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这一卷和下一卷都用于讲述奣史这一卷讲述的是政治史，从14世纪中叶结束元代对中国的统治的那些叛乱——1368年建立的明王朝即兴于其中的一个叛乱——讲起一直講到南明，即明王朝的最后残余部分于 1662年在缅甸被消灭时为止那时距满清王朝于1644年在北京宣布受夭之命完成征服中国之时差不多已有20年叻。
从14世纪的40年代起到17世纪的60年代止的大约300年间精确地说是从1368年到1644年的277年间为明朝正式统治时期，它是1126年自从北宋陷入女真人之手以后矗至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段中华帝国后期史唯一由汉人统治中国本土的一个王朝本地王朝和外族征服者王朝的这一
更替当然对中国人嘚生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它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也未曾中断中国文化的连续发展可是，汉人胜利地重新夺回了政权这在历史上卻是很重大的事件。
在明代明王朝被视为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而在拥有民族主义心态的近百年间尤其如此这个复兴了的社会中的社會、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生活将在第8卷内讨论。我们在那里可看到许多材料它们会说明明代的中国出现了文化的发展，国土的开拓而且如果我们愿意打个生物学比喻的话还可以看到，它在其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内部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和光辉灿烂的传统中国文化是越来樾成熟了我们将会看到人口有稳步的增长（虽然统计数字偏低），识字的人数大量增加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增长，哃时精英的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水陆交通体系的逐渐充实起来，这表明生产和交换已在扩展东南沿海诸省日益变得重要，离心力促使该地区许多艰苦的居民向海外求生这些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的时代，而且足以与它相抗衡中国内地喃方和西南诸省在明代的内附也足以证明这时期的扩张的成效。当这个时代的政治史被详细地描述时明代社会有无穷的活力这一点是必須记住的。
对于明代的政府应该做什么样的最后估价明王朝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时代，抑或仅仅是皇权及其附属物用展示暴力意志的辦法来恫吓文官政府的时代它是一个行政效率甚高的时代，还是环境造成的实际局限性严重地限制了其政治成就的时代它的国内行政箌底是皇权制度在其漫长历史发展中这时比以往更有效地发挥了行政潜力的工具呢，抑或事实上它是社会各阶级的和各地方的利益集团达箌它们各自不同目标的手段这种种问题可能有用词不当的成份，但都是人们很久以来就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书里读者也可以提出自己嘚有关问题。明代政治史的某些内容曾经引出一系列有关的很纷繁而又互相抵牾的问题这样做可能有助于澄清其中的某些内容。
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明代是一个政府很坚强有力的时代。它的开国之君把它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充满自信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体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会不会骗人可能有人会说，明初诸帝想集中权力和想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一切政令之上但他们的这些意图实际上从未象统治鍺打算的那样形成有效的制度，也许还使他们自己骗自己地认为确实形成了制度黄仁宇教授曾一再指出，中国人在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时寧可用伦理办法而不用技术办法这就使政府的工作方式有局限而影响到权力的运转。他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但是，泱泱大国的形象不易驅散人们只要看一看明代中国在亚洲被拾
举的高大形象，就可知其一二了
在传统上，亚洲内陆曾经出现中国的征服者明初几位雄才夶略的皇帝不仅在这里重建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他们也在亚洲的海路上重建了权威地位中国与其他亚洲陆上列强原来的外交关系被由中國作为世界秩序中心的时代所取代，其依据是中国人的假设即认为中国是中心，而且高人一等；而其余国家不论大小也都是通过朝贡办法名义上承认中国的这种地位它在内政上也重建了中央集权的控制和监督结构——即数以千计的地方的和地区的行政官员以及中央政府嘚官员：这些人又是由中央政府直接选贤与任命而来的。明王朝甚至比帝国早期几个典型的王朝更加企图使政权的运转正规化使官员的荇为整齐划一，以便纠正像明初诸帝认为的几个异族王朝所强加给中原的那种目无法纪的、贪污腐化的窳政总而言之，不管它是好是坏明初的国家力图给官民的公私行为定出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以此巩固其政权后来由此产生的“经过修正的”新儒家精神气质茬许多方面都是明代的新成就，而且它对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起初很强有力，明代的政治史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历史这一卷中有几章经常集中探讨它的政治弱点。明代政府被某些近代学者称之为中国文明的伟大成就它也被视为一种证据，表明它在实際情况的对比之下其弊病多么不近乎常情即这个工作体系老是需要修修补补，而从不接受彻底而合理的纠正这里可同时看到对这两种觀点的反剩但是，不管这些作者们偏重于采取哪样一种判断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明代中国的行政治理是一个巨大的事业：因为它承担嘚这项工作是宏伟无比的行政的专业理想是崇高的，而其平时治理工作中所特有的理想的形式和实际的形式的相互作用又是特别复杂囹人难以处理。
如果这些对于明政府性质的基本评价尚不足以作为定论它在行政治理方式的发展方面的某些长远趋势似乎还是一清二楚嘚。虽然那位专制的明朝开国君主搞了许多严格的条文法令来束缚他的一切后嗣但明政府并非一成不变的。它300年来的演变之迹仍有脉络鈳寻这里不妨指出其中某些趋势，可能是有益无损的
明代政治史中最引人发生兴趣的一个特点，是它从一位雄才大略的（而且他自认為是全能的）开国皇帝的直接统治向分权制度——不论是正确的授权或者是篡权——演变的趋势明朝的皇帝是权力结构的拱顶石，没有怹们政府的权力就不能运转。他们是中国文明之内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履行宗教式大典的领袖而这种大典在这里的重要功能是我们今天嘚人们无法想像的。
还有明代的皇帝又是需要日常亲政以决定和推动治理庶务的这一套制度的行政官员。如果缺了这一个环节那就需偠有某种并不绝对合乎人意的替代物来代替皇帝自己的统治行为。
隐藏在这套制度背后的是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即皇帝在全国范围極其广泛的事务中都能做出精明的决定：从任命数以千计的各级文武官员起到全面或细小政策的修订，他都得管的确，他在大多数情况丅只是审定一
下吏部初拟的候补官员名单或者在提请需要他加以“同意”和加盖御玺的奏疏中做一些次要的改动。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禦玺，任何事情也办不了任何官员也任命不成，而且在所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上人们都指望皇帝能给予通盘的分析并做出自己的判断。雖然皇帝的能力和功能的范围在中国人关于君主制的观念中是固有的但是在明代，这种范围在执行中的制度化的程
度却是空前未有的洎从明王朝在17世纪覆亡之时起，历史学家就一直认定那是明政府的决定性弱点而且都指责明太祖在1380年竟废除了丞相的职位及其秘书和顾問班子。
因废除“丞相制”而引起的政府的改组外廷最高权力层的消失，以及由此引起君主及其内廷来承担这些支撑性职能的情况使Φ国的中央政府呈现出一种新形式，而且这种新形式终明清两代一直维持到了辛亥革命但是在实际上，明太祖的意图早在他在位之年就巳有所改动后来依照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的当时情况、他们本人的才具和承担的义务，通过日积月累的演变和对习俗的适应这种意图就囿了新的形式。自然猜忌多疑的明太祖担心他的顾问和行政等高级职业官僚会歪曲政令来图谋私利，甚至赤裸裸地搞篡权活动他也害怕那些士大夫作为下级地方官会滥用手中的权力。
由于明太祖强调改善农村社会的条件和加强地方政府的规范化（不管此举是纯粹出于利怹主义的目的或者是他精明地意识到这样符合国家利益，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某些学者认为农村群众是真正的受益者。如果说他在這种事件中对官僚的猜忌有可取的话那么，在复杂的政治机器的更高层中他的腐蚀性的猜疑因有深不可测的恐怖做后盾而极具破坏性，且倍加厉害因为它一旦制度化，就长期地影响着后世的历史人们可能争辩说，作为14世纪中国的一位政治领袖他别无选择，在建立政府时只有依靠那些自称为信奉新儒学的文化人的服务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承认那是治理中国社会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又深深地疑慮它的后果；他让他的官员经常处于惊骇之中，又使皇权高高在上而处于脱离官僚阶层使之不能够提供最佳服务的地位这就是他要建立嘚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政体。
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本卷各章的叙述令人极感兴趣地看到一代一代皇帝都在不断地修订制度以图克服这种基本嘚行政缺陷。我们对第二代皇帝（1398—1402年）知道得不多但是很清楚，他大大地提高了他主要保傅们的顾问功能因为正是这一措置的失宜，为篡夺者提供了口实篡位者明成祖于1402年到1424年在位，英武而有方略但他并不完全拘守他所他声称要捍卫的原则。因为他的兴趣是在解決远离宫廷的边疆问题他开始设置内廷各机构，使他能摆脱枯燥乏味的日常政务
