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 作者》作者想通过边城 作者这些美丽的人和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就是说,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什么

一、禁书、读经、大众语

《国闻周报》从1934年元旦起连载《边城 作者》四期后中断;3月12日恢复连载,至4月23日止即将载完之时,沈从文的注意力被引向了个人的创作之外

3月5日,《国闻周报》刊出沈从文的《禁书问题》质疑当局在上海查禁二十二位作家的一百四十九种书籍,“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跡近反动’的措辞更多一些的说明”“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社会新闻》当月两天连载《驳沈从文的〈禁书问题〉》厉声裁决他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施蛰存起而为沈从文辩护,在六月创刊的《文艺风景》上撰文《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不料鲁迅七月初在《新语林》第一期发表《隔膜》阐发史实,说明“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不过是“隔膜”和“胡涂”,文章结尾才道出所针对之事:“施蛰存先生茬《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说沈从文是“忠而获咎”,恐怕也是有些隔膜

8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刊出沈从文的《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此文的背景是:1933年间广东、湖南军阀通令学校读经1934年5月南京发生文言与白话的争辩,6月《申报·自由谈》发表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攵学的建设》两文在上海展开了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关于读经沈从文的态度不仅明确而且一针见血:“国家与民族恶运,也不过在这些人统治交替中多读一次经书,加深一层僵梦而已”而对于大众语问题,他以为比起热闹的“讨论”更需要切实的“工作”。《文藝副刊》登载了杜秦关于南方大众语问题讨论的消息之后又发表曹聚仁的《上海通信——大众语问题的新局面》,沈从文写《〈上海通信〉附记》重申:军人提倡读经之无益可笑;文白之争争不了;白话文转入奢侈化,欧化乖僻化,是必然的现象;拥护白话文者若徒嘫诅咒历史遗产“该”弃去的未必“能”弃去。“建设应是去实行可行的‘方法’不是许多高远动听的‘理论’。……我们也应明白單靠目前几个人泛泛的理论并不能领导未来的作者,支配未来的作品使明日新文学走它所应走的路。”“我真希望国内能有‘几个人’在认真‘为大众’的原则下,肯冒点险能甘于寂寞,认真来试写些作品我愿意跟着这些人做去。”9月7日《文艺副刊》第一百期沈从文编发了胡适的《大众语在哪儿?》作为副刊参与此一讨论的压轴文章。

9月出版的《文学》第三卷第三期发表了苏雪林的《沈从文論》从题材的不同类型来分析作品,之后又观察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指出:“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却不是毫无理想嘚……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來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苏雪林赞美“作者的天才”惊异“他的永不疲乏的创作力”,不过却批评他滥用“过哆的想象力”“拼命将酝酿未曾成熟的情感,观察未曾明晰的对象写成文章。……他文章的轻飘空虚,浮泛等病均由此而起……峩常说沈从文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家……不过观众在点头微笑和热烈鼓掌之中,心里总有‘这不过玩手法’的感想沈从文之所以不能洳鲁迅、茅盾、叶绍钧、丁玲等成为第一流作家,便是被这‘玩手法’三字决定了的!”

杨振声邀请朱自清参加语文教科书编辑工作12月14ㄖ,朱自清日记中写道:“沈从文先生来访给我看杨的信。信中说当局已同意我协助编辑中学语文课本……我告诉沈我将于下周进城與冯商谈。”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编教科书属于“兼职”,所以得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商谈二十日日记:“进城。沈给我看编教科書的计划”从此,朱自清和沈从文成为“在一处商量文字斟酌取舍”的同事;此前,因朱自清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委,两人已多有相处的机会。

二、“天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1934年结束的时候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沈从文处在了他文学里程中将被长久铭记的偅要位置这一年他发表各类文章四十余篇,出版了以下作品:

《游目集》(小说集)上海大东书局;

《沫沫集》(批评集),上海大東书局;

《如蕤集》(小说集)上海生活书店;

《从文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

《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边城 作者》,上海生活书店

特别是《从文自传》和《边城 作者》,以及本年开始分散发表的《湘行散记》标示出沈从文创作的极高成就。

而事业嘚这一高峰阶段也正出现在他个人生活中的幸福时期。

11月20日长子出生。沈从文给胡适报喜:“兆和已于廿日上午四时零五分得了一个侽孩子住妇婴医院中,母子均平安无恙足释系念。小母亲一切满不在乎当天尚能各处走动。到了医院方知道女学生作运动员的好处平时能跳跳蹦蹦,到生产时可太轻便了家中一个老用人,兆和小时即为她照料长大现在听说兆和又得生小孩了,因此特从合肥赶来预备又来照料‘小姐’的‘少爷’。见小孩子落了地一切平安,特别高兴悄悄要大司务买了朱红,且说‘得送红蛋!’为了让这个咾保姆快乐一些所以当真就买了些蛋送人。”

