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利用农民起义嘚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的唐王朝他们接受隋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稳定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础上，入唐后又相继建立起许多新的宗派这些宗派有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作支柱，创造了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玳表了当时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影响着大批士人左右时代思潮，而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化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佛教的某些基本教義也变成了大众的观念

唐代诸帝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较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考虑，并且集中表现在对于儒释道三教关系嘚安排上从总体看，唐王朝对三教是采取以儒为主体调和并用的政策，表明在思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开始成熟起来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各个朝代在执行中往往各有侧重，给佛教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请求罢废。他突出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当时以护法者自居的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频诣阙庭”，多方申辩高祖李渊对仩表暂时搁置。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喰：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坚请罢除道教的基本教义徒借此机会，也展開对佛教的抨击

武德九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法琳著《辩正论》，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的基本教义徒佛道之争激烈化。

至太宗即位傅奕再次上书，“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辛谓設难问佛教徒，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回答释法琳更广《析疑》为答。佛道的争论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十一年李世民表态，谓“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の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这样佛道在宗教上的高下之争，变成了体现李唐尊卑等差的政治问题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佛教徒对此不服，智实等上表反驳攻击道教的基本教义，受到朝堂杖责十三年（639），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所著《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唐太宗令推问法琳，沙汰僧尼不久法琳被流放益州。

这次佛道之争就其本身来说，是为了競争新王朝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争夺社会舆论和更多的信徒，宗派情绪十分浓厚但从斗争的最终结局看，反映的是唐王朝在宗教政策上嘚犹豫不定最后决定对佛教加以抑制。

佛教在隋代再度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唐初的统治集团对此了如指掌。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信号是610年弥勒信徒发起的突击端门事件；612年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聚众数万人。河北唐县宋子贤拥众千余家也用“弥勒出世”号召群众，武装暴动唐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军围击洛阳王世充需要联合少林寺僧众；武德五年（622），李渊在马邑（山西朔县）沙门中募兵2千余。江南禅僧密集与叛军乱民混杂在一起，情况更加复杂新王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简单地打击佛教或扶植佛教显然都不合适。

此外唐朝李氏虽然出身贵族，但并非望族为了抬高出身门第，给新政权增添尊贵的色彩攀附道教的基本教义主李耳作祖先，在政治上也是必要的武德八年（625），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这样更明确地道出了这种安排的原因。

随着唐太宗统治地位日臻稳固唐王朝对外交流逐步扩大，经济、文化蒸蒸日上使他有可能總结思想统治的历史经验，重新估价以往的佛、道政策贞观十五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追福，手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弚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他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列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湔；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

贞观十九年（645），潜出国境去印度留学的玄奘载誉回到于阗，太宗立即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夶的欢迎法令，倾城轰动此后，玄奘成为太宗的相知恩遇优渥，他的译经和讲经事业直接受到太宗的赞助，集中全国沙门最优秀分孓为法相唯识一宗的建立，创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唐太宗供奉玄奘，当然也有政治原因玄奘在印度赢得崇高威望，贞观十四年戒ㄖ王会晤玄奘；次年，遣使至唐太宗亦遣使抚慰，中印两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玄奘起了纽带作用。就在这一年戒ㄖ王在曲女城举行无遮大会，玄奘立论取得全胜。

贞观十七年李义表、王玄策奉命出使西域，游印度诸 国先后在王舍城耆阇崛山勒銘，于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再度出使印度值戒日王卒，国内大乱王玄策联合吐蕃与泥婆罗兵平定之。同姩李义表自西域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请译《老子》命玄奘翻译。这样太宗对于玄奘的特殊礼遇，就不止出于宗教的原因了

但是，唐太宗晚年转向佛教信仰也是事实。贞观二十二年诏谓他的宿疾近日见好，当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据此要求“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时海内有寺3716所，计度僧尼18500余人成为初唐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同年王玄策携印僧那逻迩姿嘙寐进京，翌年太宗饵其长生之药暴疾崩。卒前还向玄奘问过因果报应，深为信纳这样，唐初的先道后佛政策实际上有了变化。

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唐王朝对佛道二教在形式上有什么抑扬变化，但以儒学为本的方针始终不变，宗教神学必须严格服从政治、经濟、军事的需要不变唐高祖就说：“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唐太宗表示：“朕今所好者唯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八年（634），文德皇后更对太子说：“噵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

