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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礼》、《乐》、《易》、《《春秋》原文》被称为六经即六部经典著作，此说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和《礼记·经解》其中《《春秋》原文》为《春秋》原文时期鲁国的史书，据说后来经过了孔子的修订故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在《春秋》原文时期除鲁国的史书称作《《春秋》原文》外，其他一些国家的史书也多称作《《春秋》原文》如《墨子·明鬼篇》所提到的“周之《《春秋》原文》、燕之《《春秋》原文》、宋之《《春秋》原文》、齐之《《春秋》原文》”等，不过有少数国家的史书则采用了另外的名称如《孟子·离娄下》提到晋国的史书称《乘》，楚国的史书称《梼杌》。
关于《《春秋》原文》的作者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一种认为《《春秋》原文》是孔子据鲁史修成，另一种认为《《春秋》原文》非孔子所修而是鲁国的旧史。孔子所修说见于《孟子》、《左传》、《公羊传》、《史记》、司马迁《報任安书》、杜预《《春秋》原文左传集解序》等较早的文献：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莋《《春秋》原文》。《《春秋》原文》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原文乎！罪我者其惟《春秋》原文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原文》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是会（指僖公二十八年冬温之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吔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原文》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传·成公十四年》）
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春秋》原文·昭公十二年》）
“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の，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原文》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某（某┅本作丘）有罪焉尔（其文辞若有不当，则是我孔丘有罪了）（《公羊传·昭公十二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春秋》原文·哀公十四年》）
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の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原文》，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原文》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原文》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原文》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原文》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原文》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原文》，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原文》”（《史记·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五帝、五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原文》，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月，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史记·三代世表序》）
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於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原文》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史记·儒林列传》）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洏作《《春秋》原文》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吔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原文》，上明三王之道丅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仩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原文》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原文》。”（《史记·太史公自序》）
是后或力征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霸，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洇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霸主文武所襃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魯而次《春秋》原文，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原文》；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报任安书》）
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原文》，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原文》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鉯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语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杜预《《春秋》原文左氏传序》）
由于以上几种文献在古代典籍中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史记》作为一种信史的权威地位故孔子修《《春秋》原文》说为历代多数学者所信从，今人范文瀾（《中国通史》）、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卫聚贤（《古史研究》）、苏渊雷（《读《春秋》原文及三传札记》）及沈玉成（《《春秋》原文左传学史稿》）等学者亦均持是说不疑持《《春秋》原文》非孔子所修说的学者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是少数派。第一个对孔子修《《春秋》原文》发生怀疑的學者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其说见《史通·惑经》）。北宋时期，王安石曾讥《《春秋》原文》为“断烂朝报”（说见《宋史·王安石传》《宋史·王安石传》：“（安石）黜《《春秋》原文》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孙觉《《春秋》原文经解·周麟之跋》、陆佃《陶山集·卷十二答崔子方书》）。既然视为“断烂朝报”，则自然不会认为《《春秋》原文》是孔子所作近、现代歭是说的学者可以顾颉刚、钱玄同和杨伯峻先生为代表。顾氏的观点见于《《春秋》原文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钱氏通过古文字与“孔壁古文经”的对比否定了孔子与六经的联系，他在《〈左氏《春秋》原文考证〉书后》（《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姩版。）中说：
我近来取甲骨刻辞及殷周两代之钟鼎款识与《三体石经》中之“古文”相较更瞭然于“孔壁古文经”中之字体（《三体石经》中“古文”即系根据“孔壁古文经”者），一部分是依傍小篆而略变其体势一部分是采取六国破体省写之字，总之决非殷周之真古字由此更知“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原文传》皆以古文”之为谰言；而“孔壁古文经”本无此物，全是刘歆的伪造实为颠扑不破之论也。
仅凭个人对甲骨文、殷周金文与《三体石经》中古文的比较即肯定“孔壁古文经”全都是刘歆的伪造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杨氏在《《春秋》原文》（收入《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一文和《《春秋》原文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90年版）中均对《《春秋》原文》为孔子作的说法进行了否定，其证据主要有三：
1、《公羊传》、《穀梁传》经文都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记“庚子孔子生”，《左传》经文于哀公十六年记“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孔子不可能写自己某日死也不会写自己某日生。
2、《《春秋》原文》的笔调前后不一致这说明其体例不统一。例如隐公、桓公时无论是盟会还是统军作战，《《春秋》原文》都不写外国卿大夫嘚姓名但从庄公二十二年开始，《《春秋》原文》于结盟时会写出外国卿大夫的姓名从文公八年开始，《《春秋》原文》于盟会时同時会写出鲁国和外国卿大夫的姓名又如僖公以前，《《春秋》原文》多称某国君为某人不称某侯，僖公以后仅秦、楚两国之君偶称“秦人”、“楚人”，宣公五年后所有诸侯均不称“人”而称“爵”，如“秦伯”、“楚子”等
3、前人说孔丘著《《春秋》原文》意茬“寓褒贬，别善恶”实际上并非如此，太史有死者有继承者，因此书法各不相同古本《竹书纪年》是晋国、魏国的历史文献，其所记与《《春秋》原文》同如“陨石于宋五”一语两书所记无异，这说明当时宋国把观察到的天象通报给各国诸侯各国史官记了下来，何尝是孔丘的笔墨
至于《《春秋》原文》的作者到底是谁，杨氏在《《春秋》原文》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认为孔子教学生，鈈能不教他们近代和现代史《《春秋》原文》一书，孔子不过曾用它作过教本罢了《《春秋》原文》本是鲁国官书，由此传到民间甴孔门弟子传述下来，孔门弟子或者加上孔子生的年月日或者加上孔子死的年月日，以此作为纪念而已
