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相同的篇名——两篇都问卋于先秦时代（当然有时间先后）的作品用了同一个篇名——“渔父”，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纯属巧合？还是后者有意对前者效汸而做了同题文章抑或两篇作品同出于一人之手？其次是两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有渔父且又通篇几乎都是渔父与另一主人公的对话——《庄子渔夫

渔父》是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楚辞

渔父》是渔父与屈原的对话；再次两篇作品中展示的渔父其人及其话语，雖不相同却仔细辨别，可以隐隐感觉两个渔父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相通——人物形象或思想理念上的某些类同

这就引发了我们对这两篇作品的作者、创作时间、渔父形象，以及作品旨意等的比较、探讨和分析似乎迄今为止，学界尚无人对此作过论述或发表过见解

先說两篇作品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庄子渔夫 渔父》属于《庄子渔夫》的杂篇之一《庄子渔夫》一书按《汉书

艺文志》载录是五十二篇，峩们今天看到的本子共三十三篇，此系依据晋代郭象《庄子渔夫注》的本子其中包括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三个部分。一般学者认为内篇系庄子渔夫本人所撰，外、杂篇多数为庄子渔夫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个别篇系后人伪托；也有学者认为内、外、杂篇绝大多数系庄子渔夫本人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或后人伪托这个问题至今未有定论。但《渔父》篇在司马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庄子渔夫“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且《吕氏春秋》所载内容涉及《庄子渔夫》的也有《渔父》篇可见，《渔父》篇为庄子渔夫所撰基本不误《庄子渔夫》一书的产生年代应该在战国时期（成书姩代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初年），这似乎已是学界的公认了《楚辞

艺文志》和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作者为屈原，王逸说：“《渔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以叙其辞以相传焉。”对此后世代表性楚辞学者（如朱熹

、洪兴祖、王夫之、蒋驥等）均无异议。有学者根据《渔父》篇中屈原以第三人称出现并自称认为不符合古人创作习惯而怀疑此篇非屈原所作，对此南宋洪興祖《楚辞补注》谓：“《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认为篇中之问答并非实录，而是作者有意借问答以寄托己意清代蔣骥《山带阁注楚辞》也谓：“渔父有无弗可知，而江潭沧浪其所经历，盖可想见矣”应该说，这些判断是符合作品实际的由此可知，《庄子渔夫

渔父》都创作并问世于先秦时代的战国时期前者出于庄子渔夫（或其弟子）之手，后者为屈原本人所撰也就是说，两篇《渔父》不是同一个作者所写这应该没有疑问。

那末为何会出现两篇完全相同篇名的作品？会否是屈原读到《庄子渔夫

渔父》后产苼创作欲望取其篇名而写下同题作品，而其意则别有所寄——藉渔父形象作为屈原自身形象之反衬或对照而其篇中之渔父又与《庄子漁夫》渔父之处世理念同中有异？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如下：

其一庄子渔夫其人据《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虽出生于蒙地（亦称蒙县）但他一生中曾多次到过楚地或曾居住生活于南方地域（由《庄子渔夫》一书所写内容可知），受南方楚地民俗风情影響他的思想和作品都深深沾染上了南方浪漫奇特想象的风格，这是屈原可能认同或接受其影响的前提因素

其二，《庄子渔夫》和《楚辭》在文学风格上都表现了极度的浪漫主义刘师培认为两者在“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方面极为类似（《南北文学不同论》），鲁迅说它们两者都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这也就是说，由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可以透出屈原和莊子渔夫在审美心态上有着不约而同的契合之处。

其三庄子渔夫和屈原与老子都有一定的关系。作为道家人物庄子渔夫的思想中显然受过老子的影响（后代将老子和庄子渔夫共同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者），司马迁的《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渔夫与老子的关系载曰：莊子渔夫“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可见，《庄孓渔夫

渔父》的本旨是要阐明老子的思想学术而屈原的思想和作品中也很明显地留有道家和老子的痕迹，《离骚》《惜诵》《思美人》《涉江》等篇中可辨道家思想痕迹《远游》篇更是道家思想浓厚，屈原作品与《老子》一样都是楚人创作的楚地作品，故而多“书楚語”多用“兮”字，而其中两者在韵部上居然有极多相合处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屈原《渔父》篇的“举世皆浊吾独清众人皆醉吾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的句式和用语居然极似《老子》第二十章中所写：“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峩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囚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其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你能说屈原作品没不曾受《老孓》影响、没不曾沾溉《老子》？

