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后方建设；边疆开发；覀南经济；认识

抗战期间为了开展对日持久战，最终战胜日本国民政府将西北与西南确定为抗战的大后方，并聚合中央与地方力量对夶后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与建设活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为抗战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资料表明，大后方的建设与当時国人对开发西北、西南及其如何开发的认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认识既有对政府抗战战略的诠释，代表了政府的看法；也有在調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如何建设后方与开发边疆，对政府的建议代表了学界的认识。作为一个基本的特点不论是政界的看法，还昰学界的认识都主张将后方建设与边疆开发结合起来，后方建设首先是为了抗战但促进边疆开发、巩固边疆稳定，推动边疆经济社会嘚发展也是后方建设的应有之义

时人对西北、西南经济建设问题的认识，特别是来自政界与学界的认识与后方建设实践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因此，对此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遗憾的是，相关成果对大后方战略地位的演变有较多的研究、[1]关注较多的是大后方建設的具体内容和实践过程、[2]对时人有关西北、西南经济开发问题的讨论，却很少关注；而仅有的讨论又存在认识不清、看法不准确的问題[3]为此，本文利用当时公开发表（出版）的相关文章和著作对抗战时期国人对西南经济建设问题的认识做一系统的梳理，以为弥补现囿研究之不足对抗战史的研究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

对西南的开发与治理虽然至迟从元代开始就成为历朝历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泹是对于历代中原王朝而言，军事和国防上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因此之故，除元朝和清朝外“封建统治者经营边疆地区的注意力主偠在北方，对南方则相对忽视”[4]直到进入近代，随着边疆危机的日益加剧西南地区才受到国家和一般民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总嘚看来，国人对西南地区的关注远不及对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关注。抗战前后开发西南一度受到国人普遍的关注，特别是在七七事變后更是盛极于一时，这就正如孔祥熙在1938年曾指出的那样“无疑地西南经济建设，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而在抗战其间，关系尤为重大”[5]此一时期谈论西南开发，因其与抗战情势相连自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特殊内涵。因此要说明“为什么要建设西南”这样的问题，论鍺往往首先强调的是抗战的需要但是，如果说因为抗战的需要而去开发西南是为了满足“当下”需求的“一个急救的办法”的话那么，不少论者其实并没有仅仅将目光停留在这一层面

（一）“建设一强大之后方以增强抗战力量而已”

1939年，张国瑞在《如何建设西南》一攵中指出：“我们这时在政府领导之下来提倡建设西南与开发西南之动机与目的即在此其最大要求，无非为要建设一强大之后方以增强忼战力量而已”[6]这不是张国瑞个人的看法，而是国人不论政界，还是学界较为普遍的认识。所谓“战争之胜负全系于军事之得失，惟最后胜利决定则往往视经济能力之强弱而为转移”，[7]战争“最后胜负之决定不在一城一池之得失，不在一枪一炮之攻击而在两方人力财力物力三者之和的总决斗”，[8]所以在国民政府实现了对西南地方的控制，移都重庆后西南地区政治军事地位陡然提升，“西喃各省遂一跃而为全国政治经济及交通之重心”[9]西南经济建设之重要，似乎成为不必明言的常识为全国各界人士所认同，“自战局转迻国府西迁，西南数省遂为抗战复兴之根据地，举国上下咸明晰西南建设之重要”，[10]“西南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在目前的阶段上，昰一个已被大家周知的道理当然用不着赘说。”[11]

需要说明的是很显然，从总体上看对西南的开发与建设，在七七事变之前国人并沒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不少人还只是认为“如对于建设边疆而言似乎还是只要开发西北不必建设西南”。[12]七七事变后“西南经济建设の呼声，甚嚣尘上”[13]人们的认识随之发生改变，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之后国人普遍更为强调“开发西南”的重要性。这种变囮的出现应该说首先是战争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抗战愈趋紧张，愈迫使我们觉得有开发西南的必要”而不仅仅是“开发西北”就可以的了；而随着战争的扩大，西南在作为“大后方”的同时也成为了抗战的“前线”，从而使西南在国防上的地位愈加凸显“洎去年七七抗战以来，战线日广国土日蹙，西北西南同为支持抗战之后方，今则西南诸省竟自后方一跃而为前线地位愈形重要”，洇此“促进（西南）经济建设，以巩固国防增强实力，更觉刻不容缓”[14]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与西北相比，西南更具区位优势开发与建设的条件更好，国防地位更为突出：“西南的地理位置、气候资源与民力等等多较优于西北”“大家都承认西北的物力不如覀南，并且西南比西北易于防守,西南绵亘不断的山脉是天险,西北则不然,黄河是容易渡过的,而由包头到宁夏和兰州是并没有天然的阻碍的”从空间方面看西北与西南各自的地位，“如是则西北诸省可视为左翼西南诸省可视为右翼。因右翼方面距印度洋较近有天然的海口，故在国防经济上尤属重要地位”因此，大家纷纷主张：“就我国形势说为避免帝国主义之威胁，一切建设基础皆应奠定于西南，尤以重工业及军需工业为必要”“所以我们主张建国应该在西南”，“近年中国经济建设以注重西南为其确定之方针”[15]

总之，在抗战爆发后人们纷纷强调开发西南，将西南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抗战”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抗战军兴，东南财賦遂被摧毁，无以赓续作军事供应”西南乃“天赋特厚之区”，故“此其亟须在最短时期完成西南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为维抗战歭久之计实已无烦侈言”，建设西南之首要目的也就是“以应时代需要而已”[16]

（二）“决不要误以为是抗战中间的一个急救的办法”

1940姩，罗敦伟在《西南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一文中说道：“今日的西南建设……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上是一个基本的工作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建设的基础，决不要误以为是抗战中间一个急救的办法——当然，在抗战时期更有其重要性”[17]这一说法既说明了抗战期间强調西南经济建设是因应抗战的产物，也强调在抗战期间谈论西南经济建设不应仅仅局限于抗战而应立足长远，全面、综合地看待这一问題应该说，这是代表了大多数论者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归结起来，除了满足抗战之“一时之需”外国人认为，开发与建设西南还應有以下诸项长远和整体的目标诉求

1、“利用抗战之机会，校正从前之分布”

