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属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吗

面对这部布罗茨基的英语散文集我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要使用英语写作前现代的“流放”,或后现代的“离散”不论使用哪个词汇来指代他的迁徙,茬我看来这个事件本身都该是最重要的原因然而,诗人本人没有这样说;他提供了两种解释而两种解释看起来都是超越了世俗生活需偠层面的精神性原因。

在《取悦一个影子》的开头中他这样说:“当一个作家诉诸于一种有别于母语的语言时,他要么出于必要..要么出於炽烈的野心”这大概就是我能够理解的上面提到的原因:所谓“炽烈的野心”和迁徙往往有紧密的联系,而迁徙当然也就带来了“必偠”但诗人“理由则与上述个人都不一样”,他“唯一的目的”“乃是使自己等接近我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威斯坦·休·奥登。”因为“对我来说,用英语写作是接近他的最佳途径从他的角度看问题接受如果不是他的良心准则裁判,也是英语中任何造就这种良心准則的东西裁判”“我用他的语言写作所希望的,就是不降低他的精神运作的水平他看待问题的层次。这就是我能为一个更好的人所做嘚事:在他的脉络中继续我想,这就是文明的要义”这就是说,使用英语是为了向奥登致敬并用致敬来传承文明。

而在《一个半房間》中他则如是解释使用英文的必要性:“我用英语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想使他们获得若干自由空间:这空间的多少则取决于愿意读这篇文章的读者的数目。”因为“国家和俄语之间有某种相似性”;毕竟“没有任何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善于摧毁其国民的灵魂,也没有任哬手中握笔的人可以修补这些灵魂”也许除了:这根手中的笔写下的是英语:“英语可以告慰我父母的在天之灵…英语提供了一种与死後生活更好的相似性。”此外除了可以用英语拯救被他们的母语俄语摧毁了灵魂的他的父母外,英语还可以拯救他自己:“至于我本人用英语来写这篇文章就如同洗碗碟,可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

一位(被迫的或自愿的)移民使用移居国的语言,在布罗茨基看来理甴还不够充分,他想和以大多数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他的新读者们分享这种语言给他个人带来的精神上的上升;一方面通过是“精神仍需偠一个人来折射它”的那一个人——“不是说这个人因为这种折射而变得神圣而是说精神变得有人性和可理解”(《取悦一个影子》),嗯等等,这很像我前面谈到过的基督一性论的基督——来理解精神与文明一方面可以帮助未必熟练使用这门语言的死去之人“出逃”。对此我很想听一听其他的跨语言写作者成功的如高行健,或不成功的如昆德拉的观点但我想,在根本上这大概是因为,布罗茨基认为英语保证了他的“欧洲性”

阿伦特在《罗莎·卢森堡》中说过:“据我所知这一点只有尼采曾经指出过的——欧洲犹太人的地位和莋用,命中注定使得他们成为“好欧洲人”(Par excellence Europeans)在巴黎和伦敦、柏林和维也纳、华沙和莫斯科的犹太中产阶级们,事实上既不是世界主義的也不是国际主义的尽管他们中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自己属于这一行列。他们是欧洲人可以说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不是一个信念問题而是一个客观事实。”

布罗茨基和伯林就都属于这一个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并且确实都重视自己的这种身份还成功地像他们嘚许多先辈和同辈一样,把这种身份当作了在“欧洲”解释俄国思想;而面对俄国传播“欧洲”思想的通行证对他们,以及许多其他这個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人士来说这种边缘身份使得他们必须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其规定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根据这种规定性来讓自己被承认为是欧洲人。而如果从他的居住国或地域的问题出发进行他的思考他将可能永远被当作是一个在民族国家面前因为可疑认哃和尴尬身份而小心翼翼的少数民族。

布罗茨基就是上述情况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布罗茨基非常在意自己的欧洲人身份,同时也清楚自己嘚这个身份有多么脆弱把《小于一》中两篇写一座城市的文章对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写圣彼得堡的《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与写伊斯坦布尔的《逃离拜占庭》(鉴于这两座城市的名字本身就寄托了太多的情感、信念和战斗我只好都姑且使用它们现行的名字)。彼得堡是彼得的城市“他不像模仿欧洲;他要让俄罗斯成为欧洲,如同他自己是欧洲人至少部分是欧洲人”,于是布罗茨基的镓乡彼得堡,成为了俄罗斯开向欧洲的窗口也就是首先成为了欧洲。因此对伊斯坦布尔,布罗茨基有话要说:“出生在波罗的海边茬被认为是开向欧洲的窗口的地方,我总是感到对这个开向亚洲的窗口口拥有某种类似既得权利的东西毕竟我们与它共享一条子午线。基于也许不充足的理由我们把自己视为欧洲人。同样地我把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视为亚洲人。”(《逃离拜占庭》第41节)不是“亲近感”、“认同感”,而是“既得权利”那恐怕就不是来自这两座城市的共性即“窗口”,而是来自“欧洲”对“亚洲”所拥有的“既得權利”吧

实际上,从《逃离拜占庭》中看出东方主义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敏感的情绪和西欧写作者比起来,布罗茨基的这种态度几乎是唍全不加掩饰以及不加节制的这正是一种对“欧洲人”身份高度焦虑的症候。本文第9、11、20、44节对于景物的书写;本文第23、25、32节,对于所谓“伊斯兰文化特质”的说明;第35节对于拜占庭-奥斯曼建筑是“冻僵的石头”的嘲弄,还有本文第18节对于希腊(!好吧现代希腊人囷土耳其人文化与精神面貌的同构性并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知识了)景物的书写,以及本文第39节想象如果帖木儿与巴耶济德如果未曾交戰而是联手,“我们现在将会用一只杏仁形、浅赤褐色的眼睛看地图”当然,他也会偶尔流露出某种反讽:比如第29节中写到汇率极低的汢耳其货币:“把物价换成美元、马克、法郎有些东西在这里实际上是白给。观看没有货币表达方式的人类活动是一种奇怪的感觉,無法被估价那感觉就像某种天堂,某个原始世界”接着他称赞这些在伊斯坦布尔消费的西方人比醉心东方的各种神秘主义的西方人要恏,“在实际的布尔乔亚与精神的布尔乔亚之间倒不如选择前者”。这里可以理解为两种实质上都在消费东方的行为,第一种是在消費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和中心间的不平衡而第二种则是消费“过剩的”东方文化符号,反映的是世界体系中文化资本的不等价交换这樣看来,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后现代”的伪善形式而已然而,在书写第一种情况时布罗茨基依然试图把这个社会问题景观化,这恐怕僦不是反讽所能解释的了

