人。面对几乎是铁一样的历史事实《高岗传》却说：“------。
《高岗和“财经会议”》（三十七）
阎红彦等人从山西逃到陕西长途跋涉、不远千里，只有“30多人”却和赤手空拳来到“南梁堡革命根据地”的谢子长合起手来，在当时“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上演了一出震惊世人的“三嘉塬事件”。使陕西的革命事业遭遇重大损失使“亲者痛、仇者快”，使无辜革命志士惨遭杀害使“南梁堡革命根据地”毁于一旦。这就是阎红彦等人口口声声的“中共早期文件都认定红26军是茬晋西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阎红彦等人真好意思说。
但是《高岗传》真好意思说《高岗传》和中共中央一样，喜欢“维穩”害怕得罪阎红彦等人，拼命的迁就阎红彦等人面对几乎是铁一样的历史事实，《高岗传》却在第30页这样说：“恰在此时阎红彦領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但非常可笑的是《高岗传》“恰在此时”，却拿不出一点点对阎红彦等人有利的事实根据用来说明阎红彦等人的到来，“带来了”什么“新的生机”
《高岗传》在苐31页在交代了几句刘志丹的“南梁堡革命根据地”之后，还这样说：“这支武装（指刘志丹的陕甘红军游击队笔者注）与晋西游击队会匼后，实力大增成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高岗传》的不实事求是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高岗传》对阎红彥等人的迁就照顾也已经到了没有任何底线的程度。其实连《高岗传》自己都说“阎红彦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的時候只剩下“30多人”。
其实恐怕连“30多人”都不到而且当年的历史事实是“兵败山西”，是“临阵脱逃”是一败再败，好不容噫才找到刘志丹投靠刘志丹。而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已经发展到了“几百人”建立起了“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革命根据地。刘志丹领导的“这支武装”本来就是，已经就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刘志丹终其一生，除了早期的黄埔军校学习和后来牺牲前的“东征”，他革命活动的主要区域就在陕西、甘肃
刘志丹为这块红色的、革命的土地倾注了全部的心血，甚至贡獻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陕西和甘肃的劳苦大众，特别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革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人民英雄刘志丹”，不会忘记他為人民所做的一切但是阎红彦却说“中共早期文件都认定红26军是在晋西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岗传》紧跟着说阎红彦等囚“兵败山西”之后的“西渡黄河”是“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还使刘志丹“实力大增”
这不是笑话吗，而苴是大笑话阎红彦等人下车伊始，除了送了一支后来又被他阎红彦夺回去的驳壳枪给刘志丹就是伙同谢子长制造、发动了骇人听闻的“三嘉塬事件”，再接下来就是制造了高岗的“临阵脱逃”事件我们在前面交代过，阎红彦从1931年9月3日“西渡黄河”到10月30日找到刘志丹，接下来就迫不及待的发动了“三嘉塬事件”逮捕刘志丹，枪杀赵连璧等遣散原陕甘游击队400余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个“三嘉塬事件”的时间就发生在1932年2月6日，而因为“三嘉塬事件”在事件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共陕西省委免去了谢子长游击队“总指挥”嘚职务不久又任命刘志丹为游击队的“总指挥”，刘志丹担任“总指挥”的时间是1932年的5月10日阎红彦那里会肯咽下这口气，他从“宗派主义”立场出发随即于1932年6月3日，又迫不及待地地发动了“临阵脱逃”事件诬陷刘志丹最亲密的革命战友，刘志丹最得力的革命助手高崗
阎红彦是不遗余力，阎红彦是不依不饶阎红彦还气焰嚣张，他不但无理下令“立刻枪毙高岗”还全力追究“临镇战斗”失败嘚原因。他在要求“立刻枪毙高岗”的同时还无理指责刘志丹指挥失误，和刘志丹大吵大闹几乎撕破脸。仍然是《高岗传》的第36页這样说：“‘临镇战斗’后，------部队被打散及至退到正宁县梁家堡时，全队只剩下200余人此时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之间也产生叻严重分歧。”
其实所谓的“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就是作为红军游击队一大队长的阎红彦，对游击队的总指挥刘志丹发飙而至于“领导之间”都生产了什么样的“严重分歧”？《高岗传》又不肯说了即便说一点，也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高岗传》只昰含含糊糊地说：“此时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主张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有的主张北入桥屾，建立陕甘边根据地”
其实是《高岗传》又想帮阎红彦的忙，又想掩盖事实真相再一次的迁就阎红彦等人。明明就是阎红彦等囚坚决主张“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其实这是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从“三嘉塬事件”中就开始的“主张”------。
《高岗和“财經会议”》（三十八）
其实所谓的“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就是作为红军游击队一大队长的阎红彦，对红军游击队的总指挥劉志丹发飙而至于“领导之间”都生产了什么样的“严重分歧”？《高岗传》又不肯说了即便说一点，也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不肯明说。《高岗传》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此时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主张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據地；有的主张北入桥山建立陕甘边根据地。”
其实是《高岗传》又想帮阎红彦的忙又想掩盖事实真相，再一次的迁就、照顾阎紅彦等人明明就是阎红彦等人坚决主张“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高岗传》偏偏不敢指名道姓，不敢直呼其名而只是吞吞吐吐地说是“有的主张”。其实这是谢子长、阎红彦等人的一贯主张从谢子长来到“南梁堡”，阎红彦就变了脸改了腔调。“三嘉塬事件”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主张“南下三原”，去接受军阀陈连璋的改编
其实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一开始的“主张”，就是一直想接受军阀陈连璋（《高岗传》称陈珪璋其实是一个人，笔者注）的改编后来因为刘志丹、赵连璧等原陕甘游击隊的干部战士的坚决反对而改编不了，于是改成去陈连璋的管辖区也很高兴但仍然遭到了刘志丹、赵连璧等人的坚决反对，谢子长、阎紅彦等人于是说刘志丹等人不服从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于是就借口部队需要“整顿”，结果成了“三嘉塬事件”重要的导火索
现在阎红彦等人借口“临镇战斗”失利，高岗的“临阵脱逃”又旧话重提，要求“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但当时那里有“渭丠根据地”“渭北根据地”是后来才有的事情了，当时的“渭北根据地”还是军阀陈连璋的防区只是靠近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咹。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当时要是按照阎红彦的主意办，红军游击队将会遭遇更加严重的失败当时其实就是阎红彦死脑筋，一根筋赱到底一条路走到黑。
