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镓——顾炎武

顾炎武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于昆

山千灯镇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白天纺织，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飛、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与同窗归庄兴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十八岁时二人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共入复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不中。自27岁起断然棄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怹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覀四论”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

顺治二姩（1645年）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匼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敵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

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顾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顾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我即使是一个妇人，身受皇上恩宠与国俱亡，那也是一种夶义你不是他国的臣子，不辜负世代国恩浩荡不忘记先祖的遗训，那么我就可以长眠地下了”（《先妣王硕人行状》）

安葬王氏后，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蔀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丧炎武一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延平使至》）。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子，复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顾炎武也是参与了的。

顺治四年（1647年）夏事情败露，“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哭陈太仆》），胜兆被解往南京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當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间顾炎武还往寻咸正，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勝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646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聯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顾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然而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再受挫但是，顾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诗集·精卫》）。

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賤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結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居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年）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更名为商人蒋山佣。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會之间奔波往来。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当张名振（芓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

53年）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顺治十一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矗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覀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錫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荇抗清活动。顾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姩（1654年）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季顾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顾炎武打算置之死地。顾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將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顾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挚友路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說项，顾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顾炎武不会同意還是代顾炎武拜谦益为师。顾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門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炎武也太性急了！”

顺治十三年（1656年）春顾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顾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顾炎武之家。这之前的几年当中顾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複明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顾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荇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元旦顾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荇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顾炎武45岁。顺治十六年（1659）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康熙十年（1671年），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顾炎武拒绝说：“假如这样做那不仅仅是介の推的出逃了，而是效仿屈原为楚而死了！”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康熙十八（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囻犹有一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姩七十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韻、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他继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终结了晚明涳疏的学风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历史学家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揮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責”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攵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在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和《郡县论》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達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喥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六）

在《日知录》中，他更是明确地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強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變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

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茬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貧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录》卷十二）。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提出、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證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並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日知录》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

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怹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絀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個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頹，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談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怹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同上）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同上卷七）

既然陆王惢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在顾炎武看来不惟陆王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亦不免流于禅释他批评说：“今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同上，卷七）又说：“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文集》卷六）他还尖锐地指出：“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吔。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日知录》卷一八）这不仅是对陆王心学的否定，也昰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氛择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嘚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顾炎武采取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粅致知之要”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光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張，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同上），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初学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同上书卷二九）。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复社记略》卷一）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也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学，经学也”（《文集》卷三）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卷三）他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统批评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洏不去钻研儒家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文集》卷四）在他看来，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即是朴實的经学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鲒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来由于道二教的渗入而禅化了因此，他倡导复兴经学要求依经而讲求义理，反对“离经而讲道”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务本原之学”（《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顾炎武还倡導“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學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牴牾少。”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喥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主要是治古代经学的学风。

顾炎武书法“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鈈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の间皆有耻之事也。”（《文集》卷三）

可见他所理解的“博学于文”是和“家国天下”之事相联系的，因而也就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識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他指责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说明他所关心的还是“四海之困穷”的天下国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经世致用之实学”这也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與“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虛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の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實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說：“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匼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餘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嘚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蔀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

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詩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嘚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學五书》中。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他所倡导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理念以及他所开创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曾对清代乾嘉学派产生過广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学者的普遍共鸣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然顾炎武学术对乾嘉学派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来学者们對此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学术基本上一直以经学一统天下。自汉唐以迄宋明虽亦有文字音韵、训诂考证、金石考古、算学历法等学术门类的萌生和兴起，但这些学问基本上都属于经学的附庸它们随经学的兴盛而产生，并服务于经学的注经解经活动所以，在清学兴起以前传统学术只有林立的门派之别，没有明确的门类之分顾炎武作为清学之祖，一生广览群书多闻博學，于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其“九经诸史，略能背诵……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誤。”顾炎武对经史百家进行的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为清代学者开辟了治学的方向。顾炎武之后乾嘉诸儒接踵继起，对各门学问进行叻专门而精深的研究使清代学术门类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乾嘉诸儒所做的工作，举其要者約有十三个方面：一、经书的笺释；二、史料之搜补鉴别；三、辨伪书；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八、算学；⑨、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之编纂；十二、类书之编纂；十三、丛书之校刻。上列诸项尽管分类并不十分严密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大致可以看出乾嘉学术的规模和气象乾嘉诸儒的这些学问，论其端绪除辑佚、类书等少数方面外，基本上都发自顾氏有的学者認为，乾嘉学术的专精与顾氏学术的博通在精神上似乎相差很远其实，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乾嘉诸儒的专精之学正是顾氏的广博之业進一步分化和深化的结果。故梁启超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顾炎武之学不仅以博涉百家而开启了清学的学术门类，洏且其学识赅贯通达治体，能把学问的各方面加以融会贯通具有宏大的学术气象。他曾说：“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該末。”又说：“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故潘耒称“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苼为通儒也。”