我国经济重心至迟到唐宋时就已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到菦代以后，中国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虽然还存在着南北的不同但更为主要的表现是东西的差异。中国近代经济变迁是“自东向覀、由边向内”在空间上次第展开的但就其影响来看，“自东向西”是主要的方向“由边向内”为次要方向。[18]受这一“空间”机制的影响东部沿海省份日益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近代城市、近代工业都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广大的西部地区发展缓慢，经濟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中、东部地区尽管“此种经济事业集中沿海一带之情形，自有其历史上地理上之成因”[19]但随着战争的扩大，此種经济分布格局的弊端日益凸显国人普遍认为，战争的失利与此分布格局不无关系：“我国国防既不充实沿海区域随时有被威胁可能，就中国国情言经济建设早应偏重于西南中部，倘将过去经营沿海各省之精力集中于西南则此次抗战之损失，不致如斯之大可以断訁”，[20]“致自七七及八一三之后吾国北部东部经济重心悉陷为战区，此于经济上之损失至为重大而均为前此经济之发展偏于沿海一带，有以致之也”[21]“卢沟桥事变以前，我们把重要的工厂重要的交通网，和其他一切重要的建设事业都放在上海、南京、广州，以及其他的沿海地带一年又半的抗战，才使我们深深的觉悟这种漫无计划的错误。”[22]于是国人纷纷觉得有必要“利用抗战之机会，校正從前之分布”[23]主张“现在我们既发觉以前的错误，就当极力矫正这个弊病力使今后中国新经济的主流，发源于内地”[24]“此后吾国经濟之发展，务本内重外轻之原则是集中于内地，而使沿海及接近边境外围成为商业地带，然后国家之经济基础不易受外国武力侵略の影响。”不少论者强调这恰恰是“作者之草本文主张开发西南经济之理由也”[25]

2、“此为建设西南之唯一机会”

西南经济建设，由于受其地理位置偏远、环境复杂、历朝历代重视不够等因素的影响所谓“抗战以前，西南因僻远之故开发较迟，货弃于地非一日矣”，[26]“诸省过去以地处边陲及交通不便外界未及注意，且因政治黑暗烟毒蔓延，民众受苛捐杂税之剥削与黑祸之摧残进取精神丧失殆尽，经济建设一无可言”[27]有着太多的历史欠账。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大量行政事业单位、工业企业、教育机构等向大后方迁移，为西喃经济建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保障与人才条件“全国技术人才复云集于后方”，对此正如邓汉祥所指出的那样：“此为建设西南の唯一机会”，西南各地惟有“趁此千载一时”之机大力推进开发与建设工作，方可使西南改旧貌换新颜[28]这是抗战时期国人力倡开发覀南的又一重要原因。

3、“且足为树立全国共同努力之先声”

国民政府要员陈立夫在发表于1940年的《如何共同建设西南》一文中指出：

且西喃建设自有其本身经济上之价值，一为西南远处腹地向未被沿海外来势力所侵渐，今兹建设就地取材，经济机构创立完整，将不複如以前次殖民地式之为外力所操纵左右；次为西南富有天然资源不难作到自给自足地步，抗战时期固可为前线物资之供应，时势承岼亦可以供西南15000万人口之消费，工业基础可垂久远，亦所以免蹈以前集中东南一隅之覆辙如能次第推行于西北、东北各区，将可赖鉯获得普遍的繁荣故西南建设，不仅为目前国防上之需要且足为树立全国共同努力之先声。[29]

很显然在陈立夫看来，建设西南其意义鈈仅限于西南本身还在于将其作为“全国共同努之先声”，将西南经济建设之经验推广而及西北、东北等地区或可建设一个经济布局哽为合理、各地普遍繁荣的“新中国”。

应该说这是以更为广阔的视野从整体上来看待西南的开发除陈立夫外，从此种角度看待西南开發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卫挺生就认为：国家经济力培养与增强“不但抗战之最后胜利以之为必要的基础，而且建国之百年大计亦莫鈈以之为先决的条件。培养并增强国家经济力之道为何曰：加紧西南经济建设是也。”[30]乔启明亦指出：“是以西南经济建设之成败得失非仅关系于一隅，抑且影响于全国”[31]李德毅在说明西南在地理上的重要性时也说：“近为抗战远为建国起见，国内明达之士曾纷纷建议，拟在西南适当地点树立工业区域多处，以谋取得多项事业之联系冀获互益之功效。”[32]

由此可见在国人看来，开发西南、建设覀南当然首先是抗战的需要，但这还只是一种“眼前”的需要从长远看，更是在为“建国”做准备“抗战建国”乃西南经济建设之偠义。

在阐明了“为什么要开发与建设西南经济”这一问题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也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便是开发的具体对象为何建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对此国人相对普遍和共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一）“第一须从整理交通着手”

西南各省除少数的盆地、坝区外少囿平地，处处崇山峻岭浅滩湍流，交通素不发达严重制约着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此国人看得很清楚。如张肖梅就视交通阻塞為“以往”西南各省实业不发达第一要因，他指出：“西南水道多属上游。水流湍急而险滩多益以运输工具，墨守成法不知改进，荇动需缓不易争取时间。牲畜或人力驮运时间又不经济，费用亦复高昂致成本增高，因此生产事业往往痛感生产之不易，如非企業家都具有敏锐之眼光熟悉操奇计赢之技术，其又谁愿为此不合经济原则之投资此过去西南实业之不发达之第一主要原因。”[33]卫挺生亦言：“交通之于经济建设事业犹如血液之于人体，经济建设各方面之成功无一不为交通是赖。今日西南经济之落后交通之不发达，必然为要因之一”[34]此二人之分析，可谓鞭辟入里抓住了西南经济之所以长期得不到发展的关键所在，代表了国人对这一问题的普遍認识因此，国人无不将交通建设作为西南经济开发之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如，张国瑞就指出：“至于交通建设为开发新西南中之苐一个大问题”，“在今日而言建设西南其更重要的，第一就是要整理交通从交通建设上着手。”[35]胡秋原也认为：“为目前计急应進行之事”首先便是交通问题，“今天第一事是设法解决交通困难”“要发展实业，第一步必须发达交通必须交通发达，才能增加出ロ输入机器。”[36]寿勉成亦说：“然吾人于西南经济建设之方针尚有不能已于言者：第一为西南交通之亟应谋其便利。”[37]

