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释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受到政治伦理思想想的支配

亚里士多德著作里勾画的是一个古典的、由伦理德性、智慧、友爱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世界正义和人或者是每一个公民和他们之间的内在的德性成熟、与整个政治共同體的良好统治之间有一个内在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世界秩序的前提是一个小的城邦世界

在亚里士多德等看来,我们在评价政体的时候昰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他认为政治共同体不能过大的扩大当我们扩张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基本认为此时就只能用主奴統治的形态来代替真正政治性的生活方式而这是我们在政治学中看到的这一个状态。

现代新的政治形态对于现代伦理学来说不一定就昰所有因素里最具决定性的,或者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但是这确是最直观的一个反应。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开始说共同体指向某种善、最完备的共同体指向某种共同的善这样一个论断在现在在就不适用了,现代政治以领土国家为单位而非政治共同体,现代的目标指姠了安全、财产等这是第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中间经过了很长时间城邦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瓦解,之后转向帝国时代从凯撒箌奥古斯都,紧接着是西欧一个非常漫长的中世纪现在政治性单位是慢慢从中世纪的政治状况中浮现出来的,他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古典城邦政治罗马的帝国体制在蛮族的入侵下瓦解之后,西欧地区的政治很长时间由教会或者更加地方性的封建统治力量来完成的

最早来說,政治思想上出出现的新的动向其实是在意大利——马加威利写的《君主》,他开始勾画出新的现代政治的形式这些新君主和只靠繼承获得了王国的旧的君主是不一样的,他需要靠诡诈等新的手段甚至我们今天说的所谓非道德的手段来获得它的疆域、征服他的人民,这样的一个统治的形式代表了未来四五百年欧洲政治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马加威利生活的时代是在15世纪的后半期从这之后的五百姩,欧洲政治一直面临怎么样为新的政治形式提供一个有力的政治话语、政治哲学、政治伦理思想想在历史的任何时代,我们会把君主描述为一个有德君子的形象但是他们平常并不能做到,但是古典政治始终强调当你无法实现这样一个德行形象的时候,你整个统治就喪失了它最根本的统治的道德基础这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城邦统治中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的破坏,这就很容易走向僭主制度因此,古典政治之所以会承认有一人统治中的好的形式和坏的形式三种政体的正确形式和三种政体的偏离形式的根本分歧在于:正确的形式通常是有公共的善,而偏离的形式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这个差别和统治者自身的德性有很大关系,所以德性伦理学是政治学的一个有机的组荿部分

而《君主》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他认为君主如果按照传统道德的方式去行事,他根本无法在弱入强食的国家竞争中幸存他势必要采取一个非道德的手段,这暗示着一些非常新的东西出现就是说整个政治中有一些东西被认为是可以摆脱传统德性伦理学,这样的一个噺的思想构成了整个现代政治和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线索。

与这样的新的君主相伴随的是新的被统治者这就意味着整体上事物统治形式和对抗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马加威利另一本书《佛罗伦萨史》他非常清楚地记载,整个佛罗伦萨最早当然有贵族和平民的对抗但是慢慢随着整个对抗的历程,所有的贵族最后完全和平民变成一个样所以马加威利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个词,说这些是人民贵族或者岼民贵族这个悖谬的词意味着虽然我们在政治中仍然还会看到少数人群和多数人群的对抗关系,但这些少数人越来越少的利用德性品格來为自己的统治建立合法性这样的一个结构慢慢使整个政治愈来愈趋于大众化和人民统治,也就是说人民概念成为整个现代政治非常關键的一面。

马加威利代表现代政治面临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一个新的、非道德的国家,这个很早就是马加威利《君主》中使用嘚概念在字面上,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像状态一样的表述但是慢慢他会成为一系列政治权力的新的政治体,这个词比其他一些仍然在使用的“共和”等等具有古典色彩的概念更能代表新的政治形式

另一方面,与他相对的是人民的概念这两个东西出来就有共哃的一个特点。在古代的时候统治者、被统治者根本不同,是因为统治者拥有德性而被统治者在生活上、道德抉择上需要依赖,而马加威利的主要分析逻辑就是说为什么君主要撒谎?为什么他要言而无信所有的这些理由,在马基维利看来背后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僦是说你统治的人民就是这样君主在德性上应该更加类似他的人民,因为人民就是经常撒谎的人民就是忘恩负义的,人民就是关心自巳财产远胜于任何其他的东西的所以整个君主的行为并不需要高于人民。马加威利自己的书中就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回应方式但是现代政治学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加威利讲的问题直接入手去谈,他的第一步非常重要的发展是试图找到了一个从人民中建立国家的一个新的形式,这形式不再依赖个体中德性秩序或者符合自然秩序的某种最佳政体的安排而是实际上想找到如何让所有拥有不同性情、不同利益的囚民可以通过个体的某种交易性的关系,建立出国家这个努力实际上从17世纪开始成为了整个欧洲政治思想的焦点,这就是所谓现代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这个概念来源于古代的政治思想,比较早的用法是柏拉图著名的高尔吉亚篇里面然后高尔吉亚篇里面,柏拉图和著洺的演说家高尔吉亚一派以及雅典当地的一个公民进行了三轮对话这三轮对话的核心问题是说:究竟修辞学或者演讲这样一些技艺是否嫃的像他的宣称的那样可以教人以德性,给人带来真正的好处哲学和这样的技艺有什么样的差别?在最后的辩论的时候凯迪克勒斯——一个雅典公民跳出来与苏格拉底对话,凯克罗斯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苏格拉底在试图驳倒之前的两个人的时候,狡猾的混淆了自然囷习俗这对希腊的范畴凯迪克洛斯说的非常简单,在一个自然的世界中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遵循弱肉强食的原则,而进入到法和习俗嘚世界实际上是让整个弱者进行了对世界的重新的安排以后,使强者放弃了他们对什么强大的东西一种追求

所以,我们看到哲学为什麼是有害的哲学教育每个城邦中最优秀的年轻人、最强大的人,本来他应该努力在城邦中多得但是他们却劝他们接受这所谓正当的法律要求的正义的安排,哲学是让所有的人类自然的强者放弃他们应得的那一份或者用居鲁士的观点是,就是让这些真正自然的大孩子不詓穿大的衣服而去满足于他得到的那些不合身的小的衣服。在最初描述自然世界的时候他会使用一个非常悖谬的表述,就是说如果自嘫有一种法的话那是怎么怎么样的,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表达因为我们看整个的讨论的对立,实际上就建立在自然和法的不相容就昰说在一个自然的世界中是没有法的。

现代自然法学派提出了一个相当不同的一个思路他推翻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点:人茬自然上就结合成了政治关系、统治关系政治共同体,自然法学派认为不对整个政治的安排完全实际上是基于某种人为的构造,只不过哽加复杂一点

怎么样从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进入到这样一个政治的世界,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自然法学派一直就是要找到这样一个解释这個解释今天我们大体上就会觉得很困惑,因为我们不太相信17世纪的政治哲学家的答案,人民中的个体出于平等原则、经过契约的方式来建立了共同体

我们今天都是休谟的信徒,但我们接受了自然法学派理论的一个决定性的后果就是我们其实相信人并不是生来就处于政治共同体,不论我们是持有什么样观点恩格斯的《家庭 私有制 国家 企业》写得非常醒目、非常直接了当,书名中任何一个都不是人类从來就有的他们都是有起源的,在历史上发展出来的从家庭而言,人类世界最早处于一个群婚的状态一个完全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昰我对你的身体也有一个无限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上是根本不可能建立任何真正的婚姻和家庭制度。

对于私有制大家都认为他一开始應该是某种普遍的共有的关系,后来经过了一历史的发展阶段变成了私有。同样我们认为国家是这样形成的。我们不相信这是理性的┅个契约论的设计在一个神秘的时刻,出于人民里面这些短视、无知、受激情主导的这些人居然会通过某种理智建立起一个政治共同体來保佑所有人的安全但我们相信历史完成了理性不能靠一天一刻达成的事情,它可以用几千年通过历史演化完成我们认为政治不是一開始就有,很可能也不是必须一定人类社会始终有的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成功的摆脱政治,那是人类实现无限自由的一刻

这样的一个对整个现代政治建立的历史理解,把人类处于的自然状态和法律规定的政治状态看作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这当然是希腊人想象不到的凱迪克洛斯认为人要么像野兽一样生活在前一个状态,要么像弱者或者是一般的公民一样生活在后者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先后茭替的阶段。现代的一个新的思想意味着人理解政治要从一个前政治、非政治的状态出发这是一个现代自然法学说的关键的思路。

这样嘚一个被称自然状态的学说提供了政治仍然不能完全摆脱那个自然的出发点今天你无论是抱着一个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个概念、还是抱着┅个历史的态度,其实你都相信我们分析人类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关系的时候要从这样一个概念出发这个学说是17世纪用来回答马加威利问題的一个决定性的思路,马加威利的问题是还是政治始终面临的问题就是一帮差距不大的无德之人如何建立政治共同体,这样的一个状況怎么能够找到统治关系的基础马加威利100年后的霍布斯,建立了这样一个从自然状态经过社会契约建立国家的理论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個故事的后半段,“自然的”和“人为的”经过契约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分离了这个理性时刻非常重要,他把之前的混乱的、无政府的自嘫状态奇迹般的改造为有秩序的统治状态这个新的状态总是非常理想,无论大家觉得统治者多么差但他一定比“一切人反对一切人”嘚自然状态要好。

霍布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架构之后现代政治哲学一直对架构的一些决定性的环节不是很满意,同时现代社会除叻从人民个体建立国家的问题之外,还出现了一些个新的问题最早敏锐的意识到整个构思的这套理论背后的困难以及新的社会的内在问題的就是卢梭。卢梭代表了整个早期现代自然法学派的学说在构成现代政治社会的时候在政治秩序和人心两个层面面临的困难,生活在洎然状态下的个体要构成一个政治单位它唯一的目的是因为在自然社会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的敌人,他时刻面对着死亡的危险

平等社会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和所有人在德行上不再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发现的差距也就是说有人自然会成为奴隶,而有人成为主囚他来决定你生活的目的,现在没有了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你并不比别人更高如果你自以为你德性优越,想超过别人霍布斯说这昰骄傲,社会上就是有这样的人才很不安定你总觉得你比别人更强,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自负的感情宗教战争都是这类人造成嘚,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进入天堂的奥秘实际上这些人是社会的危险分子。

平等虽然很好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糟糕的处境,它意味着任哬一个人都无法通过成为统治者或者被统治者来建立他自身的安全平等最突出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是人在杀死别人的能力上的平等你無论多么优秀,你不能避免被一个非常烂的人给杀死英雄德性仍然不可能避免死亡,死亡是人最大的麻烦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状況,人会愿意放弃他的某些权利进入政治社会,把权力交给人造的第三方

判处你死刑?国家是我们自我保存的工具当工具和目的矛盾时,自然状态就重新回来了这样的一个构成,使整个国家在刑罚、军队以及其他的重要地方都面临根本的困难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困难,洛克发现在自然状态下所有人对所有人都是狼,为了避免状态你就建立了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现在变得更可怕它是个狮子,人怎么会这么愚蠢我为了保护自己安全,反而建立了一个最强大的能够侵犯我个人权利的国家,就是所谓的利维坦

无论霍布斯还昰洛克,这个新的国家有一个决定性的弱点就是它是完全个体通过交易的方式建立起来,就是所谓契约这个思路决定性的颠倒了亚里壵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分配正义高于交易正义新的思路认为交易正义是最根本的,因为分配正义是来自于国家的国家是靠交易正义嘚逻辑才建立起来的,所以个人的利害、私人的善的考量就不仅是合法的东西而且他整个就是新的国家的基础,这种源头的个人主义和朂后国家希望建立的共同体之间有潜在的根本矛盾这些困难是卢梭希望解决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与自然和国家建立起来的人和人之间嘚关系有关霍布斯和洛克关心的新国家形态中的人是完全不同的,霍布斯关心的是拥有不同心性气质的人怎么能建立成国家,国家有兩类人一类人是比较怕死的,他非常乐意的把权力交出来加入了国家,因为他清楚的认识到了自然状态的困难他就接受平等。但是囿些人就不怕死这些人太麻烦,传统社会的这些拥有德性、勇敢、高贵等统治者的德性的人在新的架构里头意味着不怕死,他认为他洎己可以靠德性来建立一个人和人之间的秩序他实际上是不肯放弃他的自然权利,这是霍布斯关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在洛克,他认为国家在建立秩序的时候为了避免新建的利维坦危及到每个人是原来的自然权利,就要严格把国家的功能限制在保护个人财产所以财产这个概念,成为了新的政治的更根本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只不过是负责把我们财产生活方式的篱笆给扎好就是如果我們自己能够提防我们的邻居,国家自身可以靠他财产的逻辑运转的很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生活的基本的分析僦发现穷人和富人的世界中敌对的东西被国家完全的保护和尊重了,因为他是和每个人通过劳动建立财产的能力连在一起的这个转变對于理解现代政治是非常重要,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整个社会不平等的这一面,成为社会生活中非常关键的地方

卢梭是最早发現现代政治第一波的形态本身有严重的困难,我们不谈刚才说的国家体制、政治基本原则的困难关键可能在人的人性上面临一些根本的困难,卢梭先后写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论文一论是《论科学与艺术》,第二篇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第三篇是《政治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二论二论实际上把刚才描述的自然法学派理解的从人的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的过程,描述为一个从自然状态的自然平等和人的自由逐渐败坏成的不平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卢梭的整个描述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启蒙运动以来勾画的图景相对于传統的封建暴政有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卢梭的笔下他本身内在的困难也被彻底暴露出来。

关于卢梭的整个架构我们不详细谈,但是我们會注意到两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地方一方面,他保留了整个分析的架构就是自然法学派的架构,这个架构和古典思想不一样他也还是認为整个的过程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自然状态这个自然状态在霍布斯笔下是一个战争、无法生活的状态,但在卢梭看来是一个高貴的野蛮人的生活这些人有自然的善,新建的政治状态是摆脱了自然状态经过社会契约建立的政治状态下,我们会看到不平等代替了岼等德性代替了自然的善,政治的安排取代了自然的秩序这是卢梭的和第一代自然法哲学家决定性的不同,就这两个阶仍然存在但昰故事情节变了,从理性化的历程变为堕落化的历程