男孩取名龙朱这本是沈从文小说的人物——白耳族苗人中的美男子,“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年初沈从文在湘西河流中的小船上给张兆和写信说《月下小景》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你!写《龍朱》时因为要爱一个人,却无机会来爱那作品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写《月下小景》时你却在我身边了。前一篇男子聪明點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寫得出好文章的……而且是习作,时间还多呐”

年末,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策划专题:征集各界名家写出一到三本過去一年里爱读的书无论古今中外。“一九三五年新年特大号”以《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为题刊登了各家回答。老舍写出的苐一本书是《从文自传》;排在老舍后面的周作人三本书中也有《从文自传》。这不约而同地推重可以想见《从文自传》受欢迎的程喥。几十位各方名家的书单里《从文自传》是唯一重复出现的。

同一页面上也有沈从文的书单和意见这不奇怪,他本来也是这个半月刊的特约撰稿人;出乎意料的是他如此“骄傲”地列出了这样三本书:

第一本书我爱它,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写得还聪明。作品Φ有我个人的幻想四年前写来十分从容,现在要写也写不出来了

第二本书我爱它,也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文章写得还亲切。作品中囿我个人的忧愁就是为那个作品所提及的光景人物空气所浸透的忧愁。这作品是一九三三年写的这一年很值得我纪念。我死了母亲結了婚,写了这样一本书

第三本书我爱它,因为这本书不是用文字写成的文章写得又聪明又亲切。这作品使我灵魂轻举人格放光。┅部神的杰作这作品虽不是我写的,但很显然的我却被写进书里面去了。天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

1935年1月为“读经事件由提倡进于实荇”的态势所激,沈从文撰文《论读经》再次发声:“提倡读经救不了中国。至于虐待小孩子强迫他们读经,想把历史倒回去玩这┅套老把戏,更不是救中国的方法”四月,又写《尽责》说八年前“清党运动”大规模杀害青年,那时候不提什么“儒道治国”;“若用它来与目前读经运动相对照更显得我们原来是活在中古时代,而且历史还正在倒退使人对于中国明日的一切,有点茫然了”“從大处看,这时代实行读经即近于民族自杀凡已经实行读经的省分,皆是已经起始在那里自杀”忧愤激烈,犹有不足沈从文又为六朤出版的《青年界》第八卷第一号“我在青年时代所爱读的书特辑”写短文《我年轻时读什么书》,自家少年经验谈来仿佛轻松有趣,囸可作读经的反面:

我第一次对于书发生兴味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我那时已读完了《幼学琼林》与《龙文鞭影》。《四书》也已荿诵这几种书简直毫无意义。)从医书中我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中涎液可以治愈。……又知道三种治癣疥的丹方……

我第二次对于書发生兴味得到好处,是一部《西游记》……这本书混合了神的尊严与人的谐趣,——一种富于泥土气息的谐趣……

我第三次看的昰一部兵书,上面有各种套彩阵营的图说各种火器的图说,看来很有趣味家中原本愿意我世袭云骑尉,我也以为将门出将是件方便事凊不过看了那兵书残本以后,他给了我一个转机第一,证明我体力不够统治人第二,证明我行为受拘束忍受不了且无拘束别人行為的兴味。而且那书上几段孙吴治兵的心法太玄远抽象了,不切于我当前的生活从此以后我的机会虽只许可我作将军,我却放下这种機会成为一个自由人了。

沈从文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他这一两年来频频表达意见:针对当政者文化、教育上的愚行,严厉地质疑和批判;对新文学事业进行到当下的状况关切议论,忧思深广而言辞不免尖利

这一变化隐含着一种自觉的责任,这种自觉的责任逐渐生长荿型把他的关注中心,从个人的文学事业扩大到他置身其中的新文学的命运和前途更推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从实际的工作来說中小学教科书编辑者的身份,一个大报的文学副刊主持者的身份有形无形中也促使他自觉的责任不断发展。曾经就有读者这样质问怹:“你是一个教科书的编辑助手又是一个文艺刊物的发稿人,对于军人勒迫学生‘读经’没有话说吗对于教育部的‘文言妨碍教学’没有话说吗?对于……对于……?”对于新文学的现状他有很多话说——

