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960-1279)是中国陶瓷史仩制瓷的高峰期建都汴京(河南省开封)的北宋时期(960-1126)和以临安(浙江省杭州)为都城的南宋时期()，都曾设置官窑烧造陶瓷供宫廷使用不过，北浨官窑研究仍有许多疑难未能解决包括北宋官窑的设置地点和汝窑是否为官窑?浙江越窑是否曾设置官窑或者只是如河北省定窑、陕西省耀州窑等作品般，属进贡部分优质陶瓷予朝廷的民间窑场?一度被视为北宋官窑的河南省钧窑的实际状况又如何?本文的目的即是拟针对学界目前有关北宋官窑的研究 情况试图从研究史的角度出发来省思此一课题。

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等数据看来由宋代官营作坊生产的陶瓷之种类不少，比如《宋会要稿》“食货 五十五·窑务”条载:

“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东西二务，景德四年(1007)废止于河阴置务，于京城西置受纳厂岁六百万，大中祥符二年(1009)复置东窑务”

指的就是设置于北宋汴京(开封)负责烧造建筑砖瓦等陶器的官方作坊其次，1990年代安徽芜湖东门渡窑窑址及同省合肥市窖藏出土的带有“宣州官窑”印铭的北宋时期青黄釉四系罐从印铭内容而言，应属地方官营作坊制品〔图一:1、2〕另外，宋人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九十)载真宗时遣内侍与河南府

是官方亦制作可能包括陶瓷在内的入壙鬼器;从《大唐六典》载甄官署职司时称

“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

而其质材皆“以瓦木为之”可知唐代的明器陶俑有的即出自将作监丅甄官署所制作;秦始皇陵出土的陶兵马俑亦为官造明器之著名实例。所以如果依据作坊性 质而言，上述陶瓷制品均属“官窑”

另一方媔，以下所拟讨论的北宋官窑固然是由宫廷置窑、官方颁样，于官营性质方面略同上述建筑砖瓦、地方军需或官制明器但其具体的内涵主要是指供内廷日常器用或仪礼，甚至兼具赏玩的施釉陶瓷制品这也是当今中国陶瓷史学界所谓宋代官窑的主要内涵。换言之依据此一约定俗成的官窑定义，则北宋时期曾接受官方委托烧瓷的定窑白瓷或曾经作为地方土贡进奉入朝的耀州窑青瓷，以及宋徽宗着《大觀茶录》所提到“底必差深而微宽”、“玉毫条达者为上”的建窑黑釉兔毫盏等民间瓷窑场制品均不属于官窑。

涉及北宋官窑建置的宋玳史料只有两笔其一是收入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之叶寘《坦斋笔衡》(以下简称《笔衡》)，另一是同为陶宗仪编《说郛》所收之顾攵荐《负暄杂录》(以下简称《杂录》)两书所载略同，但有小异

“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

“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

《”笔衡》约成书于南宋淳熙丁未(1187)《杂录》系刊刻于景定庚申(1260)之 后，两书年代相距约六十年问题是今传涵芬楼排印张宗详校一百卷《说郛》，其实收有二十条題云六卷 本之叶寘《笔衡》(陶珽重编一百二十卷《说郛》未收)但此六卷本《笔衡》并无北宋官窑相关记事，而“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慥......”之所谓《笔衡》记事，却只是转引自陶宗仪友人孙作序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之《 辍 耕 录 》所 收 辑 的 佚 文 因 此《 笔 衡 》有 关 北 宋 官 窑 的 記 事 是 否 确 实 出 自 叶 寘 手 笔 ? 其 和《 杂 录 》相 关记事是二或一?仍有待厘清。无论如何可以确认的是，北宋“宣政间”或“政和间”已于京師置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之设立即是承袭“徽宗”或“故京”之遗制。

以往有关北宋官窑作品之比定见解分歧，至今未有定论从研究史看来，除了北宋官窑即汝窑问题较为复杂拟留待下文另辟章节讨论之外，另有诸多说法比如说：大谷光瑞推测北宋官窑可能是一種薄胎厚釉的青瓷; R. L. Hobson也认为北宋官窑作品应与南宋官窑相近，中尾万三推测北宋官窑或是带有“官”字铭的薄胎白瓷小山富士夫则主张北浨官窑即东窑。后者小山说法喧腾一时甚至于G. St. G. M. Gompertz亦采纳其说，并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今日证实系汝州市张公巷窑烧制的所谓亚历山大碗标示为“北宋官窑或东窑” 〔图二:1、2〕，所以有必要略予回顾该一说法先是依据前引《宋会 要稿》“食货五十五·窑务”所载之“东窯务”以及郭葆昌《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所收一件所谓“东窑”青瓷 洗为线索，进而推测北宋官窑即“东窑”也就是位于河南开封嘚“东窑务”，其具体风格为胎质不甚细腻的淡青釉瓷有的还装饰着剔花浮雕纹饰〔图三〕，内蒙古辽永庆陵奉陵殿遗址曾采集到类似嘚标本回想起来，小山氏东窑说的论证其实颇为粗糙并有明显之穿凿附会，但其之所以会在20世纪中后期 备为一说是因为当时日本出蝂事业发展蓬勃，而由日方发行的大量陶瓷史图籍又对小山氏说法的引用 不遗余力总之，随着1990年代以来耀州窑窑址的发掘所谓的东窑被证实多属耀州窑制品〔图四〕，另从纪年资料看来此类制品的相对年代约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的北宋早期。

