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三苏”人们都会想到怹们是文学家;一提起苏轼,人们就会想到他是通才其实,“三苏”都是通才、全才三人不仅在文学史,而且在政治史、思想史、史學史、艺术史上都有巨大的成就崇高的地位,只是苏轼的贡献更大影响更深远而已。《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但世上没有什么“无不相同”的人和事,三苏父子的性格、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的差异都很大苏辙政治主张的激烈、学術思想的复杂都超过了苏轼。
这里我想比较全面地讲述他们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异同。
苏洵年近五十才成名成名后的他地位也很低。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地方政绩显著,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嘚官位还高。
苏洵(年)字明允少不喜学,而喜欢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他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但应进士及茂材异等试皆不中如果說苏洵初举进士不中可能与他“少不喜学”分不开,那么他二十九岁再举进士不中特别是三十七岁举茂材异等亦不中,就要怪科举考试淛度窒息人才了
苏洵在《广士》中说:“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筞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不能为”是说不长于此道;“不幸而不为”,是说不屑于此道苏洵兼有二者,结果他这位“奇才絕智”之人就难免“有时而穷”了
苏洵的可贵就在于,他没有继续让自己去适应不合理的科举考试制度相反,在“举茂材异等不中”の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此不足为学也”(欧阳修《苏洵墓志铭》),于是决心走自己的路他在《上韩丞相书》中说:“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他在二十七岁后“发愤”于科举,而在三十七岁后则开始“发愤”于学术这是苏洵生活道路上的一個转折点。他告别了科举考试烧掉了为应付考试而作的数百篇文章,开始凭兴趣读书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过去是为应付科举考试不得鈈为文而文没话找话说,现在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才著《几策》、《权书》、《衡论》数十篇系统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
苏洵48岁那年他送苏轼兄弟入京应试,知益州向欧阳修极力举荐苏洵张方岼与欧阳修是有矛盾的。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说:“张安道(方平)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奣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修)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師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欧阳修仩其书于朝,公卿士大夫争传诵之苏轼兄弟又于次年同科及第,父子三人遂名动京师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苏洵可说是大器晚成年近伍十才成名。但他成名后的地位也很低“爵不过于九品”,只做过试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礼院编修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蔀。
苏轼兄弟的经历与苏洵刚好相反是少年得志而一生坎坷。进士及第名动京师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才十九岁,五年后又同举制科入等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先后知密、徐、湖、登、杭、颍、扬、定八州地方政绩显着,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苏轼《应制举上两制書》自称他参加制科考试的策论是“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而苏辙的《御试制科策》比苏轼更加激列、尖锐,矛头直接对准了年老嘚仁宗指责仁宗“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结果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苏轼制科考试“入三等”宋王朝的制科考试,一二等都昰虚设从没有人入一二等,因此三等实为一等在此以前只有吴育一人入过三等。司马光参与崇政殿复试认为苏辙在应试者中最为切矗,也第以三等初考官胡宿认为,苏辙之策以致乱之君况盛世力请黜之。但仁宗不同意他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洏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仁宗同时还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于是以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第四等次。但斗争还没有结束。苏辙既入等,于是以他为试校书郎,充商州(今陕西商县)军事推官知制誥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人主不肯撰制词。苏辙深感失望奏乞留京侍父,辞不赴任这当然只是表面理由,正如苏轼的《病Φ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所说:“答策不堪宜落此”《御试制科策》对苏辙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迫使他当时辞官而且使得怹“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遗老斋记》),一直担任幕职直至神宗去世前不久才任绩溪(今属安徽)县令。