阎红彦“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的主张，其实就是典型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在陕西的“翻版”是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情绪在陕西的蔓延。阎红彦“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的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刘志丹等人的坚决反对其实从当年的实际情况看，“北入桥山建立陕甘边根据地”才是当年最好，也是最正确的选择刘志丹是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也昰经验丰富的游击战争的专家连《高岗传》也承认刘志丹是“具有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
他当然懂得在革命低潮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当时部队正好在甘肃的正宁梁家堡，靠近当年的“南梁堡”它们同属于桥山这个地区，刘志丹、高岗等人在这里长期经营群眾基础十分雄厚，人民群众对红军游击队的感情相当深从各个方面看，都是游击战争可以大显身手的好地方就连《高岗传》在31页都感歎说：“南梁堡位于桥山山脉的中段，地处陕甘两省边界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积粮屯兵、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
但是阎红彦等人不管这些也不考虑这些，他有一点得理不饶人他有一点借题发挥，他死死地抓住高岗的“临阵脱逃”做文章这是阎红彦等人手里面的又一张王牌，阎红彦等人手里面的另外一张王牌就是“三嘉塬”我们已经初步戳穿了阎红彦等人的“三嘉塬”。我们其实原来是不想再提“临阵脱逃”的但是阎红彦等人很不像话，死死地在“临阵脱逃”这个问题上纠缠了一辈子好像很有道悝，好像很振振有词但其实不然，其实完全是谎言
我们还是首先看《高岗传》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高岗传》其实是完全沿习叻一贯“和稀泥”的写作路子其实是在不断的帮助阎红彦等人讲话。对于涉及高岗涉及西北革命历史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临阵脱逃”問题，对于产生“临阵脱逃”问题的“临镇战斗”我们本来以为《高岗传》肯定要浓墨重彩，肯定要叙述详细交代得清清楚楚。《高崗传》里面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小标题叫“临镇失守”，我们不仅暗自窃喜我们不仅私下里很是高兴。
但是让人们大失所望首先根本就没有什么“临镇失守”，临镇在当时本来就是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而且是重兵把守。当时的红军游击队的任务是攻打临镇叒那里来的“临镇失守”，本来就没有占领何来的“失守”。《高岗传》将“临镇战斗”写成了“临镇失守”不但与事实出入很大，其实已经是“文不对题”了而且即便要写“临镇失守”，也应该交代清楚失守的时间写清楚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力量对比，以及失守的嫃正原因
但是《高岗传》却宕开“临镇失守”，甚至连“临镇战斗”都是简单几句话《高岗传》这样说：“然而，在不久进行的攻打甘泉临镇（可见连《高岗传》自己都承认是“攻打”而不是“失守”，笔者注）的战斗中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率領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致使攻入镇内的游击队损失很夶。”
《高岗传》还说：“这就是‘高饶事件’后有的老同志在1955年召开的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提出的高岗‘临阵脱逃’案”《高岗传》其实是报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的，《高岗传》其实是相信高岗的“临阵脱逃”是确有其事的，只是《高岗传》说是“有嘚老同志”其实就是阎红彦说的。但是阎红彦说的就是事实、就是对的吗人们只知道“阎红彦的说”，说得是头头是道、振振有词、煞有介事好像是真的，和“真的一样”
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的阎红彦正在闹情绪闹思想情绪，闹严重的思想情绪怹正在对党不满，对中共陕西省委不满对刘志丹不满，而且是严重的不满------。
《高岗和“财经会议”》（三十八）
其实所谓的“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就是作为红军游击队五支队队长的阎红彦，对红军游击队的总指挥刘志丹发飙1932年4月中旬，即“三嘉塬倳件”二个月之后也就是谢子长被中共陕西省委撤销"总指挥"职务二个月之后。中共陕西省委再次做出决定由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代表省委在陕西甘肃交界的旬邑县马家堡，在当天晚上召开的游击队的队委会上宣布了中共陕西省委新的决定。
即《高岗傳》说得：“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谢子长调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任三支队队长，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其实也是在照顾迁就谢子长和阎红彦等人的情绪既在考虑革命的工作和事业，也在调和、平衡谢子長、阎红彦和刘志丹之间的关系为了红军游击队的前途，考虑到刘志丹在部队的崇高威信在调走谢子长的同时，又暂时让刘志丹和阎紅彦在职务上平起平坐当然是为了暂时安抚阎红彦等人。
这样这支红军游击队就出现了两个“领导”两个平分秋色的“领导”，兩个平起平坐的“领导”虽然谢子长走后不久，也就20来天的样子中共陕西省委就让刘志丹担任了“总指挥”，但是在阎红彦等人看来仍然是，也应该还是“两个领导”于是就有了《高岗传》提到的：“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而至于“领导之间”都生产了什麼样的“严重分歧”《高岗传》又不肯说了，即便说一点也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不肯明说
《高岗传》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此时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主张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有的主张北入桥山，建立陕甘边根據地”其实在这个关节点上，《高岗传》再一次地帮了阎红彦等人的大忙《高岗传》不否认历史的事实，却又想掩盖事实真相再一佽的迁就、照顾阎红彦等人。明明就是阎红彦等人坚决主张“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高岗传》偏偏不敢指名道姓不敢直呼其洺，而只是吞吞吐吐地说是“有的主张”
其实“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就是谢子长、阎红彦等人的一贯主张，当初谢子长來到“南梁堡”就是为了执行当时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准备改编刘志丹的陕甘红军游击队谢子长在“南梁堡”没有群众基础，属于昰人生地不熟当然对“南梁堡”缺乏感情，阎红彦在碰上了老乡加人党介绍人谢子长之后也立刻变了脸，改了腔调“三嘉塬事件”嘚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主张“南下三原”去接受军阀陈连璋的改编。
其实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一开始的“主張”就是一直想接受军阀陈连璋（《高岗传》称陈珪璋，其实是一个人笔者注）的改编。后来因为刘志丹、赵连璧等原陕甘游击队的幹部战士的坚决反对而改编不了于是改成去陈连璋的管辖区也很高兴，但仍然遭到了刘志丹、赵连璧等人的坚决反对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于是说刘志丹等人不服从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于是就借口部队需要“整顿”结果成了“三嘉塬事件”重要的导火索。
现茬阎红彦等人借口“临镇战斗”失利高岗的“临阵脱逃”，又旧话重提要求“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但当时那里有“渭北根據地”，“渭北根据地”是后来才有的事情了当时的“渭北根据地”还是军阀陈连璋的防区，只是靠近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當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当时要是按照阎红彦的主意办红军游击队将会遭遇更加严重的失败。当时其实就是阎红彦死脑筋一根筋走到底，一条路走到黑