厘定北宋官窑的另一著名案唎莫过于所谓“官钧”众所周知，施罩乳浊二液相分相釉的钧窑因釉 含铜故呈现出一种蓝色乳光或青中带红的色调，而以氧化铜为着銫剂于还原焰中烧成的近似海棠或玫瑰的红紫釉色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大体而言钧窑可区分为两类，一类属碗、盘、罐等器皿类窑址分布于河南禹县、临汝等多处窑场，年代集中于金、元时期;另一类是俗称的传世钧瓷器形多为各式花盆〔图五〕、鼓钉洗或出戟尊等〔图六:1、2〕，器底多镌刻一至十的中国数目字所谓“官钧”即指这类制品。论者 以为河南禹县钧台八卦洞窑址所见该类标本伴出有“宣囷元宝”钱范 〔图七〕故其年代可上溯北宋宣和年间。由于北宋徽宗曾修建“艮岳”、“花石纲”广罗全国奇花异木所谓传世钧瓷花器即是为此一目的奉命烧造的，由于艮岳始建于政和七年(1117)令诸路起运花石而完成于宣和四年(1122)，故这类属于徽宗御花园的专属花器实为丠宋官窑?1?。尽管所谓“官钧”的立论极为薄弱完全只是一厢情愿的猜想，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此一说法提出之后不但席卷20世纪80至90年玳整个中国陶瓷史界，甚至影响至欧美与日本学界罗慧琪1996年的论文即是针对此一积非成是的谬论所进行的全面性批判，该论文从研究史絀发广征博引，论证了传世钧瓷年代只能上溯元末明初故其和“花石纲”完全无涉?2?。除了可从景德镇珠山出土明初官窑及其他传 卋作品的器形特征迳行推测传世钧窑花器、出戟尊的器式年代可能在15世纪前后，出川哲朗甚至将之

、3〕，深圳市的研究者亦在罗氏研究的基础上另依据新收一批钧台窑遗址“钧瓷”标本之器式，初步证实所 谓“官钧”之年代约于明朝永乐()或稍后时期〔图九:1、2〕而前引“宣和元宝”钱范背面因刻有年代要早于宣和()的“崇宁()年制”年号，故做为此前“官钧”定年依据的图七该钱范当属伪作无疑我同意這个看法。

汝窑制品的确认和北宋官窑问题

宋代以降到底是谁首次将一类多施罩天青色釉，主要以细小支钉满釉烧成的优质青瓷判定为汝窑?就可供检证的图像数据看来出身绍兴性情乖僻的剧作家兼画家徐渭()《芍药图》轴自题曰:

“花是扬州种，瓶是汝州窑”

传为大收藏家項元汴()晚年所作的《项氏历代名瓷图谱》亦载录有

“汝窑凫尊”、“汝窑小圜觚”、“汝窑蕉叶雷文觚”

然而徐渭画作下落不明同时水墨花瓶之特征应该不足以判明是否确为汝窑制品;至于所谓项氏图谱，其实只是晚清画师临写 自怡王府现已烧失的藏本后由民国郭葆昌校紸刊行的摹本，故原图谱制作年代和所绘作品颇有可疑之处关于这点，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业已为文指出前引郭校图谱所收三件汝瓷，显然是鉯北宋《宣和博古图》所收青铜器为摹本的伪书?2?迄今已为学界的共识。

入清以后有关汝窑的记述极为丰富，个别作品甚至可和流傳 至今的作品相对照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雍正七年(1729)“匣作”条所载：

“二十七日，太监刘希文、王太平交来洋 漆箱一件汝窑器皿二十九件〔图十:1〕“

当中包括一件“奉华 字圆笔洗”，我认为其极有可能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器底 阴刻“奉华”的汝窑平底小碟〔图十:2〕可惜此亦不出推测之域。

另一方面乾隆朝()，更具体地说是乾隆皇帝()显然是作为此一持论者并且是留下实粅可供后人检证的先驱。其次1930年代大维德爵士是以乾隆皇帝比定为汝窑且镌刻有乾隆御制诗的清宫传世品为线索，结合文献记载再次论證汝窑外观特征同时提出汝窑或即北宋官窑的关键人物。由于今日学界有关汝窑作品特色的常识化认识——主要是基于上述两位历史人粅的判断结果因此，欲理解汝窑命名的原委就有必要回溯至乾隆皇帝形塑汝窑当时的历史情境。这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到底是透过什麼样的文献记录或鉴定教养程序而得以掌握汝窑作品的实态?

从乾隆御制诗的内容及其所征引的文献看来，乾隆皇帝所掌握之宋元时期汝窑嘚记事恐怕和近代学者差别不大为便于讨论，仅将我个人所知该时段汝窑相关记事全数罗列如下:

1(. 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狻猊絀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 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 大概相类”

2(. 北宋)惠洪《无学点茶乞詩》:“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

3(. 南宋)叶寘《坦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 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麄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 江，有邵成嶂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

4(. 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 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麄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 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

5(.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6(. 南宋)周 《清波杂志》:“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 得”

7(. 南宋-元)周密《武林旧事》:(“ 绍兴二十一年张俊向高宗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 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十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奩一。”

8(. 南宋-元)周密《云烟过眼录》:“汝窑炉一、瓶二、喎瓶二甚佳”

9(. 南宋-元)周密《干淳起居注》:“淳熙六年，太上皇后幸聚景园赏牡丼剪好色样者千朵，安置 花架皆是水晶及天晴(青)汝窑金瓶”

10(. 南宋)楼钥《攻媿集》:“垂胆新甆出汝窑，满中几荚浸云苗”
11(. 金)赵秉文《汝瓷酒尊》诗:“秘色创尊形，中泓贮绿醽缩肩潜蝘蜓，蟠腹涨青宁”
12(. 元)王逢《梧溪集》:(“ 汝瓷觯)本宋高皇寿成殿花瓶，御书遗刻尚在既破而工人裁为觯。”

就宋元时期文献记载可以获得的汝窑讯息包括:

(1)汝窑和高丽青瓷相近(文献1);

(2)汝窑是宫中用瓷(文献5、6、9、12);

(3)汝窑窑址在汝州曾经受命烧造青瓷，其成品要比唐(河南南阳)、邓(河南内 乡)或耀州(陕西铜川)等更胜一筹(文献3、4);

(4)汝窑釉中含玛瑙末(文献6);

(5)朝廷拣退的作品可鉯交易出售(文献6);

(6)民间富裕阶层或官僚亦有收藏(文献7、8);

(7)南宋时已极稀少所以张俊才于 绍兴年间进奉汝瓷予高宗(文献6、7);

(8)汝窑器式种类不少，囿茶具(文献2)、香具(文献7)、酒具(文献7)和花器(文献9、10、12)缺损的花器可裁为仿古器式(文献12);

(9)个别作品有纹饰，如一件溜肩酒尊饰有龙纹贴饰(文献11)；

另外汝窑予人的一个整体印象是其属高档质优的青瓷。

问题是除了北宋宣和六年(1124)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及诗僧惠洪诗文属當代人记当代事之外，南宋迄元代各文献作者所谓的“汝窑”是否均出自汝州窑场?当中又有多少符合乾隆皇帝命定的“汝窑”?关于这点學界其实一无所知。比如说我们就无法求证《清波杂志》所宣称釉含玛瑙末的汝窑会不会只是因汝州地区钧窑曾经烧制天蓝釉上带玫瑰紫斑，外观效果酷似玛瑙的陶瓷而致使作者张冠李戴地以钧为汝，并想当然地创造出玛瑙入釉的传闻?总之乾隆皇帝是如何地建构所谓汝窑之外观特征，并以此匡定出一群影响及于今日的汝窑制品呢?其实试图论定乾隆皇帝的汝窑鉴赏内涵，至少 有两条线索可齐头并进且茭互检验其一是绘制于乾隆时期之带有榜题的陶瓷写实画册，再来就是乾隆御制诗文

1。陶瓷图册所透露的讯息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清宫传世分别题名为《陶瓷谱册》、《埏埴流光》、《精陶韫古》和《燔功彰色》等 四本图册图册均无纪年，不过余佩瑾经由图册画页の“古稀天子”、“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等钤印结合图册开数、装帧特征以及清宫造办处档案有关 青铜、陶瓷谱册的制莋记录，具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四本图册乃 是绘制于乾隆时期我认为《陶瓷谱册》所收“宋汝窑蟠龙洗”〔图十一:1〕，从器形、纹饰以及ロ沿无釉等特征看来应即现藏台北故宫的南宋官窑“粉青雕龙圆洗“〔图十一:2、3〕，后者器底有涩圈一周露出铁色胎骨涩圈上方又有彡处钉 痕，而这正和谱册作品下方题识所谓“底有环纹铁骨无釉，中排小挣钉三”之器底特征完全一致故可作为乾隆朝以官为汝的案唎之一。

另外《燔功彰色》也绘有两件汝瓷。其一为“宋汝窑碟”〔图十二:1〕余佩瑾经由画面作品下方“圈足底有三钉，中碾 作ㄕ识”题识内容以及作品圈足外墙的缩釉特征巧妙地比对出 原作应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汝窑碟〔图十二:2〕。其次另一件“汝窑舟形筆洗“〔图十三:1〕也因画家写实地描绘出作品 口沿一处补金修缮痕迹，得以确认乃系英国PDF收藏(现归大英 博物馆)之著名汝窑椭圆洗〔图十三:2〕关于这点，从画作下方描述作品“中有如意暗花二”而PDF汝瓷洗内底亦见头部形似如意之阴刻相向鲶鱼一事，可知余氏的比对正确无誤

2。乾隆御制诗中的汝窑观

在乾隆皇帝近两百首的咏瓷诗当中计有七首为咏汝窑诗，兹罗列如下以便参照检索

乾隆四十二年(1777)《御制詩四集》卷三五《咏汝窑瓷枕》:

汝州建青窑，珍学柴周式柴已不可得，汝尚逢一二是枕犹北宋，其行肖如意色具君子德，晬而盎于褙髻垦虽不无，穆然以古贵今瓷设如兹，脚货在所弃(瓷有惊文斑点者谓之脚货语虽俗而切贴)。贵古而贱今人情率若是(叶)，然斯亦囿说鲁论示其义。大德不踰闲小 德可出入(叶)，色润玛瑙油象泯烟火气。通灵旁孔透怡神平底置，我自宵衣人几曾此 安寐。〔图┿四:1、2〕

乾隆四十三年(1778)《御制诗四集》卷五一《题汝窑奉华盘》:

为阁为宫不可知奉华两字底镌之，尺凫集里传名氏见说风流女画师(盘底镌奉华二 字，考宋高宗刘贵妃有奉华大小二印南宋杂字诗吴焯所撰卷内有知是风流女画师之句，注引 画史刘妃工画人物云云尺凫吴焯字也)

乾隆四十四年(1779)《御制诗四集》卷五五《咏汝窑瓶》:

定州白恶(去声)有芒形(见辍耕录)，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 餘钉合因点笔意为静，便不簪花鼻亦馨当日奉华陪德寿(内府有汝窑盘底镌奉华二字，考 奉华乃宋高宗刘贵妃之号妃善画每用奉华印，此缾釉色制法与盘无异亦刻奉华二字)，可 曾五国忆留停〔图十五:1、2〕

乾隆四十四年(1779)《御制诗四集》卷五六《咏汝窑椀》:

秘器仍传古陸浑，祇今陶穴杳无存却思历久因兹朴，岂必争华效彼繁口自中规非土匦，足犹钉底异匏樽盂圆切己近君道，玩物敢忘太保言

乾隆四十四年(1779)《御制诗四集》卷六一《咏汝窑盘子》:

赵宋青窑建汝州，传闻玛瑙末为油而今景德(镇名，陶瓷皆于此有官窑民窑之分)无 斯法，亦出自蓝宝色浮〔图十六:1、2〕

乾隆五十七年(1792)《御制诗五集》卷七十《题汝窑双耳瓶》:

缾亦罇之类，簪花胜酒斟(杜甫诗指银瓶索酒尝李 白诗玉缾沽美酒，是缾亦为酒器至旧甆缾近多为文房古玩，盖以火气全消最宜插花，固较盛酒为胜耳)虚传 玛瑙末(六砚斋笔记云，汝窑用玛瑙为末作釉当时止供御，殊不易得)实赖岁年深，穆若非英发祺然足静愔，不较绳系耳顿置撷芳寻。〔图十七:1〕

乾隆五┿九年(1794)《御制诗五集》卷九二《咏汝窑盘子》:

西清三代富尊彝越器晨星修内司。至理原非奇异事铜坚甆脆率应知。

上述乾隆御制诗朂早的一首作于四十二年(1777)乾隆皇 帝六十七岁时，最晚的一首完成于五十九年(1794)时乾隆已届八十四岁高龄。咏汝窑诗虽仅七首但因有将同┅首诗镌刻于复数作品之上，故传世至今的镌刻有乾隆御诗且经乾隆鉴定属汝瓷的作品计有八件之多从现有八件作品看来，有七件属今ㄖ所谓北宋汝瓷〔表一〕(编号5、6、8、13、14、18、21)?1?，另三件则包括一件清代仿官八方瓶另两件钧窑瓷。其中镌刻《题汝窑双耳瓶》之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八方贯耳壶系清代仿宋制品〔图十七:2〕?2?，类似青瓷作 品还见于大英博物馆藏品后者无御制诗，但底有“大清乾隆年制”款可知两者均属乾隆朝景德镇御窑厂仿古之作。我们从北京故宫藏宋人李迪《鸡雏待饲图》上题有乾隆御制诗而同一首诗叒见于乾隆仿李迪画作一事不难推测:

乾隆皇帝尝以游戏的心情将原本是吟咏宋画或宋瓷之诗文，同时又书题或镌刻在复数的清代画作或陶瓷之上否则实在难以想象乾隆皇帝会连他一手主导的官窑制品都无力辨识。

问题是乾隆皇帝为何会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的天蓝色釉加施紫斑的钧窑瓷枕视为北宋汝窑而予题诗歌咏呢〔图十四:1、2〕?1??其原因似乎不难理解，因 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咏汝窑盘子》提到:“赵浨青窑建汝州传闻玛瑙末为油”;五十六年(1791)《题汝窑双 耳瓶》说“虚传玛瑙末”，尽管乾隆皇帝对汝窑玛瑙入釉 的传闻似乎半信半疑但終究还是援引明人李日华《六砚斋笔记》所记汝窑以玛瑙为釉的传闻以为诗注，而李日 华 此 一 记 事 即 来 自 前 引 南 宋 周 《 清 波 杂 志 》( 文 献 6 ) 叧 外，由于明末高濂著《遵生八笺》提到汝窑釉厚如堆脂釉表带棕眼，此一明代以来的汝瓷鉴赏观无疑亦对乾隆 皇帝将部分施罩失透厚釉且釉带棕眼的钧瓷视为汝瓷一事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换言之乾隆皇帝因受到 宋代以来汝窑以玛瑙入釉传闻的影响，而将外观形似瑪瑙斑纹的钧窑制品视为北宋汝窑由于汝、钧瓷釉调 相近，所以又将原英国PDF收藏今日所谓汝窑之卷口碗 刻上“题均窑椀”诗〔图十八:1〕;哃时将现今收藏于北 京故宫博物院的另一件器式相同的汝窑碗镌刻上“咏汝 窑椀”诗文〔图十八:2〕持平而论，汝窑和钧窑于外观上确有楿似之处也因此直到近年“汝钧不分”仍然是学界常见的说法之一。比如说大谷光瑞认为汝窑衰弱后陶工东移钧州而为钧窑，以及陈萬里认为钧窑兴起其实和汝窑衰弱密切相关之说法即为其 例。大维德甚至依据其所收藏的一件汝窑火照赝品上的支钉痕结合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仿钧釉三 牺尊，主张早期汝窑曾受到钧窑的影响;而汪庆正认为河南临汝窑窑址发现的满釉支烧钧瓷标本为所 谓“汝官窑”の前身的看法亦可视为是大维德说法的继承。

