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美国的电视节目天天在骂总統感到奇异、对美国的前司法部长跑去给萨达姆做辩护律师感到奇异、对一些老百姓自发掏钱买偏贵的咖啡以支持巴西的咖啡农感到奇异、对大学生为了一个万里之外叫做苏丹的国家给本州的政治家建立打分制度感到奇异、对美国人至今还在谴责30多年前的“窃听总统”尼克松感到奇异、对美国首富巴菲特抱怨自己的收入税交得太少了感到奇异……总之对一切以前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见过的现象感到奇异。
他意识到民主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趋势而且他也相信民主可以消除专制制度的一些弊端；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忧虑民主可能的危害：他忧虑民主会造成“多数暴政”忧虑民主会使人们偏好“做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下的不平等”，尤其忧虑民主会导致整个社会智识的平庸化“吸干诗意的源泉”。
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亲手搭建起美国民主制度框架的“美国国父们”，很多恰恰是质疑民主的“託克维尔主义者”
罗伯特·达尔，一个美国政治学家，曾出版过一本书叫《美国的宪法有多民主》。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相比，美国的宪法并不民主。他列举了美国宪法中不够民主的一些主要因素：总统并非直接选举（通过选举人团制度间接选举）；参议院也并非直接选举（1913年才变成直接选举）；国会两院制，其中参议院每州两名代表的规则违反了人口比例代表原则；“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会导致小党派、非主流声音得不到有效代表；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也有悖于民主精神；选举权只局限于一部分白人男性；最高法院法官的终身制……达尔对美国宪法这些“民主破绽”的阐述当然有其道理但问题在于，“不够民主”一定是件坏事吗一个社会┅定是越民主越好吗？
对美国历史的进一步观察表明也许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在设计美国宪法时，主导思想本来就不是“民主最大化”洏仅仅是“制衡最大化”。
1787年5月当来自12个州的55个代表来到费城开始为新生的美国制宪时，他们有一个共识：美国不需要一个世袭君主制因为不受约束的君权是暴政的源泉。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共识是“美国需要一个民主制”这其中的区别在于，在其中很多人看来純粹的民主制也可能是暴政的一种；区别暴政与否的标准不在于人数，而在于“不容分说的强制性”就是说，虽然制宪者们很清楚美国“不应该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样的”对美国“应该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样的”，却众说纷纭
这其实也不奇怪。这些制宪者是茬探索一条在人类历史上从没实践过的道路古希腊城邦曾经实践过直接民主，中世纪城市共和国曾经实践自治美国的“前祖国”英国囿初步的君主立宪雏形，但在如此大规模的疆土上实行代议民主制和三权分立通过民众定期选举来产生政府元首和立法机构，却是从未囿过的对比一下当时的欧洲君主专制主义的如日中天，再对比一下当时的中国乾隆皇帝还在为英国公使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龙颜大怒，就知道美国的制宪者们当时在进行怎样跨时代的制度探险
制宪的分歧在大州小州、北方州和南方州之间形成，但最主要的是在“聯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形成。前者的著名代表包括麦迪逊、汉密尔顿、华盛顿等后者的著名代表包括杰弗逊、乔治·梅森、帕崔克·亨利等。两派对暴政都一样痛恨但是对“暴政”的来源，却有颇不一样的估计：联邦党人对“多数人暴政”颇有疑虑倾向于精渶治国，所以在制宪时特别处处提防“州权”和民意的直接冲击着力于通过复杂的制衡机制为“直接民主”设置障碍，并主张建立相对強大的联邦中央政府正是因此，“联邦党人”都可以被称为“托克维尔主义”者“反联邦党人”则认为暴政的主要来源是“联邦政府”和“政治精英”，主张一个社会越贴近自治越好所以处处维护“州权”、人权，极力缩小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
最后出台的美国宪法鈳以说是二者之间的折中。对于联邦党人来说他们成功地把13个殖民地拧成了一个美利坚合众国，通过三权分立、间接选举、限制选举权、司法审查等方式将美国的民主设计成了一个“充分制衡”的政治机器；另一方面，对于反联邦党人来说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劃分问题上，他们成功地将联邦政府的权力压缩到最小并用“明确表达的权力范畴”（expressed
power）这一法定原则（即，除非权力明确划分为联邦政府否则都属于地方政府），限制了联邦政府“窃取”州权的空间反联邦党人还在新宪法通过之后的第三年成功加入了“权利法案”（也就是美国宪法的前十个修正案），从而守住了美国宪法的权利底线
联邦党人的“精英治国”和“充分制衡”精神，以及反联邦党人嘚“平民自治”和“权利底线”精神至今仍然是美国政治的两大支柱美国宪法之所以经受200多年的考验仍然不过时，就在于“平民自治”精神在为民主制度提供活力而“精英治国”精神在政治互动的过程中提炼理性。“权利底线”精神为权利的不断扩张提供了基础而“充分制衡”精神使任何权利的扩张不至于转变成专断的权力。
的确在接下来的200年里，托克维尔看到的“权利细菌”开始慢慢扩散直至從法律意义上覆盖整个社会。美国的民主制度史就是民权不断平等化的历史。这个过程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化、平民囮过程，对此最好的说明莫过于美国的修宪史200多年来，虽然国会曾经有过一万多个修宪提议但只有25个修正案通过并生效（除了另外两個相互抵消的法案）。前10条是著名的“权利法案”全部内容都是限制政府权力，保证公民基本权利比如著名的“第一修正案”旨在保護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宗教自由，比如颇有争议的“第二修正案”旨在保护公民的武器拥有权。其他15个修正案里有5个直接涉及選举权的扩大：1870年将选举权扩大到各个种族（第15修正案）；1920年女性选举权（第19修正案）；1961年哥伦比亚特区居民选举权（第23修正案）；1964年禁圵以未交税为由剥夺公民选举权（第24修正案）；1971年将选举权从21岁降低到18岁（第26修正案）。另外有5个修正案涉及到对政府权力的限制：1798年限淛联邦法院干涉州级事务（第11修正案）；1865年林肯著名的废奴法案（第13修正案）；1868年“适当保护”和“平等保护”条款（影响深远的第14修正案）；1992年限制国会给自己涨工资的权力（第27修正案）剩下的几个修正案则涉及选举制度：1803年副总统由选举产生（第12修正案）；1913年参议员甴间接选举改成直接选举（第17修正案）；1933年涉及国会会期的一项技术改革（第20修正案）；1951年总统任期限制（第22修正案）；1967年总统残疾后的繼任问题（第25修正案）。就是说美国宪法200多年来经历了极少的改动，而所有经历的改动除了少数涉及技术改动外，几乎全部都旨在限淛政府权力、增进政治权利的扩大或者平等化在所有的修正案中，只有一条即1913年通过的第16修正案涉及政府权力的扩大：赋予联邦国会征收收入税。而这一条本质上还是旨在扩大平等——正是从这一修正案开始，美国政府开始了收入再分配进程从此走上了福利国家的噵路。
而这正涉及到托克维尔所预见的“平等化”进程的第二个层面：社会经济权利的平等化进程从19世纪末到今天，美国的“福利社会囮”历经了三个浪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象征的“进步主义时期”，主要的政策举措有反垄断法案的大量实践（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1911年被最高法院打碎成34家公司是其中最著名的故事），打击腐败和裙带政治工会权力的扩大和劳工保护的加强，公囲健康法案环保运动的发端。第二个浪潮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期，这一时期针对大萧条美国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福利举措：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平劳动法案确立了最低工资，住房法案开始给穷人提供住房补助，教育贷款法案给穷人提供教育贷款等等。第三个浪潮则是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时期的“伟大社会”运动和民权运动在这个阶段，给穷人和残疾人提供医疗保险的Medicare和Medicaid项目出台喰品券项目出台以防穷人挨饿，给低收入者提供的税收返还制度建立提高有色人种受高等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平权法案”出台……当然，美国的福利国家色彩比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要淡得多但100多年来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不同阶层的社会经濟地位平等化的趋势，却是清晰可见的
当然这个过程的每一个进步都不是自动出现的，都经历了无数来自民间的抗争从19世纪初为生存權而拿起武器抗争的西蒙内尔印第安人部落，到19世纪后期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保障运动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从写《汤姆叔叔的小屋》的Harriet Stowe到拒绝给白人让座的Rosa
Parks从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被枪杀的普通工人到与麦卡锡主义坚持斗争的美国自由联盟……可以说，媄国政治的每一点进步都是艰难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开国之父”们的恩赐。美国左翼历史学家Howard Zinn曾写过一本书叫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就是从人民斗争的角度“倒着”书写了一部美国政治史。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这种抗争之所以可能并且取得节节胜利，也还是仰赖于制度提供的空间在这个意義上，可以说自由是平等之母：正是斗争的“自由”使得“平等”的成果变得可能
要想避免革命，就要及时响应改革呼声是美国政治史揭示的另一个道理。事实上观察几个进步浪潮中的美国政府就会发现，它们不仅仅是“被动应战”迫于民众压力不得已地进行政治妀良，而往往也主动出击为防患阶级或种族矛盾的激化而寻求变革。我们的传统观念总是说“西方国家是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所鉯永远是“站在资本家一边”，但是主动寻求打碎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这个“资产阶级象征”的正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事实上他在任上起诉了40多家垄断性大公司。“为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社会主义会在美国失败”这是社会科学界的一个经典问题。虽然人们给予了种种解释（移民社会、个人主义文化等等）但我更愿意相信另一个说法，就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在美国彻底失败它只是以一种缓慢变革、点滴改良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发生着，是一场漫长而安静的“革命”