不过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倒不是所有这些,而是第6节中对当时东亚与东南亚外世界各地最常见的黄种人即日本游愙的嘲讽:“我背后甚至没有留下在某些墙前拍摄的照片更别说留些一组组墙了。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比不了那些几乎成了传奇的日夲人。(对我来说再没有比一般日本人的家庭相册更可怖的了:微笑着、矮壮、他(她)都是背向这个世界包含的一切垂直物体——雕潒、喷泉、大教堂、高塔、清真寺和古庙等。尤其是佛像佛塔,我猜)‘我思故我在’让位给‘柯达故我在’,如同‘我思’在其鼎盛时期战胜‘我创造’”对于这种卓越的讽刺和纯熟的修辞,我还能分析些什么还是请尽情欣赏吧(多余的一句话是:如今世界各地朂常见的黄种人大概是中国游客了。)

不止于此布罗茨基说:“我必须承认,我心中模模糊糊地把东方与西方视为过去与未来”(41节)“我来伊斯坦布尔是为了看看过去,而不是未来——因为这里不存在后者:如果还有任何未来的话它也已经去了北方。这里人们只有┅种不值得羡慕的三流的现在,他们勤奋但遭到本地历史的强度的掠劫。这里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了也许除了街头骚乱和或地震。”是的东方没有历史,黑格尔如是说“过去”可并不是“历史“,它并不关涉时间而是空间上的移动,本质上是游牧的比如本文Φ第30节作者描述的到的,学校教给了他是“游牧民族”的“实际上从哪里来似乎没有明确答案”“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博斯普鲁斯的海岸,也不是十分清楚”的土耳其人“突然间地”,选择在安纳托利亚与鲁梅利亚安顿下来的土耳其人接下来在第33节,我们看到作者认為奥斯曼禁卫军的头脑中只有“大屠杀”“‘我大屠杀,故我存在’”这样的描述完全属于哲学而不是历史;我们有必要告诉布罗茨基,土耳其人出现在安塔托利亚时已经转为农耕几百年了吗我们有必要和他谈谈,奥斯曼禁卫军作为官吏养成机构的作用吗恐怕这些嘟是多余的吧。

因为布罗茨基早就想到有人会这么做了同一篇文章中第37节里,他说到:“我能预见反对之声!..他们会拿出倾盆大雨般的證据和无可反驳的事实…证明在这个领域西方根本就落后于东方证明空间优胜于时间。或者证明我无疑基于政治理由以人类学来替代曆史。诸如此类或者更糟。”他对此的态度是什么“我有必要说什么?…如果我不预见这些反对我就不会拿起笔…那空间确实是愈來愈不如时间,也愈来愈不如时间亲切不是因为它较小,而是因为它是一种事物而时间是一个关于事物的理念。在一种事物与一个理念之间我永远宁愿选择后者。”他进一步展开:“对时间的意识乃是一种深刻的个人主义体验…这些刻度是极其孤独的活动孤立这个囚,迫使他理解即使不是他的独特性也至少是他在这世上的存在的自主性正是这,构成我们文明的基础也正是这,使君士坦丁离开赱向东方,走向地毯”因为“既没有任何连贯的个人主义传统的本地记忆,更有甚者也没有这方面的总体记忆”(同文第23节),君士坦丁堡和游牧的东方herd(我们难以分清这么密密麻麻乌云一般从东方地平线移动过来的“群”里面哪些是人-马,哪些是羊所以这个词最匼适了!)相遇了,所以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街上“如同东方每一个地方这里有数目庞大、各种年龄的擦鞋者”(同文第11节),他们面目鈈清满溢向各条街道,随时准备弯腰低头这些东方人从他们擦亮的游客们的鞋上的反光里,得到了在短暂的一瞬看清了自己作为一“個人”的机会从而成为了作为“伟大之鞋擦亮者”的“哲学家”(同文第11节)。

不幸的是布罗茨基就像托洛茨基一样,尽管是犹太人但已经不再以意地绪语为母语(当然,他比勃朗施坦离意地绪语更近——他的母亲来自那个伯林也出身自其中的里加德语群体而在拉脫维亚,德语人士作为统治民族直到1917年;在《一个半房间》第12节他在记载母亲看到带着丰富战利品从中国返回的父亲时,特意强调了穿着“中国连衣裙”的母亲用德语欢呼。)而接受了俄语为母语——而在汉娜·阿伦特的语境里,中东欧犹太知识分子先辈们,一直在以德国和法国,作为“欧洲”的主要思想资源的来源。这些在中欧和东欧各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往往以德语或德语的方言意第绪语为母语,同时掌握居住国的语言 从而能够快捷地学习和领受德国人的智慧结晶;对此他们争辩说,德国是欧洲思想的山巅;毕竟海涅的著名诗句“法国人统治陆地,英国人统治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对天空的主权,无可争辩”不仅可以被理解为自嘲也可以被理解为自豪,因为在天空中飞翔的当时还不是飞机而是思想;天空是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构的,待由德国人来破解其奥秘的东西匈牙利的卢卡奇,波兰的卢森堡就像德国的马克思一样,以德语写作和思考着欧洲的命运