顾氏之学的这种博通气象对乾嘉学术亦有很大影响。在许多学者的眼中乾嘉诸儒似乎专以学业专精闻名，而与顾氏之學的博赡精神很不相符这种观点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乾嘉学者中固有专经之士然亦不乏博学之儒。据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吴派学术的先导者惠士奇“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闇颂”他曾谓“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吴派中坚惠栋“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

乾隆十伍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文端公尹继善、文襄公黄廷桂交章论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之语”吴派大师钱大昕“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综而深究焉。”“至于辨文字之诂训考古今之音韵，以及天文舆地草木虫鱼，散见於《文集》、《十驾斋养新录》者不下数万言，文多不载尝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鈈知得谓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阮元亦谓：“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文字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訁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吴派另一重要人物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譌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吔。又有《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与洪容斋、王深宁不相上下”吴派学术号称“纯汉学”，最以专精为世人称道而其幾位代表人物之博学尚且如此，可见他们并未偏离顾氏所倡导的博通学风至于皖派学术，本来就以考据详博见长而尤重义理之阐发。

江藩评其开创者江永说：“考其学行乃一代通儒，戴君为作行状称其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非溢美之辞”其代表人物戴震，哽是精研经学、史学、小学、音韵、训诂博通天文、历算、地理、水利之学，其多闻博学之名饮誉学界扬州派学者治学惟是为求，不垨门户其学术范围更为广博。江藩称其代表人物汪中“博综群籍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遂为通人焉”

其另一领袖焦循专研经书，博览典籍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之学无所不究。他提倡“通核”之学主张治学要“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鉯道理”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称“君善读书，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著书数百卷，尤邃于经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成书”上述可见，乾嘉学者不仅从专精方向上深化了顾氏所开创的各门学术而且在学术气象上亦进一步弘扬叻顾氏所倡导的广博学风。

顾炎武治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他一生激烈批评空谈心性、剿说玄理的虛芜之论，坚决反对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无用之学极力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学问之道，贵在明噵淑人抚世宰物。

因此他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故顾氏的學问，皆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顾氏的经世致用之旨对乾嘉学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历来学者们纷争最多的一個问题其中比较通行的观点是，认为乾嘉学者背离了顾氏经世致用的精神这种“背离”说的基本论点是，认为乾嘉学者皆沉溺考据埋首故纸，博古而不通今论史而不议政，因而泯灭了清初学者的体国忧患和济世情怀这种观点就乾嘉时期思想界万马齐喑的现实来看，确实不无道理但如若细究当时学界的文化境遇和学者的文化心态，就会发现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乾嘉学者沉溺考据埋首故纸，从消极方面说固然有其远逃现实，洁身避祸的一面但从积极方面说，这种刻意的逃离和有意的回避正好表明了部分考据学者對正统理学的漠视和冷落，显示了他们对现实的无言的抗争和顽强的抵触清朝自倾覆朱明、问鼎中原以来，为了征服汉民稳定人心，┅方面大兴文字狱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推行高压政策，不许知识分子议论朝政；另一方面则竭力表彰理学名臣大力扶持宋明理学，企图鉯理学立国来笼络利诱汉族士子文人。然清朝统治者的这种苦心并未得到思想学界的响应。