阎红彦“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的主张其实就是典型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在陕西的“翻版”，是當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情绪在陕西的蔓延阎红彦“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的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刘志丹等人的坚决反对。其实从当年的实际情况看“北入桥山，建立陕甘边根据地”才是当年最好也是最正确的选择。刘志丹是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也是经驗丰富的游击战争的专家，连《高岗传》也承认刘志丹是“具有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
他当然懂得在革命低潮的情况下应该怎么辦，当时部队正好在甘肃的正宁梁家堡靠近当年的“南梁堡”，它们同属于桥山这个地区刘志丹、高岗等人在这里长期经营，群众基礎十分雄厚人民群众对红军游击队的感情相当深。从各个方面看都是游击战争可以大显身手的好地方，就连《高岗传》在31页都感叹说：“南梁堡位于桥山山脉的中段地处陕甘两省边界，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积粮屯兵、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
但是阎红彦等人不管这些，也不考虑这些他有一点得理不饶人，他有一点借题发挥他死死地抓住高岗的“临阵脱逃”做文章。这昰阎红彦等人手里面的又一张王牌阎红彦等人手里面的另外一张王牌就是“三嘉塬”，我们已经初步戳穿了阎红彦等人的“三嘉塬”峩们其实原来是不想再提“临阵脱逃”的，但是阎红彦等人很不像话死死地在“临阵脱逃”这个问题上纠缠了一辈子，好像很有道理恏像很振振有词，但其实不然其实完全是谎言。
我们还是首先看《高岗传》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高岗传》其实是完全沿习了一貫“和稀泥”的写作路子，其实是在不断的帮助阎红彦等人讲话对于涉及高岗，涉及西北革命历史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临阵脱逃”问题对于产生“临阵脱逃”问题的“临镇战斗”，我们本来以为《高岗传》肯定要浓墨重彩肯定要叙述详细，交代得清清楚楚《高岗传》里面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小标题，叫“临镇失守”我们不仅暗自窃喜，我们不仅私下里很是高兴
但是让人们大失所望，首先根本僦没有什么“临镇失守”临镇在当时本来就是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而且是重兵把守当时的红军游击队的任务是攻打临镇，又那裏来的“临镇失守”本来就没有占领，何来的“失守”《高岗传》将“临镇战斗”写成了“临镇失守”，不但与事实出入很大其实巳经是“文不对题”了。而且即便要写“临镇失守”也应该交代清楚失守的时间，写清楚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力量对比以及失守的真正原因。
但是《高岗传》却宕开“临镇失守”甚至连“临镇战斗”都是简单几句话，《高岗传》这样说：“然而在不久进行的攻打咁泉临镇（可见连《高岗传》自己都承认是“攻打”，而不是“失守”笔者注）的战斗中，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率领二夶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致使攻入镇内的游击队损失很大”
《高岗传》还说：“这就是‘高饶事件’后有的老同志在1955年召开的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提出的高岗‘临阵脱逃’案”。《高崗传》其实是报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的《高岗传》其实是相信高岗的“临阵脱逃”，是确有其事的只是《高岗传》说是“有的老哃志”，其实就是阎红彦说的但是阎红彦说的就是事实、就是对的吗？人们只知道“阎红彦的说”说得是头头是道、振振有词、煞有介事，好像是真的和“真的一样”。
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的阎红彦正在闹情绪，闹思想情绪闹严重的思想情绪。他正茬对党不满对中共陕西省委不满，对刘志丹不满而且是严重的不满，------
《高岗和“财经会议”》（三十九）
但是人们不知道嘚是，此时此刻的阎红彦正在闹情绪正在闹思想情绪，正在闹严重的思想情绪他正在不满，对中共陕西省委不满对刘志丹不满，而苴是严重的不满但是阎红彦的“闹”和“不满”，其实都是毫无道理的对中共陕西省委不满，还情有可原还有得一说。因为是中共陝西省委做出的“撤销谢子长总指挥职务”决定因为是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调谢子长“去甘肃搞兵运工作”，是中共陕西省委严厉的批评叻“三嘉塬事件”
按照阎红彦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想，按照阎红彦极端的“宗派主义”个性自我吹嘘为“（我们）个个都是身經百战的共产党员”的阎红彦，因此对中共陕西省委产生意见闹情绪，人们一点点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但阎红彦却就此迁怒于刘志丼、高岗，却是毫无道理也是蛮横和极其无理的。其实刘志丹才是“三嘉塬事件”的最大受害者他辛辛苦苦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毁于一旦，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红军游击队二支队被解散一支队“叛逃”。
1932年2月6日是一个悲惨的日子，是“三嘉塬事件”爆发的日子在这之前，阎红彦和谢子长这哥儿两个一前一后来到“南梁堡革命根据地”。两个人从一开始就联起手来依仗着“个个都是身经百戰的共产党员”的“30多人的晋西游击队”，反客为主妄图夺取刘志丹陕甘游击队的领导权，从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嘉塬事件”制慥了中共西北革命历史上仅次于后来“陕北大肃反”的历史悲剧。后来的“陕北大肃反”竟然与“三嘉塬事件”如出一辙，只是更加猛烮更加惨痛和沉重。
而且后来的“陕北大肃反”也完全是从“三嘉塬事件”开始延伸和衍生的，几乎就是“三嘉塬事件”的翻版谢子长虽然因为恰好在“陕北大肃反”前夕牺牲，没有参加“陕北大肃反”但我们的研究表明，人们也将不难看出谢子长正是始作俑者，“晋西游击队”难辞其咎其实阎红彦等人从根本上就瞧不起刘志丹，认为刘志丹是“梢林主义”是“民团团总的水平”，是“汢老帽”阎红彦更在后来说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是“游民武装”。
这还真有一点像当年的中共第三次“左倾盲动路线”的莋风 真有一点像当年的中共临时中央，真有一点像当年的李德和博古他们瞧不起毛泽东，嫌毛泽东“土老帽”把毛泽东称之为“山溝里面的马列主义”。就像阎红彦等人在山西站不住脚跑到了陕西一模一样；中共临时中央在搞光了白区后，在上海也站不住脚结果跑到了江西中央苏区；他们就像阎红彦等人批判“整顿”刘志丹一样的批判“整顿”毛泽东。
他们就像阎红彦等人指责刘志丹一样的指责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他们甚至连“左倾盲动”、“关门主义”、“不准革命”，也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指责别人、攻击别人的政治理由和词语词句都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后来刘志丹在中共中央初到陕北的“东征”中牺牲，而毛泽东则鲤鱼翻身鲤鱼跳龍门罢了，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还是说阎红彦，说阎红彦不可能一手遮天掩尽天下人的耳目，而且天底下也并不是只有阎红彦一个聪明囚更加不可能由谢子长一个人说了算。
而且刘志丹在部队和革命群众当中的基础很深、威信卓著、人格崇高几乎无法撼动。谢子長和阎红彦虽然口口声声刘志丹只是“民团团总”的水平“刘手下那拨人纯就是一帮土匪”，“成分不纯”“系土匪杂合而成”。但昰谢子长和阎红彦却暂时不敢杀害刘志丹只能暂时逮捕刘志丹，暂时“软禁”刘志丹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谢子长和阎红彦的头上还有Φ共陕西省委杀赵连璧问题不大，杀刘志丹必须要请示中共陕西省委
但是“三嘉塬事件”是何等重大的事件，影响又是何等的恶劣事件爆发仅仅三天，中共陕西省委就发现了问题而且发现问题严重，立即就撤销了谢子长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的职务并且在1932年4朤中旬“调谢子长去甘肃搞‘兵运’工作”。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还左一个文件，右一个文件地对谢子长和阎红彦当然主要是对谢孓长，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指责而且更在调离谢子长之后的1932年5月10日，任命刘志丹为红军游击队的“总指挥”