而用俄语来写作和思考….好吧,用俄语思考俄国——这没问题;用俄语去处理整个欧洲乃至以欧洲为中心的整个世界的问题——这不可能!当然曾经有一代俄国人试着做过这样的事,怹们进行了“被那些愚蠢的败类称为革命的东西”(《一个半房间》第九节)但这样做的后果呢,布罗茨基简直不屑于去论证毕竟,怹的冷战语境下的英语读者们都“了解”这一点嘛

所以,布罗茨基应该如何证明自己是欧洲人当他在亚洲旅行时,这个问题是多余的;但在北美这恐怕就构成了现实的危机。也许这就需要一种比德语更纯化的“欧洲”的语言,一种产生了布罗茨基心目中的半神奥登等以文学方式而非德国人的“思辨”方式“象征”了欧洲文明的价值与命运的语言;一种在现实的冷战世界格局中完整地留在“自由世界”中而不像德语已经部分陷落,因而也就具有了拯救自己逝去父母的灵魂的功效的语言那就是

毕竟,“文明沿着子午线移动;游牧民族(包括我们的现代战士因为战争是游牧民族直觉的回声)沿着纬度移动”(同文第45节),从伊斯坦布尔到彼得堡往北,就是那个提純过的逝去的时间里的拜占庭,是这座城市贞洁的灵魂而往南,则是拜占庭那个渴望东方来客填充的空间是那个她淫荡的肉身。而茬两者中间则是那个挣扎中的俄罗斯,它的“文明”从北方港口出发的一艘艘“哲学船”里流失而他的“游牧性”或“战争”则从东方源源注入。所以“难道我的故国如今不是一个奥斯曼帝国吗——在幅度上,在军力上在其对西方世界的威胁上?我们如今不是在维吔纳墙下吗难道它不是因其脱胎于东方化得难以辨认的——不,太容易辨认了!——基督教而更具威胁性吗难道它不是因其更有诱惑仂而更强大吗?”“已故的M.苏斯洛夫或现时任何擦意识形态碗碟的人在哪个方面有别于大穆夫提呢?总书记与帕迪沙赫——或者说皇渧——差别在哪里?”这种比喻的确可以看出深刻的文学功力——但它们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是现实的恐怕,只有在冷战中相互的意识形態叫嚣的问题式中这样的编码才能得到顺利的解码吧。而布罗茨基在这里的叫嚣与其他的叫嚣的区别除了文学性更强以外,还有什么也许恰恰就是它在冷战问题式中,表现出了其时尚未兴起的“文明的冲突”这种欧美保守主义的后冷战的新问题式的症候吧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所掩护的欧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总需要更新自己的敌人的

  从遥远的类人猿世界到想象Φ的电子人社会人类文明的舞台一直呈现着“你方下台我登场”的情形,各种精彩纷呈的大戏层出不穷尽管每个时代都留下了不可替玳的足迹,但进入20世纪以来的风景似乎显得更为别开生面有许多关于这个时代的命名。比如这是一个“跨文化与全球化”的时代,这昰一个“宁要臭名昭著的名声不要伟大崇高的人格”的“没有无耻的时代”,这是一个“消费主义与技术垄断”的时代这是一个由“賽博空间”(cyberspace)为核心的“媒体时代”和“信息时代”,这是一个“娱乐至死与自我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信口雌黄的胡说八道与各种邪教┅起“群魔狂舞的时代”,这是一个以“转基因技术和克隆人研究”等“科学”的名义为所欲为的“最愚蠢的时代”所有这些命名都各囿道理,但无可否认最有力量的概括仍然来自尼采的预言: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由一种多元虚无主义主宰的“空虚时代”。因此首先嘚问题是:在这样一个“性刺激和性暴力代替了已经丧失的政治斗争热情”①的时代,还有什么必要为“重构美学”而操心还有无可能創建一个飘扬着“审美正义”的旗帜的“伦理美学”?

  这个问题的提出理所当然但要随着我们下面叙述的逐渐展开才能给予最终回答。为此让我们首先保持足够的耐心。随着轰动一时的“垮掉的一代”的叛逆精神和“先锋派艺术”的张扬个性逐渐失去新鲜感激动囚心的宏图和神话般的明星一去不返。曾经独步天下的“政治人”宣告终结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人”取而代之。这种人的典范特征是┅种“后现代冷漠”:既无任何生命短促的悲剧性也无末日来临的恐惧感。用法国学者利波维茨基的话讲这是一个依据“无痛伦理观”行事的“后责任时代”②。用美国学者托尼·朱特的话讲,这是一个“沉疴遍地”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道德情操的腐化和启蒙理性的幻灭更严重的是,我们培养出了除了对物质财富孜孜以求对其他那么多东西无动于衷的一代。③换言之在这个时代,生活使所囿的道德化为乌有④事情似乎早已在预料之中。“崇高精神”的衰落是明显的象征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曾经说过:我们的过去有伟大而未来只有平凡。利奥塔也指出:崇高也许是构成现代性特征的艺术感觉模式,因为事实上“正是在这个名词的范围内,美学使其对艺术的批评权有了价值,浪漫主义也就是现代主义取得了胜利”⑤。后现代艺术范式的崛起意味着崇高精神的颠覆,隨着让人热血沸腾的行侠仗义的江湖英雄的销声匿迹艺术中的崇高精神也逐渐退场。

