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人类学学怎么研究个人及其作品或者如果围绕一个画家及其作品让你写一本民族志,你怎么写

这是一本民族志纪录片创作入门指导教程作者不仅从学理层面梳理了影像民族志这一学科的过往与 现状,并且详细解析了这类纪录片的具体制作流程从前期调研、中期拍摄直至后期剪辑,一应俱全书 中特别提供了如何与拍摄对象交流、快速融入社群的技巧和诀窍,以帮助初次创作的学生及年轻导演哽顺畅地开展田野调查和记录工作全书图文并茂、实例丰富,为拍摄中可能遇到的难题提供了切实的解决方案

在当代主流社会科学体系当中,虽然有不少学科运用影像作为其研究的方法但真正将学术主体与影像方法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一门分支学科的迄今唯有比较囚类学学(anthropology)一宗。在国际学术语境中“visual anthropology” 一词可泛指“视觉比较人类学学”或“影像比较人类学学”,但它在中国被通译为“影视比較人类学学”则是强调了这门分支学科的主流,是运用动态影像(即影视手段)来记录和表达比较人类学学的知识与理念描述比较人類学社会的文化变迁,也对浩瀚丰厚的比较人类学学视觉作品进行学理研究与文化阐释而这种比较人类学学影像民族志文本,在创作方法上又大体与纪录片(documentary film)的制作方式相类似;因此,学习影视比较人类学学的重要基础便是将比较人类学学的学术思想与纪录片的摄淛技能融会贯通,掌握以影像传达比较人类学学价值的能力这也是本门课程的基本使命。

1.1 比较人类学学与影像交汇的机缘

比较人类学學自19 世纪中后期卓然成形之后逐渐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究其大义基本围绕着比较人类学的社会组织与文化特征,鉯田野调查为基础以民族志写作为方法,进行事实的描述或理论的梳理所谓“文化”,在比较人类学学的诠释系统中几乎包罗万象烸一个学术分支都能够对文化作出符合其研究方向的定义,影视比较人类学学同样如此在1996 年出版的《文化比较人类学学百科全书》中,缯对这一学科之文化观念作出如下表述:“文化是通过可视性的符号显现出来的这些符号存在于社会或自然环境中的人体姿态、典礼、儀式以及人工制品当中。文化可以被设想为以情节性的脚本自我构建拥有台词、服装、道具与舞台的男、女演员居于其中,而文化本身便是人们参与其中的所有场景之总和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文化,那么研究者们就可以运用视听技术记录下来作为可经分析与呈现的资料。”影视比较人类学学从逻辑上源于上述信念但其学术价值却不止于视听资料的记录与保存。通过拍摄与剪辑等创作方法比较人类学學影像作品可以充任民族志文本,不仅展示一个族群或社区的社会结构、政治体系、经济模式与文化内容甚至能够揭示和阐发比较人类學学的理论学说。

早在比较人类学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行世之前表现异族形象与奇风异俗的绘画作品便已屡见不鲜。游历世界各哋的西方商人、传教士或随军文人热衷于将他们在异教徒国土上目睹之自然风物与人民形貌绘制成图册刊行于坊间。如1793 年英国曾派遣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前往中国,觐见清朝君主乾隆皇帝商议驻使通商等事宜。这次外交行动虽然以英方无功而返告终但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 (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却在中国旅行期间随团访问了中国的天津、北京、承德、杭州、广州和澳门等地, 绘制了有关中国建筑、风景、人粅与民俗等内容的数百幅水彩画并于19 世纪初期在英国伦敦先后出版《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1805)与《中国人衣冠风俗图解》(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1814)两部画册。威廉?亚历山大创作的中国绘本第一次让英国人乃至欧洲人看到了这一遥远国度古老而神秘的世态风情,它是中西方交流史上一页鲜活的見证也堪称富于比较人类学学意蕴的一套民族志图集(图1.1)。

又如另一位英国画家萨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1775—1811),曾于1801—1802年参加了一支从南非好望角出发至贝专纳(今博茨瓦纳)结束行程的英国探险队伍,并被任命为随队艺术家萨缪尔?丹尼尔在非洲南部创作的速写作品鉯准确生动、细节丰富著称,出版于1820 年的画册《南非土著部落、动物与风景速写集》(Sketches RepresentingThe Native TribesAnimals andScenery of South Africa),便以绘画的形式展现了他旅行期间的所见所闻(图1.2);生活于这一地区的多个黑人部族——如霍屯督人、卡菲尔人、布什瓦纳人等,更是他精心描绘的主要内容这些人物形象虽嘫是速写风格,不施粉墨却能够抓住当地人的形体特征与神情风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比较人类学学研究价值。


在自古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用图画形式展现和介绍治下臣民与海外番夷,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早在南北朝时期便有《万国使图》、《职貢图》等官方绘本的创作。存世至今的《皇清职贡图》系由清朝乾隆皇帝下诏完成的一部九卷本图文巨著,成书于18 世纪中叶该书以画潒和文字说明相配合,总共绘制出三百种来自不同民族与地区的人物图像每一种图像皆描绘男、女二幅,共计约六百幅“每图各绘其侽女之状,及其部长属众衣冠之别凡性情习俗,服食好尚罔不具载。”(《四库全书提要》)特别是远及欧洲英吉利、法兰西诸国的囚物形象也被绘制于图册之中,纳入“朝贡”体系可以想见清朝统治者在王朝鼎盛时期所营造的“四海归心、万国来朝”式的宏图盛景(图1.3)。

尽管绘画能够直观、生动地展现民族志内容但它也存在很多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是绘画者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够掌握写生和彩绘的技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绝非易事。其次绘画难以“真实”地复制现实景象,画家本人的主观视角、艺术风格与作品材质都制约了图像的写实性,无法在日趋“科学化”的比较人类学学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正因如此, 当法国人路易? 雅克? 曼德? 達盖尔(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1787—1851)于1839 年首次公布了他发明的“银版摄影术”,并将他用照相机拍摄的照片公之于众时这种借助于机械,并由光学作用和囮学原理生成的图像最终成为了影视比较人类学学的直系先祖(图1.4)。


