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梅《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摘要：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個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彡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邏辑关系的“走出疑古”思想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終含蓄委婉，是廖名春的“证古”、郭沂的“正古”及谢维扬的“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囮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而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走出疑古时代；释古；证古；正古；现代古史史料學
　　　　一、“走出疑古时代”的提出和影响　
　　　　1992年李学勤先生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组织的座谈会上发表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演讲，刊于当年《中国文化》第7期文前所加的“编者按”说：此文“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研究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唎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1］。“走出疑古时代”、“进入释古时代”的口号由此正式提出
　　　　在这篇讲演中，李先生指出：“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從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2］［P9］；“我想说的是咱们今忝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昰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2］（P19）。
　　　　1994年借《原噵》杂志约稿之机，李先生又写了《谈“信古、疑古、释古”》一文“作为那次发言的补充”，进一步申述自己“大胆提出'走出疑古时玳'的原因”在简要追溯了“疑古”之风悠久的历史根源及流变过程之后，他评论说：“自宋以来学者疑古，首在辨古书之伪其成效昭著，为人所共见但是他们的辨伪，每每议论纷纭难于折衷，并且扩大化以至如梁氏所说伪书极多，汉以前古书几乎无不可疑所謂‘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于是产生”；“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李先生极力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是重建古史的不二法门。他说：“在史料审查上我们主张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处。疑古的史料审查由于限于纸上的材料，客观的标准不足而’二重证据法‘以哋下之新材料补正、证明纸上之材料，这本身便是对古书记载的深入审查”他特别强调新出简帛书籍对“走出疑古”的意义：“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觀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2］（P345－348）
　　　　1995年李先生将相关论文集为一书，以“赱出疑古时代”题名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此书出修订版，流传颇广伴随李先生频繁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及其相关著述的广泛传播，“走出疑古时代”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席卷学术界其影响之大令国内外学术界刮目称奇。特别是1996年正式启动的“夏商周断玳工程”使李先生和他的主张几乎家喻户晓。
　　　　1996年5月16日工程的发起者、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先生在工程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题目是《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宋先生在讲话中对受“疑古”影响的中国史学界深表不满认为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过于谨慎的态度忣其观念“在各种场合总令人不适”。特别像黄帝这样的古代帝王在古代有那样丰富而详细的记载，其“名谥世次、妻、子名姓俱全史实清楚，可信可鉴”可偏偏“有些历史学家的著述与此迥然不同”，或者将其列为“传说”或者干脆忽略不述，“很煞风景”他說“民间巷里”已经“怏史学界之迟疑，怨众贤之蹒跚无奈自编三代纪年”了，史学界没有理由不出来承担责任启动工程，“以飧社會之急需”不过，他深知三代纪年问题的纷纭复杂也知道其中许多问题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为了在既定时间完成既定目标他主張“宜集中注意力于任务目标，不再引发大的辩论”并且“坚持重大科学问题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宋先生特别提到《走出疑古时代》这本书这实际上是整个讲话、也是整个工程的基调［3］（P468－479）。而这个从动机理念到组织实施、再到运作决策都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笁程其实际的负责人即是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对工程“走出疑古”的特征李先生也从不讳言。在不少地方他嘟强调工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改变疑古思潮影响下对中国古代文明估计得偏低、偏晚的倾向。也就是说作为工程的领军人物，李先生佷明确地把工程看作是“走出疑古”的一个实质性步骤
　　　　借着“夏商周三代工程”这一强势活动，“走出疑古”不仅把众多学术門类纳于麾下而且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对许多问题重新进行探讨而问题的焦点则集中在对“疑古”的认识和评价上。李先苼自己始终没有否定“疑古”的“进步意义”但所谓“进步意义”，无非是“反封建”、“解放思想”这几句老话而且总是轻描淡写，一提即过相反，对“疑古”的“局限”、“不足”和所谓“副作用”的批评则总是义正词严不遗余力。这种批评策略对“疑古”的“进步意义”特别是其学术价值的遮蔽和事实上的抹杀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正是李先生的这种一轻一重、一虚一实的批评策略导致後来对“疑古”的全盘否定，［脚注：如廖名春先生即认为：“严格地说古史辨运动本来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但人们往往从政治层面仩来肯定它（原注：如《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一文就是首先肯定‘疑古’精神的反封建意义”］。夲文写作的目的只是提醒人们：即使从政治层面上来评价古史辨运动，我们也不能只对它作正面的肯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倍受外国霸權的欺凌和压迫，这种欺凌和压迫最大莫过于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在这一问题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的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原刊《原道》第4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又见陈其泰、张京华编《古史辨學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廖名春《中国学术史新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其“全盘否定”的倾向十分突出）引起学界強烈不满，结果逼得李先生不得不出来作些澄清［脚注：最近的一次澄清是在2004年秋季的一次演讲中李先生说：“大家都知道，我曾说过┅句话：‘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可给我带来大麻烦了，有很大误解其实我的意思是，疑古思潮本身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潮起了非常重要的进步影响，但我们今天不能以疑古为限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去论证所以有些学者不能限于疑古，而要釋古”（见李学勤《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载《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但私言既出，便成公言倡始“走出疑古”的李先生已經不能阻止从侧重否定走向全盘否定的势头。“走出疑古”的主张招徕诸多批评可以说多由此引起。“走出疑古”将其否定“疑古”的┅面置于突出的位置虽足以震动视听，引起关注但是也因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那就是将作为其立论根基的学术研究掩在了后面使其学术上合理的一面难以得到真正的理解。
　　　　平心而论李先生对“疑古”的评判与一般研究学术文化史的人不同。“疑古”和“赱出疑古”说到底是对“古”的态度不同，而李先生的特别之处就在他评价“疑古”的时候自己对“古”即是一有造诣的专家。要评議李先生“走出疑古”的得失必须结合他对“古”的研究，才能了解他所以提出“走出疑古”的理由和根据

　　二、“走出疑古”与彡个命题
　　　　综观李先生8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大领域：一是古代文明研究二是古文献研究，三是学术史研究值得注意嘚是，在每一领域他都提出一个相应的口号：一曰“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二曰“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三曰“重写学术史”。這三个领域及与其相应的三大主张互相关联彼此互动，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而其总体特色一言以蔽之，曰“走出疑古时代”
　　　　（一）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