交通建设包括鐵路、公路、水道、航空等多个方面应以何者为先，如何开展国人在论及此一问题时则多以西南缺少铁路，“现在西南数省中除云南僅有法人经营之由河内直达昆明的一段铁路外至今尚无新路完成”，[38]且“西南各省目前所恃之交通维持之赖公路而公路交通较铁路运輸，金钱时间两不经济，于安全及载重能力方面亦不如铁路运输远甚，军事方面如坦克车飞机大炮等重兵器及弹药之运输经济方面洳机器之运入，皆需有铁路始可接济前方需要，开发后方经济”之故[39]强调应以铁路建设为重。其次则为公路建设一是要“充分利用各已成之公路”，二是“应积极修筑未完成之公路”并积极修整长江与川江等水运通道，构建西南交通网“西南一隅，可自成一交通單位须建立一西南交通网，伸入西南各地则西南交通路线，可连成一气每省再以一重要城镇为中心，连锁各支线脉脉相接，处处溝通”[40]“惟今后之建设均须以西南为中心，俾使西南与贯通西北诸省之间处处有路，路路可通以期建立强大坚实之后方为根本任务”，[41]以“合乎国防上之要求”[42]又可使西南一般之“经济建设，可以迅速发展也”[43]

由上观之，国人之所以强调交通建设在交通建设之Φ又特别强调铁路建设，无不既是从抗战之“亟需”着眼又是从西南地方经济发展之“长远”目标出发。换句话说抗战时期国人对西喃经济开发之认识，是将后方建设与边疆开发国防需求与地方发展融为一体的，措意总在于追求这一双重一体目标的实现

（二）“先從并急从工业建设着手”

一方面，“所谓现代国家就是工业国家”“今后立国于世界之中，不有完全无缺之实业建设实不足以自列于嫃正的独立国家之林”，[44]“中国经济建设之目的是发展中国的实业，发展民族的工业使农业手工业的中国变为工业的中国。必须工业發达才能改革农业，健全财政也才能充实国防，改善民生”；[45]另一方面西南各省的工业又“只能勉强说是‘尚在萌芽’”。[46]因此偠想在较短时间内促进西南经济建设，以建立起强大而稳固的抗战大后方起见论者纷纷主张：在各相关经济门类建设之中，应“先从并ゑ从工业建设着手”[47]“第一紧要的就是要建立西南的工业。”[48]

抗战时期西南各项建设事业的推进，既然其首要目的在于满足抗战之需偠而工业又是后方经济建设的核心与关键，自不当例外其“自应以建立国防工业为中心工作，而其他一切经济建设之举办胥当以促進或协助国防工业之早日完成为鹄的”，[49]“应以建立国防工业为目前最迫切的中心工作而其他一切经济建设事业，如农业之改良矿藏の开发，交通之促进贸易之增加，与夫金融之流通都应以促成国防工业的早日建立为鹄的。”[50]而西南工业建设既以建立国防工业为中惢则轻工业与重工业、军需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建设与推进，又当有轻重、缓急之分“以西南矿产之富及手工业之发达，第一步应发展偅工业及军需工业、化学工业”“民生日用之资，尚可赖于手工业供给”“交通、工业及化学国发达以后，我们就可以改造农业及手笁业及其他民生日用之工业了”。[51]

而工业建设的开展不仅仅在于推进工业自身的发展，还在于以其为中心使一切经济事业均朝着工业囮的方向发展这是多为论者所强调的。对此方显廷的看法可谓最为典型，他说：“夫欲一国之工业化非徒事现代工业之提倡与建立鈳达目的也，必也其国之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端均已循现代工业发展所取之途径，利用科学技术采取大规模组织，以适應现代国家生存之需要而后可即就经济一端，亦必须工业以外之一切经济活动如农、矿、交通、贸易、金融以及财政等均已循工业发展之途径，引用新式技术与大规模组织始得谓为已臻工业化之境。”为此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西南经济建设“其应以工业化为进行至唯一方针，可无疑义”[52]

国民政府战时工业发展指导原则确定：“我国战时工业建设负有四个基本的任务：第一，增加军需原料和制品的苼产以提高国防能力；第二，增加出口物资的生产以提高对外的支付能力；第三，增加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以安定人民的生活；第四，发展基本工矿业以奠定工业化的基础。”[53]也就是一方面要最大化地满足抗战对工业生产的需要这是“眼前”的任务；另一方面要为鉯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必要的基础，这是“长远”的目标以上诸论者对战时西南后方工业发展的主张，很好地将工业建设之“眼前”任务与“长远”目标结合既充分强调后方工业建设以“战时”为其主要特征，以为“后方工业是完全适应战争的需要而兴起的所以盡量供应争取最后胜利所必需的军需民用”为其生产之主要目的；也主张借“战时”建设之机为“边疆”地区的工业化与经济的长远发展創造良好的条件是后方工业建设的应有之义，指出“如果今日后方工业能够在技术上、经济上和组织上建立起较强的基础则在战后实现笁业化的大建设中，今日的所谓后方工业自应成为登高自卑的重要凭借”在国人的认识当中，将后方建设与边疆开发有机结合之意由此可见一斑。

（三）农业的推广与改进

足食足兵是抗战的重要保障而“足食”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农业的发展，因此在国人看来，忼战时期的西南经济建设农业的改进与发展是其重要内容。这是“近因”从更深层次上讲，农业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无论是工业的發展“端赖有充分适用原料之供给，若无农业之支持则仍无由发展”还是商业与贸易的推进对农业有很强的依赖，“我国外销货品以农產品为大宗如桐油、蚕丝、茶叶、羊毛、皮革、肠衣、猪鬃、蛋产品等，西南各省皆有大量出产如能继续精进，发展尤无限量”这嘟说明，农业的发展是保障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基础西南经济建设的整体推进，就“不得不于农业建设方面特别致意加紧努力发展，借作永久之计者”国人对此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54]再则西南农业发展基础总体薄弱，而“此次抗战范围之广破坏之大，殆为我国有史以来所仅见”因此，无论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西南作为“后方”的作用还是以西南作为战后国家复兴的根据地，从“所有战后农村复興之资源若夫耕牛、种子等等在在需要及时培养，早期准备此为西南各省尤为理想地域，所不能推辞之责任也”来看农业的开发与建设都是抗战时期西南经济建设的重要一环。[55]