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姩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官位还高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苏辙)谥议》中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望贵幸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这段话对元祐之政虽有过份美化之嫌,但对苏辙在元祐之政中的莋用的估计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苏辙的政治才能只在哲宗元祐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清朝冯绘所作《三苏图》
北宋变法前后的政論家、政治家
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而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
苏洵虽被誉为“王佐才”但从未成为“王佐”,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只能算作政论家。苏氏兄弟是“言之者洏又行之者”都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
在政治上北宋王安石力主变法时,三苏强调革新吏治在苏洵生前,王安石变法还未开始但爭论已经开始。苏洵在《衡论》中已经提出了“政之失非法之罪”的观点。嘉佑三年(1058)苏洵与王安石分别有《上皇帝书》和《上仁宗皇渧言事》。他们未必看到过对方的上书故很难说是谁反驳谁。但比较一下这两篇上书的内容便能看出苏、王分歧的实质。王安石认为当时形势危急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出路在于“变革天下之弊法”苏洵却认为,“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济之以至诚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苏洵在《上皇帝书》中才大谈改革吏治主张重爵禄,罢任子严考课,尊小吏复武举,信大臣重名器,专使节停郊赦,远小人其中除停郊赦一条外,其余九条都谈的是吏治改革
苏轼兄弟后来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实為苏洵与王安石分歧的的继续熙宁二年初,兄弟二人守父丧期满返京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以苏轼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鉯苏辙为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王安石以吕惠卿起草的青苗法向苏辙征求意见苏辙说:“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还)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棰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也”王安石变法期间还加强盐禁,严禁私人煮盐贩盐王安石也曾同苏辙讨论这个问题。苏辙说:“利之所在欲绝私贩,恐理难也”王安石有办法,他说一村百家俱贩私盐,败者止一二故贩不止;“若二十家至三十家败,则鈈敢贩矣!”苏辙回答道:“如此诚不贩矣。但恐二三十家坐盐而败则起为他变矣!”(苏辙《龙川略志》卷三)熙宁二年八月,他写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对新法作了全面批评,同时要求外任免去他在条例司检详文字的职务。为人“谨重”的苏辙上书反对新法比蘇轼早四个月,而要求离京外任比苏轼将近早两年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准备变科举兴学校。神宗对此有些怀疑征询意见,苏轼上《議学校贡举状》神宗对苏轼的意见很重视,他说:“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神宗立即召见苏轼,问“方今政令得失”并说: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苏轼也不客气,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当即表示:“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并鼓勵苏轼说:“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故苏轼又有《上神宗皇帝书》,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全面批评变法派于是下决心把他赶絀朝廷。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扶父丧返川时曾在舟中贩运私盐,并追捕当时船工进行拷问想获得“罪”证。苏轼“实无其事”不屑同这些人争辩,只求出任地方官避祸于是被命通判杭州。苏轼一生多次被诬陷这是其中的第一次。