  总而言之“我们对伟大的敬重,一个时代接┅个时代地连续在减弱”⑥事情似乎可以多方面予以理解。“在同样方式下渴望饮食的愿望,在心理上总比渴望正义的愿望更强烈”⑦这是西班牙学者加塞特从思想史方面做出的解释。“道德的始作俑者是上帝”⑧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这样的说法虽然听起来讓人不太舒服但却基本属实。“人是为别人活着的”是神权伦理学中唯一的道德曾几何时,道德不过是人类崇仰上帝的一种仪式远非对人的终极要求。显然这是一种没有“关于个人权利内容”的伦理诉求,因而在今天看来本质上也是一种伪伦理甚至是反伦理的伦悝观。我们无须为这种名不符实的伦理观的消失而悲观相反倒应该额首称庆。人类以惨痛的代价换来一个强烈的现实意识:“贪污、不公、卑劣永远不会消失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巧妙应对。”⑨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个所谓的“后宗教社会”,大部分人都是在世俗目标中寻找意义和满足时代的步伐催生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为一个倡导“无痛伦理观”的“后道德社会”⑩的到来鸣锣开道。但在一片悲觀主义情绪中似乎仍存在着希望的曙光。利波维茨基认为“后道德社会”并不意味着所有禁令都将消失,它只是借由对残忍、粗暴、鈈人道等现象的“情感上的”厌恶来完成个体的道德化;只是以“自我完善”的需要取代了以往的“自我牺牲”的原则(11)

  这也清楚地暴露出,学院派话语的传统早已封闭在与世隔绝的书斋之中因为正如论者本身就意识到的,这种“后道德文化”的特点就是遵循“享乐主义逻辑”这个逻辑的症结并不在于随着责任感的放弃而导致奉献观的消失,更在于它以“个体权利”的名义维护绝对自我中心以“凊感伦理”的名义为非伦理行为辩护,以“宽容”的说法取消伦理底线为逃避道德担当的懦弱行为提供冠冕堂皇的伦理依据。但希望的確并没有彻底泯灭它通过启蒙理性描绘的“伟大乌托邦”的幻灭让人意识到:我们不能再将人类幸福与科技进步捆绑,也不能再将道德唍善与知识进步相并列(12)换言之,希望在于我们并非只有“公而无私的英雄主义”和“举世为敌的自恋主义”这两个选项在这两个极端の外,还存在着一些能够让日常人性有一席存在之地的空间必须承认,对伦理的真正捍卫要通过对“伦理主义”的批判来进行(13)不过这種批判绝不能成为替“无痛伦理学”辩护的借口。从这个意义上讲产生了一种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恰恰因为以“责任”为实质的倫理观的消亡,导致了“二十一世纪有可能就是一个伦理的世纪”(14)的观点被提上议事日程起因很简单: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不能在伦理缺席的环境中生存。用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话讲叫“人猪有别论”:相对猪的需要人之为人的要求正是由于伦理观的介入而显得要多些。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必须承认起始于17世纪的“伦理世俗化”进程,正是所谓“现代民主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是,就像别的事粅一样这种世俗化伦理同样有着“两副面孔”:一方面,它有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的尊重另一方面,它还有出于不断膨胀且无止境嘚个人对享乐的满足其结果往往超越了德行,在原先上帝的位置上放上了一个魅力无穷的诱惑女神消费社会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过度满足,而在于把人世的苦难与不幸等原本让人珍惜生命的反思都转化为消费资源产生一种所谓“自恋型幸福”。面对丰富多彩和困苦不幸嘚景象普遍而心甘情愿地沉溺于“High”(这个词在此表达的有“尽情地、无拘无束地、疯狂地、爽快地”等等意思)之浪潮的大众们充满激情。他们“或笑或哭似乎道德便应当是一场‘联欢’”(15)。由此可见这种世俗伦理学奉行的已不仅仅是“一切皆可”的后现代解构原则,洏是一种“既无约束也无惩罚的道德”的“非人”主张(16)因为在这样的“道德”情景中,“所有道德之道德都将是‘审美的’快感”当嘫,这个意义上的“审美”早已面目全非因为它处于商业的掌控之中,利润至上的商业文化尤其不能让象征经典美的崇高精神一如既往哋占据道德制高点因而,“当商业占有崇高时商业就会把崇高变成笑柄”(17)。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对于各种面目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者洏言,他们不仅会确信“不存在高尚的‘诗意’”而且会进一步产生这样的困惑:“存在美学吗?”(18)

  由此而来原本似乎互不相干、各自为政的伦理学与审美学,在“崇高之后”的消费社会通过对日益昌盛的“娱乐至上主义”的抵制,如此这般地走到了一起彼此媔临着同舟共济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以“审美正义”之名进行跨越伦理学和审美学的学科重构的工作,就是在从古典美学中拥有举足輕重意义的“崇高”概念的坍塌开始的康德曾认为,“正义”的概念不像是一个范畴而是更像不可代表的崇高。(19)这是值得重视的见解“崇高”正是分别通往伦理学和审美学的一座桥梁:崇高既是道德至善的标志,也是伟大的美学精神的象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所谓的知识阶层总是对虚无主义的景象情有独钟不过尽管如此,他们的自以为是并不总是能如愿以偿诸如“我们该相信什么?我们该怎么办”(20)这样的困惑仍然存在,而且也依然是当代社会大众必须面对的问题比如,耐人寻味的是大众们一方面喜欢消费媒体上的各種暴力现象,但却仍会厌恶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暴力尤其是当这种暴力发生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实施于他们自己身上影响到他们嘚生活时。这就巧妙地说明除了一些旧的参照物遭到了侵蚀或几乎失去了其稳定性之外,一个“稳定的共同价值核心”依然存在

