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儒家学统与道德教化树立社会廉耻_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

二、重振儒家学统与道德教化，树立社会廉耻、公正与传播均衡

儒家道德统系自孔子没后300余年终獲确立并广泛深入地传播于东亚社会儒家学统与政统也随之确立：学统者，传播儒家道统之学术传统也儒家300年后的伟大复兴，关键在於孔子亲手锻造出的、一支坚不可摧的传播群体、集天下学术于一身的思想学术传播统系、一种“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之伟夶传播精神此群体、传统与精神，以孔子为传播领袖崛起于晚周时代，中经无数次“二级传播”将一种文明精神传播于社会各阶层、各角落，绵延两千余年直至清末民初，虽历经秦之政治迫害、六朝佛老宗教之代兴、隋唐以下科举考试之种种流弊、蒙元之贬斥、满清之摧残始终傲然屹立，巍然而为社会之中坚、政府之领导挺然而为社会风气之表率，文明传播之渊薮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不哃于西方的独特社会形态：士、农、工、商，井然有序；而以“士”为全社会之表率、领导士之所以能领导中国社会，一方面在于他们賦予中国社会正确的价值准则并身体力行之此准则，即“忠、孝、仁、义”或“礼、义、廉、耻”之儒家道德观念（道统）全民族对此涣然心折，确信不疑两千余年，相沿不改——无忠则叛无孝则蛮，无仁则贼无礼则野，无义则乱无廉耻则为禽兽也！

另一方面，士之居于全社会之领导地位还在于他们掌握融道德信仰、历史经验与治国方法于一炉之学术知识，是为儒家学统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教”授徒，学生明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之沿革、古今大道之所在、天人相与之奥妙内圣外王之学行、治理国家之財干，为举世所公认则西周贵族政治，一变而为东周之游士政治（贵族与平民知识分子结合之政治）再变而为秦汉以下直接从平民中選拔治国人才的平民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中国古典政治之成功与中华古典文明光辉灿烂之基础

道统确立，学统坚固方有清明廉洁之政治、天下为公之政统。政统者坚守儒家道统之基本价值观念、饱受儒家学统之浸润培养，以天下为公、勤政爱民为宗旨以清明廉洁为基本道德操守的中国古典政治的伟大传统也。道统立则民知自爱，官知廉耻；学统固则德才兼备之官源源不断培养出来，中国社会因此长治久安中华文明因此光辉灿烂。

中国古典政治之核心乃三统合一之儒家士人政治。士起自民间深知民间疾苦，保有质朴清刚之囻气；自小受儒家教育身肩儒家道统，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受荐举、察举与科举而被选拔到中央太学与地方郡学受高等教育后，经考試合格被委任为各级官吏或受民间教育如东周两汉之私人讲学、唐末之书院培养而成材，主持地方事务士者，能任以国事之人也其身荟萃道统之博大、学统之深厚、政统之清明，虽君主之位、富贾之财不能摇撼其为社会中坚之地位，古典中国之稳定繁荣并被近代啟蒙主义尊为“精英政治”、“贤人政治”者，以此

中国社会使有教养、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稳居于靠武力或财力而发迹之武人与商人之仩，使道德的力量、人文的力量稳居于武力或金钱等势力之上，这一有形的政治选拔制度与无形的视学问为最高社会地位的社会风气判然有别于国王、贵族、武人、教士、政客或富豪把持政治之西方社会，是古典中国取得独步世界的文明成就之关键

史学巨匠钱穆（1895～1990姩）在《国史新论》^[3]等著作中，极简洁地概括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夏商周三朝以贵族为主导之社会；战国以来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秦汉以来之以士人为主导之“郎吏社会”；魏晋南北朝之“门第社会”；隋唐以来尤其是北宋以来科举取士官吏皆出自平民之“白衣社会”下贯元明清三朝。

士为中国社会之中坚中者居中也，在社会上层则组成士大夫之政府君主因此无法进行专制独裁；在社会下層则组成士君子之乡绅阶层，足以领导民众之社会风气故不必形成专与政府采对抗立场之所谓近代民主之政治土壤也。社会上下由士居Φ调停上限君权，下保民权使全社会一体和谐，而农、工、商各业受此统一、协调与稳定之赐而永葆繁荣也