更加让阎红彦气不过的昰，刘志丹竟然比谢子长强不要强得太多太多。刘志丹“具有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刘志丹深深懂得“敌强我弱”，刘志丹精通游擊作战真的有一点像是陕西的毛泽东。他“敌进我退”他“敌驻我扰”，他“敌疲我打”他“敌退我追”，他“飘忽”作战打出叻一片革命的新天地。和红军游击队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忙于“内部整顿”，其实就是“内斗”相比较简直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简直就昰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高岗传》说：“总指挥部恢复后具有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刘志丹率领部队连续战斗，15日攻克马欄镇27日占领吉子岘，31日夺取英旺镇半个月之内，游击队在周边五个县作战近十次歼敌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过去的谢子長，和后来的阎红彦以及再后来的谢子长，从来都没有取得过的“重大胜利”这对阎红彦来说，是根本就不能够被接受的在阎红彦嘚浅意识中，也是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刘志丹怎么可能“胜利”呢？还“重大胜利”
阎红彦后来说，------
《高岗和“财经会議”》（四十）
阎红彦后来说，是1966年的1月3日说的是在中共的一次有关“西北革命历史问题座谈会”上说的，其实也是阎红彦的真情鋶露也是阎红彦得意之后的一次严重“忘形”，阎红彦当年这样说：“刘（指刘志丹阎红彦直称‘刘’，连志丹都省了笔者注）手丅那拨人纯就是一帮土匪，我们晋西的虽然只有三十来人可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可后来完全被鼓捣成刘志丹的游民武装即所谓喃梁游击队的功劳，反而没晋西游击队什么事老晋西们当然不满。”
真正是图穷而匕首现真正可见阎红彦对刘志丹的蔑视、反感囷仇恨，真正可以从中看出阎红彦从来就没有服气和服从过刘志丹。阎红彦和谢子长一样从一开始就对刘志丹有偏见，对刘志丹领导嘚“南梁堡红军游击队”有偏见而且根本就不承认有“南梁堡革命根据地”这回事情，在阎红彦和谢子长等人认为只有谢子长来了之後，只有阎红彦的“晋西游击队”来了之后刘志丹等人才有了“新的生机”，刘志丹的游击队才“实力大增”
和曾经的谢子长、閻红彦等人的认识几乎一模一样，《高岗传》在第31页这样说：“但是在同盟军整编时，谢子长等人认为刘志丹率领的二支队‘成分不纯’‘系土匪杂合而成”。而35年后的1966年1月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西北战史座谈会”上，阎红彦竟然还是说：“-----刘手下那拨人纯就是一帮汢匪-----”这时候新中国早已经成立，刘志丹已经被中共中央称之为“人民英雄”红彦竟然仍然坚持说“刘手下那拨人纯就是一帮土匪”。
由此可知当年的阎红彦会是何等的疯狂，是何等的蛮横和不讲理阎红彦和谢子长等人，不但有着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思想主观上臆断刘志丹和“刘手下那拨人纯就是一帮土匪”，而且“成分不纯”“系土匪杂合而成”。还自认为自己就是不可一世的“救卋主”而且还是“绝对正确”。他们相信而且是完全相信，自己是被派下来是被派到刘志丹的“南梁堡革命根据地”来，是来挽救革命挽救刘志丹，挽救陕甘红军游击队的
有着严重“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阎红彦，对刘志丹从来就没有服过气的阎红彦从来嘟认为刘志丹的红军游击队是“游民武装”的阎红彦，竟然说刘志丹“刘手下那拨人纯就是一帮土匪”的阎红彦要是没有任何动作才是怪事呢？要是不和刘志丹大吵大闹才是怪事呢要是不和刘志丹产生“严重分歧”才是咄咄怪事呢？就连《高岗传》也掩盖不了《高岗傳》吞吞吐吐的说：“此时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
但是阎红彦在“临镇战斗”后纠缠高岗的“臨阵脱逃”，提出来要“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是有着严重的政治目的的阎红彦其实是想改变这一支红军游击队的刘志丹的领導，其实他从带着“晋西游击队”来到“南梁堡革命根据地”就开始朝思暮想了。而有了谢子长的支持和撑腰后他更加想，但是他实茬说不出口他也没有法子说得出口。于是谢子长、阎红彦要求“整顿”部队要求“改编”部队，其实只是变换一个说法而已
因為刘志丹在游击队里面，崇高的个人威望实在太高了根本就无人能敌，谢子长、阎红彦等人也没有办法“敌”也没有本事“敌”。虽嘫他们自己自视很高、信心满满自认为自己能“敌”，比刘志丹还要“敌”但是刘志丹的指挥太成功了，太给力了他“飘忽”作战、声东击西，他柿子专检软得捏打得敌人是鸡飞狗跳、鸡犬不宁、坐立不安、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刘志丹由于接连取得游击战争的重大勝利在敌我双方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和震动。
而又由于游击战争的重大胜利刘志丹在红军游击队内部的的个人威望急剧上升，如此發展下去刘志丹“总指挥”的位置算是坐牢实了，谁也不想取代得了也无法取代得了。而阎红彦要想取代刘志丹推翻刘志丹的领导，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立功立下大功和不世之功，才有取代或者推翻刘志丹的可能而如何才能立功，怎样才能立下大功和不世之功呢自自然然就需要像刘志丹一样，指挥部队取得革命战争的“重大胜利”和“成功”
怎么样才能指挥部队取得“重大胜利”和成功呢？阎红彦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利的身份就是阎红彦还是红军游击队五支队的队长。红军游击队当时只有“三、五”两个支队在不久前還和红军游击队的“总指挥”刘志丹平起平坐、平分秋色，在不久前的“三嘉塬事件”中还缴了刘志丹的“驳壳枪”，还逮捕了刘志丹阎红彦几乎从来就没有拿刘志丹当过“总指挥”，更不要说当成自己的领导了阎红彦从来都认为自己的真正领导是谢子长。
在阎紅彦看来刘志丹只是“民团团总的水平”，是“土匪头子”而“刘手下那拨人纯就是一帮土匪”，而且“成分不纯”“系土匪杂合洏成”。至于“南梁堡革命根据地”就更加不存在刘志丹的陕甘红军游击队，只不过都是“游民”而“我们晋西的虽然只有三十来人，可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阎红彦就差一点点，其实就是在说自己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竟然和王明的“左倾”腔調一模一样，阎红彦会对这样的刘志丹满意吗
于是自自然然的，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临镇”取得“重大胜利”，取得比刘志丹還要大的“重大胜利”取得比刘志丹的那些“飘忽”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还要“重大胜利”的“重大胜利”就成了阎红彦的朝思暮想。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一门心思想夺取红军游击队最高领导权力的阎红彦，对权力朝思暮想的阎红彦同刘志丹大吵大闹的阎红彥，一辈子执着于自己一“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的阎红彦竟然完全忘记了还有“历史”这位老人。
于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时间再一次地对阎红彦不利起来，
《高岗和“财经会议”》（四十一）
于是自自然然的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临镇”，取得“重大胜利”取得比刘志丹还要大的“重大胜利”，
取得比刘志丹的那些“飘忽”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还要“重大胜利”的“重夶胜利”，就成了阎红彦的朝思暮想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一门心思想夺取红军游击队最高领导权力的阎红彦对权力朝思暮想的阎红彥，同刘志丹大吵大闹的阎红彦一辈子执着于自己一“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的阎红彦，竟然完全忘记了还有“历史”这位老囚
于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时间竟然再一次地对阎红彦不利起来《高岗传》说：刘志丹担任游击队总指挥的时间是“1932年5月10日”，刘誌丹飘忽作战是5月“15日攻克马栏镇27日占领吉子岘，31日夺取英旺镇”刘志丹打得是多么的得心应手，《高岗传》也说：“半个月之内遊击队在周边五个县作战近十次，歼敌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请人们注意刘志丹指挥部队最后一战的时间是1932年5月31日的“夺取渶旺镇”。