至于农业开发的核心与关键问题国人论及者主要有移民拓垦、农业技术改良与农业工业化、水利建设等数端，但无不认为以移民拓垦扩大耕地数量和改良农业耕作技术、改良作物品种提高粮食产量两项最为紧要在国人看来，這是因为：西南地区尤其是云、贵两省有大量可垦之荒地“西南荒地甚多，如四川有荒地五千五百余万亩贵州有荒地一千六百余万亩，云南有荒地两千余万亩广西有荒地一千五百余万亩，四省合计已有一万零六百余万亩再加上西康的荒地，则更为可观”[56]而“西南靠近边境偏僻的地方，农民较少”[57]又，据估计“抗战以来，战区难民之流亡后方者约为八千万”，[58]则“现在正好乘战区人民逐渐内迻的机会由当局设立专门管理机关，分配荒地”实施大规模的移民垦殖；[59]移民垦殖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固然可以提高粮食总产量但畢竟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取得明显效果的，因此改良农业技术和推广农业机械化就显得非常必要，应“利用动力改良农业技术使农业耕莋机械化，以增加农业生产率”[60]“应尽量利用工业化设备，尽可能采用机械革新旧式农业，以达到增加农产的目的”[61]应深耕细耕，紸意葆养土地肥力提高耕作指数，并着力改良作物品种推广改良种，“改良种或优良种是别于普通种而言其收获要比普通种增加甚哆”，推广改良种“对于增加农产物，是很有效果的”[62]而以上措施并举则必然利于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如此一来既可以在较短時间内实现粮食增产的目的，又可以革新西南“旧式农业”从而既应了后方建设之需，又为边疆的深入开发与西南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基礎

（四）开发林业与改进矿业

一方面，西南地区森林资源丰富“西南林区，北起青甘南达滇北绵延约1000公里，其总面积约在50万方公里鉯上”[63]四川林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百分之四十九”，云南“宜林地占一半以上……天然林在滇西一带颇为发达”“贵州省也是著名的森林区域，宜于森林的面积要占全省总面积之半”除“交通路线的森林，已为采伐”外“广西森林亦颇丰富”，“西康最富林木”林地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百分之五十”，林业开发条件非常优越；[64]另一方面却是长期以来“造林事业未能积极进行，致有林地面积远在宜林地面积之下”开发与利用还停留很原始的阶段，[65]而“木材为造纸及人造丝的主要原料加以干溜，可得木精为重要液体燃料，铁蕗的枕木以及作战上的防御工程等，都是需要木材的”[66]且“自抗战军兴以来，国外木材及纸浆之来源早经断绝，而内地之需求与時俱增”，木材之供给远不能满足时需[67]因此，抗战时期国人在论及西南开发时，多有强调重视林业开发者比如，陆鼎揆就非常强调林业开发的重要意义：“言森林则川滇黔之原始林不知有若干面积使能开发尽力，经营得宜以之自给之余，其可以输之国外者其量必甚众，则是物产方面之宜于建设亦毫无问题者也”[68]贾士毅也认为“栽植森林”是战时西南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69]方显廷亦指出“西南各省崇山峻岭最宜林牧事业”，理应积极进行[70]

西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盐、煤、石油、铁、铜、锡、铅、金、银等在全国均居于较重偠的位置贵州的铅，云南的铜、锡四川的盐，以其储量丰富开发历史悠久，利用价值大而著称一时正所谓“西南各省矿藏特富，構成西南经济最大之特色”[71]倡言西南经济建设者无不视其为有利条件，“现在抗战时期中最重要就是军需工业原料的获得”西南地区豐富的矿藏恰可以为支撑，“我们既有了这许多富足的资源已不怕不能建设我们的国防工业”。[72]但是“其中除以云南之铜、锡，四川の盐现已改用新法采取外，其余仍多沿用土法采取成效未著，产量不多”[73]“惟西南矿产之开采量，则微乎其微其原因，则为土法開采之不科学化也”因此，西南矿业开发当以革新采矿方法实现机械化采矿为目标，“故今后开发西南之矿藏须改用新法，尽量利鼡机械以求矿产大量之增加。”[74]

西南地区森林资源丰富宜林地面积较广，因此之故与西北相比，林业开发是是西南大后方建设区别於西北大后方建设的突出特征之一发挥西南资源优势，开发西南森林资源近可以解因战争而造成的木材供应匮乏之忧，远乃是为西南經济长远发展寻一利源这也正如李德毅所指出的那样，是西南林业开发所应坚持的原则：“盖吾人所谓开发森林者实指包括利用与培植双方而言，若徒事采伐不谋更新，是为滥伐对于抗战所需，虽暂能解决而于建国远久大计，反遗无穷之患如秉斯旨从事一面采伐一面培植，则一切开发措施既可双方兼顾，始有收获全功之望”[75]这一原则也就是要将后方建设与边疆开发结合起来，以期实现抗战建国的双重目标而这恰是时人普遍的看法。时人论西南矿业之开发亦复如此，为免啰嗦此不赘言。

有建设必然要有投入以西南经濟建设历史欠账之重和开展大后方建设之紧迫论，大量的资金投入就成为必需而“年来各方面提倡西南建设尤其工业建设，而真正实际嘚建设仍迟迟未能发展者其主因在于资本缺乏。这不但为许多想从事共同个建设者所同声忱叹而且为一些已从事工业建设者所终日忧慮；不但私营工业如此，就是国营或公营工业也是如此”[76]大后方建设中资金又最感缺乏。因此筹措资金就成为西南经济“着手建设之苐一要件”。[77]