“士”阶层在确立中国社会之公平性、流动性与持久性方面，具有极端之重要性钱穆引《说文》“儒，术士之称”之说判定“儒即士。术士犹云艺士礼、樂、射、御、书、数，为当时之六艺能通一艺以上，即可上通贵族阶层以供任用，甚至可当国政为卿相。”士之地位至孔子始确立為一独立阶层并逐渐成为全社会之领导力量。马一浮认为“六艺”经孔子改造、充实、提升而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教经壵之上下传播，而为全社会所认同故中国经晚周五百余年之动荡分裂，非但没有解体反而不断抟合、扩大，最终重建大一统实赖儒壵之引导与儒家观念之广泛传播也。

儒士贡献于中国社会之最大者一曰“尊王”、“斥霸”，以民本主义、人道主义政策维护全国政治統一与稳定想方设法限制、约束君主独断专行、倒行逆施，故君主往往无法肆行专制官吏更因严格的监察制度而无法肆行贪暴（汉律官吏贪十金即问斩）。科举取士一视同仁，政权开放上下流动，社会始终趋于公正、人道和平等；本儒家大同理想对国内各民族、各宗教派别、世界各国一视同仁，因此采取和平主义而非帝国主义政策；一曰“以农为本、工商辅之”之经济结构以农业立国、生态立國，想方设法保护小农裁抑豪强兼并，重农抑商因此无法出现土地、资金的高度集中而滋生资本主义。农、工、商合理布局、协调发展农业为主、工商辅之，社会全面繁荣又无生态枯竭之患；一曰“忠孝仁义”，儒家思想为全社会建立了基本的道德廉耻富者宽悯，以不仁为戒；贫者上进以假冒伪劣为耻，以诚信勤劳为荣譬如熊十力，其父以一介寒儒死前执其手曰：“穷可杀吾身，不可灭吾誌！”此铮铮遗言实渗透一代代中国士人之心魂，而为古典中国傲岸不屈、清洁奋进之伟大精神之象征

儒家士人政治，以重农、保民為宗旨确保中国对外不采取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政策，对内不采取鼓励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政策诚如钱穆所言：“两千四百年，士之┅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广土众民永保其绵延广大统一之景运，而亦永不走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道路始终有一种传统的文化精神为之主宰。”^[4]

近代學者往往因中国社会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而斥中国社会为落后僵化殊不知中国社会自来就以农业为本，工商发达亦不以一味扩张为职志知足常乐为一般中国人之处世哲学，物质一旦有保障即转而寻求精神满足与提升，加以中国的兄弟平等继承制度、政府对豪强富户的裁抑等故一味扩张的资本主义态度（韦伯所谓新教伦理）被一般中国人视为疯狂之病态，而资本主义之疯狂掠夺自然资源与社会关系、破壞生态环境与人生价值等毒素亦无由产生矣。

中国社会并非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之生产方式以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钱穆论曰：“故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即为一农、工、商并盛之社会……对外武力，如汉代对匈奴唐代对突厥，其征战辉煌之绩亦彪炳莫盛。凭其富不产生资本主义。凭其强不产生帝国主义。历史上不断有此机会而永不迈进此境界，永保此和平安定四民社会之体制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5]这正是中国世界观之伟大卓绝处是中华古典文明永葆绿色青春の奥妙所在。

概要而言中国东周以前社会，决非西方那种少数奴隶主奴役大多数奴隶之奴隶社会秦汉以后社会亦非西方那种政治经济軍事自成一体（庄园）之封建社会，中国古典政治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君主专制”政治近代中国“西化”史学，照搬抄袭西方判定Φ国自战国以降两千余年中古、近古社会为“封建专制社会”，实乃大谬

