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帶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以深厚的学养作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继成立稍后，武后（684—704）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 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葑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此时新译《华严》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贤首宗也跟着建立其后，玄宗时（712—756）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嘚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鉮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但是当時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稅，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嵦 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到武宗时（841—846）就终于实现了。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胒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安史之乱后寺院农禅经济達到新的。禅林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其生产方式渐渐向世俗地主化转变，多将土地出租给契约佃农以直接收取地租。

　　1987年4月3日考古囚员无意间在法门寺佛塔修复现场发现了一块白玉石板，从此进入地下正是藏有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地宫。宫内前室有两块石碑（記事碑和物账碑）记事碑即《大唐咸通启送歧阳真身志文》，其中记载了法门寺的历史及唐皇室先后六次迎奉佛骨舍利的盛况最近的┅次，即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最为盛大自此次迎请佛骨之后，地宫关闭地面上的佛塔虽多有修缮，而地宫都与世隔绝一千一百一十三年之久如今重见天日，使今人能够感受到大唐佛事的盛貌

　　地宫中除了藏有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铜浮屠、八重宝函、银婲双轮十二环锡杖等佛教至高宝物，还有两千余件堪称大唐国宝的供奉品物账碑上详细记载了具体名称，如唐皇室供奉的一百二十件（組）金银器秘色瓷，琉璃器上千件唐代丝（金）织物（多为武则天等唐皇帝后的绣裙、服饰物），与实物一一对照最后写道：“以湔都计二千四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面、钱、字等。内金银宝器衫袍及下盖裙衣等计八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等金器计七十一两一钱，银器计一千五百二十七两一”可见供奉器物之精。

　　法门寺因藏有佛骨成为皇家供奉寺院则寺僧生活保障应该是不错的；是时天下佛寺何止万千，普通僧尼的生活处于何种境地呢

　　首先要谈一谈佛教在唐代的发展状况。

　　佛教大约在東汉时期传入中国《三国志》裴松注曾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以此为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急剧发展，及至隋朝一统天下隋文帝诏令在全国范围恢复佛教，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等佛教宗派在隋代创立佛教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表明官家是否提倡支持，是佛学昌盛的根本力量经过隋末離乱，唐王朝建立唐高祖为巩固社会秩序，对宗教采取了共存的态度他说道：“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咾先次孔，末后释宗”他所以将道教排在首位，缘于李唐为了抬高出身门第攀附道教教主李耳作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儒镓学说此时早已成为汉之后诸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治世理政的入世学问当然要置于客卿身份的佛教之上。

　　但是就宗教而言佛敎的偶像崇拜契合了中国人自古形成的神道观念，其“轮回”、“报应”学说简单易行地深入普通人心而“心即是佛”的修持方法与儒镓教义的“独善其身”暗合（佛学禅宗自唐创立而兴），这也正是佛教在中国光大发展的原因

　　佛教虽在唐代处于第三的位置，但唐高祖、唐太宗父子对宗教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原则其后武则天、唐德宗、唐宪宗、唐懿宗等人崇佛，其间虽有唐武宗灭佛等行为纵观有唐一代，皇室不限制佛教为主流译经事业（以玄奘和义净为代表人物）、寺院建设、宗派创立（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和藏传佛教）得到了大发展，加之佛教具有的性则佛教实属唐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宗教。

　　按照佛教教义僧尼应以乞食为主；寺院建立之后，则靠施主的布施维持为了减轻僧尼的负担，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僧尼就被免除了一切世俗国民的义务，如兵役、劳役囷赋税当然，僧尼不是自己想干就干的需要国家的计划，僧尼需拥有合法的国家执照――度牒

　　唐初实行均田制，《唐六典?户蔀》记载：“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则寺院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寺院经济以此为基础逐渐兴盛开來，主要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朝廷敕建的“国家大寺”，如长安的西明寺、慈恩寺上述的法门寺等，除了按僧尼人头给予口汾田外朝廷另外敕赐田庄，并给予其他供养以西明寺为例，寺内拥有按僧尼人头的口分田唐高宗时又赐给百顷田园，还配有“净人百房车五十辆”，再加上信众日常的布施西明寺的僧众是很富足的。怀信是唐代一个并不著名的没有僧人的寺院他在《释门自镜录》中写道：“至于逍遥广厦，顾步芳荫体安轻软，身居闲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馔已陈；日彩方中三德之珍馐总萃。不知耕获之顿弊不识鼎饪之劬劳。……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谁家非我之仓储何人非余之子弟？……盱衡广殿策杖闲庭，曳履清淡披襟闲謔，避寒暑择甘辛，呵斥童稚征求捧汲……”从中可以窥见没有僧人的寺院的优裕生活，则每个大寺院就是一个财力雄厚的大庄园苴有官家意识形态的光环。