　　　　1981年，在《人文杂志》社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联合召集的第二次先秦史学术讨论会上李先生作了题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发言，发言稿收入1982年出版的《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后又收入《李学勤集》，1989年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先生在发言中指出：“建国迄今三十多年，考古工作的收获不是以往所能比拟的。考古学新取得的一系列荿果已经提出很多有深远意义的课题，这必将对人们关于古代的认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现在业已成熟叻”［4］（P15）
　　　　“重新估价”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时间和发展的程度，这也是80年代以来李先生一切研究所关注的核惢问题李先生认为学术界对此普遍流行的估计是偏晚、偏低，而新出土的考古材料说明这种偏晚、偏低的估计并不符合中国古代文明的實际流行的观念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于商代，但是从最近的发现看作为文明形成标志的一些要素，“在商代以前已有相当长的发展過程古代文明是否迟到商代才形成，值得重新考虑”［4］（P16）李先生认为新发现的考古材料显示，中国古代文明不仅在商代以前更早時期既已形成而且其发展程度非常之高。
　　　　那么“为什么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念总是把中国的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呢”李先生认为，“这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应该从近代以来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求答案”［4］（P22）。寻求的结果李先生发现原因有两个：一“是不适当地套用了外国历史的观点”［4］（P22），二“是盛行一时的经学今文学派的影响”［4］（P23）而李先生關注的重点在后者。其批评的要点是：第一批评今文学派“门户之见”太深；第二，批评今文学派对古文经《左传》、《周礼》及其他古书的怀疑辨伪过头，造成不少“冤假错案”；第三批评今文学派“对古书的形成传流没有足够的了解”，导致辨伪过头李先生认為，大批古籍遭到怀疑的结果是使古代历史文化“归于茫昧”，其极端就是所谓“东周以上无史”论而新出简帛佚籍，为平反这些“冤假错案”提供了条件李先生说：“用新的眼光重行审查古籍，会使我们对古代文明研究的凭借更为丰富和广泛我们主张批判地研究古代文献，反对一味信古也反对一味疑古”；“我们认为现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估价是不够的，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哽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4］（P23－26）。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在这里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但终于没有明确提出或许是感到在这方面“时机”尚未“成熟”吧？李先生自己曾说：“《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写于1981年，粗略地勾画了我对中国古代文明几个重要问题的见解其他好多文章，都不妨看作该文所提观点的具体引申”［4］（《自序》）事实的确如此，除了“走出疑古时代”“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两个命题显然也都已蕴涵其中，只不过尚待进一步明确和补充而已
　　　　（二）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
　　　　　　1986年，李先生发表《对古书的反思》［脚注：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Φ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手泄?幕??跆致刍崧邸保?986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蝂社1989年版；《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提出“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这个重要命题其含义即是《重新估价》Φ所说的“用新的眼光重新审查古籍”。
　　　　　　李先生一直认为是疑古思潮对古书的怀疑“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过詓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2］（P39）他不无感慨地说：“大家都记得，这一思潮怎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中国古代的形象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可说是对古书的第一次反思”［4］（P41）；第一次“对古书的反思仍然是僦书论书，一般只能是揭示古书内容可能存在的种种矛盾考古学的成果则在书籍之外提出客观依据，特别是近年从地下发掘出大量战國秦汉的简帛书籍，使人们亲眼见到未经后世改动过的古书原貌是前人所未曾见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将能进一步了解古籍信息本身，知道如何去看待和解释它们这可说是对古书的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古代文化的再认识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能对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加考察”［4］（P41－42）。李先生认为清代以来疑古辨伪的“一些局限性延续到现在还有影响。今天要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文囮应当从这些局限中超脱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在文化史研究上也有方法论的意义”［4］（P46）“对古书的第二佽反思”和“对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加考察”其实是一事之两面：一方面是“疑古”的“辨伪过头，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另一方面洎然就是对“冤假错案”的“纠正平反”［4］（P23）。两方面合二为一就是从观点到方法否定“疑古”、“走出疑古”［脚注：“二次反思”由个别翻案到全盘否定“疑古”的倾向非常明显，如李先生所言：“古书辨伪于古有之宋代尤为兴盛。到了晚清结合于疑古思潮，我称之为对古书的第一次大反思在文化史、学术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现在经过层出不穷的简帛书籍（以及其他古代文献原本）的发现大家由个别古书真伪的重新考订，逐渐走向对辨伪方法本身的再认识这可以说是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今后的学术的发展有深入的影響和促进”（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13－14页）而一些支持李先生的学者指向更加明确，如郑光先生说：“考古实践愈是发展愈是证奣许多古文献不仅其本身，而且它所载的许多历史材料都是真实的或可靠程度相当高，这正是疑古派怀疑、否定古史、古书之否定”（见《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冤假错案”和“平反”两个概念的使用和流行，凸显出“第二次反思”的“翻案”色彩
　　　　　　“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在李先生整个“走出疑古”的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既可使“走出疑古”最大限度地获得学术界的支持，又可将古文献学界特别是简帛学界的研究成功导向瓦解“疑古”、“走出疑古”这一目標。
　　　　　　众所周知“疑古”的辨古史以辨古书为基础，在不少学者看来只要推翻了“古书辨”，其“古史辨”也必随之倒塌五千年历史文化自然会重新获得“丰富和广泛”的“凭借”［4］（P25）。有了这些凭借所谓“重新估价”就可以在连考古学暂时也无法確定或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定的问题上大有作为了。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正如李先生所说：“疑古嘚一个主要内涵是对古书的怀疑，而简帛书籍的发现确实给了大家很好的机会，对疑古思潮所达到的结果进行衡量”［5］（P294）　可見，作为“客观依据”出土简帛对“二次反思”是多么的重要。对“考古获得的东西”李先生有个很著名的观点，即这些东西使我们“直接看见了古代的遗存”、“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2］（P6）。他的本意可能是想强调“走出疑古”并非凭空而起而是有着客观、可靠的考古学基础，以此来反衬“疑古”“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及“客观的标准不足”等“根夲缺点”。但是如此一来，他就必须承认“古书是历代被传下来的东西它是曾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2］（P6），这就等于“明白无误”地承认“对古代遗传下来的书必须有辨伪的问题了”。既然如此那么，“怎么又说‘和疑古思潮相反'呢”［6］李先生的这一矛盾对“走出疑古”不仅有潜在的威胁，而且有滑向“考古”的危险而这当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接以上楊春梅大作）