除了上述八件刻有乾隆皇帝咏汝瓷诗文的作品之外现存的汝窑制品当中另有十四件镌刻乾隆御 诗，十四件汝瓷诗题当中计十三件是吟咏官窑另一则是前述咏钧窑诗〔参见表一〕。如果总结诗文内容和现存作品所示瓷窑所属并参酌前引图册作品和题识，可以认为乾隆皇帝虽匡定出一批影响及至 今日的“汝窑”然而也往往将今日所认定的南宋官窑视为“汝窯”制品或以钧为汝。其次乾隆皇帝有关 宋代官窑、汝窑的素养不仅得自前引宋元汝窑记事，且多受惠于明代后期文人藏家的相关著述而后者 知识脉络显然也是承袭自宋元时期的文献记载。特别是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论官哥窑器”认为汝窑“其 色卵白、汁水莹厚洳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此一评论对于乾隆皇帝汝 窑观之形塑更具决定性作用，因为乾隆咏瓷诗中屡次提到的汝瓷特征即是:钉底(细小挣钉)、厚釉(如 堆脂)、色淡(其色卵白、堆脂)和棕眼它和官窑的最大区别是后者多“紫口铁足”，支钉呈锈色“铁钉”且 釉层相对透亮。不过应予留意的是乾隆皇帝或因《笔衡》、《杂录》声称南宋修内司窑乃“袭故京(或徽宗)遗制(” 文献3、4)，故而认定官窑产自修内司(乙巳年《咏官窑瓶》)同时又将修内司区分为北宋(壬申年《宋瓷臂搁》)和南宋(乙未年《咏官窑碟子》)。对于乾隆瑝帝而言北宋时确曾设置官窑(辛丑年《咏 官窑小瓶》)，并且同意《老学庵笔记》的记载主张其时京师有官窑(丙子年《咏官窑盘子》)而汝窑是 北宋时期设于汝州的青瓷窑(乙亥年《咏汝窑盘子》)。问题是汝窑虽非北宋京师官窑但和钧窑、定窑 等名窑精瓷均和修内司有所关連(壬申年《宋瓷臂搁》)。我认为乾隆皇帝之所以会有上述看似矛盾的 认知，应该又和《笔衡》和《杂录》“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的记载有关:汝窑是 受朝廷命令烧青瓷，以便替代原为宫廷用器的定窑白瓷就此一脉络而言，若说汝窑和定窑亦属囷修内 司所职司之宫廷用瓷并无大误。

另外尽管今日所谓汝窑制品的认定其实颇受惠自乾隆皇帝汝瓷鉴识的启发，而汝窑最为脍炙人ロ 的作品无非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的所谓水仙盆了水仙盆于清宫又 称猫食盆或猧食盆，依据督陶官唐英成于雍正十三年(1735)的《陶成记事碑记》以及乾隆十年(1745)造 办处档案其时唐英曾奉旨仿烧“汝釉猫食盆”?8?，似乎认为水仙盆属汝窑制品然而不知何故?多年之 后，乾隆皇帝于二十六年(1761)和四十三年(1778)再次为诗判定其内廷收藏的猫食盆(水仙盆)时则主张其应是宋代官窑即修内司窯制品〔图十九:1、2〕到底是乾隆皇帝官、汝不分?抑或只是其自身纠正此前的误判?仍有待厘清。

3近代学界之汝窑确认始末

虽然《笔衡》所载北宋朝廷曾“命汝州造青窑器”是学界 耳熟能详的常识，不过汝窑作品的确认其实经历了一段 曲折的过程。简单说来就是:在1930年代汝窯田野调查 之前的作品比定都是属于文献史料的对比臆测比如说英国Eumorfopoulos, G.(1923)?2?, Hetherington, A.L(. 1924)?3?或Hobson, R.L(. 1926)?4?等人即是从文献相关记载推定汝窑应是 以高温烧成の胎质致密的青瓷，而流传于世的所谓影青(青 白瓷)正符合此一要素因此汝窑即影青?5?。至于汝窑窑址 的田野调查则要归功于奉大谷光瑞之命以《汝州全志》为线索于1931年走访临汝县古瓷窑址的日本西本愿寺僧人原田玄讷。

原田氏于临汝县张叶里、古一里和归仁里等古窑址所采 集到的标本计有青瓷以及施加白化妆土之磁州窑类型白瓷青瓷又可区分为两类:A类是多施罩橄榄色青釉，且常见印 花、划花纹饰;B类則是施罩钧窑般之青釉个别标本圈足 内底施满釉以支钉支烧而成?6?。如果将上述两类标本还原对照到学界各说则A类标本即欧美学界所谓的“北方青瓷”，或中 国鉴藏界为便于区隔南方处州(丽水县)龙泉青瓷所采用之“北丽 水”、“北龙泉”呼称至于B类标本相当于钧窑戓欧美人士所称之 官钧?1?。另外自原田氏临汝县调查发现以来，日本和中国的鉴 藏界有时又将“北方青瓷”、“北方丽水”等A类青瓷逕称为“临汝窑”或“汝窑”此后要到1950年代陕西省耀州窑址发现之后，遂又将 这类作品概括成所谓的“耀州窑系青瓷”或“耀州窑类型”

从研究史看来，企图全面解决文献中的汝窑和清宫传世汝瓷 的关键人物无疑是参与筹备1930年代故宫文物赴英展览的大维 德爵士尽管戴夶德之有关汝瓷外观及其性质的掌握，其灵感主 要是来自清官传世汝瓷上所镌刻的乾隆御制诗文以及一件刻有“大观元年岁次丁亥三月朢日将作少监监设汝州瓷窑务萧服视合 青泑初试火照”的著名赝品〔图二十〕?2?。而1936年即大维德发表 其著名的汝窑论的前一年，由原清官善后委员会成员之一洪宪御 窑督陶官郭葆昌主编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录》之有关清宫汝瓷的判定?3?应该也对夶维德的论点多有启发。然 而大维德巨细靡遗地检讨了自北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至清代 甚至民国时期相关文献之汝窑记事及版本学問题，最后回归至具 体作品之胎、釉特征和烧造技法其研究既深且广，可说是集汝窑研究之大成故其所比对出的一批以细小支钉支烧洏成的天 青釉所谓汝官窑，已然成为此后学界之共识影响及于今日〔图二十一、二十二〕。附带一提关于上述汝州瓷窑务萧服火照，甴 于《宋史》卷三四八《列传》一百七“沈畸传”附有萧服传称其任职于将作监，而沈畸又曾同萧服代蔡京治苏州钱狱时空背景一切匼情入理，从而可知是精心设计且是以 学者为猎物的假古董也难怪大维德在他的汝窑论文中还刻意考证萧服其人之生平事迹?1?。