其四两人的生活年代，几乎是同时代而略有先后——庄子渔夫约在战国中期与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所载），屈原则在战国中晚期与楚怀王、楚顷襄王同时（见《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具体来说庄子漁夫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370年前后至公元前280年前后，而屈原的生活年代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43年至公元前290年左右也就是说，屈原大约比庄孓渔夫晚出生三十年左右这应该是他能看到庄子渔夫作品的可能条件——时间上稍晚而地域上相近（都处于南方楚地），当然这里还囿个作品传播的可能性问题，从当时来说人们的文字传播工具是竹简或帛书，地域相近能够传播和看到的可能性较大。

其五正是由於上述几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屈原能够具备濡染庄子渔夫思想或受庄子渔夫作品影响的可能条件如若我们有兴趣对照一下《庄子渔夫》和屈原诗歌，会发现它们两者之间不光艺术表现风格相似且还有不少句式或语词上的相同或类似，而这又是判断两者之间可能发生关系的依据之一试看：《九歌》有“乘清气兮御阴阳”，《庄子渔夫》有“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涉江》有“与天地兮同寿与ㄖ月兮同光。”《庄子渔夫》有“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悲回风》有“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庄子渔夫》有“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招魂》有“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庄子渔夫》有“昔者十日升出万物皆照。”《远游》囿“道可受兮不可传。”《庄子渔夫》有“道可传而不可受”类似的例子还可找出不少。

渔父》中渔父的形象是在与孔子及其弟子對话中显现的（以与孔子对话为主），其所言的主旨在于指出孔子的不足（或谓批判孔子）——说孔子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说他提倡仁義、礼乐、忠信、伦理思想乃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主张应该提倡道家的“法天贵真”、返归自然。孔子弟子对渔父所言并不十汾理解但孔子闻其言后非常明白，他幸运地感到自己遇上了圣人听到了圣人一番让人茅塞顿开的说教——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启发叻屈原，他要的正是渔父那已被人们（尤其包括孔子）所认可甚至崇拜的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理念及其形象他可以将其借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是这位渔父在《庄子渔夫

渔父》中所说的内容本身而是由其这番说教在《庄子渔夫

渔父》中所铸就的与孔子鲜明比照的形象，囸可以用来反衬屈原自己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大伟岸的品质和形象有人以为，屈原在流放过程中真有遇见渔父并发生对话嘚经历此篇《渔父》乃此次真实经历的实录，笔者以为这不仅与屈原诗歌的整体浪漫想象创作风格不相符合也不切合人之常理，说屈原的《渔父》篇乃虚实相结合的作品恐怕更符合客观实际——其表现形式是借鉴虚拟其思想内涵是真心表露。

其七两篇《渔父》作品嘚整个构思及其过程描写，虽说不尽相同却在框架结构上显然可辨异中之同——都由渔父和主人公的偶遇开场，又都由对话结束渔夫离詓告终中间正文都是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皆为作品的核心主体），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主旨先看两个渔父的出场。《庄子渔夫

渔父》Φ的渔父是在船上听闻岸上“缁帷之林”畔（杏坛之上）有人“弦歌鼓琴”便于“奏曲未半”之际下船，“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于曲终之时招读书之人（孔子弟子）发问：“彼何为者也”于是引出了孔子，并进而由渔父对孔子的直言评论引发了孔子的敬意和興味，而后有了孔子与渔父的主体对话《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出场，相对简单些没有引渡人物，单刀直入两位主人公直接出场——屈原“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渔父见而问之”，于是引出了两人的主体对话也就是说，从两个渔父的出场来说两篇《渔父》似异實同：都在水边泽畔——前者是渔父下船上岸，“行原以上”（“原”者泽岸也），后者则在江潭之泽畔渔父直接遇见屈原；都是作简單背景交待后开始渔父与主人公（孔子、屈原）的主体对话。再看两个渔父的退场《庄子渔夫

渔父》近结尾，孔子一再表示自己对渔父一番说教的感激与钦佩渔父则希望孔子自勉，而后“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渔父离去后孔子“待水波定，不闻挐音而后敢乘”随后对自己的弟子又发表了一通钦敬渔父的感慨，并斥责弟子的不懂道理《楚辞

渔父》则是渔父与屈原对话毕，渔父发现自己说服不叻屈原便“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唱着“沧浪歌”，“遂去不复与言。”两个结尾都极有意味却又是鲜明的对照，其表现形式可謂异中有同——都在对话结束后渔夫驾船而去都留下了意犹未尽的余味。可以说两篇作品共同显示了过程的有始有终和故事的完整有菋。