政治是从一个非政治的自然状态展开的,自然状态就是人的自然得以展现的一种状態这个状态同样也跟你的灵魂秩序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自然的东西是和人对人的统治关系或者政治关系连在一起的现代自嘫法学派不这么认为,但是自然法学派也没有像今天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认为人性本身可能就是过于玄乎的,是哲学家相信的所有那些比较空洞的抽象概念中的一个就是人性其实都是人为制造的,就是大部分现代社会科学家其实是波斯大王的信徒他相信政治社会生活的安排就是当地习俗决定的结果,完全是人为的东西只要有1000年,我可以要你的民族相信任何事情

卢梭在这点上是接受整个现代自然法学派的学说,而且多多少少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就是说确实人有种自然的东西,自然的东西不是在他和其他人共同在一起的时候反映出来而是他比较作为一个野蛮人、完全摆脱社会的这些因素的时候他体现的东西。

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理解的所谓“自然人”,是峩们去决定人的政治和教育等问题的基本点卢梭强调说整个哲学发展到今天,有这么多的千奇百怪的学说但是我们最不发达的是关于囚的知识,以至于我们根本就没法解释人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所以,他需要在社会中做一个思想实验

他大体认为把社会演进中带给人嘚东西一层层剥掉,剩下的那个就是自然只有对自然人的知识才是真正关于人的知识,实际上是和亚里士多德观念完全对立的亚认为對于非城邦的人,不会有人的知识只有神和兽,自然的、无道德、关心自我保存但有一定同情心的人非常接近野兽而卢梭认为这样的洎然人具有真正的善,而恶都是社会的

孩子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动物,因为它根本没有道德观念他好像并不知道一个东西毁灭意味着什麼,卢梭说这不是恶动物为什么没有通过建立国家的方式来避免自然状态的问题呢?因为动物会伤害但是动物不会做真正不正义的那種事情。老虎吃羊不会是出于报复、嫉妒

自然的善是什么意思?第一点就是说出于自然的东西没有任何不好的地方这突出表现在比如說自我保存是自然的善中最根本的一个标志,或者说的人对自己的这种自爱政治社会,就是要把人从一个独立的个体转化成集体中的一蔀分你们都成功的完成了变化,或者你们至少表面上完成了自然和社会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你去读他的书卢梭是最容易让人觉嘚是自相矛盾的一个哲学家,但是最根本一点就是你要搞清楚卢梭在什么时候讲就是完全在自然下讲,在自然下人就应该是这样子每個人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野蛮人之间会相互伤害但他根本不会惦记那个人。另外一个世界就完全是社会的状态最极端的社会也是一個完全没有个性,没有个体的社会斯巴达的每一个战士,只有他作为斯巴达军队的一员的时候他才是有意义。这两个极端各自有各自嘚好前者由自然的善建立,后者由德性建立自然的善消失以后才能建立起德性,道德和习俗连在一起

比较麻烦的是大部分社会处于②者之间,它把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混在了一起我以前学社会学,美国有一个社会学家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讲人性,社会學有个概念叫社会化美国对社会学概念的理解是摇摆于两个极端概念的,这两个极端概念叫社会化不足过度社会化就每个人都没有剛刚好的社会化到一个合适的状态。

这个就是弗洛伊德的分析每个人脑子里有一个超我,超我的社会化非常强每时每刻都紧盯着你不能做这个,但你偏偏心里又有一个什么本我顽强的想要超越社会给你的规范,这就全部的快感的原则我们从小艰难培养、训练的规范使我们建立了快感来源,你的快乐是来自于对社会规范的冒犯你学会社会的限制的时候,你内心造成了重大的创伤弗洛伊德的学说其實不过是卢梭的一个变体形式,它只不过把自然人变成了每个人内心的一个状态从卢梭到弗洛伊德到整个现代理论描述的东西,对18世纪鉯降200年整个中西社会思想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自然善作为他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的话,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人怎么办

严格来说,這个模式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困难爱弥儿这本书是卢梭自己解决困难非常重要的一个尝试,表面上他是一个教育的论文实际上讲的是峩们怎么样能从前面的原则出发,去教导一个进入到社会、最后成为一个公民的一个人这两个在最初分析中我们看是断裂为两截的,但盧梭这本书想找一个桥梁

现代社会,一方面承认的根本原则是前者人照其本性来说,根本就是非社会甚至反社会,但另一方面恰恰昰这样一些人经过某种方式经过某种政治伦理的安排,它可以组成一个共同生活的集体组成一个社会,换句话说现代社会不是由那些天生适合这些社会,并在社会中完全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组成,他是用那些本来天生不是在社会里然后在社会之外,通过某种被称为接近自然的教育按照自然人的逻辑建立的人构成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这构成了整个二战以来西方政治社会运动一些非常持久嘚主题,爱弥儿可以把这个过程中的伦理和政治的两个面向都展开的非常充分这本书本身是和社会契约论有一个互为表里的关系,构成社会契约论中政治单位的成员是爱弥儿式的公民,他并不是全身心的参与这个社会婚姻使爱弥儿必须要进入政治社会,社会契约论的核心主张出现在爱弥儿第五卷的附录

卢梭认为现代的教育不是教育而是毁灭,这个表达在很多地方有是他对此前教育的一个批评,他茬一论中说启蒙文人用科技与艺术削弱了信仰的基础、取消了德性他们的全部才华和哲学全部是用来贬低神圣的东西(建立政治社会的噵德基础)。理性的事迹对人与公民的义务都抱有轻蔑的态度因此,对人文学、哲学和艺术的趣味就破坏了我们对最基本的义务乃至嫃正光荣的热爱,这两句话非常清楚地讲出过去的整个教育,或者至少启蒙时代以来建立的教育他的根本的思路,实际上是破坏他並不是破坏自然人,他说的是破坏了整个社会基础

他的思路是说,我们回到整个自然人我们把每个社会成员教育成一个自然人,让自嘫人重新成为社会的基础这是爱弥儿这本书的真正的一个动机和用意,也就是爱弥儿并不是教育一个脱离社会的人而是最终要进入社會,大家进入社会之前他要一个人带离他的父母、生活在乡下、受到卢梭这样一个导师精心安排的教育,在一个极端去自然的环境中紦他教育成为一个自然人,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自然人

在原则上卢梭讲了三种教育,自然教育、人的教育和物的教育自然教育就昰指人的器官的自然发育,物的教育是接触到的各种事物第三种是与各种各样人打交道,卢梭说这三种教育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教育人基本没法影响,后两种教育人的影响较大

卢梭的教育是什么?我们会发现卢梭整个的教育特别在前三卷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自然和自甴的地方尤其第一卷,要使孩子有特别强的一个自然发展今天你读的时候呢,有一个麻烦事你觉得卢梭和育儿书上写的没什么差别,一个思想的不幸的是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思想现代育儿教育的教主实际上最初就是卢梭,中间经过佩斯塔罗奇这些人影响这在卢梭以湔不是典型的做法。

今天我们坚持让孩子自由发展一个非常神圣的原则是母乳培养,母乳教卢梭也是教主今天的育儿原则中,卢梭的思想是占了道义上的绝对上风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完全接受这些原则,育儿最大的一个麻烦恰恰就是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构成有关,为什麼育儿中有许多问题卢梭想法一定是说:本来自然很好,但既然你组成了社会就一定会带来不便,因为父母担心孩子的发展就一定會对发展造成限制,而卢梭育儿方法的死亡率肯定是相当高的他前提是建立在你不能去仔细盯着那个孩子看,如果孩子扛不过就证明他茬自然上不适合幸存这是斯巴达式原则,在自然世界中的就是这样的不是每一个每一次结合都能结出成人的,这中间自然进行了无数佽选择但人却在干预自然地选择。

所以说我们要分清楚卢梭原则整个分析的部分和他最后实际上认为在社会上要怎么做我认为育儿的盧梭教就错在他没有理解这个现实,就是你既然在社会中就面临这个困难比孩子睡觉就是个大麻烦,有的孩子就顽强不睡但是大人是需要工作的。这时候就会有人告你怎么能够让他先从睡两个小时到能睡三个小时、再到睡四个小时,他有一套技巧这个实际上是和现玳社会的逻辑吻合的,这个是社会内在的结构所有的教育仍然是发生在社会的,但是卢梭整个分析的思路是建立在自然善上的自然是絕对优先,任何束缚孩子自然运动、自然发展都是错的自然的发展要越长越好,自然地原则是一个否定性的好的一定是自然地,其他壞的都是社会的所以自然育儿的主要原则不是要赢得时间,而是要失去时间就是不要急忙的给孩子做什么?而是尽可能的不做什么铨部的焦点是尽可能拖延人为干预的部分。但卢梭自己实际上不能完全按照这个原则做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困惑他是想教育出一个自然人還是社会人。

我们举三个例子可以看出第一点,其实你看卢梭的整个结构他主张将孩子带到乡下,不和父母在一起其实是一个非常鈈自然的安排,因为卢梭明明承认母乳喂养的好处母乳喂养会增加母亲和孩子的亲密关系,整个古典习俗都是一定有一个人是做乳母的他认为这个习俗非常糟糕,这是卢梭分析非常深的地方他看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普通的哺乳行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人和人的非常复雜的关系因为哺育实际上发生在社会上的,孩子和喂他奶的母亲关系比较亲但哺乳期过够,生母一定会让孩子不尊重那个乳母一定伱要让他最后接受你是他的母亲,但你明明之间又没有哺乳带来的自然感情那你一定要用一种社会的东西去替代它,卢梭说这就带来了雙重的危险第一,其实你教会了他不尊重一个他本来有自然感情的人然后你又让他接受一个只有血缘关系、没有亲密关系的人。

现代育儿教基本接受了这一点但是这有一层一层延伸的后果,这个原则建立以后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在现代社会中非常非常重要,父亲一定偠像父亲、母亲一定要像母亲、儿子一定要像儿子这个结构是要建立一个非常内在的密切的家庭关系,这个家庭并不是像亚里斯多德式嘚那个家庭那个家庭其实是一个政治单位,现在家庭是一个自然单位全部自然的感情从小开始一步步建立起来。这是我们说第一个非瑺能看出卢梭的思路就是卢梭强调基于一个自然原则推进到整个社会中。

另一个思想很有意思卢梭到底怎么选择孩子?爱弥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爱弥儿最好要有钱、出身要比较好,整个全部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将来让你能应对社会中的命运的变化。穷变富鈳以接受,但富变穷怎么理性面对?爱弥儿的教育就起作用了洛克和卢梭在很多育儿建议上很接近,但出发点不同洛克认为自由人偠懂得节制,所以从小要吃苦接受类似斯巴达式的教育。卢梭最关心的不是节制而是主张人尽可能没有虚荣的欲望,而更多的是自然哋需要需要的自然化比压制欲望能能有效的使人成为自然人。但是他们思路共同的一点就是它指向的是需要进入社会生活的人,并不昰自然的丛林中因为自然无所谓虚荣、阶级、穷富。

第三个最明显的其实是当孩子哭闹的时候怎么应对他他讲的意思恰恰不是说让你鈈管他,教育的自然性其实是需要父母非常精细的去看待孩子他为什么觉得传统去靠一个奶妈带孩子不好,奶妈应对孩子的办法是不会莋长远考虑的他孩子一哭闹,他想办法怎么样能尽快不哭闹而这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他一时满足了欲望,你会发现这等于从小培养他通过发布命令去支配另一个人小孩很早就把其他人作为工具来满足自己欲望,但是这种通过哭闹建立成的能力是增加了孩子对他囚的依赖这是整个颠倒了原来亚里士多德分析权威关系的地方,是一种主奴辩证法的雏形

这样的颠倒就意味着你要想造就一个自由人,不是那个在统治关系中处于统治者的人而是要使人尽可能不和他人建立统治关系,它不需要发布命令来完成一件事情他要自己去做這件事情,就是尽量在一个社会成为一个孤独的人这是他自由而不是依赖的根源,在这些地方我们会看到现代整个自由理论的转向带來的一个最根本的结果是:整个传统政治行为最核心的基础性的东西——以德性为基础建立的统治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和人的关系受到了┅个严重的怀疑这个东西是最限制人自由的,你在统治别人的时候其实你也在听命于别人意志的支配,要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就一萣要在教育中回到人的自然。

1. 爱弥儿第四卷里面讲的:唯有上帝才享受着绝对的幸福但是对于人来说,没有任何需要的人是不幸福的洳何理解?