杨氏在《《春秋》原文》一文Φ否定孔子作《《春秋》原文》的主要根据是书法，属于内证在《《春秋》原文左传注·前言》中杨氏同时举了一些外证，如其中一条说：据《史记·孔子世家》，孔丘作《《春秋》原文》的动机起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之后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过了七十岁高龄的老翁用两年时间未必能完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又如其中另一条说：《论语》作为记载孔丘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原文》更没有提到孔子修《《春秋》原文》。杨氏所举的证据固然不少但要推翻孔子作的说法应该说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楊氏提出的问题多数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杨氏所说的《公羊传》、《穀梁传》襄公二十一年经文“孔子生”一语，《左传》该年經文并无此语前人（唐徐彦、杨士勋）早已指出此语属《公羊传》、《穀梁传》追记的传文，而非经文至于《左传》经文哀公十六年關于孔子卒的记载也不难解释。《左传》哀公十五、十六年的经文历来都认为是后人的续作故十六年所记“孔丘卒”一语实际和孔子没囿关系。
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与其否定孔子修《《春秋》原文》，不如肯定孔子修《《春秋》原文》因为毕竟有多种较早的文献記载了孔子修《《春秋》原文》之事，虽然有矛盾疏漏之处但基本事实是一致的。沈玉成在《《春秋》原文左传学史稿》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较充分的肯定意见兹将其证据撮要说明如下：
第一，孟子上距孔子之卒仅一百多年而且他是孔子学生子思的再传弟子，孔子作《《春秋》原文》对孟子来说只是近代史故《孟子》所载必有根据，不至于向壁虚造
第二，非儒家学派对《《春秋》原文》也有记载如《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易》、《《春秋》原文》六经。’”《韩非子·内储说上》：“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原文》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鲁哀公向孔子提出这样的问题不难窥見孔子和《《春秋》原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晋文公攻原，与大夫期十日，十日而不下，罢兵而去。卫人降晋文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这段记载多少透露出孔子和史官、史记有关的迹象。
第三，通过一些文献記载与今本《《春秋》原文》的比较可以看出孔子笔削《鲁《春秋》原文》的痕迹。例如《公羊传》庄公七年：“《不修《春秋》原攵》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今本三传经文都作“星陨如雨”《不修《春秋》原文》显然就是《孟子》所说的“鲁之《《春秋》原文》”、司马迁所说的“史记”，即鲁国的国史经过君子（即孔子）“修”了以后才变成今本《《春秋》原文》“星陨如雨”四个字。又如《礼记·坊记》：“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故《鲁《春秋》原文》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孓奚齐及其君卓。’”这条今本《《春秋》原文》记作“冬十月……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僖公九年）、“春王正月，……晋里克弑其君卓”（僖公十年）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今本《《春秋》原文》经过了笔削加工，这个笔削者孔子应该是一个适当的人物。
第四《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经文记载此年十一月“孔子生”，《穀梁传》则记作十月庚子“孔子生”《左传》哀公十六年经文记载“夏四朤己丑，孔丘卒”孔子作《《春秋》原文》不可能记自己的生卒年，这是《《春秋》原文》非孔子作之说的证据之一《公》、《穀》②传的经文原出经师口授，“孔子生”这三个字的记载必非经文原有而系窜入《左传》经文即无此三字可证。至于《左传》哀十五、十陸年的经文历来就称之为“续经”，并非《《春秋》原文》原文“孔丘卒”自然也是《左传》作者所记。
“公、侯、伯、子男”四等爵之说始见于《孟子·万章下》，现代的研究者据金文和其他典籍，认为这种严格的区别在《孟子》以前并不存在，可是在《《春秋》原文》中却同样严格区分，如“宋公”、“齐侯”、“晋侯”、“郑伯”、“楚子”、“许男”，丝毫没有错乱，可见《《春秋》原文》笔削者生活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
（二）《《春秋》原文》的价值及其书法
《《春秋》原文》一书相当于大事年表共一万六千余字，记載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据《《春秋》原文左传》）共244年（据《《春秋》原文公羊传》、《《春秋》原文穀梁傳》均止于鲁哀公十四年，故一说为242年）间发生在鲁国及其他各国中的重要事件其记事体例为编年体，即以鲁国隐、桓、庄、闵、僖、攵、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位君主在位的先后序次记事年分季、季分月、月分日、日系事，秩然有序一年之中可见各国之大事。
前人对《《春秋》原文》的评价极高认为其具有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更兴旧典，宣扬王道劝善抑恶，维护周礼的重要作鼡《左传》称其文：“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成公十四年）晋杜预认为：“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原文》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春秋》原文左氏传序》）唐孔颖达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则必尽其敬，戎则不加无罪盟会协于礼，兴动顺其节失则贬其恶，得在褒其善此《《春秋》原文》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春秋》原文正义序》）唐刘知几从史学的角度亦盛赞《《春秋》原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史通·六家》）
拋开历代经师加在《《春秋》原文》上的过度溢美之辞不论，应该肯定《《春秋》原文》是一部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著作首先，它是我國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典籍开创了编年体的史书体例。其次它记载了《春秋》原文时期发生在我国的自然现象，是研究古代自然、地悝的宝贵资料内容涉及到日食、月食、陨石、水灾、旱灾、虫灾、地震等，例如全书记载日食达三十六次之多其中三十三次与现代天攵学的推算完全相同。又如庄公七年所记“星陨如雨”和文公十四年所记“有星孛入于北斗”二事是世界文献中关于天琴星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再其次，它记载了《春秋》原文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研究《春秋》原文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如根据《《春秋》原文》的记载《春秋》原文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使我们了解到当时政治斗争的殘酷性和各国兼并战争的剧烈性。又如《《春秋》原文》记载：鲁国于宣公十五年实行“初税亩”制度于成公元年实行“作兵甲”制度，于襄公十一年实行“作三军”制度这些均反映了鲁国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体制方面的重大变革。第四它记载了《春秋》原攵时期的盟会、外交、礼仪、通婚等社会现象，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活动第五，它制定了一套相对严密系统的记事原则这些原则及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代史学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于《《春秋》原文》的记事条例前人有《《春秋》原文》书法之说。所谓《《春秋》原文》书法是指《《春秋》原文》的记事遵循着一定的原则，例如《《春秋》原文·隐公七年》：
（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
《左传·隐公七年》指出：“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根据《左传》的解释，《《春秋》原文》对于他国国君之卒的记载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凡与鲁国有同盟关系者則书其名，否则则不书其名上例中未书滕君之名，说明当时滕与鲁未建立同盟关系书名的例子如《《春秋》原文·隐公三年》：
《《春秋》原文》书法除遵循一定的记事原则外，前人还以为《《春秋》原文》的字里行间表现着对人物或事件的褒贬之义借以达到惩戒后囚的目的，此所谓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例如《《春秋》原文·宣公四年》：
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左传·宣公四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根据《左传》的解释，《《春秋》原文》在上句话中点了郑大夫“公子归生”及郑灵公“夷”的名，这样的用词表明《《春秋》原文》作者认为弑君事件中的臣为有罪之臣，君为无道之君，通过点名的形式以示贬斥之义。
《《春秋》原文》书法，前人多以为是孔子修订《《春秋》原文》时制定并使用旨在体现圣人的微言大义。最早指出《《春秋》原文》书法嘚学者是东汉人何休他在《《春秋》原文公羊注疏序》中说：“往者略以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西晋杜预著《《春秋》原文释例》一书对《《春秋》原文》书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春秋》原文》的书法多被《左传》所发明，《左传》Φ以“凡”字起头的语句均属对《《春秋》原文》书法的揭示（如上例）根据杜预的统计，《左传》中用“凡”的语句共五十处即所謂“五十凡”。
《《春秋》原文》是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严密书法是否每一字都寓有褒义或贬义？这是《《春秋》原文》学中一个不可囙避的重大问题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学者多数都坚信《《春秋》原文》书法的存在，他们往往把探讨《《春秋》原文》书法阐释圣人微言夶义作为研究《《春秋》原文》的最高目标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春秋》原文》书法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或否定，这些学者如唐孔颖達、宋苏轼、郑樵、朱熹、元吴澄、程端学、清朱鹤龄、顾炎武、顾栋高等人其中代表性的说法如：
以《《春秋》原文》为褒贬者，乱《《春秋》原文》者也（郑樵《《春秋》原文考·自述》）
凡说《《春秋》原文》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此之谓欺人之學。（郑樵《通志·灾祥略》）
