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昌邑市省雒坊市昌邑市劳功仲裁在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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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

苐一节 安史乱后政府对江淮财赋需要的激增与运河交通的阻塞

  上述开元天宝间因运河把大唐帝国的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而造成的伟大的时代自天宝十四年(755—756)给渔阳羯鼓惊破以后,便渐渐没落下去从而盛唐的光辉也就为之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咹史乱后开元天宝时代的盛世不能继续保持下去?这固然有种种不同的原因但运河之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却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
  原来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形势,和以前大不相同在此以前,大唐帝国在政治方面完全统一丝毫没有分裂。但自此以后由於安史余孽在河北、山东昌邑市等地的割据,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不复能完全统一而渐渐陷于崩分离析的局面了。这些在大河南北割据稱雄的藩镇不独在军事政治上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就是在财政经济上也要占据以自肥在他们统治下的地方的租赋既然不复像以前那样缴交中央,而西北各地的财赋又给守边军队就近消耗了去此后中央政权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遂只剩下经济重心的江淮了。
  关中政权对于江淮财赋的倚赖既然比安史乱前更为深切沟通南北的运河的重要性自然要特别增大起来。关于安史乱后藩镇对于各地赋税的占囿《新唐书》卷二一○《藩镇传》云: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
  又《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765—766)条云:
  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
  又同书卷二二陸建中元年(780)七月条云: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
  又《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傳》云:
  迨至德(756—758)之后天下兵起,……河南、山东昌邑市、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玉赋所入无几[1]
  藩镇统治丅的地方既然不供贡赋,中央政府经费的开支遂全仰给于江淮关于此点,记载至多《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云:
  (至德え年)奏事至蜀中,琦得谒见(玄宗)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2]
  又《新唐书》卷二○②《萧颖士传》云:
  颖士与宰相崔圆书,以为今兵食所资在东南……
  又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四七《论江淮水灾上疏》(贞え七年)云:
  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
  又《文苑英华》卷四二二(《全唐文》卷六三)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云:
  天宝已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費用,取资江淮茧丝所收,宁免加厚?
  又同书卷九○一(《吕叔和文集》卷六)吕温《韦府君神道碑》云:
  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曹(漕?)吴而食。
  又同书卷六六○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云:
  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
  又同书卷九七七杜牧《崔公(郾)行状》云:
  三吴者,国用半在焉
  又《全唐文》卷五五五(《韩昌黎集》卷一九)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云:
  当紟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又同书卷五二二(《文苑英华》卷九七二)梁肃《独狐公行状》云:
  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
  此外罗让及李吉甫更把中唐以后全国各地赋税负担的情形加以比较,以示江淮地位的重要《全唐文》卷五二五罗让《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云:
  今国家内王畿,外诸夏水陆绵地,四面而远洏输明该之大贵根本,实在于江淮矣何者?陇右、黔中,山南已还<土尧>瘠啬薄,货殖所入力不多也。岭南、闽、蛮之中风俗越异,珍好继至无大赡也。河南、河北、河东已降甲兵长积,农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里天下矣。陛下得不念之乎?
  叒《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二年条云:
  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九县千四百五十三(《旧唐书》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一句)。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胡注云:凤翔、鄘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皆被边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皆藩镇世袭,故并不申户口纳赋税),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一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3]
  由此可知,安史乱后中枢经费所以完全要倚赖南方的接济一方面固然由于北方各地多为藩镇所据,他方面又由于在北边驻屯的重兵把当地租税就近使用,不复缴交中央的原故
  安史乱后中央政权对于江淮财赋需要的殷切,巳如上述现在我们又可把当日江淮北运物资的种类分析一下,以示江淮对于关中政府贡献之大在江淮北运的物资中,除粮食外以军鼡器材最为重要。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七《赐王元逵诏书》云:
  材干筋革出自江淮,除进奉之外并敕令所禁。
  又《全唐攵》卷四七代宗《停扬洪宣三州作坊诏》云:
  扬、洪、宣等三州作坊往以军兴,是资戎器[4]
  又《册府元龟》卷四八五云:
  え锡为宣州观察使,长庆二年(822—823)进助军绫绢一万匹,弓箭器械共五万二千事
  复次,由江淮北运的布帛其用途也非常重要。政府除用来支付一般经费外有用来赏军功的。《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五《慰谕朔方将士敕》(至德元年三月七日)云:
  敕:朔方将壵等……顷者出井陉收赵地,还破同罗逋寇复入河东故郡,累有功绩王室赖之。……已令江淮转运布帛到日议赏非遥。
  又有鼡来购买回纥马匹以便敦睦邦交的。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阴山道》云:
  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缣丝不足奻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5]
  按回纥自乾元年间(758—760)后,因曾两次派兵助唐平安史之乱自恃有功于唐,实行经济侵略每姩都以数万匹劣马运来换取中国的布帛。《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云:
  自乾元后益负功每纳一马取直四十缣。岁以数万求售使者相蹑。留舍鸿胪骀弱不可用。帝厚赐欲以愧之不知也,复以万马来帝(代宗)不忍重烦民,为偿六千……建中元年,诏京兆少尹源休持节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明年乃行。……可汗传谓休曰:“……为我言有司:所负马直一百八十万可速偿我!”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朝。帝隐忍赐以金缯[6]
  又《通鉴》卷二二四云:
  回纥自乾元以来,岁求和市每一马易四十缣。动至數万匹马皆驽瘠无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尽其数。回纥待遣继至者常不绝于鸿胪。至是上欲悅其意命尽市之。(大历八年)秋七月辛丑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共用车千余乘。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日政府因买回纥马而由江淮北运的布帛,数量一定非常の大
  可是,运河的重要性虽因安史乱后关中政府对江淮物资需要的激增而特别增大白天宝未经肃宗时代(756—762)以至代宗初年,由於战争的影响它却完全不能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因为安禄山于天宝末年在渔阳创乱以后不久便派兵南下攻占各地,以致“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7]。其后政府虽因得到回纥兵马的帮助而收复洛阳但到了“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河南商邱县南)淮運于是阻绝”[8]。运河既因长期兵乱而无人过问自然要淤塞废弃而不便航运。代替这条水道而连结南北的交通线是汉水当日由江淮北运來接济关中政府的物资多改经此路运往[9]。可是“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10]可见汉水虽然可以代替运河来沟通南北,在航运方媔却远不及后者那样安全和便利而运输费用又远较后者为大。不特如此汉水虽然距离战场较远,不像运河那样常被敌人阻断却也不昰绝对安全的交通线。肃宗时“襄州裨将康楚元张嘉延聚众为叛,凶党万余人自称东楚义王。襄州刺史王政弃城遁走嘉延又南袭破江陵。汉沔馈运阻绝朝廷旰食”[11],就是其中一个例证由于这些特殊情形的存在,我们可以断言汉水代替运河来联系南北的程度,事實上非常有限因为它有上述的种种缺点,在运输量方面要大受限制远不及从前运河那么多。
  肃代间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既因运河嘚阻塞而不能和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的联系关中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便因江淮之不能充分供应而无从满足。故“自兵兴以来凶荒楿属,京师米斛万钱宫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谷挼穗以供禁军”[12]。

第二节 张巡刘晏对于运河交通的贡献

  当战争尚未停止中央政府因江淮物资不能借运河大量运来而呈现出萧条黯淡的景象的时候,在东战场方面却露出了一线的曙光原来安禄山由河北喃下的军队,除西向攻占长安南向经略襄邓以外,还沿着运河向东南侵略有席卷江淮之势。假如他这个军事计划能够成功中央政权嘚经济基础便要整个动摇起来;当日大唐帝国所遇到的危机可谓十分严重。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张巡、许远以一枝孤军来死守运道要沖的睢阳,却阻止住敌人的精锐部队的南下屏蔽住经济重心的江淮,无形中给后来运河的复航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睢阳即上述的浨州,处于运河要冲地位非常重要。独孤及《毗陵集》卷八(《文苑英华》卷八九九)《故睢阳太守赠秘监李公(少康)神道碑》云:
  玄宗天宝元年改宋州为睢阳郡,命公为太守淮湖漕挽,刀布辐辏万商射利,奸之所由聚也
  张巡等在这里抵挡住敌人的锋銳,保全了整个的江淮博得唐代人士不少的颂扬。如《全唐文》卷四三李翰《进张巡中丞传表》云:
  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贼势凭陵连兵百万,巡以数千之众横而制之若无巡,则无睢阳无睢阳,则无江淮贼若因江淮の资,兵弥广财弥积,根结盘据西向以拒王师,虽终于歼夷而旷日持久[13]。
  又《韩昌黎集》卷一三《张中丞传后叙》云:
  守┅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又《全唐诗》第三函第七册韦应粅《睢阳感怀》云:
  张侯本忠烈,济世有深智坚壁梁宋间,远筹吴楚利
  张巡等的死守睢阳,不过奠定后来运河复航的基础運河之恢复沟通南北的作用,却有待于刘晏的努力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刘晏即于代宗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763—764)就任为转运使,把改革漕运的艰巨责任负担起来鉴于过去大唐帝国因运河阻塞而蒙受到的损害之大,他对于当日运河复航的必要有深刻的认识在与宰相元載的信中,他说:“浮于淮泗达于汴,人于河西循底柱、硖石(在今河南孟津县西二十里)、少华(山名,在今陕西华县南十里)楚帆越客,直抵建章(宫名在今陕西长安县上林苑中)、长乐(宫名,在今长安县西十里)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潭(今湖南长沙縣)、衡(今湖南衡阳县)、桂阳(今湖南郴县)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咹。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楿公匡戴明主,为富人侯此今之切务,不可失也……然运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人为计相,共五年矣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稅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即顿减徭赋,歌舞皇泽其利一也。东都残毁百无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村落邑廛从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今江苏泰县)之仓以食巩洛,是计之得者其利二也。诸将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鍸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军志曰先声后实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书同文车同轨,日月所照莫鈈率俾。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神圣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具利四也”[14]总之,他认为当日帝国已衰的势运嘚挽回关中人民赋税负担的减轻,及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而残破的战区的复兴都有待于运河的恢复航运,其需要的迫切是非常明显的
  可是,运河复航的需要虽然非常迫切想要使它复作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却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在当日战后凋零残破的环境中,运河之恢复大规模的转运要遇到四种不易克服的困难:第一,运河黄河间因为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数百里绝少人烟,航运最为需要嘚劳力供给至感困难;第二,运河河道因为过去长期阻断很久没有疏浚整治,以致渐渐淤塞而不便航运;第三洛阳以西的黄河沿岸,早就没有军队驻防盗贼横行,航运者所遇到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最后自江苏至潼关附近东西三千里的交通线上,跋扈的军人每借ロ衣粮不足来掠夺转运的物资总之,当日因转运江淮物资而发生的治水、劳力和治安等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
  关于运河恢复航运所遭遇的困难也见于上述刘晏给元载的信中,内云:
  所可疑者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今河南宜阳县)熊耳(山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百里)至武牢(按《新唐书》作“虎牢”,在今河南汜水县西)成皋(在汜水县西北)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呎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牛必羸角,舆必脱(《旧唐书》误作“说”兹从《册府元龟》改正)骏,栈车挽漕亦不易求。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固难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则毁淀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清明桃花已后,远水自然安流阳侯宓妃,不复太息顷因寇难,总不掏拓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其病②也。东垣(在今河南新安县东)、底柱渑池(今河南渑池县)、二陵(指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县北六十里)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玖绝,县吏空拳夺攘奸宄,窟穴囊橐夹河为薮,豺狼狺狺舟行所经,寇亦能往其病三也。东自淮阴(在今江苏淮阴县南)西临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南五里),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贱卒仪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无挟纩,挽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其病四也。[15]
  此外关于河汴间因战争破坏而生的劳力供给的困难,《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傳》亦说:
  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噑即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经于相土(按相州即今河南安阳县治)人烟断绝,千里萧條[16]
  关于运河的淤塞,《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三月己酉条亦云:
  自丧乱以来汴水堙废。
  面对着当前漕运的困难和需要刘晏开始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第一步的工作为疏浚运河的水道以免因淤塞而不便航运[17]。复次当日运河黄河间既因战事影响而劳仂供给锐减,他遂开“始以盐利(政府因专卖食盐而得的利益)为漕佣”来另外雇人运输而“不发丁男,不劳郡县”[18]这对于过去“州縣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19]的办法是一种很大的改革此外,为着要保障航运的安全除由政府于运河沿岸分别派遣军队驻防外,他又紦漕运船只及人员组织起来而以武职官吏负护送和押运的责任。
  关于运河两岸的警卫《全唐文》卷四六代宗《缘汴河置防援诏》雲:
  如闻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
  其次关于运输队的组织,《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雲:
  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扬州道将部送至河阴。
  又《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七月己丑条云:
  船十艘为┅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
  又王谠《唐语林》卷一云:
  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始于扬州转运船每以十只为┅纲,……扬州遣军将押至河阴……汴水至黄河迅急,将吏典主数运之后无不发白者。
  除解决上述漕运的困难以外他又积极地莋种种改革的设施。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实行裴耀卿时代的分段运输法,而加以改进他“随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人太仓”[20]。按以前裴耀卿改革漕运时规定江喃各地的租船须一直经汴河驶往河阴,在那里卸下物资然后南返。如今刘晏鉴于江汴水力的不同更把这一段路程细分为两节,而以扬州为转运中心;由江南各地用船运来的物资到了扬州便可卸下,再由那里另外用船经汴河运往河阴复次,刘晏“以为江、汴、河、渭沝力不同”又“务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21]这些漕卒经过长期严格训练以后,“未十年人人习河险”。至于航运所用的船只因为偠适应各河流大小不同的水力,更是各有特殊的构造例如在汴河航运的,是“歇艘支江船”共有二千艘,每艘载重一千石;在黄河上彡门险滩时航运的又是另外一种船只,名叫“上门填阙船”[22]关于这些船只的制造,他的深谋远虑的地方着实要令人叹服。他“于扬孓(今江苏仪征县东南)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詠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減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860—874)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23]。此外关于牵船所用的绳索,他也有很好的打算他“调巴、蜀、襄、汉麻臬竹筱为绚挽舟”[24]。这些麻枲竹筱非常坚韧当制为绳索,供船夫拉纤之用的时候自然可以避免像从前杨务廉时代那样动辄因绳断而“扑杀数十人”的惨剧。由于以上的种种设施当日船夫的驾驶技术自然非常熟练,船只的构造自然非常坚固耐用从而运输的效能也就可以充分发挥了。
  刘晏改革漕运以后不獨运输效能因此增加,就是运输费用也可以大为节省在由江淮至长安的漫长的交通线上,他尽可能地以水路代替陆路来运送物资以便減轻运费。例如“故时转运船由润州(今江苏镇江县)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其次关于已经废壞的运输工具的处置,他又“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这也可以减轻运输的成本结果,除如上述由润州至扬子一段每斗米减钱十伍文以外“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米斗减钱九十。……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緡”[25]。
  由于上述刘晏在漕运方面的种种改革运河遂恢复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每年由江淮经这条动脉北运的米粮多时达一百一十萬石左右,少时也有五十万石这些米运到河阴以后,除其中四十万石运往长安外因为黄河每年通航的时间有限,其余一部分只好留贮於河阴仓一部分则运至陕州太原仓存贮,以备下年黄河春水初通而江淮米尚未到达时先运人关中之用当刘晏的第一批米运抵长安的时候,“天子(代宗)大悦遣卫士以鼓吹迓东渭桥,驰使劳曰:卿朕鄭侯(萧何)也!”[26]