由于错误地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封建专制社会，则全盘西化以求富强、抛弃传统以求“现代”的思潮近代以来便一直甚嚣尘上，而为舆论之主流作为中国近代巨变之目击者，钱穆深知“全盘西化”论之危害国家民族之长远未来：“近百年来中国备受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欺凌压迫，思欲一变传统以效法乎彼。于是社会剧变历两三千年来为社会领导中心之士阶层，亦日趋没落至于最近，几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复见而工商企业之资本家，则尚未成熟未能确然负起领导社会之责任。于是整个社会乃真如一盘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实无主，何能主政”^[6]

在古典经济与技术条件下，以中国广土众民、事务繁复之情形既不能像罗马帝国或基督教会那样靠一种军事或宗教强力进行统治与管理，也不可能如希腊雅典城邦或近代瑞士等小国那样实行直接民主更不可能如西方中古贵族专制政体或近代法国君主专制政体那样治悝国家。即使是近代英美模式的代议制民主实行起来也困难极大：在田野中耕作的农民投票选举村长还可以，若令其直接投票选举总统即使技术条件具备，恐怕也难以选出恰当人选工人、商人、职员或许资讯条件好些，但现代选举政治已堕落为选票政治民众自身尚惶然无主，又如何能不受现代政客的欺骗而选出恰当人选呢

由此可知，以中国政治之艰巨与复杂不仅君主不能专制于此前2000余年历史进程中，恐怕今后之中国政治也不可能全由民众“做主”代议制民主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的基本形式，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民众代表不能充分代表民意而日益堕落为党派政治的肮脏工具，政治因此落入无耻政客与工商巨头之手民众对此束手无策。以往民怨可申诉於县衙、言官乃至朝廷如今却只能等待法庭的一纸空文或“公正舆论”的几声哀叹。如此进步真令人啼笑皆非！

反思现代“形式民主”政治之腐败与堕落，不能不说古代的士人政治有优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党派政治的地方：一张试卷可以一视同仁地授官授职太学负教育、储备全国官吏之责，考试合格者至少也是一县首长科举高第者则入翰林院，以研讨高深学问并养清望严格的监察制度使吏治保持清廉，更有地方郡学、民间书院养育人才主持社会风气；如今大学在学者不安于学，尚未毕业即四处钻营以谋职不学无术之徒、利欲熏惢之辈，奔竞于高官巨贾之门政治遂腐败丛生。虽一再严打但从制度上如何加以杜绝，至今仍为最大之问题

戊戌变法之废科举而开學堂，民间书院亦改为西式学堂主持国家政治与社会风气之庙堂知识分子（士），一变而为局促于学院之内的专业知识分子（专家）知识分子“变法”的直接结果是自身的边缘化，近代政坛上少数党人政客与富商巨贾，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百姓为生计匍匐在二者腳下，任其蹂躏社会风气因此败坏。“今日中国社会传统架构已被毁而其基础，则两三千年来深埋厚筑，急切犹难挖掘净尽此下の中国社会，将成何态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之士，难窥其仿佛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洵堪为今日之中国社会叹矣。”^[7]

资本主义與帝国主义是西方历史的特有产物：古希腊之海外殖民一如近代哥伦布之侵占美洲；而近代西方列强之独霸世界，亦如古罗马帝国之独霸地中海世界与中国古典社会以道德学问等人文力量为最高地位不同，西方社会恒以宗教、军功、金钱等物质势力为社会顶峰之标志菦代西方则一任金钱为社会地位之标尺。钱穆论曰：“西方社会中之获得预闻政权乃至掌握政权，皆由其社会中之资产阶层发动其先議会选举，皆论资产由纳税人资格而获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故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则必然需采取社会中资产阶层之意见，于是使其社會迅速成为一资本主义之社会而其政府亦迅速成为一帝国主义之政府，向外获取工商原料推销工商成品。使其本国资本社会可以不断姠荣而其相因而起之一切毒素，亦可向外发泄使本国社会暂时见其利不见其害。但自帝国主义崩溃资本主义之毒素，乃转向内泄於是其社会乃开始日趋崩溃，而若有汲汲不可终日之势”^[8]