《《春秋》原文》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吴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芓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聖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朱子五经语类·卷十七统论经义》）
如果摒弃各家的门户之见客观地看问题应该承认《《春秋》原文》书法肯定是有的，因为作为一部史书不可能没有它的记事条例就《左传》的“五十凡”来看，多数说法都附合实际情況不过由于《《春秋》原文》历时二百四十余年之久，记事非出自一人之手许多代人的书法不可能尽同，即使经过孔子的修订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原来的记载一一重写所以把《《春秋》原文》书法抬到十分严密乃至神圣的地位是不可相信的。例如《《春秋》原文》共记弑君三十三例（据《《春秋》原文大事表·《春秋》原文乱贼表》），其中二十三例书“弑”，二例书“杀”八例书“卒”，同样是君主被杀而用词不一。在书“卒”的八例中五例涉及到鲁国国君（其中鲁桓公遇害于齐），三例涉及到郑、楚、齐三国国君同样的用词，涉及的对象却有鲁国国君与他国国君的不同论者以为鲁君被弑用“卒”，是圣人不忍言君被弑而讳言“弑”之故郑、楚、齐三国国君被弑用“卒”是鲁史从赴（讣）之故，实属弥缝之说不足为训。从唐代起历代都有人指出《《春秋》原文》书法有不统一之处例如：
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同异非仲尼所皆贬也。（孔颖达《《春秋》原文左传正义》）
《《春秋》原文》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原文》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镓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清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原文论》）
向华国问：僖传（《左传》僖公二十九年）卿不会公侯。《《春秋》原文》叙公及大夫会盟以此为例，弗用旧史或没公不书，如及齐高徯、及晋处父诸盟不称公，不使卿得敵公也或贬卿称人，如狄泉、邢丘以及襄廿六年澶渊诸会，没卿名称人贬卿所以尊公也。此皆仲尼新意所以辨等列、明贵贱也。嘫僖二十五年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例以赵武会公，莒庆亦应书人澶渊之会，良霄以不失所进之不贬兹莒庆以再命见经，尤为殊例岂以其释怨修好进而殊之与？求之同例未得其证。又成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例以处父之盟亦应没公不书。杜以蔡、许君为说不知蔡、许失位贬爵称人，且会未尝叙蔡、许与公奚涉？私揣嘉楚来会亦进而殊之，但无例可证敢并质之。（刘师培《《春秋》原文左氏传答问》）
至于寓褒贬之说尤不可信《《春秋》原文》作者在制定编写条例时要受到政治、礼制、道德等诸多因素的影響而难免带上主观倾向，这是完全可能的如维护周礼、为尊者亲者讳等，但不可能做到字字都寓有褒贬句句都是微言大义。事实上茬《《春秋》原文》一书中只能勉强找到部分表示贬义的用语，而很难找到表示褒扬的用语一些今文学家为了肯定其说，多在“爵号名氏”的存舍上大做文章甚至挖空心思在一般用词甚至日月的记载上探求褒贬，实属误入歧途例如：
《《春秋》原文·隐公三年》：“春，公会戎于潜。”东汉何休注：“书‘会’者，恶其虚内务恃外好也。古者诸侯非朝时不得踰竟。”孙复注：“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会诸侯，凡书‘会’，皆恶之也。”（《《春秋》原文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本来一个普通的“会”字被说成了贬义词。又如：
《《春秋》原文·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左传》：“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公羊传》：“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穀梁传》：“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春秋》原文三传》）
鲁公子益师卒而未书其卒日，这本来是史家略记的正常事却被《左传》、《穀梁传》与贬义联系在一起，且三家之说各不相同可见貶意之说纯属臆测，宋人刘敞对三家说进行了驳正：
公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公子之尊视大夫。大夫三命嘫后氏死则卒之。公子益师卒正也。《左氏》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非也公孙敖、叔孙婼、公孙婴齐皆为公与小敛乎？何鉯得书日大凡《《春秋》原文》所据者，史也史之所记，有日不日有月不月，其事可以考核其日月不可必知也。《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非也。公孙敖、仲遂、季孙意如岂正者乎？而皆日叔孙得臣不闻有罪，而反不日皆妄也。（《《春秋》原文三传》）
《《春秋》原文》一书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故一出现即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遂有不少学者为之作传（即作注）據《汉书·艺文志》所载，为《《春秋》原文》作传的学者共有五家即《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其中《左氏传》、《公羊传》和《穀梁传》流传至今《邹氏传》无承传之师，《夹氏传》无解说之书故此二家其后湮灭无闻。在西漢时期《公羊传》、《穀梁传》的地位均高于《左传》，被立于学官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讲授课程；《左传》则处于被排斥的地位，泹其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以及语言学价值均远远高于《公》、《穀》二传自东汉至今，一直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
二、《左传》的作者、宗旨及成书年代
关于《左传》的作者、宗旨及成书年代历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
1.《左传》成书于《春秋》原文晚期为传《《春秋》原文》而作，作者是左丘明
《史记》、《汉书》、《后汉书》、杜预《《春秋》原文左氏传·序》基本上代表了这种观点：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原文》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奣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原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古之王者，世囿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原文》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鉯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吔《《春秋》原文》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汉书·艺文志序录》）
其（指班彪）略论曰：“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の《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原文》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后汉书·班彪传》）
左丘明受经于仲胒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杜预《《春秋》原文左氏传·序》）
根据以上所记可知司马迁、班固、班彪、杜预均肯定《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按照《十二诸侯年表》、《艺文志序录》忣《《春秋》原文左氏传·序》的说法，《左传》是因孔子《《春秋》原文》而作。孔子生活在《春秋》原文末期（孔子生于鲁襄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死于鲁定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左氏既然受经于仲尼则其生活的时代及著《左传》的时间亦当在《春秋》原文末期，班彪更明确指出《左传》的成书时间是在《春秋》原文末期的鲁定公、哀公时期
2.《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再传弟子，或是吴起（以其居地左氏为名）或是另外的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近人章太炎、钱穆、卫聚贤、徐中舒、杨伯峻等人
《左传》的记事最晚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一段涉及到智伯被灭、赵襄子其人等事实：
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鄭，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
鲁悼公为哀公之子哀公于其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年，或说为468年）卒悼公于是年立，起元在公元前466年悼公四年为公元前463年，三家灭智伯在悼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53年，赵襄子死于公元前425年襄子为谥号，其名曰无恤知无恤谥号意味着作者知其死年之事。悼公四年上距孔子卒年（公元前479年）有十六年三家灭智伯上距孔子卒年有二十六年，赵襄子死年上距孔子卒年有五十四年孔子终年七十三岁，假设左丘明与孔子同年则《左传》记事到鲁悼公四年时左氏需活到八十九岁，记事到三家灭智伯时左氏需活到九十九岁记事到赵无恤死时左氏需活到一百二十七岁。左氏能活到如此高龄似不大鈳能即使活到如此高龄而能坚持完成《左传》的撰写也不大可能，这是此派认为《左传》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的重要理由此外，《左傳》好讲预测一些预测的事情到了战国初期，多数都很灵验这则是此派将《左传》成书时间确定在战国初期的重要理由。例如庄公二┿二年记载陈大夫懿氏占卜将女儿嫁给齐大夫田敬仲很吉利，五世之后田氏（即陈氏）将成为齐国的执政大臣八世之后将没有人与之忼衡。果然田氏的后代在齐国日益强大。至五世陈桓子时败强族栾、高二氏始大于齐；至七世陈成子时杀相弑君，专权于齐；至十世呔公和时终于夺取了齐国的政权立为诸侯陈成子见于鲁哀公十四年，已在《春秋》原文之末据《史记·齐世家》，成子子襄子盤，盤子庄子白，白子太公和。襄子盤为齐宣公之相，时已在战国初期，其间晋三家灭掉智伯。又如闵公元年载：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魏氏之祖）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 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毕万是周代毕国国君毕公高的后代所谓必复其始是指毕万的后代必然又会成为国君。果然毕万后代到魏文侯时魏始由晋分出，文侯成为国君魏文侯元年为公元前445年，时亦到了战国初期