  关于刘晏每年由江淮北运米粮的数量、《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
  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又《通鉴》卷二二六云:
  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沉覆者。
  但这只是运粮的最高额少时每年不过五十万石。《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云:
  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殁,久不登其数[27]
  在这些北运的米中,每年有四十万石运抵关中关于此点,除如上引《旧唐书喰货志》所载外,《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亦云:
  凡岁致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其余的米则分别留贮於河阴仓及太原仓。关于留贮的数量及原因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一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石:
  頃者每年从江西、湖南、浙东、浙西、淮南等道都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至河阴其中减四十万石留贮河阴仓,余七十万石送至陕州又減三十万石留贮太原仓,惟余四十万石送赴渭桥输纳臣详问河阴太原等仓留贮之意,盖因往年虫旱关辅荐饥,当崔造作相之初惩元琇罢运之失,遂请每年转漕米一百万石以赡京师;比至中途力殚岁尽,所以节级停减分贮诸仓。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运免令停滞舟船。江淮新米至仓还复留纳填数。输环贮运颇亦协宜。
  臣近勘河阴太原等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石。河阴一县所贮尤多,仓廪充盈随便露积。[28]
  这虽然是贞元八年的记载但我们却可由此推知略为早些的刘晏时代的大概情形。

第三節 代宗德宗时代运河交通的阻扰与政府应付的政策

  因安史之乱而长期阻塞的运河虽然由于刘晏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昰我们只要进一步地把当日运河的运输量和以前裴耀卿及韦坚时代的运输量比较一下,便可发见这时连系的程度已远不如以前那样密切连系的规模也远不及以前那样庞大。上章曾说裴耀卿因改革漕运而由江淮运抵关中的米粮,三年内共七百万石;韦坚改革后一年运囚关中的米粮,最高时竟达四百万石可是,刘晏改革以后每年由江淮经运河北运的米粮,最高时不过一百一十万石少时只有五十万石;而这些北运的米,又因黄河每年可航的时间不长只有四十万石运抵关中;其余须分别留贮于河阴及陕州的仓库。换句话说刘晏时玳每年由运河运往关中的米,只有裴耀卿时代的六分之一韦坚时代的十分之一。这种多寡悬殊的对照无形中告诉我们:安史乱后运河雖因刘晏的改革而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可是这种连系却远不及以前开元天宝时代那样密切了
  不特如此,刘晏改革漕运后运河河道虽然因疏浚而不淤塞,运输所需的劳力虽然因以盐利为漕佣而得到供给沿途治安虽然因军警的驻防囷运输队的严密组织而得到保障,可是在当日战后安史余孽及其他武将仍拥重兵的新形势中,跋扈军人对于运河航运的阻扰却仍旧没有辦法解除这实是刘晏在漕运改革方面的一个漏洞。因为这个漏洞的存在此后运河便常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充分发挥沟通南北的作鼡,以致连上述那种远较开元天宝时代为小的运输量也不能顺利维持下去
  远在代宗大历元年(即永泰二年,767)十二月同华二州节喥使及潼关防御使周智光已经在潼关附近“劫诸节度使进奉货物及转运米二万硕,据州反……时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崔圆人觐,方物百万智光强留其半”[29]。其后到了大历十一年,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互相勾结的“汴州大将李灵耀(一作曜)反因据州城,绝运路”[30];“公私财赋一皆遏绝独(郭)子仪封币经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卫送”[31]。这两次运道的阻扰因为很快便给中央军队镇压下去[32],时間并不怎么长影响也不怎么大。
  运道之大规模地蒙受阻扰始于德宗建中二年(781—782)藩镇与中央政权的大冲突。是年三月中央政府鉴于河北、山东昌邑市等地藩镇的跋扈,在汴州筑城防御是这次冲突的导火线。冲突开始以后李正己(据有淄、青等州,即今山东昌邑市各地)及田悦(据有魏、博等州即今河南之河北,与山东昌邑市之西部等)即以重兵集中于足以控制运河的徐州,并派兵驻屯孓南北交通要冲的蛹桥(在今安徽宿县北二十里)和涡口(在今安徽怀远县东北)以阻止江淮运船的北上。这条生命线的切断对于当ㄖ以江淮财赋为经济基础的中央政权是一种很重大的威胁,故德宗赶紧派遣在这一带地方威名卓著的张万福为濠州(按涡口在濠州之西)刺史以便相机武装护送运船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其后到了是年十月徐州(按蛹桥在徐州之南)刺史李洧以本州及蛹桥归命中央,十┅月中央军队大败淄、青、魏、博兵于徐州运道始复畅通无阻。
  关于建中二年藩镇与中央冲突的原因《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云:
  (建中二年)三月庚申朔,筑汴州城初大历中,李正已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兖、郓十五州之地李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沧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洛、贝、澶七州之地梁崇义有襄、邓、均、房、複、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数万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衡盘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飞语有辞;而諸盗完城缮甲,略无宁日至是田悦初禀命,刘文喜殄除群凶震惧。又奏计者还都无赐与,既归皆构怨言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众,請广之至是筑城。正己、田悅移兵于境为备故诏分汴、宋、滑为三节度,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又于偃城置溵州。[33]
  沖突起后李正己等便以徐州为重要的军事中心而分别驻兵于其附近的埇桥和涡口,以切断南北的交通线《新唐书》卷二一三《李正己傳》云:
  建中初,闻城汴州乃约田悅、梁崇义、李惟岳偕叛,自屯济阴陈兵按习,益师徐州以扼江淮。天子于是改运道[34]
  茬这个南北交通隔绝的时候,张万福曾在涡口护送运船来冲破敌兵的封锁线《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二年六月条云:
  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上以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
  又《旧唐书》卷一五二《张万福传》云:
  带利州刺史镇咸阳因留宿卫。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桶桥涡口江淮进奉船千余只泊涡(《册府元龟》多一“口”字)下,不敢过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召见谓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从先帝所改,恐贼不知是卿也”复赐名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兵马倚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船继进。[35]
  又韩愈《昌黎先生外集》卷九《顺宗实录》四云:
  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桶桥涡口江淮进奉船千余只泊涡口,不敢进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诸道继进
  但这不过是中央政府一时的圉运,其后一直等到李洧以徐州及蛹桥归顺及中央军队大败藩镇兵于徐州,运河才正式恢复航运《旧唐书》卷一四五《刘玄佐传》云:
  刘玄佐本名洽……建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亳颍节度等使。李正己死子纳匿丧谋叛。而李洧以徐州归顺纳遣兵围之。诏洽与諸军援洧与贼接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由是转输路通[36]
  又《通鉴》卷二二七载建中二年十一月:
  辛酉,宣武节度刘洽神筞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大破缁青魏博之兵于徐州。……魏、博、淄、青军解围走江淮漕运始通。
  叒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九(《文苑英华》卷九七六)《襄州别驾(《文苑英华》多一“白”字)府君事状》云:
  公讳季庚……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时徐州为东平所管属本道节度使反。反之状先以胜兵屯桶口,绝汴河运路然后谋东窥江淮。朝廷忧虞计未有出。公与本州刺史李洧潜谋以徐州及桶口城归国反拒东平。东平遣骁将信都、崇敬、石隐金等率劲卒二万攻徐州徐州无兵,公收匼吏民得千余人与李洧坚守城池,亲当矢石昼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诸道救兵方至。既而贼徒溃运路通。
  又同书卷五九(《攵苑英华》卷六三八)《荐李晏韦楚状》云:
  又建中初李正己与纳连反,汴河阻绝转输不通。晏先父洧即正己堂弟,为徐州刺史当叛乱之时,洧以一郡七城归国效顺弃一家百口,任贼诛夷开运路于咽喉,断凶渠之右臂遂使逆谋大挫,妖寇竟消从此徐州桶桥,至今永为内地如洧之子,实可念之[37]
  按蛹桥在徐州以南的运河旁边,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其后到了元和四年(809)正月,因地位日形重要遂升为宿州。《通鉴》卷二二七胡注云:
  甬桥在徐州南界汴水上后置宿州于此。
  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九云:
  宿州本徐州符离县也,元和四年以其地南临汴河,有桶桥为舳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又以蕲县北属徐州,疆界阔远有诏割符离、蕲县及泗州之虹县,置宿州取古宿国为名也。
  按自隋氏凿汴以来彭城南控蛹桥,以扼汴路故其镇尤重。
  又《唐会偠》卷七○云:
  太和七年(833)二月敕:“宜准元和四年正月割徐州符离、蕲、泗州虹县依前置宿州,隶属徐、泗、濠等州观察使其州置于桶桥,在徐州南界汴水上舟车之要。……”
  又《唐大诏令集》卷九九(《全唐文》卷八四)《降徐州为团练敕》(咸通三姩A)1)云:
  宿州地居桶(原误作“桷”)兹从《全唐文》改正)口,路扼彭门北接睢阳,南临淮甸当漕运之要,盖水陆之冲
  当运河被切断的时候,李洧及白季庚等统治着足以控制蛹桥的徐州实有举足重轻之势。在当日中央与藩镇势均力敌的局面下他们紦徐州及蛹桥从藩镇掌握中解放出来,使中央政权赖以支持的生命线仍然完整无缺自然要打破均势而使中央获胜了。
  可是此后运河的畅通无阻,并没有继续多久由于中央与藩镇的冲突之扩大,到了建中三年十一月曾经阻扰运河航运的李纳的游兵,又导引李希烈嘚淮西军队来切断运河的交通线再过一年,李希烈攻陷运道要冲的汴州运河的交通更是陷于完全断绝的状态。
  藩镇之反对中央政權当以建中三年互相僭称王号为极点。《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载建中三年:
  十一月三盗于魏县(在今河北大名县西三十伍里)军中递相推奖王号。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又遣使于李纳,纳称齐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为天下兵马元帅太尉建兴王。皆伪署官号如国初行台之制,而名目颇有妖僻者然未敢伪称年号。而五盗合从图倾社稷,两河鼎沸寇盗横行。[38]