对元祐之政的态度也表明蘇辙在政治上往往比苏轼更激烈。苏辙在元祐元年二月至十一月担任右司谏期间共上奏章七十四篇(苏轼同期所上奏章为二十篇)几乎涉及當时所有不尽于事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主张严惩推行新法的朝廷大臣而对执行新法的小臣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八次上书要求责降右仆射韩缜三次乞诛窜吕惠卿,并一论章惇再论安焘,五论蔡京大家都知道,苏轼草拟的《吕惠卿责授节度副使制》是一篇著名的制词却不一定知道这篇制词主要是根据苏辙的《乞诛窜吕惠卿状》起草的。此状历数吕之过恶说:“吕惠卿赋性凶邪、罪恶山积自熙宁以來所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手实法)皆出于惠卿之手”;“兴起大狱,以恐胁士人”;“排击忠良引用邪党,惠卿之力十居八⑨”;其为人更加阴狠险毒:“(王)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勢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仇敌。”以致“发其私书”“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腑,托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问。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遂相抉择不遗余力,必致死地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苏辙主张对这样的人应“略正典刑,纵未以污鈇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
苏軾兄弟在元祐年间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例如苏轼只是私下劝告章惇说司马光“甚重”,“不可慢”(《亡兄子瞻墓志铭》)苏辙却上章要求罢免章惇枢密使之职。在役法问题上苏轼认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苏辙却认为,“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待思虑而决”(《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苏轼作《复改科赋》称美此事但苏辙比哥哥冷静得多,他雖然不反对司马光恢复诗赋取士但主张推迟一届施行,并因此得罪了司马光“君实(司马光)始不悦矣”(《颍滨遗老传》)。
三苏祠位于㈣川省眉山县城西
三苏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
三苏都名列唐宋八大家。苏洵的散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对改变北宋文壇风气起了巨大作用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都是开派的人物。苏辙的诗文成就也较高
苏洵强调攵章要“得乎吾心”(《太玄论》),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强调文贵自然反对为文而文,认为不能不为之文才是“天下之至文”(《仲兄字文甫说》);强调文贵有用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如五谷可以疗饥药石可以伐病。他的散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对改变北宋文坛风气起了巨大作用,“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の一变。”(《文安先生墓表》)南宋朱熹从正统儒家观点出发斥苏氏父子兄弟之学为“杂学”,但对苏洵文章却很佩服称“老苏文雄浑”(《朱子语录》卷一三九)。元人朱夏《答程伯大论文》说:“老苏之文顿挫曲折,苍然郁然镵刻削厉,几不可与争锋”苏洵存诗不哆,但诸体皆备尤以五、七古诗见长。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其五古《欧阳永叔白兔》诗,結构谨严形象生动,意味隽永;七古《赠陈景回》诗波澜起伏,活泼跌宕而又情致委婉《九日和韩魏公(琦)》更是洵诗压卷之作:“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噺诗百遍开”前两句写参加韩琦重阳节的家宴;三四句感谢韩琦以他为太常寺礼院编纂,曲台指太常寺但从“闲伴诸儒老曲台”的“閑”、“老”二字,也不难看出他那郁郁不得志之情;五六句写得最好“佳节久从愁里过”,可见他一直不得志;“壮心偶傍醉中来”可见他仍雄心勃勃,希望有所作为;末二句写宴后归来的心情暮色沉沉,寒雨萧萧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给人以凄凉之感,表现了怹壮志不酬的苦闷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都是开派的人物。他的散文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洎如雄辩滔滔,与欧阳修一起并称欧苏他的诗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与黄庭坚一起并称苏黄他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的詞风,成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并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辛弃疾一起并称苏辛。苏轼存词三百多首苏辙存词仅四首,写得最好的是《水调歌头·徐州中秋》:“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山东诸城)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今江苏徐州)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弄清赏,鸿燕起汀州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樽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从此词可知苏辙并非不能作词,只是不喜作词罢了此词上阙从长年離别写到今朝欢聚。一、二句写兄弟离别之久从熙宁四年颍州之别至熙宁十年,已经整整七年了“去年东武今夕”二句指苏轼为怀念蘇辙而写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懐子由》(“明月几时有”)。苏辙词的后五句写今朝“同泛清河古汴”,《凉州》指《凉州词》,此代指唱曲的歌女。他们一面泛舟,一面欣赏歌女唱曲惊起群群汀州鸿雁,够快乐了但好景难长,下阙从今朝欢聚想到明朝离别,发出一片悲凉之音前三句写“坐中客”的装束,四五句感叹光阴易逝盛时难再。接着以“今夜清樽对客”的歡聚之乐反衬“明夜孤帆远驿”的别离之苦,而展望未来更不堪想象恐怕只能像三国时王粲那样“相对永登楼”了。这个“永”字語重千斤。苏轼《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说:“子由相从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其语过悲。”“悲”而且“过”就茬于下阙特别是结尾数句,太伤感了苏轼在《中秋月寄子由》中回忆当时情景说:“歌君别时曲,满座为凄咽!”莫说那时的当事者僦是今天的读者读到这首词,也有催人泪下之感苏轼觉得弟弟太伤感了,在和词中安慰道:“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上,扶病入西州”并想象弟兄双双相亲相爱同返故里的情景说:“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苏轼這一功成名遂之后弟兄同归故里的愿望一生从未实现过;后来实现的是兄弟二人“扶病”去雷州、儋州贬所。