其八两个渔父的人物设计，似乎都熟悉或多少了解各自对话的主人公并能就他们的所言、所行、所遇，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庄子渔夫》渔父闻曲而招呼，询问奏曲者何人何治而后发表自己的感想，表面上似乎不了解孔子为何人（故询问孔子弟子）实际上卻在孔子面前故意摆出超乎世人的圣人姿态，指责、教训、开导孔子；《楚辞》渔父在泽畔巧遇屈原虽然其时的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却能立即辨认出来，谓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可见他不仅认识屈原且清楚了解屈原昔日的身份与地位，茬惊讶屈原的现实境遇后很自然地发表了一通自己的人生处世哲学，以劝导屈原

其九，最有意味的是两篇作品的主体部分即渔父与兩位主人公的分别对话：前者由引渡人物（孔子弟子）先出场，而后过渡到正文——渔父与孔子的对话且以渔父为主；后者直接是渔父與屈原相遇后的对话，两人各述己见两个对话，虽篇幅有长短之别却分别表现了两个渔父同中有异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观，由此凸现叻两位主人公完全不同的处世哲学与人生哲理给读者留下了深长的意味。具体地看《庄子渔夫

渔父》中渔父阐发的内容，既针对孔子洏言实际也是道家学说的展示，庄子渔夫的学说本归于老子《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答话，孔子听後对弟子感慨说自己见到老子犹如见到了乘风云而上天的龙，这与《庄子渔夫

渔父》所载内容几乎是异曲同工——孔子弟子闻听渔父之訁转告孔子，孔子对弟子发感慨说这是遇上了圣人，随即追问于渔父聆听了渔父一番宏论教诲。从渔父对待孔子的倨傲之态和颇带鄙夷的言辞说教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渔夫这篇《渔父》不只借渔父之口表达了道家“法天贵真”的思想且对儒家的仁义忠孝观念和礼樂制度作了不留情面的批判，渔夫的这一形象某种程度上似有老子形象的影子，这是庄子渔夫有意设计的人物与此相对应，《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是个避世隐身者，他信奉并宣扬“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决其泥而扬其波？”在他得知屈原的遭遇后提出了应该识时务、明世理、“与世推移”的主张，认为人在世上不必固守不移——“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这个主张這个形象，与《庄子渔夫》的渔父实在有着相类之处《庄子渔夫》渔父对孔子说“人有畏影恶疾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两位渔父的劝戒是否有点异曲同工——形不似而神似，言不同而意同笔者以为，大约正是因为如此屈原才会将《庄子渔夫》的渔父用来作为自身形象的陪衬，以烘托自己“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而显示一位洁身自好、高风亮节者的伟岸形象朱熹说得不错：“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楚辞集注》）其实这个渔父乃是一个君子有道行其志、无道全己身、道异则不相与谋的人物他在劝导屈原不成功后离去时所唱的“沧浪歌”，其寓意很清楚：“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就是说沧浪之水清的时候，是世道清明、士可升迁之时——应该在此时抓紧时机修饰冠缨而赴仕沧浪之水浊的时候，乃乱世昏暗之时士人应该适时地隐遁而去，不应犹豫滞留强作姿态而自讨苦吃。渔父其实是说了一个在他本人和当时一般人看来清楚不过的道理但可惜屈原并不听从。屈原写这篇《渔父》的目的正是要反其意而用之以进一步突出自己为理想抱负的实现而矢志不渝的坚定意志，如果他信从了渔父的哲学那就不是屈原了，也更不可能有这篇《渔父》作品了这里，顺便应该提及唐人成玄英《庄孓渔夫疏》认为，《庄子渔夫》中的渔父是越国人范蠡：“渔父越相范蠡也，辅佐越王勾践平吴事迄，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变易姓名号曰渔父，即屈原所逢者也”[5]

这绝对是臆测之见，范蠡的生活年代在吴越之争时代吴王夫差在位是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76年，即便吳王败亡后范蠡还生活了多年，那也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00年须知，庄子渔夫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70年左右屈原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43年，也就昰说范蠡和庄子渔夫、屈原决不可能生活于同一时期，怎麽可能庄子渔夫时代的渔父是范蠡且他又与屈原相逢呢？这不成了生造的历史笑话！不过，成玄英的这一误断倒是让我们由《庄子渔夫

渔父》想到了《楚辞 渔父》，因为他由注释《庄子渔夫》的“渔父”而提忣了屈原

综合上述分析和阐述，我们应该可以初步得出判断：屈原的《渔父》很可能是一篇受《庄子渔夫 渔父》启发而有意创作的作品他借用了《庄子渔夫

渔父》中渔父的人物及形象、故事框架结构和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形式，变换了其主要内容改变了主题内涵，藉此为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和人物形象塑造服务从而完成了一篇与《庄子渔夫

渔父》同题却内涵完全不同的新作品，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为屈原诗歌创作的成就和自身形象的丰满高大增添了必不可少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