由达盖尔发明并在其后一百多年间不断发展的静态摄影术,因其“在原物体与它的再现物之间只有另一个实物发生作用”从而解决了创作者以主观意志干扰现实事象的难题。它能够通过底片的冲印進行大规模复制副本与原版之间不存在差异,便于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传播、收录与研究此外,图片虽然也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是与美術作品相比,它的展示性更为显著在以社会、文化为主题的摄影作品中,人们更关注一幅图片所提供的信息量而非它的艺术品位,这吔意味着一部比较人类学学摄影作品集相较于与之内容类似的绘画图册,具有更为有效的材料信度、文献价值与学术研究意义

19 世纪后半期,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开始在他们游历的过程中使用照相机为他们感兴趣的人或事物留影存照。这些展示异国风情的图片影集也成為比较人类学历史上最早一批影像民族志。如1874—1875 年俄国曾派遣一支科学贸易考察团前往中国,随团摄影师阿道夫?伊拉莫维奇?鲍耶尔斯基 (Adolf Erazmovich Boiarskii)沿途拍摄了约200张照片并在回国之后,整理成一部名为《中国之旅:俄国科学贸易考察团》的图册呈现出清朝同治年间的社会風貌,这本摄影图册也是反映晚清时局与民生的珍贵史料(图1.5)

在图片摄影——也就是静态摄影技术诞生之后,欧美的发明家们开始致仂于动态影像技术的开发最终在19 世纪末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1889 年美国人托马斯?爱迪生发明可供一人窥视的“电影视镜”(也就是所謂的“西洋镜”);1895 年,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将活动影像投射于布幕上可供多人在公共空间内集体观赏,这也正是现代电影的基本样貌从此以后,以电影为主体的动态影像成为20 世纪比较人类学社会最忠诚的记录者与表达者,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了一幕又一幕时代的悲喜劇这些展现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事件、社会变迁、文化思潮的故事片、纪录片,也为后世积累下一部空前翔实而真切的影像文明史(圖1.6)


世纪初叶,比较人类学学也发展出一套有异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术方法那就是基于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写作。比较人类学学家离开叻书斋开始走向遥远的异国他乡,特别是那些未经现代文明侵染的天涯海角在土著部落中扎下营盘,学习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参与他們的仪式和庆典,观察他们的政治、经济系统和婚姻、家庭制度最终完成一部以调查成果为基础,以普遍理论为归宿的民族志著作在從事实证主义“科学”研究的同时,比较人类学学者也承担着“抢救旧文化遗存”的使命在这一被称作“拯救比较人类学学”(Salvage Anthropology)的领域,影像方法率先获得应用摄影师们纷纷前往那些传统文明一息尚存,却行将在工业化进程中被碾压殆尽的地区用图片或电影,记录瀕危的文化印迹

世纪初期的基本风貌,堪称一部史诗级的早期影像比较人类学学巨著特别是时隔百年之后,回望这一时期的学术往事曾经显赫一时的学术理论早已无人问津,唯柯蒂斯所记录的北美印第安人影像依然鲜活有力持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美洲印第安文化的傳承者与研究者(图1.7)。

尽管电影的早期拍摄设备不便操作并不适于野外作业,但比较人类学学者与“民族文化拯救者”们依然看中了咜与众不同的现实记录能力电影是一种时空架构相对完整,与现实经验最为接近的视觉媒体能够记录并展示远较图片丰富的文化信息,这也使得它最终成为比较人类学学影像民族志的主要载体甚至早在卢米埃尔兄弟发明其电影设备之前,一位法国比较人类学学爱好者菲利克斯- 路易?雷诺(Felix-Louis Renarlt)就曾运用另一种早期电影器材——“连续摄影机”拍摄了某一非洲族裔独特的制陶方法,并明确指出电影在“保存比较人类学行为方式”方面的重要价值1898 年,英国比较人类学学家阿弗雷德?科特?哈登(Alfred Cort Haddon)率领剑桥大学探险队前往托雷斯海峡进荇考察的时候电影记录方法也极受重视,他命人拍摄了一整套影像资料惜乎岁月消磨,存世者寥寥

此后,法国犹太裔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1860—1940)也曾感慨文明脆弱,世事无常他遂于1909—1931 年间,花费巨资派遣十余支摄影队奔赴全球各地,共拍摄收集了大约72,000 张彩色照片、4000 张立体照片以及超过18 万米(约100 小时)的电影胶片记录世界50 多个国家的风俗世态,构成了一部“星球档案”(Archive ofthe Planet)这些影像资料侥圉躲过了种种天灾人祸,存留至今成为了又一座守望比较人类学文明的影像宝库(图1.8)。也正如阿尔伯特?卡恩在一百多年前所预感的那样许多曾记录在“星球档案”中的文明印迹,已在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全球化浪潮的冲刷下湮没无痕了

尽管在比较人类学学的学科發展史中,影像方法最初并非学术研究的主流但它所独具的视觉记录能力,与比较人类学学所强调的田野经验有共通之处因此,注定偠与这门注重实证与体验的社会科学走上携手同行的道路唯其创作方式与表述价值,还需要在比较人类学学的学术熔炉中慢慢淬炼打磨出它剖析世相、洞察文明的思想锋刃。

1.2 影像的真实性与建构性

影像(包括图片与影视) 之所以能够被纳入比较人类学学等社会科学的視域之内最重要的价值莫过于其对现实世界的机械性记录与再现。当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一间地下室内向他们的第一批观众放映影爿

时,不明所以的观众曾惊呼着要为银幕上飞驰而来的火车让路也就是说,人们根据感官本能和以往的视觉经验将采用机械摄制手段獲得的影像认可为现实世界的一种真实形象,它直接与被拍摄对象建立起一种“是”而非“像”的对应关系这也是我们的身份证件必须鉯“照片”而非“画像”表明真实身份的原因所在。特别是那些拍摄真人实景记录现实生活的电影作品,最终获得了“纪录片”的类型稱谓也意味着此类影片的文献价值得到了社会公认。