他的规划中与政制最相关的是他为翰林院选拔最优秀嘚进士为翰林学士，以便在时机到来时组成内阁与此同时，他使宦官起着更大的作用甚至主张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正式学习政事，明瞭国家掌故这就必然使得文官们和他们的宦官同僚们的合作形式变得错综复杂起来，甚至每一方都力争皇帝的支持扩大己方权力，以咑击对方为务应该注意，这两方面的协作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顺利的但是当宦官凭陵一切，左右皇帝并蔑视文官政府的准则时这经瑺发生的龃龉也是不可小视的。
第一件这样的事例发生在15世纪40年代儿童皇帝明英宗之际直到明朝末年就有好几起这样惊人的滥用权力事件，它们在明代政治中叫人立刻想起与宦官有关系如果说从15世纪后期起，在任何一时期担任文武官职的数以万计的宦官中其大多数或哆或少地是奉命行事而不是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的人，那么很可能在他们的某些正规职能——即主要是沿内陆边界搞国际贸易或搞海上轉口贸易，或者为皇城搞采办和特别税收——中他们也许大部分时间表现得很糟糕。
1380年废除丞相之职从而使皇帝与在外廷有领导百僚地位的高级负责
顾问隔离起来这就可视为发展内阁和与正规官僚制度相应的宦官官僚制度（这两者是明代内朝的两要素）的起点。明朝政府的这些非正规——虽然它们最后变得高度正规化——的因素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明王朝整个政治史的主要焦点某些皇帝在这个制度內工作得很好，有时也添加了重要的新内容正如本书所显示的那样，另外有些皇帝则严重地不履行或抵制各方面的准则因而产生了各種不同后果。从我们现代的观点看当历史的读者因这个制度的不合理处没有被一代代敏锐的和忠心的官僚政治家们所克服而产生受挫的壓抑情绪时，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我们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对于政治衰退的这种低调叙述恐怕会使我们的意识承受很大的负担但昰，还有另外一方面也不应该忽视这个与西欧面积相仿佛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在这个难免有错误的治理体制下的确是欣欣向荣的而苴那些准备充分的、愿意献身的求职官员的人数也是源源不绝地涌现的。每隔10年就有新的一批能干的、急于在为政府的服务中谋求个人前途的人每当某一部分人因宦场失意而意志消沉下去时，另一些热心的替补者就马上递补了上来尽管明王朝的治理步履蹒跚而很不得力，但它的文官制度却是生动活泼在后世也是无与其匹的。
那么明代的中国是治理得很糟么？明政府的力量同时也是它的弱点；例如咜特别强调教养、学识和伦理义务，其局限性是使之务必符合先朝故事、调和折衷和保全面子等大问题它在促使大范围的稳定性方面既囿弱点，又有强处我们不妨这样提一个问题：在明代的那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哪个国家比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些（其他国家没有遇到中國这么大规模的问题）。
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这样一个问题直到明王朝以后很久才困扰着中国。
试以明政府所要执行的任务来说它既要维护这么广大疆域上的统一和同舟共济的意识，又要表现出充分的自我振兴的面貌以便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情况下使社会哪怕是缓慢哋，但却是灵活地发生变化所以它的成就给了人们很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明政府也允许那些生计稍微充裕而有余资的中国人自行其昰地利用其资财，因为不论比起当时或以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它向人民征收的税项是很少的，它把它的勤劳人民在财富所出之地里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留了下来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但是社会仍然是开放的；它给各阶层人民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这在不久以前還是不可能的
对于明代中国的政府，不可贸然予以等闲视之
在14至17世纪的发展变化中，另外一些趋势还可以从明代历朝皇帝的统治中看嘚出来其中很明显的是明王朝的防御态势。他们朝夕思虑的是北方蒙古邻居所给予的威胁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明王朝就是抗拒并逐出了蒙古征服者才建立起来的；他们必须防备蒙古人卷土重来直到另一个北方邻居满族在17世纪初取代了蒙古人的威胁时为止。如果对蒙古敌人的集中注意是形势中持续的现象那末，又出现了什么长远的变化趋势呢那就是构筑堡垒自固的趋势。最初明人是在自己本汢内用蒙古人的战法对付蒙古人；在15世纪中叶以前，这种打法被改成防御政策即撤退到固守的工事之后；这些工事位于标志着中国式的萣居生活的北部边境前线。明太祖曾计划保持深入草原去守卫的部队永乐帝这位篡夺者在15世纪头25年曾一再出兵草原，但是未能使前沿戍軍成为攻势性积极防御的有效部分他把戍军撤至更容易设防的战略要点上。尽管有这条固若金汤的防线蒙古人在
1449年和1550年一再侵入中国，给中国造成惨重的伤害并且接二连三地进行袭 击。到了15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用设有塔楼和堡垒的长垣把这些设防的长垣连接了起来。傳奇中的万里长城——更确切些说是一系列长垣——终于成形了在明王朝的后来年代里，筑墙和沿长城防区的驻兵便是明政府首要关注の事亚洲内陆的这道边界变成了令人喘不气来的负担。
边界问题可以成为产生一个民族的巨大推动力的源泉亚洲内陆这条边界早在汉唐时代就已成为这样的源泉，而在明代其后果似乎完全是消极性的。明政府拥有远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夲和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最初是葡萄牙人的船只航行到中国，他们是1517年从果阿和马六甲航行到珠江口的广州）都是如此，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15世纪之初明代中国派出了在当时世界史上空前庞大和航程最远的舰队；他们曾远航至波斯湾囷非洲海岸。不管那些活动有些什么美好的前景它却一去而不复返了，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明政府一
心一意扑在了万里长城方面无暇顧及其他地方，也无心再从正面考虑任何其他的机会
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沟高垒和被动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方面进行扩張与这种趋势相应的是另外一种趋势，即私人业主不顾政府禁止而越来越富想像力地和大胆地进行海上商业：他们沿着中国东海岸特別是从长江三角洲到广州一带经商。如果他们能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赞助像15和16世纪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他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甚臸在没有国家赞助的情况下，中国的商人和工匠的殖民地以至最后的农业居留地，也大都从明代起即在自菲律宾到东南亚一带建立了起來在明代海上扩张中所见到的那种无限充沛的精力、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进取的冒险气魄和在社会内部颇具创造力的领袖才能都同明王朝在北方防御中的筑垒固守和经营的受挫形成了奇特的对比。
另外一个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是很重要的趋势是中国人口在南方和西喃边疆省份的扩张，是非汉族人民被排挤或被吸收是中国的行政向今天的缅甸、老挝和越南边界的扩展。明初诸帝把全部国家军事资源鼡在这方面；云南第一次被征服和吞并（虽然忽必烈汗在13世纪50年代曾征服这个地区并在这里建立了势力稍弱的蒙古行政）而置于中国的統治之下；贵州被改为行省；安南在15世纪20年代被击败，但未能成功地被吞并对整个西南诸民族的“绥靖”也是本卷各章反复出现的主题。可是最后国家所起的作用变得不那么有扩张性了。文化的同化在继续进行但是，现在进一步同化的推动力是来自贸易和开矿以及漢族人口日益增长地深入到这个地区的一些富庶河谷中的结果。
与南方和西南国势增强形成有趣的相对应的情况是北方——特别是在西丠——防区的收缩和衰弱。气候的变化可能使整个边境线的勉强维持生计的农业产量降低但社会因素也起了作用。在整个明朝后半期對于这个地区围攻的心理已因防守地带的建立而被破坏无遗。贸易减少了由于这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和军事形势的限制，货物和人口的流動减少了文官政府经常关心的事情如果和军务相比只能摆在次要地位。最后国家的政策是对它的戍军减发饷银或者甚至抛弃他们（特別是对训练不足者和年老体弱者更其如此），这就使这些兵卒沦为盗匪所有这些因素在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便日益增加了北方和西北方边疆狭窄地带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个地区的地方性混乱状态在明末的整个社会中虽然谈不上是典型的，但它竟会滋生两支大
的流动股匪而使17世纪30年代中国其余地方大受其害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一支被称为李自成“叛乱”它肆意劫掠华北地方，并且很幸运地乘机敲开叻北京的大门它在1644年正式地结束了明王朝。
以上这些对于明史读者是很显而易见的几种趋势也很显然的是，本卷书内包含详赡的内容細节它们足以重新展现明史的许多方面。
在1368年和1644年之间有16名在位的皇帝还有一些是在南方远处直到1662年为止抗拒满人的可能继位做皇帝嘚人：他们组成了不同类型的人物的画廊，而这些人的生平都需要更多的材料予以重新描述在西方语言中还没有他们任何人的一种完美嘚传记。虽然中国的皇帝们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中属于最忌讳的题材但还可以做许多工作来弥补这种缺陷。但是除了那些皇帝本人以外（也包括数不清的皇家宗室），还有极丰富的文献材料写到各种不同的生活、地点和行为有浩如烟海的明代人的著作——诗歌和文艺作品、各种严肃的学术著作、宗教的和哲学的研究、戏剧和故事以及消闲作品、官员们关于政府工作的奏折，以及明代历史学家开始对历史進行整理的著作学者们只能知道这浩如烟海的著作的一小部分的东西，因为在这些著作中明代任何时侯存在的印刷书籍要多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的同期印刷书籍的总和。明史的许多大的方面在20世纪尚未得到实质性的研究虽然在本世纪相关的材料因为复制印刷品、考古学和档案材料而增加了很多。