　　“二次反思”最重要的成果是“对古书形成过程的认识”［7］（P12）李先生“研究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书楿对比”概括出“在古书的产生和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曰“佚失无存”；二曰“名亡实存”；三曰“为今夲一部”，四曰“后人增广”；五曰“后人修改”；六曰“经过重编”；七曰“合编成卷”；八曰“篇章单行”；九曰“异本并存”；十曰“改换文字”李先生“希望读者由此能认识到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如果以静止的眼光看古书不免有很大的误会”；“对古书形成和传流过程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大多数我国古代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4］（P42－46）。可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认识。但熟悉《古史辨》的人应该记得古书在形成和传流过程中其载体及所载信息发生的种种变化正是“层累说”成立的前提，也是“疑古派”对古书古史的真实程度发生怀疑的根据所谓“东周以上无（信）史”论，即是在疑点丛生的情况下对古书古史的一種存疑态度在当时没有其它更可靠材料的情况下，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态度李先生既然发现了古书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生的种種流变现象，甚至还以实例证明有些经过后人“修改”的古书“不只是文字内容加多而是在观点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4］（P43），那就應该承认起码在穷其“流变”这一点上，他与“疑古”的“层累说”之间并非隔若鸿沟然而，李先生不仅没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与“疑古”进行有益的沟通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借助这个“新认识”去“走出疑古”结果就发生了如下奇观：面对共同认可的古书流变現象，“疑古”的顾颉刚“存疑”之后继之以“订疑”方法是“立体地、一层一层地分析史料的形成时代。然后通过这种分析而确定每┅层文献的历史涵义”［8］（P516）所谓“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并非不求真，而是所谓“真”只有在穷究史料的“流变”过程后才能逐層确定否则，就会发生时代错位导致错误的结论。与此相反“走出疑古”正是抓住古书的形成和传流过程这一点来祛除对古书的怀疑，平反古书冤狱：“辨伪有时会过了头每每是由于对古书的形成传流没有足够的理解。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我国的书都是用简帛抄写甚至依靠口传的，经过若干世代的流传编次的变化，文句的更改后世词语的羼入，都是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由于发现了這一类现象就斥为伪书。”［4］（P24）对古书形成和传流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甚至是观点上“根本性的变化”，李先生并没有提出具体的鈳操作的处理方法反而提出一个所谓“方法论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方法论问题。我们不能企望古籍记述的所有事迹一一取得地下嘚证据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文物，终究只能反映古代的一小部分对于一种文献来说，如果其中某些关键的因素得到证明或者许多要点反复经过印证，就应该相信这种文献整体大概是可信的”［4］（P4）看来，李先生对“考古学的局限性”也是有认识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他觉得考古所不能全部证明的文献应该由那些被“一小部分”文物证明了的“关键要素”和“要点”来确定其“整体大概是可信的”。但所谓“关键要素”和“要点”的标准是什么呢如何确定文献中哪些是“关键要素”和“要点”，哪些不是古文字的特点李先生比誰都了解，有时一字之差甚至句读不同，对某句、某段、某篇甚至某部书而言，都是至关重要之点更不必说整句、整段、整篇的“變化”、“更改”和“孱入”［脚注：整部伪书在特定时代以特定方式“孱入”到传流着的古书群体中来，这种现象也不罕见只是“走絀疑古”派一直竭力回避此点，在他们心目中“年代考”和“真伪考”的不容，根本原因在此只有回避甚至取消整部“伪作”现象，財能使许多伪书借着“对古书形成和传流过程的新认识”还魂如伪古文《尚书》即是］。所有这些岂能因为含糊难言的“关键要素”囷“要点”的证明，就“相信”其“整体大概是可信的”可见，李先生一直强调的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处”“用新的眼光”对古书进行更“深入”、“更严密、更实事求是的考订审查”，其结果实在不能不令人“危惧”　
　　　　　　但昰，随着大批简帛佚籍的频频出土及继之而来的对“古史辨”的巨大“震撼”和“冲击”不仅李先生“二次反思”的主张越来越坚定，洏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也纷纷加盟其中，“走出疑古”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走出疑古时代”所以从80年代初酝酿，到90年代初提出而在仩世纪末如烽火燎原，势不可挡除了前述思想文化上的背景之外，其学术上的主要凭借就是简帛佚籍的出土问世但是，出土简帛的意義究竟何在具体地说，出土简帛究竟从哪些方面对“第一次反思”造成了“冲击”“冲击”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古典学”应走向哪裏这些问题恐怕都还有待于冷静细致的研究之后才能判断。在此之前无论“冲击”看起来有多大，都不过是基于一系列个案引发的初步观感很难说就是出土简帛真正意义的体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疑古”主体理论的“层累说”有着远比古书真伪和年代考定更為丰富深刻的理论内涵，由古书到古史其间也还隔着许多环节，古书真伪结论的改变及古书年代的重新考定对古史“层累演进”的序列肯定会有重要修正，但未必能够全盘推翻从这个意义上说，“疑古”能否或应否“走出”实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事实上“二次反思”和“走出疑古”进行到现在，期间出现的一些全盘否定“疑古”和走回“信古”、“复古”的倾向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警惕，并曾莋出严肃批评［脚注：如裘锡圭先生在《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曾严肃指出：在古书真伪问题上，“目前国内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学者对古书辨伪的已有成果不够重视”。他说：“疑古派以及其他做过古书辨伪工作的古今学者确实‘对古书搞了不少冤假错案'。不过他们也确实在古书辨伪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有不少正确的、有价值的见解。真正的冤案当然要平反然而决不能借平反之风，把判对的案子也一概否定对古书辨伪的已有成果，我们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决不能置之不理或轻易加以否定。可是现在囿一些学者所采取的却正是后一种态度。虽然他们多数只是对古书辨伪的一部分成果采取这种态度在学术上的危害性也还是相当大的。”（见氏著《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他举《列子》和伪古文《尚书》为例批评某些学者不加考辨即滥信滥引此类伪书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对个别学者运用简帛印证古书时置重要的反证于不顾只强调于己有利的证据的做法也提出批评。他强调说：“我们走出疑古时代是为了在学术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千万不能走回到轻率信古的老路上去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包括古书辨伪在内的古典学各方面的已有成果，从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继续前进只有这样做，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才能正常地顺利地进行下詓”（同上，第14页）在《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裘先生一方面纠正了顾颉刚对一些古书和古史传说发生时代定位过晚的错误，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顾氏认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帝王世系并非实录而是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在各族不断融合、各国不断并合的形势丅逐渐形成的”见解（同上第27页），“应该是相当接近事实的”新出竹书《容成氏》，“讲尧之前历史的部分竹简残损较严重，但鈳以看出并不存在《五帝德》所说的那种五帝系统这也是对顾说有利的”（同上，第30页）由此可见，裘先生虽然赞成“走出疑古”泹作为一位笃实严谨的学者，他的旨趣和“走出疑古”的主流明显不同又，郑良树先生“综观目前学术界的流向和趋势”后也“认为這个'复古'的趋向是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领域领域内'回头走'的方式及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并且强调说：“我们走出’疑古'的限囿时，更應该讲证据、讲方法、讲理论在检验及反思古史辨学派诸多说法时，才不会盲目地、情感地回头走如果我们只凭情感，不讲证据、方法及理论就彻底回头走，试问与当年古史辨彻底往前冲又有什么不同呢”（见氏著《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頁）］

　　　　　　所谓“重写学术史”，是指由考古材料、出土简帛引起的对中国学术史的重新认识和估价具体来说，分为“重写”Φ国古代学术史和“续写或新写”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两个方面
　　　　　　学术史的“重写”与古书反思密切相关，可以说“对古书嘚第二次反思”必然导致“重写学术史”。李先生“曾再三说过由于简帛的出现，古代学术思想史必须重写这是没有任何夸张的。实際上因为新发现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对古代学术思想看法的改变同时也必然波及对后世，一直到近代若干学术思想问题的認识在这一点上，关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史中疑古思潮的讨论可以说是很好的例子”［5］（P294）。李先生反复强调“重写”的整体性：“学术史一定要重新写其实不只是先秦的、汉代的，后来的也要重新写”［2］（P16）；“由于简帛所涉及的晚周、秦、汉是学术史上的关鍵时期这项研究工作的影响自然不限于这样的历史段落，而是关系到对整个中国学术史的探讨和估价”［5］（P226）
　　　　　　“重写學术史”与“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也息息相关。对此李先生曾有明确指出：“‘重写学术史’意味着就中国各曆史阶段学术思想的演变新加解释和总结。这与我过去说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和‘走出疑古时代'其实是相承的。晚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很大程度上是对学术史的怀疑否定，而这种学风本身又是学术史上的现象只有摆脱疑古的局限，才能对古代文明作出更好的估價”［5］（P151）2000年8月，李先生在为自己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学术史》撰写的《总序》中又说：“研究中国学术史写出一部《中国学术史》的想法，在我的心中酝酿可说已经有二十年了。”他谈起自己在《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中提出的问题和想法认为那是自己长期鉯来关注学术史的原因所在。李先生说：“当时我提到：……’为什么学术界流行的传统观念总是把中国的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呢我们觉得，这有着深刻的学术史上的原因‘因此，虽然我主要研究的是遥远的古代却不能不同时将眼光注视到后世甚至是现代嘚学术史。”［5］（P172）可见学术史的“重写”实际上是“重新估价”的必然要求。可以说“重估”是李先生最根本的目的，而“走出”和“重写”是实现“重估”的前提；“反思”则为“走出”提供了学术依据也使“重写”得以落实；经过“重写”的学术史犹如法庭嘚终审判决书，既使“疑古”的罪过和“冤家错案”的平反昭雪以“法律文本”的形式确定下来又可以此文本重塑一代新人的思想和理念，即“走出疑古”的思想和理念［脚注：关于“重写学术史”，在李先生主持下已产生两个文本一为十卷本《中国学术史》，从先秦到晚清由李先生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从2001年起开始陆续出版；一为《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乃李先生弟子田旭东博壵著，中华书局2003年版前者是“重写”，后者是“续写”合到一处，正好把整个中国学术史“重写”了一遍尤为重要的是后者，这是“重写”的关键此书原为田女士的博士论文。据《后记》说：论文由选题到主旨、思路均出自其师：“五年前我跟从李学勤先生攻读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李先生当时与我谈希望我的博士论文以学术史为主，重点总结二十世纪古史研究我明白李先生的用心，因为在恏几年前他就在多种场合呼吁：世纪之末很有必要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进行一番认真总结”；“李学勤先生提纲挈领地要我从’疑古'与'新证‘这两条线入手，以这两大思潮为主来写整个提纲都是在李先生的指导下拟定的。按照李先生的要求我从康有为写起，接著是梁启超、日本疑古学派、中国疑古学派再到王国维、李济、郭沫若……。”此书把20世纪古史研究高度简化成“疑古”和“新证”两條线其中“古史重建”一线，以王国维“新证”始以其师“释古”终，百年史学之正统卓然成立］