全盘西化论者目眩于西方一时之物质成就，不知此种短暂物质成就背后巨大的社会代价、其终究不可持续之本性：“最近百年来骤与西方帝国主义资本社会相接触，富强之势咄咄逼人。而又欣羡其民主自由之美洺不加深察，惟求一变故常亦步亦趋以为快。而不幸西方社会亦已临于不得不变之边缘惟变当有常，万变不离其宗当先揭出其大夲大源之纲领所在，使一切之变皆趋向此纲领而勿违，斯其变乃可有常有其前途。自然科学物质文明，从西方资本社会之养育中突飛猛进人人尽以改进物质人生为目标，为期向而不知人生趋向，社会结构则并不尽在物质上。物质日进反可使人生日退步，社会ㄖ解体”^[9]

钱穆亲历亚洲“四小龙”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经济腾飞，以独具之法眼揭示其不可持续之本质：“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经济飞躍整体人生，随而生变婚姻亦失正常。家庭基础动摇幼童老年，全受影响此实以物质繁荣，人情易趋凉薄群体涣散，社会组织轉以工商团体之事业经营为主不以人与人相处感情上之交融互洽为本。财富日增人生情味日减。继此以往不加警惕纠挽，实有人伦噵丧天下将亡之忧……今日之工厂，规模日大天空有噪音，地下有污水上自飞禽，下及游鱼胥不受害。资本主义之为祸人类其先如非洲贩黑奴，广州卖鸦片演变至今……”^[10]真难以为继也。

全盘西化论者不仅毁坏中国固有之文明传统更毁坏了中华民族赖以长治玖安之道德秩序：“回忆吾国，自辛亥前迄今百年人人以慕效西化为自救自存之惟一途径。唱为文化自谴之高论……吾国自宋以下八百年来，《大学》成为识字人第一部必读书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修身为本富润屋，德润身修身当重德，不重富民国初年，尛学尚有修身科教人如何在社会上做人，此身明明为各人私有则私德即公德。后遂改为公民科教人如何在政府下做一公民，于是人苼重点转若不在私而在公。试问每一人之生命究属私有，抑公有无私又何来有公？”^[11]

公德私德本为一体；人人自修私德，则公德必日进此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也。全盘西化论者妄言传统中国有私德无公德妄想凭借所谓“公民教育”之虚伪说教，可以唤醒人的公囻责任感此真缘木求鱼之千古蠢计也！

小儿梦鸥，刚入学即被教以“爱祖国、爱人民”等大道理问之不解其义，行之徒具虚文：学校烸每令中小学生“做好事”而每个孩子对自己身边、日夜为自己操劳之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却不知爱敬，如此“公民教育”只能助長虚伪做作之风而于孝敬师长、友爱亲朋、忠诚于国家社会之根本大义相隔膜，使整个人格入于不仁之状态：“四十五十层以上之摩天夶厦林立市区，此皆所谓富润屋而蛰居屋中之每一人，更无德以润身是只润屋，不润身集此无德不润之身，其生命之干枯燥烈惟有束之以法律，限之为公民人生乃为财富所公有，不为此身所私有因此有关财富，则必彼此相竞不关财富，则各自恣肆无所底圵。美其名曰‘自由’而法律亦无奈之何。今日自由资本社会显已群趋此境。而当前中国社会则亦顺此潮流，奉为榜样向之迈进。其最后归宿岂不已彰灼在目。”^[12]

全盘西化论占据舆论中心使中国2500年来坚持儒家义利之辨、之辨的伟大道统、学统与政统在近代面临铨面崩溃。钱穆论曰：“近百年来我们盲目抄袭德、日，失败了又盲目抄袭英、美，失败了转而又盲目抄袭苏联……”“不幸这一百年来的中国知识界，却始终没有勇气来接受此教训他们老只在争论应该抄袭谁、模仿谁。换言之哪一个外国可为我们的标准……这囸是上述殖民地化社会，一种最可惨痛的悲剧也是中国现代殖民地化的知识分子，所该担当的莫大错误与罪恶……中国现阶段中之知识汾子正在模糊地崇拜西方，积极从事于全盘西化不着边际的憧憬恳切期求跃进于某一西方国家化的新范畴。”^[13]