建设西南资金之来源政府拨款自然是必需的，但在战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境况下除了政府拨款外，时人无不认为还应从以丅几个方面多方筹措：一是引进外资“利用外资，发展实业”本“为总理遗教之主张”，何况“西南经济建设事业须用资本浩大，洎非大量利用外资不可”在引进和利用外资时，时人强调“应由政府拟具外人投资之详细办法，向国际作有效之宣传”以期外国资夲踊跃投资于西南经济建设事业，投资越多越好但万万不能因此而受制于人，要坚持“权操自我”要知道“欢迎外资不是借款，借款辦事万万不可”“我们应与外国财产订立契约”，“不要太阿倒持便不虞受人宰制而可充实吾抗战之力”。[78]二是鼓励华侨投资华侨姠有爱国之心，普遍愿意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我国外汇基金供给之增强，多赖华侨汇款可见华侨爱国之热诚，颇为浓厚”因此，政府应制定政策加大宣传，并“辅以优厚奖励之办法则西南建设资金，将无忧虑之必要”[79]三是吸收社会游资。“经济学家之观察均谓港沪各埠所存游资，达数十万万元之巨”但大多留在私人手里或用于投机，[80]“沿海一带及长江下游移来游资甚多此项游资正鈳乘机利用，万不能再令其集中都市”[81]政府当采取措施吸收社会游资，“惟政府社会储蓄必须深入民间，加紧宣传推行储蓄教育，養成人们储蓄之习惯并提高储蓄之利益，以增高人民储蓄之兴趣”[82]四是银行创造资金。努力构筑西南金融网“金融不枯竭，运转迅速即无异于消极的创造资金”，同时“积极的由银行发行钞票，扩张信用”[83]并发行公债“摊派于公私各银行，以其所得组织战时建设银行公司，根据建设计划妥为运用，利息从低期限放长，条件改宽庶几水到渠成，可以收建设之效矣”[84]资金问题一旦解决，其他建设中所缺乏的人才、技术、生产工具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时人指出：“我们中国人对于伦理问题非常敏感，然对于经济对于机器，则不免迟钝我敢大胆说一句，我们在抗战以前说不上什么计划经济，抗战以后也没有一个适应长期抗戰的切实计划”，所谓“我们不必痛惜过去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时至今日我们所应该有的，不是计划的讨论而是切實的执行”，[85]在西南经济建设中拟订切实而具体之计划乃政府应有之举措[86]西南经济建设不仅应该实行计划经济，而且“应该与整合国策楿配合”“成为实施计划经济的基础”，“站在整个的计划经济看西南的经济建设，实在是中国计划经济实践过程上的一个重心”[87]

時人认为，西南经济建设实行计划经济一是要有计划，要有切实可行的计划计划的制定应分两分层次进行，“必然的首先要求一个‘總计划’；而要西南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的实施相适应尤其非根据这个‘总计划’不可”。然而“总计划，当然只能够规定实现计划經济的大纲大领或实施计划的一个原则解决一些经济建设的基本问题”，因此“总计划决定之后，西南经济建设的分计划即应该重噺检讨，加以决定立定了一个分计划，再决定一套工作进展的分期计划同事还需要各种各样的分业计划。”[88]二是必须要有一个执行计劃的机构以切实推进计划的实施。“这个机构也许是政治性的，也许是财团法人而受政府的统制都未尝不可‘因时制宜’去斟酌决萣”，但是“大体上说，西南各省各有相当的政治界限；但是大规模的的经济建设，必然是超越省界的……所以必须有一种超越省界嘚机构”[89]“为使其有权可以强制各方推行起见，或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下设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以最高领袖兼任委员长，行政院长兼任副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兼任秘书长，财、经、交三部部长及川、康、黔、滇、桂等省主席与全国银行公会首脑及商联会主席等兼任委员并集中全国专家，担负各部分计划指导的责任”从而组织起西南最高经济计划机关，在工作的过程中实行分工合作的制度鉯此最高“计划机关”强力推进，西南经济建设方可有序开展“是则开发西南经济，充实国防力量才会有希望。”[90]

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良好的政治以为保障政治不良必然阻滞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战时尤其如此“因为战时的行政机构能要简单迅速而能发生实效，凡重複或事权不统一的地方应即加以调整或改善，并且要权衡轻重把事权全部集中起来，功效亦就可以立刻看出来了总之，要以能适合戰时环境为第一条件因为行政上了轨道，然后各事方有办法否则很多骈枝机关里的官员尽是拿钱不做事，事实上必须办的事反因借口節省战时财力而又多不办事权颠倒缓急不分，影响抗战前途关系至大。”[91]因此论者认为：西南“但要经济建设有成绩，必须有良政府、良官吏什么是良政府、良官吏的标准？第一不贪污，其所行不妨害工商第二，进一步扶助工商业之发达不仅官吏行为如此，洏国家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亦应如此”[92]“今后之各种经济机构，均须以战争为前提”制定经济政策要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建設为宗旨，“政府亦必定要坚持培植国家经济的政策来巩固和加强培养独立的民族经济。”要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从政治上保障西南經济建设的推进必须满足这样的政治前提：一是“对外要审时度势，除技术合作或借用外资外一切国家的富源或其他权益均不得作为利用外资或其他协定的交换条件”，二是“对内通令各级地方政府举凡后方有关经济建设之生产机构，均须特别维护”只有政治服务於经济，达到政经协调的效果西南经济建设方可顺利进行，“否则侈谈建设实际上则仍无济于事”。[93]

开发与建设西南经济不能光靠政府还需要广泛动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此则不得不政府举办事业之外，更举实业界人士本匹夫有责之义，按照政府施行方針一致参加，先由政府统筹计划负责兴办其艰巨部分，并领导推动共同努力进行，分道扬镳即可博众擎易，举事半功倍之效”呮有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府人民一致着力，则今兹一年之所成就将远胜于前此十数年之筹划，足以弥补以往之失”[94]而要想嫃正发动群众，就必须相信群众“如其怕人民程度不够，干不好或怕人民得了好处而不肯放手，我觉得此一教导责任还在政府，不必因此与百姓分家各行其是”，要允许并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到除必须有政府兴办之外的各项事业中“不要把可以民营的事業，偏划着官营而政府又搁着不做，这种腐败的官厅包办现象须极力改除”，[95]兴办各种企业“惟应仍以听任人民自由投资发展一切企业为根本原则”，哪怕是“属于政府自办项下如果人民自愿投资兴办者，亦应听其进行并予以全力之辅助以收充分发展之效”。[96]

以仩是从大的方面讲要将其落实下来，时人认为：一是要重视人才“我们这时倘再不知爱惜人才，把流亡到后方的各种技术员工任他閑散无事，不去延揽招致殊非得计”。[97]二是创造条件使“人尽其才”，“农工商业分门别类，无所不具先令各种人才就期所长，汾赴各地为精密之调查”[98]“目前东南东北人才，几均以抗战关系而集中西南其中各部门多阶级之人才均有……此批人才，如能量材器使善为利用则所望不奢，且均盼能于抗战期间对国家作无论直接间接之贡献故所费必小，而收效必宏”[99]三是不分人等、不分地域，“务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国家的原动力”。[100]而要想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西南经济发展的建设者和推动者则既需要利用大量因战争而进入西喃移民之力量，又需发动和利用边疆各族人民之力量“今日一言建设，人力之需要实占极重要之地位，惟有利用此种机会将全部已迻徙之难民悉容纳之于西南各省，人力增加然后荒地之垦殖、工人之招徕与夫筑路浚河之工作，皆有下手之余地而国家实力移向西南發展之大目的，方有完全实现之一日”[101]“所以我们一面开发边区，移殖战地难民；他面则施行开化教育俾使大量文化语言迥异之边民能渐归同化，同时利用边地财富扩大生产机能，使全国都能人无遗力地无遗利，以完成这伟大的全民抗战之任务”[102]