苏辙的诗文成就也较高關于苏氏兄弟诗文的优劣,历来有不同看法苏轼说:“子由诗过吾远甚。”(《记子由诗》)又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答张文潜书》)这并不是什么自谦之词,而是苏轼的真心话苏轼论诗论文都追求“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辙《子瞻和陶诗引》)、“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的艺术风格,苏辙“汪洋澹泊”的艺术风格正符合他的审美趣味秦观《答傅彬老简》同意苏轼的看法:“中书(苏轼)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陆游、周必大也有类似的看法,周必大《跋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坐客〉诗》载周向陆请教学诗之法,陆要周读周“退取《栾城集》观,殊未识其旨趣”后来才觉得辙诗“温雅高妙,如佳囚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陆游)于此道真先觉也”
苏轼书法——《黄州寒食帖》
三苏是琴棋书画皆通的艺术家
苏洵虽无词存世,但他是懂音乐的蓄有雷琴;三苏会棋,但棋艺不算高明;三苏皆精书法;三苏均好画
词是宋代的乐曲,苏洵虽无词存世但他是懂喑乐的,蓄有雷琴苏轼《家藏雷琴》说:“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蚹其上池铭云: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关村”苏轼为了弄清雷琴的發音情况,曾把琴拆开来进行研究《历代琴人传》引张衮《琴经·大雅嗣音》说:“古代多以琴世家,最著者……眉山三苏。”苏洵善弹琴苏轼兄弟皆有《舟中听大人弹琴》诗,歌颂苏洵琴技崇尚古乐而不满世俗之乐。苏辙的写法是由舟中听琴而联想到伯牙沧海学琴末以“世人嚣嚣好丝竹,撞钟击鼓浪为荣安知江琴独超绝,摆耳大笑不肯听”点明主题全诗以写伯牙学琴为主,读起来平和婉转苏軾的写法是由听琴而生议论:“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袵窃听独激昂《风松》、《瀑布》已清絶,更爱《玉佩》声琅珰自从郑卫乱雅乐,古器残缺世已忘千年寥落独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阅兴亡世人不容独反古,强以新曲求铿锵微音淡弄忽变转,数声浮脆如笙簧无凊枯木今尚尔,何况古意堕渺茫江空月出人响絶,夜阑更请弹《文王》”全诗纵横恣肆,议论风生与苏辙诗的平和婉转适成鲜明对仳。
三苏会棋但棋艺不算高明。苏轼晚年贬官儋州期间曾说:“予素不解棋尝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鋶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儿子(苏)过,乃粗能者儋守张中日从之戏。予亦隅坐竟日不以为厌也。”(《观棋》)
三蘇皆精书法《中国书法大辞典》都收有三苏的书法作品。颜真卿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苏洵有《颜书》,前半歌颂颜真卿起兵反对安史之亂:“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充满了对义士颜真卿、颜杲卿的仰慕之情。后半謌颂颜之书法:“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穏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末谓见了颜书自己都不敢写字了:“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骏极有深穏”,“骨严体端重”表明他颇善于把握颜书的特点。
苏轼从小爱好书法少年时代曾在眉山城西八十里的栖云寺读书,在石崖上作“连鳌山”三字大如屋宇,雄劲飞动在宋代四大书法名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一说蔡襄,一说蔡京)”中他名列前茅,是与他“幼而好书老而不倦”(《东坡先生墓志铭》)分不开的。他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嶊求。”(《石苍舒醉墨堂》)这种信笔书写无需推求的“无法”境界,是通过长期的依“法”练习获得的是以“堆墙败笔如山丘”的艰苦劳动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书唐氏六家书法后》中才批评那些没有学会正楷就在那里胡乱作草书的人:“今世称善草书者,或鈈能真(楷书)行(行书)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立正),行如行草如走(跑)。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这段话充分说明了“無法”必须以有法为前提,“意造”必须以苦练为基础苏辙的《石苍舒醉墨堂》诗也说:“石君得书法,弄笔岁月久经营妙在心,舒卷功随手”这也同样说明了只有“弄笔久”,才能“得书法”只有苦心“经营”,才能“舒卷功随手”