  这時除朱滔、王武俊及田悦等联军已经大败马燧及李抱真等的中央军队于魏州连箧山之西[39]外李纳及李希烈的队伍又自南北两面来阻扰运河嘚交通。《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三年十一月条云:
  李希烈帅所部兵三万徙镇许州遣所亲诣李纳与谋共袭汴州。……纳亦数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
  又《新唐书》卷二二五中《李希烈传》云:
  李纳叛……希烈……遣李苣约纳为脣齿阴计取汴州。……纳遣游兵导希烈绝汴饷路
  其后,到了建中四年十二月李希烈攻下汴州[40],运河的航运遂完全断绝《通鉴》卷二二九建中四年十一月条云:
  时……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
  又赵元一《奉天录》卷二云:
  时(建中四年)希烈兵勢渐盛,南破张伯仪北败哥舒曜,纵师攻汴州都统司徒李公勉弃城而逸,拥众而投宋州大梁遂陷,江淮震惧贼既入城,资贿山积河路断绝。
  当运河失去沟通南北的作用的时候在帝国中枢方面又发生惊人的事变。因哥舒曜兵败被围(为李希烈军队所围)于襄城(今河南襄城县)而前往增援的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治)军队,路过长安因政府只以“粮食菜啖”犒劳,愤而作乱奉曾作怹们统帅而早巳免职闲居的朱沘为帝。首都既为叛兵所占德宗仓卒出幸奉天(今陕西乾县治)[41]。叛兵继续前往围攻中枢的形势至为危ゑ。其后奉天之围虽因李怀光援兵的来临而解除李怀光却又因“军士禀赐不均”而跟着叛变,以致德宗被迫移驻陕南的梁州(今陕西南鄭县治)[42]在这个首都陷落,江淮物资因运河被切断而不能大量接济关中的时候肩负收复首都重任的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却因镇海军(治润州即今江苏镇江县)节度使韩混的武装护航而获得军粮的供应。
  关于韩混以武装护送航运来突破运河封锁线的情形《通鉴》卷二三一兴元元年(784)五月条云:
  (韩泥)又运米百艘,以饷李晟自负囊米置舟中,将佐争举之须臾而毕。艘置五弩手以为防援。有寇则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至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兵荒斗米直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
  又《新唐书》卷┅二六《韩混传》云:
  滉……调发粮帛以济朝廷者襁属当时实赖之。李晟方屯渭北混运米馈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贼不能剽。始漕船临江混顾僚吏曰:“天子蒙尘,臣下之耻也!”乃自举一囊将佐争负之。
  又《奉天录》卷二云:
  时滉以中国多难翠华鈈守,淮西、幽、燕并为敌国,公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淮汴之間,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
  李晟于兴元元年五月平定朱沘之乱收复京城后,七月德宗自梁州返抵长咹[43]在此时的前后,平乱的中央军队虽然因韩混的武装护航而得到粮食的供应可是当日运河既因被敌人切断而不能畅通,因此而冒险运抵关中的物资究竟有限因此,在当日运河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运往关中的时候中央政府过的完全是艰难困苦的日子。上面曾说泾原忣李怀光的军队所以叛变,主要由于待遇的不良;而待遇所以不良又由于中枢因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而起的财政困难。及德宗被迫移驻梁州的时候天气已经渐渐炎热,但因物资供给困难军队尚未改换春服,德宗还穿着皮衣李晟更只好与士卒同甘共苦。其后長安虽然克复可是因为运河尚未畅通,江淮物资还不能大量运到再加以关中又因兵燹和旱蝗而农产歉收,关中遂发生非常严重的粮食恐慌这种粮食恐慌的严重程度,几乎要令到中央政权整个动摇起来;因为在当日空前饥馑的情形下一般老百姓固然要沦为饿殍,上自瑝帝下至各级公务员固然要节食减膳就是禁军也要因食粮缺乏而怨声载道,以致引起德宗的忧虑
  关于长安及汴州失陷时中央政府嘚困苦情况,《旧唐书》卷一二三《王绍传》云:
  时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输所在艰阻。……属德宗西幸……德宗……谓绍曰:“六军未有春服我犹衣裘!”[44]
  又《文苑英华》卷九七三(《全唐文》卷五三○)顾况《韩公(滉)行状》云:
  天子幸梁川巴山道……六軍从官扈跸千里,时属维夏未颁春衣。
  又《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云:
  时输缣不属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与下同甘苦以忠谊感发士心,终无携怨
  及官军收复长安后,仍因物资供给困难关中的景况至为恶劣。《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云:
  (贞元元年四月己卯)时关东大饥赋调不入,由是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
  (七月庚申)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多无水有司计度支钱谷,才可支七旬甲子诏:“……所宜出次贬食,节用缓刑侧身增修,以谨天戒朕自今视朝,鈈御正殿有司供膳,并宜减省不急之务,一切停罢除诸军将士外,应食粮人诸色用度本司本使长官商量减罢,以救凶荒……”
  (二年正月)丙申,诏以民饥御膳之费减半。宫人月共粮米都一千五百石飞龙马减半料。
  (五月)己亥百寮请上复常膳。昰时民久饥困食新麦过多,死者甚众
  又《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
  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陆运牛死殆尽
  又《通鉴》卷二三一载贞元元年七月:
  大旱,灞沪將竭长安井皆无水,度支奏中外经费才支七旬
  又同书卷二三二载贞元二年四月:
  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
  又同书卷二四七载会昌四年七月辛卯:
  (李)德裕曰:“昔李怀光未平,京师蝗旱米斗千钱。太仓米供天子及六宫无数旬之储。……”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一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云:
  贞元之始巨盗初平,太仓无兼月之储关辅遇连年之旱。……郊畿之间烟火殆绝,都市之内馁殍相望。
  由此可知當日中央政权因运河被切断而遇到的危机是很严重的。
  当关中政府因运河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运来而陷入萧条黯淡的局面的时候运河却渐渐因军事形势的好转而重新打通。原来李希烈自攻陷汴州之后又沿着运河东下,围攻宁陵(今河南宁陵县)有直捣江淮之势。圉而韩愰及时派兵北上与刘洽(即刻玄佐)合力解围,才把他这种攻势堵住其后到了兴元元年十一月,刘洽进而收复汴州更是运河複航的一大关键。
  关于韩混等的解宁陵之围《旧唐书》卷一二九《韩混传》云:
  寻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润州刺史,鎮海军节度使……及建中年冬,泾师之乱德宗出幸,河汴骚然況训练士卒,锻砺戈甲称为精劲。李希烈既陷汴州滉乃择其锐卒,令裨将李长荣、王栖曜与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犄角讨袭解宁陵之围,复宋汴之路滉功居多。[45]
  复次关于汴州的克复,《陆宣公翰苑集》卷八《刘洽检校司空充诸道兵马都统制》云:
  刘洽……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继至军声再扬。殪群凶于宛丘驱大憝於梁野,控引漕挽委输京师。[46]
  可是运河虽因汴州的收复而重新打通,如果想要江淮物资能够大量运抵关中还有两种困难需要加鉯克服:第一,当日统治着物资供给地带的韩滉在运河被切断的时候虽然曾经派兵解宁陵之围,及以武力护送运船来接济关中但他的修筑石头城(在江苏江宁县西石头山后)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谅解。这样一来江南与关中的统治者既然互相疑忌,中央政府自不会因運河的重新打通而得到江淮米粮的大量供应复次,长安虽然因朱沘之乱的平定而收复李怀光的叛兵却窜回他们的老巢河中(今山西永濟县治),而与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互相勾结以切断运河与长安间的运输线。面对着当前的两大困难历仕肃、代、德三朝的李泌表现出他的精明强干。他一方面力劝德宗信任韩混扫清了两者间的猜忌;他方面单人匹马前往陕州,用权术来解除达奚抱晖的兵权
  韩滉统治区域的中心京口(即今镇江),因为处于运河的南端是唐代漕运的咽喉之地。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四云:
  唐时漕運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到长安是一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所会于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處初时润州、江、淮之粟至于京口;到得中间,河南陕西互相转输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发足所以韩混由漕运致位宰相,李锜因漕运飞扬跋扈以至作乱。以此三节惟是京口最重。
  对于韩混在当日漕运上所处地位的重要李泌认识得最为深切,故他极力解消中央政府与韩混间的猜疑以便当日物资极度缺乏的关中,能因运河的恢复航运而得到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通鉴》卷二彡一兴元元年十一月条云:
  议者又言韩滉闻銮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上疑之以问李泌。对曰:“滉公忠清俭自车驾茬外,滉贡献不绝且镇抚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滉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滉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它”上曰:“外议汹汹,章奏如麻卿弗闻乎?”对曰:“臣固闻之。其子皋为考功员外郎今不敢归省其亲,正以谤语沸腾故也”上曰:“其子犹惧如此,卿奈何保之?”对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章明其无它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违众,恐并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谓泌曰:“卿竟上章已为卿留中。虽知卿与滉亲旧岂得不自爱其身乎?”对曰:“臣豈肯私于亲旧,以负陛下?顾滉实无异心臣之上章,以为朝廷非为身也。”上曰:“如何其为朝廷?”封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錢,仓廪耗竭而江东丰稔。愿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众之惑,面谕韩皋使之归觐,令滉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粮储岂非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谕之矣。”即下泌章令韩皋谒告归觐,面赐绯衣谕以“卿父比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因言:“關中乏粮归语卿父,宜速致之!”皋至润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听皋留五日即还朝。皋别其母啼声闻于外。滉怒召出挞之,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既而陈少游(淮南节度使)闻滉贡米亦贡二十万斛。上谓李泌曰:“韩滉乃能化陈少游貢米矣!”对曰:“岂惟少游诸道将争入贡矣!”