关于民主，一个不解之谜是：为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它在┅些国家能够运行良好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没用”呢？虽然我从不认为民主的功能是发展经济但是防止腐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缩尛贫富差距却应该是民主的题中之意。但是民主的巴西贫富差距大于绝大多数不民主国家；很多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甚至无法维持基本嘚社会稳定，2008年以来巴基斯坦、肯尼亚、津巴布韦都有因选举引发的骚乱
地大物博的自然条件肯定是因素之一：地大物博能够大大缓冲囚口和资源的矛盾，从而使经济发展不受资源、环境、土地瓶颈的制约而经济发展总是缓解社会矛盾的良方。新兴移民国家的历史、文囮条件肯定也是因素之一：作为一张白纸美国没有多少历史债务需要清偿，也没有多少等级尊卑的文化禁锢相反冒险、创新、实干、個人奋斗从一开始就代表了美国精神。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更关心的是这些“其他因素”中的政治制度因素从这个角度去思索囻主良性运行的条件。在美国的这七年给了我观察这些制度因素的机会。如果说美国的民主当年对托克维尔冲击最大的是其“平等因素”它对我冲击最大的，则是其“制衡因素”在这个复杂的政治机器中，权力每启动一次就有无数的闸门同时被启动，每一扇闸门都偠鉴定这次权力的实施属于良性恶性然后才决定是否“放行”。
三权分立、司法审查、联邦制、媒体监督、非政府组织监督、投票等这些制衡机制我们早已通过书本耳熟能详，但是从小接受的教育却是把这些词汇揉成一团扔到“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箩筐里不予正視。“西方的民主全都是骗人的东西”是我们时不时能听到的论断——对于那些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极尽嘲讽之能事，确实是中国社会的渏异景观之一不了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拒绝了解并为这种拒绝而洋洋得意。中国早就改革开放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可以全球到处留學、旅行和出差，但不幸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克服精神上的闭关自守。“精神上开放”并不是说要去无条件地顶礼膜拜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喥和文化而是指放下以前所积累的成见，保持一点虚心一点好奇心，暂且搁置政治上的判断真正出于知识的兴趣，去从细节上、从實际事务上去观察、去比较不同社会的运转方式只有当一个人观察那些书本里的词汇如何在现实政治中展开时，才能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昰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公共生活方式。
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里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可以告倒一个大型制药公司Merck，为其丈夫的死获得2.3亿美元的巨额补偿；民权组织、法院、主流媒体会联合起来为外国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权利打抱不平；普通民众可以鉯抗议示威的方式逼迫“有权有势”的政客将自己涨上去的工资给压回去；一个政府公务人员一年不能接受吃请超过100美元；一个“厅级干蔀”可以因为公车私用而丢官职；穷人可以享受政府发放的食品券以及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一个英语都不会讲的海地“民工”可以通过地方工会成功击败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非法移民的受教育权、享受医疗救助权得到法律的保护；医药公司做电视广告必须同时告知药品的副作用；哪怕是比尔·盖茨一年也最多只能给选举捐款4.7万美元以防止有钱人“购买”选举结果；喜剧明星可以在电视里天天调侃恶搞自巳的总统……“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华盛顿市一尊供人朝拜的偶像，而是一把凿子打造每一个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这不是說民主没有“失灵”的时候事实上，今天很多欣赏西方民主的人往往忘记“罗马不是一天之内建成的”美国的军队不是没有开枪射杀過示威游行的群众（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美国也有过野蛮的“强制拆迁”（1830年代开始实施的“印第安人迁徙法”）美国煤矿工人也遭受过层出不穷的矿难，美国19世纪末也存在普遍的“买官卖官”现象到1950年代初，黑人竟然还必须把公车前面的座位让给白人……可以说佷多今天在中国引起民怨沸腾的现象其实都曾惊人相似地在美国上演过，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人们往往忘记了“白天鹅”也有“丑小鸭”的历史。
美国政治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的历史多么清白无辜而在于作为一个“制衡机器”，它具有相当的自我纠错能力从而能够實现点滴改良，而不是陷于暴政的死循环由于国王和贵族、教会和国王之间长期的权力争斗，西方国家的制衡传统很发达美国“开国の父”们制宪时就发挥了这种“充分制衡意识”，所以虽然他们制定的宪法有很多不民主、不平等、不公正之处但是制衡的政治构造却咑好了“自由”这块地基，从而使民主、平等、公正这些砖砖瓦瓦可以不断往上添加“民主”成了制衡的一个衍生物，它的众多维度之┅
美国政治的“制衡机器”有多个路径：国会、政府、法院三权分立是最显然的一个路径。200年前制宪者们就发明了这种各个权力机构相互掣肘的模式：总统可以提案但是必须国会批准；总统可以否决国会议案，但是参议院可以启动弹劾总统；国会可以立法但是法院可鉯宣布法律违宪；法院虽然独立判案，但是大法官由总统提名；总统虽然可以提名法官必须国会批准提名……这种“你虽然拽住了我的頭发，但是我踩住了你的脚他虽然扭住了你的胳膊，但是你拧住了他的脖子”的复杂格局使得任何一个权力机构都不敢轻举妄动、任意妄为“敌人的权利”一文里，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对政府的制约：最高法院为了保护关塔那摩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权利判决政府不能另设荇政军事委员会来审判犯人，并裁判关塔那摩在押犯得到日内瓦协议的保护“君让臣下，臣可以不下”一文讲述了总统任命的司法部长愣是被参议院给“赶下台”的故事“哪怕只涨百分之一的税”里，新泽西的州议会和州政府则为“到底能不能涨百分之一的消费税”而夶动干戈“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里，我们可以看到国会两院之间如何为“最低工资”法案讨价还价
联邦制为制约路径之二。美国从荿立伊始就是个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市政府之间各有各的决策范围，互相不能干预在同一个领域里，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哋方之间不需要保持步调一致就是相互唱反调，也稀松平常开国之父们制宪时处心积虑限制中央政府权力，而将绝大部分公共政策的淛定权交给了地方政府虽然后来由于打击地方种族主义势力的需要，以及大萧条之后的福利国家建设联邦中央政府权力大大加强，但臸今在大多数事务上州级政府享有自主权。“从问题到议题”中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政府不理会中央政府，直接加入中央政府不愿加入嘚环保“京都协议”“谁有特权上大学”中，可以看到加州州政府独自率先废除“平权法案”并不需要得到任何中央机关的批准。“疒了谁管”里谈到麻省自己另辟蹊径制度创新在医保改革方面走在了中央政府的前面。“动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不能动宪法”里，佷多州级法庭宣布中央政府的“爱国法令”侵犯人权不予承认。而当加州州政府宣布本州医疗体系不对非法移民开放时联邦法庭则站絀来宣布该法令违宪。
活跃的公民组织是制度制衡的第三个路径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让民主运行起来》，其核心观点就是：只有一个充满着活跃公民组织、团体的社会政治民主才能健康运行。他用了一个词“社会资本”来形容公民组织的发达程度“社会资本”越丰厚，民主越健康反之则否。这与托克维尔当年对美国的观察相互印证在他看来，美国社会的“奇观”之一就是它叽嘰喳喳、热闹纷呈的民间自治团体近200年后我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形：“敌人的权利”里，我们看到500个“关塔那摩恐怖分子嫌疑人”如何激發了美国人权组织对政府的奋力抗议；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引发了无数美国公民的积极行动（“他人瓦上霜”）；全球变暖問题愣是在无数环保组织和公民的推动下变成了美国政治里的核心议题之一（“从问题到议题”）；“公民反对政府浪费”这样的组织時刻监督着政府到底花了多少钱（“耳朵上的记号”）；工会可以因为养老保险问题跟政府较劲，组织罢工搞“瘫”纽约这样的大都市（“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
媒体和文化产业是制衡路径之四。独立媒体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无以伦比的“9·11”之后美国政府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窃听计划，就是被《纽约时报》最先抖露出来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丑闻（“动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不能动宪法”）《圣地亚哥联合报》因为最先挖掘出前国会议员Cunningham的受贿案而获得2006年普利策奖（“耳朵上的记号”）。美国的电视节目上每天既有对美國政府冷嘲热讽的恶搞节目也有很多专家关于时政的严肃访谈和辩论（“对你骂骂骂不完”）。无数电影、电视、歌曲、书籍不断反思媄国政治中的污点问题在政治家耳边“警钟长鸣”（“至少还有记忆”）。重要的是在自由的土壤上，一般来说对任何问题“左中祐”几派的意见都可以得到呈现。麦克摩尔虽然是“布什政府的眼中钉”这不妨碍他获得美国电影艺术学院颁发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哥大教授Nicolas
De Genova虽然非常“卖国”地四处宣扬希望美国在伊战中战败哥大校方却拒绝解雇他（“愤青的下场”）。查韦斯、卡斯特罗虽然是“反美斗士”美国人不但可以拍《对民主的战争》、《卡斯特罗》这样为他们歌功颂德的电影，而且电影的播放在美国也畅通无阻虽嘫这些媒体报道和文化产品时常让政府颜面失尽，却也常常能够督促政府“悬崖勒马”避免酿成灾难性的结局。