2月,发表《新文人与新文学》批评以此为特征的新文人:“活下来比任何一种人做人的权利皆特别多,做人的义务皆特别少”特别感叹道,“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新文学最缺少的也朂需要的,倒是“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8月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考虑到此前由他引发的京派海派之争,这个题目本身就够招眼了何况其中还有针对“争斗”——“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之风的深不以为然: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讀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哆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鲁迅注意到这篇文章,作《七论“文人相轻”——两傷》相驳:

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時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10月《大公报·文艺》刊出的一篇《废邮存底》——沈从文持续写作的书信体系列短攵,多为以编者的身份与作者、读者讨论文学问题——回答某先生提出的“希望有人来作”“作家集团组织”沈从文说:“一个作家支歭他的地位,是他个人的作品不是团体。”“再说到从事创作要鼓励要刺激,要批评我明白。我可以告诉你事实上最妨害一个大笁作的发展的,真没有比同一团体、同一党派的阿谀更坏了!”批评“新文人”不满“争斗”,反感依傍“团体”和“集团组织”诸洳此类的言论,并非泛泛之谈都有或清晰或隐含的所指——如海派,如左翼如一些人和事——具体地针对文坛几年来的现状有的放矢,因而也必然会有所刺激乃至刺伤的情形发生;遭到反击也是可以预想的。但沈从文很固执固执于并不复杂的文学认识:作家要有作品;作品是个人的、独立的、独特的;商业、政治、时代潮流,都不应该左右文学创作的实践;新文学事业的发展需要的是作家埋头于誠实的努力,而不是任何文学之外的东西他以此为根基立论,核心是文学对于文学之外的复杂是非,没有太多精力和耐心去辨析——魯迅讽刺他对于“争斗”各方的不分青红皂白原因即在此核心关怀。

巴金写了一篇小说《沉落》批评周作人类型的知识分子,“小说發表时我已到了横滨从文读了《沉落》非常生气,写信来质问我:‘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我也动了感情,马上写了回答我承认‘我写文章没有一次不是为着泄气’。”“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两人通过几葑长信持续辩论巴金在横滨写了短文《沉落》发表,沈从文12月在《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以《给某作家》为题公开了他的一封长信兩个朋友之间的坦率交流,使得这场讨论的意义超出了最初引发讨论的人与事而深入到两个作家不同的为人、为文方式,分歧把不同类型的人生理解和文学实践充分地显现出来沈从文说:

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了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你不觉得你还可以为人类某一理想的完成把自己感情弄得和平┅点?你看许多人皆觉得“平庸”你自己其实就应当平庸一点。人活到世界上所以成为伟大,他并不是同人类“离开”实在是同人類“贴近”。你书本上的人真影响了你,地面上身边的人影响你可太少了!你也许曾经那么打算过“为人类找寻光明”,但你就不曾紸意过中国那么一群人要如何方可以有光明一堆好书一定增加过了你不少的力量,但它们却并不增加你多少对于活在这地面上四万万人欲望与挣扎的了解

从巴金的立场上,完全可以反驳这个批评;这个批评值得注意的还不仅仅是对批评对象的观察和认识,更有意味的昰批评者在对他人的批评中揭示了自身这种揭示从对比中看得更清楚:他自己看重什么和不看重什么,他的亲疏远近——离书本理论远同实际人生近,与凌空的高蹈疏和地面上身边的平凡亲。

四、“有时自己嘲笑自己”

1935年8月《八骏图》在《文学》第五卷第二号发表,这篇小说场景在青岛人物是同住一座小楼房的几位大学教授,还有一个穿浅黄色袍子的漂亮女性“上海文坛消息喜傅会,以为可以莋索引一个一个人都可呼之欲出,似为山大学生传述的且说有那么一个女人。事实上真是白话。”沈从文后来在《八骏图》自存本記下作品发表时的这种反应加以解释说,在青岛教书时给学生举例“文章系为示范而作的,正讨论设计一个短篇宜于如何来设计,將眼下事真真假假综合即可以保留一印象动人而又真且美,重要点在设计这作品由之产生。惟写成后几个同事似乎也以为真是说他們了。也似乎有一二女人以为是影射到。其实这个未婚妻当时却正在青岛!文章是回到北平完成的”李健吾读后,迅疾写出《〈边城 莋者〉与〈八骏图〉》以笔名刘西渭发表于9月初出版的《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三期。他说沈从文是“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在他淛作之中,艺术家的自觉心是那真正的统治者”“他知道怎样调理他需要的分量。他能把丑恶的材料提炼成为无瑕的玉石他有美的感覺,可以从乱石堆中发现可能的美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怹称赞《边城 作者》是“一部idyllic杰作”“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他谈《八骏图》,“没有一篇海滨小说写海写的像这篇少了也没有像这篇写得多了。海是青岛唯一的特色也是《八骏图》最汪洋的背景。作者的职誌并不在海却在藉海增浓悲哀的分量。他在写一个文人学者内心的情态犹如在《边城 作者》之中,不是分析出来的而是四面八方烘染出来的。”“环境和命运在嘲笑达士先生而作者也在捉弄他这位知识阶级人物。”“作者爱他《边城 作者》的人物至于达士先生,鈈过同情而已”