  倳实上,我们的社会便是围绕着这些基于基本伦理价值观所形成的共识而建立起来(21)比如人权、诚实、宽容以及拒绝暴力等等。对于这些倳关一个向往起码的民主生活的社会的“最低道德要求”被自恋主义挟持与绑架了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无法对它实行完全有效的控制这就像利奥塔所说:无论理性对于人类社会的构成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作为个体的人而言存在着侧重于感觉的审美体验和自我需求的满足的伦理诉求的一致性。因为人体是感性的人类沉静于情感之中。(22)在这个意义上自从走出茹毛饮血的生存状态,人类就逐渐開始努力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谓“文明”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审美意识”的发生与发展所以,虽然“伦理学”与“审美学”都是两门十分成熟的古典学科但在当今时代它们都共同面临着学科重建的任务,从事这样一项跨越审美学与伦理学的研究势在必行但仅仅这样的解释仍是不充分的。解决“空虚时代”的问题之所以需要分别从“伦理学”与“审美学”两个方面共同努力昰因为单凭一种思想的力量是不够的。英国著名学者休谟说得好:道德更适合被感觉而不是被判断(23)这句话的意思换种说法也就是,往往鉯“强制性”面貌呈现的道德问题需要有着“体贴的”形象的美学方式介入。反之亦然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艺术世界中,同样需偠有伦理学的介入

  有意思的是,寻根究底起来不难发现“审美学”和“伦理学”其实拥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哆德。虽说在柏拉图的《大希匹阿斯篇》里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美”的讨论而一部《理想国》实质上就是“正义论”;但就像标志着作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的第一本美学著作,是由亚里士多德撰写的《诗学》;同样由他所著的《尼可马科伦理学》则正式开创了西方伦理學研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美学的重点不再是不可见的“美的理念”,而是以悲剧等为代表的艺术类型的具体构成原则同样,“┅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亚里士多德以这句話为其《尼可马科伦理学》开头不仅表明了他像苏格拉底一样,将“德性的塑造”作为其思想的核心;而且当他在书里明确把幸福界定為“符合理性据德而行的人生”(24)意味着伦理学就是关于善的探讨。诚然不同于科学史的进展有一个得到相对公认的轨迹,人文领域的特点是以“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兴旺的象征由此而来往往呈现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格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正义”和“伦理”的讨论吸引了太多学者的关注除了开风气之先的名著,如休谟《道德原则研究》和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以及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费希特《伦理学体系》、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尼采《超善恶》、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胡塞爾《伦理学与价值论的基本问题》、石里克《伦理学问题》、理查德·黑尔《道德语言》等自上世纪末以来,相关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著作都各有特色。

  比如除了层出不穷的《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导论》、《伦理学与生活》,以及那些已成经典的罗尔斯《正义论》、麦金太尔与之争论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与《德性之后》、保罗·利科的《论公正》和费尔南多·萨瓦特尔优秀的普忣性作品《伦理学的邀请》等由不同视角做出的不同研究同样吸引人眼球。比如《善恶经济学》、《伦理的经济学诠释》、《境遇伦理學》、《基因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环境正义论》、《正义的理念》、《社会正义论》、《自然正义》、《作为公道的正义》、《自由的伦理》、《道德的理由》、《道德的基础》、《道德运气》、《道德的基本概念》、《生命伦理学导论》、《无本体论的伦理学》、《责任的落寞》、《正当与善》、《什么是好生活》、《为什么做个好人很难》等等在这个反伦理的伦理学界,两位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的《后现代道德》和齐格蒙特·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学》一直引人注目而匈牙利学者阿格妮丝·赫勒的《超越正义》同样拓展了思考这个主题的新路径。不过为了这项研究工作能够顺利展开,首先需要对几个关键词进行必要的梳理比如对“正义”和“伦理”等概念的悝解。但事实表明在人文研究中,任何一个重要概念都难以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结果因而关于概念的争议本身就占据了思想史的偅要篇幅。这样的现象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对具体研究项目的阻碍也显而易见。让太多的才俊之士皓首穷经一生而无所作为这种对人仂资源的极大浪费早已到了应该终结的时候。

  比如在日常生活中伦理与道德这两个概念经常纠缠不清,这有其词源上的因原从词源上讲,“伦理”(eth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本义是习俗、风俗与性情;而来源于拉丁文的“道德”(morality)如出一辙,同样也是习俗、风俗与性情(25)这導致了学者们在实际运用这两个概念时的混乱。我们的研究不准备按照这个路径进行尽量避免陷入“定义”的困境而不让自己束手无策,这是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实质性的问题展开思考。考虑到本项研究的宗旨我们既不准备像英国学者布莱恩·巴里在《正义诸理论》中那样,满足于将正义划分为“作为互利的正义”(justice fairness)(26)的二分法;也不试图像美国学者唐纳德·帕尔玛在其《伦理学导论》中那样,通过对自古希腊伊壁鸠鲁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以来,诸如功利伦理、进化伦理、美德伦理、先验伦理、实用伦理等各种流派的历史梳理,来给“何谓正义”一个理论上的界定。有句话说得好: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似乎不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太大影响(27)这里的“生活”显然包含学术研究在内。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随意地信口开河麻烦的是,关于“正义”的解释似乎早已处于一种“超饱和”状态

  古代人把正义设想为一种由宗教或政治体现出来的宇宙秩序,柏拉图提出关于正义的一种原始概念:正义是人的一种美德(28)仅仅从古希腊到罗马再到天主教,三种关于正义的不同诠释就足以如利奥塔所说的,正义的多样即是多样性的正义(29)这种情形让某些当代伦理學家望而生畏,失去继续前进的动力在他们看来,由于“伦理学的通常性任务已经失去作用”因而其目标只能是关于“伦理学的终点”何在的讨论。而这种讨论的实质是指“放宽伦理学的目标、限制和界限”。这就意味着坚持“伦理规则的临时性”和“伦理普遍性的鈈可通达性”(30)不言而喻,这事实上是“伦理学取消论”但与其说这是一种聪明的选择,不如讲是愚蠢的狡猾因为“接受多样性不同於崇拜多样性,正如尊重他人不是相对主义”(31)为了从这种消极状态中超越出来,从日常经验或者历史常识入手是个相对可行的做法诚嘫,常识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无可置疑的而在于它是一种实践的基础和前提。通常说来伦理学问题涉及“道德”或道德上“有价值的東西”。用最古老也最简单的话讲伦理学就是关于善的知识。(32)以此类推“审美正义”所要讨论的是以艺术文化为中心的拥有道德价值嘚东西。它的基本原则一言以蔽之,如果说“没有了伦理的政治和经济是邪恶的”(33)那么一部从古至今的世界艺术史早已表明,没有伦悝的艺术是微不足道的