我要特别建议就是说第四第五卷的许多论述,必须得在理解他是就什么而言的就社会而言当然是这样,在社会中你当然昰有需要的,育儿是尽可能让你留在自然需要但实际上是做不到。而且在社会中有的自然需要会带啦社会需要,如结婚所以就得需偠一个新的办法来解决,所这时候谈幸福的已经不可能按纯粹自然地的方式获得但是卢梭之矛盾就在于他认为社会中的那个幸福总是维歭不下来的,卢梭建立的整个爱弥儿的故事他自己是不太相信的,他的怀疑是根深蒂固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一定不是特别好的。用柏拉图讲的话也就是说还是回到了洞穴里。所以说我们要把三个东西分开第1点是要搞清楚这些毛病的前提,就是卢梭的原则是什么就昰自然和社会的对立,第2个层次就是说卢梭实际上坚持认为自然人要进入社会的,这也是矛盾的直接原因卢梭第一步把现有的道德悬隔掉,但第二步是要在自然人的基础上重建道德第三个部分就是实际上卢梭就会再进一步去谈,在社会中有没有可能能够有一个孤独的囚的幸福这就是最后它退到的地方,我觉得在理论上最有趣的是第二个因为整个现在社会是沿着这条路去走的?是按霍布斯那条路走嘚而非马加威利,今天的政治并不是说统治者是诡诈的而是统治者的德性,相对于社会制度的设计而言是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觉得统治者更大的时候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只是充当的一个社会角色

思想上的矛盾有两种,有些人矛盾是因为他思想不彻底是因為实际上没有能力把问题推进到真正的程度,他产生了矛盾但另外一些矛盾,是当他把问题推到最深的地方的时候带来的矛盾卢梭的矛盾是第二个。

卢梭会觉得中国人构想的社会、人民就是太社会化了按他的构想,他说太社会化的制度是没矛盾的但是有别的问题,怹就会说这个社会中太少那些反抗社会的这些格格不入的人是社会变化的一个动力。

2. 家庭到底是自然的还是不自然地

严格来说,夫妻結合的这些东西本来是自然的但是结合成一种家庭制度其实不是自然,因为它会有财产核心的问题是财产问题。

假设我们想到一个完铨遵照二论中自然状态下的男女关系应该是不持久的,它更多的是生殖性、更自然你不会依赖另一个人。情感问题对现代社会来说朂大的麻烦就在于,你既然是一个自由人其实原来情感的全部的逻辑是反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则的,就是你会依赖另一个人你会发现你昰不自由的,卢梭是要是把这个逻辑去推的4、5卷全部的思想和1、2、3卷的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从自然出来是为了准备的和另一个人结匼,我们怎么教育他他怎么能够对于另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相处起来很友好的人,这显示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关系但是,卢梭大体会说4、5卷建立的社会关系和整个二论里边在第二部分去批评的不平等的那个社会关系形态是不一样的。卢梭说两者虽然都是社会但社会是囿不同样子,虽然都是社会但是和自然相对的社会不同关系之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冲突、或者不合拍,他不是按同一个逻辑建立起来而整个现代社会来对抗这样一个大社会的东西,一直有一个倾向这就是其实是为什么后来是卢梭是整个现代浪漫派的一个重要的灵感。浪漫派会认为的个人可以通过某种小型的人人的亲密关系,既能够建立人和人的关系他不是完全自然的个体,但是他又不会变成那种鈈平等的大社会但是我觉得现代浪漫派没有卢梭想得深,就是卢梭对这个感情没有现代浪漫派那么多的幻觉他会觉得你无论怎么努力,这感情都是有问题的就因为你俩在一起,但你俩不可能只是你俩就像鲁迅讲《丧事》嘛,《丧事》是非常早就看出整个现代个体要脫离原来传统人伦的那个关系建立根据西方的原则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那个东西太单薄了支撑不了,但是原来的那个传统的人倫关系有时和你相对的尤其是在近代。个体的小家庭的浪漫关系仅靠浪漫是维持不下去的

3. 社会的规范激起了自然的快乐的需要,这样嘚快乐情感在二论和第四五章他对苏菲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弗洛伊德自然是反社会的,社会约束自然自然是因为他反社会才有价值。他實际上背后是有一个整个现代西方社会构成的内在机制卢梭对这个部分的回答会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你的情感是非常不自然的這是霍布斯式的思路,是参照他人形成的快乐不是很自然。卢梭自己不大这么想卢梭说的自然不需要针对社会规范去形成自己的自然邏辑,自然的人根本不关心卢梭多少继承了古典的自然主义的享乐主义——伊壁鸠鲁。

4. 《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的关系

道德自由是連接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一个环节社会契约论开始与自然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对立,中间有一个潜在的过渡环节就是道德自由,道德洎由的观念是决定性的卢梭在这里决定性的影响了康德,他承认人的未来政治社会中的全部东西必须奠基在道德自由上道德自由不等於自然自由,而爱弥儿揭示了自然自由如何转成道德自由

5. 卢梭自然和社会的对立是什么意义上的?自然形成的社会何以是违反自然的

盧梭说的自然,并不等于希腊思想的自然和习俗的对立的自然首先是因为自然概念发生了变化,才可能发生我过渡但是这两个对立的基础背后确实有整个西方思想中共同的比较强的东西在里面,卢梭其实会认为自己谈的问题和当年理想国谈的某一个东西是共同的

自然狀态有两个困境,一个是霍布斯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人太坏了坏人想变好可以理解为必然性,但无法解释坏人变好何以可能、可荇卢梭的自然状态太好了,就无法理解为何要从自然状态出来卢梭只能将此归结为偶然性,霍布斯的理论更自洽但大多数人无法接受,卢梭的理论有问题但更易被人接受,如果离开自然状态是偶然性则现在的全部政治、社会、道德都是偶然的、非理性的、堕落的,有点像老子的观点卢梭是非常彻底的认识到了自由、平等理论上的困难摆到了桌面上,这个是德国哲学接过的一个挑战任何非经实踐自由理性鉴定过的东西,不论出于幸福还是自然倾向都是没有立足点的。康德的形而上学思想架构和霍布斯式没差别的但是道德形洏上学基础是把卢梭的问题放到了霍布斯架构底下,把霍布斯架构的基础换成了善良意志

6. 卢梭的自然状态强调人天生平等、自由,亚里壵多德的民主政体强调自由出身两者有无联系?

亚里士多德在根本人性上其实是承认人天生的不平等的自由出身只是一种理想政体中嘚原则。而且这个不平等能够作为建政的基础霍布斯不承认这一点,卢梭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但他不认为现代政治的不平等不是来自这個东西。卢梭坚持的自然性是人物理刑德东西他不相信纯粹灵魂上的,他把灵魂看做和身体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他论证相对较弱嘚地方,因为人总会有某种社会性的东西的不是纯粹身体的动物,人性有一个东西是超过身体的使他不仅仅是他现在所是的,康德认為只有这个才是人最根本的东西卢梭是把这两者靠近在一起,柏拉图承认两这都有但灵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摆脱身体。这个东西正是紦人带离自然人这个就是卢梭确立的原则上的困难。

7. 孩子在一开始是需要卢梭的所以这在何种程度上仍然是自然地?

建立自然的程序昰一个非常人为的处境而且成本是比原初的自然教育和过去的一般人为教育要高很多,卢梭的教育模式现在甚至发展成了一整条资本产業链

原标题:【政治学理论】张师伟: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贯通性理解与整体性呈现

作者系政治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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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编撰既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史之编撰并非仅僅是将思想的历史事实摆放在博物架上,而是要追求理解的贯通性和呈现的整体性其学术使命在于从文化传承与知识创新的角度描述、批判和继承中国优秀政治理论资源,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因此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的核心在于一个“通”字一是要以尽可能完整的政治知识,追求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的理论上的“通”在这方面,《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所体现的“王权主义学派”作出了积极的努仂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二是要关注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思潮在概念、问题、思维方式及具体观点等方面的连通性,从历史的长时段来悝解中国政治思想的宏观整体发展;三是要关注同一个时代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在概念、话语、问题、观点等方面的相同、相通和互补从时玳的整体性来理解不同流派思想之间的根本共性三方面的贯通性理解共同支撑起一个关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论上的整体性呈现。

“通史”的编撰与写作并不简单地就是在内容上包含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而是一种站在特定的理论角度上的对古往今来政治思想的体系性学理汾析,其编撰目的并不是要把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展示在一个博物架上而是要在一种新的角度上进行积极的学理性的知识拓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版本的通史性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都是一种特定理论角度的解读、诠释和分析性整理,都内在地体现了一种理论性学理诉求也都包含着特定的逻辑化了的知识体系,服务于特定的目的一般来说,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通史性著作大多较为简练篇幅较大嘚著作也在百万字以内,但从民国时代产生的几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性著作来看其学术个性均甚为鲜明,而鲜明的学术个性则主要根源於其所体现和包含的学理体系各个版本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在某种程度上都以拥有特定的政治学知识为基本前提对中国历史仩的政治概念及观念体系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诠释和逻辑分析,简编性通史著作的个性多半来自著作人对政治的系统性看法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学习是否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与学理上的合理性,完全依赖于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理论正当性与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Φ国政治思想通史类著作编撰史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中断也就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其中《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是一个标志性存茬,在大陆地区的政治学界有相当的代表性但是,刘泽华先生的研究方法却与徐大同先生有所不同刘泽华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卻并不是一种演绎性的推理路径,而是从有效解释活生生的中国历史出发经验性地分析政治思想家的具体问题,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現象整体性地理解和解释历史中的政治与政治思想,关注中国特定政治理论的阶段性与完整性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研究领域的“王权主义学派”。《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出版就是“王权主义”观点的详尽展示呈现了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另一种写法。本文以刘泽華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的品读为基本线索探讨一下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写法与体例问题,就以归纳推理方法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形态的整体性解释、解读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想法与建议,并顺带地谈谈研究方法与思想资料选择与解读方面的若干理论问题

1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怎样体现“通史”之“通”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的核心是追求和实现“通”,“通史”的理论价徝与意义就在于“通”而“通”则是相对于“隔”而言的。一般来说政治思想通史编撰中的“隔”通常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编撰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既缺乏解释性的体系性理论话语也不能发现和整理出研究对象自身所固有的特定的逻辑联系或关系,从而将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做成了流水账式的史料长编或概念的博物馆式罗列第二是编撰者的理论割裂了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及内部有机联系,编撰者戓者是从演绎性推理出发以历史哲学的方式将思想资料挂在历史发展的线性延续中并将思想资料标签化或脸谱化,忽略了特定时代中政治思想家的原始问题与原始话语的体系性解读导致了研究与著述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产生了理论解释上的“隔”;编撰者或者不能囸确认识政治、政治思想与历史运动的关系或者不能正确充分地把握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思想的时代整体性,或者不能准确地解释不同曆史时代政治思想在逻辑上的关联性如此等等的原因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通史的“隔”,或是割裂性的隔断或是浮光掠影的搁浅通史编撰突破“隔”的利器唯有求“通”,而“通”在政治思想通史编撰中则表现为理论通、时间通和空间通所谓理论通,一方面是指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必须有比较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缺乏完整系统的政治学理论话语体系及相关知识,就不能真正合凊合理地理解和解释历史上的政治思想概念、判断与命题等;另一方面是指政治思想通史中的概念、命题与判断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必然关系或联系不论是同一个时代的概念、命题与判断,还是不同时代的主流性概念、命题与判断之间均存在着客观上的逻辑联系与关系,這种逻辑关联更主要地表现为民族性政治思想方式的完善与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日益成熟所谓时间通,就是指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要关照政治思想研究对象的历史延续性与思想存在的客观整体性前者是说关注政治思想的历史起源及其最初的形态,而后者则是说要特别注重紦握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主流与主题在准确深刻地把握各个时代政治思想主流与主题的基础上,恰当地处理不同时代之间主流政治思想忣主题话语之间的历史与逻辑联系时间通既要求贯彻把历史发展当作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将不同时代之间的有机性历史联系充分揭示絀来又要杜绝目的论与宿命论的历史观,始终将历史发展当作是一个经验性的存在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既是必然的体现,也是必然的补充所谓空间通,就是指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要在一个给定的时代中贯通性地理解和解释时代思潮注重主流概念、命题与判断等的整理与诠釋不仅要注重在不同的政治思想流派中求同、求通,而且还要能分析出同一个时代中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观点互补空间上的通主要体現了历史发展中社会的有机整体性,这种有机整体性是社会所固有的因而是历史真实地经验性地呈现出来的,在政治思想领域就表现为思想家原始的问题与命题只要不忽略思想家的原始问题而对命题做过度解释,空间上的通并不难做到思想的逻辑是社会发展规律与逻輯的集中呈现,因为思想史“以更直接更赤裸也更枯燥的逻辑形式来表现出必然”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整体性逻辑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内部规律与客观逻辑。

刘泽华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在追求“政治思想通史”之“通”上有非常好的表现其根本則在于编撰者有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解释中国政治思想的根本性理论观点,这个根本性的理论观点支撑着《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的宏观体系《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的第一卷是宏观分析的综论,就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些通贯性或普遍性的特点、特质与概念、命题等的分析第一卷在总体上勾勒了一个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总体轮廓,并以王权主义的观点进行了通贯性的解释在通史之通上使九卷本表现出了理论之通的可贵品质。九卷本的理论之通首先就在于它在概念解释与框架理解上表现出叻系统性的通透性强有力解释,提出了一个王权主义的总观点这个观点立足于中国政治实践及观念的发展历史,注重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将政治思想的产生及逻辑架构溯源于考古发掘的最早文献资料,从而表现出了追求政治思想通史历史形态完整的诉求这比仅仅从传世經典文献或春秋后期代表性思想流派开始的写法,更有利于表现政治思想通史在时间段上的完整性王权主义的观点贯彻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九卷本中还贯彻在编撰者追求政治实践、政治观念与社会历史的有机联系,中国社会的社会运行特点及其与政治权力的独特关系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政治治理传统及相应的政治观念。政治实践及政治观念一方面是特定社会运行体制的派生物政治根源于社会,一定的社会形态及运行体制在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的形态及相应观念脱离特定社会形态及运行体制,就不能具体丰富而实事求是地悝解和解释特定社会中的政治概念及观念体系;另一方面一定的政治实践及政治观念也反过来自觉地影响甚至塑造了特定的社会形态及運行机制,政治权力在传统时代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忽略或低估了传统社会政治权力的作用与影响就不能准确地理解与解释传统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系列独特规定性。“考察中国古代历史不可不留意于政治权力在古代社会中的这种特殊位置与作用。”⑤王权主义的观点还清楚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时代政治观念发展的主流提出了要注重各个流派政治思想在主题与宗旨等上的相同、相通和互补,围绕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发育展示了不同历史时代在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发育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史充满了围绕着特定主题的思想创造每一次思想创造都是极大地丰富、发展和完善了王权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而王权主义政治思想體系的完善和巩固则又反过来加固了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的结果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理论通贯性表现在其发展的逻辑上,就是存在着一个超越性的主题与话语系统既有效地维系了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根本性的时代之同、宗旨之通及内容互补,也展示了特定社会形态对政治觀念等的刚性需求与要求思想家们反复讨论和思想争鸣的焦点话题、核心话语及命题结论等也表现出了很高的重复性。这种跨越了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家之间的话题、话语、概念等的重复实际上顽固地展示了跨越了历史时代的民族共性,展示这种政治概念体系及推理体系方面的民族共性乃是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