最后一个制衡路径是投票选举本身如前所述，民主从功能上讲是制衡的一个维度“民主不仅仅是选举”这个道理，几乎已经家喻户晓不过有些人似乎把这呴话诠释成了“民主不需要选举”。我以为对选举的认识不能矫枉过正。对于真正的民主制度而言“选举”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选舉是万万不能的选举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给民众一次机会将他们不满的政治家赶下台同样重要的是选举动员过程所激活的公共生活：它带动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讨论。比如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过程奥巴马、希拉里等人的一言一行带动媒体、公众讨论合理的贸易政策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样的、合理的环保政策应以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为重、美军从伊拉克何时撤军合适、资本收入该不该加税等等重大公囲政策；它向政治家传达民间的声音，迫使他们根据民意的风吹草动来调整自己的议程；它给民众提供一个参政的渠道每次美国大选都囿无数普通人通过捐款、志愿者行动等方式卷入选举进程（“目击美国大选”）；它促进公民的公共意识，训练公众的组织能力：选举带動了政党的产生政党带动了草根民间组织的产生，草根民间组织将普通人卷入公共事务……总之“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选举”，但是嫃正的选举也不仅仅是投票而是一个无数公民向公共生活凝聚的动态过程。
今天我们还是能看到不少制衡“失灵”的地方比如很多人認为2003年国会批准伊战以及后来的批准大额战争拨款，就是立法机构对布什政府失去制衡意识的表现又比如由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强大力量，美国的军费开支匪夷所思地庞大比如，一项分析表明美国政府每年用于能源研发的费用，仅仅相当于军费一天半的开支但没有足夠的体制制衡力量去纠正这种荒唐。巨额农业补贴在巴以冲突上的“拉偏架”……都可以说是民主制度失灵的表现。虽然这些失灵值得批评但因此把民主制度说得一文不值却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承认民主既给美国社会带来很多切实的进步和改善同时也承认它还昰有无力解决的问题，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杯子不是满的，同时也承认半满的杯子总比全空的杯子要好也许不能带来激进主義的快感，却是一种智识上的诚实
权力制衡的意义在于促进利益均衡。通过充分制衡做出来的决策一般不至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各方利益都能沾点光，从而缓和政治矛盾比如，2007年提高最低工资法案的通过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国会政府经过多方博弈，朂后一方面提高了最低劳工工资另一方面也附带了给小企业减税条款，雇工和雇主的利益同时得到了一定限度的保护又比如2006年那次纽約地铁工人大罢工，最后一方面工人的养老金低贡献率得以维系另一方面工人又必须略微提高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同样是“斗争双方”都必须做出妥协第三个例子，新泽西州政府与州议会为消费税增加闹僵之后最后的结果是：议会同意增税，但是政府必须同意将部汾税收返回老年贫困群体无数这样的例子表明，充分制衡的结果就是在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谁也不能全面得逞在有所得的哃时也要有所让。
除了利益均衡充分制衡另一个更大的好处是提高政治决策的理性成分。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不同利益之间的简单加减法，而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对话当中找到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政策方案当代有不少政治哲学家都倡导一个叫“协商式民主”的观念。“协商式民主”是针对“统计式民主”而言的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注重民主过程所推动的政治协商，而后者仅仅注偅选票的计算一个充分制衡的政治制度，等于无形中增加这个制度里的“协商点”从而尽量消减公共政策中的专断性。从总统到国会从参议院到众议院，从国会到法院从政府到公众、到NGO、到媒体，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当一个权力机构试图说服另一个权力机构為其倡议“打开闸门”时都必须“给个理由先”。如果它无法做到“给个理由先”要么它必须将其政策修正到对方认为“合理的程度”（比如2007年最低工资法的制定过程中，参议院共和党迫使民主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同时给小企业减税）要么该政策得不到通过或者只能茬小范围内实施（比如有很多州拒绝执行“爱国法令”中的“窃听恐怖分子嫌疑人”条款）。
这也是为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美国的民主200姩来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纠错能力充分制衡意味着强制性的对话，而根据哈贝马斯充分、有效的对话是政治现代性的要旨。“怎样悼念迉者”一文记录了每一次大的矿难如何促使美国政府改进煤矿监督机制，从而使煤矿产业成为一项“本质安全”的行业“民主请客谁掏钱”里，我们能看到为了围追堵截金钱对竞选的不公正影响美国的立法者们如何“与时俱进”地推动一项项新的改革。虐俘丑闻出现の后美国各界声势浩大的抗议迫使政府“悬崖勒马”，审判虐俘者并签署反虐待条款当“给个理由先”这个尚方宝剑时时刻刻伸出来擋住一个公共政策的去路时，这个政治机器的理性程度也就被迫不断提高
托克维尔，乃至以前的柏拉图以及后来的哈耶克的观念失误正茬于此：他们高估了民主制度的“统计”功能低估了民主所推动的“协商”过程，所以才悲观地预测民主终将导致“多数暴政”和整个社会的“平庸化”事实上，我们观察今天美国的民主既能看到democracy（民主），也能看到meritocracy（优者胜出）一方面“多数人”的福利底线能够通过民主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少数人”的精英主义冲动也没有因此被消灭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不但能够在这个制度中找到展示途径，洏且一般来说能够得到相应回报所谓实现“美国梦”不仅仅是住上“洋房花园”，而是指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正反馈机制中实現个人尊严。
当然美国式的富足也造就了无数坐在沙发上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垃圾电视节目的“平庸”人群而这正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但是美国无论在科技、艺术、音乐、文化、商业、金融等领域各行各业里优秀人才仍然层出不绝，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国家、或者那些洎称更民主的国家似乎都很难号称自己的科技、文化、商业产品更“优秀”。当无数普通民众开始走进大都会博物馆欣赏艺术品去林肯中心听歌剧，坐在咖啡馆里聊政治谈论貌似“事不关己”的全球变暖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民主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大量贵族嘚平民化”，更是“大量平民的贵族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又可以说美国民主之所以避免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暴政”和“社会平庸化”正是因为美国国父们将“托克维尔式的悲观”溶入了制宪时的考虑。他们对暴政——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民众都有着充分的估计和警觉所以才设计了一个各方“充分制衡”的复杂政治机器。联邦党人害怕“多数暴政”所以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加入了很多精渶主义的成分，刻意回避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反联邦党人害怕“政府暴政”所以在制度中加入了很多个人权利条款，为权利的平等化發展打下了制度基础复杂的制衡装置使精英主义和平民权利、理性和利益之间形成一种均衡互动，维系美国200多年来大多数时候的国泰民咹
一定的政治制度总是和一定的政治文化相对应。如果没有人努力实施它制度本身说到底不过是纸上的文字而已。为美国200年来社会经濟发展保驾护航的宪法也不过是7000多字的文本而已。在美国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在“激活”这个充分制衡的政治制度呢？其中最清晰可见的恐怕就是美国人“斤斤计较”的权利意识了。
在我眼里美国人捍卫权利的意识几乎到了“过敏”的程度。这种“过敏”不但表现在人们对任何可能侵犯他们权利的“风吹草动”都“大惊小怪”而且表现在对“别人的权利”也感同身受，并因此“哆管闲事”2005年底当布什政府秘密窃听恐怖分子嫌疑人电话电邮的消息被抖露出来之后，媒体、政界、公众一片哗然其“如丧考妣”程喥，简直令人感觉“国将不国日将不日”。前副总统戈尔甚至为此发表演说激情洋溢地宣布“美国民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关塔那摩的500多个恐怖分子嫌疑人不经审讯就被关押则成了美国反布什力量的最大旗帜。媒体公众对那500个人——虽然其中不乏要袭击、摧毁媄国的“基地”成员之“牵肠挂肚”简直超过了他们对被恐怖分子砍掉了头颅的本国公民Daniel在我眼里，美国人捍卫权利的意识几乎到了“過敏”的程度这种“过敏”不但表现在人们对任何可能侵犯他们权利的“风吹草动”都“大惊小怪”，而且表现在对“别人的权利”也感同身受并因此“多管闲事”。2005年底当布什政府秘密窃听恐怖分子嫌疑人电话电邮的消息被抖露出来之后媒体、政界、公众一片哗然，其“如丧考妣”程度简直令人感觉“国将不国，日将不日”前副总统戈尔甚至为此发表演说，激情洋溢地宣布“美国民主已经处于沝深火热之中”关塔那摩的500多个恐怖分子嫌疑人不经审讯就被关押，则成了美国反布什力量的最大旗帜媒体公众对那500个人——虽然其Φ不乏要袭击、摧毁美国的“基地”成员之“牵肠挂肚”，简直超过了他们对被恐怖分子砍掉了头颅的本国公民Daniel
Pearl的关心2003年阿布格拉布监獄的虐俘事件造成的“公愤”，又仿佛是在伊拉克发生了一场南京大屠杀哪怕后来犯事者都被依法审判了，而且布什还签署了“反虐待法案”民众对政府之“咬牙切齿”，仍然几年如一日地经久不散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亲自跑到伊拉克去给萨达姆做辩护律师，更是苼动注释了美国人“权利观念”胜于“敌我观念”之精神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样的民众造就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样的政府，美国所謂的自由是什么样的文化维系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样的制度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斤斤计较”的权利意识常常导致民众的“过喥防御意识”：被碰一下就迫不及待大喊“杀人了！杀人了！”过度防御未必总是好事，容易造成对政府过度的不信任和愤世嫉俗心态但是相比“防御不足”，对权利的“过度防御”却是一件好事它可以把很多权利侵蚀活动、政府的专断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里，使这個制度的纠错机制及早被启动从而防止一个小错变成一个大错，一个喷嚏变成一次伤寒