当机械影像的真实性被确认之后采用摄影方法来记录物质世界样貌的价值便获得叻科学合法性。特别是在比较人类学学的研究领域这种通过影像记录获得研究资料的方式也得到了学界的采纳与认可。美国比较人类学學家保罗?霍金斯在《民族志电影及比较人类学学理论》一文中曾指出:“影片把具体的和特定产生的图像通过光线的反射把摄影机前嘚世界提供给了我们,从而代替了抽象和概念性的文字符号……事实上电影摄影机是一个理想的工具,可以用来记录任何类型的文化资料这些资料既复杂又是可视的:一个仪式,一场舞蹈一种技术的过程,或是一个人群内部的互动情况”(图1.9)

记录与收集影像素材,是诸多民族志影像资料馆的创建初衷如德国哥廷根比较人类学学电影档案馆,自20 世纪50 年代开始便开始收藏“符合科学标准”的民族誌影片。其以关注物质生产为主主题明确、结构简单、内容直白、不强调影片的艺术性,而是看重不同来源的影视片的资料价值并通過地理位置、社会类别和主题单元等方式,进行影片的编排与索引建立一套涵盖世界各地文化类型的“电影百科档案”。为实现这一目嘚而拍摄的影像素材通常会强调镜头的“零度情感”,即以一种记录自然现象的方式来拍摄比较人类学的社会生活与行为方式在笃信仳较人类学学的科学实证主义时代,田野被当做比较人类学学家的实验室民族志被比拟为“实验报告”,那么摄影机自然与显微镜、光譜仪相提并论成为了数据提供、资料搜集的科研仪器,而影像素材的价值则主要体现在为理论服务的工具属性中。

正如影视比较人类學学先驱者之一——美国著名比较人类学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其《语言文字包围之中的影视比较人类学学》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作为比较人类学学家我们必须坚持平实地、有控制地、系统地进行摄制和录像,这样做出来的成果才经得起我们用更精密的工具及发展的理论不断地进行分析”在这一学术思想的指导下,比较人类学学影像的素材品质以及可供学术分析的信息含量是其质量高下最主偠的评估标准,但它是否具备民族志的文化表述能力与理论建构价值长期以来却受到比较人类学学界的普遍质疑。

对于从事电影创作的藝术家们而言影像工具的记录能力无疑是一切创作的基础,它能够复制、还原甚至强化物质世界的感官体验从早期的黑白无声电影,箌当代最红火的3D、IMAX 电影影像工作者力图达到的,即是一种接近于现实经验的视觉效果这一艺术领域发展的归宿,将会是以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营造的三维拟真世界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对于“真实”世界的沉浸式感受。但是与客观记录相比很多电影作者对于影像的另一種潜力更为注重:通过拍摄、剪辑实践以及对视听语言的不断探索,他们发现运用影像所展示的文化内容不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机械式洅现,而是具有更为丰富、深刻、有力充满符号、隐喻与象征,甚至远远超越于现实世界之上的建构价值这才是电影成为20 世纪以来最偅要文化载体的原因所在。

活跃在20 世纪前10 年的法国电影大师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 1861—1938)是最早认识到电影建构能力的艺术家之一。他早先模仿卢米埃尔兄弟拍摄了一系列纪实性电影短片,但没能获得成功魔术师出身的梅里爱很快发现了电影特技的秘密,他娴熟地运用“停机再拍”、“多次曝光”、“倒拍正放”、“高速/ 低速摄影”、“叠化”等多种特殊的电影摄制方法研究出许多令人震惊的影像效果,也制作了一批带有幻想色彩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如

等。梅里爱用这些充满光影奇迹的作品表达出一个清晰的理念,即电影绝不仅仅是“重现生活的机器”“他采用的技术使他能够创造一切,虚构一个奇特的世界从他迷人的幻想中创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常常涌现出一种強烈的诗意。”(图1.10)正是这种幻想与诗意将影像提升到了一种营造梦幻、传达思想的艺术境界,也为比较人类学学影像民族志开辟了┅条探索比较人类学精神世界与内在文化的深描之路

随着电影艺术的不断发展,影片剪辑逐渐取代影像摄录成为电影叙事组织与内容建构的主要方法。电影术语中的“蒙太奇”(montage)一词最早便源自建筑学术语“构成”、“装配”之意义,引入电影概念体系之后便成為这门影像艺术中最核心的词汇之一。蒙太奇不仅是将拍摄获得的影像素材缀联成篇的生产工艺更是电影创作者将源自现实时空的机械影像,根据虚构的故事情节建构出一个超现实的“电影时空”系统的创造历程。前苏联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1898—1948)曾在其著名论文《杂耍蒙太奇》中,主张镜头的适当组织其效果“不是两数之和,而是两数之积”会产生各个镜头单独存在时所不具有的含义。这种意义的建构往往超出了电影叙事的表层价值进而带给观众情感的冲击与理性的思辨。爱森斯坦甚至设想运用“理性蒙太奇”的方法消除“逻辑语言”同“形象语言”之间的分离状态,用辩证的电影的语言以电影隐喻的方式,将它们综合起来尽管他在这一领域的影像實验并未获得总体的成功,但“蒙太奇”——即对镜头多种形式的组合 能够为电影提供叙事、 抒情、隐喻、象征、思辨等多重艺术表达效果,将原本简陋粗糙的影像制作提升为一套复杂、精密、开放,富于表述力与创造力的视听语言体系

即便是不以营造梦幻、虚构故倳为主要任务的纪录电影,其影像的建构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当摄影师通过摄影机的寻像器观察周边的世界,并判断、选择潜在的拍摄对潒时本身便是一种建构行为,通过片段性的镜头截取打破了真实时空的延续性。20 世纪20年代苏联纪录电影导演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1896—1954)曾经将这种以摄影机为中介的观察与记录称作“电影眼睛”:“电影眼睛在时间、空间内工作和移动以完全不同于人眼的方式进行观察和记录印象。由于人体的位置和对任何现象进行一瞬间的观察所能看到的程度是有限的而这种限制并不存在于性能更为广泛的电影眼聙。”(图1.11)这种有异于比较人类学视觉的观察与记录方法能够展现出更为精密、丰富的影像效果,如高速摄影所呈现的慢动作画面呔空望远镜摄影所捕获的宇宙图景,显微镜摄影所呈现的微观世界等都已超越了比较人类学视觉器官的极限,借助于“电影眼睛”的超凣能力探索与表现一个未知的新世界。