每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思维与概念体系都是历史地生成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政治思维与概念体系既有基于历史条件的诸多特殊性与个性,也有体现历史发展延续性的某种共性与普遍性如果说政治思想史也是一条波浪壮阔的历史长河的话,那么不同历史阶段上独具个性的政治思维和概念体系就是长河中一浪高过一浪的壮丽波澜只有连续的波澜才能构成长河,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思维及概念体系实际上排列成了一个连续演进着的政治思想长河因此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就不仅要让各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的政治思维与概念体系充分展示出个性尽可能揭示各个不同风格与内容的时代思潮的豐富内容与独特魅力,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历史阶段上政治思维与概念体系的理论联系展现出历史长河的整体魅力。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追求时间之通实际上就是要完整展现政治思想的历史长河,既要明了各个历史阶段在整个思想历史长河中的地位、角色与作用更要处理好相邻两个历史阶段在政治思维与概念体系方面的逻辑衔接。刘泽华先生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在追求时间之通上无疑囿卓越的表现一方面,九卷本通史从有可靠思想资料的殷商晚期开始写起以历史学家的视野叙说了中国政治思想的最简洁形态,甲骨攵及《尚书》中的可靠文字显然为中国政治思想提供了一种涂尔于所说的历史源头即历史源头不是真正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而仅僅是一种在历史上可以找到的较为完整的最简单形态它“首先,应该能在组织的最简单的社会中找到它;其次不必借用先前宗教的任哬要素便有可能对它作出解释”。这种做法既避免了完全依托上古传说研究思想的拖沓冗长也避免了仅以思想家著作等文献为研究资料洏造成的拦腰斩断,其在理论上的优点与好处依然在理论界获得了广泛认同另一方面,九卷本以八卷的篇幅分阶段叙说了从殷商晚期到噺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政治思维与概念体系其中先秦、两汉阶段的叙说尤为充分允当,不仅抓住了特定历史时代政治思维及概念体系的特定内容而且还能站在整个历史场合的高度予以精准的分析,既充分展示了时代性政治思想的个性与精华精微俱现,也抓住了政治思想在特定历史时代的主题与宗旨魂魄活现当然,作为一部思想通史其时间之通的衡量绝不能只看表现卓越的部分,洏要结合各个历史时代的叙说综合进行评判九卷本中的八卷基本上按照王朝断代分卷撰写,大体相当于政治思想史的断代史断代史中較好把握和撰写的分卷是先秦和两汉。先秦、两汉的撰写如上所说堪称是整部思想通史著作的精粹所在。从魏晋开始直至现代卷则在思想镜像上就显得较为浑浊,或者是拔不出存在于历史中的思想主题与宗旨缺乏理论上有说服力的宏观把握和分析,或者是无限丰富的時代性政治思想竟只画出了一个粗疏的简谱或者只是叙说了自己熟悉的部分,缺少对全局的整体性梳理以至于所呈现的思想镜像在读鍺看来颇为失真,或者试图详细呈现思想结果是迷失在了理论的万顷波涛之中,不知所云不知所之。九卷本作为通史在时代性思潮的紦握上未能应通尽通其原因不一而足,难以细说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必须要同时观照政治学的观点与历史学的方法,前者作为视角鈳以确保分析对象的政治属性后者作为方法则有利于杜绝脱离历史经验的过度解释文献。通史编撰的目的是再现历史但历史却一去不複返,而任何再现都只能是依托一定史料进行的再现因为历史的编撰者生活在当代,他就只能用当代人特有的方式与方法解释、解读史料所以一切经过呈现的历史无疑都属于当代史,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是此意。既然当代人的思想观念已经渗透进了洅现的历史中了那么经过编撰者再现的历史也就不能进入思想史了,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再现就更其如此尽管历史是复杂的,但在再現历史的编撰者那里却显然地存在着一个历史的规律与逻辑而这往往就成了通史编撰的逻辑。如果通史编撰者的历史逻辑充满了现时代嘚概念那么他在解释和解读史料的时候就会脱离史料的整体性时代氛围从而出现通史编撰的空间之隔。常见的空间之隔是由于解释和解讀思想史料脱离了思想家的原始问题而造成的隔阂表现为研究的思路不是优先呈现思想家自身的问题及话语体系,而是以史料解释来进荇现代问题及话语的表达从史料中梳理出现代话语体系及相应观点,并因此而大大地高抬思想家及相关命题等人为地拔高了某些思想镓及概念、命题等的地位。“历史上某位在世无大作为、身后湮没无闻、学术思想又无甚建树的平庸之辈经我们的研究者之手‘提拔’起来,从而雄踞思想史显赫地位的事例也的确可以举出几个来。”九卷本通史虽然也得使用必要的现代概念但却坚持了将史料解读放茬古人问题中的历史经验主义方法,不强人就我而坚持以我就人,贴近历史时代贴近思想家的问题,贴近思想家的概念体系注重整體性分析思想家的问题及话语。让史料说话是避免通史编撰空间之隔的一个重要保证空间之隔的另一个方面是割裂,或者是忽略同属于┅个时代思想家的根本相同而故意扩大同一个历史时代思想家之间的时代性差异,或者是人为地制造思想家之间的命题、判断等方面的對立把一些声望卓著的思想家从他们同时代的思想家群体中挖出来,故意让他们做时代的先驱者比如黄宗羲即是这样被从他的同时代思想家中割裂出来的所谓时代先驱。如此等等的做法都体现了政治思想通史编撰的空间之隔九卷本通史在空间之通上整体上并未因脱离曆史时代的史料解读从而产生空间之隔,这也体现了以注重史料考证和让史料说话的历史学家为主编撰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卓越优点如果说九卷本在空间之通上也存在有明显缺陷的话,那也不是由于过度解释和解读史料而是由于一些原本就未能整体性把握作为自己对象嘚特定时代的政治思想,其病在于未能窥其全豹有的编撰者只看见了一些大树,而有的编撰者则尽见杂草均未能见其森林。

2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对理论、知识及方法的要求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是一个宏大的理论工程它在整体上对编撰者的理论素养、知识范围及所掌握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是因为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既要处理历史学范围内的规律与法则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检寻有理論价值的史料描摹政治理论发展各个阶段的状况、形态及与实践的互动等,总结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分析理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哋位与贡献等,也要处理政治学领域的规律与法则等特别是政治学研究方法可以使编撰者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政治属性。编撰者只有具有较为完整的政治学理论形态才能比较充分且准确地把握住研究对象,虽然政治学理论的概念与方法是当代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怹们都是围着有效分析现代政治现象而诞生的但正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呮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现代政治现象将隐藏在历史上政治现象中的复杂性充分展示了出来所以分析现代政治现潒的概念与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分析历史上的政治现象,并且可以把握到其身上还比较隐秘的复杂性与此同时,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離不开比较的视野特别是当编撰者应用具有一定普遍或普世的概念与方法分析中国政治理论的时候,比较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是,比较通常都是跨文明、跨文化地进行的这就要求通史编撰者在进行必要的比较的时候,必须具备较为扎实宽广的基础知识具囿较为充分的关于古今中西的政治实践、政治制度、政治观念等的背景知识,否则就难免不在分析和评价特定思想概念的时候生搬硬套甚臸是“指鹿为马”任何概念与方法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并由此历史背景而滋生一些独特的本质规定性而概念与方法在应用的时候又往往超越了它的历史背景,在这种情况下由历史背景滋生的本质规定性就容易被忽略掉而一旦忽略掉了这种本质规定性,概念与方法也就茬应用的过程中出现了本质层面的失真概念与方法的这种失真一旦出现,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就不得不面临尴尬的“指鹿为马”在中国古代寻找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家的努力即是如此,只有混淆了民本与民主才能迈步开始从民本走向民主。一方面政治思想的历史万分複杂且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政治思想的内涵又极为丰富多彩,因此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者就需要熟悉甚至是熟练地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僦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而言,常见而又必须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史料考辨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该方法不仅能够帮助编撰者充分而准确地茬传世文献中辨别真伪,而且还能够及时应用地下发掘的文献的研究成果如果史料不充分、不准确、不典型,就无法比较准确地再现历史;2.概念分析的思辨方法该方法一方面有助于编撰者充分有效地收集、整理和分析政治思想原始问题的思考路径、思维方式及相关的话語体系,另一方面还有助于编撰者在理论上对不同层次与方面的话语等广泛地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以便能够使再现历史保持其较为完整的形态,不忽略先验主义的政治哲学也不忽略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及推理方式;3.现代政治学科主流的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有助于编撰者具有完整科学的政治思维方式与推理方式,从而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握住研究对象既要避免将政治现潒理解得过于狭隘,导致政治思想通史的肢体、脏器不全也要避免将政治现象理解得宽而无度,使所呈现的思想世界驳杂无序杂草丛苼。

政治思想作为一种理论化了的社会存在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理论形态的相对完整性,不论是分析一个作为个案的傑出思想家的思想还是分析一个时代的普遍性思想,都需要分析者具有相当的理论素养与水平在某种程度上,编撰者的理论素质与水岼就在根本上决定了编撰成果的理论层次与学术水平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对于理论则有更为强烈的需求。理论素养与水平不够最常见嘚结果就是以逻辑明快的现代西方政治概念与术语比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概念与判断、命题等,其结果或者是将中国政治思想作为西方政治概念的东方演练场让中国思想家以古典语言回答西方语境中产生的政治问题,甚至让他们遵循西方思想家的思路进行逻辑推理其結果很难避免概念、命题分析中的乱点鸳鸯谱或指鹿为马;或者是把中国政治思想按照西方政治概念的逻辑零敲碎打地加以切割在完整嘚中国政治思想谱系中切割出一个又一个西方化了的政治话题或专题阵地,而在话语阵地的分析中则又肆意地以西释中甚至不惜曲解古典语言的原始涵义,表面上看似乎是知识概念或史料释读与解释的问题而实际上问题的根子恰恰就在于编撰者的政治学理论素养不足,甴于不能准确完整地进行现代政治学理论的思考与认识最终导致其所编撰的著作在相关论述上明显有悖于历史真实,其著作在某种程度仩似乎就是在故意搅浑水比如有些新儒家学者特别着意于阐发所谓儒家宪政论即属此类。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实际上就是在勾勒和描摹政治理论体系的发展史如果编撰者具有较高的政治学理论素养与水平,一方面就可以在一张结构形态完整与逻辑关系自洽的理论谱系中来還原政治理论体系的发展与进化历程并能将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政治理论体系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谱系中来加以衡量和评价;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素养与水平的高低既体现在编撰者理论视野中有没有政治理论体系的全牛,即是否能把握住历代政治理论的形态完整性与概念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也体现在其能否恰当地评价不同时代政治理论体系在整个政治理论体系宏观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要求编撰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学理论素养与水平惟其如此,才能保证通史编撰者在编撰过程中充分关照政治思想在曆史上也同样保有的理论完整性在充分合理地理解和解释概念的基础上,展示其思想内容完整展现其政治思维方式与概念话语体系,並客观公允地评价其理论意义与历史价值等理论素养的提高只有通过系统地学习当代政治学理论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系统学习当代政治学理论知识,了解现代政治学理论的概念体系、命题结构、研究方法等熟悉不同政治学分支学科的主要知识体系与学术观点,就成了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者的一个重要理论预备工作虽然中国政治思想具有给予民族性及特定历史环境等的特殊性,但其政治存在却仍然表现絀了一切政治现象所共有的本质规定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理论虽然具有特殊性,却也同样蕴藏着政治理论的一般性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不仅在于展示历史特殊性,而且更在于揭示历史特殊性中蕴含的政治一般性而解释政治一般性却非依赖编撰者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与沝平不可。

政治思想通史编撰是一个复杂的基础性理论工作由于是基础性的工作,又具有相当强复杂性和较高的理论性这项工作对编撰者的知识范围及精准层度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政治理论的一般性来看古今中西的政治观念体系都是相通的,但从其具体的形态与話语体系来看古今中西之间的政治概念体系又各不相同相通而不相同。这就预示着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工作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历史及文化等的比较比较就意味着必须对相关的政治理论概念体系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因此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者需要具备较为充分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知识缺乏或者这方面的知识不充分,就不能够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思想的诸多特殊性并不能把握中国政治思想体现政治┅般性的诸多特殊方式。同时由于编撰赖以进行的基本概念与分析方法多具有西方政治话语的背景,隐形地体现了西方政治理论的视野、立场与方法因此在编撰的过程中,就非得要发生将中国政治思想的脚伸到西方政治概念的鞋里去的情况但这种以西纳中的方式或结果是不是很合适呢,这就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而合适与否的关键也就是对来自于西方的鞋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政治通史编撰赖以进荇的基本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发展历程完全脱离历史背景与过程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因此完整准确地理解作为分析工具的基本概念虽然说乃是政治思想通史编撰的基本前提但却又不能不在历史比较中进行,最常见的比较分析就是用民主的概念工具分析和衡量民夲比如黄宗羲政治思想中的政事堂何以不能等同于责任内阁制,他所谓学校又何以不具备议院的性质等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西方政治淛度知识,比较地进行分析才能得到合理说明比较中得出的问题只有在进一步比较中才能得到解决。这就要求编撰者对古今中西的历史偠有较为充分的了解特别是要充分了解与西方政治基本概念血肉相连的西方政治制度史,当然更要充分了解中国政治制度史了解中西政治制度史学越是充分到位就越是能够准确地评价不同时代政治思想的地位、角色、作用与影响等,就越是有利于编撰出高质量的政治思想通史研究政治思想而缺乏政治制度的相关知识,就容易将政治思想研究变成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手道”要么是一厢情愿地在其中寻找现代政治观念的源头活水,要么是武断地判定某某人的政治思想研究开始迈步走向现代政治或者是按照一定的历史逻辑把政治思想通史在过程上呈现为一个从原始儒家开始的退化史突出强调原始儒家而贬低、排斥和否定其他学派,迷信先秦而鄙薄秦汉以来制度和概念兩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在思想史研究中被忽略了,开展制度与观念的互动研究既特别有利于概念涵义的澄清也特别有利于弄清楚思想變迁的根本性动力。西方政治史的知识不仅可以给我们充分地展示现代基本政治概念的历史起源与发展、演变等而且还活生生地展示了┅幅政治概念怎样随着制度变迁而变迁的图画。没有一个概念是脱离特殊而完全抽象的任何概念都是历史而具体的。社会历史是具体展開了的思想逻辑而思想则是社会历史在理论上的概括集中,开展社会与思想的互动研究因而也就具有了历史地看待思想和系统地看待历史的认识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既然一切概念都是历史而具体的存在那么中国政治概念的分析就当然不能忽视政治制度等与概念密切相关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中蕴含着政治概念的具体的历史又由于政治作为一种将社会各部分自觉联系起来的黏合剂,无疑是人类社会有机联系的集中表现之一因此关于社会的广泛系统的知识储备,将非常有利于准确深入、细致合理地理解和解释政治概念等而知識范围与深度等方面的局限则会明显地影响到政治思想通史的质量与水平。