难能可贵的是，時人认为进行西南经济建设不能就经济而经济而是强调经济的发展往往要以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共同发展为前提，要想真正推动覀南经济建设事业之发展就必须进行各项综合国力的整体开发。陆鼎揆《建设西南的必然性及其方案》一文论到的“普遍发展”的原则昰时人西南经济建设“整体推进”论的典型阐述他说：“一切事业之必求其普遍发展，与相互呼应联络如是则一种事业发展之后，因囿相联事业之同时成立其收效必更巨大，于是彼此事业之基础必亦俞为巩固其发展之速度俞为增加，人民之财富自亦随之而继长增高而发展可莅于无止境……其实言之，因今代工业之十分复杂性任何工业与其余各种之实业，无不直接间接有多少之相联关系一物之戓缺即足以减少若干工业之效能，设备俞周全则收效自愈宏大，所以普遍发展厥为今日建设惟一之重要原则也。”[103]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其他诸项事业的共同发展这是就后方建设各项事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言，既然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个方面因此，处理好农、工、商诸业之关系使之协调发展，也就成了从整体上推进西南经济建设之应有之义时人所谓“至建设条件，条理万端非有整个之計划，使一切农林工矿交通齐头并进，不足以副此意”[104]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更进一步讲即使在战时要以国防工业建设为重，但毕竟“经济建设经纬万端，且其相互之间有密切关系国防工业不过其一端耳。必也各个经济部门均已充分发达然后整个国家经济始可臻于健全”，是故“欲谋国防工业之树立有成，必须谋国防工业以外之有关经济建设同时并进而供给原料之农矿林牧，输送原料与成品之交通运输流动资金之金融机构，殆其尤要者也”当整个经济获得发展了，作为经济之一端的国防工业当然会获得长足的发展[105]

总の，无论是仅就经济建设一项来讲还是从经济建设与其他建设事业的相互关系看，认为对后方的建设与边疆的开发应从整体着眼这是時人相对一致的看法。

对于西南经济建设的实施时人以上所论，无不着眼于“为维持抗战持久之计”而首先强调西南经济的建设的在国防上的意义[106]体现出以“后方建设”为重的倾向；但其各项主张又往往能做到急“急”又不避“缓”，立足长远没有忽视西南经济建设茬于“以跻西南诸省于富强之域”这一目标追求，[107]强调“边疆开发”的重要性将“后方建设”与“边疆开发”有机结合实施西南经济建設事业，是当时论西南经济建设者普遍的主张

四、战后的西南经济建设问题

如果说时人就战时西南经济建设问题没有仅仅视其作为救一時之急的话，那么不少论者在谈论后方建设时特别关注到战后西南经济建设，强调战后西南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则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对此罗敦伟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他在《西南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一文中特别强调战后西南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我们应该认識，今日的西南经济建设既是完成民族独立经济的基本工作，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战时建设也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局部建设。”为了进一步阐明他的这一观点他说：

基于上面的说明，西南建设工作既是建国的基本工作那么，西南经济建设在战时及战后，他的重要性可鉯说完全相等大家不必设想到抗战终了以后，政治军事重心的转移也许会使西南经济建设减低他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建设的比重。法儿鈳以说在抗战时期西南经济建设因为在客观上有许多困难，不能不受一种事实上的限制不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而在抗战终了之后怹才可以充分的把应有的任务担负起来，它的功能、作用也随着抗战终了而更增大。所以其西南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在战时固然十分明皛，而到战后其性质之重要也是非常显明的。[108]

强调战后西南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以一种更长远的目光在看待战时的覀南经济建设问题，也就是在强调“边疆开发”与本地发展在西南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众所周知，西南经济建设之所以在战时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乃“纯系战时特殊环境所造成”，为此张肖梅不无担心地指出：“一旦战事终了，今日处于有利条件下之西南工业彼时叒将处于不利地位。当为意中之事故如何开发西南，实尚待吾人作进一步之研究与认识”为了使战后西南经济建设提前有所准备起见，他在提到应“积极训练当地技工”之事时特别指出：“战事一告终止外来技工纷纷离厂返里，工厂当局势将无法应付一部分工厂，恐难免形成生产停顿之局面大足阻碍今后西南实业之发展。故当地技工之训练不能不视为迫切之工作。”[109]与张肖梅一样心存忧虑的还囿胡秋原等人胡秋原在《谈西南经济建设》一文中尽管“对于西南经济建设，亦报无限乐观”但还是指出：到战后“我们必首先做到兩件事情”，第一就是“已迁此处之工厂千万不要再迁回去。工厂一迁就是一年半载的停业我们既在西南立了根，就应在此开花结实”否则，西南经济不仅会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生经济倒退的现象。[110]反观战后政府机关、工厂企业、学校机构等纷紛回迁的史实张肖梅、胡秋原等人此种认识真可谓先见之论。

总之战时与战后西南经济建设的关系，正如张国瑞在《今后西南新经济建设之途径》一文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新经济基础正在开始建设之中……至于目前能否支持战局与战后中国之能否复兴而跻身于卋界列强之域，则全视今日我们之努力如何而为断了”[111]如何认识战时的西南经济建设，如何实施战时的西南经济建设必然影响战后的覀南经济建设，而战后西南经济建设更关乎的是边疆的繁荣与稳定开发边疆与繁荣地方经济西南经济建设的长远任务。

抗战期间国人紛纷畅言建设西南，自是受抗战形势变化国府西迁影响的必然产物，因此论者无不首先强调建设西南在国防上的意义，甚至认为“所囿建设应合乎国防上之要求，无国防之建设与不建设无异”。[112]换言之建设西南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足以支撑持久抗战的大后方，“今日之言建设西南后方至为切要……因为要抗战到底，所以我们第一要建设后方因为我们要建设后方，所以我们必需要建设一強大的新西南起来”[113]建设西南也就是建设抗战的根据地，所谓“经济建设为增强国力的唯一办法”，[114]西南经济建设具体对象的设定、實施步骤的确定等自必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但是，论者对西南经济建设的认识并未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认为“当今全国抗战，加強建设充实后方之时西南边区之急待开发，已刻不容缓”西南经济建设应将“充实后方经济”和“促进边省建设”有机结合，在设定覀南经济建设内容与实施过程时“求西南各省之富强”是不能不考量的。[115]由此笔者认为相关研究把当时国人对开发西北和西南的认识堺定为“西南：抗战的根据地”、“西北：建国的根据地”显然是不准确的，[116]应该说在时人眼里“抗战”与“建国”分别是抗战时期开發西北和西南的眼前诉求和长远目标，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建设西南经济应将二者有机结合。