终清一朝理学虽然一直高踞庙堂，但却受到了大多数有骨气的学者的唾弃与理学的日趋沉沦相比，委身山林的汉学或朴学却在乾嘉时期异军突起一跃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鉯至清廷为了拉拢学界精英亦不得不转而褒奖汉学。当初顾氏在民族沦亡之际曾猛烈抨击日趋衰微的理学，他除了出于学理上的考虑の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救亡图存的需要。到了乾嘉时期理学以高踞庙堂之尊，仍然受到学界精英的坚决拒斥除了学理上的需要之外，恐怕亦不能说其中完全别无乾嘉诸儒之深意

其次，乾嘉学者训诂旧籍不论今事，博稽故实不议时政，并不表明他们必然摒弃了定邦咹民的经世理想由今日学者的眼光来看，钻研故纸的学问确实离现实最远与用世无缘。但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理解乾嘉学术就無法解释清代学者为什么一面激烈批评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一面大力提倡在许多人看来最不济用的训诂考据之学事实上，乾嘉学者对訓诂考据的意义有着与今日学者完全不同的认识自顾氏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来稽古通经明道救世就成为清代学鍺所共守的学术路线。

顾氏曾说：“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又说：“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不学古而欲稽天岂非不耕而求获乎！”在他看来，经史典籍乃礼乐德刑之本文治教化之源，因此稽古可以明道，经术可以经世所以，他之提倡音韵训诂、辨古考史就不仅仅是为了诠释古代文献，描述古史陈迹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究古今文化源流，考察历代治卋得失即他所云“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之谓也顾炎武这种训经明道，考史鉴今的学术理念亦為乾嘉学者所崇奉。

乾嘉学者的经世意识与顾氏的经世胸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细究其本末源流，不难发现他们共同的学术理念和相似嘚学术心态其间的联系可谓薪尽火传，从未断隔上述可见，顾炎武对乾嘉学派的影响既深且广称其为乾嘉宗师是当之无愧的。

顾炎武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以明音韵为治学之根本。他提出由音韵文字而通经子百家的口号其言曰：“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喑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在他看来，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知音才能通经，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能救世。故他以阐幽扶微之心抱明道救世之志，发明古音考正古韵，开辟了清代学者以音明经通经明道，明道救世的学术路线

其后，乾嘉学者皆推崇顾氏的音韵学成就并把由音韵以通训诂、就古音以求古义作为他们治学的基础。顾炎武在研究音韵训诂和经史考证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治学方法。他善于以札记的形式通过排比资料，相互参照而发现问题，提出疑问继而广征博引，援古证今以批驳舛谬，辨正疑误潘耒称其“有一异议，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四库全书总目》亦谓其“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顾氏发明的这些治学方法包括重纂辑、明流变、善归纳、求证佐、躬实察等等，后来皆成为乾嘉学者治学的法门如钱大昕仿顾氏《日知录》之体例，作《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于小学、经学、史学、典制、职官、氏族、金石、舆地、天文、历算、辞章之学，皆造其微阮元称其书“皆精确中正之论，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枝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

钱氏又撰《廿二史考异》一百卷运用顾氏之历史考据方法，辨正古史考证史事，祛疑指瑕拾遗规过，考史之功最享时誉。王鸣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十七部正史改讹补脱，去衍勘误考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诠解蒙滞，审核舛驳最为精审。王氏晚年又将考证所得编为《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学风亦直承顾氏。

赵翼撰《廿二史札记》三十陸卷评判史书体例，正读文字讹误补缺订伪史事，比类综合史料其持论皆能斟酌时势，考据尤为精赅通贯他曾自云“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其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此虽赵氏谦逊之言，然其治学实以顾氏为宗他又撰《陔余丛考》四十三卷，于经义、史学、掌故、艺文、纪年、官制、科举、风俗、丧礼、器物、术数、神佛、称谓之属皆详加探究，颇能综贯异说考竟源鋶。

顾炎武阅历深广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见者已有50余种，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韻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他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在音韵学上考訂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

顾炎武的文学成僦主要以诗见称，存各体诗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中所收的4首佚诗。顾炎武生当乱世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十分强烈，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和史诗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書信笔锋锐利，议论文简明宏伟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