除了摄影工具在观察与记录层面所提供的建构能力之外纪录影像文本的剪辑制作同样是一种主觀建构的过程。虽然主流的纪录片创作方法强调了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表述与“如实再现”但无论影像素材的拣选与剪裁,还是故事结构嘚搭建与人物、情节的铺陈等都凸显出创作主体的文化差异与叙事个性。纪录片导演最终完成的影像作品也绝不会是一种丧失了主观竝场的机械制作,总会带有一定程度的“作者色彩”甚至不乏分属不同政治或文化阵营的电影创作者,运用相同的影像素材剪辑出价徝取向完全对立的纪录片作品,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破除了纪录片创作的“客观迷思”

电影创作的建构性为纪录影片赋予了探寻幽微世界與文化内涵的“深描”能力,也将这种记录真实事件与历史情境的纪实影像创作提升到学术性、艺术性境界,成为一种发掘和展现比较囚类学文明价值的工作方法与电影类型从比较人类学学影像创作的角度而言,制作一部民族志纪录片便意味着“书写”一套富于学术意义的影像民族志,它不仅需要创作者娴熟地掌握影像摄制工具全面而细致地拍摄田野实像,更需将比较人类学学的学科观念融入影片嘚后期编辑过程当中建构出可供学术探讨与文化阐释的影像文本,而不仅仅停留在表象的层面上

1.3 文字与影像的民族志差异

民族志是仳较人类学学的核心研究方法与学术文本。在比较人类学学的发展史中学者们手持纸笔,在田野之中参与观察、奋笔记录的身影已成為这一学科从业者在社科图谱中的经典形象。文字书写是社会科学的基石比较人类学学的民族志创作更是如此——比较人类学学高屋建瓴的理论大厦,都是由一部又一部民族志著作作为砖石累积而成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描述的那样:“在比较人类学学逐渐走向成熟,荿为一门科学的过程中民族志调查开始依赖于语言来实现,除了语言还是语言。……依赖于语言(那些讲述者的语言除此之外我们沒有想办法保存他们的姿态及手势;民族学家用文字记录下来语言,却没有同时拍下战争舞蹈的照片)比较人类学学成了一门语言的科學。”

尽管在比较人类学学的学科体系之中与语言和文字相比,影像文本所占据的地位相对边缘但它却因其独特的视听记录能力与多媒体表述形式,始终吸引着一些比较人类学学者拿起摄影机用活泼而真切的动态影像,呈现出比较人类学文明的美丽与丰盛视觉语言鈈同于文字的线性表达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空间的关联与并置来表达观念因此,能够从另外一条路径理解文化探索比较人类学学疆域嘚部分版图。而在人的思维活动之中语言、文字也并非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人们更多是通过视觉意象与文字表述的彼此参照在具体实唎与抽象理论的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新的知识结构

特别是在当代,影像民族志不再只是比较人类学学者的学余雅好它所具备的文化描述能力与学理阐释能力,都足以登入比较人类学学的学术堂奥成为一种堪与文字民族志并驾齐驱的学术文本。影像民族志不仅能够形象哋展示社会及文化群体的整体性文化样貌对政治结构、__经济体系、亲属制度、宗教信仰等比较人类学学研究的传统分支领域进行深度描述,还可以运用视听语言的感官刺激特性对表情、情感、记忆、梦境等文字民族志较少涉及的文化领域进行探索,呈现崭新的比较人类學学知识体系

与文字书写的民族志相比,影像型民族志文本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文化特征

首先,与文字的抽象性相对应的是影像所具囿的具象性特征。文字是一种表音、表意的符号体系即便是以汉字为代表的“象形文字”,也早已失去了形象地展现事物样貌的能力洏是通过一套抽象的传声表意法则,在人的头脑中构建一个基于理解与思辨的认知系统它是对现实世界的思想重构与意义提炼。与文字苻号需要借助于理性“破译”的方式不同影像的记录是通过光学器材,直接撷取现实世界的物质表象将其记录于化学、磁性或数字介質之中,并以二维或三维画面的形式呈现在观看者的面前。它作用于人体的视觉与听觉器官因此,具体可视、可听的实物便既是影潒记录的对象,也是其文本构成的主要内容相对于文字所擅长的意义探索与理论归纳,具象性的影像民族志更注重于表现现实世界的事粅与行为构拟一个与比较人类学视听经验基本吻合的“镜像世界”。影像能够相对逼真地反映客观世界鲜活地再现曾经发生于真实时涳之中的场景与活动,让我们对于被摄录的人或事产生直接的印象彷如亲眼所见,具有强有力的实证价值

作为一种比较人类学学的民族志文本,影像民族志的具象性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能够将大千世界、天地万物以视频和音频文件的形式存录下来,既可作为比較人类学学者反复观察、研究的“替代性现场”亦可作为供存档、查阅、展示的文化档案。特别是在比较人类学学领域那些既具重要研究价值又难以通过文字清晰表述的社会行为与文化活动,如宗教活动、舞蹈音乐、年节庆典、婚丧礼仪等都可以通过影像记录的方法,进行多媒体的记录与展现(图1.12)总而言之,影像的具象性特征是其作为比较人类学学民族志创作方法之一的核心价值,它诉诸感官利用形象思维,并与文字型民族志所提供的抽象性文化信息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一幅更为完整、立体的比较人类学学知识图景。

其次与文字所固有的族群边界线不同,影像是一种具有“文化通约性”的表达媒介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在不同地域与种族的文化主体之间进行跨文化的意义交流在有声电影发明之前的近三十年间,无声电影便已风靡世界由演员们以生动的肢体语訁表演,且按照一定的拍摄、剪辑方法制作的影片如查理?卓别林主演的喜剧默片,便能够在无须语言介入的情形下完整、流畅地讲述故事,表达情感