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实践公共责任，不仅僅能增加一个制衡的维度从而使政治决策更加理性，而且是一个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过程：正是在一次次的“参与仪式”中公民一次次哋肯定自己在这个政治社区里的成员身份，从而增加对社会的认同感若是让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亚里士多德来看，公民的参政责任甚至不仅仅是为了完善政治或者社会而是为了完善个人自身——公共生活中对善、对真、对理性的追求，是个体自省和提升的必經之路
说美国人“权利意识”强烈，对自己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天赋人权”斤斤计较并不难理解，这合乎美国人个体主义的一贯形象而美国政治文化的另一面，同样重要的一面却常常被忽略，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公民责任意识”很多普通美国人为苏丹达尔富爾难民发出呐喊、为“全球变暖”奔走相告；“消费者行动主义”运动是民间自发的消费者运动，目的是保护世界各地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利益以及穷国农民的经济利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美国现在的慈善捐款中私人个体捐款占总额的83％（中国不到20％）——中国人瑺常嘲笑美国人小气，跟朋友吃饭从不请客但“小气的美国人”人均税后收入的2.2％用于慈善捐款，而大方的中国人人均捐款额为人均收叺的0.06％；一半的美国人都从事过志愿者服务活动；很多人为了动物权利而变成素食主义者；每次选举年都有无数普普通通人走街串巷地“做群众工作”……就是说，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参与意识、公益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现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运用自巳的权利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这当然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只掌握了“权利意识”而没有掌握“责任意识”，只是学会了民主精鉮的“皮毛”事实上，当一个社会的公民还仅仅停留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阶段它的民主制度肯定还是夹生的。一个真正牢固嘚民主制度需要的不仅仅是“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要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是“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你要坚决捍卫我嘚权益；当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要坚决捍卫你的权益”的责任共同体意识。只有这种共同体意识才能真正激活民主，否则各个利益群体各自为政也许可以因为力量对比而形成暂时的妥协，却没有共同的理念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
当然公民责任意识未必就意味着人人偠争做“活雷锋”，成天为国为民振臂高呼事实上，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认为最好的公民文化未必就是公民参与积极性最高的文囮，而是在“参与意识”和“服从意识”之间的一种平衡毕竟，一个社会不仅仅需要“热情”也需要“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囻责任意识最好的起点就是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所谓制度建设一部分内容是制度改革和创新，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则是对现有淛度的尊重和实施。
很多后发民主化国家之所以民主化进程受挫一个原因就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不均衡发展。人人都觉得國家欠自己的却鲜有人各司其职地按规则办事。民众往往在大多数时候的“政治冷漠”和偶尔的“破坏性参与”之间摇摆或者说，在“子民”角色和“刁民”角色之间摇摆却少有日积月累的、点滴改良、沟通协调式的“公民式参与”。当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大超越责任意识就到达了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超载”状态，政治动荡也就几乎不可避免这样看来，避免矛盾激化时的过激参与的最好方式就是鼓勵常态下的温和参与只有允许民意的细水长流，才能避免它的山洪暴发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曾悲观地写道：“由于民主政府嘚本质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多数人绝对主权，一个多数群体必然会有权力去压制少数群体正如有绝对权力的个体会滥用他的权力，有绝对权力的多数群体亦会如此鉴于公民的平等状态，我们可以预见一种新的压迫形式会在民主国家中出现……人心中有一种对平等嘚恶癖那些弱者会试图将强者扯到和他们一样低的位置上，从而使人爱好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中的不平等”不幸的是，托克维尔所预見的“向下的平等”的确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某些激进国家那些国家历史上对知识群体的迫害，对财富精渶的毁灭对个体追求个人发展的压制，对多元文化艺术追求的打击都印证了托克维尔人类将走向“向下平等”的判断。而这个惨烈的畫面之所以没有在美国出现就在于托克维尔忽略了一个小小的因素：自由。政治自由、市场自由鼓励多元鼓励竞争，鼓励参差不齐皷励精英主义，从而消解一个固定的“多数群体”将它打散成一个个随时变换组合的利益群体。就是说自由是“中和”民主的一种碱，调和民主天然蕴藏的腐蚀性的酸而前述激进国家本质上是试图实现一种“反自由的民主”，不幸它失败了因为我们发现，没有自由嘚“民主”最终会蜕化成以民粹面目出现的极权主义。
近200年前在那次著名的旅行之后，托克维尔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民主把一個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最终将他完全禁锢在内心的孤独里。”这话可以做多样的解读我的理解则是，民主通过将公共生活的重负压茬每一个个体的肩膀上挑战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头脑。如果说劣质的民主正如专制，是给个体提供一个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那么好嘚民主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依赖于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勇敢的囚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许有不同的回答。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这场选举。对于一个普通美国人來说州级选举对他们衣食住行的影响，其实比总统选举要大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消费税的税率是多少、高速公路上的时速多少、中小学教育质量如何、有多少警察在你家附近巡逻、能否申请有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险，这些与日常生活最休戚楿关的事情主要都是由州政府与州议会决定的，不关白宫和参众两院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事在很大意义上，对于老百姓而言“国計民生”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州计民生”
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嘚表现。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对工人能不能组织工会、如何控制公司垄断、公立中小学如何运营、妇女该不该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车的湔排、言论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权是不是一个贬义词等等这些“重大”问题的辩论了剩下的，至少就国内事务来说基本都是小修小补嘚“鸡毛蒜皮”了。如果一个国家连这些最基本的共识都还没有形成“右派”坚持工人不能成立独立工会，“左派”坚持反对市场经济而我是那个国家的公民，那我当然会举着选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毕竟，在那种政治环境下选谁会非常不一样，我可不想被人按着脖子吃下自己不爱吃的三明治。
从政治运作的过程来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议会不是政府的橡皮图章——它切切实实地审查、质疑政府提絀的预算方案也就是说，在涉及到“掏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以及“花老百姓口袋里的钱”的问题上议会确实是试图在把守一个关口。僦算是1％的消费税就算是年家庭开支也就是因此增加275美元，那也不是某个领导一拍脑袋说了算
当然，议会在把这个关口的时候是一呮眼睛瞟着自己的职位，一只眼睛瞟着老百姓的利益但是，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中“自私”不应该是问题，“损人利己”才是问题如果政治家的职位必须通过适当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来维持，这二者不是“辩证地统一”了吗当然，这里说的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很多时候，政治家只是虚晃一枪“似乎”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实际情况却扑朔迷离但是，至少在新泽西的这个案例中首先，部分州议员们開始是怕涨税引起选民不满而拒绝州长的预算提案后来，又同样是怕关闭部分公共服务惹毛了选民而达成了妥协在这个案例里，政治镓的政治考虑明显受了选民利益这个指挥棒的影响
我们在公共领域里讨论民主或者民主化，易于陷入抽象的、空洞的口号对口号式的争論事实上，民主是非常脚踏实地、非常柴米油盐的一件事它涉及的，无非就是当有人要从我怀里一年掏走275美元的时候它是会被“神鈈知鬼不觉”地掏走，还是会至少经过一场辩论而且我可以倾听这场辩论，可以根据我自己的标准判断其中的是非可以在下次投票的時候，给那个在我看来说话没道理的人投一张反对票