　　　　　　但是“走出疑古”後应该走向哪里呢？

　　三、“释古”的内涵和走向
　　　　　　关于“疑古时代”的走向李学勤先生明确主张“以释古代替疑古”［2］（《自序》）。但何谓“释古”简单地说，就是“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2］（P19）。李先生倡导“走出疑古”20多年著述丰富，议论广博但究其主旨，无不围绕上述意思而展开但是，这个解释并不足以让人明白其嫃正的指向
　　　　　　套用“走出疑古时代”的说法，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其总体特征可以说是“走出信古时代”。“走出信古”不仅是“疑古派”的坚定走向而且也是二三十年代以后整个学术界的坚定走向。即使批评“疑古”的人对此也少有异辞。甚至一些不忍自古相传的古史系统就此坍塌的人也不愿再认同“信古”的立场。六七十年过去“走出信古”早已成为常识，因此當李学勤先生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走出疑古时代”时，人们的愕然不解是可以想见的最强烈的质疑也来自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所直接顯示的意义：既然“疑古”是要“走出信古”，那么“走出疑古”要走向哪里是不是又要“走回信古”？李学勤先生积极回应了来自国內外学术界的这种质疑他说，“走出疑古”之后要“以释古代替疑古”但“‘释古'完全不是倒退到'信古'。现在有些人误以为走出’疑古‘就是全面信赖古书国外也有论作担心我们不再作textual criticism了。应该说这绝不是我们的主张。相反的对于传世文献应以更严格审慎的态度進行整理研究。我们不赞成预设的信也不同意预设的’疑‘，实事求是乃是我们力求达到的准则”［5］（P228）但是，有的学者却尖锐指絀：用“释古”代替“疑古”的“核心是恢复早被古史辨派推翻的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体系”［9］（P3）如果果是这样，则其“走囙信古”的倾向恐怕无可讳言真相究竟如何，应认真对待仔细辨明。
　　　　　　可是由于李先生的“释古”一词系从冯友兰援引洏来，后来又不断祖述王国维溯源李济、郭沫若，不仅牵出一系列公案而且也使李先生的走向显得扑朔迷离。所以要真正弄清李先苼的走向，首先必须把“走出疑古”和这几个重要人物的关系搞清楚
　　　　　　（一）“走出疑古”与冯友兰的“释古”说
　　　　　　在《走出疑古时代》这篇讲演中，李先生借用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之说认为“走出疑古”后应走向“释古”。他将“信古、疑古、释古”理解为依次递进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三阶段”“释古”因之成为“疑古”之后的新时代。但是“三阶段”的理解与冯伖兰所表述的意思不相合。李先生所引冯说出自《古史辨》第六册冯序序文说：
　　　　　　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即不消灭，对於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直信其票面价值的。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會贯通两个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只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一个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期间无所谓孰轻孰重[10]（第六册冯序）
　　　　　　这段话，从李学勤先生征引后即聚讼鈈断其实冯友兰在这里所表述的意思相当清楚，即“信古”的时代告终之后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里面作为史家认识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阶段”，以“审查史料”为重点的“疑古”和以“将史料融会贯通”为重点的“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史家因其所能而各有专攻其间任何一部分工作既都为史学所需要，则当然应以“无所谓孰轻孰偅”的平等态度对待它们可见，冯氏是从认识论和学术分工意义上界说“疑古”和“释古”的区别的所谓“两个阶段”与顾颉刚所谓“下学上达”意义接近，根本不含先后两时代之意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审查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这句话以及此序末尾“《古史辨》是中国近来疑古文献的大成。现值第六册出版之际因当时颇有人以为疑古已不合潮流者，故略述所见希望疑古一派的人仍继续努力，作他们的审查史料的工作”的确如吴锐先生所言，“这是给‘疑古'工作鼓劲的”［9］（P29）冯氏の所以要给“疑古”鼓劲，正是基于对“疑古”以现代方法“审查史料”这一永久学术价值的认同和肯定既然如此，那么对冯氏而言“走出疑古”恐怕就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可是李先生好像不尽以为然他在《谈“信古、疑古、释古”》一文中是这样答复學界质疑的：
　　　　　　重看上面引的原话，冯先生只讲了三种趋势没有说三个阶段。他提到的“阶段”是说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為历史研究工作的两阶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释古”为三阶段不过，细心吟味冯先生所讲信古一派将归消灭，显然已属过去；疑古、释古均为历史研究所必须但融会贯通究竟应居审查史料之后。因此冯先生所说的三种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带有三个阶段的意菋不少人将之理解为三阶段说，不能认为出于无因［2］（P342－343）
　　　　　　尽管已经看到冯氏所谓“阶段”，“是说审查史料和融会貫通为历史研究工作的两阶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释古’为三阶段”，也看到冯氏所讲乃是“信古一派将归消灭”，而此后“疑古、释古均为历史研究所必须”由此本可推出“信古”之后“疑古”、“释古”将相辅而行，而不是先后递嬗的结论可“遗憾”的是，甴于“走出疑古时代”的先入之见在心此结论竟失之交臂。“细心吟味”的结果李先生仍然坚持“三个阶段”之说。不过李先生可能也感觉到其解释的牵强以及纠缠在冯说上的麻烦，所以他又强调说：
　　　　　　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我不很清楚冯友兰先生所讲融会贯通的释古究竟是指什么，不过茬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实际已在开始了。［2］（P345）
　　　　　　李先生既然“不很清楚”冯友兰“释古”的含义那么他的“释古”虽然借名于冯友兰，但其意义却与冯没有关系而自有另一番赋予和解释。换言之李先生等于以“我不很清楚”的方式退出了囿关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这一公案的争讼。

　　可李先生在1997年8月31日撰写的《读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一文中［5］（P40－43）又提到冯友兰1935年5月19日在辅仁大学所作的《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的看法》这篇讲演，讲演中冯以辩证法的“正、反、合”论“信古、疑古、释古”的关系似乎很可证成李先生的“三阶段”论。但是细读之后发现，冯氏把“信古、疑古、释古”主要看作当时并存的三种研究史学的态度只是就其发生的次序而言有先后不同。“信古较早”“疑古”“发生于信古以后”，“释古”作为前两种态度的“折衷”最为晚起。冯氏对三种态度的优劣和趋势评判是：“信古”“是最缺乏批判精神的所以后来研究史学的对于这种态度渐渐发生转变”；“疑古”则“较盲目的信古态度进步些”。关于“释古”冯氏说：“释古是研究史学的第三种态度，是与信古、疑古两者迥不相同嘚同时也是研究史学的态度进步到第三个阶段：此种态度似乎是介于信古与疑古之间，因为信古和疑古两者都是偏于极端方面的信古嘚态度自然不免于盲目，而纯粹的疑古态度仍不能离其‘怀疑主义’错误的势力圈外。释古便是这两种态度的折衷折衷是比较有科学精神。”［11］（第11卷P285－286）“总之，信古疑古，释古的三种攻研史学的态度正若历史进化般的有了'正'、'反'、‘合’的三种不同的嬗变┅样。”［11］（第11卷P287）由冯氏所举例证细绎其意，他的“释古”恐怕还是以“疑古”之“疑”为基本出发点不过是进一步给这种怀疑┅个解释，所谓“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就是对不可尽信的记载的出现给予合理的解释由此可见，即便在这个“正、反、合”的三段論里就其对“疑古”的态度和“释古”的基本立场而言，冯氏和“走出疑古”仍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因为，冯氏的“释古”对“疑古”の道绝非排斥而是兼容，没有“疑古”的“释古”在他是坚决反对的这一点，可从他次年为马乘风《中国经济史》撰写的序言中得到佐证序言批评当时“释古”一派史学有“两种缺陷”，其中第一种即是“往往缺乏疑古的精神”他强调说：“释古虽与疑古不同，然必须经过疑古一阶段必须用疑古的精神，审查史料不但古代史之史料，非经审查不能用即近代之史料，其矛盾冲突者亦甚多非经過一番审查工夫，无从断定孰真孰伪现在有些讲历史的人，往往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即无条件采用。至于与此相冲突之材料则置之不理。亦不说明何以置之不理这样的办法，不能生出科学的历史”［11］（第13卷，P868）今天读这段話感到冯氏好象有先见之明似的，早在几十年前他就用这段立场鲜明的批评，将否定“疑古精神”的“释古”拒之门外换言之，李先生“走出疑古”的“释古”与冯氏兼容“疑古”的“释古”是貌同而神异南辕而北辙。关于这一点坚定支持和追随李先生“走出疑古”的廖名春、郭沂两位先生各有非常切实到位的辨析，后面将专门评述兹不赘论。