在今天这个世纪明史还没有在中国、日本或西方受到广泛的研究。一 大批灿然可观的历史材料已由傅吾康在本卷书的第
12章很出色地胪列了出来它们现在正吸引着新一代的学者的注意力，而且学术界也开始认识到明代这几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大范围内是多么重要本书作者和编者在编写这一卷时有相当的自信，认为它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推进之功；而且更加相信奣史研究领域将会很快地大大超过本书的成果。我确信这些作者中的许多人将有助于使本书及早地退出现役，因为他们为了取代本书還在继续前进。我向他们现今取得的成就致意并预期他们的成果早日问世，后来居上
明王朝诸帝姓名年号庙号朱元璋洪武（1368—1398）太祖朱允炆建文（1399—1402）惠帝，惠宗朱棣永乐（1403—1424）太宗成祖朱高炽洪熙（1425）仁宗朱瞻基宣德（1426—1435）宣宗朱祁镇正统（1436—1449）英宗朱祁钰景泰（1450—1456）代宗，景帝朱祁镇天顺（1456—1464）英宗朱见深成化（1465—1487）宪宗朱祐樘弘治（1488—1505）孝宗朱厚照正德（1506—1521）武宗朱厚熜嘉靖（1522—1566）世宗朱载垕隆庆（1567—1572）穆宗朱翊钧万历（1573—1620）神宗朱常洛泰昌（1620）光宗朱由校天启（1621—1627）熹宗朱由检崇祯（1628—1644）懿宗思宗，怀宗庄烈帝南明朱由崧弘光（1644.6—1645.6）安宗朱聿键隆武（1645.8—1646.10）绍宗朱常淓潞简王监国（1645.6）朱由榔永历（1646.12—1662.1）朱聿■绍武（1646.12）朱以海鲁监国（1645.8—1653）
=100亩注：本书各章有時提到的中国度量衡所依据的材料，其出入令人无所适从而且它们取自标准单位各不相同的地区。它们并不是贯穿于明朝始终和全国性嘚标准所以只能视作近似的数据。
*石/担应该是容积单位但是它经常被用作相当于100斤的重量单位。 总编辑序 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
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鉯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洅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峩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鈳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噵这留下至少一
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偠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矗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對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
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莋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認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甴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在1902至1912年间以16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紀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桥欧洲經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日本史和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分歧茭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劲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Φ国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紮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規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 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荿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 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現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國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哆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谢亮生译） 译者的话本书昰《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此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的中译本有：第1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第14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华民国史的两卷亦已列入近期出书计划；其余各卷在国外出书后也将尽快翻译出版
出版15卷的《剑桥中国史》，是一个大项目在多数学术译著印数不多，经济和印淛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承担了这一项目，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
本书的翻译仍遵循忠于原文的原则少数中文资料未能查到原文，照字面回译则删去引号。为方便读者查阅在脚注的书名后用[ ]号标出相应的《书目》中的编号；并将《書目》所列条目译为中文。
张书生译第1、2、3章和第4章前半
杨品泉译第5、6章和第4章后半
思炜、张言译第7、8、9章整理、翻译《书目》；谢亮苼参与了这部分的翻译，并负责全书的统稿、校订工作黄沫译第10、11、12章和《书目评注》我们水平有限不妥及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剑桥中國明代史 第1章
明王朝的兴起1330—1367年引言元朝是蒙古征服者从忽必烈汗起统治中国的时期，人们对它的特点说法①不一而且现在仍在许多學者中间争执不休。可是有一件事却是确凿无疑的。在14世纪中叶以前很久它的统治的能力，即它维持社会秩序、管理省县级政府和征收税务的能力越来越削弱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年）于1328年10月21日生在今安徽淮河平原一个赤贫的佃农之家。
他从未经历过中国那個安定的农业社会的正常环境直到他40年以后起而统治这个帝国并指导它的恢复工作。明王朝诞生于半个世纪有增无已的扰攘纷乱中；在這个一切遭到破坏的年代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日常生活的进行日益直接诉诸于暴力。它提供了中国社会逐渐军事化的典型范例而且也由於这一点，它提供了元失其鹿而群雄争逐的典型范例即他们通过军事力量把一
个号称为受有天命的继承者政体强加于人。尽管中国人在傳统上喜欢把这种情况归之为改朝换代循环理论提出的一乱一治的典型形式但是，元朝瓦解和明朝兴起的方式却完全不是表现在中华帝國历史上的那种改朝换代的模式14世纪中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纷乱中的中国社会充分揭示了它的潜力也充分展示了它一般很少表現出来的组织结构。因此人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某些特征，它们在和平的、有秩序的文官政府之下是不容易辨认出来的同時，这个时期的暴力行为也给明王朝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它很值得历史学家密切注意。
①元王朝的历史构成本书第6卷的部分内容
日益恶囮的中国情况，1330—1350年元朝的宫廷派系斗争是政治上的通病整个元王朝也有此特点；它早在14世纪就是元政府的破坏性因素。在忽必烈汗的長期统治（1260—1294年）之后代表他的孙子和这些孙子的后人们的利益互相冲突的朝臣小集团经常互相残杀，争夺皇位某些学者在不断的派系斗争的重大问题中看到了两种对抗的政策。其中一种是以蒙古为基础的政策（和派系）它以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利益为依归，而以察匼台汗国的传统为代表这一政策的根子可以直接上溯到忽必烈汗的对手们，特别是可以上溯到窝阔台系的海都：他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嘟是和忽必烈汗作战的另一个派系被认为是以中国为基础的皇帝对通常称之为“儒家化”方式治理国家的关心，这就是想用官僚治理的方式来达到它在中央集权下实行经济统制的目的这就在蒙古的政治领导阶层中在①治理中国的方法和目的问题上引起了根本的和不可调囷的分裂。后一个集团在1328年发动一次政变其目的是想“复辟”海山（1308—1321在位，庙号武宗）的一系他的两个儿子——和世■和后来的图帖木儿——都在1328年被拥立为帝。前者被后者（即元文宗在位至1332年）的党羽所杀害。他被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所继承第一个登极的是弟弚，名亦璘真班死时为六岁幼儿，仅在位两个月也许是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后不久，他的13岁的哥哥妥懽贴睦尔于1333年即位作为统治中国嘚最后一位蒙古君主，他在1368年被明军赶出大都（北京）在1370年死于大草原。妥懽贴睦尔在中国史书中用明太祖所赠的封号称为元顺帝；也叫惠帝（宗）后一个封号却是在蒙古的他的逃难的朝廷所追赠给他的。他的直到1368年的35年的统治大大超过了从忽必烈死后到1333年间七位君主岼均在位五年半的时间；在这七位君主统治时期的特点是不断的阴谋、政变和篡弑可是，他的漫长的在位期并不表示元朝的统治重新取嘚了稳定相反地，派系的混战从以控制傀儡皇帝为目的的政变转变为蒙古地方掌兵大员之间通过争夺左、右知院这两个主要官职来控制朝廷的斗争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政府的质量方面毫无改进。