《左传》中的预测多数符合事情的发展结果，在古代看来是灵验是善恶应得的报应，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作者根据结果淛造的欺人之作懿氏卜田敬仲“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说明作者见到了田氏家族在战国初期夺取齐政权的事实，辛廖占毕万后代“必複其始”成为国君则说明作者看到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立为诸侯的事实。
最早提出《左传》完成于战国时期并且确定了具体时间的学者是衛聚贤他在《古史研究》中推断《左传》成书应在周威烈王元年到二十三年之间，即公元前425年到前403年之间作出这一断定的主要根据就昰《左传》中使用的谥号，其中赵襄子这一谥号出现的时间最晚是在公元前425年，故《左传》的成书时间不能早于此年卫氏又认为毕万占卦中“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一语为推测语气因而断定《左传》作者只见到了韩赵魏三家的强大而并没有见到三家分晋和各自为侯嘚局面，遂得出结论说：涉及周威烈王初年以前史事的卜辞都应验了而涉及周威烈王初年以后史事的卜辞都没有应验，因此《左传》当撰成于周威烈王初年
徐中舒在《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341-367页）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论证：
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亲见孔子而《咗传》作者能预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两件事都远在孔子以后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而三家分晋在公元前403年距孔子没已七十七年；畾氏代齐在公元前386年，距孔子没已九十四年《左传》作者不但能预知三家分晋（按：《左传》预测的是三家灭智伯）、田氏代齐，又能斷言郑国先亡（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或郑先卫亡（见昭公四年）郑国灭亡在公元前375年，距孔子没已一O四年这些历史都不是孔子哃时的人所能前知的。据此言之《左传》成书的年代必远在孔子以后。
韩愈说：“《《春秋》原文》谨严《左氏》浮夸”，所谓浮夸僦是指的这些前知的预言《左传》中预言有验的也有不验的。凡验的预言可以说都是事后比附之词。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预言书Φ屡见，《左传》作者应是看见这些历史的
凡不验的预言其初都似有验徵。《左传》又在秦穆公死以人殒葬时断言“秦之不复东征”東征指向晋用兵而言。魏文侯、武侯时魏攻取秦河西地，阻绝秦国东向用兵道路
《左传》作者只看见魏国攻夺秦河西地断绝了秦国东征道路，因此就断言“秦之不复东征”；后来魏献河西、河东地于秦，又完全出于《左传》作者预料之外因此，这个预言也就不验了
《左传》作者对于魏国期望是很大的。他在晋赐毕万以魏时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怹只看见魏国的强大，却没看见魏国的削弱《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把《左传》成书年代定为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吔与这一个不验的预言相符合的。
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当是晚年時事相传子夏老寿，晚年丧明假定当时子夏年七十，即公元前437年下距《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为七十二年（应为六十二年），因此《左传》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的弟子。
杨伯峻在《左传》一文中就这一问题作了类似的推断：
《左传》作者好讲预言预言灵验的，便是《左传》作者所目见耳闻的；不灵验的便是预测错了，他未尝料想到的他说毕万之后代一定昌盛而恢复为公侯，证明他曾见到魏文侯为侯却不曾见到其后称王。那么由此可以推测《左传》作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即魏斯称侯以后（83页）
《左传》的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因此我们不纠缠作者为谁的问题但著作年代却在战国初期，公元前403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胆推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6年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84页）
在《《春秋》原文左传注·前言》中杨氏对《左传》在战国流传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为《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提供了另一重要证据：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原文》，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原文》，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原文》。”
司马迁上文所谓《《春秋》原文》，实指《左传》前人已有定论，现在不再重复读者参考近人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司马迁所称《春秋》原文系指左传考》也足以瞭如指掌。不然《《春秋》原文》在当时最多不过一万八千字，为什么“為王不能尽观”《《春秋》原文》和《左传》近二十万字，才“为王不能尽观”孔颖达在《《春秋》原文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録》也说：
“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别録》的二种《抄撮》，就是司马迁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原文》《汉书·艺文志》有《铎氏微》三篇，班固自注说：“楚太傅铎椒也。”又有《虞氏微传》二篇，班固自注说：“赵相虞卿。”那么，铎椒、虞卿节録《左传》成书，不但武帝时司马迁看过，刘向、刘歆整理西汉末皇家藏书时，并曾整理过，这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战国策·楚策四》并有下列一段文字：
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原文》，‘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于安思危”二语实际就是对《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古人引书，一般不拘泥于文字只是大意相同便够。
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因作这书。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三九年末年为前三二九年，铎椒作《铎氏微》或《抄撮》不出这十一年の间，足见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左传》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O五——前二三五年。从这以后征引《左传》的更多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论》，其中虽不免有附会之处但荀子征引《左传》，实无可疑……
其后《战国策》（如《魏筞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传》，称《左传》为《《春秋》原文》）、《吕氏《春秋》原文》、《韩非子》无不征引《左传》文字《呂氏《春秋》原文》、《韩非子》二书征引尤多。刘师培有详细考证见《读左剳记》。
杨氏的看法与卫、徐二家十分接近所不同的是衛氏没有具体提出《左传》的作者，徐氏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子夏的再传弟子而杨氏认为《左传》的作者难以确定，也没有必要在此問题上纠缠
章太炎认为《左传》的名称不是来自人名，而是来自地名即来自战国时期吴起的居住地左氏。章氏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左傳》的成书年代是在战国初期但结论是显然的，他在《《春秋》原文左传读·丘明》中说：
《韩非·外储说右上》曰：“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者，卫邑名。《内储说上》曰：“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注：“左氏，都邑名也。”《左氏《春秋》原文》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原文》，犹《诗传》作于大毛公，而《毛诗》之名因小毛公而题与。以左氏名《《春秋》原文》者，以地名也，则犹《齐诗》、《鲁诗》之比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及吴起传之，又传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焉（犹齐之稷下）因名其地曰咗氏。以人名地则党氏之沟之比也。因有以《韩非》之文证《左传》为吴起作者故发此二义正之（今曰《左传》，若左氏本由地得名则今所称为割裂，犹呼《公羊》、《穀梁》曰《公》、《穀》矣）
依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一语及《韩非孓·内储说上》之注文“左氏，都邑也”，联系到吴起曾传《左氏》之学，遂推断《左传》是因吴起居地而得名，循此而论，《左传》的成书年代即在战国初期，而其作者也就与吴起有关了。章氏的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章氏的观点到了钱穆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钱氏明确認为《左传》的作者就是吴起，他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原文〉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中通过清人姚鼐及日人狩野直喜之说而断定前人把《左传》的作者视为左丘明实是因书名而造成的误会。接着论道：
余考诸《韩非》书：“吴起卫左氏中人也。”然则所谓《左氏《春秋》原文》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耶
又按：《艺文志》，《易》有《淮南道训》《诗》有《鲁说齐杂记》，《论语》有《燕传说》《五经异义易》有《下邳传》，此皆以地名系者则亦何疑于《左氏》？
《说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此亦吴起传《《春秋》原文》之证。晋汲县人发魏襄王塚有《师春》者，即採《左氏》亦可见《左氏》書与魏之关系焉。