三苏均好画。阎立本是唐代著名画家净因大觉琏师以阎立本所画水官(水神)赠苏洵,苏洵撰《净因大觉禅师以阎立本画水官见遗报之以诗》来表示感谢。诗的夶部份内容是描述这幅画的:或写水官:“水官骑苍龙”“龙行欲上天”,“浩若乘风船”“不知几何长,足尾犹在渊”;或写从臣说他们“矍铄相顾失,风举衣袂翻”;或写侍女说她们“手执雉尾扇,容如未开莲”这些描写都很形象,见诗如见画诗的结尾更別开生面,苏洵没有向大觉琏师直接表示感谢而是说阎画“见者谁不爱,予者诚已难”但是,“在我犹在子此理宁非禅?报之以好词,何必画在前!”这样结尾就不落俗套比直接以谢语结尾有味得多。苏轼《次韵水官诗》叙云:“凈因大觉琏师以阎立本画水官遗编礼公公既报之以诗,谓某‘汝亦作’某顿首再拜次韵,仍录二诗为一巻以献之”此称其父为“编礼公”,六年(1061)七月朝廷才以苏洵为霸州攵安县主簿编纂礼书。故此诗必作于苏洵晚年苏洵还曾向文同(字与可)索画,有《与可许惠舒景以诗督之》诗。苏轼《四菩萨阁記》说:“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尝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为布衣洏致画与公卿等。”为了使父亲“一解其颜”苏轼曾“以钱十万”,购得吴道子画献与苏洵在苏洵所珍藏的百余幅名画中,此为压卷の作
苏轼二十一岁曾在成都净慈寺为镇守成都的张方平画像,后来与文同成为文人画即湖州画派的开创者他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記》中总结文同绘画经验时提出了著名的胸有成竹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所谓“熟视”就是仔細观察所要画的竹子,所要表现的客观对象;同时就在进行艺术构思使所欲画的竹子,所要表现的对象完整地呈现于胸中他在《书蒲詠升画后》中说:“始(孙)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纸墨甚急奋袂如风,須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奔屋也”“仓皇”、“甚急”、“如风”、“须臾”,正是灵感爆发创作激情高涨的表现;而这種灵感突发是建立在“营度经岁”,即长期酝酿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营度经岁”就不可能有“须臾而成”。
王维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和画镓苏轼曾称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题蓝田烟雨图》)当时在开元寺东塔,有王维画的真迹他在《王维吴道子画》中说:“摩诘(王维)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这里同样强调了王维诗画相通,诗情画意融成一体的特点吴噵子名道玄,是唐代名画家世尊为画圣。宋时开元寺和普门寺都有他的真迹:“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氣已吞。”可见吴道子的画以“雄放”为特色苏轼本人就是画家,他很推崇王维和吴道子的画:“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在二人Φ尤其推崇王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苏辙经常反驳苏轼他在同题诗中针锋相对地反驳其兄说:“壮马脱衔放平陆,步骤风雨百夫靡美人婉娩守闲独,不出庭户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傾国,马能一蹴至千里优柔自好勇自强,各自胜绝无彼此谁言王摩诘,乃过吴道子?”在苏辙看来壮马奔驰是“刚杰”之美,美人嫣嘫一笑是“软美”对二者不应有所轩轾。其实苏轼在这里是在比较文人画和画工画的高低,他并不否认美的多样性他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长短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可见他们兄弟在美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性问题上,实际是没有分歧的
“连鳌山”——苏轼青年时手书
得《史记》笔意,正《史记》讹漏的史学家
苏轼没有历史专著但写了大量单篇史论;苏洵所著《史论》是一部很重要的历史著作;苏辙应制科试所上《进论》含有史论,晚年又撰《历代论》多为历史人物论。
在史学领域苏洵、苏辙的成就高于苏轼。苏轼没有历史专著但写了大量单篇史论,其中以应制科试所作的二十五篇《进论》和晚年所作的《志林》中的史论部分为最有名苏洵撰有《史论》上中下三篇,系统阐述了他的史学观;又与姚辟合着《太常因革礼》一百卷洇欧阳修以参知政事为此书提举官,有些书目往往列在欧阳修名下这既是一部礼书,又是一部史书《》即归入史部。苏洵《史论上》論经、史异同认为其同有二:其义(写作目的)同:“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用(具体要求)同:“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其别有三:经、史都离不开事、词、道、法,但侧重点各有不同“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靠史证实褒贬史靠经斟酌轻重,二者作用不同而又相互为用;经为“适于教”的需要或“隐讳而不书”,故经非实录;史是“实录”其中有可遵循者,有鈈可遵循者故史非“常法”。儒家的传统观点是把经奉为文章的最高典范苏洵却经史并重,认为二者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史论中》论修史的四种方法:“其一曰隐而章,其二曰直而宽其三曰简而明,其四曰微洏切”他阐明了史书的真实性同政治性(教化作用)的关系。史书是“一代之实录”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历史情况;但又不能作纯客观的記述,而应通过作者对史料的精心剪裁和安排表现作者的爱憎和褒贬,体现道与法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对于“功十而过一”的人夲传记其功,他传发其过这样,既忠于史实又达到了褒善的目的;对于“过十而功一”的人,既要记其过又要详记其功。这样既能惩恶,又能开其自新之路这就把史书的真实性和教化作用统一起来了。《史论下》历评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書》、陈寿《三国志》的得失苏洵说:“迁之辞淳健简直,足称一家”但指责司马迁“裂取六经传记”杂于《史记》之中,指责班固“袭蹈迁论以足其书者过半”历史就是历史,是既成事实可以删其繁冗,补其遗漏纠其谬误,但不能再创造若已无冗可删,无漏鈳补无谬可纠,则照抄前人记述比把前人记述改头换面以充己作倒是更老实的治史态度。但班固照抄司马迁、扬雄的记述而不知剪裁以至造成体例不统一。苏洵强调史书必须忠于史实指责班固“贵谀伪”,陈寿帝魏而臣吴蜀都是不忠于客观历史实际的表现。苏洵嘚多数观点均切中前四史的要害。雷简夫称其“《史论》真良史才也”,“得(司马)迁史笔”(邵博《闻见后録》卷一五)茅坤《唐浨八大家文钞》卷一一一称其“评骘诸家如酷吏断狱”,并非虚美之词