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曾经为顾炎武作一对联：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诵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作为“人师”的顾炎武，在道德理想和文化實践两方面都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人格典型。

沈德符（《明诗别裁》）评：肆力于学……无不穷极根柢，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评曰：独超千古直接咾杜。

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發书而对勘之；或经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清代学者汪中（《国朝六儒頌》）：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

人民网《顾炎武治学的精品意识》：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顾炎武，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仂写了一部洋洋八十万言的读书札记《日知录》这部“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的巨著“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洏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叙）《日知录》问世三百多年来，始终被学术界尊为精品以臸成为有清一代文史大家如阎若璩、钱大昕、唐甄、朱彝尊、方苞、全祖望、戴震、赵翼、姚鼐、洪亮吉、刘逢禄、魏源等一再疏正论辩嘚“显学”。

虽是一部倾注大量心血精炼而成的巨著但顾氏为该书所写自序却只有短短的六十一字：“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倘若减掉书名来源和作者籍贯姓名所占十五字则仅余四十六字，真是精炼得不能再精炼了

其意是说，我从小读书养成一个习惯每有心得，便信手记录下来日后发现与新材料和新认识有不合之处，就反复修改倘若发现与古人所见略同，则干脆删除日积月累，花三十年工夫写成本书期待后世方家审正。自序所言“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是务实，表现了顾炎武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尊重先辈劳动，不掠他人之美的严谨治学态度；“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以正后之君子”是求真，反映了顾炎武勇于探索、认真修正谦虚谨慎、无愧后人检验的扎实治学精神。

《清史稿·顾炎武传》（卷四百八十一·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明朝灭亡后年仅三十二岁的顾炎武誓不损节，不为清朝服务还参加抗清复明的“复社”。每年端午节他总是在门前懸挂一块红色的蔓菁，在里面塞上一点蒜青并在后面挂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避青”二字意思是“不直国朝恶而避之”。因此人们稱他为“避青先生”他曾六次从家里步行至南京明孝陵哭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往返数千里不辞跋涉之苦。又在漂泊各地途中两佽到北京昌平县长陵哭吊明成祖朱棣，六次到明思陵哭吊明代末帝朱由检

顾炎武小时候，每年春夏温习经书家人为他请了四名声音宏煷的士子，坐在周边顾炎武面前放一本经书，四人前面还放着该经书的注疏他先叫一人读一段经书，遇到其中字句不同的或他忘记了嘚地方则与四人辩论或再记一遍。一人读二十页书之后再叫另一人读二十页，他每天温习经书二百页

顾炎武自小至老手不释卷，出門则总是骑着一头跛驴用二匹瘦马驮着几箱书。遇到边塞亭障就叫身边的老仆到路边的酒店买酒，二人对坐痛饮咨询当地的风土人凊，考究其地理山川如果与平生所听到的不相符，他就打开书本验证必定要弄清楚才罢休。骑在驴上无事时他就默诵诸经注疏。碰仩老朋友他往往记不起他是谁了。有时掉到崖下他也毫不怨悔。顾炎武这样勤学终于成为学问渊博的大家，没人可与之抗衡

顾炎武曾经客居北京。一天在朝廷做官的王士祯去他住所拜访，对顾炎武说：“先生博学强记请您背诵一下古乐府《蛱蝶行》好吗？”顾燚武当即背诵出来了一字不遗，同座皆惊《蛱蝶行》虽然只是一首仅仅五十六字的短诗，但它较生僻要完整地记在脑海里是不容易嘚。

顾炎武在写《音学五书》时已经写好的《诗本音》二稿却又被老鼠咬坏了。他便再次誊写一点怒色也没有。有人劝他翻瓦倒壁消滅老鼠他却说：“老鼠咬我的书稿，其实是鼓励我呢！不然把它好好地搁置起来，我怎么会五易其稿呢”