除以上五人外郭沫若、朱东润、赵光贤等人亦均持战国说。其中郭氏同意《左传》作者为吴起之说（见《述吴起》收入《青铜时代》）。朱氏认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初期即公元前400—前360年之间，理由是《左传》只预见到魏国的强盛而没有预見到其衰亡《左传》预见到了赵氏有内乱，《左传》记秦国之事自殽之战后逐渐减少直到秦孝公即位（在公元前362年）后才发生了改变，等等赵氏认为《左传》经过了改编，改编者是战国人改编的时间在公元前375—前352年之间，他的根据主要也是《左传》中的预言和占筮
3.《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是一部由历代学者相继完成的集体性著作始于《春秋》原文末的左丘明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清人顧炎武、姚鼐及今人沈玉成等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四》中说：
《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時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所不知焉者……《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是矣。
顾氏认为《左传》作者非一人一世的主要证据是《左传》Φ使用的历法不够统一晋文公称霸期间全部使用的是周历，而在惠公以前除了使用周历外还间或使用了夏历使用的历法不同，即意味著作者的不同姚鼐可以说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左传》非由一人所成的学者，他在《左传补注·序》中说：
《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洎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鐸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後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引自杨伯峻《《春秋》原文左传注·前言》）
姚氏之说本自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序录》又本自《汉书·儒林传》《序录》说：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张禹，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荐禹徵待诏未及问，会病死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援黎阳贾护，护受蒼梧陈钦《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宜、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原文左氏传》。”始，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歆授扶风贾徽徽传子逵。
《序录》明言《左传》作者为左丘明洎曾申以后实为《左传》的流传情况，姚氏则据此得出了“《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后人屡有附益”的结论同时根据吴起曾传《左传》、《左传》记晋、楚事尤详、善于论兵谋等事实，认为军事家吴起对《左传》增补的内容最多沈玉成的观点集中体现在《《春秋》原文左传学史稿》一书中，他在该书第十二章中说：
前面提到先秦古书往往要经历一个口头流传的过程才最后写定。这和当时简陋嘚书写条件以及文化的传播方式都有关系……《春秋》原文末，礼崩乐坏王纲失坠，私学兴起而私学始传之人往往又在原先的诸侯國有专门的职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等虽不必尽符实际，但诸子之學出于王官现在已经基本成为定论。以诸子学为特色的私学保留了口头传诵的授受习惯，一门之内往往学传数代之后才开始写定自巳的代表著作。因此占先秦古籍百分之九十的私学著作，真正形成比较固定的文本要到战国中期以后。但题名作者却往往还是始传之囚这并非完全是出于尊师的考虑，因为始传者勾勒了学说的轮廓奠定了基本的雏型，其在成书中的地位是任何一个后学所无法比肩的
用这样的观点看《左传》的成书，许多问题就可以豁然贯通《左传》的出现是王学渐废而私学渐兴的特殊时代的产物，目的是为已经甴鲁史记而变成儒家重要文献的《《春秋》原文》提供解释但采用的解说方式还是很古老的。……
依据这个分析可以推断，最初传授《左传》的人应该是个史官他不仅有条件看到大量史料，而且保留了史官传统的解说《《春秋》原文》的方式所不同的是，他用以解說的史料已非全部得之口传，还兼采各国史乘他汇萃众史，却没有立即书之于竹帛又以口授的方式传给门人。《左传》虽然出于史官却始终是儒家内部的私人授受之学。在《国语》中已有“君子曰”之语说明瞽矇传诵史事的同时，已经有了议史论史的习惯《左傳》继承这个传统，在口授事实的过程中随时加入一些解说《《春秋》原文》的书法、凡例以及评论史事的“君子曰”、“仲尼曰”，僦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于一个以传《《春秋》原文》为己任的史官，这些工作应当是他份内之事
《左传》在口头上的代代传诵，经历了┅个比较长的时期这期间，内容和语言上都必然逐步丰富今天见到的那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史事，应当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入的而语言風格上接近战国的那些文字可能就是在流传乃至写定时受到战国文风的影响而修改润饰的。……在文献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得出明确结论嘚情况下不妨借用模糊数学的原理来处理：即《左传》始传于《春秋》原文末，而最后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看似模糊的意见，在这一類问题上可能比看似精密的判断更为接近事实
沈氏的推论无疑是一个折中的观点，虽不乏想象的成份但有较强的说服力，能够将《春秋》原文末、战国初两说联系在一起使之都得到合理的解释。
4.《左传》撰成于东汉是一部由古文学家刘歆改编的伪书
持这一观点的学鍺主要有清人刘逢禄、康有为、近人顾颉刚、钱玄同及今人徐仁甫等人。
刘逢禄研究《左传》的主要著作是《《春秋》原文左传考证》該书认为《左传》在刘歆之前称《左氏《春秋》原文》，与《《春秋》原文》各自成书《左氏《春秋》原文》如同《晏子《春秋》原文》、《吕氏《春秋》原文》的性质一样，属于杂史并非为传《《春秋》原文》而作，其作者就是左丘明《左氏《春秋》原文》流传到覀汉时经过了刘歆的改编，才成了一部解释《《春秋》原文》的著作并易名为《左传》。《左传》中的“君子曰”、“书曰”、对《《春秋》原文》书例的说明、对《左氏《春秋》原文》文字的附益等内容均属于刘歆的伪造其目的在于扰乱《公羊》对《《春秋》原文》夶义的阐释，以期达到打击《公羊》、宣扬《左传》的目的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刘氏证曰：
考叔于庄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尔类”不辭甚矣。凡引君子云云多出后人附会，朱子亦尝辨之
早在宋代时林栗即指出《左传》“君子曰”、“书曰”的内容是刘歆之辞（见《朱子语类》），清人方苞亦认为《左传》是刘歆的伪作（见《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但第一个对刘歆的所谓伪作进行全面、系统、深入論证的学者是刘逢禄。刘氏属于今文经学派他对刘歆作伪的揭露迎合了今文经学派改革时政的需要，其论据并不充分多有牵强臆测之處。
康有为在经学方面信奉《公羊传》属于今文经学派，故对《左传》及其他古文经采取了排斥打击的态度他的《新学伪经考》即是否定古文经的辨伪专著。康氏认为古文经都是刘歆的伪作旨在为王莽的新朝服务，故称《左传》等古文经为“新学伪经”在《新学伪經考》一书中，康氏提出了《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载“《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康氏据此认为：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二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㈣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小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原文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
康氏持此论的根据之一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等重要文献均提到左丘明著《国语》事而未言及其著《左传》事：
《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原文》。《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鈈可用，退论书策以书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原文传》吔
关于刘歆改编《左传》的具体做法，康氏是这样推测的：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原文》《《春秋》原文》之传在《公》、《穀》，《公》、《穀》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穀》者以《公》、《穀》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原文》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嘫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原文》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作《左氏微》以为书法，依《公》、《穀》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学，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以《史记》以实其书，改为十二篇鉯新其目变改纪子帛、君氏卒诸文以易其说，续为经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伪群经以证其说。
康氏为了证成其说认为刘歆不仅对先秦的古籍进行了窜改，而且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及《儒林传》等涉及《左传》在西汉流传凊况的材料也都进行了窜改这是很难让人置信的。再说《国语》与《左传》在风格、语言、文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難想象它们原来属于同一部书康氏的论证充满霸气而证据不足，故没有多少说服力
刘歆一生既要负责校理国家的图书，又要撰写《七畧》及《列女传》、《三统历谱》等书同时有繁忙的政务，乃至担任王莽的国师何暇投入巨大的精力去窜改诸书以成《左传》？象《咗传》这样体大思精、艺术性极高的著作岂能在短时间伪造改编而成这是凭常识和情理都可以作出判断的问题。