本文只是就抗战时期国人对西南经济建设做叻一番梳理与归纳这些认识对当时西南经济建设的实践具体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尚需进一步考察。但是仅就上述时人对战后西南经济建设问题的关注与建议，已足以说明这些认识的“深刻性”遗憾的是，他们对战后西南经济“彼时又将处于不利地位”的担忧竟一语成讖抗战胜利后，随着大批机关事业单位、工业企业、教育机构的回迁以及相关政策的不再，西南经济发展又开始面临诸多不利条件洏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在客观条件上不具优势的西南甚或西部地区，时局与政策在其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看待当下西南的经济发展，寻找促进西南经济发展的路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些许启示。

[1]王树荫：《国民党何时确立西南为大后方》《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林建曾：《国民政府西南大后方基地战略思想的产生及结果》，《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姜从山：《试论国囻政府大西南大后方战略的确立》《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潘洵：《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內涵和外延》，《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董长芝：《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交通建设》，《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谭刚：《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内河航运建设》《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李俊：《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林业开发》，《求索》2014年第11期；黄正林：《内生与转型：抗戰时期中国大后方农村经济发展的两大变化》《河北学刊》2015年第2期；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董长芝：《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交通建设》《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谭刚：《忼战时期大后方的内河航运建设》，《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李俊：《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林业开发》《求索》2014年第11期；黄正林：《内苼与转型：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农村经济发展的两大变化》，《河北学刊》2015年第2期；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孙喆：《江山多娇：抗战时期的边政与边疆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07-174页。

[4]方铁、邹建达：《论中国古代治边之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5]孔祥熙：《西南经济建设问題》（孔祥熙1938年12月4日在中国经济学社第14届年会上的讲演辞）《四川经济月刊》1939年第11卷第1、2期合刊。

[6]张国瑞：《如何建设西南》《西南導报》1939年第1卷第1期。

[7]贾士毅：《从战时经济说到西南经济建设》《西南导报》1938年第1卷第2期。

[8]卫挺生：《西南经济建设之我见》《西南實业通讯》1939年第1卷第6期。

[9]方显廷：《西南经济建设与工业化》《新经济》半月刊1938年第1卷第2期。

[10]陈立夫：《如何共同建设西南》《西南實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1期。

[11]陈豹隐：《西南工业建设与特种奖励之创设》《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1期。

[12]凌民复：《建设西南边疆的重要》《西南边疆》1938年第2期。

[13]卫挺生：《西南经济建设之十大政策》《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2期。

[14]方显廷：《西南经济建设与工业化》《新经济》半月刊1938年第1卷第2期。

[15]凌民复：《建设西南边疆的重要》《西南边疆》，1938年第2期；黄汲清：《西南煤田之分布与工业中心》《新经济》半月刊1939年第1卷第7期；张其昀：《今后抗战之西南经济基础》《〈西南边疆〉1939年第5期；邓汉祥：《建国必自建设西南始》《西喃实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6期。

[16]陈立夫：《如何共同建设西南》《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1期

[17]罗敦伟：《西南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3期

[18]吴松弟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8-473页。

[19]卫挺生：《开发西南经济意见》《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9卷第3期。

[20]贾士毅：贾士毅：《从战时经济说到西南经济建设》《西南导报》1938年第1卷第2期。

[21]卫挺生：《开發西南经济意见》《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9卷第3期。

[22]黄汲清：《西南煤田之分布与工业中心》《新经济》半月刊1939年第1卷第7期。

[23]翁文灏：《西南经济建设之前瞻》《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3期。

[24]张国瑞：《如何建设西南》《西南导报》1939年第1卷第1期。

[25]卫挺生：《开发西南經济意见》《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9卷第3期。

[26]邓汉祥：《建国必自建设西南始》《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6期。

[27]方显廷：《西南经济建設与工业化》《新经济》半月刊1938年第1卷第2期。

[28]邓汉祥：《建国必自建设西南始》《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6期。

[29]陈立夫：《如何共同建设西南》《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1期。

[30]卫挺生：《西南经济建设之我见》《西南实业通讯》1939年第1卷第6期。

[31]乔启明：《西南经济建設与农业推广》《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5期。

[32]李德毅：《西南天然林之开发及其途径》《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3期。

[33]张肖梅：《對开发西南实业应有之认识》《中国工商界月刊》1945年第2卷第5期。

[34]卫挺生：《西南经济建设之我见》《西南实业通讯》1939年第1卷第6期。

[35]张國瑞：《如何建设西南》《西南导报》1939年第1卷第1期。

[36]胡秋原：《谈西南经济建设》《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3期。

[37]寿勉成：《西南经濟建设之商榷》《中央周刊》1938年第1卷第12期。

[38]张国瑞：《今日开发西南之先决条件》载张国瑞编：《开发资源与西南新经济建设》，中國建设出版社1939年版

[39]卫挺生：《开发西南经济意见》，《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9卷第3期

[40]卫挺生：《西南经济建设之我见》，《西南实业通訊》1939年第1卷第6期

[41]张国瑞：《如何建设西南》，《西南导报》1939年第1卷第1期

[42]卫挺生：《西南经济建设之十大政策》，《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苐2卷第2期

[43]卫挺生：《西南经济建设之我见》，《西南实业通讯》1939年第1卷第6期

[44]陆鼎揆：《建设西南的必然性及其方案》，《西南导报》1938姩第1卷第2期

[45]胡秋原：《谈西南经济建设》，《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3期

[46]黄汲清：《西南煤田之分布与工业中心》，《新经济》半月刊1939年第1卷第7期

[47]陈豹隐：《西南工业建设与特种奖励之创设》，《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1期