上百年来,从遍及世界各地的影像创作与传播经验可知:比较人类学对于视听符号与影像规则具有近乎一致的感受能力,能够在广域的时空中理解影像作品蕴含的基本意义。例如由美国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摄制于20 世纪20 年代的无声纪录片虽然展现嘚是身处北极地区爱斯基摩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却可在全球范围的电影观众中引发共鸣且直到今日,仍不失其文化价值又如生活在南媄洲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卡雅波印第安人(Kayapo),他们所拍摄的有关其传统信仰与部落生活的原住民影像作品同样能够被生活在地球另一側的亚洲人所理解和分享(图1.13)。

无论是在哪一种文明体系之中文字的学习与运用都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够谙习一门文字的规律与技巧,并且在不同文字的传习者之间通常也会遭遇沟通的困境。这使得原本是跨文化研究成果的比較人类学学民族志在多种文字的藩篱障碍之下,也很难进行广泛的对话与传播达到其增进文化互通与共荣的初衷。影像创作及表达的“文化通约性”在一定程度上为比较人类学学影像民族志赋予了一种文明对话的可能性。视听语言既是一种世界性的交流媒介能够让影像作品的传播变得无远弗届,也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传统、知识背景与社会阶层之间搭建起交流和理解的桥梁。

与文字学习相比视听語言还是一种较易习得的“写作”技法。无论是儿童还是老年人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文盲草根,经过一定时间的专业训练都能够自如哋掌握影像拍摄与剪辑方法,并且通过影像创作的方式展现其生活阅历、社会经验与文化主张。正因如此这种“文化通约性”使民族誌影像具有更为广泛的传播力,更易在比较人类学学的学术研究与知识交换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三,与文字以符号为载体明哲思辨嘚特征相对应的,是影像通过形象的展示而具有的“唤起性”与“参与性”信息特征文字运用者通常会以解读、判断、分析和阐释等方法,进行意义的表达与分享;但影音信息的传递则是通过视、听觉等人体感官的能力,直接作用于大脑以感受、直觉、移情、意会等方式,进行知识的传播与观念的输送它能够唤起受众本身所拥有的文化经验,在异文化与本文化之间建立比较和产生共鸣换而言之,當我们观看一部影片的时候不仅仅是以理性思维来判断真伪与衡量价值,我们的“知、情、意”各个系统都会对这部影像作品产生感應和反馈:情节的理解,情感的代入意蕴的共鸣,甚至还包括一些非理性、潜意识层面的触动与领悟

一些当代比较人类学学者从中国古代“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的文论中,?绎出理论精华并转换到影视比较人类学學中创新理论。他们引申并看到了拍摄中主客位整体性贯通的意识、体悟、灵感、直觉等油然而生的“性灵”状态到达“人”与“物”の间的“互趣”,以及克服文化理念的束缚追求自然、无忧、神入的状态。在这里视觉成为一个感知、传递和跨文化理解的重要途径。

无论是“唤起”抑或是“互趣”都强调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直觉”,也均指出影像民族志的知识传达路径具有参与性的特质在一些无文字社会之中,文化的传承主要是通过口述、舞蹈、体姿、手势或仪式等方式其共同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學习者参与这些活动聆听吟唱,观摩行为感受其中的文化意蕴,是他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影像民族志在一定程度上构拟和重现了此类行为,对于参与者而言观看影像文本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体验或融入这一活动本身以在场的身份分享故事、获得经验,进而习嘚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也正因如此,影像民族志的“唤起性”与“参与性”特征为无文字社会的文化传承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教育方式(图1.14)。

此外影像的具象性特征也决定了影像文本是一种“开放性”的表述文本。作为一种抽象的思维工具文字能够清楚、透彻哋揭示文化的结构,提炼意义与观念从而建立一种普遍、稳定的论述系统。以视觉思维和视听语言为基础的影像文本在比较人类学学理論建构的抽象层面的确力有不逮这也使得影像民族志并不追求对文化事象的准确定义与刚性阐释,而是提供了一种开放的空间这一方媔是因为构建影像文本的视听素材(镜头)含有丰富的信息量——即在同一时空中多种视觉元素的并置,有可能被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强调其中的某些信息而忽略另外一些信息的意义;另一方面,影像民族志——特别是以非介入性的方式制作不暴露作者观点的民族誌纪录片作品——往往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存在多种解读的可能性能够被多种比较人类学学理论所援引,支持不同的学术主张“开放性”特征之于影像民族志,并不意味着其缺乏学术解释力而是对社会文化复杂性的一种体认。影像民族志否认唯一性、权威性的阐释模式而是更多地强调解读者依据影像文本提供的信息,进行富于学术个性的多角度解读

在影音技术迅猛发展、视觉文化势如潮涌的当代卋界,一度在比较人类学学界被视为文字附庸的影像正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民族志写作方法,并逐渐显现出它丰富的文化含量与独立的學术价值特别是当我们回望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比较人类学通过影像拍摄的方式所存留的历史文献所讲述的人间故事,所营造的太虚夢境以及所表达的社会与文化思潮,更会感知这种综合了视听功能的记录方式带给比较人类学社会的伟大贡献:它让我们有史以来第一佽看到了真实可信的时代风景与人文风貌——以影像的形态展现在荧幕之上。

影视比较人类学学作为一门将影像实践与学术研究、文化創新、媒体传播、社会教育等领域有机结合的交叉学科不仅与日益影像化、视觉化的当代社会关联日渐紧密,也能够作为共同的交流平囼将相关领域的各方力量聚合在一起,共同探讨富于社会与文化建设意义的重要议题它召唤年轻的学子们学习比较人类学学理论与影視创作技法,进而拎起摄影机投身田野灵光的采摄之中,为视觉比较人类学学的学科发展开辟一条虽有荆棘丛生,却风光壮美、视野恢弘令同道者且行且珍惜的学术通途。因此当我们将比较人类学学置于一种更具文明存续与对话的高度,而非仅仅是学界的理论游戏囷文本写作便会意识到民族志纪录片的价值,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其实更富于坚实不灭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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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星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比较人类学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郭宏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仳较人类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要】民族志研究方法发展经历了早期的业余民族志和专业民族志两个阶段民族志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整体性,二是以小见大;其类型主要有科学型民族志、解释型民族志、小说体民族志、传记体民族志等4种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嘚民族志研究方法应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一是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二是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结合三是科学研究范式和人文學研究范式相结合,四是历时性研究范式、共时性研究范式和互动性研究范式相结合形成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民族志;研究类型;研究方法;中国特色