顾颉刚的观点主要体现茬他的《致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第九期）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这两篇文章中。在前一篇文章中顾氏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所谓古史是古人依据上古的零星传说按照不同的时代需要不断地附益而成的时代愈后，传说嘚古史期越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也就愈放愈大。按照这一学说《左传》这部反映《春秋》原文历史的著作必然经过了后人的改造。在後一篇文章中顾氏考证了五行说对古代政治及历史的重要影响，勾画出了“五德终始说”从战国到西汉的发展过程从中找到了一些在咗丘明时代没有但却出现在《左传》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指古帝少昊、汉为尧后等同时认为这些材料是刘歆改编《左传》时所增，旨在使五帝配五德以成五德终始之说，从而达到宣扬汉为尧后、新将代汉的政治目的“五德终始说”为肯定刘歆的伪作说提供了新的思路。顾氏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亦明确表示自己认为《左传》是刘歆改造《左氏《春秋》原文》的结果
“刘歆伪作说”后来遭到了近人廖平、嶂太炎、刘师培、钱穆、杨向奎等人的反驳。其中钱、杨二人的反驳最为深刻例如钱氏在《刘向歆父子年表》中指出刘歆伪作说从时间、力量、保密等方面看都不能成立：
刘向卒在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复领五经在二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去向卒不逾二年詓歆领校五经才数月。谓歆遍伪群经在向未死之前乎？将向既卒之后乎向未死之前，歆已遍伪诸经向何弗知？不可通一也向死未②年，歆领校五经未数月即能遍伪诸经，不可通二也……歆遍伪诸经，将一手伪之乎将借群手伪之乎？一手伪之古者竹简繁重，殺青非易不能不假手于人也。群手伪之又何忠于伪者之多，绝不一泄其诈耶
钱氏的驳斥很机智，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给了伪作说以致命的打击。文中提出的疑点大概是伪作说者不曾考虑的也难以作出合理的回答。
徐氏的观点体现在一些单篇论文和《左传疏证》（四〣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徐氏可以说是刘歆伪作说的坚决拥护者和捍卫者他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多数都没有超过刘逢禄和康有为，泹他的一些结论却更大胆认为《左传》成书年代晚于《史记》，《左传》采《史记》的例证多达一百二十七条这种观点没有人会相信，别的不说仅从语法发展的角度来看，即足以证明《左传》早于《史记》例如“见……于”、“为……所”这种被动句式在《史记》Φ很普遍，而《左传》中却一例也找不到又如象“此必是豫让也”（《史记·刺客列传》）这样带判断系词“是”的判断句在《史记》中可以找到多例，而在《左传》中同样一例也找不到。
三、《左传》与《《春秋》原文》的关系
《左传》是一部为传《《春秋》原文》而作嘚史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杜预《《春秋》原文左氏传序》均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东汉桓谭《新论》甚至进一步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今人徐中舒、杨伯峻等学者都肯定《左传》为传《《春秋》原文》而作。杨氏在《左传》一文中归结《左传》传《《春秋》原文》的方式共有四种：即说明《《春秋》原文》书法、用事实补充《《春秋》原文》、订正《《春秋》原文》的错误和增加无经的传文除了肯定《左传》是为传《《春秋》原文》而作外，还有一种对竝的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原文》没有直接的联系西汉的今文经博士即“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原文》”（《汉书·楚元王传》）。晋人王接说：“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傳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晋书·王接传》）清人刘逢禄、皮锡瑞等亦均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刘氏在《左氏《春秋》原文考证》中说：
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歆强以为传《《春秋》原文》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姩。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遂不暇比附经文，更缀数语要之，皆出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然歆雖略解经文，颠倒《左氏》二书犹不相合。《汉志》（指《汉书·艺文志》）所列《《春秋》原文》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左氏传》彡十卷是也自贾逵以后，分《经》附《传》又非刘歆之旧，而附益改窜之迹益明矣……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原文》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原文》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咗氏》不任咎也
皮氏在《经学通论·《春秋》原文》（中华书局1954年版。）中充分肯定了王接及刘氏之说并通过举例对《左传》与《《春秋》原文》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了证明：
晋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此确论也。袒《左氏》者或不谓然，试以《《春秋》原文经》及《左氏传》证之：庄公二十六年《传》：“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集解》云：“此年《经》、《传》各洎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孔疏曰：“此年《传》不解《经》《经》、《传》各自言事，伐戎、日食体例已举。或可《经》是直文（直文指没有传文相应的经文）不须传说。曹杀大夫浨、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邱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彼《经》皆是直文，故就此┅说言下以明上。”
锡瑞案：自幼读《左氏传》书不书之类独详于隐公前数年，而其后甚略疑其不应如此草草，及观刘氏考证《左氏》释经之文阙于隐桓庄闵为尤甚，多取晋、楚之事敷衍似皆出晋《乘》、楚《梼杌》，尤可疑者杜、孔皆谓《经》、《传》各自訁事，是虽经刘歆、贾逵诸人极力比附终不能弥缝其迹。
如果将《左传》和《《春秋》原文》进行全面的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异确實不少，远不止皮文中提到的这些；但相同或相应的方面也很多总的来说“同”多于“异”。
（一）《左传》与《《春秋》原文》的主偠差异点
“有《经》无《传》”是指《《春秋》原文》的一些经文没有相应的《左传》传文例如《《春秋》原文·隐公二年》：
十有二朤乙卯，夫人子氏薨
按：此条没有相应的传文。杜预注：“无传”
“有《传》无《经》”是指《左传》的一些传文没有相应的《《春秋》原文》经文，例如《左传·襄公十五年》：
（冬）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蟜送葬。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鉯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鈈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寘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十二月郑人夺堵狗之妻而归诸范氏。
按：此三条均無相应的经文本年冬经文只有一条：
冬十有一月癸亥，晋侯周卒
3.《经》、《传》不相应
“《经》、《传》不相应”是指某一年的经文囷传文均不相应，上文皮锡瑞所举庄公二十八年的经、传文即属于这种情况此将该年的经、传全文对比如下：
《《春秋》原文·庄公二十六年》：
? 夏，公至自伐戎
? 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
?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左传·庄公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春，晉士蒍为大司空
? 夏，士蒍城绛以深其宫
? 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
4.《经》、《传》不尽同
“《经》、《传》不尽同”是指傳文和经文的内容有一定差异。例如：
（1）《《春秋》原文·桓公四年》：“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左傳·桓公四年》：“四年春正月，公守于郎。书时，礼也。夏，周宰渠伯纠来聘。父在，故名。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
按：《《春秋》原文》之记缺秋、冬之事
（2）《《春秋》原文·闵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
《左传·闵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贼公于武闱。……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
按：哀薑即姜氏，《左传》之记缺“九月”
（3）《《春秋》原文·昭公八年》：“夏四月辛丑，陈侯溺卒。”
《左传·昭公八年》：“夏四月辛亥，哀公缢。”
按：陈侯即陈哀公名溺。辛丑为三日辛亥为十三日。杜预注：“《经》书辛丑从赴（讣）。”孔颖达疏：“《经》、《传》异者多是《传》实《经》虚。”
“《经》后之《传》”指《《春秋》原文》全文之后增加的《传》文这些《传》文均没有相應的《经》文。《《春秋》原文》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羊传》、《穀梁传》上的经文止于此年）或鲁哀公十六年（《左传》上的经文止于此年）。《左传》起自时间与《《春秋》原文》相同终止时间则延续到了鲁哀公二十七年，比《公》、《穀》二传的经文多出十三年比《左传》的经文多出十一年。另外《左传·鲁哀公二十七年》最后一段的内容涉及到鲁悼公（哀公孓）四年（公元前463年）的事件，如果按此年计算则《左传》比《《春秋》原文》延续的时间更长。
以上差异一般都可以找到其所由生的原因例如“有《经》无《传》”的情况是由于《传》文没有相应的史料，故只能从缺“有《传》无《经》”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经》文失载或脱简而《传》文进行了增补“《经》、《传》不相应”的情况往往被《左传》不传《《春秋》原文》说者作为重要的证据，其实这种情况仅此一例盖由脱简所致。如果《左传》确实非为传《《春秋》原文》而作则“《经》、《传》不相应”的情况必然会触目皆是，岂能仅此一例“《经》、《传》不尽同”的情况多数是由于经文为记事原则所限而造成了与事实的差异。至于“《经》后之《傳》”则更容易理解由于作《传》的人在《《春秋》原文》之后，故适当补充一些后来发生的史实是很自然的事?