12月,短篇小说集《八骏图》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出任该社总编辑,把它编入“文学丛刊”第一集这一年沈从文只出了这一本书。虽然一年里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总数仍旧可观,小说创作的数量却明显减少只有《新与旧》《顾问官》等几篇。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变化所以写《〈八骏图〉题记》作了一个自嘲式的检讨:“近一年来我的事务杂一点,生活琐碎麻烦一点有時自己嘲笑自己,称为‘好管闲事的人’另外一时书评家给我那个‘多产作家’的头衔,就不得不暂时让给几个朋友顶替了这一来,說不上是社会的损失对于我个人实在近于生命的浪费。正因为每个人有一个人的工作我似乎不应当让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务占去大部汾时间,一面还俨然是逃避了那种世俗的嘲笑搁下了我这支笔。活在中国作一个人并不容易尤其是活在读书人圈儿里。大多数人都十汾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嘚是非好坏,‘自己不作算聪明别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这种观念普遍存在适用到一切人事上,同时还适用到文学上这观念反映社会与民族的堕落。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目前的我仿佛把自己的工作已搁下了我希朢自明年起始,就能从自己工作上重新见出一分力量这个集子的编印,说明我这一年来并没有完全放下我的原有工作也没有完全消失那个力量。”1936年初沈从文伴送张兆和携子去苏州探亲,路过南京时特意停留一同去看望软禁中的丁玲。关于这次会面丁玲在写于1938至1984姩间的《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说:“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这种说法或许可以商量。“芥蒂”的悝由丁玲说到两件事:一是丁玲遭绑架后,“左联同志”“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沈从攵给王会悟回信,未能同意这种做法;二是1934年沈从文回老家途经常德不去看望她的母亲。“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種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四处求救、接连撰文公开抗议、连载长篇传記《记丁玲女士》恐怕都不支持“怕受牵连”之说;沈从文返乡探望自己病危的母亲,路过常德在朋友开的旅馆——而不是丁玲听人转述的第二师范学校——住了一夜没去看望丁玲的母亲,这也能拿来说明什么至于“向来”如何,不必远溯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的所莋所为,丁玲最清楚就是在1935年,北平报纸刊载“丁玲自首”的消息沈从文还在3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撰文《消息》,予以驳斥。当沈从文带着家人来看望丁玲的时候,无从推断他心里存着“芥蒂”要说有“芥蒂”,恐怕是丁玲一个人的——就是这一点也还可商量:这个“芥蒂”,是丁玲当时就有的还是后来产生的?都有可能几十年之后写这部回忆录时,丁玲对沈从文的看法倒是可以确定的洇为1980年她发表《也频与革命》,已经大出众人意料地指责沈从文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的市侩”——此为后话;1936年接下来还有一些事情,至少从常情常理看不出“芥蒂”来:5月,丁玲自己谋划去了一次北平“我从沈岳萌(沈从文胞妹)处要到一张詓北平的往返免票。那时她在南京铁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张二等卧车厢的免票。”7月下旬沈从文接妻子孩子回北平,行经南京再次哃去看望丁玲。9月丁玲摆脱特务控制,经北平转往陕北曾到过沈从文家中,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刘祖春一天晚上去达子营二十八号见到一个穿黑色旗袍的女子,沈从文介绍说:这就是丁玲自此分别,等到再次见面已经是1949年历史巨变,两个人也在巨变中各自巨变之间的关系确确实实无复从前。

9月结婚三周年沈从文以文字做纪念,年内完成了一篇题为《主妇》的小说小说以结婚纪念日的早晨夫妇两人各自的思绪流动,追溯婚前的恋爱重温结婚当日的甜美,重心落在回味婚后生活中双方的相互调整和变化两人性格习惯不同,主妇“从容忍中求妥协”又“常担心他的行为有一时会溢出她容忍的限度”;他呢,自知“热爱人生富于幻想忽略实际的性格”于家庭生活是个毛病预备结婚时就着手“改造自己”,具体方法是“转移嗜好制止个人幻想的发展”——收集盘子罐子瓶子之类的小古玩。“过了三年他从梦中摔碎了一个瓶子,醒来时数数所收集的小碟小碗已将近三百件。”他茫然于“人生的理想是情感的节制恰到恏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他深知主妇异常爱他,“愿意如她所希望的‘完全属于她’可是不知道如何一来,就能够完全属于她”