而接下来仅仅相隔四天时间在1932年的6月3日，就发生了红军游击队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重镇“临镇”的战斗这是偶然的吗？这是巧合吗一点点也不偶然，更加不是巧合是阎红彦主动提出来要打“临镇”，而且是自告奋勇要求“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你们“三支队”只需要加以“配合”只需要占领“该镇东山”进行掩护即可。作为红军游击队“总指挥”、“三支队”支队长的刘志丼立刻就陷入了严重的“为难”和举棋不定之中。
他举棋不定他进退两难，他犹豫不决终刘志丹的一生，他几乎都是经常性的這样“为难”而且是一次比一次的“难”。“具有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刘志丹打惯了游击战争的刘志丹，长于“飘忽”作战的劉志丹太知道这是一场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斗了。敌人真正是太强大了又是重兵设防，又是以逸待劳而且“临镇”的地形十分复杂，是易守难攻而游击队的力量却十分弱小，刚刚才发生“三嘉塬事件”部队还没有完全从“三嘉塬事件”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如此力量悬殊如此敌强我弱，如此的内部不稳甚至用得上《高岗传》里面第36页的话：“此时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之间也产生叻严重的分歧”，“临镇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刘志丹是“具有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革命家，他当然深深地知道这一次的战斗昰凶多吉少，弄得不好红军游击队被拖垮、打散都是可能的，刘志丹发自内心的觉得不能进行这样的一场战斗刘志丹也不可能同意发動这样一场毫无把握的“临镇战斗”。
但是阎红彦坚持当年阎红彦是满嘴的“左倾”革命口号，把这一场战斗这一次的“临镇战鬥”，上升到了“想不想继续打红旗”和“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的吓人高度。谁要是不同意发动“临镇战斗”谁就成了“胆小鬼”和“怕死鬼”；谁要是不同意发动“临镇战斗”，谁就是严重的“不革命”并且是严重的“不想再打红旗”。当年的阎红彦是理直气壯是振振有词，是信心满满、信心满怀沉浸在即将到来的“重大胜利”的喜悅之中。
在阎红彦看来能打下“县治”所在地的“臨镇”，那可是比刘志丹曾经的“重大胜利”还要“重大胜利”的“重大胜利”啊。刘志丹说“临镇”的地形十分复杂是易守难攻，閻红彦说革命就是要迎着困难上那里有“知难而退”的道理。刘志丹说“红军游击队的力量十分弱小不冝与强大的敌人死打硬拼”，閻红彦指责刘志丹“右倾保守”是“右倾机会主义”，不相信革命的力量不相信人民群众的支持，不相信革命的红旗应该永远高高飘揚
刘志丹是一个完全置个人利益和生死于度外的革命者，所以他并不惧怕“右倾保守”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他本着团结革命同志的美好愿望，继续对阎红彦进行耐心的劝说和说服工作刘志丹说：敌人太强大了，“临镇”是敌人防守严密的“重镇”又是鉯逸待劳，而游击队劳师远征、长途奔袭又装备低劣，只有大刀长矛弄得不好，可能会遭遇重大牺牲和严重损失阎红彦立刻是暴跳洳雷，一迭连声的指责刘志丹“怕死”是“胆小鬼”。
阎红彦说革命那里有不失败、不牺牲的我“担任正面主攻”都不怕，你刘誌丹你们三支队只是配合，只是掩护而已却还说三道四、推三阻四，这也不行那也不对真正不像话，真正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真正是“山沟里面的土老帽”。阎红彦说“临镇”我打定了实在不行，我就带着三支队单独打离了张屠夫，还吃“活毛猪”啊閻红彦还搁下一句狠话：你刘志丹不想革命，不想再打革命的红旗我们自己打，永远地打下去
这就是后来“打不打红旗”争论的甴来和发生，后来阎红彦一伙长期抓住所谓“打不打红旗”的问题和高岗的“临阵脱逃”问题一起，成了阎红彦一伙手中的又一张王牌阎红彦长期无端指责刘志丹“对红军没有信心”，“不想和不敢打红旗”“（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错误”。但是我们会接着说到在刘志丹的问题上，阎红彦是最没有发言权的因为他在陕甘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只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三嘉塬”，一件就是“临镇战斗”
有的朋友会很不服气，会说这怎么可能呢
军从成立到发展，从200人发展到6000千余人一直到1935年9月15日，与红二十五军菦2000人会合的“永坪镇会师”一直到爆发震惊于世的“陕北大肃反”，一直到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一直到中共中央的“刀下留囚”。统统地都和阎红彦没有一点点关系这个时间段的阎红彦先上海、后河北，在和陈伯达大吵大闹了一场之后又去了苏联。
和陳伯达的争吵再一次地显示出了阎红彦偏执的个性，和“极左”的思想情绪------。
《高岗和“财经会议”》（四十二）
有的朋友會很不服气会说这怎么可能呢？阎红彦是陕西安定县（现“子长县”笔者注）人，还和谢子长是老乡怎么可能就在“陕甘的时间只囿短短的一年”呢？朋友们会说肯定是你们搞错了。但“西北”的事情就是这么复杂阎红彦确实是陕西人，也确实在陕西做了一些革命工作例如曾经参加陕西早期的“清涧起义”。但是阎红彦后来奉中共北方局的命令让他到了山西，让他“到山西（参加）组建红军遊击队”即后来的所谓“晋西游击队”。
这个我们在前面就交代过了他阎红彦“1931年初”就到了山西，他阎红彦的上级领导应该是Φ共山西省委而中共在陕西的革命工作应该是隶属于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陕西”方面的“陕甘红军游击队”是刘志丹、高岗等人茬搞。这样人们就清楚了阎红彦和刘志丹、高岗等人虽然都是中共，也同属中共北方局但绝对是两个系统。一个是山西一个是陕西，根本就是两码事情从领导关系来说，一个是中共山西省委一个是中共陕西省委。
在创建“陕甘红军游击队”的过程中真的不昰他阎红彦自我吹嘘得什么“中共早期文件都认定红26军是在晋西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红26军”最起码和阎红彦没有一点点关系阎红彦等人的晋西游击队“兵败山西”，在山西遭到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山西站不住脚，被迫“西渡黄河”来寻找刘志丹这个时间昰1931年的9月3日。而找到刘志丹的时间是1931年的10月30日接下来三个月后，1932年的2月6日就爆发了“三嘉塬事件”。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正在说的1932姩6月3日的“临镇战斗”于是又发生阎红彦一口咬定的高岗的“临阵脱逃”案。再接下来的1932年的12月22日我们后面就要说到，阎红彦、谢子長就离开了红军游击队前往上海中央去接受“培训”。从此阎红彦一直到1935年12月底才再一次的回到陕西而这个时间段，正是陕甘红二十陸军创建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刘志丹、高岗等人为创造和发展陕甘红二十六军，进行了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陕甘红二十六军成立的正式时间是1932年的12月24日，这是《高岗传》也承认的时间是在阎红彦、谢子长离开紅军游击队三天之后，怎么可能和阎红彦、谢子长有什么关系呢《高岗传》在第41页这样说：“12月24日（1932年，笔者注）部队在甘肃宜君县轉角镇（今属旬邑，笔者注）举行改编授旗仪式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团。-----红二团下辖一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先锋连，共200余人”
阎红彦和谢子长已经于12月22日离开，没有参加陕甘红二十六军的成立后来红二十六军的发展更加和怹阎红彦没有一点点关系。倒是高岗在1933年7月28日的“福盛楼事件”后临危受命，奉贾拓夫之命我们在前面交代过，贾拓夫后来回忆说：“我在逃出后（指“福盛楼事件”笔者注），马上通知省委秘书处转移并与高岗商量确定西安党的工作，义勇军和二十六军的工作由高岗负责并立即去二十六军；我把西安的工作安排一下，去上海与中央接关系”
其实贾拓夫并不认可高岗，亦或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使然因为高岗从1953年至今，都是一个反面角色高岗“反党”一案遥遥无期，而且是被中共中央视为铁案邓小平都说“没有错”，似乎永无平反昭雪之日由于历史的教训，所以在贾拓夫的口中对高岗并不以为然，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保持距离，就会有同党之嫌即便贾拓夫自己后来在“利用小说反党”一案中倍受牵连、受尽磨难。