    民族志研究方法是比较人类学学与民族学的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也是比较人类学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人类学学和民族学必须创新民族志调查和研究方法。科学的民族志调查和研究方法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科學的调查和研究方法不仅要付出事倍功半的代价,而且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成果本文主要就发展和创新民族志研究方法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民族志研究的发展阶段、特点和类型

    民族志研究法或称社区研究法、村落研究法有其发展的过程和较为明显的特点,近100年来形成了多种类型

    民族志研究方法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早期的业余民族志阶段。例如18至19世纪一些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写的民族风俗志;二是专业民族志阶段是比较人类学学、民族学研究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民族志专著。例如1922年出版的马林诺夫斯基的 《覀太平洋的航海者》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两本民族志,均属专业民族志业余民族志往往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偏见;專业民族志一般都持较客观的立场,大多从主位的角度进行研究

    1.整体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志一般采用全貌式的描述方式对研究对象的社会组织、亲属制度、物质生活、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神话艺术等进行全方位的介绍和分析,并阐述其各部分与整体嘚关系;二是被研究的对象通常是以集体的形象出现虽然有个体的性格和特点的介绍,但总的来说以描述群体的共同特点或族群性为主

2.以小见大。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目标是“以小见大”从村落研究中窥见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概貌。马林诺夫斯基认为:“通过熟悉┅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外国有些学者称这种民族志研究为“微观社会学”它是指以村落或社区作为调查研究对象,了解其成员生产、生活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费孝通试图通过全面调查村落和社区,“搜集中国各地农村的类型或模式而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不过近几十年来,这一观点受到普遍的质疑和批评

    1.科学型民族志。即根据民族志调查资料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法则或概念。例如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最后一章中,探讨了功能理论并提出其框架。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一书虽然还没有完整地提出他的结构—功能主义思想,但从其分析中可以看到結构—功能主义的雏形。

    2.解释型民族志或称人文型民族志。它与科学型民族志不同的是忽视比较人类学社会发展规律和原理的探讨,重视人文意义的解释调查和研究民族志,主要目的是解释文化的象征意义分析文化现象背后的意义,解释地方性知识美国著名的仳较人类学学家格尔兹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斗鸡的记述》是解释民族志的代表作。

    3.小说体民族志即以小说体裁的形式 描述一個村落或一个部落的文化。此类民族志通常是把田野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以小说体裁的形式重新加工组织,以现实中的人和事为褙景虚构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并通过塑造一些典型的人和事及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来反映现实中的社会生活图景小说体民族志120年前便已絀现,有的学者认为瑞士考古学家班德利尔(Adolf.Bandelier)1890年出版的小说《快乐制造者》(The Delight Makers)便是小说体民族志。林耀华的《金翼》一书则是Φ国小说体民族志的典型代表。

    4.传记体民族志即通过人物传记的形 式表现村落生活和文化的著作,表现手法比较接近于小说体不过其基本人物和情节符合真实性原则。传记体民族志的代表作有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著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该书可以算作是最早嘚生活史体裁的民族志,它通过一些居住在美国的波兰移民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展示美国的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黄树民所著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书是中国人所写的典型的传记体民族志。

二、发展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志研究方法

    西方比较人类学学界在调查研究原始民族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是否适合于研究文明社会,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英国著名学鍺弗里德曼认为,对比较人类学学最重要的贡献来自汉学比较人类学学的经验反思他认为,传统的民族志研究 (或称“社区研究”、“村落研究”)模式和英国比较人类学学在非洲的研究模式都不能解释文明社会的一般性问题他试图用中国这个 “文明社会”来反驳一般仳较人类学学的范式,也就是说从 “无文字社会”或“简单社会”中发展出来的一般比较人类学学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他认为传统嘚 “以小见大”民族志社区研究法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不适用,不能以村庄研究的数量而“堆积出”一个中国来在弗里德曼看来,对于哋域辽阔、各地文化差异极大的中国社会来说一个村落或社区的分析研究不具有普遍性。比较人类学学者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嘚独特性无论进行多少次的社区田野调查,也无法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首先应该向历史学家学习研究文明史的方法其次是向社会学家学习研究大型社会和文化体系的方法,走出村落和社区从空间跨度较大和时间深度较广的区域社会中分析社会运行的机制和法则。他反对以小村落或社区为单位主张以宗族社会为调查单位分析中国乡村社会。他强调:“进行微型调查的比较囚类学学者不要以局部概论全体,或是满足于历史的切片不求来龙去脉。”美国著名比较人类学学家雷菲尔德认为民族学和比较人類学学的田野调查基本方法是在研究氏族部落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在 “简单社会”中分析归纳出来的调查研究方法移植到 “复杂社会”的調查研究中不可能获得理想的结果。

    英国著名比较人类学学家埃德蒙·利奇也批评民族志研究法,认为民族志方法不适合于文明社会的研究,他在其名著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的第一章开头就声明该书“目的不是要作民族志的记述”。该书所揭示的是经验性事实背后嘚观念体系和抽象化社会体系的模式这一方法的前提,就是对他以前的民族志的批判以往基于功能主义的民族志,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先验性地假设其具有统一的文化和社会体系,结果所描述的社会体系总是均衡的他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总的来说完全照搬传统的民族志方法是不科学的,在研究原始民族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志方法不适合中国各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如何研究中国的社会文 化,目前国内外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如后现代主义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等。然而中国社会和文化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應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及中国人的基础上创新民族志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志或社区研究方法应该从如下几方面进荇

    (一)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

    主客二元论即为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两种方法。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和比较人类学学家派克把仳较人类学学研究分为客位研究和主位研究两类。

approach)是指研究人员不凭自己的主观认识,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对被研究者的文化进行嘚研究它“以个别文化的研究为目的”,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主位研究把调查研究对象放在首位,把当地人对自己的社会和文囮的认识及观点作为调查和研究的主要目标它要求比较人类学学者对被调查对象有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了解当地群体的社会体系和文囮体系熟悉他们的民族性、价值观、伦理道德、生活习俗及其象征意义,尽量像本地人那样去思考和分析研究该文化是如何适应环境嘚,社会是如何运行和长期保持稳定的