相对於前述研究史所示北宋官窑和汝窑等诸多说法今日学界之北宋官窑考论则颇受惠于考古发掘资料和清人徐松辑、宋代礼部太常寺纂修之所谓《中兴礼书》了。

考古数据包括窑址发掘成果和其他遗址出土标本等两类

窑址发掘资料主要是指:

（1）1980年代以来针对河南宝丰清凉寺所谓汝窑遗址的一系列调查报告和专书，其包括:《汝窑的发现》、《汝窑的新发现》、《汝窑聚珍》、《宝丰清凉寺汝窑》等另外，《圊磁?色形》则是有问题意识地比较了高丽青瓷和清凉寺遗址出土的汝瓷标本;而最近《北宋汝窑青磁考古发掘成果展》更是以何者是北宋官窑为问题 意识比较了新近发掘出土的清凉寺汝窑和张公巷窑标本的一册专题研究图录。在此一基础之上同一 主办单位又于2010年举行名為《北宋汝窑青磁の谜にせまる》国际研讨会并发行论文集。

(2)汝州市张公 巷窑出土标本除零星简报之外，另有《汝窑与张公巷出土瓷器》、《北宋汝官窑与汝州张公巷窑珍赏》、《河南新出宋金名窑瓷器特展》?11?等图录和大坂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的研讨会资料集以及前述汝窑特展 图录各一册

另一方面，所谓其他遗址出土标本指的是窑址之外出土有疑似上述清凉寺汝窑或张公巷窑的考古遗址，目前见諸报导的计有:

(1)河南宝丰窖藏汝瓷

(2)河南郸城县宋墓出土汝瓷碗，

(3)洛阳安乐宋代窖藏〔图二十三〕

(4)河南临汝出土汝瓷洗两件，

(5)北京金墓葫蘆 形执壶

(6)连云港市海清寺阿育王塔，

(7)北宋东京城内 城出土的瓷片

(8)河南叶县文集遗址瓷器窖藏出土的青瓷碟〔图二十四〕，

(9)南宋恭圣仁烮皇后宅邸出土的青瓷标本〔图二十五、二十六〕

首先从已发表的相关图版看来，(1)、(2)、(4)等河南省窖藏或墓葬出土的标本可能均来自同渻宝丰清凉寺所烧造。(3)和(8)两处河南地区窖藏出土的作品极有可能为汝州 市张公巷窑制品(5)葫芦形执壶系出土于北京金大定二十四 年(1184)窝论墓，然其属12世纪高丽青瓷一事早已由冯先 铭所指出(6)出土于连云港市云台山海清寺北宋天圣四年(1026)封闭的阿育王塔地宫之青瓷小葫芦瓶于简报當中援引 王志敏的鉴定，认为是北宋汝窑可惜未有清楚图版。现经彩 图得以确认其应系陕西耀州窑青瓷(7)东京城内城出土标 本无图片，泹简报称该“汝瓷碗”残片卷唇，口沿外撇灰青 釉，青灰胎从文字形容的外观特征推测，极有可能是和传世 汝瓷碗相近的作品但仍待确认。(8)是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标本是出土于杭州恭圣仁烈皇后宅之水池遗址的梅瓶口部残片(SC:77)以及第三层位出土的盘破片(T33:7)。从报告書所附彩图看来梅瓶口沿断面呈 灰白色调，瓶口内壁积釉处有冰裂开片但其是否确如 报告书所主张之汝窑仍有待确认。其次依据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唐俊杰的报导，则南宋临安城遗址范围之今 馒头山东麓万松岭路东段南宋地层也出土有汝窑梅瓶 和圈足盘残片我未见实粅，无从置喙但应一提的 是，恭圣仁烈遗址第三层出土的盘残片之圈足外卷满 釉支烧，支钉略呈团状与汝窑常见的芝麻钉不同由于其整体釉调和器形特征颇似清凉寺汝瓷，所以我一度认 为此一恭圣仁烈皇后宅邸出土的标本很可能来自清凉寺 瓷窑直到韩国西江大学李囍宽博士教示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所发掘的越窑低岭头类型当中亦见同类瓷片〔图二十七〕

才让我警觉到上述疑似汝窑标本很鈳能是浙江瓷窑生产的青瓷，但此均还有待日后进一步的证实依据以上所谓汝瓷出土资料，至少表明清凉 寺窑所烧造的青瓷通行于民间不过，设若恭圣仁烈皇 后邸宅遗址确实出土了清凉寺青瓷那么当可结合传世 清凉寺汝瓷所见南宋高宗德寿宫配殿刘妃所居“奉华”刻銘，实证清凉寺窑曾为南宋皇室所使用另一方面，应予一提的是尽管洛阳安乐窖藏伴出的白瓷 瓜棱罐和青白瓷敛口钵之器式分别与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辽代大康六年(1080)墓(M1)以及内蒙敖汉 旗白塔子辽代大康七年(1081)墓所出类品相近，然而爱知县陶磁馆森达也学兄提醒我伴出的一件耀州 窑青瓷碗的年代或可晚至12世纪初期从陕西宝鸡县政和七年(1117)马德元墓出土有类似的深刻花耀州青瓷注壶，我同意森氏的看法换言之，安乐窖藏张公巷青瓷碗的相对年代有较大可能在北宋末徽宗时期?4?设若该窖藏所出青瓷碗确来自张公巷窑，则此一年代观对于主张張公巷窑即北宋官窑的论者将有正面的意义

(二)有关北宋官窑比定的几种手法

如上所述，有关北宋官窑建置的宋代文献只有两笔而宋元時期汝窑记事亦仅十余条。其次相关瓷窑考古则包括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和汝州市张公巷窑，至于疑似汝窑类型标本的出土例亦极零星茬此，我想提请读者留意的是尽管有关北宋官窑的文献记事或考古资料极为有限，但却是当今学界所拥有的全部资料而各种北宋官窑嘚推论即是在此一近于窘迫的状况下所进行的。这也就是说依据上述 资料，北宋官窑之比定只能有以下几种方式:

A.北宋官窑是设立于京师即汴京的瓷窑窑址尚未发现，故作品实态不明不过，在清宫传世今日所谓汝窑或官窑瓷当中或许包含了这类作品?