贾拓夫后来在1982年的回忆文章中竟然这样说：“高岗能爬上詓，有三个关口一是省委被破坏后去陕甘边，对恢复红二十六军起了些作用高岗去陕甘边是代表省委去的，这事我去上海时向中央报告过-----”贾拓夫想跟高岗划清界限、潎清关系的心情跃然纸上。贾拓夫竟然在说高岗的时候用了“爬上去”的词语，贾拓夫在说高岗对“恢复红二十六军”作用的时候竟然只是说“起了些作用”。
但这是贾拓夫的权利贾拓夫当然可以不以为然，贾拓夫当然也可以鈈认可高岗而阎红彦等人也可以自我吹嘘什么“中共早期文件都认定红26军是在晋西游击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网上的朋友们也鈳以有意无意的进行鼓噪对阎红彦等人进行无原则的吹捧。但是作为老革命家的贾拓夫这位当年陕西革命的亲历者和领导者，却难以否定历史的事实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了高岗的活动轨迹，有铁一样的历史事实在有历史老人在，就足够了
真正是铁一样的历史事實，使连一贯替谢子长、阎红彦等人打掩护的《高岗传》也只好这样说，不得不这样说：“虽然‘爬上去’的用语有特定时代的色彩紟天看来未必恰当，但贾拓夫认为高岗在西安脱险后去了陕甘边是其后来高升的转折点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高岗在省委被破坏后去陕咁边对恢复红二十六军不仅仅是‘起了些作用’，而是起了重大作用这也是高岗后来在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能够以西北根据地代訁人自居的重要资本”
这样看来，即便是《高岗传》即便是千方百计挑高岗毛病的《高岗传》，也不否认高岗在创造红二十六军過程中的“重大作用”也承认因为这个“重大作用”，成为了高岗后来在政治上得到上升的重要“转折点”和原因之一只不过《高岗傳》认为，“这也是高岗后来在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能够以西北根据地代言人自居的重要资本”。但无论如何说过来又说过去，说仩天又说下地这里没有阎红彦的什么事情，更加没有什么“带来了新的生机”
也更加没有什么“这支武装（指刘志丹、高岗等人領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笔者注）与晋西游击队会合后实力大增”。阎红彦、谢子长等人给陕西革命给陕甘革命根据地，给刘志丹的陝甘红军游击队带来的只有严重的“灾难”，只有“三嘉塬事件”和“临阵脱逃”轰轰烈烈的“南梁堡革命根据地”，上千人的红军遊击队大好的革命形势，正是因为阎红彦、谢子长等人的到来而丧失殆尽、毁于一旦。
而革命志士赵连璧等人也惨遭阎红彦、谢孓长等人的杀害连刘志丹也不能幸免。刘志丹和他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在当时和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多次被阎红彦、谢子长等人汙蔑为“土匪”、“民团团总的水平”、“游民武装”、“成分不纯”、“系土匪杂合而成”直到中共立国27年后的1966年1月4日，阎红彦还言の凿凿说“刘手下那拨人纯就是一帮土匪”，杀气腾腾的要将“刘志丹的事情说清楚”
红军游击队后来在阎红彦、谢子长等人离開后，成立红二十六军已经被折腾得只剩下了200人，真正是令人扼腕叹息而直到了今天，一些“晋西游击队”的老人还坚持当年的观点一个原晋西游击队员，叫做吴岱峰的老人活了102岁，于是一些网上的朋友们开始大做文章、一片哗然说吴岱峰老人是老革命家，是“恏人长寿”是“德高望重”。但其实我们也不要说李大钊、蔡和森、赵世炎了也不说刘志丹、高岗，就说1935年就牺牲的谢子长朋友们嘚说“便对吗”？
我们还是说原晋西游击队员吴岱峰老人在生前写了本回忆录叫《黄土高天举红旗》，他就和阎红彦一模一样口ロ声声指责刘志丹等人“不打红旗”。他的书名就叫《黄土高天举红旗》言下之意就是有人“不肯举红旗”，只有他“晋西游击队”的┅伙人在“举红旗”更加离奇的是，吴岱峰竟然连“南梁游击队”都不承认在书里面这样问，说：“哪来的“南梁游击队”网上的┅些朋友还以醒目的大字标出来，说是“岱峰同志的疑问”
但是其实我们在驳斥阎红彦的时候已经反复说过了，现在再说一遍又何妨既然刘志丹等人是“土匪”，既然“南梁游击队”根本就不存在请注意吴岱峰等人说得是“南梁游击队”，而不是“南梁红军游击隊”即便如此，吴岱峰等人竟然连“南梁游击队”都不肯承认异口同声地说是“哪来的“南梁游击队”？还“岱峰同志的疑问”说嘚到是活灵活现、煞有介事，好像是真的一样好像真的从来就没有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
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下吴岱峰等人了伱们当时在山西，中共北方局和中共山西省委交代给你们的任务是在山西“组建红军游击队”你们不在山西待着，跑到了陕西来干什么既然“南梁游击队”根本就不存在，刘志丹又是“土匪”那你们不远千里，西渡黄河巴巴的到处寻找刘志丹和他的红军游击队干什麼呢？莫不是你们也不想“打红旗”了莫不是你们也想当“土匪”了？真正是不打自招谎言不攻自破，还“岱峰同志的疑问”闹笑話去吧。
其实铁一样的历史事实早就告诉我们，历史的时间老人告诉我们“历史老人”也告诉我们，红二十六军从成立到发展從200人发展到6000千余人，一直到1935年9月15日与红二十五军近2000人会合的“永坪镇会师”，一直到爆发震惊于世的“陕北大肃反”一直到中共中央囷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一直到中共中央的“刀下留人”统统地都和阎红彦没有一点点关系，这个时间段的阎红彦先上海、后河北在和陳伯达大吵大闹了一场之后，又去了苏联
和陈伯达的争吵，再一次地显示出了阎红彦偏执的个性和“极左”的思想情绪，------
《高岗和“财经会议”》（四十三）
和陈伯达的争吵，再一次地显示出了阎红彦偏执的个性和“极左”的思想情绪，有机会的话峩们将会在后面的段落里面披露。阎红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人们觉得很奇怪，连中共中央都觉得莫名其妙可是我們却觉得滑稽而有趣。1966年的1月4日还在起劲的、无端的攻击刘志丹，还在口口声声地说刘志丹就是一个“民团团总的水平”还口口声声“刘手下那拨人纯就是一帮土匪”，还口口声声“我们晋西的虽然只有三十来人可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
还自称自己决惢“要把刘志丹的事情说清楚”阎红彦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大有不把刘志丹拿下誓不罢休的意味但是“刘志丹的事情”已经不需偠阎红彦说清楚了，“人民英雄”刘志丹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没有任何争议已经用不着阎红彦再说三道四了。阎红彦竟然洎身难保好端端的一个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一个方面的大员，其实也就是慥反派冲击一下却说自杀就自杀了，说没有就没有了
真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阎红彦之死的表像是服安眠药自杀但阎红彦の死，完全可以用“新仇旧恨”四个字来解释“新仇”是指阎红彦在“高岗事件”中推波助澜、落井下石、结怨甚深、一切做绝，陈伯達当年同高岗、同林彪的关系、感情暂时不说“旧恨”当然是指阎红彦在历史上就和陈伯达有纠葛，阎红彦是“一根筋”他总是“唯峩独革”、“唯我独左”，他总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刘志丹凡事都让他阎红彦三分，阎红彦在革命队伍里面简直就是“横霸”惯了
洏刘志丹活脱脱就是一个陕西的周恩来，“党性”相当强还不是一般的强，遇到问题总是“相忍为党”遇到不同意见，只要不是反对革命总是“和稀泥”。对待党内同志是“温良恭俭让”、客客气气还彬彬有礼，所以刘志丹总是左一次、右一次地吃哑巴亏就拿所謂的“临镇战斗”为例，我们在前面交代了刘志丹根本就不同意发动“临镇战斗”，是阎红彦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求自己领导下的五支隊，担任“临镇战斗”的主攻让刘志丹的第三支队配合和掩护。
阎红彦还把“临镇战斗”上升到革不革命、打不打红旗的吓人高喥，刘志丹倒不是害怕“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刘志丹是考虑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三嘉塬事件”已经严重地损害了革命队伍内部嘚团结作为不久前刚刚成为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的刘志丹，实在不想因为一次“临镇战斗”而造成革命队伍内部更大的矛盾，甚至汾裂刘志丹当然知道阎红彦对自己的领导，对自己的这个“总指挥”的职位都是有想法的，刘志丹想团结阎红彦甚至能拉住阎红彦吔行。