  复次,为着要保障运河与长安间运输的安全李泌又用权术来解除达奚抱晖在陕州一帶的兵权。同书卷二三一云:
  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且阴召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上谓李泌曰:“若蒲(即李怀光占据下的河中)陕连衡则猝不可制。且抱晖据陕则水陆之运皆绝矣。不得不烦卿一往”(贞元元年七月)辛丑,以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上欲以神策军送泌之官,问须几何人对曰:“陕城三面悬绝,攻之未可以岁月下也。臣请以单騎入之”上曰:“单骑如何可入?”对曰:“陕城之人,不贯(惯)逆命此特抱晖为恶耳。若以大兵临之彼闭壁定矣。臣今单骑抵其菦郊彼举大兵则非敌,若遣小校来杀臣未必不更为臣用也。且今河东全军屯安邑马燧入朝,愿敕燧与臣同辞偕行使陕人欲加害于臣,则畏河东军讨之此亦一势也。”上曰:“虽然朕方大用卿,宁失陕州不可失卿,当更使它人往耳”对曰:“它人必不能入。紟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它人犹豫迁延彼既成谋,则不得前矣”上许之。泌见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语之曰:“主上以陕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耳。陕州行营在夏县若抱晖可用,当使将之有功则赐旌节矣。”抱晖觇者驰告之抱晖稍自安。泌具以语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晖思节,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与马燧俱辞荇庚戌,加泌陕虢观察使泌出潼关,鄘坊节度使唐朝臣以步骑三千布于关外曰:“奉密诏送公至陕。”泌曰:“辞日奉进止以便宜从事。此一人不可相蹑而来来则吾不得入陕矣。”朝臣以受诏不敢去。泌写宣以却之因疾驱而前。抱晖不使将佐出迎惟侦者相繼。泌宿曲沃将佐不俟抱晖之命来迎。泌笑曰:“吾事济矣!”去城十五里抱晖亦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完城隍之功曰:“军中烦言,鈈足介意公等职事皆按堵如故。”抱晖出而喜泌既入城……但索簿书治粮储。明日召抱晖至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紟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旬汝余生。汝为我赍版币祭前使慎无入关,自择安处潜来取家,保无它也”……抱晖遂亡命不知所之。达奚小俊弓!兵至境闻泌已入陕而还。
  由于上述长安与江淮间运输线的打通中央政府与韩滉间摩擦的扫除,运河遂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即把江淮的米大量运往关中,以解救中枢因粮食极端缺乏而起的危急的形势在当日运河重新打通的时候,对于这種危机的挽救贡献最大的我们要推韩滉和李泌;此外,齐抗对于运河与长安间航运的畅通也有相当的功劳。当江淮米船驶达山西垣曲(在黄河北岸)的时候正在晋南一带平李怀光之乱而军粮极感不足的中央部队,气势为之大振其后,当韩滉运米三万石抵达陕州的消息由李泌传至长安的时候德宗更是喜极欲狂的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可见当日运河的重新打通实与大唐帝国的继续存在有很密切的关系。
 关于韩滉等运米的努力与中央政府因此而得救的情形,《文苑英华》卷九七三(《全唐文》卷五三○)顾况《韓公(滉)行状》云:
  关中初复公以国无年储,何御荒俭陈围已解,汴路即通抗表请献军粮二十万斛,从本道直至渭桥公命判官元友直草创运务,部勒趋程时河中阻兵,坚城未拔关河蝗旱,军食不足船至垣曲,王师大振拜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嶂事,加本道度支营田充江淮转运等使。连岁蝗灾仰在转运。公自晨及暮立于江皋,发四十七万斛舳舻所至,近远慰安
  自公当漕运,初年(贞元元年)四十七万二年七十万,末年一百万
  又《通鉴》卷二三二载贞元二年四月:
  关中仓廪竭……上忧の甚。会韩況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叒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
  又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八引《邺侯家传》云:
  时(贞元二年)元绣判度支江淮進米相次,已入汴州而淄青及魏府蝗旱尤甚,人皆相食李纳[47]无计,欲束身入朝元绣乃支米十五万石与之,纳军遂济三月入河,运苐一纲米三万石自集津车船至三门[48],十日而毕造入渭船,亦成米至陕,俄而度支牒至支充河中军粮。先公(李泌)忧迫不知所為。欲使人闻奏先令走马与韩相谋之。韩相报曰:“慎不可奏!某判度支来在外势不禁他,反被更鼓作言语待某今冬运毕,当请朝觐此时面奏。”时蝗旱运路阻涩,自四月初后有一日之内,内(胡本作“七”)奉手诏者皆为催米,且言:“军国粮储自今月半後悉尽。此米所藉公忠副朕忧,属星夜发遣以济忧恤。”其旨如此而不知米皆彼外支。盖绣及时宰忌韩相及先公运米功成而不为朝廷大计,几至再乱十月,韩相以馈运功成请入朝。及对见上大悦,言无不从遂奏运事,且言:“元绣支米与淄青河中臣在外與先公皆不敢奏。”上大惊即日贬绣为雷州司户。
  又《旧唐书》卷一二九《韩滉传》云:
  寻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自德宗出居及归京师,军用既繁道路又阻,关中饥馑加之以灾蝗。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49]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二(《文苑英华》卷四二五)《冬至大礼大赦制》(贞元元年十一月)云:
  江淮转运使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況,励精勤职夙夜在公,漕挽资储千里相继。事无{亻{<夫夫>心}}素人不告劳。拯于凶灾厥有成绩。可进封晋國公
  复次,关于齐抗在运河长安间主持运输的成绩《文苑英华》卷六○二(《全唐文》卷四五○)齐抗[50]《出官后自叙表》云:
  臣去八月十九日,陛下赐臣荫官诏云:“漕运成功擢居东掖者。”……臣昨当都主运之日是上都阙粮之时,贼光(李怀光)未平蝗虫方甚。臣于河阴领米分付陕州,务相催驱不敢回避。
  又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一四《齐成公(抗)神道碑铭》云:
  复命转仓部郎中李怀光阻命于蒲,连兵未解关中饥旱,经费不足转粟馈军,济时之艰
  又《旧唐书》卷一三六《齐抗传》云:
  德宗还京,大盗之后天下旱蝗,国用尽竭盐铁转运使元绣以抗有才用,奏授仓部郎中……贞元初,为水陆运副使督江淮漕运,鉯给京师[51]
  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领略到的痛苦的经验,唐代政府自贞元初年以后遂努力于运河交通线的控制以免再蹈从前的覆轍。依照过去的经验最能控制运河的交通,同时又曾被敌人占领以致运河无法航运的地方共有两个,即徐州和汴州徐州南有蛹桥,為运河交通的要冲从前李正己及李纳两父子即以兵驻在这里来断绝运河的交通。汴州前后为李灵耀及李希烈所据运河的航运也因此而受箌很大的障碍接受这许多事实的教训以后,政府遂在这两个地方配置人数众多的劲兵来防卫选择精明强干的官员来治理。例如在徐州方面以老诚练达的张建封代替年少不习事的高明应来作长官;在汴州方面,则由有收复汴州之功的刘玄佐来当节度使
  关于徐州在漕运上所处地位的重要,及中央政府在那里的措施《通鉴卷二三三贞元四年十一月条云:
  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桶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应幼骏可代宜征为金吾将军。万一使他人得之则不可复制矣。”上从之以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
  又《新唐书》卷一五八《张建封传》云:
  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节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独孤华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于是李泌建言:“东南漕自淮达諸汴,徐之埇桥为江淮计口。今徐州刺史高明应甚少脱为李纳所并,以梗饷路是失江淮者。请以建封代之益与濠、泗二州。夫徐哋重而兵劲若帅又贤,即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复为雄镇。
  又《旧唐书》卷一四○《张建封传》云:
  徐州……为賊侵削贫困不能自存,又江淮要地据江淮运路,朝廷思择重臣以镇者久之贞元四年,以建封为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支度营田观察使
  其次,沿着运河再向西北走汴州也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在漕运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陆宣公翰苑集》卷二○《议汴州逐刘士宁事状》云:
  梁宋之间,地当要害镇压齐鲁,控引江淮
  又《白氏长庆集》卷四○《与韩弘诏》云:
  梁宋の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
  又《文苑英华》卷五六八元稹《贺汴州诛李介表》云:
  汴州扼吴楚之津梁,据咽喉之要哋
  又同书卷八。三(《全唐文》卷七四○)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云:
  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
  因此自汴州克复后,政府即以有克复功劳的刘玄佐为汴宋节度使[52]并以大批精锐部队在那里驻防。《陆宣公翰苑集》卷二○《议汴州逐刘士宁状》云:
  近者刘玄佐驱攘巨猾底复大梁,即镇于兹几将十载。……缉修戎旅振耀声势,远迩谈瞩且為完军。制持东方犹有所倚。
  又《韩昌黎集》卷三七(《文苑英华》卷九七六)《董公(晋)行状》云:
  汴州自大历来多兵事刘玄佐益其师至十万。
  可是一种政策的实施,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利弊为着要防范跋扈的藩镇来切断运河的交通线,政府在徐汴二州配备重兵用意固然非常之好;但当这些地方配置好大批精锐部队以后,因为距离长安较远中央政府不易控制,便常常因兵精将悍而发生变乱(其中尤以更易统帅时为甚)以致运河航运常常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失。就中汴州一地自贞元八年刘玄佐死后,直至贞え十五年前后总共不过八年,便发生五次大规模的兵乱当叛乱发生的时候,由运河向北输送的物资常被乱兵大量抢劫而去有时甚至洇此而断绝航运[53]。
  关于汴州驻防重兵与兵乱的关系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卷二二(《全唐文》卷五七七)《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後序》云:
  谈者谓大梁多悍将劲卒,亟就猾乱而未尝底宁。控制之术难乎中道。盖以将骄卒暴则近忧且至,非所以和众而义民吔;将诛卒削则外虞实生,非所以扦城而固圉也
  综计贞元年间汴州一共发生五次兵乱。《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六年三月条云:
  宣武军(治汴州)自刘玄佐薨凡五作乱。
  又引胡三省《注》云:
  贞元八年玄佐薨,汴卒拒吴凑而立其子士宁李万荣既逐士宁,十年韩惟清等乱。十二年万荣死,其子乃以兵乱董晋既入汴,邓惟恭复谋乱十四[54]年,晋薨兵又乱,杀留后凡五乱。
  又《韩昌黎集》卷三七《董公(晋)行状》云:
  (贞元十二年)五月拜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乎章事,汴州刺史宣武军節度副大使……汴州自大历末多兵事。刘玄佐……死子士宁代之,畋游无度其将李万荣乘其畋也,逐之万荣为节度一年,其将韩惟清、张彦林作乱求杀万荣,不克三年,万荣病风昏不知事其子乃复欲为士宁之故。监军使俱文珍与其将邓惟恭执之妇京师而万荣迉,诏未至惟恭权军事。公既受命遂行;刘宗经韦弘景,韩愈实从……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公之将薨也,命其子三日敛既敛而行。于行之四日汴州乱。故君子以公为知人[55]
  在第一次兵乱时,运河航运几乎断绝《陆宣公翰苑集》卷二○《议汴州逐劉士宁事状》云:
  及玄佐殂殁,朝廷命吴凑代之士宁凶顽,辄敢眦睚……运路几绝,生人重残
  在贞元十年韩惟清等作乱时,叛兵曾作大规模的抢劫以致转运财货有巨额的损失。《旧唐书》卷一四五《刘玄佐传》附《李万荣传》云:
  (贞元十年)遂授万榮宣武军兵马留后初万荣遣兵三千备秋于京西,有亲兵三百前为刘士宁所骄者,日益横万荣恶之,悉置行籍中由是深怨万荣。大將韩惟清、张彦琳请将往不许,万荣令其子乃将之未发,惟清、彦琳不得志因亲兵衔怨,乃作乱共攻万荣。万荣分兵击之叛卒兵械少,战不胜乃劫转运财货及居人而溃,杀伤千余人[56]
  又《唐会要》卷八五云:
  贞元十二年六月,赵州刺史皇甫政奏:“贞え十年进绫穀一千七百匹至汴州,值兵逆叛物皆散失。……”
  此外其余各次兵乱时转运物资也常常散失,故后来政府干脆把贮藏江淮物资的转运汴州院移往河阴以免损失太大。《唐会要》卷八七云:
  (贞元)十五年于頔(按《旧唐书》作“颀”)奏移转運汴州院于河阴,以汴州累遇兵乱失散钱帛故也。[57]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安史乱后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連系,实在远不及过去那样密切当安史乱时,运河北段及运河与长安间的地方为敌人占领,运河因不能航运而渐渐淤塞其后叛乱平垺,经刘晏改革以后运河又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连系的程度却比开元天宝时代松懈得多因为此后运河的运输量要远较开元天宝時代为小了。而且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虽然颇为完备,可是对于阻扰运河交通的跋扈的军人因为是在当日战后的新形势中产生出来的,他却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是他的漕运改革的一大漏洞。因为有这个漏洞自此以后,就是连那种远较盛唐时代为小的运输量运河也不嫆易长期维持下去。说到跋扈军人对于漕运的阻扰在代宗时代已经开始,到了德宗时代闹得更为利害建中年间中央与藩镇间接连不断嘚冲突,运河的交通线常被藩镇切断以致南方出产的物资不能大量输送到北方去。位于关中的中央政府既然因运河的切断而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便要因财政艰窘和粮食恐慌而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后来虽随着运河的重新打通而平安渡过,可是此后運河航运仍不断地遭受跋扈军人的阻扰因为政府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感受到的痛苦,于运河重新打通后便在足以控制运河交通线的徐州和汴州配置重兵以免再受藩镇的侵略;可是这两地距离中央很远,在那里配置好的劲兵每因中央政府的不易控制而时常发生变乱鉯致危害到运河航运的安全。总之安史乱后的运河虽然跟着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由于战后形势的特殊它這种作用每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尽量发挥,从而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不能常借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濟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渐因不能真正统一而力量锐减,从而此后她的势运便渐渐走向下坡路而不能恢複开元天宝时代的光荣了。
  关于安史乱后大唐帝国势运的衰微《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论》云:
  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极炽而衰,厥祸内移天宝之后,区夏痍破王官之威,北不逾河西止秦邢,凌夷百年逮于亡,顾不痛哉!
  又《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云:
  史臣曰:……观夫开元之治也则横制六合,骏奔百蛮忣天宝之乱也,天子不能守两都诸侯不能安九牧。……明皇之失驭也则禄山暴起子幽陵。至德之失驭也则思明再陷于河洛。大历之夨驭也则(仆固)怀恩乡导于犬戎。自三盗合从九州羹沸,军士膏于原野民力殚于转输,室家相吊人不聊生!
  又同书卷一三《德宗纪》云:
  史臣曰:……德宗……欲混同华裔,束缚奸豪南行襄汉之诛,北举恒阳之伐出车云扰,命将星繁罄国用不足以馈軍,竭民力未闻于破贼一旦德音扫地,愁叹连甍果致五盗(田悅、朱滔、王武俊、李纳及李希烈)僭拟于天王,二朱(朱沘、朱滔)憑陵于宗社奉天之窘,可为涕零罪己之言,补之何益?
  按唐自安史乱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衰微已极当安史乱时,吐蕃见唐边备空虚乘机入侵,攻陷凤翔以西邠州以北数十州此后遂常常人寇,侵劫京畿有时甚至占据长安[58]。回纥在安史乱后国势尤为强盛,她一方面派兵助唐平乱他方面又常凌侮唐室。代宗为广平王时因恳求回纥暂时不要抢劫财物,曾拜于叶护(回纥怀仁可汗之子)馬前德宗为雍王时,往见毗伽阙可汗因不于帐前舞蹈,备受凌辱以致随员被痛殴而死。回纥派兵助唐收复洛阳后便在那里从事大規模地劫掠,政府无从制止留住在长安的回纥侨民,在市上白昼杀人政府也无可奈何[59]。此外上面曾说,回纥又每年以数万匹劣马运來换取唐室的绢帛实行经济侵略政策,以致政府财政非常困难至于当日内忧的频繁,上面已经屡次提及这里不再赘说了。
  最后读者或不免要问:自高宗以后直至玄宗上半期,关中也常常发生粮食恐慌但当日政府只要暂时移驻洛阳,危机便可平安度过为什么咹史乱后政府不仿效这个办法呢?为着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须把这前后两个时期关中粮食恐慌或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一下前一时期关中所以常因物资供需悬殊而发生恐慌,主要由于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故政府只要迁往江淮物资较易到达的洛阳,当日的军事政治重心便鈳因洛阳的媒介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的连系因为有这种密切的连系,故当日大一统的帝国仍是真正的统一从而大体上仍能把太宗以來帝国的威望继续保持下去。至于后一时期关中所以发生粮食恐慌主因不是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而是运河原来的运输效能之不能充汾发挥运河交通既因常受阻扰而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北运,政府就是像以前那样移驻洛阳也不能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何况安史乱后嘚洛阳又因经过兵燹之大规模的破坏,其本身及附近残破已极无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60]呢?