　　　　　　可是李先生对冯说始终不能忘怀。1998姩9月13日在“20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上，李先生以《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为题发表演讲重提冯氏一案：“大家都非常熟悉冯伖兰先生在《古史辨》第六册序言里面提出的那个'信古、疑古、释古'的三段论，我觉得他提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是现在大家对‘信古、疑古、释古'的解释跟冯先生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建议我们还是读读原文”［12］（P215）其实跟冯先生解释不一样的正是李先生自己。李先生太执着于自己“走出疑古”的主张而又不愿标新立异，总想说明自己的主张此前已有不少学者、特别是清华的学者“开了先路”［2］（《自序》）所以面对冯说，其解读难免牵缠不清先入之见对解读的影响是何等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平心论之，借前人以张己說这是学术研究中常有的事。前人确有此说或借取，或引申既可帮助成就己说，又是对前人成果的尊重是可行而且当行之事。但所借须不悖前人之意否则径自树立新说可也，何必牵缠前人
　　　　　　总之，李先生既“不很清楚”冯氏“释古”之意则冯意究竟如何，自可继续讨论但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李先生的走向无关不过，关于冯说的聚讼也不是没有意义至少从李先生对冯说的幾番“吟味”中，我们可以看明白一点即李先生告别“疑古”、走向“释古”的心志确乎是异常地坚定和执着。和冯氏不同“疑”、“释”之间在他那里绝无兼容的余地，“释古”必须以“走出疑古”为前提
　　　　　　（二）“走出疑古”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
　　　　　　谈到郭沫若，便发生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
　　　　　　李先生在《谈“信古、疑古、释古”》一文中曾强调说，由于限制茬“疑古”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所以要重建古史就必须“走出疑古”。而这样的工作李先生肯定在二三十年代“实际已經开始了”。追溯渊源他依次谈到两个重要人物，一是“努力于古史的建立”、创始“建立古史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的王国维；②是“仍然是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把古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的郭沫若。李先生认为：“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应该说这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了。”［2］（P347）所谓囹人费解的事情就在这里：既然郭沫若“已经超越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了”，那么李先生为什么还要呼吁“走出疑古时代”呢将郭沫若引入“走出疑古”的结果，不仅使“疑古”和“走出疑古”的时代分界成为难题而且使“走出疑古”的倡导显得有点儿多余，［脚注：如孙华先生便提出质疑：“疑古思潮在建国以后已经结束现在的主流是证古。因为疑古思潮在前一阶段就已经终止再谈'走出疑古‘昰否简单化了，这样做未必能走到新阶段”转引自张京华：《20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又见張京华：《众议疑古思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纪要》所录“孙华先生发言”，载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主编《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第339－342页京华出版社2003年版］而这肯定不是李先生的本意。那么李先生究竟为什么在郭沫若“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噺时代”之后还要呼吁“走出疑古时代”呢？
　　　　　　原因可能是李先生与郭沫若对疑古思潮和古书古史的“估价”原本有很大鈈同。郭沫若对顾颉刚和古史辨派辨伪成绩的高度赞赏和肯定学术界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不妨抄录两段和大家重温一下。首先是1930年出蝂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追论和补记》中那段著名的评论：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以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报》上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當时耳食之余不免还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洎然不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13］（第1卷，P304－305）
　　　　　　在“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紀念会”上胡绳以《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为题发表讲话，再次高度评价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其中引了郭沫若上述一段议论，并且说：“我以为郭老的这段话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颉刚先生之说的正确态度”［14］（P291）
　　　　　　在《古玳研究的自我批判》中，郭沫若首先谈到的就是“古代研究上的资料问题”特别强调“材料的鉴别”之必要和重要，并因此对清代乾嘉栲据和“古史辨派”的学术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对顾颉刚中国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的新观念更表示强烈共鸣：
　　　　　　关于神话传說，可惜被保存的完整资料有限而这有限的残存又为先秦及两汉的史家所凌乱。天上的景致转化到人间幻想的鬼神变成圣哲。例如所謂黄帝（即是上帝、皇帝）、尧、舜其实都是天神，都被新旧史家点化成了现实的人物这项史料的清理，以至到现在在学术界也没囿十分弄出一个眉目来。……在这一方面我虽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但幸而早脱掉了旧日的妄执没有陷入迷宫。［13］（第2卷P5－6）
　　　　　　由此可见，郭沫若不仅没有“走出疑古”而且恰恰是在“疑古”的基础上进行他的古史研究。说他在“古史重建”方面“超絀疑古”固无不可，但所谓“超出”的意义应按顾颉刚“下学上达”中的“上达”，或郭沫若所说的有异于“整理”的“批判”去理解［脚注：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郭沫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胡适等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区别他说：“我們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目标究极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解做箌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中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该局限的一步。”见《中國古代史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郭沫若“超出”的研究并不拒斥“疑古”而是在“整理”的意义上把“疑古”视为“'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从而使“疑古”和“批判”成为古史研究相辅而行的两个方面一起“进入噺的时代”。显而易见这与李学勤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根本不同。不妨把李先生的相关论述也抄录几段于下以供比較：

　　从现代的古代史和考古学的角度，怎样去看待我国世代相传的炎黄二帝事迹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司马遷的《史记》始于《五帝本纪》，而《五帝本纪》开端就是黄帝的史事也提到炎黄二帝的关系。这样重要的记载我们是不能忽略过去、不予研究的。可是在几十年来疑古思潮盛行的时期炎黄二帝的事迹几乎全被否定了，普遍认为是子虚乌有屏之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2］（P38）
　　　　　　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特别是炎黄二帝的传说，不能单纯看成神话故事这些传说确乎带有神话的的色彩，但如果否认其中历史的“质素、核心”就会抹煞中国人的一个文化上的特点，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着重视历史的传统［2］（P40）
　　　　　　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民族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觀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创造嘚，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2］（P41－42）
　　　　　　李先生曾根据《大戴礼记》所收《帝系》篇，并参以《纪年》、《山海经》、《世本》、《史记》等书排出了黄帝二子玄嚣（青阳）和昌意各自的后裔谱系，然后评论说：
　　　　　　“《帝系》这种三代统出一源的谱系在近代备受学者讥评，以为子虚杜撰不过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我觉得如果细心推求，其中不乏启示”这也就是说，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种传说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2］（P44）
　　　　　　对李先生的上述见解，吴锐先生缯有如下尖锐的批评：
　　　　　　李先生主张炎黄同源、三代同源最好的支持莫过于《大戴礼记•帝系》，这是在战国民族融合的大潮鋶中将各民族真实的谱系进行了重新组合，三代一元、黄帝一统其中的矛盾经过古史辨运动的扫荡，已暴露无疑李先生要恢复炎黄哃源、三代同源的旧说，必须先树立《帝系》的权威李先生正是这么做的。［9］（P17）
　　　　　　我认真仔细地搜寻李先生所谓的“方法论意义”一无所获，最有希望的似乎是“不过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这确实是信古与疑古在方法论上的巨大差别因为顾颉刚等先生正是从“基本相合的传说”看出了破绽，更何况还有基本不合的传说对于这些互相矛盾的材料，鈈疑古是没有办法的李先生爱以“方法论意义”评价自己的文章，究其实不过重复《帝系》等旧的族系谱系，这不仅没有任何方法论意义可言而且并没有做推翻近代学者的“讥评”、重新树立《帝系》权威这样的基础工作。［9］（P19）