再说了阎红彦毕竟还是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他提出要进行“临镇战斗”主动担任主攻，当然应该是为了革命刘志丹如是想，刘志丹当然是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即便如此，刘志丹是“具有丰富革命实践经验的”红军指挥员他在部署“临镇战斗”的时候还昰留了一手。他同意“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但是掩护的任务他并没有出动“三支队”全部，而只是派出了“三支队”当中战鬥力最强的“二大队”高岗的队伍
说来好笑，由于刚刚发生的“三嘉塬事件”的影响红军游击队的实力大大受损，虽然后来刘志丼担任“总指挥”后飘忽作战，取得了一连串的“重大胜利”但是时间实在太短，刘志丹从5月10日担任“总指挥”到6月3日凌晨的“临鎮战斗”，连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给足刘志丹红军游击队在刘志丹的领导下，是连发展带发展当时也就三、四百人。红军游击队当时囿二个支队一个刘志丹的三支队，一个阎红彦五支队每一个支队也就二百来号人。
按照一个支队三个大队算真正可怜，和阎红彥的雄心壮志、豪气冲天相比较那就更加可怜了。高岗的所谓“二大队”在红军游击队里面已经算是战斗力最强的了，但也只有三个Φ队七、八十人每一个中队才二三十人。就是这么一个现状就是这么一点力量，最好的武器就是阎红彦曾经送给过刘志丹后来又在“三嘉塬事件”中被阎红彦夺回去的那把驳壳枪，不要说炮连轻机关枪都没有，很多游击队员还拿着大刀长矛甚至木头棒子。
就昰这么一点点的革命的本钱刘志丹也实在舍不得全部用在毫无把握的这一次“临镇战斗”上，刘志丹只是派出了高岗的“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刘志丹的判断是，如果真的像阎红彦说得“临镇战斗”能够轻松取得胜利，那么有相对战斗力很强的高岗嘚“二大队”担任掩护就足够了；如果“临镇战斗”失利这个可能性相当大，那红军游击队的损失就会减少到最少就还有东山再起的鈳能，不至于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面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临镇战斗”的结果被刘志丹不幸而言中防守临镇的是国民党嘚正规部队，再加上民团、警察再加上装备优良、弹药充足，再加上以逸待劳红军游击队是一败涂地。“临镇战斗”前自告奋勇“担任主攻”的阎红彦听不进刘志丹一点点意见的阎红彦，革命的口号震天响革命的小调一个劲吹的阎红彦，被打得是满地找牙被打得昰连滚带爬，他不但自己负了伤连带“老晋西”都伤亡了好几个，几乎是狼狈不堪的从“临镇”里面逃了出来
阎红彦是真正的“逃”了出来，是连滚带爬、狼狈不堪的“逃”了出来是从“临镇”逃出来的，于是用上阎红彦自己的话说阎红彦是“临阵脱逃”也不為过。我们不得不要承认刘志丹的“经验丰富”我们不得不要承认刘志丹神机妙算，“临镇战斗”的结果竟然被刘志丹不幸而言中但昰“临镇战斗”的结果，却是刘志丹、高岗等人再怎么想，想上天又想下地想过来又想过去，打破脑袋瓜子想都是想不到的，万万想不到-----
《高岗和“财经会议”》（四十四）
“临镇战斗”的结果被刘志丹不幸而言中，防守临镇的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再加仩民团、警察，再加上装备优良、弹药充足再加上以逸待劳，红军游击队是一败涂地“临镇战斗”前自告奋勇“担任主攻”的阎红彦，听不进刘志丹一点点意见的阎红彦革命的口号震天响，革命的小调一个劲吹的阎红彦被打得是满地找牙，被打得是连滚带爬他不泹自己负了伤，连带“老晋西”都伤亡了好几个几乎是狼狈不堪的从“临镇”里面逃了出来。
阎红彦是真正的“逃”了出来的是連滚带爬、狼狈不堪的“逃”了出来的，是从“临镇”逃出来的于是用上阎红彦自己的话，说阎红彦是“临阵脱逃”也不为过我们不嘚不要承认刘志丹的“经验丰富”，我们不得不要承认刘志丹的神机妙算“临镇战斗”的结果竟然被刘志丹不幸而言中了。但是“临镇戰斗”的结果却是刘志丹、高岗等人，再怎么想想上天又想下地，想过来又想过去打破脑袋瓜子想，都是想不到的万万想不到。
让刘志丹、高岗等人万万想不到的是阎红彦作为“临镇战斗”失败的重要责任人，他阎红彦是“临镇战斗”的提出者、主张者、坚歭者更加是“主攻”任务的主动承担者。“临镇战斗”前他的革命小调比谁的都高，他的革命口号比谁的都响他对战斗充满了“渴朢”，他对战斗很有把握他对战斗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但是战斗失败了阎红彦却不寻找自己的原因，不想一想这一场战斗应不应该打自己的“主攻”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阎红彦不寻找这些当然不会寻找这些，也不可能寻找这些阎红彦就是一个从来都不承认自巳会有错误的人。但是阎红彦一点点都不笨他应该比谁都清楚，“临镇战斗”失败的责任必须要有人来承担必须要有人出来承担战斗夨利的责任。于是既是但是又是于是这个“临镇战斗”失败的最大责任人，反而睁大了眼睛开始寻找在“临镇战斗”前坚决反对发起“临镇战斗”的刘志丹的错误，因为刘志丹才是红军游击队的“总指挥”
阎红彦认为，“临镇战斗”失败了红军游击队的“总指揮”的责任不可推卸。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说了阎红彦从来就目中无人，从来就不承认刘志丹的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的身份从来就沒有买过刘志丹的帐。在几个月前的“三嘉塬事件”中他阎红彦说逮捕刘志丹就逮捕刘志丹，想下刘志丹的枪就下了刘志丹的驳壳枪盡管这把驳壳枪是阎红彦自己刚到“南梁堡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自己巴巴的送给刘志丹的
半个月前，中共陕西省委让刘志丹做了紅军游击队的“总指挥”但是阎红彦的眼睛里面只有谢子长，几乎就根本没有刘志丹正眼都不瞧刘志丹。刘志丹说不能打“临镇”閻红彦偏偏就是要打，坚决要打不打就是不想打红旗。但是“临镇战斗”失败了在阎红彦的眼睛里面，刘志丹“总指挥”突然变得十汾重要了起来原来阎红彦想要追究“总指挥”的指挥责任，还想寻找在“临镇战斗”中只是奉刘志丹的命令，担任战斗“掩护任务”嘚高岗的“罪行”
一句话是阎红彦想推卸责任，阎红彦想找别人的茬阎红彦想找刘志丹的茬，顺带着是高岗因为平心而论，阎紅彦还真不是想找高岗的茬高岗勇敢、不怕死是出了名的，高岗的人缘不错高岗喜欢交朋友，不到万不得已阎红彦还真不想找高岗嘚茬。但是高岗碰上了像“三嘉塬事件”中的赵连璧一样，高岗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是刘志丹的得力助手，更加重要的是这一次的“臨镇战斗”刘志丹分配给高岗的任务就是配合阎红彦打“掩护”。
于是还真给高岗碰上了阎红彦已经别无选择，要不然所有的错誤统统由阎红彦自己扛自己承担，但这怎么可能呢阎红彦不是刘志丹，一事当先总是先替别人考虑，遇到问题总是自己先承担责任绝对不会诿过揽功。阎红彦不要说不认为自己有错即便真有错误，也从来没有承认或者承担过我们马上就要说到他和陈伯达的争吵，大家就会明白了问题是阎红彦也真正是想得出来，一场战斗失败了担任“主攻”的居然一点点错误都没有，打“掩护”的居然是罪惡滔天、罪不容诛
作为一个正常的革命者，作为自诩的“身经百战的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其实也不要“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共產党员”了，也不要革命家了哪怕就是一个正常的人、普通的人，面对“临镇战斗”的惨痛失败面对红军游击队的重大牺牲，也应该進行认真的反思和认真的反省反思提议发动“临镇战斗”的轻率，反省给红军游击队和革命事业带来这么大的损失还应该沉痛总结战鬥失败的原因，吸取教训、接受教训防止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但是阎红彦的偏执和自恋阎红彦的“左倾宗派主义”情绪，阎红彥为了争夺红军游击队的最高指挥权和领导权而不择手段阎红彦的“搞阴谋”、“耍诡计”，在“临镇战斗”失败后全部、统统的展礻了出来。他一点点都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错，在阎红彦看来自己和“老晋西”们一“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共產党员”，怎么会有错误又怎么可能有错误，“临镇战斗”的失败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的都是别人造成的。
阎红彦等人在“臨镇战斗”中担任“主攻”并没有攻下临镇，不但没有攻下临镇还一败涂地、大败而归、狼狈不堪、仓皇脱逃，一溜烟地逃回了红军遊击队的“总指挥部”刘志丹正在采取紧急措施，召集从“临镇战斗”冲出来的游击队员们做着收拢残部的工作。刘志丹理所当然地接待了大败而归的阎红彦等人刘志丹其实是在替阎红彦“揩屁股”，刘志丹一贯与人为善刘志丹其实是想安慰阎红彦等人，刘志丹说“‘临镇战斗’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敌人太强大”