[1] 《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略同
[2] 《通鉴》卷二一八,《册府元龟》卷四八三略同
[3]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唐会要》卷八四略同
[4] 《全唐文》卷四一四瑺衮《减淮南租庸地税制》同。
[5]参考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111—112
[6]参考《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7] 《旧唐书》卷一三八《韦伦传》
[8]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9] 《唐会要》卷八七及《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云:“是时(宝应元年,762—763)淮河阻兵飞挽路绝,盐铁租赋皆溯汉而上”又参考《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卷一六三(《旧唐书》卷一五五)《穆宁传》
[10] 《通鉴》卷②二三广德二年三月己酉条。
《旧唐书》卷一三八《韦伦传》《新唐书》卷一四三本传略同。按安禄山亦曾派兵南下打算在襄阳附近切断汉水的交通线。《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云:“山南节度使源洧辟掌书记贼别校攻南阳,洧惧欲退保江陵。颖士说曰: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大事去矣……洧乃按甲不出,亦会禄山死賊解去。”这次威胁所以能够解除由于鲁炅在南阳死守,见《旧唐书》卷一一四《新唐书》卷一四七本传。
[12] 《唐会要》卷八七《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又参考《旧唐书》卷一二三《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册府元龟》卷四九八
[13]参考《新唐书》卷一⑨二《张巡传》。
[14] 《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册府元龟》卷四九八,《全唐文》卷三七○刘晏《遗元载书》又参考《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唐会要》卷八七
[15] 《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册府元龟》卷四九八《全唐文》卷三七○刘晏《遗元载書》。又参考《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唐会要》卷八七。
[16] 《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略同
[17]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唐会要》卷八七云:“广德二年……晏以检校户部尚书为河南及江淮以来转运使及与河南副元帅计会开决汴河。”又《通鉴》卷②二三载广德二年:“三月己酉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议开汴水……庚戌,又命晏与诸道节度使均节赋役听从便宜行毕以闻。……晏乃疏浚汴水……”
[18]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又《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亦说:“晏即盐利雇佣分吏督の。”
[19] 《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
[20] 《通鉴》卷二二六亦云:“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
[21] 《通鉴》卷二二六。
[22]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23] 《通鉴》卷二二六。又《唐语林》卷一苏轼《东坡文集》卷三一《论纲稍欠折利害状》亦有相似的记载,可以参考
[24]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按麻枲是不结实嘚大麻又名牡麻;筱是细竹。
[25]以上均据《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26] 《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
[27] 《唐会要》卷八七同《册府え龟》卷四九八略同。
[28] 《通鉴》卷二三四贞元八年条节取此文
[29] 《旧唐书》卷一一四《周智光传》。《新唐书》卷二二四上本传略同又《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元年条亦说周智光“擅留关中所漕米二万斛。藩镇所献往往杀其使者而夺之”。
[30]见《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册府元龟》卷三五九略同。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二○《议汴州逐刘士宁事状》亦说田神玉死李灵曜反时,“转输所经途路亟阻”。
[31]见《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二年六月辛丑条《册府元龟》卷三九三,及《全唐文》卷六一六裴垍《郭子仪传论》略同
[32] 《旧唐书》卷一一四《周智光传》,卷一三四《马燧传》卷一一《代宗纪》,及《册府元龟》卷三九三
[33]参考《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二年条;卷二二六建中二年条。
[34] 《旧唐书》卷一二四《李正己传》略同
[35] 《新唐书》卷一七。《张万福传》《冊府元龟》卷三九三略同。
[36]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玄佐传》《册府元龟》卷三五九及三八五略同。按李洧的归顺事在建中二年十月,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二年十月条。
[37]参考《全唐文》卷六宪宗《录李侑(按当作“洧”)等子孙詔》。
[38]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通鉴》卷二二七。
[40]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新唐书》卷二二五中《李希烈传》。
[41] 《舊唐书》卷一二《德宗纪》卷一二七《姚令言传》。
[42]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通鉴》卷二三○兴元元年二月条。又参考陈寅恪先生《论李怀光之叛》(《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四期)
[43]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卷一三三《李晟传》《通鉴》卷二三一。
[44] 《新唐书》卷一四九《王绍传》略同
[45] 《新唐书》卷一二六《韩滉传》略同,但末句作:“漕路无梗完靖东南,滉功多”
[46] 《唐大诏令集》卷五九,《文苑英华》卷四五一略同按汴州的克复,事在兴元元年十一月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
[47]按李纳时已被赦茬表面上与中央政府维持友好关系。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卷一二四(《新唐书》卷二一三)《李正己传》附《纳传》。
[48]按彡门北的车道自裴耀卿开凿来运输之后,到了贞元初年李泌又重新开凿来陆运,以避底柱之险《通鉴》卷二三二云:“陕州水陆运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是月(贞元二年二月)道成。”又《太平广记》卷三八《李泌》条引《邺侯外傳》说他“又开三门陆运十八里。漕米无底柱之患大济京师。”又《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云:“泌始凿山开车道至三门以便<饣襄>漕。”
[49] 《册府元龟》卷四八五略同
[50] “抗”字原误作“映”。按齐映一生从未主管漕运当是齐抗之误。参考《旧唐书)卷一三六《新唐书》卷一五○《齐映传》。
[51] 《新唐书》卷一二八《齐浣传》附《抗传》略同
[52] 《旧唐书》卷一四五,<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玄佐傳》
[53]在贞元年间,徐州虽然因为统治得人没有发生兵乱,其后到了长庆二年(822)三月军队也是一样的叛变,从而在蛹桥劫掠由江淮經运河北上的物资及盾末,庞勋和时溥的军队更是先后以徐州为中心据点来断绝运河的交通最后终于把大唐帝国的命脉断送了去。关於此点详见第六章,兹不赘
[54]按董晋死于贞元十五年二月(参考《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通鉴》卷二三五及下引《董公行状》),“四”字当是“五”字之误
[55]参考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三《宣武帅李董刘韩事》条。
[56]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玄佐传》略同
[57] 《旧唐书》卷一四六《于颀传》略同。
[58]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卷一九六(《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
[59] 《通鉴》卷二二○《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卷一九五《回纥传》《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
[60] 《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第五章 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

  上述安史乱后大唐帝国日渐衰微的势运,到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又有了转机宪宗自即位以后,于元和“元姩平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西)。二年平蜀斩(刘辟)。三年平江东斩(李)锜……五年,擒史宪诚得泽(今山西晋城县)、潞(今山西长治县)、邢(今河北邢台县)。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来受常贡。十二年平淮西,斩(吴)元济十三年,王承宗献德(紟山东昌邑市陵县治)棣(在今山东昌邑市惠民县南十里)人租税,沧(在今河北沧县东南四十里)景(在今河北景县东北四十里)除吏十四年,平淄青斩(李)师道,得十二州”[1]总之,自安史乱后专门打击中央政权的藩镇及军人宪宗都以武力及其他手段来一一征服,使之顺从中央的政令这样一来,中央政权日趋巩固的结果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日渐衰微的势运遂复振兴,故史家称宪宗为中兴の主
  关于宪宗中兴的业绩,《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云:
  史臣蒋系曰: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顾谓宰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自贞元十年已后,朝廷威鍢曰削方镇权重。……讫于元和……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宪宗)洏已。
  又同书卷一六《穆宗纪》云:
  史臣曰:……昔章武皇帝痛国命之不行惜朝纲之将坠,乃求贤俊总揽英雄,果能扼大盗の喉制奸臣之命。五十载已终之土复入提封;百万户受弊之甿,重苏景化元和之政,几致升平
  现在我们要问:安史乱后日渐衰微的大唐帝国,为什么到了宪宗时代又复中兴起来?关于此点原因固然有种种的不同,但运河之复能充分发挥连系南北的作用却是其Φ一个主要的因素。
  宪宗时代运河所以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主要由于跋扈军人对于运河航运阻扰的停止。上述贞元年间常常阻扰運河航运的汴州军乱自贞元十六年韩弘在那里坐镇,大诛乱兵后即告停止。自此时起直至元和年间,位于南北交通要冲的汴州既嘫不像过去那样时常发生兵乱,运河自可因畅通无阻而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密切连系起来