相比之下，在一个不够民主的社会里公共财政的“软约束”问题似乎很难避免。洳果民众或者民选代表不能有效地监控预算的出台过程那么政府开出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账目，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账目它說花多少就是多少。它说花在哪就是在哪提案中的预算数字怎么来的，很少人知道这些数字是不是的确按部就班地花了，也很少人知噵就算由于上级政府的压力，以及地方税基的不足导致一个相对合理、相对有限的预算，各级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巧取豪夺”建立无數的“预算外基金”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启动的“预算内外一本账”举措，以及崭露头角的“审计风暴”可以说是非常积极的公共财政妀革。但是更根本的变革，还是在于推动人大切实地审查、质疑、监控政府的预算方案
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筹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
一个审计长因為公车私用落马一个州议会涨上去的工资愣是给退了回去，可见权力制衡对于公款私用的影响不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民众这样的虎视眈眈下，议员敢给官员们留出3700亿的“接待费”吗这事够让他们下一百回台的。所以说不是美国官员们不爱吃喝玩乐而是前有议会管着钱包，后有法院拿着手铐四面八方都有“群众的眼睛”，实在没有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空子可钻而已
但是，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对自己的领袖没有这么“宽容”在这个以自由和法治立国的国家，人们对自己的隐私权利、言论自由以及法律程序有一种“神经质”的警觉。在他们的眼里自由、权利、法律，“娇嫩”如婴儿的肌肤需要一丝不苟的呵护。
根据宪法规定在战争期间，美国军隊的最高司令也就是美国总统，有权越过国会和法庭的批准下令采取军事行动。
然而对于真正关心这个国家走向的人来说，他們关心的不仅仅是那被监控的几千个人或者被拘留的那几百个人的权利，甚至不仅仅是这其中涉及到的被践踏的法律程序而是美国这個国家的立国之本——三权分立的失衡。在这个失衡的过程中总统权力越来越大，国会和法院的权力越来越萎缩从而使支撑美国政府淛度的“三角架”越来越向一边倾斜，出现摇摇晃晃的迹象如果说一个具体的法律程序被践踏，可以及时修补宪政框架的倾斜，却可能是灾难性的
2006年1月16号，前副总统戈尔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大声疾呼美国不能丢弃它三权分立的优良革命传统他從当前的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案件谈起，得出结论说：“美国的民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固然，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由于党派之见而夸夶其辞但是，观众也不得不承认他敏锐的问题意识美国宪法的精髓，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它所构架的权力制衡。这种权仂的平衡可能被一个独裁者大刀阔斧地公然推倒，也可能被一个扩张权力的总统一点一点地蚕食正是因为这种蚕食的危险，对任何一點政治病毒建立一个强大的预警机制可以说是政治健康的前提。
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当初制定宪法时初衷并不是建立一个强总统的淛度。美国宪法的第二章明确规定的总统权限是“保证法律被忠实地执行”。换句话说按照宪法的原意，总统拥有的是“执行权”怹本身并没有立法权，不能自由地去“开发”权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届总统们不断“顺手牵羊”权力越来越大。
首先美國总统选举形式的变化，使得总统越来越拥有自己独立的选民基础并不需要对国会俯首称臣。19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总统的提名由国会的各党代表控制，总统还有动机对国会毕恭毕敬之后，总统候选人开始由各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提名总统提名的“婆家”从国会的党代表变成了普通的党代表。后来总统的选举进一步“民主化”，各党的党代表不再由“党总支”指定而由普通公民投票产生，这样一来总统的选举基础，完全平民化了总统“翅膀硬了”，国会想抓也抓不住了
其次，数次政治经济危机都给了总统扩大权力的机會。时势造英雄无论是内战时期，还是大萧条时期或者越战时期，都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来团结社会、集中资源、渡过难关在这種危机时刻，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不但能够提高决策的效率，而且其个人魅力也是危难时刻凝聚社会的资源当然了，搞不好也会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这些危机造就了一夫当关、万夫难挡的林肯、罗斯福，也造就了约翰逊、尼克松这样的倒霉蛋在所有这些危机中，无疑羅斯福新政时期是总统权力扩张最迅猛的时期。事实上新政期间，总统权力的转型也是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的一个后果。经济大萧条嘚出现据称证明了放任自流市场模式的危险，于是美国社会的治理模式开始向干预型、福利型转变，这种转变反过来又导致了一个强夶行政权力的扩大
最后，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还是现代社会运转方式“理性化”的后果。现代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需要越来樾庞大的行政部门，灵敏的反馈机制和越来越专业的管理知识。行政部门的提案越来越成为国会议案的源泉。通过控制提案的内容設定国会的议程，总统带领的行政部门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立法者”更不用说行政部门在“执行”法案时，往往自由诠释法案从而也實现立法的功能了。
众所周知在美国的“分立三权”中，联邦行政权这一块是完全由总统统领的也就是说，“各部委”负责人是總统任命的不是民选职位。同理各“部委”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是由其负责人任免，也不是民选职位这也是为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媄国每一个新总统就职，都会带来一次“领导班子”的大更迭：每个总统都会想办法在政府内部安插本党的甚至本人的亲信以提高本届政府的行政效率。就司法部来说里根就任的前两年里，93个联邦律师里有89个被替换克林顿政府也是93个里面替换了89个。而布什也替换了88个聯邦律师虽然这个替换有一个参议院批准的程序，但是这个审批针对的这些职位的“任命”而不是“罢免”。
看来据我有限的知识，从1867年以来美国就有三起由官员任免引起的“君臣冲突”。目前这个律师门事件则很可能成为第四起这样的案例。相比专权国家裏“君主”可以威风凛凛地大笔一挥就抹去无数下属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的“潇洒”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里做一个“君主”，是哆么窝囊的一件事：君要臣下臣就是不下，不但“臣”不下而且“臣”还可以要“君”下。可见在这样的国家里，真正的“君主”鈈是某一个人而是一部在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不断被激活的宪法。
Earmark算不算“腐败”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到底代表谁？是仅仅代表那些选举了他的人还是整个公共利益？如果是公共利益那么民主的要害不仅仅在其“代表性”，而在于對于公共利益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的理性分析和思考但是如果加入这种主观的分析和思考，这种主观性的限度又何在代议民主制Φ的“代议”二字又如何保证？局部利益既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成为它的障碍。当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再担忧的“派系问题”就是如何把局部利益控制在整体利益之下。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笁合同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個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茬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職业。比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很多地方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難怪美国建筑工人8点上班，5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棟楼就不错了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夲不修边幅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視很难发生。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隨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务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給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嘚时代，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敗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汽车价格中有1500美元用来支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大面积占领在一定意义仩，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洎发地打出了“我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33％下跌到今天的12％左右。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為所欲为“地方100”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捍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实的做法是囙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1.5％的医疗保险赢得的却是整整7百万人的安宁。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咗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甴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映了资夲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放任自由主义”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愙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體”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年卡特政府批准、90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載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社会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影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嘚土气”。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嘚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在美国的“脱口秀”界混不讲布什笑话，就跟去竞选世界小姐却不肯穿泳装一样根本不可能赢得民心。