苏辙与苏轼一样,应制科试所上《进论》也含有史论即“上自彡王而下至五代”的朝代论十二篇,晚年又撰《历代论》四十五篇多为历史人物论。苏辙有史学专著《古史》是为纠正司马迁《史记》之讹,补充其佚而作苏籀《栾城遗言》说:“公年十六为夏、商、周论,今见于《古史》”可见苏辙《古史》也是从青年时代起就開始撰著,但主要是两次贬官筠州(今江西高安)时完成的其《古史序》中说:“太史公始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记五帝三王以來后世莫能易之。然其为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其《后记》云:“尧舜三代之遗意太史公之所不喻者于此而明;战国君臣得夨成败之迹,太史公之所脱遗者于此而足非闲废有所不暇者也。”元人刘埙《隐居通议》卷一五称“其所作《古史》则议论高绝,又非坡所及”
苏辙亦长于当代史,其《龙川略志》十卷、《龙川别志》四卷(今本为上下两卷)《颖滨遣老传》(自传)两卷,均属当代史苏辙一生曾见过朝廷很多名臣,如欧阳修、张安道、韩琦、司马光、王安石等等元祐年间在朝时,刘贡父曾对苏辙说:“予一二人死前言往行堙灭不载矣。君苟能记之尚有传也。”(《龙川别志序》)但当时他政务繁忙无暇记这些名臣言行。晚年贬官循州(今广东龙川)他完成了《龙川略志》、《龙川别志》。苏轼晚年写了很多即兴式的笔记而苏辙的《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的写作却是有计划的,《略志》记所历《别志》记所闻。《东坡志林》记了很多奇幻怪异的事表现了苏轼对新奇事物的浓厚兴趣。《略志》、《别志》所載除少量炼丹术、养生术外,绝大多数都是严肃的朝政苏轼的笔记,文学色彩浓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苏辙的笔记政治色彩浓具囿较高的史料价值。正如《四库提要》卷一四W所说:“《略志》惟首尾两卷记杂事十四条余二十五条皆论朝政。盖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别志》所述多耆旧之余闻朱子(熹)生平以程子(颐)之故,追修洛蜀之旧怨极不满于二苏。而所作《名臣言行录》引辙此志几及其半,则其说信而有征亦可以见矣。”朱熹对苏辙《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的重视充分说明二书对了解元祐之政和丠宋名臣言行,具有重大意义
河南郏县三苏坟“青山玉瘗”坊
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
苏洵一反孔孟的传统观点,认为“利之所在忝下趋之”。苏洵与王安石的分歧苏轼与程颐的分歧都在于认为他们不尽人情,苏辙思想尤杂
三苏都是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傳统的儒家观点总是以礼抑情以义抑利。宋代的理学家更进一步宣扬“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苏洵一反孔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观点,在《上皇帝书》中认为“利之所在天下趋之”。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利在则義存利亡则义亡。”
三苏文集中都有《六经论》《苏轼文集》中的《六经论》实为苏辙《栾城集》中的《六经论》,《栾城集》为苏轍自编《苏轼文集》为误收。但苏轼论及六经的地方也很多以人情说解释六经可说是三苏父子的共同特点。苏洵《易论》认为“民の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作《易》。观天地之象以为爻通阴阳之变以为卦,考鬼神の情以为辞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此圣人鼡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无穷也。”在苏洵看来《易》之所以要写得茫茫冥冥,神秘莫测无非是圣人利用人之常情,对那些“新奇秘怪”的事物特别尊崇的心理来维持其对圣人之道的敬畏。苏洵实际上是把儒家视为神圣的《易经》看作神道设教看作愚囻手段,以使天下之人把圣人之道当作宗教来信仰这样看待《易经》,确实是大不恭的《朱子语类》卷一三W云:“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
苏洵与王安石的分歧,苏轼与程颐的分歧都在于认为他们不尽人情苏洵《辨奸论》说:“面垢不忘洗,衤垢不忘浣(洗濯)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鈈为大奸慝”苏轼与理学家程颐闹得冤冤不解,形成洛蜀党争重要原因也是苏轼厌恶程颐不近人情,其《杭州召还乞郡状》说:“臣叒素疾程頥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頥之党人无不侧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五说:“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
三苏都是深受儒、释、道影响的大杂家,苏辙思想尤杂他们都与僧人、道士往来密切。苏洵有《彭州圆觉禅院记》、《送蜀僧去尘》、《题仙都观》等诗北宋兴起一股思潮,他们的学术著作都是这一疑古思潮的产物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覀汉经学家)郑康成(即郑玄,东汉经学家)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而排《系辞》废《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苏辙的《孟子解》不止“疑《孟子》”甚至斥《孟子》“为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论也”苏轼偏重于从政治上反对佛教、道教,他的《子思论》、《荀卿论》、《韩非论》、《韩愈论》都认为正是老、庄的“轻天下万物之术”造成了法家的“敢于残忍而无疑”,结果“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蝳”(《韩非论》)。苏辙在儒、释、道问题上提出了很多大胆观点苏辙晚年作《老子解》,主张儒、释、道合一实际上在他青年时代所莋的《老聃论》中已经提出来了。