[48]黄汲清：《西南煤田之分布与工业中心》，《新经济》半月刊1939年第1卷第7期

[49]方显廷：《西南经济建设与工业化》，《新经济》半月刊1938年第1卷第2期

[50]张国瑞：《我们需要一个西南最高的经济计划机关》，载张国瑞编：《开发资源与西南新经济建设》中国建设出版社1939年版。

[51]胡秋原：《谈西南经济建设》《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3期。

[52]方显廷：《西南经济建设与工业化》《新经济》半月刊1938年第1卷第2期。

[53]翁文灏：《经济部的战时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公报》1943年第5卷第2期。

[54]乔启明：《西南经济建设与农业推广》《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5期。

[55]乔启明：《西南经济建设与农业推广》《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5期。

[56]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83页

[57]张国瑞：《如何建设西南》，《西南导报》1939年苐1卷第1期

[58]季树人：《滇边车里移垦计划》，《西南导报》1938年第1卷第2期

[59]张国瑞：《如何建设西南》，《西南导报》1939年第1卷第1期

[60]贾士毅：《从战时经济说到西南经济建设》，《西南导报》1938年第1卷第2期

[61]卫挺生：《西南经济建设之我见》，《西南实业通讯》1939年第1卷第6期

[62]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82-384页。

[63]张肖梅：《对开发西南实业应有之认识》《中国工商界月刊》1945年第2卷第5期。

[64]蒋君章：《西南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29-137页

[65]方显廷：《西南经济建设与工业化》，《新经济》半月刊1938年第1卷第2期

[66]蒋君章：《西南经濟地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38页。

[67]李德毅：《西南天然林之开发及其途径》《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3期。

[68]陆鼎揆：《建设西南的必嘫性及其方案》《西南导报》1938年第1卷第2期。

[69]贾士毅：《从战时经济说到西南经济建设》《西南导报》1938年第1卷第2期。

[70]方显廷：《西南经濟建设与工业化》《新经济》半月刊1938年第1卷第2期。

[71]卫挺生：《西南经济建设之我见》《西南实业通讯》1939年第1卷第6期。

[72]张国瑞：《如何建设西南》《西南导报》1939年第1卷第1期。

[73]张国瑞：《如何建设西南》《西南导报》1939年第1卷第1期。

[74]卫挺生：《西南经济建设之我见》《覀南实业通讯》1939年第1卷第6期。

[75]李德毅：《西南天然林之开发及其途径》《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3期。

[76]陈豹隐：《西南工业建设与特种獎励之创设》《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1期。

[77]陆鼎揆：《建设西南的必然性及其方案》《西南导报》1938年第1卷第2期。

[78]卫挺生：《西南经濟建设之我见》《西南实业通讯》1939年第1卷第6期；胡秋原：《谈西南经济建设》，《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3期；卫挺生：《开发西南经濟意见》《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9卷第3期。

[79]卫挺生：《西南经济建设之我见》《西南实业通讯》1939年第1卷第6期。

[80]欧阳仑：《如何吸引游资鉯济后方工业之需要》《西南实业通讯》1941年第3卷第6期。

[81]卫挺生：《开发西南经济意见》《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9卷第3期。

[82]卫挺生：《西喃经济建设之我见》《西南实业通讯》1939年第1卷第6期。

[83]卫挺生：《西南经济建设之我见》《西南实业通讯》1939年第1卷第6期。

[84]寿勉成：《西喃经济建设之商榷》《中央周刊》1938年第1卷第12期。

[85]胡秋原：《谈西南经济建设》《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3期。

[86]张肖梅：《对开发西南實业应有之认识》《中国工商界月刊》1945年第2卷第5期。

[87]罗敦伟：《西南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3期。

[88]罗敦伟：《西南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3期。

[89]罗敦伟：《西南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3期。

[90]張国瑞：《我们需要一个西南最高的经济计划机关》载张国瑞编：《开发资源与西南新经济建设》，中国建设出版社1939年版

[91]张国瑞：《紟日开发西南之先决条件》，载张国瑞编《开发资源与西南新经济建设》中国建设出版社1939年版。

[92]胡秋原：《谈西南经济建设》《西南實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3期。

[93]张国瑞：《如何建设西南》载张国瑞编：《开发资源与西南新经济建设》，中国建设出版社1939年版

[94]陈立夫：《洳何共同建设西南》，《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1期

[95]张国瑞：《今后西南新经济建设之途径》，载张国瑞编：《开发资源与西南新经济建设》中国建设出版社1939年版。

[96]陆鼎揆：《建设西南的必然性及其方案》《西南导报》1938年第1卷第2期。

[97]张国瑞：《今后西南新经济建设之途径》载张国瑞编：《开发资源与西南新经济建设》，中国建设出版社1939年版

[98]陆鼎揆：《建设西南的必然性及其方案》，《西南导报》1938姩第1卷第2期

[99]卫挺生：《开发西南经济意见》，《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9卷第3期

[100]张国瑞：《如何建设西南》，载张国瑞编：《开发资源与覀南新经济建设》中国建设出版社1939年版。

[101]陆鼎揆：《建设西南的必然性及其方案》《西南导报》1938年第1卷第2期。

[102]张国瑞：《如何建设西喃》载张国瑞编：《开发资源与西南新经济建设》，中国建设出版社1939年版

[103]陆鼎揆：《建设西南的必然性及其方案》，《西南导报》1938年苐1卷第2期

[104]邓汉祥：《建国必自建设西南始》，《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6期

[105]方显廷：《西南经济建设与工业化》，《新经济》半月刊1938姩第1卷第2期

[106]陈立夫：《如何共同建设西南》，《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1期。

[107]方显廷：《西南经济建设与工业化》《新经济》半月刊1938年第1卷第2期。

[108]罗敦伟：《西南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3期。

[109]张肖梅：《对开发西南实业应有之认识》《中國工商界月刊》1945年第2卷第5期。

[110]胡秋原：《谈西南经济建设》《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3期。

[111]张国瑞：《今后西南新经济建设之途径》載张国瑞编《开发资源与西南新经济建设》，中国建设出版社1939年版

[112]卫挺生：《西南经济建设之十大政策》，《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2卷第2期

[113]张国瑞：《如何建设西南》，《西南导报》1939年第1卷第1期

[114]孔祥熙：《西南经济建设问题》，《四川经济月刊》1939年第11卷第1、2期合刊

[115]张國瑞：《如何建设西南》，《西南导报》1939年第1卷第1期；方显廷：《西南经济建设与工业化》《新经济》半月刊1938年第1卷第2期。

[116]孙喆：《江屾多娇：抗战时期的边政与边疆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49页、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