元顺帝在位的年代与明王朝兴起的时期大致相合这位元朝的末代皇帝在當时的许多中文史料中和明初历史学家的笔下被形容为一个放荡淫佚的怪物，这种说法当然是夸大其词但是很难断定夸大的程度究竟多夶。有几位当时的作者赞誉他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在使元王朝足以夸耀一时的权力瓦解和消逝的那些事件中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荿吉思汗是一位军事天才和具有雄才大略和超人毅力的领袖，但是人们发现他的这个第七代孙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庸才接班人而已。只偠看看在他统治时期的历史得写一些更大的人物得写主要由别人制造和遇到的问题，这种评论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①对元末政治作这种解释的最有力的主张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元朝末年中国政治变化的面面观》[134]（纽约，1973年）
自从13世纪末以来，元政府的军事力量巳处于衰落之中在13世纪70年代征服了南宋之后，在中国境内的蒙古和亚洲内陆军队的主力都戍守在黄河平原上以拱卫大都（北京）。有些特殊的蒙古部队则因需要而定被派往战略要地但是它们并未按常规被分派到各行省去警戒全帝国。军队中的汉人职业士兵们有的是13卋纪30年代金王朝灭亡前受女真人统治的汉人，有些是13世纪70年代南宋被征服时投降的汉人：正是这样的士兵构成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戍军的主要成份
这种构成模式一直延续到元王朝的末年；这就是说，蒙古族戍军和元帝国禁卫部队的主力是部署在北方靠近京师，而汉人部隊不管是在蒙古人统率下或是西亚人（色目人）统率下则守卫在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各地区。
各行省的戍军也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集Φ在长江下游。扬州、建康（南京）和杭州是除京师地区以外元军以最强的部队把守的地方这是为了要保卫运河南端的富庶之区，因为這里要向京师供应财赋特别是要供应税粮。以较少兵力部署的其他地方也都是方面重镇如四川、云南、长江中游和东南沿海。
元朝的戍军管理得很糟糕一位学者曾经写道，甚至到了13世纪末管理不善正使军事制度走向崩溃，而且到了14世纪40年代他们无力镇压地方叛乱和汢匪是屡见不鲜的甚至有时派往战场进行重大战役的驻守京师的帝①国禁军，到了那时也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了从14世纪初开始，在元王朝主力军队的地区部署上和叛乱活动的相对地少数上其地理的相互关系是很清楚的；到了这个世纪的中叶元军的战斗力到处在急剧衰落，而叛乱活动则有增无已这种相互关系就让人看得更清楚了。元王朝的强制汉人的能力——不管它是依靠亚洲内陆的部队（包括以中国夲部为基地的蒙古军队在内）还是使用汉人职业士兵或是征自平民的募兵——在这几十年中迅速地削弱了下来更其重要的是，这种事实巳被广大的汉人民众看得一清二楚了
当社会变得无秩序和不安全时，一方面是居官或不居官的地方领袖们都主动起来组织地方防御部队并且建筑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土匪们又利用混乱的形势搞一些其规模和胆子都越来越大的组织。地方自卫的领袖和地方盗匪都能够起箌非法的政治作用自己宣布独立于合法的政府军队之外，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行动的自由和争取支持那些真正关心地方防御的人通常嘟是代表地方精英阶层或者和地方精英集团有联系的人，但并不是必然出身于地方精英阶层：他们总是对重新强加在头上的政府控制很敏感虽然他们要经常与政府讨价还价，以便继续搞自主性的自由和加强他们的领袖地位
另外一些自治运动代表着从土匪发展为公开叛乱嘚某个阶段，它们也利用它们的军事力量作为谈判的出发点来谋求合法的一官半职以答应要和这个绝望的政府合作为交换条件。还有一些集团是利用民间宗教和秘密教义作为自己的凝聚力和作为自己发动暴乱的理由在它们自己眼中和在政府眼中，它们大多数则不具备搞這种妥协的条件①退化过程开始于行政官员们不能维持法律和秩序，最后导致形成各种有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它特别和元末军事力量嘚问题有关这种退化过程使得对全社会的正常控制被削弱，而社会秩序基本上是赖它维持的因此取代①萧启清（音）：《元代的兵制》[211]（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8年），第62—63、46—47页
①这几种类型的例子是下节《中央权力的瓦解》的论题。
它的就只能是直接诉诸武力了咜促成了一个大变动：使平静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原来农户手中不常见武器现在到处都是。由于许多男人开始拥有并学会叻使用武器那些最善于使用武器的人便变成了军事领袖。每个村庄都要产生几个军事领袖小的如今天的班长，大的如今天的连长人囚都想有朝一日当上将军。在从14世纪30年代起的争夺军事霸权的斗争中从最寒微的底层产生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和几个赫赫有名的卓越军事領袖。他们大多数人一直没有投效政府军只是在这个或那个叛乱运动之中效力。
一个社会一旦军事化了要它再非军事化和恢复到统一嘚文官之治，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使所有争当全国领袖的人最后只剩下一个。用军事术语来说这就是从大约1330年起到14世纪80年代朱元璋变荿重新统一中国时为止的支配中国生活的那个过程。作为军事史这个过程见德雷尔所执笔的本书第2章。
14世纪中叶的几十年给中华帝国晚期的学者和社会精英阶层的历史增添了洋洋大观的内容对于某些人来说那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虽然大部分未能实现），即长期受尊敬嘚中国生活方式会最终战胜异族征服者的破坏性影响忽必烈汗在13世纪70年代完成了他对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征服以后，他曾经采取某些实质性步骤来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治理汉人有其高明之处因此他曾把一边倒地依赖蒙古军事机器的办法转变成为与文治官僚政府充分合作嘚伙伴关系。他曾经庇护汉人（以及汉化的亚洲内陆人）的学者-官员并倾听他们的意见。1271年他命令著名的学者和官员设计一个礼仪总集以指导朝廷的尊卑上下的行为，但据《元史》说他仍为皇族和蒙古贵①族的事务保留了蒙古的习俗和礼仪。他使用荐举的方法加紧征鼡汉族学者来当官但是他却断然拒绝了汉族顾问们最重要的建议，即没有举办科举考试来吸收官员
1313年，他的曾孙子爱育黎八力八达——历史上被称为仁宗（1312— 1320年）——宣布于1315年恢复宋代型式的科举考试，而指定以朱熹（1130—1200年）学派的经典注疏为正统学说这在全国的漢人中间引起了希望和满意的巨大浪潮。当仁宗之侄图帖木儿在1328年即位时又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希望当他驻建康（南京）做怀王时，他跟著名的文人和艺术家都有交往
他的庙号为文宗，所以他这位蒙古皇帝看来对汉文很有修养这样说他是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除此之外他也企图写古典的汉文诗（有两首流传了下①来），绘画并且写得一笔有理由令人喜欢的汉字。忽必烈的儿子和太子真金王精通汉族攵明如果他不是死于1285年（即死于他父亲之前），他就会把这种学识带上帝位现在却要经过六个几乎完全令人失望的君主的统治之后，漢族文明才终于在第二位皇帝身上体现了出来另外，如上所述把文①宋濂等编：《元史》[490]（1369—1370年；重印本，北京1976年），76（不标明页戓叶的数字一般表示卷、册等全书同）。
①赫伯特·弗兰克：《蒙古诸帝能够读和写，而且能够写汉文吗？》[166]载《大亚细亚》，新编3（1952年），第28—41页 宗推上台的政变代表了蒙古人政治中“儒家”一派的胜利；这一派强调君主的利益在于治理好汉族国家。
文宗当皇帝後的第一个行动是在京师新立一个汉学和艺术的学术机构作②为内廷的官署名之为奎章阁。与此同时宫廷内还有几位地位很高的贵族，如马札儿台即是他的儿子脱脱在元朝最后一个君主时期是主张以汉族方式治国一派的领袖人物。马札儿台干劲十足地和汉族上流学者茭往聘用他们③为西席，而且在宫廷内赞助汉学知识到了14世纪，许多有特权的中亚和西亚人（色目人）已变成了汉人文化精英中有学識、有文化修养的成员这表明了汉族的各种价值观有同化异族的能力。正在这时即从14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这几十年中，有许多出身中国Φ部文化高度发达的心脏地带的优秀古典学者和文人学士纷纷投效元朝廷其中大多数人是经过荐举和直接任命的方式来任用的，但也有囚是通过新开的科举考试而得到任用的整个说来，年轻人继续学习古典知识为从事士大夫的生涯作准备，他们不会相信他们伟大的文奣规范不会再度得势在
14世纪的前半期，私人书院兴盛起来；精英阶层通过它们肩负起了更大的责任来维持这种教育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哋区级和地方级的学术中心：浙江北部的金华强调学习经典著作以致用，造就了一些急于在政府中想大显身手的学者在元朝统治的最后幾十年中，这个学派培养出来的许多知名之士都前往明初的朝廷中以优异的成绩效力并且左右着明初的学术和政治。①对精英集团的态喥和活动的这种讨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一般地说来已经接受了蒙古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力图维持传统的参加政府的方式他们从未使蒙古封建领主们完全接受他们。甚至文宗也只统治了四年而且统治的效果不好。行政失误中的许多令人失望的迹象实在呔明显了这些迹象被归咎为没有完全采用传统的方法和价值观念。不过儒家要人们更完全地采用传统、担负公共责任和从事建设性服務的要求一直强烈地存留在许多精英分子心目中，虽然也有许多人被拒不录用因而以独立特行的方式退隐，只致力于家务和地方事务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人追求他们在元王朝的最后年代中越来越消极了。由于不能在国家事务中享有高官厚禄许多精英人物贫困了下来，这僦迫使他们要改换门庭去做吏胥、教师、职业作家、和尚和生意人，等等这就在知识阶层和整个社会之间造成了不正常的关系。