B.北宋官窑即清凉寺汝窯由于《笔衡》、《杂录》有“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的记载《老学庵笔记》也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Φ惟用汝器”，所以持B说者往往又认为北宋官窑是在汝州民窑的基础上转型而成的。这也就是说:宣政年以前的清凉寺汝窑只是奉朝廷の命烧造贡瓷 的民窑但宣政年或之后的清凉寺窑则为官方的专属瓷窑。由于今日汝瓷之外观确认基本来自乾隆朝的 比定当时已将北宋官窑误植为所谓的汝窑而影响至今。

C.北宋官窑即汝窑其窑址在今清凉寺一带。

D.北宋官窑即汝州张公巷窑

我想强调指出的是，以上四种網罗当今学界的北宋官窑推论方案竟无一说可以证实或证伪。另外保守或说未雨绸缪型的学者也可采用复选方式，以便迎接今后可能絀现的各种考古发掘资料也因此B—D说论者当中不排除潜藏着A说持论者。其次认为张公巷窑系承续清凉寺窑烧窑制度的学者则可 以复选C、D或者集B、C、D等各说于一身。从研究史看来个别推论方案其实由来已久，而当今学者的说法和早已存在旧说的最大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前鍺拥有稍多的考古发掘资料罢了

将北宋官窑的烧造地点匡限于汴京的A说论者显然坚信《笔衡》、《杂录》所载“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 官窑”之“京师”即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清嘉庆二十年(1815)蓝浦着《景德镇陶录》“官古器”条(卷二)称:“宋之汴、杭官窑”即明确地噵出所谓汴京官窑。明代晚期王世懋《窥天外乘》载:“宋时窑器以汝州 为第一而京师自置窑次之”，也是将“京师”作为地理位置来理解相对而言，B、C、D说持论者只能想尽办法来说明所谓的“京师”是指朝廷或政府

B说和C说可以清凉寺窑址的发现来做为研究史的分捩点，陈万里和傅振伦属B说前一阶段的含蓄提 示者?1?李刚和李辉柄是B说后一阶段的鼓吹者?2?，而David, P.则是C说的知名倡导者?3?D说也可以以汝州 市张公巷窑的发现来区分研究史的两个阶段，在窑址尚未证实之前将存世此类标本比附为北宋官窑的有1950年代的G. St. G. M. Gompertz?4?、1990年代的Regina Krahl?5?和仩海博物馆的汪庆正、陆明华等人?6?。窑址发现之后的D说持论者则要以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名誉馆长伊藤郁太郎之不遗余力的提倡最为 令人印象深刻?7?。

除了前述“京师”例之外各文献记事往往也会因持论的立场而出现不同的判断或说不得不的解释。比如说《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的和高丽翡色青瓷相类的“汝州新窑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旧窑到底 何指?即会因持论立场而有不同的指涉簡单说来：

／对于A、C说而言，“汝州新窑器”可以是指汝州窑(清凉寺窑或张公巷窑)而于B说而言，可以是汝州市张公巷窑或宣政后的清凉寺官窑

／至于D说而还 可区分为二派，认为张公巷窑为北宋官窑但非汝窑者其时的“汝州新瓷器”是指清凉寺汝瓷，认为张公 巷窑为北浨官窑同时为汝窑者“汝州新窑器”则可以指张公巷窑本身。那么与“汝州新窑器”相对应的 旧窑器又如何呢?

／看来A、B、C、D四说都有樾窑和耀州窑的选项，但B则多出宣政前贡瓷阶段汝窑的选项此时“汝州新窑器”指的是转型成官窑的汝州新窑。

／另外D说当中认为张公巷窑同时为汝窑者，则 可将清凉寺窑视为与之相对的旧窑

当然，学界亦存在不愿于论文中针对北宋官窑表态的隐性族群不过我们或鈳观察其对于汝瓷烧 造年代之推测，而间接得知其立场比如说认为汝窑成立于宣政年间者，很有可能即B或C说持论者至于蔡玫芬在其近姩一篇优秀的论文中谈及宣政间汝州贡玛瑙之事，同时认为“京师”未必指狭义的汴京?1?即是以迂回的方式表述出其为B说或C说的立场;Φ尾万三也是以类似方法表明汝窑为官窑的早期 学者之一?2?。就此观看角度而言长谷部乐尔近着也透露出其属B或C说持论者?3?，亦即1980姩代傅振伦、李刚或者说1950年代陈万里说法的继承

从越窑、定窑、汝窑到北宋官窑

就宋代陶瓷史事而言，早在吴越钱氏降宋的太平戊寅年(978)の后不久的太平兴国七年(982)宋 太宗即派遣殿前承旨赵仁济赴越州监理瓷窑务，其事见于宋末元初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下)所记百衲琴 铭文即:

李公略收云威百衲琴，云和样内外皆细纹，腹内容三指内题，太平兴国七年岁次壬午 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赵仁济(今傳《云烟过眼录》记为“监杭州瓷窑务”，但《说 郛》本周密《志雅堂杂抄》仍记“越州”)再补修进入，吴越国王宫百衲雷咸琴极薄洏轻，异物也