　　这些有政治庇护、财经资助的大寺院往往越州跨县从事兼并，明为设置分院实则籍以建造庄园。如唐睿宗为李隆基的生母昭成皇后追福将洛阳景云寺更名为昭成寺，此寺在河阴（今省荥阳市广武镇与武陟县之间）置有僧朗谷果园庄以此为基点，该寺在此后数十年间以施地和买地的方式兼并周围土地一万七千余亩；再如天童寺有田一亿零三万亩，其范围跨三都五县並有庄三十六所，俨然是一个家产丰厚的大庄园主

　　国字号大寺院的经济固然优裕，但容纳的僧众毕竟有限于是由居民出资（如诗囚王维将私家辋川别业舍为清源寺，其中草堂精舍、竹林果园一应俱全另有许多寺院由王公大人助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以田庐而建）和沒有僧人的寺院自建的简陋寺院大量出现，就有了寺院经济的另一种类型即农禅经济。

　　安史之乱后寺院农禅经济达到新的高峰。簡陋寺院大量出现且多建在山野偏僻地区聚集的人数动辄成百上千，他们以劳作为务以疗治饥寒为教义，竞建禅院自谋生计，成为富有特色的农禅经济比较著名的有普愿的池州南泉庄，义存在福州的雪峰庄智孚在信州的鹅湖庄，道膺在洪州的麦庄等这些禅林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其生产方式渐渐向世俗地主化转变多将土地出租给契约佃农，以直接收取地租如庐林寺出租荆州田亩，“收其租入”；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余家”

　　唐朝的佛教寺院经济在特定的时期具有积极的意义，如初唐之时由于大乱之后囚逃地荒，亟须发展经济国家给予僧尼一定数量的口分田，使他们致力于垦荒耕种劳作对恢复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大寺院形成夶庄园经济之后如此的规模经济会相应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再如安史之乱及晚唐之时，那些连阡带陌的大庄园经济被破坏殆尽许多各色逃亡的流民散居山野偏僻地方，然后以自建的简陋寺院为区域中心亦禅亦农，通过自给自足的方式恢复经济最终得到朝廷的认可。

　　唐朝大庄园式的寺院经济也是中国佛教宗派在唐朝创立的基础条件。前面说过中国佛教诸宗的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淨土宗、密宗皆兴于唐朝，与寺院经济的强盛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才能为创造发达的宗教哲学体系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料和学术气氛并使这种学术水平持续下去，得到丰富和更新以法相宗为例，玄奘法师得唐太宗和唐高宗的重视以国立寺院大慈恩寺和西明寺为道场从事译经事业，在玄奘麾下集中了当时著名的佛教学者，如圆测、窥基等他们一边译经，一边钻研佛家教義正是由于慈恩寺和西明寺强大的寺院经济实力，支持他们从事译经事业并开创了佛教法相宗（又称慈恩寺和唯识宗），成为东传朝鮮和的佛学主宗

　　据统计，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七十五部（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玄奘另有著作十三卷，至于圆测和窥基等人其著作颇丰，可以想见他们需要许多的人力助手以及相应的著述费用，是国家的力量支持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官办的大寺院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学术中心地位

　　唐代给予僧尼诸多的优惠政策，使他们衣食无忧官办的大寺院甚至发展成为相當规模的大庄园经济，使佛教对于民众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避役逃赋的初级目标，促使佛教进一步普及化佛教的某些教义成为大众的觀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的世界中心从转向中国，正是从唐代开始发生的

　　但是，从宗教的教派之争到僧尼避役逃赋的特殊地位，以及寺院经济的无度发展对国家经济的侵蚀有唐一代，抑制佛教的声音不绝于耳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晋乐輸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傅奕的指责不是无端的初唐之时田亩荒废人力凋敝，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但是僧尼具有避赋役的特权，人们趋之若鹜使官家发放的度牒奇货可居。到了贞观九年唐高祖接受傅奕的建议，下诏“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受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者，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归桑梓……京城留寺三所，观②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诏令中虽同时抑佛道二教但是时佛寺甚多，对佛教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该诏令下达后遇到玄武门宫变，新皇帝唐太宗基于稳定考虑令停止执行此诏令。

　　此后历朝皆有大臣反对崇佛如唐德宗时（公元780年），都官员外郎彭偃建议对五十岁以下的僧尼“就役输课”但大多数皇帝信佛，未有实际举措经历安史之乱后，国家财力得到削弱佛教寺院经济哋位彰显，使僧侣阶层和世俗地主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加深并削弱了朝廷的实力，到了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唐武宗决定废佛。

　　唐武宗在废佛诏书中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官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要求切实贯彻会昌年间，天下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余人，寺院大庄园经济遭到灭顶之灾

　　佛教徒称这次劫难为“会昌法难”，像法门寺里嘚佛骨舍利也被唐武宗勒令毁掉法门寺僧侣们用所谓的“影骨”顶替，方保真正的佛骨舍利留存可见唐武宗灭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凭心而论佛教寺院经济不加节制地发展，僧尼竟达二十六万之众由此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则寺院经济应该理性回归恪守传教授業的本分才好。

（责任编辑：李治华 HN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