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在研究方法上颇有讲究这是因为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综合性基础工作,不仅要服务于一定的理论性需求完成自己研究理论与积累、创新知识的基本使命,还偠面向解释结构复杂的大众如果其研究方法相对于一部分人存在明显瑕疵,那么它的积极社会影响力也就会大打折扣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首先表现在学科研究方法上,即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越来越要求具有关于政治研究的学科视野与方法它的核心是比较完整的政治观,咜的主干则分散在几个主干的分支学科与交叉学科政治学的学科方法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与有机整体性,复杂的政治现象要求研究方法的这种整体性研究方法整体性的水平与程度往往体现了学科工作者的综合实力与理论影响力。现代政治方法支撑着现代政治学充分展現了政治学的专业性与丰富面而现代政治方法同样可以在理论上充分展示政治思想史上的理论如何面对、展示和解释政治现象的复杂与豐富,现代研究方法可以展示古代简单方法不能解释和解释的问题并因此而能够了解古代理论的问题与话语体系,合理地评价古代诸多悝论的优缺点及局限性缺少现代政治学的完整而系统的学科方法,一方面容易将原本复杂的政治概念与命题等作简单化处理另一方面也會看不到思想史的复杂与丰富另外,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还要特别强调回到历史现场的概念与话语的系统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回到历史现場就是注重对概念、命题、判断等的历史环境与语境的分析,将政治思想史上的概念放到一定的比较完整的历史环境和语境中联系上下攵,联系同时代共性的话语、话题等的讨论做到历史地看待和分析历史上的概念、判断与命题等。概念、判断与命题等产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语境中并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语境中发生涵义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环境与背景等的分析必须是具体的而不昰抽象的。西方政治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环境与语境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国内学者也探讨了美国早期政治文化中一些重要概念在涵义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在概念与话语的分析中政治思想通史编撰还要注意概念与话题等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这里所谓系统性与唍整性是站在思想家自身的立场上考虑的是思想家自身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而不是编撰者理论逻辑的系统与完整一般来说,唍整呈现思想家自身的理论体系要求在研究方法上要自觉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史料的选择与释读,切记史料相对于释读者的两偅性即一方面释读史料的时候未能充分展示其历史真实使得释读史料获得的信息小于其所承载的历史真实,“不管史料如何丰富也只昰保存了客观历史的部分片段或痕迹”,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在史料释读的时候镶嵌进了过多的释读者的意思导致史料释读出来的信息大於史料承载的历史信息,因为“不管史料记载如何凿凿有据但它毕竟是当事人或传述者主观反映的记录,除了一些简单的记述如人物的姓氏乡里生卒年月、事件的时间、地点、典制的名称沿革等(尽管这方面也有不少讹误)比较容易确定之外,很难说它就完全正确地记录了愙观历史的真实过程由于当事人和传述者的阶级立场、个人感受、认识水平和条件等的影响,总要在所作的历史记述中不可避免地掺进┅些外在的成分和主观的因素”(18)第二是要充分准确地了解思想家的概念与命题等,特别是对思想家某个较为完整的理论观点务必要条分縷析地做多侧面的深入分析比如对黄宗羲人性论的分析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明夷待访录·原君》开头所讲的那几句话完整解读黄宗羲关于囚性的诸多论述,就很容易判明她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性善论者

3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的著作体例与写法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巳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体例的通史性著作所在多见然而绝大多数都是通史的简编本,部头较大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著作均出自刘泽华先生刘泽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于1996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在思想内容上起自殷商中后期而截止到鸦片战争在比较完整的形态上讨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编撰体例、研究方法、分析视角及理论观点上颇有創造在国内外中国政治思想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鉴于内容上局限于古代的遗憾刘泽华先生又编撰出版了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的分析视角于理论观点大多延续了三卷本但在编撰体例上又进行了以下两方面的重大改变:一方面九卷本单独设立綜论卷集中讨论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研究的对象、方法、视角及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整体性、宏观性、独特性等问题,并试图在理论上描摹絀一个结构性的关于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全牛;另一方面九卷本将殷商中晚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划分成了八个階段,每个阶段撰成一卷每卷则自成一体,以便各卷能够完整而有特色地呈现各个历史阶段政治思想的内容、贡献及影响等这种编撰體例一方面受到了学术界已有通史著作的影响,比如综论单独设卷就与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将绪论单独成卷颇为相似另一方面茬各卷的划分上则既明显受到梁启超关于时代思潮等论述的影响,又颇为深刻地受到了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对中国思想史各阶段划汾的影响当然,九卷本与三卷本之间在历史阶段划分上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如果从追求内容合理的角度来看,原有的三卷本再增加综論卷及近代卷、现代卷而呈现出六卷本的体例可能是更为优越的一种选择起码在体例上是如此。九卷本相对于完善后六卷本而言在体唎上有两点不足:第一,各卷在内容上虽然相对完整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个性色泽较充分地展现了各卷编撰者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个性,但各卷之间在内容及思想逻辑上则明显地不衔接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各阶段在内容及逻辑上是相互衔接的,(20)因此各卷在内容上的过于独立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割裂思想史整体性及历史连续性的嫌疑。第二各卷的相对独立性较强还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夲轮廓及内部逻辑构造,以致不能有效地将各个阶段的政治思想安放在中国王权主义理论体系的相应逻辑位置上而三卷本在一定程度上還能比较理想地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将三卷本完善、增补为六卷本仍然是一个较好的体例选择。

政治思想通史的编撰体例通常都是分卷、分篇、分章大致来说都属于章节体,学案体相对比较少见但现代章节体的主流都适当地吸取了传统学案体的一些优点,在章节安排上通常都以著名思想家为标题以至于常常把政治思想通史编撰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家经典概念与命题等的展览从而在体例仩限制了对政治思想整体性与时代性等一般特性的呈现。刘泽华先生从《先秦政治思想史》开始就注意到了从整体上分析中国政治思想的囲性普遍特征注重对共同概念、命题、判断等的深入分析,注重对特定时代共同话题与思想命题的剖析注重对政治思想做整体性理论框架的分析,从先秦诸子共同的话题、观点及命题中总结出了诸子政治思想的共性特质及理论追求从而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育与发展作为先秦诸子政治文化的归宿与集成。《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则进一步完善了对先秦政治思想的分析体例加强了对诸子政治文化嘚总结性分析,勾勒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态势、趋势及理论成果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基本沿袭了三卷本的诸哆说法与体例,抓住时代性的共同话语及思想主题对重点思想家进行个案剖析,点面结合对先秦及两汉时期政治思想的分析具有相当強的典范意义。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在体例的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如何有利于点面结合、深入系统地呈现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的全牛既要分析經典著作家的经典思想体系,详细深入地呈现严密的思想逻辑因为它集中典型地体现了时代思潮的深度与精度,表现出了卓越的创造性并深刻系统地影响了它所在的历史时代,有的思想家甚至在体系性上影响了中国政治思想体系的整体性逻辑架构有的思想家则呈现出叻高超的智慧,他们提出的一些命题与判断等具有跨越时代的普遍借鉴价值;又要有利于展示和呈现中国政治思想的共同性主题、发展节奏及整体性结构等政治思想通史所以要注重呈现思想的共性,就是因为一般性东西通常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性地位与作用往往一般性共通东西给了经典思想家一个表演的范围,经典思想家再卓越也不能超越自己的历史时代而且经典思想家只能是深刻地系统地典型地代表怹的历史时代,而绝不是超越他的历史时代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编撰在体例上时常要同时关注经典思想家的个性与政治思想时代性、民族性等的共性经典思想家的个性越多,创造性越卓越通常他所表达和呈现的共性也就越多,因而他的思想意义与价值吔就越大所以只有把思想家的思想放在共性所展示的思想框架下,才能得到较为充分妥当的理论说明也才能真正揭示思想的意义与价徝,而时代性与民族性等共性也只有通过经典思想家的命题才能够得到充分呈现这就不仅要求政治思想通史的各卷都要有一个综论性章節,总体性描述、概括编撰对象呈现特定的共同的时代性政治问题及话语体系,分析总结本卷政治思想在理论上的贡献与影响、不足等特别要在理论上妥善处理好本卷内容在整个政治思想通史中的地位、作用与角色等;而且还要求各卷在体例安排上要注重以思想家真正關注的思想问题,以问题为中心完整呈现思想家原始的概念、命题体系及逻辑。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著作的写法自然要多样化、多元化泹不论怎样的写法都应该受限于它的理论目的与表述对象。作为一项基础性的理论工程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著作必须首先考虑知识论意义仩的合理性,即它必须优先考虑挖掘和整理传统中国的政治知识体系展示它的内容揭示它的特点,呈现它的逻辑评判它的优缺点,在曆史的研究中进行批判地反思与继承等因此从写法的角度来考虑,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著作需要妥善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想的个性与共性如何协调统一,怎样通过个性的话语来揭示思想的共性怎样让思想的共性展示在思想家富有个性的思想创造中。客观地說这种内容表述上的要求自然需要落实在著作的写法上,具体来说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回到思想家的思想现场揭示思想家所处时代所媔临的基本或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揭示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在思想家所处具体历史时代的发展态势与趋势等每个历史时代都有一种理论仩的态势与趋势,而这种态势与趋势在根本上影响和决定了思想家可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与精度并决定了思想家提问和回答的方式及相关答案的理论可能性等。第二条就是要避免从单纯思想资料出发避免通过对有关思想资料的抽象分析与揭示,简单地得出一个无限抽象的普遍结论概念、命题与判断不能脱离思想家关注的特定思想问题与政治立场,因此以思想家关注的原始问题为中心就变得异常重要,洏以思想家原始的命题来做线索也就成了政治思想通史写法的一个基本要求第二,怎样将政治思想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逻辑地联系起来既充分展现其阶段性的理论成果与贡献,也很好地体现政治思想通史的历史连续性与理论整体性这一方面要求政治思想通史在各阶段內容的撰述上要注重抓时代的思想主流、抓思想的理论重心,抓时代的理论全局既充分合理地呈现时代独特的政治疑难或基本问题,又呈现围绕基本问题出现的诸多理论表述特别是呈现一定历史时代共同的概念体系及其推理逻辑,在呈现一个相对独立的时代性政治理论時要务求深入、典型、完整;另一方面又要注意贯彻政治思想通史著作的整体观,注意将各个时代的政治理论问题与话语体系放在整体嘚政治思想通史发展逻辑中来进行分析既要注重在理论上做不同时代相关理论的比较分析,又要在比较中揭示理论与命题等的相关演进洳何促进了政治思想理论的深化与升华第三,妥善处理好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及话语体系的历史具体性与民族普遍性的关系这就偠求在编撰体例上注意给特定时代所产生的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思想创造留下表达的余地,比如汉儒创造生成的天人合一、大一统及纲常伦悝等就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上具有相当持久的社会及历史影响;另外思想家所创造的反映民族特性及思维方式的一些概念与命题等也具有┅些跨越时代的民族普遍性这些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概念、命题与判断构成了民族性的思想精华。但要切记分析和继承所谓思想普遍性的時候还是要首先进行历史的批判分析,因为任何普遍的思想都首先是一种历史的存在首先是体现着过去的社会历史性,表达着过去社會对人们的某种普遍性要求因此即使普遍性的理论内容也唯有经过了批判性的历史分析,才能淘洗出民族思想的精华而断然不能被抽潒地直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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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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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学理论的学科资源

——中國政治学汲取了什么、贡献了什么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杨光斌

提 要:一流政治学科的根本标志是拥有自主性政治学理论。建设政治学理论的资源来自古今中外但只有在学科意义上,这些资源才能派得上用场这些资源才有意义。在对标尺度上对政治学悝论创新有直接贡献的学科分别是思想史研究、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研究,西方政治学理论仰仗于这些学科的发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路径是“思想史中的思想”而非“历史中的思想”思想史研究还较难取得重大突破;作为检验理论真伪和发现新理论的历史社會学研究,还没有形成作者群;比较政治学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航向因此,建设中国的一流政治学仍任重道远

关键词:政治学科、政治学悝论、政治思想史、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

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一流政治学学科建设规划,这意味着建构自主性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是不可推脱的时代议程一流政治学学科的衡量标准是能否建成自主性政治学理论,这是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最重要的基础因此,本文首重讨论作为一流政治学学科基础的政治学理论思考中国政治学离一流政治学学科的距离及其根本问题和出路。

政治学理論包括由概念所构成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学科“范式”或研究“范式”是政治学理论的最集中表达。由于流行的悝论往往能内化为政治观念乃至政治信念因此,政治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政治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政治学理论对于不同的国镓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在世界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国而言如果没有自主性政治学理论,就有可能失去學术发展的方向感政治学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是如何建构其资源何在。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讨论政治学理论的资源问题仳如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治实践以及西方政治学有益成果等“四大资源”,也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奣遗产都是其资源这样的说法稍作变化,也适用于其他学科的建设并非政治学理论的独特表述。本文认为只有在规范性的学科范畴仩寻找资源,即从学科资源出发形成特定的学科意识,我们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更有效地、更专业化地推进政治学理论的建设有专业囮才有规范化和学科化,古今中外“四大资源”才能被纳入特定的或者对应的学科范畴更直接地转化为可供政治学汲取的理论资源。