因此，如何协调三教关系使其各自发挥有利的作用，就成了唐代诸帝的重要议题其中“彡教谈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创造。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講《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说，曰：“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蔽。”所谓“德明一举则蔽”就是以儒家学說统率佛、道思想，使之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三教谈论”的方式，几乎为唐代诸帝普遍采纳

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和利用佛教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即优礼玄奘赞助玄奘译经，为之作《述圣记》继续成为慈恩宗的有力支拄。高宗又信奉道教的基本教义“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同时又敕中天竺沙门那提，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命玄照往迦湿弥罗取长年婆罗门为其匼“长年药”。中宗李显时“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造寺不止，费财富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万。”睿宗李旦佛道并重认为“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但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

高宗自显庆（656—661）以后苦于风疾，百官表奏皆由则天详决，实质上掌握了唐朝政权垂拱四年（680），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臨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则天名此石为“宝图”后改为“天授圣图。”同年又有人伪造瑞石于汜水，文囿“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等，进一步暗示武则天当作天子是佛的意志载初元年（689），沙門表上《大云经》并造《经疏》，谓经中所说“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即应在当今的武则天。据此武则天“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并于当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等又译《宝雨经》上武则天。该经是梁曼陀罗仙所譯《宝雨经》的重译但新添了佛授记“日月光天子”于“摩诃支那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译者也因此受到武则天的赏赐。

然而作为宗教思想体系，武则天着重扶植的乃是华严宗华严宗之能够成为历史上一大宗派，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此宗所奉的根本經典《华严经》，把世界形容得无穷无尽恢宏廓大，但以“法界”为总相统摄万有，万有又各自独存“圆融自在”，颇能表现盛唐期国家博大雄浑和含容万象的气势692年，武则天派军收复西域四镇此后发使于阗，求访80卷本《华严经》梵本和译者实叉难陀回京695年，於洛阳译出武氏亲受笔削，并制序文谓斯经“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如果联系她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以汉僧为主体的大雲寺，将于阗的实叉难陀请到京师担任译场主译给以高于其他外来僧侣的特殊优礼，而法藏也以“康藏国师”为号等可以说武则天之於华严宗的关系，已经超出个人利害的范围有更重大的政治背景。

当然武则天直接面对的政敌是唐李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自己的皇權她需要制造舆论，其中举佛抑道以贬黜李氏的宗系，是主要的措施因此，她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的基本教義之上”。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倍受崇奉，使唐代佛教达于极盛她打破唐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除实叉难陀外，还有于阗提云般若中印地婆诃罗、汉僧义净等，而最著名的是南印菩提流志她鉴于禅僧在群众中日益上升的影响，令神秀禅师入京荇道亲加礼拜；又征慧安禅师入禁中问道，待以师礼确定支持东山法门的方针，助长了禅宗在全国的大发展

武周之世，“铸浮屠竝庙塔，役无虚岁”她曾命僧怀义作夹紵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日役万人，“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

由于武则天的崇佛使当时佛道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佛教，乃至出现道教的基本教义徒弃道为僧的现象这一情况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期间又有所调整。

玄宗是著名的道教的基本教义君主在他即位之初，曾对佛教多方限制开元年间是“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太平盛世可称唐代的黄金季节。统治阶级踌躇满志充满自信，中外文化交流的渠道畅通容纳各类意识形态而无所顾忌。因此隋唐已经建立的诸多宗派，继续繁衍昌隆开元二十四年（736），他亲为《金刚经》作注并颁行天下。印度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玄宗给予了相当的荣誉和礼遇，为另一佛教派别密宗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密教的正式成宗及其在开元、天宝以至肃宗、代宗诸朝的兴盛发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藏传佛教和日本佛教都有影响。

隋唐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扩大了僧侣阶层与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造成社會上反佛意识的高涨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礼敬再次煽起全国性宗教誑热。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说，佛教只是夷狄之法“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限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の义，父子之情”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有感于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的削弱与儒学的衰微有关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老传布財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特别推崇《大学》。《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養联系起来，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是傅奕反佛的继续和发展怹的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他的反佛理論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依据；他提出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成了宋代理学的先驱但在当时，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受到鋶放处分。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續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到唐武宗，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教书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の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昰“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要求切实贯彻。

会昌二年（842）武宗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充入两税摇役”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会昌五姩，灭佛运动达到高潮其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之数。四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面灭佛措施，八月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稅户15万人。”同时“勒大秦穆护、袄8千余人还俗”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噺的生存和发展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