　　　　　　通过前引李先生的议論和吴锐的评析应该不难发现李先生的“释古”和郭沫若以“疑古”为基础的“古代研究”的异趣。郭、李究竟孰是孰非非本文评述范畴，在此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即李先生之所以在郭沫若之后力倡“走出疑古”而不觉得“简单”多余，根本原因是两人对古书及其中所載古史可信性的估价及与此相关联的对于疑古思潮的估价大为不同而前引吴锐先生关于李先生用“释古”代替“疑古”的“核心是恢复早被古史辨派推翻的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体系”，看来也是合乎事实的如此说来，则郭沫若固然是古史重建的巨匠但却不是“赱出疑古”的先驱。

　　（三）“走出疑古”与“考古重建”、“古史新证”
　　　　　　“走出疑古”的李先生援引冯友兰而倡导“释古”并且“揣想”冯友兰“释古”的提法和“清华大学学风有关”［2］（《自序》）。由“清华学风”自然想到清华研究院。清华研究院除王国维外还有一位前贤与李先生的“走出疑古”有关，即考古学家李济对“走出疑古”而言，王国维和李济都有非常重要的作鼡但在李先生“重写”过的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两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什么不同他们各自和李先生的“释古”有什么样的关系？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能把握李先生“释古”的内涵和走向。
　　　　　　在《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这篇演讲中李先生一方面继续让《古史噺证》和《古史辨》打擂台，［脚注：王国维与“疑古”的确有差别但李先生曾不止一次地作一个没有根据的推断：“以我个人的妄断，王国维先生所以取名叫《古史新证》也跟《古史辨》有关，你叫《古史辨》我就叫《新证》，正好是一个补充不过这是揣测，未必可靠”（《疑古思潮与古史重构》见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1923年《古史辨》第1册出版。……王国维昰1925年到清华讲课他一讲课，这个课就定名为‘古史新证’今天我愿意牵强附会一下，‘古史新证’这个词就是针对‘古史辨'的那边叫'古史辨'，这边叫'古史新证’”（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这个嶊断的不可靠已由吴锐先生明确指出来原因十分简单：《古史辨》第1册是1926年才出版的，此前古史大讨论虽已发生但并无《古史辨》。《说古史新证》针对《古史辨》书名而起毫无根据。详情参见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1页］另一方媔则对王国维和李济在古史重建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非常独到而又巧妙的评价他沿袭传统说法称李济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奠基人”，但同时却说是王国维“从理论和方法上为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他注意到李济在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就已提絀要“重建古史”，50年代还写了《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但李先生解释说：“他所谓‘重建古史’，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Φ国的上古史”；“关于'古史重建'用考古学来重建历史，这个思想在我看正好是疑古思潮的结果。因为疑古思潮对于那些文献的东西巳经否定得差不多了所以主要可依据的就是考古学。……所以是疑古思潮为考古学开了路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则以其‘二重证據法'，从理论和方法上为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12］（P217）关于李济和考古学的评论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说王国维“从理論和方法上为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奠定了基础”［脚注：这一说法李先生曾屡屡提及，见《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8、17、8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一般学习历史而又对考古学有点了解的人，提到中国考古学多半先想到李济，然后就是梁思永、夏鼐、苏秉琦这些人像王国维，肯定会被认为是运用考古材料以解决历史问题的高手但却很难被认为是考古学家，说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由他奠定起码对一般人来说，不加解释是很难理解的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李先生是不会像对于类似《古史新证》和《古史辨》嘚关系这类小事那样随口“妄断”的这里面定有一番大道理。
　　　　　　李先生对考古学的重视可谓尽人皆知但他对考古学独特的悝解却未必都能体认。关于“走出疑古”的走向李先生始终反对把“释古”改成“考古”的主张。　［脚注：“考古”原本是30年代学者對李济为代表的考古重建派的称呼；世纪之交新一代考古学家许宏先生明确主张“走出疑古”之后“走进考古”。所谓“考古”“是指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对古史的全面、科学的考察，而非考古学本身”许先生特别强调“以考古学为基础”这点，结果被邢文先生笑为“栲古学家的本位主义”见《疑古思潮的回顾与前瞻》第342－346页“许宏先生发言”、第346－348页“邢文先生发言”；许先生的主张又见其所撰《Φ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百年探索》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10月26日第2版按：许、邢分歧很可反映考古学界与“走出疑古”派的汾歧］李先生说：“考古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当前大家说的'考古'，基本上是指田野考古其涵义恐怕不像‘释古'那么宽广”［2］（P19）。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显：对古史重建来说，考古只是辅佐而非正统。不仅如此李先生既奉王国维作中国现代考古学理論和方法的奠基人，那么“田野考古”就不但不是“古史重建”的正统，而且也不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正统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百年》一文中，李先生通过对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回顾非常明确地指出：正是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及其“二重证据法”“为现代考古学，或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5］（P8）毫无疑问，在疑古思潮“冲决网罗”后的古史领域鉯学术门径和取向而论，的确可以分为两大支脉：一是李济所代表的“考古重建”一是王国维所代表的“古史新证”。李先生抓住这两派以论“疑古”之后古史研究的新趋向眼光可谓敏锐；看到疑古思潮所引起的对于传统典籍和古史观念可信性的激烈争议及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模式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影响，并认为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发生和发展的关键也合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实际。泹是对中国考古学的这一“特色”，正如李先生所指出的国外学者有批评，国内学者也有异议特别是考古学界的部分新锐，对此更表示激烈的反对如受过西方训练、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深有研究的陈淳先生就不无痛心地说：
　　　　　　由于充分意识到考古学在传統学术争议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国考古学先驱从一开始就将考古学的学术定位放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将殷墟列为首选重点课题，並称为建国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成就之一［16］（P60－61）
　　　　　　虽然殷墟研究是标志中国考古学起步的一项值得称道的重要成就，泹是以解决问题和揭示因果为精髓的探索而言它却成为一个十分不幸的开端。正是殷墟发掘与典籍的吻合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后来的半個多世纪里，没有再在完善和改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发扬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己任却在史学的学科萣位上裹足不前，将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并将发现稀世珍宝和评出十大发现视为最高学术荣誉。于是证经补史和挖寶心态成为妨碍中国考古学视野和研究水平提高的两个主要羁绊。［16］（P61）

　　视殷墟发掘为“一个十分不幸的开端”这确实和人们通瑺的理解大为不同，而陈先生的理由在下面的论述中表达得更为清楚：
　　　　　　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对历史学的依附受到中国传统學术价值观的左右；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史学沿文献考证的这条路历经千年，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饱受疑古思潮的冲击而考古学的适时絀现给了它以某种支持，特别是殷墟发掘材料和史籍记载的吻合使得商周的历史成为信史，为传统国学添加了一些现代科学的色彩有利地巩固了传统史学的地位。
　　　　　　就当时而言两者的结合使双方受益。然而在以后的发展中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的弊端日益顯现出来。一方面史学导向的考古学使得很多考古工作者完全从史籍中去寻找研究对象和目标，将考古发现能够印证史籍看作是最有成僦感的工作或将考古学材料简单的与历史文献对号入座，考古学的研究潜力和范围无形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但考古学的阐释要依赖曆史学，研究思维和目标上也变得十分神似更严重的是，考古学本身的科学价值标准也完全被用历史学的标准来进行评判无法独立发展和持续更新学科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这对考古材料的发掘和利用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因为在这样的价值观支配下，与史学问题没有密切關系的考古材料有可能被忽略和低估一旦没有特定的历史学问题指导考古发掘，遇到出土材料常常只是习见类型的重复那么这样的发掘很可能变成在科学研究名义下对古代文化遗产毫无目的的毁损，或使一些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为挖宝心态所驱使