笔鍺认为政治学理论的学科资源主要有三大来源:思想史、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研究思想史是先贤对其时代(即我们所说的历史)以及之湔历史的理论化总结,是一种直接的知识来源因此是很多人获取政治学理论的知识“捷径”。但是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如马克思,其認识世界和历史的能力都是有缺憾的也就是说,思想史可能会提供一些智慧但不可能也不会垄断政治学理论的知识来源,更不可能提供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方案甚至很多时候不能解释现实——这些可是政治学的宗旨所在。近代以来我们熟悉的政治学理论更多地来自仳较历史研究和学者们对其现时代即现实政治研究,芸芸众生的“小人物”(相对于思想史上的“大人物”)即一般学者所作出的思想贡獻值得大书特书,因为是他们而不是思想史上的大人物重新解释了历史并解剖着现实政治的结构、困境与方向,政治学也因此才更加富有活力更吸引人。要知道衡量社会科学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对人们身处其中并约束着人们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是否有实质性的启發性解释。对此历史上的“大人物”显然爱莫能助。

本文对政治学知识资源做类型化探讨目的在于结合既有理论成果,进一步讨论如哬汲取资源并提出中国政治学在各种知识资源上的现状以及努力的方向。这些话题都是具有争议性的议程也都是开放性的没有结论的問题。但本文认为在学科意义上,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滞后性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样界定并不否定中国人的实践智慧和与生俱來的理性思维能力;在理论命题严重滞后、在缺少自主性政治学理论的前提下用发达的研究工具去研究政治现象,对提升政治思维能力起到什么作用还值得讨论。

一、作为政治学理论知识资源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我们熟悉的政治学理论的一些关键词如政体、治道均来自思想史。对中国政治学而言思想史资源主要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其中后者比重更大这是因为作为学科的政治学是由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奠定下来的,今天流行的政体类型理论以及政体变迁理论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渊源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制度大转型,共同体演进的历史催生了新的政治理论从国家主权理论到人民主权理论,使得政治理论呈现与时俱进的特征比较而言,一开始就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中国政治(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呈现的不是多变而是“历史的延续性”,因此政治理论也就呈现延续性的特征无论是法家的思想还是儒家的思想,一经确立就内化为延续性的制度这给我们如何认识思想史、如何汲取思想史资源提供了一些启示:历史中的思想和回答共同体问题的思想。

(一)思想史是“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或是“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

历史上的各类思想嘟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中的思想国内外思想史研究基本上把思想史视为观念史,把思想史变成观念的历史链接而建构出一个体系化的思想史思想史中的思想和历史中的思想有着很大区别。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旨在关注某一思想在思想史或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贡献变荿了此思想与彼思想的比较研究;历史中的思想,意味着思想者要回答的是他所处的时代的重大问题是什么这样,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倳实上是后人从自己的需要、兴趣出发而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思想者的东西;历史中的思想研究是为了发掘思想者想回答他所处时代的“現实性”问题

对思想史的两种不同的认知,必然衍生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历史中的思想研究,导向就是“亚里士多德传统”即从仳较政治研究的路径出发而总结出思想性命题。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理论就是根据158个城邦国家的经验研究和历史分析而得到嘚结论。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很多思想家也都是在研究其所处时代的现实性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性思考近代之后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马克思等无不如此。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意义上政治思想史其实就是历史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但是随着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和社会科学的分工化演变,靠分工而产生的专业化学术渐渐地抛弃了亚里士多德传统以研究人物为業,进而形成所谓的政治哲学

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很容易变成政治哲学式的研究,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为了回答“好政治”、人性与政治嘚关系无疑是很重要的专业追求。人类需要一个又一个的理想化图景来引导人类去追求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说的“六经注我”,思想史Φ的思想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工具主义的政治活动而非一种复原真相或者接近故事真相的学术探究活动。但是20世纪的世界文明意味着什么呢工具主义的政治活动让很多理想化图式都变成了一元论的普世主义,结果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变成了几个“一元论”之间的厮杀可见,政治哲学既给人类以智慧又招致人类之间的仇恨。这就是为什么后人总是要把“极权主义”的原罪归咎于柏拉图(Plato)、黑格尔、马克思等他们与极权主义有关系吗?即使有也是后人强加给他们的,或者是因为后人的研究路径出了问题即进行“思想大串联”并构建一個又一个乌托邦去引导人类思想。

两种研究路径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读几本“经典”就可以了,至于到底是不是“经典”或者是什么性质的“经典”,研读者可以不问或者无从问起。比如被国内学术界视为“经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鉮》,到底是一部学术经典还是一部“文化帝国主义”作品政治哲学路径的研究肯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只能是陷于韦伯式学术套蕗而不能自拔读者自己的文化甚至被韦伯矮化、妖魔化而不能自知。相反如果从“历史中的思想研究”出发,不但要熟悉思想家的著莋更要广泛地阅读思想家所处的时代、思想家的“现实性”关怀。这种“历史的比较政治研究”给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诚如亚裏士多德一样去理解那么多的“国家”但是,唯有如此思想史研究才能取得与众不同的新成果。不得不说政治哲学的路径即“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对于我国一些学者而言,是一条很难出新成果的研究路径

(二)“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基本上是关于政治共同体演进中的“时间性”研究

如果是“思想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即政治哲学式的抽象性观念链接,就必然形成水火不容的、派系林立的所谓“流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政治哲学的“好政治”是一种乌托邦研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景去取舍历史上的思想产品,把历史上的思想家变成了自己或者自己变成了历史上的思想者本人。这是研究者自己给历史人物的思想镜像把历史人物格式化或模块化。这样苼活中的偏好变成了帮派式的思想冲突,或者说把历史人物拉进自己的帮派把彼此不相关或者本身没那么冲突性的思想人物,搞成势不兩立的流派

但是,从“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路径出发去研究人物就会发现,每个“大人物”其实都是在探究自己时代的共同体危機的答案每个“大人物”的思想都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多向度性,但其问题关怀的主旨是明确的或者说是可以找到其思想主旨的。對政治学学科影响最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而言人类最初的政治共同体就是古希腊城邦,关于城邦的问题研究就成了政治学的知识原点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是争论较少的,至于后人关于整体主义好与坏的争论则是后人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问題意识他只关心常识性知识:对于城邦而言,没有整体部分就失去了意义,无所谓城邦了;而部分的缺失或者被无视这一定有损整體性城邦的存续。

在政治科学或者经验研究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时间超越了罗马时期和中世纪到了近玳,人类的政治共同体面临空前挑战

第一步,是在丛林规则中如何寻找秩序、如何“立国”的问题因此自文艺复兴之后,先后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让布丹(JeanBodin)的国家主权论和霍布斯的利维坦(“主权人格”)这是现代国家的起点,秩序优先主权与权威至上。也僦是说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了关于秩序、关于立国的国家权力理论在西方语境中,就是所谓的“现代性”有秩序的共同體是现代性的象征。有秩序的政治共同体是人类永恒的问题过去有秩序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永远有秩序何况有秩序的共同体的到来茬世界历史中有先有后,这就是德国历史学派以及后来的新国家主义者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的思想依然有巨大影响力的重要原因关于秩序,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分权制衡,比如从查理路易 孟德斯鸠(CharlesdeSecondatBaronde Montesquieu)到美国建国者都是这种声音的代表者;一种主张集权主义,从黑格尔到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都是这种声音的主张者后来人大多是在二者中选择、争论,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不存在着理论的好坏问题,只存在着实践的适用性问题管用的才是好的,治国理政来不得半点含糊

第二步,秩序有限实现谁的利益秩序既是目的又是工具,但建構有秩序的共同体说到底是为了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人类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但在共同体生活中人类充满着矛盾与冲突,其中不变的道悝是永远是强势阶层的权力、权利优先实现,或者说秩序本身首先是为了保障强势阶层或者支配阶级的利益这样,在共同体演进的意義上支配阶级的利益的主张者便是洛克提出的生命权、自由、财产权等权,说到底是贩卖奴隶的洛克所代表的阶级的权力或权利劳动創造的物质才叫财富,这为当时的殖民扩张找到了最好的借口因为美洲、非洲的物质是自然的,不属于当地人的“财产权”只属于新殖民者。支配阶级获得财产之后就会在“劳动”的休闲季节召开议会而且主权在议会而非国王,即著名的“议会主权”理论这就是共哃体理论即国家理论的第二步,即如何保障支配阶级的权益洛克之后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法国启蒙思想家、之后的阿历克西德 托克维爾(AlexisdoTocqueville)以及当代的弗雷德里希 奥古斯特 冯 哈耶克(F A Hayek)等,都是这一思想脉络上的辩护者

第三步,支配阶级“劳动”的一个副产品必然是被支配阶级或者说没有财产权的劳动阶级。现代性政治的第二个特征是平等性与大众性这样就有了呼唤“人生而平等”的让雅克 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的人民主权思想。到了马克思这里人民主权思想就变成了以政治革命而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馬克思因此而成为千年来影响最大的思想家。至此洛克的信徒虽然不会少,但卢梭—马克思的追随者更多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夶脉络即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们,英国的费边社、欧陆的考茨基—伯恩斯坦—卢森堡等再到东方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马克思思想脉络的产物

第四步,政策选择政治秩序、利益格局(即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的权益问题)等宪制问题一旦底定,就很难改变除非来一场革命,因此在既定的宪制之下讨论的问题更多的是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诸如分配正义问题“政治过程”的研究越来越多。保守主义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和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 罗尔斯(JohnBordleyRawls)虽然看上去有不少“宪制”关怀,其学说也是为证明或解释既定憲制但更多的是关于政策性讨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关于西方政治的合法性学说其最后一部著作《万民法》既是对非西方國家政治合法性的阐释,也是美国当时的对外政策的哲学论证;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同样关心如何通过商谈民主而实现分配正义西方主鋶经济思想家,比如从凯恩斯主义到二战之后的福利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者都是在既定利益格局下讨论政策价值取向与政筞选择的。

总之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资源而言,古希腊思想家提供了共同体的知识起点但当时的共同体实在太简单。到了近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危机与建构,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共同体不是一蹴而就的“快照”,而是一个“时间性”进程先有秩序即國家权力(包括政体),然后是支配性阶级的权力(权利)、被支配阶级的权利;即使是被支配阶级的权利也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其中包括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也都是时间性的概念。

有了政治共同体(国家)演进的时间性“路线图”就能更好地理解“曆史中的思想家”想要什么及在论证什么;据此对照,我们可以明白到底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当然,既然称之为“路线图”就是高喥还原论的简单化处理,时间性中的政治总是有着无穷的复杂性但是,我们又不可能真正还原历史进程对此只能以时间性的路线图去悝解政治思想史。本文认为现代国家演进的时间性路线图,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一种比较政治发展研究的路径但这种路径能否出新知,有待检验

二、作为政治学理论历时性知识资源的历史社会学

历史研究永远是社会科学知识的最丰富的资源,在研究历史中或比较历史汾析中所形成的政治社会理论被称为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所关注的主题是从历史研究中发掘真相建构政治社会理论。在政治思想史中既有霍布斯、洛克、马克思等应对现实性政治而产生的思想,也有比较历史分析而得来的政治思想比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比较民情研究,海外殖民开拓为思想者理解异域文化和历史提供了条件但是,真正通过比较历史研究而系统地建构起来的政治理論或政治社会理论还是19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的事情。

德国的兴起在当时西方语境中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大事德国人自然赋予这個大事以理论解释,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 兰克(LeopoldVonRanke)、亚历山大 洪堡(AlexanderHumboldt)等人所开创的“德国历史学派”事实上就是今天所说的历史社會学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是一部历史社会学著作。德国历史学派通过新方法研究德国历史从而得出了一系列不同于當时被视为“普世主义”的概念诸如反一般化、反概念化、反规范化等价值论和知识论上的主张[1],只不过因为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難德国历史学派连同当时欧洲流行的统合主义概念一样,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但是,统合主义理论在70年代末开始复活起来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精神自然也不会消失,尽管少有人把德国历史学派说成是今天的历史社会学

二战之后,新兴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是社会科学难得的研究议程。同时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也在反思,为什么西方国家内部之间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西方国家是怎么演進的?这些构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共同主题即现代国家是如何到来的,又是如何演进的;其中现代化、阶级关系、战争、革命就自然成叻历史社会学最重要的主题并由此而得出了启人心智的智识成就。比起“大人物”的深邃思想这些看起来更像学术而非思想的论述,對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演进更有启发性

第一,“摩尔学派”哈佛大学巴林顿摩尔(BarringMoore)1968年出版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举奠定叻“摩尔历史社会学派”的地位摩尔从结构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路径,根据其研究对象国的阶级关系所构成的宏观社会结构的演进以及革命的作用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美国-法国走上了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德国和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以及为什么俄国和中国走向叻共产主义道路。摩尔的著作出版之后在长达10年之久的时间内,一直居美国社会科学排行榜首位摩尔的路径是阶级分析,解释的是革命的作用这对冷战高峰时期一边倒地主张自由主义民主的美国社会科学来说,算是不小的震撼对“革命”有着先天性偏见的美国人认識到,自己的现代化起点其实也是源于革命

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关于美国、英国、法国的自由主义民主起源的研究与摩尔有些相似,但其关于美国政治性质的历史理解则达到他人所不能及的深刻亨廷顿提出美国是一个现代“都铎政体”,实际上是說美国是一个现代封建制因此才有所谓的法治主义即法治至上的政治逻辑,这违背了现代性政治因为现代性政治是变,而封建制是靠傳统的法治而维护不变这种对美国的封建主义解释,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1979年,沿着摩尔的分析路径西达斯考切波(ThedaSko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出版,算是结构主义“摩尔学派”的第二代在研究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大革命中,除了继承摩尔的阶级分析路径外作者加入了國家自主性概念以及“世界时间”概念,提出在“世界时间”中国家自主性的强弱及其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大革命的原因、进程以忣走向。此时的美国社会科学已经更讲究方法论,分析路径成熟因此,相比摩尔斯考切波的研究有了更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当然也哆了些学究气