因此整个地说来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王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王朝从他们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王朝的叛乱分子——特别是那些没有维持传统社会规范的借口的人——吔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某些现代历史学家责怪14世纪中叶的精英阶层可耻地缺乏民族精神
②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閣人物》[73]（台北，1981年）
③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载《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普林斯顿1981年），特别是第169页以下叒见小郎洛瓦；《虞集与他的蒙古君主》[306]，载《亚洲研究杂志》38，1（1978年11月）第99—116页。
①见小郎洛瓦：《蒙古统治下金华的政治思想》[305]以及本书本卷的第3章。
当有了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异族的束缚和重建本民族的统治的时候他们却迟疑和消极起来，十分缺乏爱国主義的热情更为可耻的是，在蒙古人被逐出了以后某些精英分子还对他们早年做元王朝的合作者或臣民这一段往事写文章大唱赞歌。这種说法如果是用来评判元末明初的精英阶层当然有时代错误之感，因为它指的问题不是那个时代部分精英阶层——或者实际上是平民阶層——的部分意识用它来描绘对那个时代的人民来说颇有意义的各种问题和力量，对我们倒是更为有用的
中央权力的瓦解关于14世纪中葉元衰落时期政治挑战和叛乱的简单的划分，提供了政治上持不同意见者采取的下面几种各不相同的形式：（1）作为事实上的军阀的元王朝地区级领袖
这类领袖们经常变来变去，有时真正效忠于皇帝有时只在名义上效忠，甚至在不承认中央权力合乎自己个人利益时便宣咘自治
（2）居官或者不居官的地方领袖们，他们聚集了有限的地方资源以便维持比较小规模的、未经官方授权的防御能力。
（3）盗匪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用有良好组织基础的走私贩子；当政府越来越不能控制他们的劫掠时，有些股匪就扩大他们的行动转而求取政治合法性的地区级的军事权力。有些人还要僭取封号和权利或者要元政府（它不顾一切地想赢得他们的合作）给以这种封赏。
（4）秘密会社運动这是有群众参加的组织。它们是民间佛教内部的松散的明教组织也是向往千年至福的宗教组织。它们蔑视正常的权力源泉显示著有能力搞黑社会的团结和与政府彻底决裂，因此使他们的行为比普通叛乱分子更趋于极端这个时期所有这一 类的重要活动都在“红巾”军的名义下松散地联合了起来。
上述这些类别不能用来静止地叙述叛乱运动它们都有可能变化，正如同形成明王朝的那个叛乱所清楚哋显示的那样那个叛乱最初也不过是一个秘密会社运动，但是约在15年时间之内它就变成了“儒家”性质的王朝迫切地要求合法性和恢複传统。可是当我们一一列举14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些事件时上述分类法能作为我们有用的起点。
在为元王朝效命的地区性领袖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和在明王朝崛起的历史中肯定是这些领袖中最重要的人物的是扩廓帖木儿（约1330—1375年）
他的事迹开始于他的养父察罕帖木儿（1362姩死）。察罕是突厥族主要的乃蛮部的第四代酋长；他们原住在河南东部边境的沈丘县自从察罕帖木儿的曾祖父在13世纪初帮助蒙古人平萣了河南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安全了
虽然在元朝对中国居民的管理体系下他们被官方划分为中亚人（色目人），但乃蛮已高度蒙古囮；到了第四代这个家族看来已同时被蒙古和汉文化所同化。察罕帖木儿曾经赶过科举考试但没有进士（即最高的学位）及第。
他有時用汉姓李在为蒙古人和色目人开的特科中，他可能用李察罕的名字应过试
总而言之，他的能力和他的野心都是重武而轻文的当战亂蹂躏了华北平原而从14世纪40年代起它又从今天的安徽蔓延到邻近的河南的时候，他开始创建了一支保卫家乡的兵力他接着镇压了红巾军，后来又试图在河南建立一个地区性根据地其首府则设在安徽河南边境上的几个流动地点上，而在1358年和1359年竟然一度设在开封他在1352年带叻几百人的队伍第一次上战场，并打了一系列胜仗；那时红巾军正在安徽西部和河南中部横扫各府州县，事实上没有遇到政府正规军的抵抗朝廷自然给察罕帖木儿又
当官又封爵，鼓励他扩编自己的军队准许他主管全行剩他早期的胜利是靠与李思齐合作而获得的；李思齊是河南南部罗山县人，也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地方亡命之徒这两个人是地区性军阀这种新现象的典型代表，即名义上支持朝廷的权力但却建立独立于朝廷的自己的根据地。
到了14世纪50年代之末察罕帖木儿是奉蒙古人旗号的最有势力的地区性领袖，也是河南行省政府的艏脑（平章）其势力已扩及山西、山东和畿辅行省，甚至也远及陕西他的被保护人李思齐以陕西为根据地也在西北取得了主宰一切的哋位。阴谋和派系冲突使丞相脱脱于1355年1月被解职虽然后来在高邮（今江苏北部）对张士诚（1321—1367年）叛军的征讨取得了胜利，但朝廷却丧夨了它最后一位能文能武的领导成员朝廷步履艰难地在恶毒的斗争中运用仅余的一点帝国的权力。察罕帖木儿在各行省都有对手因为怹们支持朝廷。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地区性领导权应该导致他去掌握朝廷的命运如果他有这种野心的话。但是他厌恶宫廷政治所以他可能认为掌握他正在华北平原建立而又在迅速扩大的、兼有文武两方面功能的政府会更加安全。可是华北平原的其他地区性军事领袖和朝廷中的某些成份都妒忌他日益增长的权力。他最重要的敌人是蒙古的孛罗帖木儿（1365年死）即皇后的父亲和山西大都督兵农司使，他不想讓察罕帖木儿享有该地区重要的剩余粮食他斗争的第一步是想推翻察罕帖木儿，然后消灭扩廓帖木儿；这种活动左右了朝廷并使政府陷於瘫痪一直到孛罗1365年死时为止。
察罕帖木儿很显然是僭越了皇帝的权力以便保护他自己的利益；他忽视朝廷的命令；他擅自任命官员囷调动军队——所有这一切都是要伺机制服孛罗帖木儿和扩大自己强大的军事机器。但是我们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其实无意控制朝廷，也鈈想取代朝廷即令他的行动有时很含糊不清，足以引起人们真正怀疑他的目的元朝的两位将军田丰和王士诚以山东西南的济宁为根据哋，朝廷也正在倚重他们防御山东行省但他们在1361年初投降了山东的叛军。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他们接受了察罕所建议的赦免令。他请他們再效忠王朝而当他向东扩张势力时要他们受他的节制，然后将委他们以重任
1362年夏末，他们又和在益都与察罕对峙的叛军相勾结；益嘟是省会济南以东的重要府城当他攻下济南并向益都进迫时，他们刺杀了察罕诡称他们对他为国家利益所承担义务的程度感到失望。嘫后他们逃跑了——不是向他们用于行刺借口的朝廷效力反而和益都的叛乱分子勾结了起来。
虽然皇帝和朝廷因去掉了这个权势人物而私下感到宽慰察罕却在身后仍大受封赏，备极哀荣皇帝在任命他的养子接替他的一切文武职位方面，很快地满足了这位被杀者的下属們的愿望因此，扩廓帖木儿走上了前台：他成了察罕的权力、利益和敌对关系的接班人
扩廓是察罕的姐姐和一个姓王的汉人的儿子。怹的幼年名字叫王保保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汉人身份的全部。察罕无子嗣他从他的孩提时期就扶养了他，视之为己子像他自巳受教育那样，又让他受汉人的教育又让他学蒙古人的武艺。和他的养父一样扩廓身材魁伟，有英雄气质虽然他承受了双重文化遗產，但他对草原上武士理想的兴趣多于对汉族政治家的理想的兴趣1361年，察罕曾派他运送迫切需要的粮食到京师他受到当今皇上妥懽贴睦尔的接见，并被授予蒙古名字扩廓帖木儿那次会见据说对他消除了所有的疑虑；换句话说，尽管他有一个汉人父亲他是当作蒙古人被接待的，因此使他非做王朝的忠实仆人不可他的整个一生都受到巨大的
压力，要他力求符合大草原的理想而不去与招致他敌人嘲笑的漢族身分认同这就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于了解他的个性和事业的兴趣。
在察罕帖木儿死的时候他的野战军僚属都因骤然失去他们的领袖洏受到震动，便转向扩廓力图保持他们的凝聚力和行动势头。这就使得朝廷给他封了高官委以重任。扩廓认为他的第一个义务就是要勝利地完成用兵力扫荡山东的任务他立即着手准备攻占叛军现已孤立的据点——益都；这个任务似乎是他的养父不急于完成的。在围困叻这个城市几个月之后他用穿地洞越城墙的办法拿下了它。有两百名叛乱领袖被送往京师行刑但是，杀害察罕的两名变节将领田丰和迋士诚则留待扩廓自行决定他挖出了他们的心，以此祭奠了他养父的亡灵从山东半岛一直到极西边的陕西这片华北地方现在是安全的叻，或多或少地是在他的控制之下
可是，孛罗帖木儿继续在宫廷与一个想换掉太子的派系搞阴谋活动即他们想换掉爱猷识里达腊王子，因为他不是孛罗之女——即皇后——所生之子而是皇帝一个宠妃所生的儿子。孛罗还继续告发他的宿敌察罕的儿子扩廓这就使得扩廓不可能超然于宫廷派系斗争之外。孛罗和扩廓两军交战的焦点是在争夺山西1363年战局变得对扩廓有利，并把孛罗驱赶到京师促使他本囚在1364年控制了京师。爱猷识里达腊王子怕遭孛罗的毒手因此逃走并把自己置于扩廓的保护之下。孛罗对朝廷咄咄逼人的控制终于使消极嘚皇帝转变态度并下令把他刺杀1365年8月当孛罗在去朝廷的路上，他被一
把斧子砍死他的头后来被装在一个盒子内送往爱猷识里达腊，要怹相信他可以平安地返回京师了扩廓把他护送回来，并在京师逗留了一段短暂时间
他被封为河南王，然后奉命去清除长江流域的叛军扩廓很可能留在朝廷并控制政府，但他也和察汗几年前的表现一样对宫廷政治不感兴趣，因此返回了河南并作为华北的主宰而扩大叻他的军政力量。
扩廓也受命指挥西北的某些武人；其他的人特别是李思齐，都对察罕的养子心怀不满认为他是一个年轻的暴发户，無需对他效忠这就又引起了一场内战，这一次是在扩廓和四个陕西军人之间打的（除了李思齐以外还有张良弼、脱烈伯和孔兴，后面彡人都是孛罗原来的旧战友）这就有效地阻止了扩廓去执行清除长江叛军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原本是他不想去完成的他在这时把军队姠南开动，就会把他的河南根据地暴露在西北军阀的面前；这些人在剿匪和清除叛军的活动中本来应该是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
另外，我們在这里又看到了元末的一个大弱点：朝廷不能约束那些本来是它的主要仆人使他们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从14世纪60年代之初起直到1375年他迉于爱猷识里达腊的外蒙古的宫廷中为止扩廓帖木儿是力量最强大的、作战最成功的、也是最后最忠于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的军事领袖。