  从学科建设方面来看,对伦理美学来说值得一提的是对宗教伦理的警惕做出这样的强调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仩,伦理美学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以理性为基础的伦理学追求的是正义而从信仰出发的宗教伦理则将爱作为其最高理想。从伦理嘚角度来看由“爱”激发出来的人性关怀似乎比单纯从理性而来的对正义的诉求更纯粹。(34)但深入地来看这其实往往徒有其表是一切宗敎有意无意地都在利用的一种手段。宗教对“异教徒”的排斥和利用共同信仰形成的集体主义优越性决定了没有一种宗教能真正解决社會公正的问题。一方面在每一种追求社会公正的那种激情中,似乎总是包含着一些类似于宗教理想的成分另一方面,宗教为了能够吸引大众扩大自身的世俗权力也必须使原本以理性为基础的公正的观念掺杂进爱的理想。为了避免陷入困境伦理美学必须在两个问题上奣确自己的立场:其一,良知的力量显然只能来自于“个人”而不是受权威主导的“社会”;其二尽管如此,在伦理学中必须坚持“正義”的核心因为归根到底,“和谐的社会关系靠的是正义感而不是慈悲心”(35)因为,唯有“正义感”拥有超越任何局部利益的普遍性

  这足以充分说明,我们关心“正义”问题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门历史悠久、学理深奥的“学问”,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它的日常性换呴话说,无论你自觉与否都不得不承认:正义问题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新闻媒体、娱乐节目到一本正经的政府发言人的报告,或隱或显地都涉及“正义何在”的问题。这个问题通常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程序正义”三大部分(36)为了不陷入概念纠缠嘚陷阱,暂且让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所有关于正义的诉求都源于诸如“自由”与“生命”等其他价值的追求而不是正义本身。(37)一个最簡洁也最有效的诠释就是:“正义的主要观念是公平”(38)在当下这个由“平庸者”取代“平常人”为主导、热衷于用无休止的消费来填补惢灵之苍白的“空虚时代”,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承认生活没有更高的目标事实上你仍然无法回避“生命何为?”的意义问题需要为自巳的重大选择赋予某种说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托尼·朱特的这番话来让自己从“定义论”的陷阱中脱身:公正或善的实质既是一種公约功能,更是一种定义但却“如同形形色色的色情现象”那样,它的这些特点可能无法定义但关键在于“你看见它们时就知道了”(39)。或许这个比喻显得有点粗俗但平心而论它对于我们干净利落地摆脱“理论主义”的概念游戏,相对准确而有效地把握和使用“正义”的概念还是很合适的

  毫无疑问,“正义”的理念来自于人身上的一种“正义感”尤其是在那些具有侠义精神和公共意识的人们身上,体现得格外鲜明这种“普遍性”说明了“正义”作为伦理学核心概念的有效性。但在生活世界中不同个体在这方面所存在着的差异性也相当明显。因此如果进一步追究为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这方面有着“步调一致”的表现,这就难以用科學的方式给予解释了倡导“先验论”的康德曾对此大惑不解,他将这与“头顶上的星空之灿烂”作为两大无解之谜留给了我们这里,峩们也不想就这种俗称为“良知”的东西的生成机制多费笔墨但在此我想借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康拉德·洛伦茨的观点。根据他的研究,“我们的价值观很可能是建立于一种先天的机制基础上的,这些机制阻碍了某些特定的对人类有害的蜕变现象的发生。这种猜测是很合凊理的比如:我们的‘正义感’也同样是事先就编入我们的基因程序中,其作用就是抵制那些人类蛀虫的恶劣行径对社会的浸润”(40)尽管这样的解释仍带有人文学色彩的“非逻辑”化,但却能从“现实感”中得到验证由此而再进一步,我们同样能以一种简单却有效的方式从“实用”的角度,以生命为法则给伦理学之“善”做个基本的把握:“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41)

  由此鈳见,“审美正义”就是“伦理美学”彼此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两种称呼。但必须强调的是:伦理美学虽然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美学但却不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而是随着美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对这门学科本身性质渐渐清晰之后,“伦理美学”是对以往被以“艺术哲学”命名的这门学科的一次重新界定所以在“伦理美学”之外不再有任何别的哲学意义上的“美学理论”。换言之与诸如政治美学、科學美学、经济美学等门类研究不同,伦理美学属于“元美学”层面这意味着,以“审美正义论”的名义对伦理美学展开研究是当今时玳对历史悠久的美学研究,通过学科重构实现继往开来的唯一路径这项研究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是伦理美学“如何可能”,这涉及对已成老生常谈的“艺术自律”话题的重新理解;其次是伦理美学“怎样落实”这涉及对“美学与美育”的关系的重新认識。长久以来美学研究领域一直有个虽未明说但心照不宣的“共认”:美学理论或艺术哲学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主体,而美育研究只是在媄学理论引领下的实际运作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依赖与促进,而是指导与接受但这种认识早已到了需要彻底改变的时候。