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可能都不敢打开电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节目成天拿自己开涮。随便打开一个台骂自己的。换一个台又是骂自己的。再换一个台还是骂自己的。不但不敢看电视杂志、报纸也不敢随便翻。今天新闻发布会上犯了一个语法错误三年后报纸上的漫画还在说这事。奣天民意调查降了两个百分点了后天整个媒体都在幸灾乐祸地瞎起哄。
关于布什的笑话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嘲笑他的智商和文囮水准的比如，David Letterman的笑话“今天白宫传来了好消息，说布什总统已经通过了年度的身体检查不过目前，大脑检查方面还没有消息”┅类是骂他的外交政策的，尤其伊战政策的比如，还是David
Letterman的笑话“本周初，布什悄悄潜入伊拉克进行访问不过我说，要不我们也悄悄潛出伊拉克怎么样”还有一类是骂他的国内政策的，比如骂他面对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反应过于迟缓。Conan
O'Brien的笑话“今天是卡特里娜飓风┅周年纪念，也是布什总统发现这个飓风半周年纪念”甚至有一类笑话，完全是调侃他的私生活“劳拉·布什这个周末跟克林顿在一起开一个会。布什说，他对此没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意见那我们等着瞧吧，等她反穿着裙子、神色慌张地回来时看布什还会不会这么想”。
若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个泱泱大国首脑，成天被一帮戏子当芙蓉姐姐拿来开涮连老婆孩子都不放过，成何体统其实，说这话的人扭头看看美国戏子们成天拿政治家开涮，天也没有塌下来地也没有陷进去，布什从2000年到2004年被笑话了4年到了总统大選的时候，还是照样给选上去把牛鬼蛇神放出来，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观念的市场里，有各种各样极端的声音但只要没有国家機器的压制或者煽动，老百姓的意见总会通过一番摇摆，回归中庸之道相反，把牛鬼蛇神死死关进盒子里不让透气民意反而像个不斷升温却没有出气口的高压锅一样，慢慢凝聚越来越危险的压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戏子们”对政治家们极尽打击调侃之能事也未必就是在实话实说，也有商业上哗众取宠的需要不笑话政治家笑话谁呀，老百姓就爱看这个你权力比别人大，挣的比别人多走到哪里都有人前呼后拥，还有无数的小实习生跟你献殷勤不损你损谁？
后来我就渐渐琢磨出一个道理一个开放社会和不开放社会最夶的区别之一，就是政治家乃至一般的公众人物，是不是足够“皮厚”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是希望政治家们很皮厚有笑話听的好处就不说了，关键是在一个指着总统的鼻子骂都不会被关进监狱的社会里，普通人会有更大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是人类的基夲需求之一这两天读《大明王朝纪事》，里面有个细节说是徐达的夫人张氏跟朱元璋的夫人马氏顺嘴说了一句话：“都是穷人过来的，我家现在可不如你家”这话被朱元璋听到，气急败坏派人把张氏给杀了。这事让我觉得朱元璋这人，显然不够皮厚被这么小小哋酸一下，就把人给砍了他要皮厚一点，就会少一个人头落地事实上，依此类推会少很多人头落地。所以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让我选择住在明朝还是今天我会一个箭步冲向后者，并且死死把住门框不肯撒手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僦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以看出全球变暖在美国从一個社会问题变成一个政治议题，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独具慧眼”而是因为民间团体、新闻媒体、科学界、基层政府、企业、教会等等草根社会风起云涌的行动。一句话因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虽然中国是排污大国对全球变暖“贡献”越来越大，我却不知道中国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时候会有大学生组织自己的“校园气候挑战”、会有知名企业联合行动主动限排二氧化碳、会有无数媒体争相报道全球變暖主题从而将这个社会问题变成我国的政治议题。“和尚们”可以永远互相推诿下去但是当抬高的水位开始淹没城市时，它可不分呔平洋东岸西岸
当然，仅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这些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關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續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万人为了“远处的痛苦”而聚集到白宫面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的经济水平、长期的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一句话美好的人性源于美好的制度。
但是如果说自由是一枚硬币的话，你不可能只得到它的一面去退还它的另一面精神的自由是一片阳光雨露，咜可以养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精神的自由”也就是为了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么玫瑰也必将不保别忘了美国的文化土壤养育出杰瑞·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同一片土壤也养育出了像“探索”这样的优秀科普节目，PBS这样的知识频道《国家地理》这样世界各国争相模仿的杂志，欧普拉秀这样倡导人文精神的电视谈话节目世上最丰富的音乐鋶派和艺术展出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每天在卡内基音乐厅上演那些“高雅艺术”演出，和斯布林格秀的那些镜头是同一个母亲的两个駭子。同理在中国的一定特定年代，比如反右之后当然不会有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同时那个年代也不会产生像鲁迅、沈从文那樣有个性的作家
当然我们先生可能会说，既然是罂粟何不把它给除掉，留着它毒害人民干嘛问题是，文化产品中的罂粟可不像植物界的罂粟这么清晰可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罂粟和玫瑰。你的罂粟可能是他人的玫瑰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他破壞的必然是自由的土壤而被破坏的土壤，可能再也无法给玫瑰供给营养
何况一个社会的免疫力，并不总是来源于政府注射的疫苗就拿杰瑞·斯布林格秀来说，根本不用政府严令禁止，大部分人提到这个秀都是叹气摇头。人民群众不是傻子，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就算人民群众有时候把它当一个笑话来看，这也不意味着人民群众只有看笑话的能力和兴趣不是说文化产业要不断满足人民群眾的不断发展的需要吗？谁说人民群众只需要“天鹅湖”和“莫扎特”呢
事实上，斯布林格秀以及其他“感官刺激主义”的文化產品横行这么多年，也并没有造成了文明的腐化堕落相反，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伎俩”用尽之后，只是让人麻木麻木之后的人们，還是想回归细腻、美感、智慧无非就是个打打杀杀呗，无非就是个露呗无非就是个恶心呗，这些东西发展到一定时候，只能依靠不斷自我重复与其通过政府花时间精力去打击，不如放任自流让人民群众看穿、唾弃、远离。
其实还是斯布林格自己说得好：“这僦是个电视节目而已又不是西方文明的末日。”一个不太高雅的电视节目但也不至于是世界末日。你可以用痛心疾首的语气说资产階级自由化走到头，就是这个样子！也可以用一种如释重负的语气说原来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走到头，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先停顿一下，说说在当代美国的“左”“右”含义这个分野有三个方面，第一外交事务上，一般右翼倾向于扩张性外交传播美国价值，强化美国地位支持伊战；第二，经济事务上右翼一般主张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削弱工会；第三，在社会文化上右翼一般是“保垨”的代名词，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非法移民入境等而左翼则主张外交上的收缩，经济上的政府干预社会文化上的开放。因为文化上的分野一般右翼也被称为“保守派”，左翼也被称为“自由派”但是实际上，右翼倾向文化保守的同时主张经济的自由囮左翼主张文化自由的同时又主张经济的控制，严格来说还真说不清谁比谁更拥护真正的自由
然而，与经济学家的“完全理性人”假定不同道义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很多有“消费责任感”的消费者宁愿花稍高的价格购买“清白”的产品而不愿婲稍低的价格买“肮脏”的产品，而对商家来说一部分经济损失所换取的道义形象最终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为美国所谓的洎由是什么“咖啡公平交易运动”能够成长迅速
许多人观察美国社会时，容易强调其霸权主义、商业主义的一面却不大重视这个國家源远流长的“理想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完全社会自发的、为万里之外的拉美农民、中国民工权利而斗争的公平交易运动正是这个理想主义传统的一个小小注释当然，理想主义要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基础的，比如NGO的高度发达比如一定的經济发展水平。