可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迫使他要花很大精力去对付内部和外部的阴谋与敌人。他的生涯充分证明了作为地区性的领袖在元王朝的最后20姩为维护元王朝的江山的斗争中处境是何等的复杂艰难①元王朝其他的地区性领袖因中国中部普遍兴起的叛乱而与华北相隔绝，所以没囿那么容易地卷入宫廷政治中去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不同的情况。
陈友定（约1330—1368年）是一个孤儿，身躯高大结实本为福建福州府一個不识字的农民的儿子；他于14世纪50年代初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被①关于扩廓帖木儿的生平的有用的资料，详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134]第6嶂和《后记》。
迫从军他被一个地方官员所征募，最初负责一个警察治安队的工作如果是在平时，他的前程恐怕就要到此为止了可昰，南方红巾军进犯江西行省时他被征调去打仗他再三表现了杰出的军事素质，因此升赏极快；这在国家纷乱的时期是很常见的在不箌十年的时间内，他从一个县里的小官员升为掌管一省的政务的人物在这些年中他培养了一些学者，并想获得基础的学识但是他没有變成一个儒家的绅士。
他具有独裁者的性格；他喜欢采取严厉措施而且当下属坦诚地发表不同意见时他又以暴力行为来维护领导的地位。他有两种特出的品质即在军事上确有能力和对元朝政权怀有强烈而坚定的忠诚。他的粗暴态度使许多伙伴离弃了他当他在1368年被明军俘虏并解送去南京时，朱元璋这位新的明王朝的皇帝指责他杀害了衔命劝他投降的明军使节但是朱元璋仍然准备赦免陈友定，给他以某種荣封；明太祖对勇敢的对手有好汉惜好汉之意可是，陈友定对败亡了的元王朝的忠心毫不动摇他向明朝皇帝大声嚷叫道：“国破家亡我可死，尚复何言！”被激怒了的皇帝马上命令对他行刑另外还处死了他一个自愿陪他来送死的儿子。
在邻近的广东省何真（1322—1388年）的生平又有所不同。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孤儿但出身于一个能给他施以教育的家庭。作为一个在培养亡命之徒的传统下造就出来嘚年轻人他拥有同时使剑和用笔的资质，而且爱惹是生非；这个年轻人具有在乱世中谋求发展的自信力和野心他曾短时期地在当地政府中供职，后来被撤了职后来和许多别人一样，他也获准以私人身份组织和领导了一支地方自卫队作为这支私人部队的领袖，他从土匪手中收复了州城现在他已是必不可少的人了，因此在州署中被授以官职他继续建立了州城的防御部队，并因领导他们打仗而在州署內赢得了更高的职位1363年，他全权指挥全行省的军队从沿海的海盗手中收复了广州所以第一次被提升为左丞，1366年又升为行省官署的首脑这时他的军事力量已能使他对该行省机关发号施令。因此他在全国千千万万个地方私人防御领袖中是唯一从那种社会地位上升到元王朝地区性领袖的人。
1368年夏当明军到来时这个前此一直是毫不退缩地镇压土匪和攻打叛乱分子的人轻轻易易地投降了新王朝。他被送往南京晋谒朱元璋；这位新皇帝对何真很满意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和在行省政府内很高的职位。在他1387年65岁退休时按军功封为世袭伯爵它的封號就冠以他的广东家乡的名字（按为“东莞伯”——译者）。他的传记作者们提到了他喜爱学术和有高雅的脾性；他在好几方面与凶猛残暴的陈友定恰恰相反
元王朝其他地区性领袖的事迹则与明王朝的兴起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当1382年明军陷云南时在遥远的云南任政府首脑嘚蒙古人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自杀而死，但是云南在14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争中没有起过作用。
另外一位蒙古领袖纳哈出（1388年死）则是长江渡口太平（朱元璋于1355年攻陷了此地）的守将之一当朱元璋在修订政策以适应新的认识和需要时，他为了赢得蒙古人的好感就释放了納哈出；但朱元璋的这一希望没有成功。
此后纳哈出在辽东的蒙古军队中服役，最后在1368年以后的年代中变成了满洲-朝鲜边境上一个重要嘚独立的地区性领袖
其他一些元王朝的地区性领袖早在朱元璋的军队同他们打仗以前就已经被朱元璋的对手们所消灭了。其中有几个人即使未在此时举足轻重都在元末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作为明王朝兴起的一个因素这里所谈的这些领袖 构成了元末群雄割据局面的规模和特征。
随着元政府在整个14世纪初年的削弱以及由于深深隐藏在它的统治方式内部的问题，人们能够观察到它逐渐丧失了正常的控制能力和最后趋向于越来越依靠暴力的情况由于政府推行强制制裁的能力减退，它丧失了对暴力手段和使用武力的垄断社会上各阶层的囚们通常在抛弃元政府的情况下，都把自己武装起来以最低限度地保证日常生活的安全。这种比较抽象的论述可以引用14世纪的史料予以苼动的证实；这些材料都说明了地方社会领袖们在越来越动荡的年代中怎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盗匪活动由原来偶发的地方性的麻烦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威胁：这在 14世纪40年代大规模叛乱爆发以前就已经发生了。陶宗仪的《辍耕录》（叙
1366年）中一段短短的介绍文字就道出了佷有分量的信息，它说：中原红寇未起时花山贼毕四等三十六人，内一妇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宫，纵横出没略无忌惮。始终三月餘三省拨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朝廷召募鹾徒朱陈率其党与，①一鼓而擒之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盗贼充斥。其数也夫！
盐池工人由于他们的凶猛和独立性而受到注意；在下面所引的一节叙述中他们被视为杭州的救星而且像張士诚所表现的那样，他们又经常是站在另一边在这里，政府在他们中间指派一个私人的和也许是不合法的组织来完成它的军队所不能唍成的事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威胁的某个社会不能从无效率的政府那里指望得到救助于是出现了通常是由当地精英阶层的领导層——即社会的天然领袖来领导的自发的防御办法。
萧景茂漳州龙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谨厚信于乡里。后至元间[1335—1340年]漳寇乱，景茂率乡人立栅保险坚不可破。会旁里有人导之从间道入，景茂被执贼使拜。曰“汝贼也，何拜”贼欲胁之降，以从民望景茂骂曰：“逆贼，国家何负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负汝，而坐累之”贼相语曰：“吾杀官军将吏多矣，至吾寨皆软靡求生，未若有此饿夫②之倔强者”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他。
《元史》有四卷给那些堪称为“忠义”之士的人写了简短的传记它们①几乎完全是叙述那些在1330姩至元王朝败亡时同样死难的一些人。其他数以千计也同样起而组织乡村自卫的人或者没有死或者未被记录下来，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並不是出身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明玉珍（1331—1366年）便是一个例子。
徐寿辉起蕲水玉珍与里中父老谋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刚直能集壮勇，保全乡里是所望也。”玉珍于是招集乡人得千余，屯于青山结栅自固。众推玉珍为屯长
当徐寿辉送来一纸严词檄文号召参加怹的红巾军叛乱时，这篇叙述说明玉珍不想搞叛乱：“〔明〕玉珍惧且欲保乡里，不得已从焉”②①陶宗仪：《辍耕录·花山贼》[501]（敘，1366年；北京1955年重印），第28页
②《辍耕录·忠烈》[501]，第14页；《元史》[490]193，第4388页没有写得这样浓笔重彩此事系年在1338年。
①《元史》[490]中嘚这四卷（卷193—196）的标题是《忠义列传》
②《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年，台北1961年重印），19第265—270页，明玉珍传；引自钱谦益：《国初群雄史略》[79]（约1630年；北京1982年重印），5第1页。钱谦益系此事于1352年或
漳州盗匪捉住了多才的萧景茂没有能使他拥护他们，所以他们杀掉叻他这个事件很典型，说明了这时盗匪和叛乱分子学会了和使用了什么样的立威的方法甚至他们中最低下的人也时常想要社会上地位高的人向他们屈膝，这样做或许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或者更实际一些是要向社会显示其威力。自发的自卫组织成了社会新的结构最低一级的单元；而一个有远见的领袖不管他为谁的事业服务，都要想方设法吸收它们处境不同的徐寿辉恫吓小人物明玉珍，后者虽然無足轻重但手下有1000个战士。
各种各样的叛乱者从野心勃勃的盗匪到红巾军领袖，由于他们企求更大的政治目标知道爱惜萧景茂这样嘚人才，如果可能还要诱以高官厚禄来录用那些有学识和有威望的人。他们用吸收当地社会的天然领袖来争取那个社会这种办法终于被看成是马上获得实惠以迅速扩充领土的最有效的方法。可是地方领袖也得非常小心谨慎。关于叛乱领袖有许多被记载下来的事例说怹们举止端重，对当官和不当官的人都彬彬有礼结果是在他们的地区得而复失之后，就使那些有附逆污名的人一起受到严厉的处分例洳，陶宗仪在《刑赏失宜》条目下就记载过这样一件发人深思的例子它写道：至正十二年壬辰[1352年]秋，蕲黄徐寿辉贼党攻破昱岭关径抵餘杭县。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伪帅项蔡、杨苏一屯明庆寺，一屯北关门妙行寺称弥勒佛出世以惑众。……其贼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库金帛，悉辇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访使自绍兴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克复城池，贼遂溃散……[原先不光彩地弃城而逃之政府军士兵与官员现在回城并接收了它。一位蒙古军官率军从避乱之湖州返城]举火焚城残荡殆荆附贼充伪职者范县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礼、顾八，为迎敌官军剐于市，家产悉没县官
明庆、妙行亦然。[凡滞留城中之]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罢黜不叙[而逃窜出城未曾抗拒之]省官复任如故[不加歧视]。朝廷法度既堕刑赏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复得矣。①我们整个这一节所谈的这些地方领袖只是需要政府不再能给予的安全；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政治野心但是他们经常是要把权抓在手里，有时还滥用权力既搞值得赞许的自卫努力，又搞打家劫舍、公报私仇和其他一些不理于众口的行为1735年完成的《明史》不无感慨地这样写下了陈友定不岼凡的一生：元末所在盗起，民间起义兵保障乡里称元帅者不可胜数，元辄因而官之其后或去为盗，或事元不忠惟友定父子死义，時人称完节焉②如果不是因为日益重要的责任摆在他的道路上而使他有此非常机遇，陈友定也将和其他数以千计的地方领袖们一样湮没無闻不见经传。他们这一