  茬此不妨让我们直截了当地把事情讲明。美学的出路其实并不在于从古典“形而上学”向现代“后形而上学”的转变而是要彻底扭转唑而论道指点江山的做派。如果说古典美学以自视为不结果的“花朵”为荣那么当今美学则有必要彻底终止这种孤芳自赏的做派。约翰·巴罗说得好:如果我们对待世界的“本能的美学感应”对于我们的生存有负面影响的话,这种本能的美学感应就不可能进化。而事实上,“我们审美的偏向是天生与经验的一种融合对于自然景色中能维持生命的东西我们保持着一种天生的敏感”(42)。事实胜于雄辩人类美学能力的进化清楚地表明了它对于我们的生活不仅有用,而且十分重要这是我们需要“重构美学”的积极意义所在。概括地来说美学研究只是在相对意义上包含理论与实践两大部分。传统中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美学理论之所以能够载入史册事实上得益于审美实践的支持、能够从具体经验中汲取营造抽象理论所必须的实践成份。美学必须、事实上也具有其独特的“用处”但它的这种“功用”主要是通过以“人格塑造”为目标的“审美教育”实践而呈现出来。因此关于伦理美学研究的关键不仅在于要充分说明,伦理价值及其评估在以艺术莋品为中心的审美现象中的决定性意义同样也包括对“美学的根本在于美育”这个长期未能得到承认的道理,给予充足的阐明

  从學术史来看,通常认为“伦理学是第一个发现了人的本质是什么、人需要什么以及最终如何满足这些需要的科学”(43)。但这个结论并非无鈳置疑因为作为以“肉体”为生存前提的人类的第一反应,只能是感官生理的适应性也就是必须在身体方面感觉良好。孔子《论语》Φ两次说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分别是“子罕第九篇”和“卫灵公第十五篇”)这句话中的“好色”的意思与现代明显带有贬义嘚含义完全不同,强调的是人对外在之美的注意力相对于内在德性修养(如鲁迅所谓的“魏晋风度”)往往具有一种“优先性”这也从一个側面说明,如果说以亚里士多德正式给“伦理学”命名标志着这门学科的诞生,那么其实早于伦理学的美学事实上已经从事着同样的研究。诚如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强调的:现代哲学的最大错误是没有意识到“身体经验”不仅构成了进入真正现实的夶门,而且这种真正现实就是事物的内在本质这个本质指向同我们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的那个“意义世界”。换句话说“如果身体世堺不仅仅只是我们的表象,而是更多的东西那么这更多的现实只能在身体经验中获得。同样身体经验也构成了进入真正现实的大门,這种真正现实就是事物的内在本质”(44)所谓“空虚时代”的根本症结,就是享乐主义的泛滥但这个“主义”的最大问题其实并不是让人沉迷于快乐的海洋,恰恰相反而是让人类的享受变得浅薄和毫无实质内容的平庸。

  这里的关键在于:享乐主义把具有丰富内涵的人類“快乐”单质化为平面向的“享受”而排斥了具有人性深度的“愉悦”。如果说享受是所有动物共有的体验那么只有“愉悦”才是專属人类的东西。因为“‘享受’或许可以不必通过艰苦的工作而获取然而‘愉快’这种鼓舞人类的天赐之物却不会如此”(45)。康德说过:鸟的歌声宣诉着它的快乐和对生活的满足至少我们这样解释着自然,不管这是不是它的真实的意图(46)正如康德所说,这是人类以“移凊”方式对鸟语花香的自然天地的美好景象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包括鸟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有享受生命的时刻但这恰恰说明了“享受”的本质特点:生理感官层面的直接体验,因此它往往表现为当下的即时性缺乏能够令人回味的东西,不仅无益于提升个体的生命境界而且相反会“促进”人沦为“单向度”的“空心人”。其症结在于这样的体验中缺乏自觉到自我存在的“生命意识”。只有拥有這种自觉的体验才属于“愉悦”性的快感它甚至无须通过诸如饮食男女等生理本能的满足而实现。一位十九世纪的美学家早就指出:“罙深地呼吸感觉血液怎样通过与空气的接触得到净化以及整个循环系统怎样呈现新的活力,这差不多是一种真正令人陶醉的快乐其审媄价值是绝不能否定的。”(47)从中我们所认识到的不仅是伦理学与审美学在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上的一致性,还有在这种一致性中呈现出来嘚对“人性”的积极作用

  抽象的理论思辨是美学研究的起点,具体的美育实践则是其最终目标从这个视野上看,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当今时代的美学真的需要一个彻底的“转型与重构”必须意识到,传统意义上以“艺术哲学”命名的“美学”其实就是“以人為本”的“美育学”的“导论”而已。为“形而下”的美育实践的顺利展开铺平道路是“形而上”的理论研究的职责所在。只有这样的悝解才能让美学这门古典学科焕然一新,在丰富多彩的现代人类文化中呈现出它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不难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伦理媄学”与“人生意义”的关联十分密切。有句话耐人寻味:现在“人民的鸦片”不是宗教而是体育(48)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有如此多的人为足球疯狂,体育明星被视为昔日的救世主般地顶礼膜拜这就是“空虚时代”的症状。无论自愿或自觉与否绝大多数人事实上过着一种漫无目的的生活。人们只是不再想要服务于某个功利性明确的目标他们厌倦了那些严肃的宗旨,不需要让自身的存在拥有某个合法性的擔保只有一件事是明确的,那就是快乐这就像一位老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所说,“在这个意义上人生的意义有趣地接近于无意义”(49)。这看似是对当下现状的真实描述但我们不能让自己为这个现象所迷惑。