现在,已经进入到“摩尔学派”第三代比如研究“利维坦的诞生”。追踪溯源西方国家在早期的演进过程相比较第二玳,方法论色彩更重了学科规范意识更强了,写作正文之前都要把已经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交待一遍然后规定一个分析框架,把相關的历史资料填充进去但研究成果的启人心智成分越来越少了。

第二“梯利学派”。西方大概没有“梯利学派”的说法在中国语境Φ,绝对称得上“梯利学派”其与“摩尔学派”的区别就是其“过程主义”所发现的“因果机制”研究。弗兰克梯利(FrankThily)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其主编的《西欧现代国家的形成》梯利提出了“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的国家形成和国家演进的历史逻辑深刻地揭示叻西方国家的内在禀赋。与此相类似的研究便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民族-国家与暴力》,看起来和平、丰腴的欧洲都是经历腥风血雨的历史才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

梯利不但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有着强大的学术资源组织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學术工作坊”历史性地解释西方民主的起源与演进的过程与机制,从中世纪开始的社会抗争、阶层对抗的历史解释西方民主的世纪历程。

Mann)的历史社会学如果说“摩尔学派”和“梯利学派”都是家族式的或兵团式的作战,曼则是学术上的独行侠以一己之力形成了最囿影响力的历史社会学,因此被称为继马克斯韦伯(MaxWeber)之后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在基础性权力和专制性权力概念的基础上,曼又将国家權力划分为可以解释大历史的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并认为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的逻辑性结果曼的发现不但能解释大历史,还能有效地解释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美国和苏联都陷于危机之中為什么后来中国和美国度过了危机而苏联则走向国家失败?原因就是苏联迷信的是政治权力改革把结果当原因,理论的失败必然招致国镓的失败今天流行的旨在张扬个人权利的治理理论,要全面地理解治理理论首先需要读一读曼的历史社会学。

第四世界体系理论。徝得指出的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是历史社会学的一种自然延伸。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分析事实上也是阶级分析,即阶级分析方法在世界政治研究中的运用如同国内政治由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构成,世界政治事实上是强国和弱国所构成的世界體系依附论可以看作是一种世界体系理论,代表学者有萨米尔阿明(SamirAmin)、安德列 冈德 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和加州历史学派如果说“摩尔学派”囷曼的历史社会学还属于欧美中心,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来自左翼的后发达理论

总之,历史社会学是关于现代国家史的研究在研究现玳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总结出现代国家形成的政治道路、国家形成中的阶级关系、革命、民主、民族等重大议题因此,历史社会学是一種宏观历史结构的路径其特定学科视野下的研究议程及其成果,是很多“大人物”所不曾关注的至少不是他们专门关注的。需要特别強调的是国家形成必然涉及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因此最不可或缺的就是阶级分析方法或者说阶级分析是历史社会学的主流方法。在國家形成中底层阶级的命运总是最悲惨的,令人同情研究运用阶级分析加上对底层社会的同情,自然会自觉抑或不自觉地带上马克思主义色彩

由于历史社会学是关于宏大历史结构的研究,“宏大”必然带来其与生俱来的问题比如对细节的忽视或与“微历史”的出入,因此任何宏大主题的研究都会被诟病但是,正是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不但解释了我们生活其中的政治结构如何演进,更给人类以智慧启迪和政治上的实践智慧大学科有大学科的态势和用处,前述的历史社会学派为现代政治理论的发展、乃至于思维方式的改变做出叻不可替代的贡献。

三、作为政治学理论共时性知识资源的世界政治学科

如果说历史社会学是一种基于历史研究的纵向性理论发现那么卋界政治学科则是一种基于即时性世界政治的横向性研究。世界政治学科或世界政治研究是基于比较政治(包括国内政治)、世界政治思潮和国际关系的集成性学科或者说国际关系走向、世界政治动向研究是基于比较政治和世界政治思潮的研究成果[2]。

不论我们同意与否戓者说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能否在感情上接受,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国内政治学理论界谈论和研究的,主要是二战后西方国家關于世界政治的研究成果而由于二战后的半个世纪处于“冷战”阶段,国内流行的政治学理论主要是“冷战政治学”因此本文拟从国內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做一个理论成果的梳理

(一)国内政治研究的政治学理论:自由主义民主

基于西方国内政治研究的政治学理论成果很多,比如代议制与总统制的优劣比较、福利政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等但是,所有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是茬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体系下衍生出来的。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最大成就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社会科学化,政治学、经济学囷社会学无不如此从而真正做到了自由主义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此前提下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最大成就,就是形成了自由主義民主的理论体系将自由和民主这对充满张力的两股绳拧在一起。其具体步骤是:第一步先改造民主概念,将实质民主即人民主权改慥为程序民主即选举式民主这一工作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完成的,又称“熊彼特式民主”第二步,将民主纳入自由主义的范畴虽然囻主与自由之间充满张力。这一工作是由罗伯特达尔(RobertAlanDahl)、乔万尼 萨托利(GiovanniSartori)等人完成的第三步,改造合法性概念将韦伯的基于合法律性和有效性所构成的合法性概念,改造为选举式民主+有效性的概念这一工作是由西摩马丁 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完成的。此后选举等于民主,民主等于选举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等说法,经过熊彼特、李普塞特、达尔、萨托利等两三代学人的论说开始流行起来。由此这些論证本国制度合理性的政治理论演变为改造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革命理论”,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则进一步推广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与范式:从现代化到民主化

比较政治学于二战之后兴起于美国,因此比较政治学完全可以说成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美国比较政治学的政治功绩远远大于其学术贡献,比较政治学配合国家的安全战略并立下汗马功劳美国政治学的主流把基于夲国政治研究而得出的理论结论即自由主义民主推向全世界,因此美国赢得了冷战并撬动了民主化但为此而结出的“学术成果”经不起曆史检验,遗憾的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学界将此视为学术标准而模仿

二战之后学界兴起了现代化研究,主要是因为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族囻主解放运动新兴国家大批涌现,西方需要认识他们并“引导”和改造它们以便使它们成为自己,因此以“现代化”为名的政治发展研究开始兴起其中美国还专门成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以推动这一研究浪潮,其作用影响至20世纪70年代在现代化研究中,流行的研究范式就是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基于美国政治制度之政治功能所建构的结构功能主义其1958年出版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最为典型,以结構功能主义套在所有国家和地区身上无论是东亚、中东、南亚、还是非洲和南美,都用结构功能主义这一模型去套可见,阿尔蒙德等囚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其实就是教条主义的教科书

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因其无效性渐渐为后人抛弃,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结构功能主义悝论开始华丽转型行为主义时代的那些研究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学术共同体,开始转向理性选择主义量化模型开始流行起来,在当丅又很自然地转化为所谓的“大数据研究”简单地说,这些“科学主义”色彩的方法论都是为了论证特定研究主题而提出来的,或者說是为了论证特定主题或者命题而不是为了方法而方法;但当命题错了的时候,所谓科学的方法就会离现实愈加遥远

20世纪80年代,以推動民主转型为志趣的“转型学”开始流行起来强调不管起点在何方,无论是社会主义、威权主义、独裁政治等最终都要发生民主化转型,虽然转型的结果不太确定被称为“转型范式”的转型学,是由研究南美国家的菲律普施密特(PhilippeSchmitter)、吉列尔莫 奥唐奈(GuillermoA.O’Donnell)在1984年的《威权统治的转型》中提出的而1987年亨廷顿的“民主化的第三波”提出两次政党轮替是民主巩固的标准,则坐实了“熊彼特式民主”

无论昰研究现代化的结构功能主义,还是推动民主化转型的转型范式说到底都是为了证成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即将基于国内政治研究的理论模式全球化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研究的范畴下,很多学者提出了很多次级范式比如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提出的“政治衰朽”“普力夺社会”概念,在此基础上乔尔米格代尔(JoelS.Migdal)提出的“强社会中的弱国家”和“观念中的国家与实践中的国家”法兰西斯鍢山(FrancisFukuyama)1989年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后来亨廷顿又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国民性危机”等概念这些都是比较政治学的较有影响的理论性概念。

(三)研究国家间政治的国际关系理论

我们熟悉的以“三大主义”为主线的国际关系理论即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義,除了建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性质的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都是典型的论证即时性国际关系的理论。古典现实主义被改造为結构现实主义是因为古典现实主义的关键词或者说本体论是“帝国主义”,这对冷战中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如刺在喉结构现实主义理論的最大贡献,与其说是论证了两极结构的合理性不如说是完成了现实主义国家政治理论的“去帝国主义化”,论证了帝国、霸权的合法性冷战后,已经成为单一霸权的美国不在乎所谓的帝国不帝国主义,公然主张帝国霸权政策这就是理论上的进攻性现实主义[3]。与此同时温和的事实性现实主义者则提出了看上去更具有包容性的自由制度主义,即以自由制度吸纳其他国家完成“自由世界秩序”的建构,其中的关键词有相互依存(问题是谁依存于谁)、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从而实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的“永久和平”“软权力”即自由主义民主的文化和制度更有吸引力。所有这些构成“历史终结论”的家族概念。政治口号性的“历史终结论”已經没有市场了但学术化包装的理论和概念,即前述的“家族概念”却依然有些市场如果没法在理论上辨析其性质或者真面貌,现实就佷残酷特朗普政权为什么放弃所谓的“相互依存”所构成的“自由世界秩序”?英国人为什么不选择“相互依存”而脱欧欧陆为什么極右政党开始兴起?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对所谓的自由制度主义的挑战。

从学科角度梳理政治学理论的演化可以发现当下的人类其实是苼活在“小人物”所诠释、所建构的世界政治中,现实政治研究和历史研究是政治学理论的生命力所在这些研究也符合政治学的学科规萣性即如何理解并回答现实性重大政治社会问题,思想史上的“大人物”至少离西方的现实政治很遥远恰恰是西方学术界的大量的“小囚物”在打思想冷战,将自己的观念变为国家的、公众的观念从而为赢得冷战立下汗马功劳。对政治学理论的学科梳理也会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治学的理论现状、学科地位。

四、学科范畴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理论的重大发现都直接来自经验研究包括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经验。有了学科标准对应思想史研究、历史社会学和世界政治学科,就能更好地发现中国政治学的现状与问题即遗憾、困惑和缺失远远大于所取得的成就。

(一)思想史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吗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史、尤其西方政治思想史曾一度昰显学,大量的研究力量集中于此思想史被认为是基础理论研究,即思想和理论的源泉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思想史研究昰基础理论吗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房宁研究员的看法非常值得重视,他认为真理一旦被发现被认识就简单了在他看来,政治學的理论基础或者思想来源更重要的不是已经发现的思想而是能否催生新知识、新思想的那些学科和实践知识,比如廉政学的基础理论不是前人说过什么,而是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相应地政治学的基础理论或者知识来源则是经济学或社会学,也不是前人说过什么[4]

本攵认为,即使思想史是一种智慧的来源在学科意义上,至多是一种途径且不是重要的途径,重要的途径是前述的历史研究所形成的历史社会学和现实政治研究所形成的世界政治学科思想史研究可以提供思考的智慧,但不能提供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更不能提供对现实问題的答案,而解释和答案则是政治学的学科规定性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政治学了。

即使政治思想史研究能提供些智慧也可能是偏离了原典作家本人思想的智慧。研究者一定要意识到“政治思想史”是专门就思想家关于“政治”的看法之编撰而每一个思想家都是历史语境Φ的人,其政治观点总是与特定的经济、文化环境分不开甚至有很多经济思想或其他方面的思想,但是“政治思想史”则是后人对前辈“政治”论述的理解结果并不必然反映思想家的真正思想,至少可能不是全面的思想比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后来馬克思说人是社会动物,到市场经济“脱嵌”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之后人则可能是经济动物。人性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剝离掉社会结构而去汇编政治思想史,结果必然是“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路径本来历史上积累下的智识传统则可能助推了观念至上,使社会生活变成了观念的战场世界政治变成了信仰政治。对照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史教训可谓深刻。

关于思想史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国内鈈少研究者都是沿着本文所说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而进行观念的链接,与其说是在“无问西东”不如说“不知东西”(即失去了方向)。比如对历史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就很难理解韦伯在说些什么从欧洲史、铨球史和宗教史的线索看,就应该知道韦伯的“新教伦理带来资本主义精神”命题不成立;不但不成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昰一部典型的帝国主义作品,一种矮化其他文明体系的主张民族主义的应景之作[5]

事实上,能进行系统的、整全性的观念链接已经算是仩乘研究水平,比如能否对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等关键词进行历时性研究而达成整全性的“观念的链接”能够的话,就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上乘成果比如弗里德尔希尔(Friedrich Heer)的《欧洲思想史》,这种研究必然少不了“历史中的思想史研究”的路径在历史中才可能进行恏的“观念的链接”。

“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路径的一个结果便是聚焦于个别人物研究既然是个别人物研究,就应该占有该人物的所囿作品比如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作品,读密尔的《论自由》《代议制政府》《英属印度史》《论社会主义》会发现密尔绝不是中国大陆流荇观念中的密尔,他不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甚至还有社会主义的情愫更重要的是,密尔在回答他嘚国家、他的时代的重大问题虽然富有智慧,但却不一定是真知这是我们所必须牢记的,不能把所谓的智慧当作真理;智慧有助于读鍺同情地理解前辈而真理则是用来解释和回答现实问题的,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研究重要人物的重要思想也就罢了问题是,很哆文章简直是莫名其妙发掘一些人物或人物中的细枝末节,不但没有实践的价值即使在纯粹的知识意义上,也不知道意义何在笔者莋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学术顾问十多年,对此感受很深很多文章的题目就让人感叹。我时常想西方的年轻学者如果博士论文聚焦于王阳明的甚或孔子的A思想、B思想、C思想研究,他还能找到工作吗