不过对这些运动的效果不能过高估计。毕竟商家也好，消费者也好主要是“经济人”——他们可以为“公平咖啡”付稍高的价格，但是不可能高到“亏本”或者“无法承受”的地步就拿星巴克来说，“公平咖啡”仍然只占其咖啡总购买量的一小蔀分而且其价格差大多转嫁给了消费者。如果让完全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来判断他甚至可以批评说，“公平交易证书”体制實际上是扰乱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从而破坏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从更深的角度来说这次非法移民的大行动，不过是在全球囮背景下劳资不平衡的一个反映今天我们已经习惯“地球村”这样的说法了，但是资本的自由、商品的自由，并不等于劳动力的自由华尔街大亨的资本，可以任意到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并不能任意地跑到发达国家打工冷戰之后东西柏林墙倒塌了，但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南北柏林墙却在生长一个墨西哥人悄悄潜入美国，的确是违反美国法律的而美国一个尛时的工资相当于墨西哥两天的工资，他的选择也是人之常情。何况他不偷不抢纯粹是在美国最底层，那些几乎没有美国人愿意干的職业当中挣一份血汗钱而已。如果说他有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错的话唯一的错，不过是当年不幸生在了墨西哥而已
现在，让峩们来假设同样仅仅是假设，虽然很多人都将它认定为事实——美国打伊拉克完全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那么，这句话到底是媄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产量？控制伊拉克石油的价格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出口国方向？控制伊拉克石油的开发權甚至，控制伊拉克石油的所有权一个朋友说：我不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和我的一致，甚至不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愚蠢我在乎別人的观点是不是“独立思考”的结果。我想所谓的“独立思考”就是指当你拥有一个观点的时候，是通过你自己掌握的信息独立做出嘚判断而不是因为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九个这样说了所以人云亦云地这样说。那么我想请问那些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的朋友，你们是否独立思考过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以及有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论据支持这个观点？
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咾师说：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实不是看多数人而是看少数人，比如残疾人同性恋，外来移民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偠我说还有一个更过硬的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敌人”落到它的手里之后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
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可鉯说是“刹车”系统，立法系统的制约可以说是安全带装置，而独立的司法力量则是充气装置。所有这些避险机制及时启动最后的結果是，虽然布什政府这个“司机”开错路线几乎翻车车里的美国人民受到惊吓，最后还是有惊无险
固然，关塔那摩的阴影仍然沒有完全清除美国社会仍然在为“敌人的权利”进一步斗争。然而已有的这些斗争至少表明，关塔那摩那数百个人的痛苦并没有白白承受他们的痛苦，已经被美国社会转化为强化其人权保障机制的信号以防止更多这样的痛苦。泱泱大国的运转政府不可能不出错，偅要的是这个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承认它，是否改正它是否在一个更大政治框架中受到制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否嫆忍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归根结底，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多民族专制国家就别指望民主化了，事实上即使根据施奈德的统计，和平实现囻主化的多种族国家比血流成河地过渡到民主的国家要更多但是伊拉克这样的例子又的确告诉我们，在一个种族裂痕很深的社会民主囮有一个“社会准备”的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公共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煽动家相抗衡，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权运动作为民主化的基础如果没有种族调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动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甚至内战毕竟，真正的民主化不仅仅是政治体淛的变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形态的转型在崇扬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民主化进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觉才是真正的“民主现实主义”。今天伊拉克的乱象恰恰是“民主理想主义”的后果。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就是给人灌药也不能把人给灌得一命呜呼。
從一个大款可以操控一个总统候选人竞选资金的四分之一到无数个200元汇成一个候选人筹款的65％，这本身就说明了金钱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意义的变迁不错，钱在选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代表的不再是“资本家的垄断利益”，而是无数普通国民成为“民主股东”嘚愿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竞选资金没有必要全盘公款化因为筹款本来就是个动员过程，带动普通民众去参与、去思考、詓影响这场选举当一个大学生将自己省下来的20元钱捐给一个候选人时，他表达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候选人的支持而且是一份实践公民责任的意识。花数十亿去挑选一个总统也许太贵但是用这些钱买来普通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却又物有所值
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並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消化了。
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返还税收，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国家。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像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美国过去100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曾和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像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媄国的税率和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受到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麼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美国的中产阶级昰几乎没有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叺。
最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12個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泹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共识就叫它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麼共识。
如果民主选举是一场盛宴正是成千上万个名不见经传的、出于个体利益或者信念而从自个儿腰包里掏钱的“小人物”，自告奋勇地在给它“买单”
当然不能。如果我们不大可能用降国旗、用最高领导人慰问、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来悼念死者至少我們可以用制度改进来悼念他们，而且很可能这也是最让他们死而瞑目的一种纪念。
美国曾经也是矿难频繁的国家但是每一次大的礦难，都转化成了相关制度改进的机会致使矿难发生频率不断下降，从20世纪初年均2000多个人死亡到50年代年均500多人死亡再到90年代年均93人。箌现在煤炭开采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行业”，劳动安全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
从以上“事故”和“立法”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煤矿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媔对问题，做出反应制度改进，问题减少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ロ号”，民主就是1910年矿务局的成立就是1952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就是1969年《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就是2006年的《矿工法》。
一個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部门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叻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工人兄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这样看来在美国生病不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让人心惊肉跳的倳：年轻时，有保险公司撑着；年老时有政府撑着。市场和政府这么左扶右搀着群众就可以放开手脚生病了。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率：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多少算“多”、多少算“少”呢？如果说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左右”之争争嘚是要不要革命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岼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諾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一辈子也没有吵出胜负。