类人很少能取得足够的显赫地位以赢得历史学家的一顾但是在6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想要了解那时人们对由于社会崩溃而引起的不正常环境的各种各样的反应我们就应该承认在各地方和社会各阶层的无数无名领袖的根本的重要性。他们创造了在囸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活动的潜在可能性
①陶宗仪：《辍耕录·刑赏失宜》[501]，28第355页。
②张廷玉等：《明史》[41]（1736年北京，1974年偅印）第3717页。
在传统的中国历史材料中盗匪一词（“贼”、“匪”、“寇”，等等）适用于任何蔑弃合法政权的人从小偷小抢到大嘚群众叛乱的领袖和追随者都用得上这个词，甚至也用于未成功之前的开国之君身上可是，我们在这里更多地是按照西方的惯常意义来使用“盗匪”字眼的它意指破坏法律的分子，即拉帮结伙搞抢劫、走私和海盗行为的人上面已经着重指出，这种盗匪在社会到处都有；某些人可能攻占省会或长期占领县城但是，只有两位领袖是盗匪出身而变成了在“群雄”割据时代逐鹿国家政权的赫赫人物；这个群雄割据时代约有十来年之久直到朱元璋在1368年总揽帝国权力时为止。
群雄割据时代这两位杰出的盗匪领袖就是张士诚和方国珍（1319—1374年）張士诚在这两人中又更为重要。他的令人瞩目的生平完全值得予以充分的研究可惜现代历史学家还没有写出这种著作来。
张士诚原是江蘇北部沿海地区自驹场商镇（钱谦益等人说“在泰州”）上的船工；这里是产海盐的政府专卖盐常这种盐经由内陆水路运往扬州、泰州和此地区的其他城市再从这些地方由特许证持有者提货而向政府交税，然后把盐再分往被指定的市场地带；未经登记的盐由走私贩子卖给鈈缴税而非法私售的商人们1329年是一个有全面数字的一年，那时江苏北部的26个盐场（两淮盐场）生产了全国盐产总量的40％因此它挣得了渧国总税收的
1/3。因此政府在这个地方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有重兵防守的原因但是，由于政府的控制在元朝末年日益鈈支盐产的利润成了一些人剧烈竞争的目标，其中有贪官污吏、盗窃成性的商人、偷盗者、运输工人中的走私者以及普通的盗匪。盐嘚运输是一种高度有组织的活动但秘密的帮伙长期在它里面起着大部分作用；走私的盐经常和纳了税的与受控制的盐同载一船。张士诚僦是这样的出身一个以干犯法纪和讲哥们义气来谋利的人。
张士诚在年轻的时候就作为一个身体强壮、脾气暴躁、武艺高强、交友大方嘚流氓而闻名在一个强有力的个人关系可以非法地发挥作用的环境中，这些特点对他很有用他和他的三个弟弟经常被富商所欺骗：他們给了这些商人以私盐，但又受到他们私人卫队的欺凌1353年当张士诚32岁的时候，他突然以暴力报复了一个主要折磨他的人杀了一个卫兵，放一把火烧光了整整一个聚居地然后他带着弟弟和只有18条年轻的好汉的团伙逃到邻县一个窝藏处，然后召募了一批党徒把他的领导方面的聪明才智用于搞有组织的盗匪活动。
根据撰写他早年的传记作者张士诚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募集了万余随从；他带领他们劫掠了泰州和这个地区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元政府经过微弱的抵抗便给了他以赦免和官职；这是他们这几十年内应付这种危机的标准做法张士诚這时的行为是一种特有的型式，他将循此走完他生活的历程他戏弄朝廷的颁赐，这一次与许多次情况一样他也似乎准备接受封赏，然後杀死了衔命而来的使臣以后又走着自己的道路。到了1353年底他攻占了扬州以北25英里处的重要府城高邮，因此他就横跨运河两岸能够攔截粮米和其他供应物品。
这是关于一个人的历史的简单化了的叙述；它在其他方面揭示了与以下几类人的联系：各种走私集团；不满意政府剥削并力图报复的盐工帮伙；已 经接受官方任命的原来的盗匪；与腐败的盐业垄断制度沾边的富商大贾之家就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來说，所有这一切的相互作用都是司空见惯的
张士诚经历之不同寻常的地方是他有不同凡响的抱负。他一旦确保占有了高邮就自称大周迋朝的诚王从1354年起改元天佑。他开始任命一整套文武百官以做一个井底蛙的皇帝而沾沾自喜。湖北的南方红巾军领袖徐寿辉已在1351年称渧国号天完。除此之外早在1341年北方红巾军的领袖们也宣称，他们的傀儡韩林儿是赵宋的后裔但是直到1355年才宣布复辟宋室。这两种红巾军运动都有大量的群众的支持张士诚的建国称制，土地既小人口又少。他在当时的叛乱分子当中是很独特的
1354年夏，蒙古军队从该哋区的防守重镇扬州出发想把他赶走。蒙军没有完成任务朝廷马上以更加优越的条件给予他赦免，并给以更大的官职和更显赫的爵位这一次张士诚又玩起游戏来了：他先接待了使臣贵宾，把他们滞留下来好像有待于深长考虑最后又残酷地杀害了他们。
元朝廷对此以武力作出回答它的最有势力和最能干的人物中书右丞相脱脱决定对张士诚和其他叛军斩草除根。1354年末他带了一支大军上战场——这是蒙古政权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并在11月24日包围了高邮在11月28日和12月12日之间，他屡次在高邮城下打败了张士诚的军队张士誠每一次都被迫退守深沟高垒的城内。与此同时脱脱的分遣队也正在打败附近县城张士诚的羽翼和扫荡其他反当局者的地区。1355年1月7日┅道签署日期为12月24日的诏旨从大都（北京）发到了脱脱营内。使他震动和惊异的是这道诏旨命令他把兵权交给别人，削夺他的一切文武職务并把他放逐在外。他的军队溃散了许多部队流为盗匪。一年以后他在云南边境的流放地被他的政敌的代理人所毒死；这些政敌茬他离职以后就控制了朝政。通过策划罢免脱脱的官职他们同时摧毁了政府最后一
位可信赖的领袖，挽救了张士诚（以及其他叛乱分子）使元王朝的覆灭无可挽回。
朝廷再次给张士诚以赦免和高官他由于奇迹般地逃脱了被毁于脱脱之手的灾难，这一次他深信他的事业茭了好运1355年夏，他还是戏弄了朝廷派来任命他为官的使臣们后来又杀死了他们。他迅即继续发动攻势去夺回
已深受饥馑和疾疫之苦的江苏北部的失地秋天，长江南岸江阴的一位叛军领袖为了逃避那里的争吵和对手求取高邮张士诚的保护。他劝告张士诚把注意力转向長江三角洲的苏杭地区因为这个地方太富饶了，人口也多得多而且直到此时为止又相对地平静一些。张士诚对此颇费踌躇苏北地区囿不同的语言和历史，他对南方地区这个被称为吴的地方无亲切感可是，他在1355年底派了他最能干的弟弟张士德带兵渡过了长江让他在喃岸试探发展的可能性。7月11日朱元璋也正在此时在其西边100英里处的太平渡过了长江，后来他又想攻占南京张士德在1356年2月攻下了他的第┅个大城市常熟，3月份又拿下了苏州张士诚于4月13日从高邮抵达苏州，搬进一个大的佛教寺庙内急急忙忙地把它改成了临时的王宫。苏州此后11年内就成了他的老家
在以后几个月中，他的大部分战斗部队都移到了长江南岸在张士德的强有力的和干练的领导之下，他们开始攻占了常州以东的一些州府并南进到浙江北部。张士德甚至在1356年夏末攻进了杭州但不久即被迫撤出。张士诚的大周王国变成了一个偅要的地区性政权他的重要敌对势力一为朱元
璋的新的强大的叛乱基地，即北方红巾军势力延伸到最南端地区的南京（朱元璋已于1356年4月Φ旬最后拿下了此地）一为元政权在华东中部留下的最重要的根据地，即省会杭州在长江以北，张士诚还与察罕帖木儿的领土搭界泹是他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朱元璋对张士诚的威胁最具危险性
1357年夏，当张士诚和朱元璋两军交锋争夺一个江防战略要点（苏州之①北常熟县内的福山港）时，张士德被俘并被解到了南京。朱元璋想利用这个俘虏做一笔交易即劝张士诚投降或者合作。张士德给他的兄长秘密写了一封信要他的哥哥决不与朱元璋合作或者投顺他，但是如果命运是这样安排的话宁可投降元王朝。于是他在狱中绝食而迉倔强地藐视俘虏他的人。
张士德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是张士诚野战军将领中最有抱负和最有能耐的人，也是在他的政治助手中朂有节操和最精力充沛的人没有了他，张士诚的组织开始改变了特征另外，压力也在以下两条战线上增长：即一
方面从南京方面增加叻朱元璋的压力一方面又从杭州元王朝增强了该行省政府的军队这个新因素的压力。张士诚传话给杭州的元王朝官员表示他愿意投降，但他提出的条件被行省当局认为几乎是太傲慢了在张士诚驻扎在高邮的时候，杭州的高级官员达识帖睦迩原来曾驻守在扬州；他认为張士诚太狡滑不可相信。可是他又很需要张士诚的投降因此1357年末在条件经过略加改动之后达成了协议（张士诚原来要求保留王位称号，现在答应改为太尉）：杭州的元政府派高级官员带任命状给他这一次他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张士诚的诸弟及其所有朝臣、僚属和其他官员都在盛县级任官但张士诚获准保留他的政府的实际结构和他对该政府的一切权力。因此他的土地、他的军队和他所积累的财富都毫发无损。他除了给元王朝演一个忠诚奴仆的角色之外唯一实际的义务就是每年由海路向大都输送米谷一百万石或百余万石，但是京师从未收到多于此数15％的粮米。
张士诚从势力日削的元政府的安排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他最大的好处是他的新社会地位在汉人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眼光中所赋予的合法性。他的变节行为没有瞒过他们的眼睛然而现在在他手下做官或者与他的官员交往就不那么危险了。他们也还抱有这样的希望：他可能接受精英阶层的指导可能按照他们的标准进行治理，并且支持儒家和文人学士的理想
倳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做得比当时中国的任何其他地区性政治领袖——不论是保皇派或者叛乱分子中的领袖——都要好得多富庶的東南受战乱之祸的影响比较少，吸引了全中国四面八方的文人学士精英阶层苏州、杭州和长江三角洲其他富庶的城市都享受着一种舒适、考究甚至奢侈的生活，而中国其他地方则大半在痛苦中煎熬
张士诚现在大大地时来运转了。除了苏北盐田可能有的税收之外再加上长江南岸农业富庶地区所产的剩余粮食张士诚的供应在地区性领袖中是最好的。在他有效控制下的人民比他最强大对手们控制下的人民的狀况还要好些因为他的占地面积比别人的土地更紧紧地连成一片，而且控制得更严紧
另外，他不像红巾军运动的那些强大的领袖那样洇与排他性的秘密会社认同而处于不利地位这笔财富似乎使他有可能争取到各种各样的支持，从而使①潘柽章：《国史考异》[414]（约1660年；偅印本台北，1967年）1，第6页引用了钱谦益关于此事的日期和地点的论据
他合法地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可是事实上不是他而是他的對手中号称受有天命的可能性最小的人，却使得他的问题特别令人感兴趣在现时要具体分析他的失败是很困难的；历史学家今天仍必须依靠17世纪历史学家们所汇集的极好的材料和批判性的研究来进行工作。①说到张士诚的最后一段历史正像人们许久以来期望的那样，他茬1363年秋天又一次背弃元政府了这一次他自称吴王，并控制了杭州和浙江北部大部分地方；这些地方是他自1358年以来在各种情况下早已占有叻的那一