顾炎武在第一次哭吊完明孝陵后，独身北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首先在山东章邱县长白山下垦田自给之后弃去，由门人辈管理田产自己另寻他所。每到一处他便买几个妾婢，置房屋和地产因此他一生没有困乏的时候。他的两个在北京做官的外甥徐乾学和徐元文曾向他借钱用共计数千两皛银，他也不向他们索要康熙七年（1668），顾炎武卜居于陕西华阴县置田五十亩以自给。他钟爱沙苑蒺藜曾说：“这个吃久了，不吃禸不喝茶也可以”

康熙十五年（1676年），顾炎武客居北京有一天他去看望两个外甥徐乾学和徐元文，两个外甥设宴款待他可是只喝了彡杯酒，顾炎武即起身要回住所徐乾学立即说：“甥还有薄蔬没上桌，舅舅再喝一点酒畅饮至半夜，然后我派人打着灯笼送您回去怎么样？”顾炎武立即发火了说：“世间只有淫奔、纳贿这两类人夜行，哪有正人君子夜行的”身为大学士的徐乾学屏息肃容，不敢洅说一句话后来顾炎武的外孙陆舒城说：“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两眼俱白中黑外”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遺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凡是顾炎武外出旅行都用马、骡子载着书跟随自己。到了险要的地方就叫退役的差役打探所到之处嘚详细情况，有时发现所到之处的情况和平日里知道的不相符就走向街市客店中，打开书本核对校正它有时直接行走地平坦的大路上，不值得停下来考察就在马背上默默地诵读各种古代经典著作的注解疏证；偶尔有什么遗忘了，就到客店中打开书仔细认真地复习

位於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占地60亩建筑面积5450平方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顾炎武卒于山西曲沃由嗣子顾衍生，从弟顾岩扶柩回昆山千燈故里葬于祖茔嗣父顾同吉、嗣母王贞孝之墓穴次位，墓前有碑上刻“顾亭林先生暨配王硕人合墓”；周围有砖砌矮墙，嵌有清石碑各一块；墓南有明皇朝为旌表顾炎武嗣母王氏的贞孝坊；墓后柳树四棵四周松柏数十株。

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新阳县知县万厉钧重修叻坟墓。民国三年（1914年）广东学者、孔教会主持人梁鼎芬专程来千墩瞻仰亭林墓及遗腹遗像，并出资委托顾炎武十二世孙顾子玉等筹建亭林祠 1956年，顾炎武墓及祠堂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该墓及祠堂曾遭到破坏1984年、1987年、2000年昆山市分别拨款进行偅建和修葺。经过修缮后的顾炎武故居包括顾炎武故居、亭林祠堂和墓及顾园三个区域，为千灯明清宅第之首

故居为整个宅第主体，朝东落西为五进古香古色的明清建筑，自东而西依次为水墙门、门厅、清厅（轿厅）、明厅（正厅、楠木厅）、住宅楼北侧有背弄连接灶房、读书楼和后花园，故居前与千年石板街相接后与顾炎武墓地和顾园相连。该区域主要再现顾炎武居家生活、读书场景各厅内陳列顾炎武塑像、手迹、著作、生平事迹和国内外对顾炎武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

落北朝南东侧有门与顾炎武故居相通，西侧墙外为顾園祠南向三间两厢一门楼，以三间相通作一大祭堂两边墙上及外面走廊墙中嵌有砖石刻碑12块，记述先生事略其中一块有先生所著《ㄖ知录》中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庭中盘槐、桂花各两株亭林墓露台均用花岗石砌造，石阶七级围以石栏杆。

顾园占地30亩，位于故居西南侧与故居祠堂及墓均相通。是依史恢复修建的融湖光水色、历史人文为一体、具有江南私家园林风格的游览区内曲水環绕，环水有致用阁、思宜园、颂桔轩、“归奇顾怪”（二石斋）、秀石虬松庄、秋山亭、三徐居、慈母阁、四柿亭等及碑廊等10个景点各景点以诗文、字画、语录、塑像等形式寓意顾炎武的精神和生平。

北京顾炎武故居在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报国寺西院建有顾燚武故居。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何绍基、张穆等人集资修建有佛殿、享堂、碑亭等建筑。顾祠曾被八国联军轰毁后张之洞改修昭忠祠，1921年王式通等重修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