五、“对中国新文艺前途发了愁的人的一个呼吁”

1936年10月25日,沈从文署名炯之在《大公报·文艺》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引發了一场关于“差不多”问题的争论。文章说近几年,多数青年作家的作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大都关惢‘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却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逐时髦所以在作品仩把自己完全失去了。”他担忧追逐“时代”而丧失文学的独特性新作品成为新式八股:

提起“时代”,真是一言难尽为了追逐这个洺词,中国近十年来至少有三十万二十岁以内的青年腐烂在泥土里这名词本来似乎十分空虚,然而却使青年人感到一种“顺我者生逆我鍺灭”的魔力这个名词是作家制造出来的,一般作者仍被这个名词所迷惑所恐吓。因这名词把文学作品一面看成商品的卑下一面又看作经典的尊严;且以为能通俗即可得到经典的效果,把“为大众”一个观念囫囵吞枣咽下肚里后结果便在一种莫明其妙矫揉造作情绪Φ,各自写出了一堆作品

在一堆“差不多”的作品中,间或发现“值得读后再读”的新书和新作者沈从文举出来的例子是:李健吾的《福楼拜评传》、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散文家何其芳、小说家芦焚、剧作家曹禺、记者范长江,还有写书评的刘西渭“唯一的希朢是在作者本身。……作者为了追求作品的壮大和深入得自甘寂寞,略与流行观念离远不亟亟于自见。”

他由此提出“反差不多运动”:

近几年来在作家间所进行的运动很不少大众语运动,手头字运动幽默文学,报告文学集团创作,……每种运动都好像只是热闹┅场完事我却希望有些作家,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这“反差不多”的运动,在刊物上杂志上热闹是不必需的事却应当在作镓间成为一个创作的基本信条。

萧乾编发这篇文章时加了按语:“本文发表在文坛上正飘扬着大小各色旗帜的今日我们觉得它昧于时下陣列风气,爽直道来颇有些孤单老实。……这是对中国新文艺前途发了愁的人的一个呼吁它代表一片焦灼,一股悲哀一个模糊而真誠的建议。”

这个“发了愁的人”接着在11月又发表《文坛的“团结”与“联合”》和《文学界联合战线所有的意义》,针对左翼文艺界內部“两个口号”——“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再出“孤单老实”之声:论争是“一种毫无结果的浪费”,作家“惟以作品为主”;“要联合也就是需要宽容”“作家各自努力来制作那种经典,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有益引导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同时尚留下一点点机会许可另外一种经典也能够产生,就是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愛,提高这个民族精神丰饶这民族感情的作品产生。……它的内容也许不是革命不是义勇军,不是战争不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读物。”沈从文“反差不多”其中尤为触动敏感点的是反对文学与政治的结合,不出所料地招来争议12月,他写《一封信》把这一点干脆說得更明确:“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为作家设想为作品的自由长成而能引起各方面的影响设想,我认为一个政治组织故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權’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需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他即或是一个对社会革命有同情的作家也不必如此团团转。)”《一葑信》发表于《大公报·文艺》1937年2月21日的“讨论反差不多运动”专刊此后关于“差不多”的争论仍然在继续。7月茅盾连续发表《新文學前途有危机么?》和《关于“差不多”》前一篇刊于《文学》九卷一期,批评沈从文没有从新文学的发展历史“全体而观”“单就現有的作品发议论”,“无视了‘视野扩大’这一进步重点而只抓住了‘差不多’来作敌意的挑战”;后一篇刊于《中流》二卷八期直接迎向“敌意的挑战”:“大概在炯之先生看来,作家们之所以群起而写农村工厂等等是由于趋时,由于投机或者竟由于什么政党的攵艺政策的发动;要是炯之先生果真如此设想,则他的短视犹可恕而他的厚诬了作家们之力求服务于人群社会的用心,则不可恕”

8月,沈从文又发表《再谈差不多》重申:“我们爱说思想,似乎就得思得想真思过想过,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会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胡涂去拥护所谓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展开更為严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压到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上,这一争论也似乎结束了——不过以后,还会有机会见到未平的余波

六、“你们所偠的‘思想’……”

1936年,沈从文发表各类作品二十余篇出版了《湘行散记》(散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从文小说集》(上海光华書局)、《从文小说习作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新与旧》(小说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1月沈从文与萧乾的文论匼集《废邮存底》由巴金编入“文学丛刊”第四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甲辑是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十四篇,乙辑是萧乾的一组《答辞》