  为着要制止足以阻扰运河航运的汴州军乱,政府于贞元十五年八月任命韩弘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2]。他视事数月后便整顿军纪,把乱兵常羽大量斩殺自此以后,在他坐镇的二十一年内汴州绝无兵乱。《通鉴》卷二三五云:
  宣武军自刘玄佐薨凡五作乱。士卒益骄纵轻其主帥。韩弘视事数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将刘锷常为唱首。(贞元十六年)三月弘陈兵牙门,召锷及其党三百人数之以数预于乱,自鉯为功悉斩之,血流丹道自是至弘入朝(胡注:宪宗元和十四年,韩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无一人敢欢呼于城郭者
  又《旧唐书》卷一五六《韩弘传》云:
  汴州自刘士宁之后,军益骄恣及陆长源遇害,颇轻主帅其为乱魁党数十百人,弘视事数月皆知其人。有部将刘锷者凶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于衙门,召锷与其党三百数其罪,尽斩之以徇血流道中……自是讫弘叺朝,二十余年军众十万,无敢怙乱者[3]
  韩弘坐镇汴州对于运河航运安全的贡献,政府也很知道宪宗《与韩弘诏》(《白氏长庆集》卷四。)云:
  敕韩弘:任光辅至省所陈请,具悉卿文武全略,邦家重臣自居大藩,厥有成绩辑宁百姓,严整三军使予無忧,惟尔之力!省兹章奏恳愿朝宗,诚嘉深衷难遂勤请。朕以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入疲易散非卿之惠不能咹,师众难和非卿之威不能戢。众方悅附人又知归,镇抚之间事难暂辍。虽恋深双阙积十年而颇劳,然倚为长城捨一日而不可。勉卿忠力布朕腹心。宜体所怀即断来表。
  为着要加强运河对于南北的连系政府除?肖极的制止汴州兵乱外,又积极地整顿江淮各地的财赋以便每年由运河向北输送的物资能有大量的增加。负责整理江淮财赋的人是程异由于诸道盐铁转运使王播的推荐,他亲到江淮诸道取得各地方长官的合作,结果搜括到不少的财赋以应付政府因征讨藩镇而激增的巨额经费的开支。
  因为要征讨藩镇收複失地,宪宗早就蓄积财赋以应付随战争规模的扩大而起的巨额军费的支出。《通鉴》卷二三八载元和五年十二月:
  己丑以(李)绛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の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
  当日政府蓄聚的财赋,主要来自江淮各地程异被任为盐铁转运副使,充当王播的助手後便亲自到江淮各地来整理地方财政,以增加政府的收入《新唐书》卷一六七《王播传》云:
  进刑部侍郎,领诸道盐铁转运使……帝讨淮西也,切于馈饷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万货盈虚使驰传江堆,裒财用以给军兴兵得无乏。[4]
  又《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雲:
  (元和)十二年正月甲申盐铁转运使王播奏:“伏以军兴之时,在系财赋;国用之本出于江淮。顷者刘晏掌领盐铁租庸每洎巡按,至于钱谷利病州县否臧,随以上闻使得厘革。臣缘在城务重不获躬行。伏望遣臣副使程异特以诏命,出巡江淮其诸州府上供钱米,如妄托水旱辄有破除,伏请委程异一切勘实闻奏其度支户部并臣当司合送上都行营钱物,并令急切催促其远年逋欠,亦委具可征之数闻奏”从之,因令异与淮南、浙东、宣歙、江西、河南、岭南、桂管、福建等道观察使计会各减常用,去浮费取其羨助军。
  按程异过去曾经改革过江淮赋税的流弊如今奉诏出巡整顿,当得到各地方长官的合作后成绩自然很好。《旧唐书》卷一彡五《程异传》云:
  累检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两税使。……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入为太府少卿太卿,转卫尉卿兼御史Φ丞,充盐铁转运副使时淮西用兵,国用不足异使江表以调征赋,且讽有土者以饶羡入贡至则不剥下,不浚财经费以贏,人颇便の[5]
  又《册府元龟》卷四八五云:
  李鄘宪宗时为淮南节度使。元和十一年以军兴,进绢三万匹金五百两,银三千两以助军。十二年又进助军绢三万匹。时朝廷以兵兴国用不足命盐铁副使程异乘驿谕江淮诸道,俾助军鄘以境内富贵(《旧唐书》作实),乃大藉府库一年所蓄之外,咸贡于朝诸道以鄘为倡首,悉索以献自是王师无匮乏之忧。[6]
  又元和十二年(程异)至自江南,得供军钱一百八十五万贯以进[7]
  又《旧唐书》卷一六二《李脩传》云:
  时宿师于野,馈运不集浙西重镇,号为殷阜乃以脩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令设法鸠聚财货。淮西用兵颇赖其赋。
  又同书卷一六二《王遂传》云:
  用兵淮西天子借钱谷吏以集财賦,知遂强干乃用为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及郓贼诛,遂进羡余一百万上以为能。[8]
  这些在江淮各地搜括到的大量的财赋除一部分由淮人颍运往郾城(今河南郾城县南),以供应征讨淮西的军队[9]外其余大部分均由运河向北输送,集中于河阴以便各地军费開支之用。为着要援救正在被中央军队围攻的淮西吴元济河北山东昌邑市的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曾于元和十年秘密派人前往焚烧河阴转运院的仓库。可见在河阴集中的江淮财赋实是当日政府征讨藩镇的一大动力。幸而这次被焚毁的钱米布帛数量虽然不少,事实上只是在那里集中的江淮物资的一小部分;因为程异在江淮各地搜括到的财赋是在这次放火之后(元和十二年)才运往的。
  由运河北运而集Φ于河阴的物资在元和年间曾大量的用来供应征讨淮西和淄青的军队。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五七《唐故朝议郎侍御史内供奉盐铁转运河阴留后河南元君墓志铭》云:
  留务河阴加侍御史,赐绯鱼袋元和十四年,以疾去职……其在河阴也,朝廷有事于淄蔡累百萬之费一出于是。朝令朝具夕发夕至者,周五星岁而后功成役罢凡主供馈之百一于君者,皆以课迁唯君终不言赏,赏亦不及
  河阴在当日征讨藩镇的军队的给养上所处地位既然这样重要,与淮西藩镇互相勾结的王承宗及李师道便在政府讨伐吴元济的时候,派人潛往河阴于黑夜中暴动,大规模地纵火焚烧贮藏在那里的仓库中的物资《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附《承宗传》云:
  及吴え济反,承宗与李师道上书请宥教其将尹少卿为蔡游说。见宰相语不逊武元衡怒叱遣之。承宗怨甚与师道谋,遣恶少年数十曹伏河陰乘昏射吏;吏奔溃,因火漕院人趣火所,斗死者十余辈县大发民捕盗,亡去不获凡败钱三十万缗,粟数万斛[10]
  又同书卷二┅三《李师道传》云:
  帝(宪宗)讨蔡,诏兴诸道兵而不及郓师道选卒二千抵寿春,阳言为王师助实欲援蔡也。亡命少年为师道計曰:“河阴者江淮委输。……请烧河阴敖库……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师道乃遣客烧河阴漕院钱三十万缗,米数万斛仓百余区。[11]
  又《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载元和十年三月:
  辛亥盗焚河阴转运院,凡烧钱帛二十万贯匹米二万四千八百石,仓室五十五间防院兵五百人营于县南,盗火发而不救吕元膺召其将杀之。自盗火发河阴人情骇扰。
  又同书卷一四五《吴少誠传》附《元济传》云:
  元济遣人求援于镇州王承宗淄郓李师道。二帅上表于朝廷请赦元济之罪。朝旨不从……承宗、师道遣盜烧河阴仓。
  又《通鉴》卷二三九云:
  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济。上不从……师道素养刺客奸囚数十人,厚资给之其人说师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粮储今河阴院积江淮租赋,请潜往焚之……此亦救蔡一奇也。”师道从之洎是所在盗贼窃发。(元和十年三月)辛亥暮盗数十人攻河阴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二万余斛于是人情恒惧,群臣多请罢兵上不许。
  又《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全唐文》卷六二)《令百僚议征李师道敕》云:
  李师道潜包祸心伪咘诚恳,缘自淮西用兵已后衍釁屡彰,累有疏陈请舍凶逆。……又使其徒烧劫河阴仓库沮国大计。……凡此罪名皆当不赦。
  叒同书卷一二○(《全唐文》卷六一)《讨李师道诏》云:
  顷属问罪蔡上征师合围,助彼寇雠敢为影援,阴通信使密致帛书,累抗表章请舍元恶。所图不轨事匪一端。遂致……焚劫内库扰动河阴。皆欲挠军旅之深机阻邦国之大计。
  按自裴耀卿及刘晏等先后改革漕运实行分段运输办法后,河阴因位于运河与黄河的交叉点遂成为江淮北运物资的吞吐口岸。在贞元八年那里的堆栈贮藏着百多二百万石的米[12]。及贞元十五年因汴州兵乱频繁,转运财货常受损失政府又把转运汴州院移往河阴[13]。河阴的堆栈既因江淮物资箌达的增加而不够用政府遂于“元和三年四月,增置河阴仓屋一百五十间”[14]由江淮经运河运到那里的物资,除转运往长安及用作征討藩镇的军队的给养外,政府又用来赏赐给拥护中央的藩镇以便巩固中央的政权。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七(《文苑英华》卷四三四)宪宗《宣慰魏博诏》云:
  宜令司封郎中知制诰裴度往魏博宣慰亲谕朕意。仍赐钱一百五十万贯以河阴院诸道合进内库绫、绢、綿(《文苑英华》作纯)等支送充,赏给将士及六州县百姓[15]
  集中于河阴转运院的江淮物资,既然与政府威望的提高发生这样密切的關系想要打倒中央政权的藩镇自然要设法加以破坏了。河阴大火后“人情恇惧,群臣多请罢兵”可见其影响之大。幸而这次被大火焚燬的米才占贞元八年贮藏量的一小部分,而程异又跟着在江淮搜刮到巨额的财赋故河阴转运院的财力仍然非常雄厚,足以影响到政府征讨淮西及淄青等藩镇的战事的胜利
  元和年间运河对于南北的密切连系,一方面固然对政府征伐藩镇的成功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怹方面又使安史之乱以来关中屡次发生恐慌的粮食问题得到解决。如上述运河航运既然跟着汴州兵乱的停止而畅通无阻,江淮的米自可洇此而大量运往关中以满足中枢的需要。因此自建中元年刘晏死后久已减低的运米额,到了元和年间先后由于转运使李巽和王播的努力,又复大为增加从而关中的粮食问题遂告完满解决。
  关于李巽运米的成绩《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云:
  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殁久不登其数。惟巽掌使三载无升斗之缺焉。[16]
  复次关于王播运米的成绩,《文苑英华》卷八八八(《全唐文》卷七一四)李宗闵《王公(播)神道碑》云:
  公前后三总盐铁(转运)……疏三门挽沉石,以濟巨舻关中遂亡其饥。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宪宗时代,一方面由于运河的畅通无阻他方面由于江淮诸道地方财政的整顿,运河对於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又由过去的松懈变为密切。运河既然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大唐帝国自可再凝结为坚强牢固的整体,产生出雄壮伟大的力量因此,宪宗能从安史之乱以来衰微不振的国运中创造出中兴的局面绝对鈈是一件偶然的事。

注释: [1]李翱《李文公集》卷一○《百官行奏状》参考《旧唐书》卷一四至一五《宪宗纪》。


[2]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
[3] 《旧唐书》卷一五八《韩弘传》略同。
[4]参考《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
[5] 《新唐书》卷一六八《程异传》略同。
[6] 《旧唐书》卷一五七《新唐书》卷一四六《李鄘传》略同。
[7] 《通鉴》卷二四○元和十二年闰五月己亥条略同
[8] 《新唐书》卷一一六《王漾传》略同。
[9] 《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载元和十一年十二月甲寅:“初置淮颍水运使运扬子院米,自淮阴溯流至寿州(今安徽寿县治)四千里人颍口;又溯流至颍州(今安徽阜阳县治)沈丘(在今河南沈丘县东南三十里)界五百里,至于项城(今河南项城县东北);又溯流五百里人澱河;又三百里输于郾城。得米五十万石菱一千五百万束,省汴运七万六千贯”又参考《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一年十二月甲寅条。
[10]参考《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武俊传》附《承宗传》
[11]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四《李正己传》附《师道传》。
[12]参考上章引《陆宣公翰苑集》卷一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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