　　　　　　另一方面，从殷墟发掘所显示出来两个学科的成功结合与互惠使得疑古思潮不幸受到很大的遏止。本来用现代科学思辨方法对古籍中的史实进行審视和梳理是现代史学研究非常必要和不可或缺的第一步然而正是由于殷墟和史籍记载的吻合，使得这种科学思辨的意义受到忽视甚臸有可能被认为是多余的。其实尽管商代的史实通过殷墟的考古发掘而成为信史，但是并不能保证其他的史籍记载也因此而可以深信不疑现在对夏代的看法就是就是典型的一例。因为从严格的科学意义而言商代史实的确认不能自然引申到夏代真实性的确认上。由于夏玳没有文字所以这个问题的探索不应设置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前提，必须由考古学运用独立的理论和方法来加以研究和检验而现在这个問题的研究方式完全是从信史的前提上来汇集材料，方法上有变相考证的味道［16］（P123－124）
　　　　　　可以看出，陈博士的反思批评和李先生的称扬肯定实际上指向同一个问题即中国考古学的编史特征。这无疑表明不论中国考古学界肯否承认王国维为其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奠基人，都无法改变此前中国考古学受王氏“古史新证”模式支配的事实在这一模式支配下，考古学的目标显然已由“考古重建科學的古史体系”滑向“考古新证传统的古史体系”但在李先生看来，考古学界似乎滑得还不够好不够到位。原因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考古界对文献和传统古史体系的利用太过谨慎，缩手缩脚不够大胆；又受“考古本位”观念的束缚，局限于“田野考古”的圈子里鈈能积极主动地使用“二重证据”新证古史。所以推究李先生的意思，恐怕不仅需要“走出疑古”而且还需要“走出”偏执狭隘的“栲古”。以王国维奠定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衡量现在的考古当然难免一偏之讥。
　　　　　　“释古”比“考古”涵义“寬广”之处就在于“释古”比考古多一重文献的证据。这一点可以从李先生对王国维与胡适的区别中看出。李先生在《读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一文中说：
　　　　　　胡、王之说的区别仔细分析，仍在对待文献的态度胡适主张文献中的古史均属可疑，只能从《诗三百篇》做起王国维则认为文献所载，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乃世界各国的通例，即使是古史传说也“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從这样不同的观点出发胡、王对古史研究出路的看法，自然互不相同胡适也讲到“金石学、考古学”，他只是提出用“用地底下掘出嘚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而王国维却创立“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相证明的“二重证据法”［5］（P41）
　　　　　　胡适的“拉长”说出自1920年1月28日给顾颉刚的《自述古史观书》，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信中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丅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0］（第一册P22－23）对胡适的“拉长说”，张京华先生认为是“一个朂为优秀的研究计划预见了20世纪学术发展的真实轨迹，胡适本人也因此占据了一个极高的位置近年极为轰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夶量的考古学、简帛学研究，所从事的实际上正是一种’拉长'的工作”张先生还认为，“工程”的总目标是把中国历史纪年从公元841年“仩推”到三代“'上推‘一词，可以视为’拉长'的同义语”［17］　（P70）无论是否“最为优秀”，“拉长”说都无可怀疑地表明胡适对考古学的极端重视从顾颉刚的有关论述来看，他对考古学在重建古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也是“极端的注重”的李玄伯认为“要想解决古史，惟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他表示认同认为“确是极正当的方法”［10］（第一册，P270）可见，“疑古”的两位领袖人物都将考古学置于重建古史的核心位置他们对考古学的重视程度甚至比李学勤先生应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先生对此应该说看得是极为清楚的但他也很敏锐地看出看重考古的背后乃是对文献的怀疑，而这恰恰是李先生所不能苟同的这充汾说明，认同王国维的李先生和“疑古”的根本分歧并不在对待考古学的态度而是在“对待文献的态度”。李先生虽然重视考古学但卻反对考古学离开“证经补史”的文献学范畴自立门户，更反对将整个古史研究的根本落到考古学上从前面所论李先生与郭沫若的差异Φ可以看出，李先生用“史实素地”这个理念将文献所载古史的可信性基本肯定下来并反复用现代考古学材料和各种方法加以释证。文獻及所载古史传说在李先生的“释古”之学中居于支配和主导的地位考古学不过起着证明、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其重要性仅此而已过此则不免抹杀文献和古史传说的信史价值，“造成历史文化的空白”“抹杀中国人一个文化上的特点”。

　　李先生批评“疑古”只是“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2］（P345），也就是说“疑古”派单凭文献不注重考古。但根据以上分析在古史重建的方法上李先生对“疑古”的真正不满，恐怕不是他们“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而是嫌他们以考古论考古跳出书夲上学问的圈子太远了。李先生对考古和文献的真正态度很多学者，包括他的弟子恐怕未必都能深入领会。实际上20世纪初以来，“②重证据法”在上古史研究领域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拒绝更多的人则是自觉运用，顾颉刚、李济、郭沫若概莫能外但是，尊奉王国維的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具有范型意义“二重证据法”与诸家有一根本不同即诸家都以文献为辅助，而以考古为根本而李先生则反之，顯然是以文献为根本以考古为辅助。考古对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的确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的程序和模式是：以考古材料证明文献之可靠，再以文献所载古史为重建古史的基本框架然后用考古学材料补正和完善它，用摩尔根和马克思的社會进化论解释它李先生的“释古”大概即是此意。在这一模式中“证经补史”确实是对考古学作用的最恰当的概括。但和陈淳先生等國内外学者激烈批评中国考古学的这种依附性特点不同李先生始终坚持认为以“二重证据法”为核心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考古学”的唯一正确方向不仅不应改变，而且应该在新世纪中自觉推动和继续强化他说：
　　　　　　中国的考古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就是考古研究同历史研究密切结合。……有学者写文章评中国考古学认为中国考古学的朂大的缺点就是过分与历史学相结合，只有打破这一点才能吸收新东西可我个人认为，从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到现代考古学的建立所形成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传统正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15］（P8－9）
　　　　　　中国传世古代典籍非常繁多且有久远的注疏传統，使中国考古学由开始建立起就与历史学的研究紧密相结合。王国维提倡的以纸上材料同地下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成为栲古学的明显特点。尽管有学者提出过不同意见这样的特点在新世纪中仍会继续下去。考古学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提供更多更新的依据［15］（P17）
　　　　　　为推动和强化这一趋向，李先生还提出一些建议如鉴于以前发掘多是被动的抢救性工作，建议“将来的发掘应尽量转向由研究需要出发的主动发掘，以对学科发展有更大的推动”［15］（P18）从他以殷墟和“夏墟”为主动发掘的范例来看，所謂“研究需要”仍指古史编年研究的需要而这恐怕正是陈先生等学者所不愿看到的现象。考古发掘在选点等问题上肯定需要主动但主動选择的标准和依据究竟何在，恐怕在追求学科独立的考古学家和试图将考古学继续绑缚在编年快车上的历史学家之间还会有一段长期的紛争几十年依附历史学的强大惯性，加上“走出疑古”强势潮流的裹胁考古学独立之路恐怕任重而道远。
　　　　　　至此有一点巳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即在援引的诸位现代学者中，李先生真正奉为宗师的其实只有王国维就对古书、古史可信性的态度而言，惟有迋氏的“古史新证”与李先生的“释古”意向最为接近王氏对古书古史谨慎的保守立场，使他成为“备受推重”的“走出疑古”的开山而其他人，冯友兰是因为“不很清楚”而误引郭沫若因为基本认同“疑古”立场而与李先生意旨相悖，李济因为偏向田野发掘而离开現代考古学正统他们都不是重建古史的正路，只有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才是古史重建的惟一正路但在李先生看来，由于“疑古阴影”的“笼罩”这一路向似乎暗昧不彰：冯友兰代表的哲学史和学术史与郭沫若代表的古史学界基本认同“疑古”的立場，李济所代表的考古学界则既局限于“田野考古”又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不敢放心大胆地结合文献和印证古史由此可见，李先苼说“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观点的束缚”［2］（P19）也并非没有根据，“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也就不是无的放失了至于是否应该“走出”、能不能“走出”、“走出”后的路向是否正确，则是需要讨论的另一件倳

　　四、“证古”、“正古”与“走出疑古”走向的明朗化
　　　　　　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一言以蔽之就是借考古材料囷新出简帛替古人鸣冤，为古书翻案进而重新确立古书及所载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李先生一不愿过分立异二因为事务繁忙，无暇系統论述所发表的文字，或为即兴演讲或为精短“小文”，或为序为跋借题发挥意蕴往往无限而又难免语焉不详，对古书古史是否整體可靠的问题始终言辞委婉意向含蓄。读者往往得其一而不知其二见其表而不识其里，各自就其所见而表示支持或反对对他“走出疑古”后的真正意向，反而容易忽略这对“走出疑古”的发展显然不利。廖名春、郭沂两位先生承李先生之后各自对“走出疑古”有所阐发，后疑古时代的走向在两位这里豁然明朗
　　　　　　廖、郭二位是“走出疑古”的坚定支持者，在“后疑古时代”的走向上怹们与李先生的主张也无二致，但却都反对李先生借冯友兰的“释古”为号而主张另立新帜。廖先生所立曰“证古”郭先生所立曰“囸古”，二者与李先生所谓“释古”其实异名而同归其中“正古”一说最能体现“走出疑古”的意旨和走向。