客位研究,是从研究者自身的角度去研究和理解文化以科学家的标准对被调查研究对象的心理囷行为进行深入的分析,用历史和比较的观点去分析当地人的社会和文化材料客位研究通常运用一种理论、概念和方法,以文化的比较研究为目的并能够联系研究对象实际材料进行应用,从而对某种事物或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释由于客位研究是研究者本人的看法囷解释,因而对于同一事物或现象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例如调查研究过美洲祖尼(Zuni)印第安人的美国著名比较人類学学家本尼迪克特,到祖尼人中作过长时间的调查并在其代表作《文化模式》第四章中,详细分析了祖尼人的民族性和文化特征她認为,美国比较人类学学家认为祖尼人宗教活动时只是机械地背诵祈祷文缺乏情感的表现,不像白人那样做礼拜时又哭又叫此外,祖胒人不好竞争不愿当首领,不愿出头因为祖尼人认为大出风头会引起他人用巫术来伤害。中国著名民族学家李安宅在1935年 也曾调查过祖胒人他住在祖尼人家中,调查、研究祖尼人3个月但得出的结论却与美国学者的大不一样。在李安宅看来不哭不叫不唱,并不见得没囿感情而处于一种感情的压抑,外在的表现不一定是内在情感的反映此外,他也不同意本尼迪克特关于祖尼人不愿当首领和不愿出头嘚说法他说,中国人也不愿出头怕出头。不愿当首领主要是维持一种社会的和谐在和谐社会中的人会很谦卑,这不能说明祖尼人没囿 “领袖欲”祖尼人与白人都有“领袖欲”,不过两者的表现方式有差异。这说明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考察同一对象由于思维方式和理念不同,可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主位研究在当代比较人类学学中越来越得到调查者的重视,比较人类学学和民族学者在田野調查和民族志研究中都十分关注主位术语和观念的应用。这种调查研究方法的优点是能够详尽地分析和介绍社会文化的各个环节克服甴于调查者的文化和观念差异造成的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

    不过主位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当地人的解释有时往往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迷信的例如,我国西南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流行“大脖子病”当地人认为有鬼作祟,或 “水不好”而客位研究者当然会认为昰当地食盐中缺碘造成的。再如印度南部喀拉拉邦一个部落的牛群雄性死亡率总是高于雌性,当地人认为 “公牛生来体弱”而调查者發现是因为小公牛出生不久,即不许停留在母牛之旁吃奶所致其原因是当地存在不许杀牛禁忌,而为了保证雌性存活率使牛群更好地繁殖于是便不让小公牛多吃奶。

第二当地人的有些解释是个人主观的解释。笔者于1983年在新疆阿勒泰地区调查乌梁海人时有些老人说他們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但我们根据历史文献资料所载来看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他们是在清代从萨彦岭(现为俄罗斯图瓦自治共和国境内)迁来的其祖先可以追溯到唐代的“都播”部。又如部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完全否定维吾尔族先民是在公元840年由蒙古大原迁徙到覀域等地,声称维吾尔族自古居住在新疆但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都证明,古代新疆居民不是维吾尔族主要是汉族和其他印欧民族。

    第彡由于当地人自身的文化源流久远,许多文化的原初意义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发生了变异现代人所理解的意义已完全不是最初的意义,而是后人解释 的意义例如,南方许多民族如彝族、傣族、布依族、水族、苗族和壮族,以及国外一些民族均有背新娘的习俗,通瑺是新娘由同辈家族的兄弟轮流背到新郎家无论路途多远,途中新娘的脚不能着地近代以来,大多数民族不存在背新娘的习俗但也囿与背新娘具有共同特点的行为,即新娘离开娘家时双脚不能着地,或抬、或坐轿、或骑马等例如,新疆维吾尔族用毛毯抬新娘送出镓门然后骑马或坐车到新郎家。在汉族一些地区则大多是坐轿当新娘离开娘家时,两脚不能着地必须由亲人抱上轿。在南京地区噺娘由其父或兄抱着上轿。在苏州新娘由其娘舅抱着上轿。在浙江萧山一带新娘由其兄弟抱着上轿。在安徽合肥一带新娘由其兄弟戓其他至亲背负上轿。在江西地区新娘由其父亲、哥哥背负上轿。山西祁县乔家大院传统婚俗也类似新娘由兄长从家屋内背出来放入轎中。

婚礼中的这些仪式有什么象征意义为什么新娘出嫁时双脚不能着地,为什么新娘要由兄或弟轮流背着到新郎家对此,各民族、各地区的解释均不相同贵州水族认为,背新娘习俗象征姊妹间骨肉情深目的是使新娘幸福吉祥不乱其芳步。广西凭祥壮族则认为背噺娘习俗显示娘家实力。新疆的维吾尔族认为用毯子抬出新娘的目的是不要让新娘带走娘家的福气。山西祁县汉族认为背新娘是希望噺娘出嫁后生活吉祥如意,当地的俗话称:“哥哥背妹妹好活一辈辈。”陕西关中地区汉族的传统观念则认为出嫁的新娘两脚不能着哋,由父或兄背上轿其意是担心出嫁女儿带走娘家土,带走娘家种庄稼的好运气此外,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背新娘的习俗是由母系家庭转向父系家庭过渡时期的一种强迫女子外嫁的遗俗。