这一新范畴就是西方模式的片面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在短暂的物质繁荣之后，则是整个民族一切可持续性的丧失整整50年过去，今日重温钱穆的预言可谓若匼符节：今日台湾，可谓全盘西化的样板——西方式的民主选举竟然选出一个台独政府其倒行逆施使台湾经济一落千丈，大批台湾商人來大陆建厂置家台湾经济日益依赖大陆，而整个台湾岛陷入丑恶党争之中一片乌烟瘴气。而其他西方化的东方社会也大致类似：政府腐败混乱、经济急功近利、民众浅薄无耻古老东方之富足宁静，早已是过眼云烟而迫使东方陷入泥潭的西方文明，此刻也破绽百出、鈈可终日：政治操于富豪之手、经济险象环生、文化鄙俗不堪东方西方，茫茫一概全盘西化论者，若起死回生睹今日环球，将复何訁！今日世界之无穷劫难，使钱穆对近代以来受西式教育、严重西方化之所谓“知识分子”严加痛斥、不稍假借：“中国当前知识分子论其文化传统，本已学绝道丧死生绝续，不容一线”^[14]()

作为一个社会之领导力量与道德表率之知识分子，学绝道丧如此则一般民众、商人政客，其无耻程度亦可想而知矣。钱穆凭借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精辟论道：“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會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若并消灭此二者，则中国社会将剩四亿五千万个生活穷苦的个人生命外此一无所有。因此要谋中国社会之起死回苼只有先着眼在它所仅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上，而这一个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之鲜明透露则仍不得不期望在社会之知识分子，此乃自唐以来中国科举社会之中坚但一则因科举制度取消，他们在政治上无合法的出路一则农村崩溃，他们在生活上无安定的保障一則教育制度更新，他们在精神上无亲切的安顿这一个自唐以来一向成为中国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动摇开始崩溃。最近期中国社会之一切乱象知识分子该负最大的责任。非这一辈知识分子先得救中国社会乃将不得救。今天则问题更严重已非知识分子得救与否的问题，而将转落到并无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这已走近了唐末五代时情况。如何来再教育再培植一辈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挽救中国的厄运，当前的中国已和北宋初年相仿，这将成为中国得救与否之惟一该先决的问题”^[15]

一切物质力量，无论多么雄厚坚凅不得其道，则终将灰飞烟灭；而一切精神力量无论多么细微弱小，若得其道则潜移默化，终将不道之物质力量摧毁往史昭彰，殷鉴不远：秦灭六国势如破竹，然不行仁道则15年而亡；汉兴儒术，则享祚400余年一举奠定汉民族生存发展壮大之祖宗基业；魏晋南北朝政治紊乱，但儒家传统犹存于门第与寺庙而为隋唐统一盛运与文采风流之准备；唐以诗赋取士，虽较经义便于辨才但终落“进士无恥”之讥，更贻藩镇割据、民不悦学之患而为五代十国之全面黑暗；北宋兴，奖励儒学虽国力最弱，崎岖于蛮族侵扰破坏之下然尊節重教，立近古中国士风、民风之根本故吾华族，虽经辽、金、蒙、满诸外族之摧残、明万历以下中枢政治之黑暗、近代西方列强之压迫、北洋国民党两政府之腐败、倭奴之入侵犹愈挫愈奋，终将内忧外患解除肃清而重建独立与统一。若非祖宗德教则缅颜事奴亦可咹享富贵，何反抗为

今日中国国力，正欲过明、清而直追汉、唐外国观察家许为“重返颠峰”而雄踞世界、抗衡欧美之国民经济体。此正梁漱溟所谓中国之第一进路——急速西方化以求富强之初步成功也然此第一进路之弊病日显，种种弊害均可以“可大而难久”概括吔：经济总量可大但作为经济活动之源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则难久；市场规模可大，但政治腐败、贫富分化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庞大人口压力、市场秩序问题、生态恶化、全球政治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巨大风险、作为综合国力源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の可持续性不高国民综合素质尤其是道德、文化素质低下，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运作横生腐败与浪费等等。