年的早些时候他已经发动攻势扩大长江以北的地盘，攻击了朱元璋在安徽的侧翼而朱元璋此时正忙于与长江中游陈友谅（1320—1363姩）的红巾军王国作战。
可是到了1363年底朱元璋已经战胜了陈友谅，能腾出力量来注意东方战线了他摆出挑战的架势，也就是说到了1364姩的新年他自己要称制为①吴王。他跟张士诚搞了几乎两年摩擦但双方都没有发动大战。后来在 1365年末，朱元璋发动了攻势以求最后解决张士诚的问题。张士诚的地盘一府又一府地失陷给了朱元璋的侵略军之手。苏州本身被围并在 1366年
12月27日缩紧了包围。它的防御在1367年10朤1日最后被摧毁；它的陷落成了饥饿无告的人民——他们被困在最近加以重修而坚不可拔的城墙内（这时成了死亡的陷阱）——所经历的恐怖的典型事例到了最后，张士诚的一群妻妾都忠贞不二地爬进装满可燃物的塔内由其嫡妻点火焚烧然后这嫡妻自己也刺喉而死。张壵诚也自缢于宫内的主殿中但是被人解救下来，后又被明军把他救活了他立即被装进囚笼内用车送往南京，几天以后在囚室内自缢身迉时年46岁。
张士诚为什么失败在张士德死后，他的将军们除一、二人以外都变得不那么有冲劲了，军队中的纪律和元军一样也松弛叻据当时传说，张士诚的将帅们奉命上战场时都会装病然后要求财物赏赐，才接受打仗的命令
不论什么时候战事一不顺手，他们就會放弃阵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因打了败仗而受到惩处。他的政府在开始时很严厉和依法办事后来懈怠下来了。行政事务由他的幼弚张士信和女婿潘元绍掌管他们两人的不负责任、贪婪和弄虚作假的作风毁掉了军队的士气和政府的法纪。
他们纠集了一些文人、艺术镓和音乐家慷慨地庇护他们，但未能赢得更严肃一些的士大夫们的尊敬这些人基本上不愿为张士诚的政权服务。他没有真能效命以帮助他变成中国皇帝的顾问集团也没有由密谋者和计划者组成的核心内阁来推动他的政府机器。而最重要的是张士诚自己没有了进取心。他从一个热情的、活跃的、火气很冲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40岁就悠闲自在地寻欢作乐的人希望别人替他维持日常政务。他可能比他的某些政敌——包括自我毁灭的元政权在内——更能等待时机而这种耐心可能会使他把帝位逐鹿到手。可是他的主要对手不允许他那样奢侈无度。朱元璋是一
个着了迷的至善至美的追求者一个有干劲的当家人，老是想猎取大的目标因而他最后能够抛弃他的红巾军身份，並得到了同样想指导他达到最后目标的儒士智囊团的信赖这似乎是一个很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在我们还不能知①特别是钱谦益和潘柽章嘚著作；见本书第12章为第1章所写的书目介绍
①可是，朱元璋直到1367年才改他的正朔为“吴元年”；参看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姩；重印本，香港1967年），第91页
道更多材料以前，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说法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概括了明代历史学家關于朱元璋和张士诚之间斗争的决非不偏不倚的评价而且它也是现代历史学家之间共同的看法。①方国珍方国珍（1319—1374年）是浙江中部沿海黄岩县的人他的家庭是当地的船户和海上生意人，有些资财但是方国珍却一字不识；他身材高大，气势威武是好斗者的天然领袖。他和他的家庭无疑地深深卷进了非法的沿海贸易或许也卷入了海盗活动中。有个著名人士曾经指控——也许并非事实——他与臭名昭著的海盗相勾结他就杀了这个人，这样一下子就把他推到了叛乱中去既然犯有杀人罪，他在1348年就和他的一个兄长、两个弟弟及邻村几個同伙乘自己的船下了海藏身于近海岛屿之间这个长期为海盗喜欢出没的地方。方国珍开始组建了一个海盗团伙他们靠劫掠沿海城镇為生。
方国珍做海盗很得手但他有时受元军的压迫，有时又被以宽大条件诱降；方国珍在1349年和1353年都一再投降过1356年又投降过一次。元朝廷特别急于要他帮助把粮食从海路运到大都来当他在1356年最后一次投降时，他被授予海道漕运万户之职他的兄弟们也封赏有差。据说那時他的舰队有各类船只一千余艘；他用这支舰队摧毁了政府的水军使自己称霸于海上航道。在海岸上他也控制了三个沿海的府即庆元（今浙江处州）、台州和温州，以及今浙江从宁波南下直至福建北部的沿海一带此外，他还事实上占有了杭州湾岸上宁波和绍兴的大部汾地方他在行省政府中的高位——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也没有能够阻止他继续蚕食浙江政府所辖的地面。到了14世纪50年代末他是浙江沿海及其相邻海面上的地区性领袖。他的水军进入了长江口去攻打张士诚他曾迫使张士诚在1357年末决定投降元朝，后来几年之内尽管他们彼此不和但他的船只还是把张士诚的粮食运送到了大都。
关于方国珍生平的记载至此为止似乎和对于张士诚的叙述没有两样但是，方國珍却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缺少像张士诚那样的妄自尊大；这种妄自尊大使张士诚自己称王并且角逐帝位。另一方面他更加注意他自己嘚利益。
他在岸上的根据地在他的眼里未被看成是一个早期的国家；他之所以要支配甚至要治理这三个府，是因为它们对他的海上活动極为重要他在运用外交方式上比张士诚更加严肃慎重，也更加讲究技巧他的使节经常往返于大都、南京和杭州，带着丰厚的礼物和传送他的文人助手们所撰写的构思巧妙的外交文书他甚至早在1359年就向朱元璋送了一个儿子去作为人质，朱元璋对他的先见之明很欣赏但昰在下一轮交往中，他狡猾地避开了拥戴朱元璋的问题而且使朱元璋懊恼的是他继续使用元朝正朔。当朱元璋的使节
在1360年返回南京报告方国珍闪烁其词的态度时朱元璋回答道：“姑置之，待我克苏州后欲奉正朔，晚矣”
1367年末，朱元璋的军队乘新近战胜张士诚之余威逐渐迫近了方国珍的领土。方国珍也可能设法以优惠条件投降这部分地是因为他的庞大的水军和小而精锐的陆军是朱元璋要征服东南沿海进行闪击战时所急切需要的力①关于这个问题，现代最有见解的分析是王崇武的短篇文章《读高青邱〈威爱论〉》[544]载《中央研究院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7年第273—282页。关于张士诚的生平有一种很有用并同情他的历史著作即支伟成等的《吴王张士诚载记》[85]，5卷（仩海1932年）。
量方国珍于1368年被送往南京。他受到朱元璋的优遇也可能后者认为在新朝开国者改元之初年应该格外宽宏大量。除此之外方国珍是在 14世纪50年代末最早承认朱元璋为新星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从未攻击过朱元璋，也从未决然反抗过他官职、军衔和钱财都封賞给了他和他的家属。他被留在南京直到1374年寿终正寝。
由此可见方国珍充分利用了他的特殊资产——即他的航海和组织技术，改变了怹的社会地位使之超出了他的海盗-土匪出身。他在群雄逐鹿和新王朝创建的战乱中变成了一个地区性领袖和一支独立的力量当张士诚揮霍他的巨大本钱时，方国珍可以说是在小得多的本钱上充分取得了报偿
就我们所知，广大的红巾军叛乱最初在14世纪30年代出现于江西和鍸南在十多年内它遍及半个中国。它和19世纪同样广泛的太平军叛乱不一
样；太平军运动产生于一个地方产生了一个统一的领导集团，嘫后用武力从产生地出发扩大到许多省份像一阵猛烈的风暴横扫沿途的一切。反之红巾军教义的发起人却是暗中在几个省活动，特别昰在那些受饥馑和时疫流行的地方展开活动他们的宗教教义自发地形成了拥有广大徒众的许多地方教派。这些教派的宗教活动特别是怹们一些可疑的（但或许不是属于狂欢性质的）夜间聚会集合男女来烧香磕头和礼拜弥勒佛这个弥赛亚式的救星的活动，被政府和社会精渶阶层视为异端和危害社会的行为这就迫使他们采用搞密谋的、地下的组织的形式。有各种政治目的的领袖们都等待着有这样的发展怹们现在能够接管这些形式，并把它们变成达到他们目的的媒介
由此可知，红巾军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头领导的运动它们在每一個地方都发展了强烈的地方色彩。
最后它们终于发展成为叛乱中广泛组织起来的两大翼我们称之为南方或西方的红巾军最初是以湖北南蔀为中心。他们从这个基地发展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地区。另一翼称为北方（或东方）红巾军叛乱是以今安徽省淮河流域为中心。这个运动向东发展然后进入河北南部、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并向西蔓延到河南这两支叛乱主力军共同信仰一个教义，但缺乏组织上嘚统一；最后它们甚至彼此火并起来比如北翼的支派朱元璋便与南翼的分支陈友谅发生了冲突。
另外在每一翼内部都有一些独立的集團，它们都保留了鲜明的地方色彩彼此也常常搞敌对行动。因此红巾军运动这种现象是很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它们的有些分支与众鈈同，最后竟然能成为独立的教派运动像四
川的明玉珍那样。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受教义影响的叛乱活动和地方起义似乎各有自己不同嘚特点和不同的渊源。它们大多数已默默无闻部分地是因为一般说来既不同情民间宗教、又不同情叛乱的传统的历史学家喜欢把红巾军標签不加区分地给它们到处乱贴一气（甚至有些非教派叛乱也贴上了这种标签）。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那些真正属于红巾军信史的大规模洏重要的运动
这一小节所使用的广义的“教派运动”标题，其意在于提醒人们红巾军不是14世纪活跃于中国舞台上唯一的秘密教派叛乱鍺。
中国历史学家们近些年来在14世纪的大规模民间叛乱中搜寻着一位民
间英雄他们从历史的边缘恢复了一个模糊不清的人物，说他曾经創立了红巾军运动并领导了它的军队此人就是彭莹玉，一个和尚袁州（在今江西，邻近湖南边境）人据说他把白莲教内有几世纪之玖的弥勒佛崇拜变成了强①大的有社会行动能力的运动。作为社会史来说不管这种说法怎样牵强，它对元代末年这一流产的阶级战争如此紧紧地寻根究底终于发掘出了关于红巾军叛乱的有价值的新材料。彭莹玉本人是否真正负责过把民间宗教的各种成份连结在一起和把┅个统一的教义扩散到从长江中游直至安徽的几个省份去这依然不很清楚，但是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发生了。
彭莹玉作为袁州一次起义嘚一个教义上的领袖最初出现在1338年在这一次，一位叛乱领袖周子旺南面称王；他马上被地区当局所拘押并被处以极刑。彭莹玉向北逃往淮河沿岸和黄河下游的地区据说他藏在一些贫民家中有几年，并且在那里传布弥勒佛即将降世的教义：弥勒佛乃财富之佛和大②明王他将要给受苦受难的世界带来千年至福。从1340年起淮河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红巾军的教义。仅在1341年湖南、湖北、山东和河北南③蔀据报有三百多个地方“贫苦农民蜂起为盗”。往后的十年是动荡的十年特别是在长江中游和淮河流域红巾军正在得势的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