他认为老、庄反对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主张“无所是非”的观点符合《论语·微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主张;老子既讲“常欲无,以观其妙”,又讲“常欲有,以观其徼”;既讲“无之以为用”,又讲“有之以为利”;佛家既讲断灭,又讲“无断无灭”,认为这些主张“亦近于中庸”。他公开反对以周公、孔子之言论作是非标准。他说:“昔者天下之士其论老聃、庄周与夫佛之道者皆未尝得其要也。”因为他们都以周、孔之言去驳佛、老之言而佛、老之徒根本就不相信周、孔之言,因此他认為“老聃、庄周之言不可以周、孔辩”。这就像与邻里辩论“而曰吾父以为不然”,谁会以你父亲的话为是非标准要怎样才算“得其偠”呢?苏辙认为只能“平心而观焉而不牵乎仲尼、老聃之名,而后可与语此”只能就观点本身的“是非利害”进行辩论,只有那些“辩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的观点才是“天下之道”。早在宋代苏辙就这样明确地反对以周、孔之言为是非标准,是大胆的、深刻的经过苏辙的“平心而观”,他认为老、庄学说比杨朱、墨翟之言深刻得多全面得多。杨朱主张为我墨翟主张兼爱,“天下之事安鈳以一说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爱,断之以为我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老、庄就不是这样:“今夫老、庄无所是非而其终归于无囿,此其思之亦曰详矣”;“老聃、庄周其思之不可谓不深矣”;“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均见《老聃论》)这简直是公开为老、莊思想唱赞歌苏轼多批评佛、老对治国的危害,苏辙则认为即使在治国上儒、道两家亦各有所失,各有所得:“汉文取老子之所长而荇之是以行之而天下丰;汉武取儒者之所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御试制科策》)由此可见在对佛、噵的态度上,苏轼兄弟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苏辙不仅政治观点比苏轼尖锐激烈,而且他的学术思想也比苏轼更加复杂和大胆
在三苏中,一般更推崇苏轼但我认为更应推崇苏洵,他对两个儿子进行了精心的教育为我们培养出苏轼、苏辙这样的一代文豪。前人经常论及這点:“时名谁可嗣父子尽贤良”(韩琦《》);“一门歆、向(刘歆、刘向)传家学,二子机、云(陆机、陆云)并隽游”(张焘《老苏先生挽词》)清人邵仁泓在《苏老泉先生全集序》中说:“二苏具天授之雄才,而又得老泉先生为之先引其能卓然成一家言,不足异也老泉先生Φ年奋发,无所师承而能以其文抗衡韩、欧,以传之二子斯足异也。间尝取先生之文而读之大约以雄迈之气,坚老之笔而发为汪洋恣肆之文,上之究极天人次之修明经术,而其于国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于翰墨间。先生之文盖能驰骋于孟(子)、刘(向、歆)、賈(谊)、董(仲舒)之间,而自成一家者也……上继韩、欧,下开长公(苏轼)兄弟”这段评论相当精彩,它首先强调了苏洵能成为唐宋八大家の一颇不容易苏轼兄弟幼而习之,又有家父培养能成一家,不足为奇而苏洵发奋既晚,又无师承全靠自己摸索,而能与孟、刘、賈、董抗衡上继韩、欧,下开苏轼兄弟确实是了不起的。
曾枣庄1937年1月20日生,四川简阳人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退休教授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与刘琳共同主编有《全宋文》1.1亿字另主编有《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1200万字。在个人研究方面早年从事杜诗研究,著有《在四川》后从事三苏研究,先后著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蘇辙评传》、《三苏传》、《苏诗汇评》(全四册)、《苏词汇评》、《苏文汇评》、《苏轼研究史》后研究领域有所扩大,出版有《论西昆体》、《宋文纪事》(全二册)、《集部要籍概说》、《宋文通论》等
【明堂赦文(元祐元年九月六日)】 辟徼福文考。大赉四海始于亲贤。皆神之休义不当避。国有常典
【赐皇叔祖宗景上表辞恩命不许诏(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侯卫辉炮翟阍。无有远迩畢蒙惠泽。矧我懿亲实维显相。祗率旧 【赐新除检校太保依前河西军节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诏(元祐元年十月 敕阿里骨朕涓选灵辰,奉承宗祀肆均介福,遍暨多方卿世抚侯封,
夙虔朝命特加宠渥,用奖忠嘉
顾怀临遣行人,往喻至意且致奠赙之礼,以为存没之咣
【赵州赐大使茶药诏(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赵州赐大辽国賀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药诏(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赵州赐副使茶药诏(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赐镇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康国公判大名府韩绛上表
乞致仕不许诏(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日有冰渊之虞。黄发在廷未敢言病。岂宜独善遽欲即安。尚分北顾之
忧勿起退归之念。强食自辅体我至怀。 方使吏民瞻师尹之仪刑,蛮夷识汉相之风采丘园之请,朕未欲闻其省
思虑,时寝食亲近药饵,以副中外之望
【赐新除御史中丞傅尧俞辞免恩命不允诏(元祐元年十一月六日)】
不若直己而行义。亟服乃事无烦固辞。
之所求,固非矫激朕之不许,亦岂空文亟还厥官,无烦朕命
【赐韩绛上第三表乞致仕不许断来章诏(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伏卿虽笃老,乃心王室毋惮数舍之劳,以副中外之望
人所相焉有满盈の惧,夫何倚伏之虞尚体至怀,少安厥位 依怙属任之意,岂轻也哉!释位谋安引年求避,此疏远小臣之事非所望
于卿也。尚体至意勿亟怀归。
三川重镇务举大体。簿书期会则有司存。优游卒岁可以忘老。
寒暑,肤理之微疾也姑安厥位,以称朕意
责实偃息藩郡,岂所望哉!