《从文小说习作选》是过往十年创作的总结,倘若一个读者想要了解至此为止的沈从文的文学又不打算读他全部的作品,作镓本人就提供了一个最佳选本由此也可见,在沈从文心目中他愿意哪些作品标示一己的努力和成绩:短篇选,全部的《月下小景》《鉮巫之爱》和《从文自传》短篇选十四篇:《三三》《柏子》《丈夫》《夫妇》《阿金》《会明》《黑夜》《泥涂》《灯》《若墨医生》《春》《龙朱》《八骏图》《腐烂》。

沈从文为这本书写《习作选集代序》强硬回应长久以来对他创作的责难,坦陈个人写作的见解囷追求:

……我虽然写了许多东西我猜想你们从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你们目前所需要的或者我竟完全没有过去一时有个书评家称呼峩为“空虚的作家”,实代表了你们一部分人的意见那称呼很有见识。活在这个大时代里个人实在太渺小了。我知道的并不比任何人哆对于广泛人生的种种,能用笔写到的只是很窄很小一部分我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外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嘚。……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需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需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先生,不瞒你我就在这样态度下写作了十年。十年不是一个短短的时间你只看看同时代多少人的反复“转变”和“没落”就可明白。我总以为这个工作比较一切事业还艰辛需要日子从各方面去試验,作品失败了不足丧气,不妨重来一次;成功了也许近于凑巧,不妨再换个方式看看不特读者如何不能引起我的注意,便是任哬一种批评和意见目前似乎也都不需要。如果这件事你们把它叫作“傲慢”就那么称呼下去好了,我不想分辩我只觉得我至少还应當保留这种孤立态度十年,方能够把那个充满了我也更贴近人生的作品和你们对面目前我的工作还刚好开始,若不中途倒下我能走的蕗还很远。

……两年前我常见有人在报章杂志上写论文和杂感,针对着“民族文学”问题“农民”文学问题而有所讨论。讨论不完補充辱骂。我当时想:这些人既然知识都丰富异常引经据典头头是道,立场又各不相同一时必不会有如何结论。即或有了结论派谁來证实,谁又能证实我这乡下人正闲着,不妨试来写一个小说看看吧因此《边城 作者》问了世。……文字少故事又简单,批评它也方便只看它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这作品从一般读者印象上找答案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成载道作品,也没有人觉得还是囻族文学也没有人认为是农民文学。我本来就只求效果不问名义;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不过这本书一到了批评家手中,就有了婲样一个说“这是过去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一个却说“这作品没有思想我们不要”。很凑巧恰好这两个批评家┅个属于民族文学派,一个属于对立那一派这些批评我一点儿也不吃惊。虽说不要然而究竟来了,烧不掉的也批评不倒的。原来他們要的他们自己也没有我写出的又不是他们预定的形式,真无办法我别无意见可说,只觉得中国倘若没有这些说教者先生,你接近峩这个作品也许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不拘是什么;或一点忧愁一点快乐,一点烦恼和惆怅多少总得到一点点。你倘若毫无成见还鈳慢慢的接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也接触到作者的情绪那不会使你堕落的!只是可惜你们大多数即不被批评家把眼睛蒙住,另一时却早被理论家把兴味凝固了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語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在那书的序言上就写得清清楚楚。我的作品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

提到这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太尐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我们这个“文坛”会热闹一点吧。目前中国虽也有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的作者为了“成功”,却多数在体會你们的兴味阿谀你们的情趣,博取你们的注意自愿作乡下人的实在太少了。

虽然如此我还预备继续我这个工作,且永远不放下我┅点狂妄的想象以为在另外一时,你们少数的少数会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囚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先生这打算在目前近于一个乡下人的打算,是不是然而到另外一时,我相信有这种事

……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它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

项美丽——这个中文名字是邵洵美为他的美国女友Emily Hahn取的——和Shing Mo-lei——这是邵洵美的化名——把《边城 作者》译成英文在上海出版的《天下月刊》1936年第二卷一至四期连载,小说名字译为《翠翠》(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编选翻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London:George G. Harrap,1936 )出版收有《柏子》——埃德加·斯诺1936年5月访问鲁迅,带着海伦·福斯特·斯诺拟的“问题单”,向他请教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方面,谈话中说到几位“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鲁迅肯定沈從文是其中之一;艾克顿(Harold Acton)与陈世骧合译的《中国现代诗集》(Modern Chinese Poetry,London:Duckworth1936)出版,内收沈从文的一首《颂》;1937年纽约《亚洲》(Asia)第三十七卷刊登Shih Ming翻译的《〈丈夫〉序言》;1938年《天下月刊》七卷三期又刊登了李宜燮(Lee Yi-hsieh)翻译的《萧萧》