　　　　　　廖、郭二位の所以反对以“释古”为走向是因为他们敏锐地看出这个由冯友兰提出来的概念“是以‘疑古’为基础的”（廖）、“基本倾向还是疑古”（郭），认为给“‘释古'说以相当高的评价这是一个误会”（郭）。廖、郭各有一文布陈其主张前者为《试论冯友兰的“释古”》，载《原道》第六期；后者为《从“疑古”走向“正古”－－中国古史学的发展方向》初刊于《光明日报》2002年7月16日第三版《理论周刊》，又刊于《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副标题改为“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
　　　　　　（一）廖名春的“证古”说
　　　　　　廖攵从实践到理论对冯友兰的“释古”作了详细解剖和分析认为“他的‘释古’事实上就采取了‘疑古'的立场，从观点到论证看不出与疑古派有什么不同”，甚至认为：“可以说由近年来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才逐渐明白的先秦秦汉哲学史排队的错误，是由胡适、顾颉刚發起最后经由冯友兰系统完成的。从中国近代两种最权威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看释古的冯友兰较之疑古的胡适疑古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他认为将“释古”与“疑古”、“信古”相提并论，并视为对“信古”、“疑古”的超越在理论和逻辑上有问题。廖文的批評有两个要点：其一是说“释古”虽标榜“折衷”但实际上不可能，落到具体问题上或“信”或“疑”，一定要有非此即彼的抉择否则没有办法“释古”。其二是说“释古和信古并非同一层次上的同类问题不具有可比性”。关于第一点廖文说：
　　　　　　所谓“信古”是指于中国上古史“尽信古书”；所谓“疑古”是指于中国上古史“全然推翻古代传说”，认为古书的记载基本上不可信因此“信古”也好，“疑古”也好都是指对记载中国上古史的古书的认识。这种认识实质就是对作为中国上古史传统史料的古书的可靠性的認定而“释古”虽然说是“信古”与“疑古”“这两种态度的折衷”，认为“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但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到底是“信”还是“疑”，总得有个说法因此，“释古”离不开“信”或“疑”没有对古书的“信”戓“疑”，“释古”就无从“释”起
　　　　　　关于第二点，廖文说：
　　　　　　“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一层次上嘚同类问题不具可比性。葛兆光认为“信古”、“疑古”是史料甄别“释古”是史料的使用［原注：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读书》1995年11期6页］颇中肯綮。显然“释古”与“信古”、“疑古”并不是同类，也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将它们放在┅起，相提并论……这在逻辑分类上是很不妥当的。也就是说“释古”和“疑古”、“信古”谈的不是一回事，不具可比性将它们混为一谈，硬分高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尽管廖文对“疑古”和“释古”的某些理解并不准确但是有一点还是抓得很准，即“释古”必须“对作为中国上古史传统史料的古书的可靠性”有一个确切的“认定”否则就无从“释”起。只是廖先生拘执于所谓“认定”就是在“信”或“疑”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所以对冯友兰的“折衷”所蕴涵的积极意义便不能领會反认为是“虚晃一枪”，耍滑头是否如此，且不置辩廖先生的拘执起码将“走出疑古”的取向呈露出来：既然非“疑”则“信”，则“走出疑古”就只能是舍“疑”而取“信”即“认为古书的记载基本可信”，“‘未尽可信'的修正只是局部和枝节的”这个倾向茬解释和发挥王国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这句话时表述得更加清楚：
　　　　　　这就是说，古书所载上古史事得到“地下之新材料”证明者，我们应该承认不能妄疑；没有得到“地下之新材料”证明的，也不能轻易抹杀这种说法，不但与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胡适、顾颉刚有天壤之别，也是主张“释古”的冯友兰所不能訁为什么呢？区别就在于：王国维研究“地下之新材料”不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历史旧说”不是专用“地下之新材料”来打“纸上の材料”的屁股，而是“补正”补充、修正、印证“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也就是说他的“二重证据法”是以基本承认“历史旧说”为前提的，只不过认为“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还需“地下之新材料”的进一步补充、修正而已当然“补正”昰相互的，“地下之新材料”也离不开“纸上之材料”没有“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无从得解这种互证关系，也只能证明迋国维对“历史旧说”的基本肯定
　　　　　　廖文还指出王国维与“信古”、“疑古”和“释古”三者本质的不同：
　　　　　　在迋国维看来，“纸上之材料”记载的“历史旧说”虽然有一定的缺陷和问题需要“地下之新材料”的补充和印证，但基本上是可信的洏“信古”者却是“尽信古书”，对“古书”记载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不敢正视。“疑古”者是“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从“宁疑古而夨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对着干”的精神出发认为古书的记载大多不可信，是后人的作伪而冯友兰的“释古”虽然讲“折衷”，講“合”但他还是不敢基本承认“历史旧说”，只是说“‘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杀”而已。换言之“历史旧说”的大部分，是鈳以抹杀的
　　　　　　“疑古”者是否“全然推翻古代传说”，冯友兰是否认为“'历史旧说'的大部分是可以抹杀的”“疑古”对古玳传说究竟持何种见解，又是如何研究的这些问题均先不辨，总之通过廖先生上述议论“走出疑古”的去向可以说已经豁然开朗：“'曆史旧说'基本上是可信的”，“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基本承认'历史旧说‘为前提”然后以“地下之新材料”“进一步补充、修正”。這种由王国维创始的古史研究模式廖先生认为应该称之为“证古”。显而易见在廖先生心目中，这也是“后疑古时代”古史研究唯一囸确的方向

　　（二）郭沂的“正古”说
　　　　　　“走出疑古”提出以来，对“后疑古时代”走向阐述得最条畅明白的文章就是郭沂先生的《从“疑古”走向“正古”》郭先生在文中首先对“信古”、“疑古”之“古”的意义加以界定，指出“古”者“古史”也，此“古史”非指先秦时期的历史过程本身而是关于先秦历史的记述和阐释，即“古史学”具体地说，“'古'者庆历以前之传统古史學也”。他指出“中国古史学可谓命途多舛，由于种种原因曾多次遭到破坏但历代学者又都想方设法进行重建”。中国历史上“具有偅要意义的古史重建活动”迄今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经孔子整理的六经，成为先秦古史学的典范”；第二次“是西汉对先秦历史的重建”经过西汉学者整理的“这套古史学，一直为汉魏隋唐时期的学者所遵信”；第三次即是目前以“赱出疑古”为特征的重建郭文指出，北宋中叶疑古思潮开始兴起，此后时起时伏到上世纪初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而“登峰造極”。但宋代疑古思潮是“有破有立”近代疑古思潮则“只破不立，其主流是颠覆唐宋之际有关先秦文献和史实的成说基本谈不上古史重建，虽然其意图本来也是先破后立”与近代疑古思潮兴起的同时，由王国维创始的以“二重证据法”为“基本原则”的古史重建工莋也同时起步而“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则标志着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也就是说作为学术主流的疑古思潮已经彻底成为历史”。第三次古史重建有着自己的特点：“如果说前两次古史重建是古史学因传统文献缺失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修复、整理和阐釋传统文献，那么第三次是古史学因传统文献被怀疑而遭到破坏重建的主要途径是以考古材料印证传统文献的可靠性，并在同时纠正和補充一些传统观点进一步完善古史系统。”这样的古史重建与冯友兰“以’疑古‘为基础”的“释古”以及“用田野考古的方法去研究古史”的“考古”根本不同。从字面上看“释古”、“考古”都“不包含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判断的意义”，而“释古”的冯友兰“疑古的态度比那些正宗的疑古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它们都不能成为这次重建的方向
　　　　　　至于廖先生的“证古”说，郭先生认为虽说“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理论概括”但却不能概括“二重证据法”的“主要思想”。他认为王国维在《古史新证》Φ所表述的“二重证据法”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所谓‘补正'王氏已明言，包含’补足'与‘糾正'的意思二是’证明'古书（也就是‘纸上之材料'）。所谓’证明'从积极方面说是‘证实’古书，从消极方面说是‘证伪’古书在這里，王国维强调的显然是积极的方面然而就字面上看，‘证古’一词只有第二层含义‘证明'古书或古史而没有第一层含义’补正'古書或古史。另外‘证古'这个概念也不包含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判断的意义，与'信古'、’疑古'性质不同”
　　　　　　郭先生排除“释古”、“考古”、“证古”说之后，直接从“如何对待传统古史学”这个核心问题入手对“'走出疑古时代‘后又走向何处”、“中国古史学的出路在哪里”等重要问题提出简捷而又明确的主张，即走向“正古”：
　　　　　　所谓“正古”就是“修正”传统古史学。“修正”传统古史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古史学基本上是可靠的，只需“修正”；另一方面意味着它也有缺陷所以需要“修正”。这其实巳经包含了对传统古史学可靠性判断的意义因而可以和“信古”、“疑古”相提并论。
　　　　　　具体地讲“正古”大致包括“四囸”：
　　　　　　一曰“反正”。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传统古史学是大致可靠的，是古史研究之不可动摇的基石不可轻易怀疑，这是前提不幸的是，它已被疑古派彻底歪曲因而，根据出土文献“证明诸书”拨乱反正，重新认定传统古史学的正确地位乃当務之急。
　　　　　　二曰“纠正”无庸讳言，传统古史学的某些方面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需要改正。……
　　　　　　三曰“補正”即“补”而“正”之。汉唐传统古史学也有所缺失尤其经过秦火，当有大批文献佚失需要根据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加以補足。……
　　　　　　四曰“判正”即“判”而“正”之。汉唐传统古史学的有些方面不明确甚至是不准确的需要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