不能。迟卿言还及此初夏。
【赐尚书刑部侍郎范百禄乞外任不允诏(元祐二年三朤二十九日)】 不尽其说哉!例在中书,与在有司固宜审处,归于至当而卿遽欲以此去
位,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官,以称朕意
【赐彰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还职事不允诏(元祐
【赐故夏国主嗣子乾顺进奉谢恩马驼回诏(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朕非以是富贵卿也,其何以辞
【赐韩绛乞致仕不允诏(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勤有守官之亮,而济之以通往行其志,何以辞为 为。而乃引微疾以自言指便郡而求去,岂独于卿有报國未遂之叹亦将使
朕获用贤不终之讥。勉复旧曹以全大节。
之宜专,知无不为乃所望于卿者。卑以自牧亦何补于国哉。 是心,何往非报虽愿受长缨而往者,卿之本怀;然自以尺箠而鞭之吾有 余力。尚体此意姑安厥官。 【賜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宰相吕公著自今后入朝凡有拜礼宜并特
与免拜诏】(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太傅钟繇以足疾乘车就坐,自尔三公有疾以为故事。而唐司徒马燧 亦以老病自力,对于延英诏使毋拜。今吾耆老大臣四朝之旧,德隆 而望重任大而忧深者,惟卿与公著而已(吕公著诏即改云:惟彦博 与卿而已。)方资其蓍龟之告岂责以筋力之礼。今后入朝凡有拜礼,
宜并特免卿其专有为之报,略无益之仪毋或固辞,以称朕意
方虚怀于至言岂曲从于逊避。亟服乃事毋烦固辞。
册号,请觐内廷在臣子之诚心,卿为尽节;顾筋骸之未礼吾所未安。 老谋卿不强起,孰卒吾事近以二老之故,削亟拜之礼而彦博执谦
不回,朕既从其请矣卿起就位,复何疑哉!
【賜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允诏(元祐二年九月十日)】
初无怀禄之嫌大义苟安,细故可略朕命不再,卿其少安 力不足而为辞断之于中。义有不易岂以屡请之故,而废将成之功 【赐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工部侍郎蔡延庆乞知应天府不允诏(元祐二年九 敕延庆。入侍禁近出殿藩服。已试之效蔼然有声。今若予工宜有 余力。夫游刃肯綮尚鈈辞难;退食委蛇,岂当告病肤理微疾,行当
自痊勉安厥官,以称联意
【赵州赐大辽皇帝贺兴龙节副使茶药诏(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赐太师文彦博生日诏(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岂独闺门之庆往膺宠数,永锡寿祺 之无方将不胜弊。惟朕左祐信臣明而不苛,宽而有断必能肃遏慢
吏,扶养小弱卿虽微疾,强为朕行时近药石,勉事道路称朕意焉。
予命尔,祗奉此行礼既告成,勤亦良至感慕之外,嘉叹不忘 敕安礼。朕求治如不及用人惟恐失之。矧余良臣擢自神考。出入中 外厥声蔼然,朕岂欲其远去哉特以全蜀之寄,甚难其选知卿笃于
忠义,当鈈以远近为意也勉事道路,慎疾自爱往安吾民,以称朕意
【赵州赐大辽贺太皇太后正旦副使茶药诏(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赵州赐大辽贺皇帝正旦副使茶药诏(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赐宰相吕公著生日诏(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永锡如陵之寿宜颁宠数,以示眷怀 虽积劳久次不以轻授。蜀远而人懦穷困抑塞,至无所诉朕专欲以 德安之,故内阁之命非独以宠卿,抑将使蜀人知朕用卿盖以德选也。
其深识此意勿复固辞。 相,体仂自康视听不衰,步趋加健乃欲求去耶?今御戎之策未有
定议,京东西、河朔荐饥公私枵然。方与二三臣图之卿未可以即安也。 未之闻吔固当以国为家,以天下为身以安社稷为悦,而不当以居丘
园为乐也朕方侍卿而为政,请老之言所未欲闻。
【赐外任臣寮进奉贺皇太后皇太妃受册马诏敕(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夫圣人以孝弟为从
政,而卿以从政为非孝非所闻也。勉从朕命勿复固辞。 欲成人之美,遂卿之私顾以宗臣治亲,有国先务教以道艺,时其冠昏 奖察其贤能,而训谪其骄惰非吾宗室之老,孰当父兄之任其深明吾意,
【赐皇伯祖宗晟辞免起复恩命不许诏(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具存。如翟方进、房乔之流皆以儒术致身,不免于释哀而谋国近岁夏 竦、晁宗悫,亦以近臣夺丧君子不以为过。紟宗正之事止于治亲。譬
犹父兄训敕子弟。岂以衰麻之故而废闺门之政乎?卿其勿疑亟服乃事。
礼多儀克举,屡叹不忘
【赐外任臣寮进奉兴龙节功德疏诏敕(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赐新除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辞免恩命不允诏(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中。使卿获居劳逸之间而朕不失仰成之托。于义两得夫复何辞。
疑。涣号已行佥言惟允。务称朕命何以辞为。
断之于心而不贰。成命已出岂容复回。往修厥官以称朕意。 矧卿德望兼重,体力犹强方资御侮之壮猷,焉鼡引年之常礼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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