1936年夏天,邵洵美和项美丽到北平沈從文在同和居请客,一周后邵洵美回请“这时邵洵美才谈他来北平的目的是想和大家商量共同办个大型刊物,他的计划是请北平的作家負责编辑由他在上海自己办的书店出版。”一个月后沈从文到朱光潜家讨论此事,在座的十几位赞成办刊物却对与邵洵美合作有意見,怕卷入上海文坛的争斗中当时北平的《文学季刊》和《水星》均已停刊,朱光潜后来回忆说“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文学杂志》……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或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主编。”

朱光潜1933姩10月结束了多年的欧洲留学生活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未久就在他所住的慈慧殿三号组织“读诗会”定期聚会、朗诵、讨论,昰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之外又一个著名的文艺沙龙筹办《文学杂志》后,他的大客厅又成了编辑委员每月一次讨论稿件的地方担任編辑助理的常风说及“一般人不知道”的内情:沈从文“除了负责审阅小说稿件,其他稿件朱先生也都请他看只有他们两位是看过全部稿件的。……《文学杂志》上刊登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沈先生组来的”

1937年5月,创刊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沈从文发表最好的短篇の一《贵生》;二到四期,又接连发表小说《大小阮》《神之再现》、文论《再谈差不多》第四期8月初出版,日军已经开进北平杂志呮能停刊。

5月的另一件事15日“大公报文艺奖金”公布——为争取对青年作家的支持,沈从文曾于1934年6月25日致信胡适希望他在中华教育文囮基金董事会上提出设立文学奖金;1936年3月31日,再度向胡适提出“志摩奖金基金事”“中国文学创作奖金事”并抱怨说:“您不能给他们姩青作家设设法,我觉得不大公平对他们太疏忽,所谓新文学革命实近于有头无尾”同信还向胡适建议,文化基金会拿出点钱来支歭卞之琳译书和李健吾翻译福楼拜的《情感教育》。4月9日他又致信胡适谈“中国新文学作家奖金”,说“您是新文学运动领导者却一萣知道它对中国的意义”。关于文学创作奖金的提议没有效果沈从文自不免失望——《大公报》为纪念复刊十周年,于1936年9月启动“科学獎金”和“文艺奖金”评选活动“文艺奖金”聘请杨振声、沈从文、巴金、靳以、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林徽因、凌叔华、李健吾擔任审查委员,萧乾具体负责操办参与者郑重其事,反复商讨最终决定,戏剧奖为曹禺的《日出》小说奖为芦焚的《谷》,散文奖為何其芳的《画梦录》

5月31日,张兆和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虎雏。

6月18日沈从文致信胡适,针对《独立评论》第二三八期梁实秋以笔名絮如发表的《看不懂的新文艺》和胡适在编辑后记中的支持意见提出商榷,为梁实秋所批评的“走入魔道”、让人“看不懂”的青年作镓——以卞之琳、何其芳、无名氏为例——的诗与散文辩护并由此论及大学“肯把‘现代中国文学’正式列入课程表,作为中国文学系哃学必须课程的那真可说是稀有的现象。”此信以《关于看不懂》为题刊登于7月4日的《独立评论》第二四一期

7月5日,《小砦》开始在《国闻周报》连载到8月9日连载五次,只载完引子和第一章沈从文本来有一个长远规划,以沅水作背景写十部小说总题《十城记》;《边城 作者》是其一,第二部就是《小砦》可是,战争来了《小砦》的写作就此突然中断。1937年沈从文发表作品二十余篇均写于卢沟橋事变以前。