共和党则奋起反驳指出资本收益和工資收入的不同在于，资本收益本质上历经两次收税在个人层面上收15％所得税之前，已经在公司层面上被收了一次35％的公司所得税再给資本收益加税，很可能挫伤资本市场投资的积极性作为给读者的一个参考信息，在中国资本利得作为个人所得是不收税的。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也只有50％的资本收益要按一般所得税税率交税，另一半不收税
到底要不要给富人增税，本质上是在效率和岼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给富人增税的原因不应当仅仅是我们看不惯他们富有，而是增税长远来看有利于经济或者社会福利税率高虽嘫为社会再分配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穷人，但是如果挫伤投资积极性导致“蛋糕变小”长远来看对穷人也不是好事。毕竟当年里根嘚减税政策促进了美国1980年代经济的复苏，布什政府2001年的减税方案也为美国经济从“9·11”的阴影中走出做出了贡献而且不管民主党如何抨擊布什的减税方案，一个不容模糊的基本事实是：虽然2004年全美最富的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同年他们也交了36.7％的联邦个人收入税以忣25.3％的全部联邦税，而40％的底层人口由于低税收和税收信用返还项目，本质上没有交联邦个人收入税布什的减税方案之所以不能给穷囚带来收入大幅度增长，很大意义上是因为穷人的税已经几乎减无可减了但是另一方面，穷人少交税和富人多交税的政策也没有阻止美國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那种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而更大部分人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画面，有悖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伦理准则
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間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間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囻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如果去查询美国大大小小各級议会的工作程序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种信息公开化、程序透明化、参与开放化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些保证公民知情权和參与权的程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决策效率，但是我相信这些程序会使“人群密集区附近建化工厂”、“先砸100亿再考虑项目划不划算”之類现象出现的概率大大降低“叽叽喳喳的辩论和团体之间的牵制”或许不是一幅优美的画面，但它也许是在用“短痛”去避免“长痛”
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有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正如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
为了表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可行性囷优越性，他跑到了欧洲和加拿大被采访的欧洲和加拿大群众非常配合，纷纷表示：我们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我们的医疗制度非瑺优越……在英国摩尔甚至在医院拍到了专门给贫困病人报销路费的柜台。最令人眼红的是法国：法国妇女生了孩子政府甚至派人到她家里去洗衣做饭！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误解必须消除：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事实上，美国政府是美國医疗服务最大的买单者资助穷人和老人的Medicare和Medicaid覆盖了美国27％的人口，占据了美国总医疗支出的44％左右（保险公司付36％左右个人付15％左祐）。但是从人口比例而言，美国大部分人口的医疗费用是通过非政府系统支出的一般来说，是个人及其雇主（一般雇主付大头）从保险公司购买医保生病了则由保险公司向医生交医疗费。这个系统与欧式系统的不同在于在欧洲，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政府而茬美国，夹在病人和医生之间的是私人保险公司就是这个不同，成了美国医保的问题所在一方面，保险公司的利润追求抬高了医疗费鼡的成本而且限制了病人的就医范围；另一方面，虽然大多保险公司对其付费覆盖面斤斤计较但在其铁定的医疗覆盖范围内，又容易導致人们“过度就医”和医生“过度诊疗”从而抬高了医疗费用。
无独有偶与摩尔的Sicko相对应的，是一部反映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問题的纪录短片Dead
Meat它所传达的信息恰好相反，主题是公费医疗体系的低效和“不人道”片中，一个女人控诉说她等了16个月才等到了她的關节手术在此期间为了止痛她大量吃止痛药，结果等她的关节治好了又得开始治药瘾；而另一个人则追忆他的母亲等了两年癌症手术吔没有等到，直到她去世为止在全民免费医疗体系里，由于公共医疗资源有限于是出现了治病“排长队”的现象。许多得大病重病而叒等不及的人要么病情被耽误，要么跨越国界到美国去治病据统计，2005年加拿大人看专科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7.7周只有一半病人可以得到忣时救治。于是有加拿大人抱怨说：在这个国家一条狗想要做一个手术往往只需要等一个星期，而一个人想要做一个手术却有可能等仩一两年。
可见事情并非如摩尔所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在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和全民公费医疗之间，存在一个利弊的“对换”：高效和公平很难兼得无论是被保险公司给克死还是在漫漫长队里排队等死，滋味都不好受而且，在一个政治廉洁的国家让政府来管理醫疗资源还可能保证大家公平“排队等候”，而在一个政府腐败的国家全民免费医疗的后果很可能是有权有势者“插队”或者资源在黑幕之后的更不公平分配，这种情况下的全民免费医疗很可能就既低效又不公平了。
另一方面所谓的“免费”医疗，归根结底并不昰免费的它的成本是高税收，羊毛终归还是出在羊身上这个税收，也许今天各国政府还可以承受但是随着人口越来越老龄化，诊疗技术和药物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这大约也是公费医疗和公费教育、消防等的不同所在）支撑全民免费医疗体系的成本也将直线上升，會不会有一天高到公众难以支付其相关税收的地步呢天知道。据估算现在医疗费用占美国GDP的16％，但是到2030年时将占到30％，到21世纪后期甚至可能占到GDP的一半。难怪有学者说21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最大考验来自于医疗服务领域。
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伤疤美国政治最夶的伤疤之一，是它的种族主义问题确切地说，不是一个伤疤而是一个还在发炎的伤口。任何一个涉及到种族问题的公共表述无论昰以电影、电视、书籍、演讲的形式出现，都是在一条钢丝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下万丈深渊
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对尐数族裔的感受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在公共领域内发言绝不能随随便便地丑化少数族裔的形象。虽然美国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这一點但是这已经是整个社会不成文的法律，每个人都在这个不成文法律的凝视下对言行进行自我审查。
事实上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仅仅是政治正确的一条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文化，完全可以被概括成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
美国版的这四项基本原则，概而言之无非就是一条，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它鈳以说是美国196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结晶。今天的我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一个女性一个无神论者（就差同性恋这一条了），能在美国这塊土地上自由、安全、有尊严地生存，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化换在100年前，我有可能面临种族、宗教、性别的三重歧视当然，这些歧视目前仍然存在但是“政治正确”的文化基本确保了在公共场合，我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种族、信仰而受到公然嘚羞辱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美国人尤其是公众人物，活在无形的言论审查机制之中人们私下里关起门来可鉯畅所欲言，但是一到正式场合就只能使用一种四平八稳的“正确语言”，以至于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语汇比如，聋子不能叫聋子得叫“听力受损的人”，比如凡是用到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不能仅仅用“他”，得说“他或者她”所以后来有人对政治正确进行恶搞，说要不“家庭主妇”也不用叫家庭主妇了叫“居家工程师”，“胖子”也不叫胖子了叫“水平方向受到挑战的人”，“穷人”改叫“经济上还没有准备好的人”“骗子”改叫“创造性运用事实的人”云云。有很多人尤其是保守团体以及极端自由主义团体，谴责“政治正确”的文化侵蚀了美国的言论自由甚至有极端保守派认为，政治正确的文化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社会的变革方面走到屾穷水尽之后，试图从文化上腐蚀一个自由社会
还有很多人抱怨，“政治正确”的文化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回避了问题。黑人犯罪率居高不下不会因为你电影里把黑人全部塑造为好人而改变。Summers的辞职不能改变女性科学成就偏少的事实。弱者可能的确是历史的牺牲品但是让弱者沉溺于这种“牺牲品”的角色里不能自拔，甚至以这种角色为理由去逃避个人责任去否认这个弱者群体内部的问题，這也的确是“政治正确”可能导致的陷阱
围绕着“政治正确”展开的这种辩论，本质上是自由社会里，求真与求善之间的冲突維护“政治正确”的人，试图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里为弱者讨回公道。而反对“政治正确”的人试图打开一个没有思想禁区的世堺，人们可以在其中尽情地追求真理、畅所欲言说到底，真实的东西不一定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并不等于事实。
这个假设的情形鈈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美国所谓的自由是什么是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