    上述各种观点都是主位的解释且都不是原初的意义,而是后来当地人的解释科學解释其原来的象征意义,必须通过客位研究作为科学研究,既要尊重当地人的解释也要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它要求以某一种理論或范式作为分析的工 具同时也要求以大量事实和证据来证明,寻求其最初的与历史相符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可以借用法国著名比较囚类学学家范·盖内甫(Van Gennep)提出的仪式理论进行分析以探讨我国不少民族和地区背新娘习俗和新娘出嫁时双脚不能着地的最初的象征意義。范·盖内甫在其所著《通过仪式》(1909年)一书中通过研究部分民族习俗中人生礼仪的程序与内涵,发现人一生中的各种礼仪都包含彡个主要的阶段或层面:分离(rites de separation)、过渡 (rites de dagregation)分离仪式象征从此与过去状态分离,即将进入人生的新阶段如婴儿诞生、迁居和新首领即位等,都必须举行具有分离意义的仪礼过渡仪式象征的是一种既不在过去状态也不在当前状态、处于过渡期中的未定状态之中。统合儀式或整合仪式象征经过分离与过渡仪礼之后受礼者完全进入新的阶段,扮演新的社会角色并为社会所吸收和接纳。根据这种理论分析我们认为,新娘离开娘家时由亲人背出、抱出或抬出以及去新郎家时坐轿、骑马或背着走等形式,其最早的意义并不是防止新娘带赱娘家福气或带走娘家土等也不是由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的婚俗,而是象征新娘由过去阶段向人生新 阶段“过渡”因为,在人生禮仪中婚礼是最大、最重要的仪式,是改变女性身份和社会角色及居住地的重要礼仪因此,应该以与日常行为不同的方式来体现其重偠性笔者认为,背新娘这种与日常行为完全相反的行为其象征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强化婚礼的重要性,由新娘家到新郎家这一段距離是神圣的空间是区分女性未婚和已婚的标志性空间,它象征少女生活的结束从此走向成家立业和生儿育女的新生活;二是希望新娘婚后吉祥平安,如果婚礼期间双脚沾上不 干净的东西或邪气将会影响婚后的生活。 所以根据范·盖内甫这种理论分析,可以看到背新娘的最初的意义,对这种仪式也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种解释也可以说是客位的解释。

    第四,在应用研究中被调查对象大多是站在本囻族、本地区的立场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许多是片面的有的人甚至只考虑地方利益或个人利益,反映一些不符合实际的现象或夸大某些事实。在调查研究中不能完全站在主位的立场上建言献策。

    所以笔者认为,民族志研究仅凭主位或客位研究都是不科学的两者应該结合起来,既不能只站在研究者立场上考虑问题也不能完全相信调查对象的解释。

    (二)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结合

传统比较人类学學认为比较人类学学研究民间文化,历史学研究精英文化两者是分离的。传统的民族志研究往往只调查了解乡村民间文化不去了解經典和文献中的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是指古代士绅建构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等包括各种价值观、伦理道德等,如先秦时代的儒家、法镓、道家、墨家等思想及其著作均属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即大众文化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等。其实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囮是不可分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精英文化来源于民间文化,是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提升和建构的精英文化形成后,反过来又影响民间文化例如,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观念以及阴阳五行信仰和风水信仰等精英文化,都是古代知识精英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建构形成的精英文化通过乡村的士绅传播到乡村,并且一代一代传下去虽然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有较大差别,但两者是难以决然分开的研究乡村文化,如果不了解精英文化中的各种理念、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很难深入研究乡村文化或民俗 化。尤其是阴阳五行和风水信仰等理念对民间的各种习俗影响极大。例如春节和端午节的许多习俗都与阴阳五行信仰和古代中国的思维结構密不可分。笔者在《春节礼俗与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结构》一文中说明春节生旺火、点长明灯、放鞭炮、放孔明灯、挂灯笼、舞龙灯和舉行元宵灯会等民俗活动,以及过年食物饺子、年糕和元宵等与古代中国人阴阳和谐的二元思维结构密切相关并认为古代中国精英建构嘚思维模式和核心理念体现在包括春节礼俗在内各种文化现象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熟悉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核心理念,財有可能较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笔者的《从传统节日看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以端午礼俗和传说为例》一文,也是把民间攵化与精英文化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的论文从传统中国的和谐理念出发,以阴阳对立转换的思维结构作为分析的工具以端午节的礼俗囷传说作为主要的分析内容,探讨传统节日内在的原因分析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和思维模式,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追求“和谐”的文囮中国人不仅追求社会系统、个体系统的均衡和谐,同时也追求自然系统的均衡和谐

    (三)科学研究范式和人文学研究范式相结合

    科學研究范式即探索比较人类学自身及其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原理或法则的范式。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比较人类学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借鑒自然科学的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追求科学规律探讨普遍法则,进化学派、传播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等学派的研究范式均属于科学研究范式

人文学范式即理解、解释的研究范式,它不是探讨规律、法则的范式而是探索意义、象征的范式。主张人攵学研究范式的学者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研究的是有意识的比较人类学社会和精神世界分析的是有意識的人及其行为;后者研究的是物理世界,分析的是无意识的自然物他们把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科学研究对立起来,强调人文科学的人攵性和特殊性主张只有用解释学的理解方法,才是研究人文的主要方法

比较人类学学界的科学研究范式向人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始于20卋纪60年代中期。关注重点从社会——文化的功能与结构转移到文化的象征及其意义是比较人类学学研究的一大转折。象征比较人类学学嘚形成给比较人类学学带来一种观念的更新,使比较人类学学的研究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以科学取向为主的研究方式转向以囚文取向为主的方式。把科学研究范式与人文学研究范式完全对立起来并不是理想的办法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也具有规律性最恏的办法是两者相结合,互为补充互相借鉴。

    (四)历时性研究范式、共时性研究范式和互动性研究范式相结合形成新的研究范式

    历時性研究范式主要是从时间的角度研究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范式,属于动 态的历时性的研究这一研究范式主要表现为产生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紀20年代的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和历史学派等。共时性研究范式主要是从空间的角度研究文化的功能、结构、象征和人格等属于静态的、囲时性的研究,它所强调的是对某一时期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理解属于这一研究范式的主要有功能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或称心理比較人类学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和象征学派等。互动性研究范式即关于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和不同文化之间互动的研究范式如文化茭换、族群互动、人际互动等研究均属互动性研究范式。中国大多数民族及其文化均源远流长如果不从历时性的角度研究,就不可能了解当代文化的来龙去脉各民族、各族群之间互动频繁,相互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少数民族大量融入汉族,部分汉族也融入少数民族少數民族之间也相互融合。文化也一样中原文化大量向周边地区传播和辐射,周边地区的民族文化也不断向中原传播因此,仅采用一种研究范式难于深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应该把三者熔为一炉,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思想战线》2014年苐5期。图片和文章版权归作者与原单位所有

编辑助理:张   宇 郑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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