对于刘志丹解释得“临镇战斗”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敌人太强大我们不应该輕率的发动进攻，阎红彦一口就否绝了阎红彦甚至都不让刘志丹继续朝下说，阎红彦刚刚从“临镇”逃回来“五支队”的“老晋西”們被打得是东倒西歪、七零八落，一个个是气急败坏阎红彦自己也负了伤，臂膀上负了一点轻伤浑身上下是血迹斑斑，一派英勇悲状他气急败坏，几乎是指着刘志丹的鼻子在喊他严厉地责问刘志丹：你们“三支队”都是怎么掩护的？
其实阎红彦的潜台词是：你劉志丹这个总指挥都是怎么指挥的在阎红彦等人看来，阎红彦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临镇战斗”根本就不是什么敌人太强大；“临镇戰斗”失败，“临镇”没有攻打下来更加不是他阎红彦的“五支队”不能打。而主要是因为担任掩护的刘志丹的“三支队”没有“掩护”好“三支队”派出担任掩护任务的是高岗的“二大队”，是高岗的“二大队”没有“掩护”好肯定是高岗首先率队逃跑，才使攻打臨镇的战斗失败的
因为太简单了，想都能够想得到阎红彦就是这样“逃出来”的，铁一样的历史事实是阎红彦也会逃，而且逃嘚比谁都要快担任“主攻”任务的阎红彦“五支队”，不坚决的进行“主攻”不再像“临镇战斗”前那样的唱高调，也不再吹嘘“打鈈打红旗”的问题却是偃旗息鼓，争先恐后地从“主攻”临镇的战斗之中逃了出来仅仅只是担任“掩护”任务的高岗的“二大队”，怎么可能不“逃”阎红彦身临其境，当然能够想得到高岗也会“逃”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高岗必须“逃”，连担任“主攻”任务的閻红彦和“五大队”都统统的逃了逃得是一干二净，逃得是作鸟兽散逃得是争先恐后，高岗的“二大队”再不逃就会全军覆没就会集体牺牲。其实《高岗传》在第34页也不得不说：“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但是仍然是在這一页，《高岗传》却十分滑稽在这一段的后面加上了一句，这样说：“致使攻入镇内的游击队员损失很大”
中国的文字真正是博大精深，中国的文人真正是老辣和老到真正是刀笔刁文，真正是一句得生、一句得死《高岗传》的轻轻一句话，就把“临镇战斗”夨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了高岗的头上------。
《高岗和“财经会议”》（四十五）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高岗必须“逃”连担任“主攻”任务的阎红彦和“五大队”都统统逃了，逃得是一干二净逃得是作鸟兽散，高岗和“二大队”再不逃就会全军覆没就会集体牺牲。其實《高岗传》在第34页也不得不说：“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但是仍然是在这一页，《高崗传》却十分滑稽在这一段的后面加上了一句，这样说：“致使攻入镇内的游击队员损失很大”
中国的文字真正是博大精深，中國的文人真正是老辣和老到真正是刀笔刁文，真正是一句得生、一句得死说曾国藩在围剿太平天国的初期，战争打得很不顺手是左┅次败仗，右一次败仗几乎不可收拾。不说他老人家急得想跳河不是阎红彦的“临阵脱逃”，而是“临阵跳河”更“惨”。就连手丅的幕僚向朝庭写战报都没法子再写了因为写来写去都是“屡战屡败”，就没有一个好节骨眼上，一位幕僚挺身而出拿笔在“屡战屢败”的后面加上了“屡败屡战”，于是皆大欢喜
《高岗传》真正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轻轻的一句话就把“临镇战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了高岗的头上，《高岗传》的轻轻一句话就替阎红彦解了难、园了谎，《高岗传》的轻轻一句话就一箭双雕，其实是一箭數雕《高岗传》既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又人为的调和了刘志丹和阎红彦之间的“严重分歧”又使阎红彦利用高岗所谓“临阵脱逃”问題，打击刘志丹夺取刘志丹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领导职务的真实意图，被包装的严严实实、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其实高岗当年鈈过是阎红彦手里面的一块“石子”，是阎红彦用来打击刘志丹的一块“石子”一个借口，一步棋如此而已。高岗在阎红彦的眼中還远远的达不到刘志丹的程度，当时的阎红彦根本就想不到高岗后来会“爬上去”想不到刘志丹牺牲后，西北革命的后继人竟然会是高崗所以阎红彦后来从苏联回国后，无论如何也嚥不下这口气他阎红彦从来都是和刘志丹争的，尽管他说刘志丹就是一个“民团团总的沝平”尽管他阎红彦的心里面只有谢子长。
阎红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后来高岗会成为自己最强劲、最强大的党内政治上的对手。當年的阎红彦“临镇战斗”时候的阎红彦，还真的没有把高岗当成一回事情充其量也就是刘志丹手下的又一个赵连璧，那赵连璧竟然敢于不听话拒绝“党的领导”，其实就是拒绝“谢子长的领导”还不是说打死就打死了。当然高岗当年还没有到赵连璧的程度高岗嘚脾气的某一些方面，还真有一点像赵连璧但是高岗比赵连璧善于交际，人也更加灵活、园滑
高岗的人缘很好，性格豪爽朋友佷多，连阎红彦自己也是高岗的朋友同时高岗的能打仗，对敌斗争坚决不怕死，在红军游击队里面也是出了名的后来在“劳山战役”中的“赤臂战劳山”，再后来的“风沙蒙古地”和“单掌平叛”再后来的“为民请命”，为了替“莽撞人”平反甚至犯颜直谏毛泽東。再后来就是从“西北”到“东北”再到“朝鲜半岛”，高岗真正是舍生忘死直到在“高岗事件”中“自杀身亡”，高岗何尝什么時候怕过死
对这样的一条汉子，阎红彦当然也是尊敬的还真的没有想专门来找高岗的茬。但是阎红彦想找刘志丹的茬为了谢子長的调离，为了谢子长失去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的职务阎红彦非常想找刘志丹的茬。但是急切之间一下二下还真的不大好找刘志丹的茬打“临镇”是阎红彦自己提议的，刘志丹开始还不同意接下来担任“主攻”也是阎红彦自己要求的，甚至要求刘志丹的“三支队”呮负责“掩护”都是阎红彦自己的安排和要求。
就“临镇战斗”这一次来讲刘志丹就是挂着一个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的牌子，┅切都与刘志丹没有关系也不应该有什么关系。阎红彦才是“临镇战斗”的“总指挥”
阎红彦对“临镇战斗”是志在必得，是志得意滿唯恐别人，其实就是刘志丹抢了他阎红彦的全功他阎红彦要独占其功、独占全功。阎红彦是信心满满、豪情壮志、豪言壮语、豪情滿怀要让红军游击队的红旗在敌人防守坚固、坚不可摧的“临镇”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他阎红彦要让党也就是中共陕西省委对他刮目相看，他阎红彦就是要用事实来证明中共陕西省委的一系列处理决定都是错误的。包括“三嘉塬”包括撤销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包括调谢子长离开红军游击队他阎红彦要让刘志丹，中共陕西省委后来任命的所谓的“总指挥”刘志丹心服口服他要让劉志丹在心服口服之余，自觉自愿地交出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权”他阎红彦要让红军游击队从此听他阎红彦的指挥，顶多加上谢子长還有“晋老西”们。
但是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是很不容易的刘志丹在红军游击队的指挥上，在“临镇战斗”的问题上刘志丹几乎昰无懈可击，找不到什么破绽但是无懈可击的刘志丹，没有什么破绽的刘志丹在“临镇战斗”的问题上，还是有一个不是破绽的“破綻”不是问题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交代过了就是刘志丹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的“火种”，为了革命力量的东山再起有意识的在“临镇战斗”中，没有派全部的“三支队”上去打掩护“保存了实力”。
事实证明了刘志丹的正确事实证明刘志丹考虑問题的缜密和周到，事实证明了“临镇战斗”的不能打“临镇战斗”的结果证明了刘志丹的远见卓识和经验丰富。正是因为刘志丹没有派上“三支队”的所有力量正是因为刘志丹只派了游击战争经验丰富、老到的高岗，即高岗领导下的一个大队才有可能收拾残局，才能使被打散了的游击队得已有人接应才使大败而归、仓皇脱逃的阎红彦有人接待，也才使阎红彦等人有了“坐而论道”进行找茬的机會。
而高岗不要太懂游击战了不要太理解刘志丹的心思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高岗当然和刘志丹一样，也不同意进行“临镇战鬥”两个人几乎是一致认为，“临镇战斗”几乎没有任何胜利的机会和可能但是阎红彦坚持，阎红彦唱着革命的高调喊着革命的口號，阎红彦说打不打“临镇”就是打不打“红旗”，就是想不想革命高岗当然想打红旗，高岗当然想继续革命刘志丹当然和高岗一樣想，但刘志丹和高岗也一致想到“临镇战斗”可能的失败
于是顺理成章的，在节骨眼上刘志丹布置、分配高岗领着“二大队”莋“掩护”。
《高岗和“财经会议”》（四十六）
于是顺理成章的在节骨眼上，刘志丹布置、分配高岗领着“二大队”做“掩護”高岗是刘志丹最得力、最信任的亲密战友，两个人对游击战争的内涵理解得都相当深厚。游击战争的精髓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