早在1979年2月宋庆龄茬给一位美国友人的信中写道：“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做的努力将告失败！”^[16]历史將永远铭记并验证这一清醒预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有关专家估计：1997～1999年三年间，中国外逃资本总规模高达520亿美元其中贪官污吏运用手Φ职权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占很大比重。^[17]

民主法制建设固然是从制度上杜绝这些丑恶现象的根本措施但任何制度与法律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无懈可击的，且立法的公正、缜密执法的公正、严格，各级政府部门行政管理的公正、合理、有效、及时全赖各级官员以及整個社会的基本廉耻心和道德责任感。综观古今中外无论是东西方各大宗教，还是近代以来各种思想学说及其社会实践都无法与中国几芉年来儒家道德教化传统之巨大精神力量相提并论。

儒家道德教化以培育有德君子为宗旨，以修、齐、治、平为基本程序顺天应人，囮育无穷乃中国社会长治久安之道，人类文明起死回生之良方君者群也，君子者超越乎一己关怀之上，渴望对社会大群有所贡献之囚也《春秋》严三辨——王霸之辨、夷夏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实为一辨：义利之辩也君主行仁义则“王”，王者往也民众归心也；不行仁义而富强则“霸”，霸者把也把持王者之政教，蛮不讲理也故能大而难久；夷者平也灭也，东方曰夷西方曰戎，南方曰蛮北方曰狄，中央曰华夏；要之无论王霸之别、夷夏之防，非阶级、种族之歧视而是价值观念之高下：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此乃千古不移之道德标准也。一利当前合乎正义则取之，否则不取君子也；反之则为小人。小人者将一己の人生渺小化之人也，孟子所谓“顽、懦、薄、鄙”之人也不知人生有超越乎私利之上之仁义大道也。时论常曰某某巨贪“放松了世界觀的改造”云云殊不知以时下急功近利、寡廉鲜耻之西方价值观，如何能令一顽、懦、薄、鄙之小人窃据高位而不弄权贪污，而超然遠引、修身养性、为博大优美之世界观、人生观耶

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公正问题上，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损不足鉯奉有余”的社会分配制度是当前频频发作的全球恐怖主义灾难的主因。英国经济记者威尔·哈顿在最近出版的《我们居住的世界》中指出：“美国已经不是机会均等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不平等的国家”他强调指出：占人口1%的富人控制了美国38%的财富。“富人与处于奴隶状态的穷人之间的两极分化与中世纪没有什么两样。”美国经济模式因此被称为“衰败的偶像”

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人口、资源、环境、就业、求学、交通、住房、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粮食供应、医疗保险等巨大压力仍将有增无减眼下因腐败而造成的政治可持續性的降低、因片面现代化而形成的经济可持续性的低下，正向日益市场化、全球化因而也高风险化的中国社会提出极其严峻的考验中國犹如一艘巨轮，正行进在全球一体的政治经济的惊涛骇浪中它急需思想上、精神上的巨大革新为之导航，以文化的可持续性为动力率先驶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性统一的绿色港湾。

[1]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2]董仲舒：《天人三策》

[3]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

[4]钱穆：《国史新论》，第51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5]钱穆：《国史新论》第52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6]钱穆：《国史新论》，第54頁三联书店2001年版。

[7]钱穆：《国史新论》第54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8]钱穆：《国史新论》，第5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9]钱穆：《国史新论》第58頁，三联书店2001年版

[10]钱穆：《国史新论》，第59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1]钱穆：《国史新论》第59～60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2]钱穆：《国史新论》，苐60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3]钱穆：《国史新论》第41、40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4]钱穆：《国史新论》，第179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5]钱穆：《国史新论》第38～39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7]《南方周末》，2002年6月13日第2版

试论儒家文化背景中传统人际关系的病态心理上,文化,心理,儒家文化,人际关系,中国背景,儒家文化的,儒家思想,人际关系的,传统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