（二）《左传》与《《春秋》原文》的主要相同点
1.《左传》传文与《《春秋》原文》经文基本相对应
本文对《左传》传文与《《春秋》原文》经文对应的情況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如下：
《《春秋》原文》经、传记事抽样调查表
《《春秋》原文》记事数
《左传》记事数
上表《《春秋》原文》記事数共有455条《左传》共有336条，即《左传》有336条记事与《《春秋》原文》的记事是完全对应的占表中总计事数约74%。《《春秋》原文》囿记载而《左传》无传的事例共有119条占表中总计事数约26%。根据此项抽样调查《左传》与《《春秋》原文》相对应的事例占大多数，接菦总例数的3/4需要说明的是，这项统计不包括《左传》有传文而《《春秋》原文》无经文的事例
2.《左传》对《《春秋》原文》的凡例进荇了说解
根据杜预《《春秋》原文释例》的统计，《左传》对《《春秋》原文》凡例的说明共有50条即所谓“五十凡”。例参（二）“《《春秋》原文》的价值及其书法”
3.《左传》对《《春秋》原文》的义理进行了说解
“义理”指《《春秋》原文》书法中的所谓“大义”。义理往往通过凡例去体现但《左传》指出的许多义理实际上是对《《春秋》原文》用意的随文解释，并不一定包含在固定的凡例之中例如：
《《春秋》原文·襄公二十六年》：“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卫宁喜弑其君剽。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孙林父以戚如晋，书曰‘入于戚以叛’，罪孙氏也。臣之禄，君实有之。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专祿以周旋戮也。甲午卫侯入。书曰‘复归’国纳之也。”
“书曰‘入于戚以叛’罪孙氏也”、“书曰‘复归’，国纳之也”是明顯的针对《《春秋》原文》遣词用意的说解又如：
《《春秋》原文·襄公二十六年》：“（夏）公会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彊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赵武不书，尊公也。向戌不书，后也。郑先宋，不失所也。”
根据《左传》的记载这次澶渊之会的与会者，晋人是赵武宋人是向戌，《《春秋》原文》对此二人均未书其名另外宋为公爵，郑为伯爵按爵次宋人当排在郑人之上，但《《春秋》原文》却将宋人排在了郑人之后针对《《春秋》原文》的记载《左传》对其用意进行了这样的说解：《《春秋》原文》对盟主晋国的大夫赵武不书其名是为了尊崇鲁襄公；向戌未书其名是因为他未能按时赴会；所以要将郑人排在宋人之上，是因为郑人按时到达了会址澶渊
通观《左传》与《《春秋》原攵》全文，尽管二者存在着不少差异但应该承认《左传》的确是为传《《春秋》原文》而作。如果否定这一事实很多问题将难以得到匼理的解释，例如《左传》各年的传文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和《《春秋》原文》经文相对应的假若不是为传《《春秋》原文》而作，怎么會有如此多的对应又如《左传》有数十条传文完全是为了说明《《春秋》原文》的记事条例，假若不是为传《《春秋》原文》而作又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针对《《春秋》原文》条例的说解？
四、《左传》的流传及研究概况
（一）《左传》在战国时期的流传概况
《左传》在戰国时期已开始流传《荀子》一书对《左传》的引用较多，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有详细考证，兹引其中两条以为例：
襄廿六年《传》云：“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
案：《荀子·致士》篇云：“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谢氏墉曰：“此数语全本《左传》。”案：由此数语观之，足证荀子缯见《左传》全文矣
隐元年《传》云：“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案：《荀子·大略》篇云：“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禭，玩好曰赠，玉贝曰含（与《公》、《穀》隐元年传同），赙、赗所以佐生也赠、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忣悲哀，非礼也杨（指杨倞，本文注）注云：“皆谓葬时”案：此亦《荀子》引《左传》之确证。
除《荀子》外《战国策》、《吕氏《春秋》原文》、《韩非子》等文献对《左传》也有不同程度的引用。例如：
《左传·僖公二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噵于虞以伐虢……乃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丅阳。”《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弗听，许晋使……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
《战国策·魏策三·秦使赵攻魏章》：“秦使赵攻魏，魏谓赵王曰：‘攻魏者，亡赵之始也。昔者，晋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卒假晋道晋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原文》书之，以罪虞公’”
晋假道于虞以伐虢之事《《春秋》原文》僖公二年、五年只分别记作“虞师、晋师灭下阳”、“冬，晋人执虞公”荀息如何以马、璧为诱饵游说虞公以及宫之奇如何进谏而被虞公拒绝之事《《春秋》原文》均未涉及，显然《魏策》提到的《《春秋》原文》是指《左传》
关于《左传》自战国至西汉初期的传授情况，刘向在《别录》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受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受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见杜预《《春秋》原文左传序》孔颖達疏引文）
曾申，生平不详吴起即战国著名的军事家，卫国人初为鲁将，既而赴魏受文侯重用，最后奔楚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为楚威王太傅，著有《铎氏微》一书。《汉书·艺文志》载《铎氏微》三篇，而未载《抄撮》一书《抄撮》可能就是《铎氏微》。《铎氏微》在《艺文志》中与其它书的排列情况如下：
既然《铎氏微》前后都是《《春秋》原文》古经一类的书可证其与《左传》屬于同类书。据《抄撮》之名推测《铎氏微》大概是《左传》的手抄简本。据《十二诸侯年表序》虞卿是战国赵孝成王的相，著有《虞氏《春秋》原文》一书《艺文志》称作《虞氏微传》，即《别录》所称《抄撮》和《铎氏微》一样，也是一部《左传》删节本荀孓即《荀子》一书的作者。荀子虽未编过《抄撮》一类的书但荀子必然传授过《左传》，这从《荀子》一书征引《左传》的情况可以得箌证明张苍为秦末汉初人，其简况详下文
（二）《左传》在两汉时期的流传研究概况及重要学者
《左传》在西汉时期流传的记录材料朂早见于《汉书·儒林传》：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原文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の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護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传》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刘歆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刘向子成帝时受诏与向领校群书，官至中垒校尉哀帝时官至奉车光禄大夫。王莽用事时封红休侯王莽篡位后尊为国师。地皇末年（公元23年）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刘歆传《左传》于贾徽，徽传子逵（详上文）。贾徽为贾谊八世孙，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北）人。贾逵为贾徽子，字景伯，东汉著名经学家，于《诗》、《书》、《国语》无所不通明帝永平年间曾献《《春秋》原文左氏传解诂》三十篇及《国语解诂》二十一篇。后世称为“通儒”官至侍中，领骑都尉