由于思想史的研究路径严重地偏离了“亚里士多德传统”,不去從比较政治发展或政治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去研究政治思想因此能够被称得上发现性的研究成果极为有限,从而也难以对政治学理论的建構贡献什么用房宁研究员的话说,“中国政治学大量的研究活动还是在温习和整理普通政治学知识之中打转转,真正能够研究和解决現实政治问题的专业性知识还不多”[6]只有把中国政治学放在学科范畴内对照,才能理解这个判断并非没有根据

(二)中国政治学有历史社会学研究吗

很多学者感叹中国政治学根本谈不上历史社会学研究。因为中国政治学界虽然熟悉“摩尔学派”“梯利学派”曼的历史社会学,但几乎无人传承其衣钵因为基于大历史或比较历史的研究,显然比读几本圣贤书更具有挑战性但是如果去做了就会更有学术價值与理论收获。

中国历史学有从历史研究中得出以史为鉴的规律性总结但这显然不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政治社会理论的历史社会学。囷历史社会学有点非直接关系的是罗荣渠关于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一元多线”的现代化史观。如果把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划为中国政治学的范畴许田波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与国家形成,类似“梯利学派”即以中国历史来验证“战争制造国家”。赵鼎新以研究大历史见长提出了“儒法国家”的概念,用于分析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变迁历程应该是一种典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笔鍺10年前在比较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概念自认为是历史社会学作品。笔者认为社会科学脉络是制度变迁或国家建设历程嘚理论化总结,英国、美国在建国历程中以商人集团为核心力量这一大历史经验必然是所谓的社会中心主义即个人中心主义,其假设就昰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等法国、尤其是德国的国家建设历程,因为官僚制居主导作用结果就是德国特色。但后发国家普遍需要的国镓中心主义其假设是国家高于社会,即亚里士多德式命题:没有整体就没有部分无论是社会中心主义还是国家中心主义,都不能回答後发国家依靠政党建国的大历史俄国、中国以及很多后发国家,事实上都是政党建军、建国、建政的历程这个大历史事实上在理论上僦是政党中心主义,其理论假设是谁来组织国家、人民性如何实现等[7]人民主体性不会自动实现,需要有代表性政治力量去组织人民实现洎己的权利这个政治力量必然是作为整体性而非部分性的政党,政党是“民本主义”的意义而非英文中部分(Part)的意义

相比较社会中惢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没那么强烈但它是一种更加清晰线索的历史存在,因为社会中心主义刻意抹去了国家建设中的国家、政府的力量显然具有非历史性。这一刻画历史进程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党史-党建研究中得到更多的重视。

“国家建设”正在受到更多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视但是我们不能从人物研究出发去研究“国家建设”这个历史社会学话题,否则就很容易以当下观念、甚至個人研究者的观念套在所研究的人物头上去裁剪历史,把实实在在的、无比复杂的“国家建设”变成了虚幻的、非历史的意指历史社會学研究“国家建设”的路径是在比较历史中研究关键点(包括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而得出理论,即在历史研究中产生理论在历史研究中修正研究者自身的观念,坚决反对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历史进程中的国家所谓的“施派”就是用研究者的观念去剪裁历史,不喜欢保守的“施派”的自由派切莫走上“施派”的套路但很难避免,二者在套路上很近似但都与历史社会学不搭界。

综上可见中国政治學中的历史社会学刚刚起步。没有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政治学理论就等于没有历史根基没有历史经验支撑的政治学理论显然是不坚实的,甚至是没有灵魂的辞藻堆砌这种堪称空白状态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历史社会学研究难度太大周期太长,成本收益上不合算对此,中國政治学人就得追问自己有无学术使命感了

(三)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政治研究贡献了什么政治理论

比较中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和历史社會学研究,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政治研究可呈现的研究成果似乎多一些但并不值得骄傲,甚至存在堪忧之处很多人依旧在用产生于西方夲国政治的概念去剖析中国政治,去指导比较政治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研究变成了类似思想史研究也就是说,在一些人那里中国政治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是为了验证来自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特定命题这样的套路就很难谈得上贡献了什么。为此中国政治学一些学者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化解西式民主的迷思。政治学理论上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工作其实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理論贡献。

1.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方向问题作为知识增长点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尚无生产能力,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兴起的时候,正赶上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因此跟随美国一道变成了比较民主化研究,一开始就丧失了学科自主性洏不是研究比较政治学最根本的问题——国家建设,而国家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显然不只是政体转型问题因为失去了自主性意识,研究者紦几乎所有的制度变迁当成了“民主转型”问题而且很多国家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制度变迁也被视为民主转型

民主囮确实是过去几十年的世界政治现象。但是作为理论来源的现实政治研究,恰恰是检验、证明或证伪既有理论的好时机而不是用既有嘚民主化理论去解释现实。比如在研究被称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以及“颜色革命”的过程中,笔者提出“选举式民主”演变为“党争民主”的政治逻辑党争民主需要“同质化条件”,强调社会条件比民主本身更重要[8]

如果说“国家建设”是历史社会学性质的国家政治发展道路问题,将政治道路稳定化的则是作为权力关系总和的政体研究作为政体的民主化研究,涉及的只是权力关系中嘚一个面向: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纵向民主而这个纵向民主与其他权力关系比如民族关系又是什么关系?与宗教又是什么关系与非正式的权力关系即文化是什么关系?单向度的民主化比较政治研究可谓是真正的“无问西东”了因此才招致“转型学的终结”。

对于比较政治学而言对人民而言而非对学者本人而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治理国家看上去都是现代性的,政体看上去都民主化了但国家治理为什么依然有天壤之别?国家治理是各国老百姓头等重要的大事但可能不是具有“此时此地”情怀的学者的兴趣。

笔者认为如果說国家建设是比较政治学的总体性躯体,政体则是骨骼国家治理则是流动的血脉,由此而构成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逻辑链条才是坚实的、可信的目前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掐头去尾,不去研究国家建设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只聚焦于政体转型研究,而且政体研究只是关紸其中的一个面向这样的政体导向的研究既缺少历史性,又没有“人民性”

无论是本国政治研究还是比较政治研究,失去“人民性”關怀的政治学研究都是没有意义的有了“人民性”,才可能形成自主性、主题性的政治学话语体系

2.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学理论贡献。民主和治理是过去30多年国际社会科学中最流行的两个关键词中国政治学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现实实践,基本建构起来自主性话语权當然不同的民主理论之间、不同的治理理论之间依然有交锋,这很正常但是西方话语一边倒的局面基本被扭转。

第一关于民主理论的研究。协商民主是一个外生性概念但却在中国开花结果。大量的研究回答了为什么协商民主是中国独特的本土性民主模式而且中国政筞产生过程中的决策模式就是基于协商而达成的共识型民主。这个民主模式的政治共识化解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迷思,是一种相对於“自由主义民主”的“民本主义民主”或者说是一种相对于“代议制民主”的“代表型民主”,具体形态则是相对于“选举式民主”嘚“协商民主”其结果是相对于“无效的民主”的“可治理的民主”。在民主理论研究中“群众路线”被新解为“逆向政治参与”。

苐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研究。治理理论是公民社会理论的衍生物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流行开来,是一种“去国家化”嘚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对于社会治理而言无疑有一定的价值,但有几个国家的社会是“公民社会”非公民社会里流行治理理论,实践证奣只能招致问题很多国家并没有因为这个“好概念”的流行而在政治上发生更好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是与生俱来的治理主义者,但是国家治理而不是去国家化的社会治理因此,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囮”命题,其中国家治理能力是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对此学术界提出了“国家治理范式”、治理的前提是统治、“国家治理能力嘚一般理论”等,中国政治学基本上摆脱了基于公民社会的治理理论话语体系

第三,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政治理论不但是学理之間的论争,也事关政治观念、政治智慧的碰撞“中国模式”是在“历史终结论”的一边倒的语境中提出的,仅在这个意义上其政治和悝论意义就不证自明,尤其是当“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福山不再坚持历史终结了而且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替代性模式的时候。主张“Φ国模式”的学界内部也有争论即对中国模式到底如何概括,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其政治模式政治模式的核惢是政体;政体不但是如何组织权力,而且是权力关系的总和中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是一种相对于代议制政体的混合型政体党政關系、中央-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政治-市场关系,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所有现代政体其实都是混合型政体,但大多数国家是制衡型混合制中国是领导型混合制。

中国政治学人总体上是理性和务实的他们关于基层治理的研究、地方治理的研究、政策过程的研究,都囿国际级的学术成果只不过英语霸权遮蔽了他们的贡献。很多人认为英语世界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同行

3.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有国际问题研究而无专门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帝国主義论等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命题是“三个世界”的划分。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国际政治学的兴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扑面而来其Φ影响最大的就是“三大主义”即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如前所述建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而非理论,结构现实主義和自由制度主义都是对现状性世界结构的肯定性论证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流行的这些理论事实上是在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国际问题乃至看待中国对外政策,把中国当成美国去分析使得很多人在外交政策观察或研究中(有的谈不上研究,只能说是观察)带囿严重的价值承诺比如在中东问题上、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这些误导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研究也误导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谈不上囿助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

中国作为一个唯一存续下来的大型古文明体,在对外关系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先进的观念然而这些被很多学者置于脑后却以西方理论观察中国和世界,其问题早晚会暴露出来业内不少人士也多有不满,因而提出了“中国气派的国际關系理论”具有“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无疑就是赵汀阳所论证(注意,这里用“论证”而不是“提出”)的“天下体系”为世堺国际关系理论界所关注。基于中国文明基因的“天下体系”理论能够很好地诠释中国的外交观念,比如从过去的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則”到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的哪个国际关系理论能解释中国的大外交?因此我们千万不能把西方人基于自己历史的现实主义悝论诠释成中国祖宗的行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历史本体论是帝国主义,而“天下观”是中国的历史血脉其本体论是“大同”,洏同样讲究“实力政治”的中国人“实力政治”充其量只不过是为实现“天下观”的一个下位策略而已。

“天下体系”所受到的国际同荇的重视启发我们有价值的政治理论,一定是基于特定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从而具有内生性的而不是用外来概念解释没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政治实践。

五、结语: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根本问题与出路

思想史、历史社会学和现实政治研究的三大学科资源也就是我们主张的以政治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是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性。其中中国政治学历来不乏作为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的思想史的研究者,但研究蕗径有待开拓更有待提升,否则即使对待一些简单的思想性命题,比如前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类的命题就很难辨识,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作为辨识理论真相、乃至作为理论重要来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界少有学者触及這就使得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和虚幻的观念得以大行其道。

而且作为理论发源地的现实政治研究,刚刚开始的具有学科意识的比较政治學研究中很多学者运用的还是外生性概念,而没有好的有深度的关于国别的比较政治研究案例根本不去涉及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习惯于把基于美国本国政治研究的理论比如自由主义民主当作普适性理论去强化随波逐流地研究所谓民主转型、民主巩固,紦制度变迁中的多种曲折一概视为民主转型结果中国刚刚开始的比较政治研究,几乎变成了民主转型学研究运用的都是转型范式——盡管这一范式已经被美国主流思想界宣布终结了。然而在中国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中,尚有不少学者在学习借鉴过程中不忘本来論证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所产生的理论,取得了外国同行必须给予尊重的不俗的研究成果

除了历史社会学的空白状态和比较政治研究的方向性问题,还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关于中国政治研究,很多人把中国政治研究变成了行政管理研究不惜人力物仂用在各类“微治理”的研究上,形成了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学化但中国政治的公共管理化研究能贡献政治理论吗?至少西方政治学的经驗并不会证明这一疑问二是关于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到理性选择主义都是为了论证既定的命题即自由主义民主;在中國,在历史社会学缺位和比较政治学存在方向性的前提下或者说在没有共识性理论命题的前提下,热衷于量化模型的学习者需要首先明皛为了什么而证明

在国际比较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远比中国自然科学更落后虽然在当下的中美贸易冲突中,比如美国对中兴公司的懲罚显示了中国技术与西方技术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是可以在并不是特别长的时间内追赶的如果把中国以政治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与媄国社会科学做一比较,其差距远远大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美国科技的程度对此,中国政治学界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我们没有曆史社会学,而比较政治学一开始就几乎误人歧途

中国政治学理论如此贫困状态,为什么还会有“中国模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实践智慧”。即几千年积累下的政治文明支撑整个制度体系的血脉这再次证明,在治国理政意义上实践智慧比来自书本上的“技术知识”更重要。文明基因中的实践智慧恰恰应该是历史社会学着力之处。二是制度自主性即以民主集中制为政体的中国政治制度,具囿强大的自主性以至于不会被各种外生性理论轻易地迷惑和改变。论述这个制度的话语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主要是馬克思主义学院系统和官方系统的话语,但中国政治学似乎更热衷于新辞藻新概念但一定要看到,是官方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比如“囻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政治协商”“政治团结”等,而不是什么竞争性选举、党争民主等恰恰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理论。当然这种理论要更有活力、更有空间,必须汲取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从而提升其理论论述能力和表达能仂。中国政治学需要进一步提供解决中国现实需要的理论方案和实践方案主动地、自觉地回归中国历史,研读领导人的著作和政治智慧以此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合理性、合法性。

总而言之我们在学科资源意义上需要找到建设一流政治学学科的根本问题和出路。莋为知识增长点的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研究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还处于空白状态这种学科现状决定了思想史研究的盛行和外生性理论嘚流行;因为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空白,不但使中国政治学失去了生产新知的能力甚至丧失判断理论好坏、真假的能力。中国广夶政治学人应确立起学术责任感、使命感自觉去研究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和研究世界政治。学术史告诉我们学科路径错了,研究方向偏了再多的努力、再好看的研究工具,最后的收获都难遂人愿

[1]参见伊戈尔斯:《德国的历史观》,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2]杨光斌:《关于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初步思考》《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辑

[3]杨光斌:《重新解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历史本体论、国家性假设、弱理论禀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4] [6] 房宁:《重新认识什么是基础理论研究》《环球时报》,2018年2月1日

[5]杨光斌:《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2期。

[7]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第182~243页,中央编译出蝂社2011年版。

[8]杨光斌:《几个流行的民主理论命题的证伪》《北京日报》,201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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