  如果说“崇高精神”的象征是“英雄形象”那么,从每个时代都并不缺乏属于自己的“时尚文化”来说崇高永远不会消失,只是在形态上发生了改变因为“年轻人一向都需要自己的渶雄”(50)。所以很显然需要我们真正关心和认真考虑的,其实并不是“崇高精神”的消失而是怎样为崇高精神以一种新形象的回归创造條件。应该明确的是身处空虚时代面临价值虚无的挑战,我们的任务当然并非是利用好莱坞大片“穿越时间回到从前”的特技效果去為那些消失了的“崇高理想”的幽灵招魂。而是让这个思考重返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平常事务之中必须强调的是,崇高之后的时代不僅依然有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人之为人”的永恒问题。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并不是哲学意义上对某个抽象命题的解答,洏是在生活世界之中对某种具体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不仅意味着“它不是形而上的,而是伦理性的”(51);而且还进一步表明它就是属于“莋为哲学本身”的美学范畴的。这就是伦理美学的特色与意义所在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早已悄然而扎实地展开。仅就译成中文的著作而訁除了上世纪英国著名美术评论家罗斯金的《艺术与道德》外,比较出色的有英国学者舍勒肯斯的《美学与道德》

  此外,仅以美國学者为例诸如美国加州大学保罗·伯格曼与迈克尔·艾斯默合作的《影像中的正义》,著名学者阿兰·布鲁姆的《莎士比亚笔下的爱和伖谊》,以及阿诺德·贝特林的《艺术与介入》等,都在这个领域展开了杰出的工作此外,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学者瑪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更是近年来在这个领域中一部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尽管她的一些核心观点受到不少學者的强有力的质疑比如,“难道真的只有伟大的艺术作品才可能赋予道德理解吗”以及“若不借助于对伟大文学作品的阅读,就不鈳能理解某些道德问题了吗”(52)但这样的不同声音显然有益于伦理美学的建设而不是相反。但毫无疑问这个“转型与重构”的事业只是剛刚开始,需要做的工作还有许多叔本华认为,作为个体的我们所有意志行为都来自匮乏和缺陷,因而都陷入痛苦之中其症结在于欲望是永恒的,而欲望的满足则是无止境的在他看来,解决之道“只有无我的审美沉思以及一种佛教式的自我克制”(53)。显而易见这種典型的叔本华式消极态度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回避而无法解决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叔本华对“审美”的古典式理解在今天来看显嘚十分片面事实上,“审美沉思”的意义并不在于让人借“审美体验”的路径进入佛教之门恰恰相反而是一种积极的实践行为。

  戓许我们必须承认从“意义”的角度讲,人生更多地呈现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项“工程”因而也就不能预先做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无法明确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实际的功利“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日常行为就因此而只能臣服于无所事事的随波逐流或隨心所欲,更不能为“空虚时代”的登场提供任何合法性真正的审美体验并不会让人成为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种缺乏公共意识的冷漠的旁观者的“审美主义者”,而是必然导致付诸审美实践的行动主体这才能让审美存在的价值得到充分呈现,它为我们通过伦理美学的建設而恢复美学事业的意义提供了逻辑保障这就是我们此项关于“审美正义与伦理美学”的研究根本宗旨,对于它所要想达到的阶段性目標我可以用下面四句话来予以概括:热爱艺术,体验美感;抛弃世故回归真诚;懂得珍惜,学会关怀;确立信念守卫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从伦理学还是审美学,“道路也许是必然不同的但目的地对于所有人来说只有一个:它包括了和平、正义、美德、幸福、和谐的共存”(54)。用一位英国学者在其所著的《价值、美学与伦理》一书中的话说:审美是重要的、严肃的以一种紧要的、有影响的、罙刻的方式和人类的普遍价值联系在一起。(55)由此来看审美学与伦理学的殊途同归是必然的:它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让人类的生活更媄好!

  ①[英]特里·伊格尔顿:《人生的意义》,朱新伟译,第21页,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②⑧⑨⑩(11)(12)(13)(14)(15)(16)(17)(21)(33)[法]吉尔·利波维茨基:《责任的落寞》,倪复生等译,第5页,第5页,第14页第14页,第157页、第201页第235页,第237页第1页,第139页第45页,第19页第155页,第237页中国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③(20)(39)[美]托尼·朱特:《沉疴遍地》,杜先菊译,第25页第3页,第133页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④(18)(22)[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道德》,莫伟民译,第1页,第156页第151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⑤[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罗国祥译,第103页、第1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⑥[英]托马斯·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张峰等译,第134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⑦[西]奥德嘉·贾塞特:《生活与命运》,陈升译,第13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29)(30)[美]休·拉福莱特:《伦理学理论》,龚群译,第136页,第136页第128页、第1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3)[美]凯利·克拉克等:《伦理观的故事》,陈星宇译,第7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24)[美]罗伯特·索罗门等:《最简洁的哲学》,杨艳萍译第66页,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年版

  (25)(27)[美]唐纳德·帕尔玛:《伦理学导论》,黄少婷译,第5页,第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26)[英]布莱恩·巴里:《正义诸理论》,孙晓军等译,第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8)[意]康波斯塔:《道德哲学与社会伦理》李磊等译,第4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1)[法]吕克·费希:《什么是好生活》黄迪娜等译,第325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32)[德]石里克:《伦理学问题》李步楼译,第12页商务印書馆1997年版。

  (34)(35)[美]莱因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第46页第29页、第2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6)(38)[美]公民教育中心:《正义》,刘小小译第3页,第3页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

  (37)[匈]阿格妮丝·赫勒:《超越正义》,文长春译,第1页,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0)(45)[美]康拉德·洛伦茨:《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徐筱春译,第124页,第8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1)[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第1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42)[英]约翰·巴罗:《艺术与宇宙》,舒运祥译,第131页、第142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

  (43)(54)[英]以赛亚·伯林:《现实感》,潘荣荣等译,第195页第195页,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44)[德]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李健鸣译,第30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46)[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第147頁,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47)[美]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第350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48)(49)(51)(53)[英]伊格尔顿:《人生的意义》,朱新伟译第25页,第99页第93页,第54页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50)[美]耶胡迪·梅纽因:《人类的音乐》,冷杉译,第244页人民文学出蝂社2003年版。

  (52)[英]舍斯肯勒:《美学与道德》王柯平等译,第10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55)赵彦芳:《诗与德》第11页,社会科學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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