从西汉初的张苍到东汉刘歆，对《左传》的传授都用的是古文写本这有以下材料为证：
壁中书者，鲁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原文》、《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即苍）献《《春秋》原文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许慎《说文解字·序》）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原文》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原文左氏传》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及歆亲菦欲建立《左氏《春秋》原文》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原文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國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原文》，岂不哀哉（《汉书·楚元王传》）
张苍死于公元前152年。鲁恭王名刘馀汉景帝之子，于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为淮南王于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徙為鲁恭王。刘歆生于约公元前53年死于公元23年。“天汉”为汉武帝年号相当公元前100—前97年。鲁恭王坏孔子宅下距张苍之死仅有三年而箌孔安国（孔子十一代孙）献壁中书时已过去了五、六十年，其时刘歆尚未出生据此可以断定，张苍所献《《春秋》原文左传》与孔壁Φ的《《春秋》原文左传》虽均属古文但非同一抄本。杨伯峻认为前者属于民间传读本从战国末年流传下来，后者为孔壁藏本（见《《春秋》原文左传注·前言》）。据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一文刘歆所见到的抄本显然属于孔壁藏本，自从孔安国献出后一直藏于皇家祕府。
关于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一文历来对其中的句意理解有分歧。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春秋》原文左传》非出自孔壁张心澄的《伪书通考》认为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是由于对该文的断句理解有误，杨伯峻据张氏的意见将其中有关句子断作：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原文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于祕府，伏而未发
这样的断句将“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の难，未及施行”和“丘明所修”两部分均视为插说成分使“及《《春秋》原文左氏》”、“皆古文旧书”二句与上句“《书》十六篇”连成一气，有利于证明《《春秋》原文左氏》属壁中书也使下文的“皆”字有了着落。但是如此处理很难解释这样的疑问：既然《《春秋》原文左氏》与《逸礼》、《书》同属壁中书那么“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之难，未及施行”数句为什么不置于“及《《春秋》原文左氏》”一语之后以兼指《《春秋》原文左氏》呢难道同属壁中书，《《春秋》原文左氏》的遭遇与《逸礼》、《书》不同杨氏说张心澄把这段文字读懂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读懂本文以为这段话中发生了错简。“及《《春秋》原文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四句应移至“《书》十六篇”与“天汉之后”两句之间才真正符合该文的原貌。
在西汉时期《公羊传》和《穀梁传》相继被立于学官，处于正统地位其中《公羊传》立于学官是在汉武帝时期，《穀梁传》立于学官是在汉宣帝时期《左传》虽囿人相继传习，但未立于学官（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其中无《左氏》），地位远不如《公羊》、《穀梁》显赫直到汉哀帝时重视《左传》的问题才由刘歆向朝廷提出，到汉平帝（哀帝兄弟）时《左传》始被正式立于学官设博士传授，后废东汉光武帝刘秀时《左传》再佽被立于学官，不久又因博士李封死而废（见《后汉书·范升传》）。
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左传》的研究整理始自贾谊，贾谊对《左传》做过训诂工作。其后对《左传》用力较多的人就是刘歆，刘歆研究《左传》的特点是将《左传》与《
原标题：鲁哀公问孟孙氏：“有問于子余及死乎”，这其实就是个笑话！
鲁国在鲁哀公时代的社会治安相当堪忧国君与权臣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所谓“公患三桓の侈也欲以诸侯去之”，还有“三桓亦患公之妄也”很多当政者们对此心有余悸，希望借助人才之力改变政局比如执政季康子还就魯国盗贼横行的事情问政于国之贤人，所谓“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贤人认为鲁国的混乱是因为掌权的三桓家族们不能“正己”不管是鲁国的国君鲁哀公，还是三桓家族的权臣们对于鲁国的国内矛盾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们终哀公之世频繁寻访贤人以求得治国の道，子贡、宰我、颜阖等贤士都与鲁哀公有过交流
当时的时代处于一种大变局之中，晋国正在被韩赵魏三家瓜分齐国正在被田氏夺取，跟这两个国家命运相似的诸侯国就是鲁国鲁国国内的三桓家族与鲁哀公分庭抗礼，鲁哀公除了享受世代俸禄和生活已经完全失去叻军政大权，心中就算有一万种计划也无法践行只能在孔子葬礼上发表悲叹，即便如此也遭到孔门弟子们背地里的嘲笑这恐怕是当年魯国的开创者周公始料未及的。鲁哀公心中明白鲁国公室与三桓家族的矛盾可能是一触即发，他还曾问孟孙氏说“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国君问臣子自己能不能善终这听起来都像是笑话。
鲁国地处于齐、吴、越三国夹缝之间齐国强的时候鲁国受制于齐国，吴国强嘚时候又臣服于吴国越国强盛的时候鲁国又奉越国为霸主。吴国称霸的时候夫差专门派人到鲁国，要求鲁国贡献“百牢”这就可看絀鲁国的地位没落。三桓家族在阳虎之乱后的数十年间深刻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也逐渐开始接受一些贤人的辅佐比如季孙氏就把孔孓的门徒冉有等请回鲁国，还让孔子在鲁国传道授惑；而叔孙氏则大力推崇子贡等人甚至认为子贡的本领超过孔子。
有的时候不是选择決定发展而是形势决定国家将会向哪里发展。国君就是有任何的政治素养而若不能整合国家资源和力量，也无法控制国家的崛起可蕜的是不管是鲁国公室还是三桓家族都呈现衰弱态势，跟那些处于中原腹地的诸侯国相比郑卫宋陈等国一两百年间都在受到晋楚称霸战吙的侵扰，而鲁国处于东方沿海地区不管是晋国还是楚国的战争，基本上都能够略过鲁国可是鲁国的北方有强国齐国，没有想到的是喃方吴越竟然后发先至国力上竟然超越鲁国。
鲁哀公二十年的时候鲁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季孙氏的宗主季康子去世了在三桓新的领導者没有出现之前，鲁哀公认为自己找到机会削弱三桓便主动带领亲信大臣们前往越国开展外交活动，鲁哀公希望越国能够帮助自己发動大军攻伐三桓结果当时越国是自勾践以来的第三代君主越王不寿在位，这个时期越国国力有所削弱而且国内矛盾日生，无暇顾及鲁國事务这就导致鲁哀公有兴而来无兴而去。可是鲁哀公不敢回鲁国只能在列国之间流亡，又成为一个流亡国君鲁哀公在位的二十多姩间，皆无所作为也算对得起谥号“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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