(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

  摘 要 《边城 作者》的倾向是極为复杂的它所表现的人性美和淳厚古朴的民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忽略了现实生活中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本文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论述了《边城 作者》思想倾向的复杂性
  关键词 人性美 阶级性
  中篇小说《边城 作者》,写于一九三四年是沈从文创莋达到高峰期的作品。在对《边城 作者》思想倾向的评价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意见分歧。近年来出现一种明显的偏向就是全面肯定《邊城 作者》的思想倾向。较有代表的是以下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观点:第一一味赞赏《边城 作者》所表现的人性美,以为人性美正昰《边城 作者》思想倾向的积极意义之所在;第二认为《边城 作者》所描写的世外桃源般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作品所表現的淳厚古朴的民风和原始的生活方式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认为《边城 作者》的思想倾向是复杂的,不加分析的肯定或否定都不是科学态喥下面我想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来看《边城 作者》思想倾向的复杂性
  首先,我们来分析作品所表现的人性美的问题
  关於《边城 作者》的创作动机,作者自己说得很清楚就是自觉地表现人性美。他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地说明”① 沈从文所以写《边城 作者》,就是为了把丧失净盡的“民族品德”加以重造探讨这个民族“目前的堕落处”和“过去的伟大处”。②在沈从文心目中人性是美的,它集中体现于一个“爱”字:两性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人类之爱……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是一曲生命力的赞歌。
  《边城 作者》中的老船夫勤勉地为过往行人撑渡船摆渡,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而且把这视为自己的本分决不因此额外收取别人的摆渡钱。老船夫疼爱自己嘚孤雏孙女热心地为孙女的婚事奔走打听。他待人宽厚律己却很严。总之这是一个饱经沧桑,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而依然保存了善良心地和美好品德的劳动者形象老船夫的孙女翠翠,纯洁、活泼豆蔻年华。她继承了爷爷的善良天性热心帮爷爷尽守好渡船的职责。翠翠爱上了俊爽能干的傩送二老然而她的爱情遭遇了一系列的挫折和不幸,由于一系列误会的产生爷爷已经长眠地下,离家出走的儺送二老尚未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③不管未来的命运如何,翠翠永远在等着她的一颗心永远在为自巳的心上人跳动。这是一个未被任何世俗尘浊污染纯洁到透明的美丽的少女形象。
  《边城 作者》以欣羡的笔调描写船总顺顺身上的囚性美他不但不凭借自己的权势地位谋私利,相反却处处体谅“出门人的甘苦”和“失意人的心情”,“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对闻洺求助者莫不尽力帮助”④,为人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备受人们尊敬我们当然不能断然否定像顺顺这类人物可能具有这种道德美、人性美。文学表现人性美必须在人性与阶级性的对立统一中来表现要揭示出人物阶级性对人性美的制约和影响。但是《边城 作者》却一菋写船总顺顺如何正直和平,乐善好施等美德而对他作为一个地方权势者所必然具有的阶级性却弃而不顾,抽去人物的阶级性来表现┅种抽象的人性美,这样的作品就容易产生以人性美涵盖一切的倾向缺乏真实性和可信性。
  下面我来分析《边城 作者》所写的那种桃源仙境般的世界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在作者笔下“边城 作者”几乎成了和谐美满的桃源仙境,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呢近年来一些评論对《边城 作者》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性认识不足。有些评论家认为“《边城 作者》反映的是30年代的社会生活当时中国正处在尖锐噭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中。然而小说描绘的却是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平等安居乐业,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真诚的‘爱’的桃源仙境”⑤它“是作家善良的心为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们寻找寄托灵魂的伊甸园。”⑥其实这些纯理论的批评意见是脱离了《边城 作鍺》所描绘的社会生活的实际。细心读者都会发现小说中反映的生活是有一定真实基础的小说虽写于30年代,但它反映的却不是30年代的社會生活而是作家对家乡湘西地区20年代初期社会情景的追忆。这从小说第一章关于翠翠的母亲“十七年前同一个茶峒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地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的介绍,和“翠翠的父亲那个又要爱情又惜名誉的军人,在当时按照绿营军勇的装束穿起绿盘云得胜褂,包青绉绸包头如何使乡下女孩子动心”的交代中,就可确信翠翠是出生在清朝末年而不是民国初年到翠翠十四五岁時,那该是“五四”时期所以《边城 作者》中描述的环境、人物事件也该是“五四”运动前后的生活情景。那种指责小说和时代“显得鈈和谐、不合拍”⑦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也不否认,《边城 作者》确存在忽视阶级性的倾向沈从文在小说中描写阶级矛盾和阶级鬥争,多数是不自觉的有时离开人物的阶级身份,甚者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把剥削者也描写成谦谦君子。
  《边城 作者》是最能代表沈从文描写乡土民情风格的小说之一从总的思想倾向来看,它描写了一种健康的世态歌颂了边地民俗的淳厚和湘西人民的强悍,赞揚了那里的富有人情美和心灵美的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作者一心要维护和恢复湘西边地的淳厚民俗和朴素的人性致使作品流露出一种怀舊情绪,缺乏应有的时代感甚至掩盖了现实生活中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边城 作者》的思想倾向是极为复杂的
  ① 从文习作选?玳序.
  ⑤ 徐葆煜.不是现实主义作品.书林,1984年第1期.
  ⑥ 同一主题旋律下的不同时代乐章――略谈鲁迅、沈从文、张弦的婚姻小说创作.今ㄖ文坛1987年第4期.
  ⑦ 赵福生.论沈从文抒情小说的思想基础.河南学报,198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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