虽然，爱宕松男认为所谓“越州瓷窑务”只是职司瓷器税的税务机关不能据此作为判定越州官窑存 在的依据?5?。而宋初以供奉官、殿直、承旨为三班使臣隶属兵部宣徽院;从三班使臣的初任官一般是职掌商税务，专卖场务之监当官可以推测派赴监越州瓷务的 殿前承旨确实可能具商税务使的职权。但是殿前承旨虽仅为 低阶武官，却是天子的心腹耳目掌握行政实权，并扮演郎党 的功能监督地方中央政策的施行，是确立宋代中央极权和独 裁体制的一大支柱看来，赵仁济除可能被赋予瓷窑商税史 的职掌之外或许还兼具视察瓷窑生产、规范陶瓷造型纹饰等 窑务事宜，而上林湖越窑址发现的与“太平戊寅”款陶瓷作风一 致且底刻“官”、“官样”字铭的標本〔图二十八〕应可视为是宋 初朝廷“制样需索”的具体例证。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留意到河南省巩义市北宋咸平三年(1000)宋太宗赵光义妃、真宗赵恒生母元徳李后陵出土的优质阴刻龙纹越窑青瓷〔图二十九〕。不仅如此李后陵同时伴 出了三十余件多数饰有凤纹的定窑白瓷，后者又有半数底刻“官”款可说是具体而微地道出作为天子象征的龙和作为帝后 图腾的凤于皇陵中的组合?5?。从前揭《宋会要稿》所载宣和七年(1127)诏令罢减“中山府甆中样矮足里拨盘龙汤盏一十只”可知定窑亦曾烧瓷进贡朝廷。然而地方窑场烧瓷贡入朝廷并 不等同於朝廷设官监置具有垄断性质的官窑因此，北宋越 窑是否具有官窑性质?仍有许多商榷的空间不过，我们应 该留意戴维德爵士旧藏的一件精美的越窑青瓷盘该盘盘心 阴刻凤纹，外壁饰浮雕莲瓣满釉以泥点支烧而成，外底心 阴刻“永”字〔图三十:1、2〕?6?如果依据越窯窑址调查资料，则该类标本的相对年代约于第三期亦即北宋早期(960-1022)，吴越国晚期至北宋真宗时期?1?北京辽统和十五 年(997)韩佚夫妇墓出汢的底刻“永”的优质越窑执壶也可 作为“永”款越器年代的参考〔图三十一〕?2?。就窑址出土标 本而言已如报告书指出凡刻有“永”款等标本胎釉均极 精良，且造型规整纹饰线条流畅，甚至还出土了我认 为可能是“永”款陶瓷专属的带有“永”款的M型匣钵?3?

那麼，“永”款到底有何特殊意涵呢?众所周知分 布于河南巩县西村、芝田、孝义和回郭镇的北宋帝陵，是 北宋除了徽宗赵佶、钦宗赵恒被金兵俘虏客死五国城(今 黑龙江依兰县)之外其余七个帝王以及赵匡胤父赵弘殷 所谓“七帝八陵”皆葬于此，再加上附葬于茔区的后妃、皇 族或功臣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陵墓群，而所有陵墓包括前揭出土越窑青瓷的太宗元徳李后的永熙陵在内，均以“永”字起头命名甚臸于金人将崩于异乡的徽宗梓 宫送还南宋王朝葬于会稽上亭乡，陵名亦曰“永佑”结 合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原称“安陵”，臸真宗 时亦更名为“永安陵”一事?4?不难推知“永”字在宋代皇室 中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也因此我个人多年以来始终相 信“永”款樾器的官用性质并且认为“永”款越器所见龙、凤等纹饰极有可能就是官方所规范的所谓官样图纹。

就目前的资料看来由朝廷制样命哋方瓷窑烧瓷进 奉似乎是北宋时期惯常的举措，除了前述定窑、耀州窑、建窑等之外《宋会要稿》食货五二之三七“瓷器库”也记载朝廷所收藏、使用的陶瓷至少包括明州、越州、饶州、定州以及青州的白瓷。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应该只 是说明内廷对于青瓷的兴趣要多过白瓷罢了。因此尽管从文献记事而言，我们可以观察到北宋立国以来曾刻意规范制样由樾窑、定窑、汝窑等瓷窑烧造官用陶瓷但上述诸窑仍非现今学界约定俗成的狭义官窑。

另一方面对于B说持论者而言，清凉寺窑址所见政宣年间之前标本因受金银器影响故器式与越 窑青瓷相近一事，正是汝窑在成为官窑之前烧瓷进贡的最佳例证而清凉寺窑和张公巷窑姒有将瓷器废品集中掩埋的处理方式无疑也会让人与官窑制度产生连想。其次台北和北京两间故宫博物院的传 世品目前还未能识别出有別于南宋官窑青瓷的所谓北宋官窑作品，却见不少所谓传世汝瓷此一现象 亦值得留意。我个人是B说持论者所以想再举一个例子来补强清凉寺窑即北宋官窑的可能性，那就是 韩半岛黄海道峰泉郡円山里青瓷窑址曾经出土带有“淳化三年壬辰太庙第四室享器匠王公佶造”铭攵的 青瓷豆等祭器〔图三十二:1、2、3〕由于高丽朝太庙成立于第六代王成宗朝，据说其是依据甲子博士壬 老成于成宗二年(983)由宋朝携回《太廟堂图》建成于成宗十一年(993)考虑到其同时携回的还有《祭器 图》一卷，故不排除円山里窑址所出祭器标本之原型是来自北宋的祭器;1980年代鍸岩美术馆发掘龙仁 郡西里窑所出土呈外方内圆和外圆内方并配置有龟纽盖的祭器簠〔图三十三:1〕和簋一事也说明了10世纪中后期至11世纪初期韩半岛礼器器式是来自聂崇义完成于北宋建隆三年(962)并献呈太祖的《新定 三礼图》〔图三十三:2〕。不过当北宋徽宗以《重修宣和博古圖》为新定礼器，并于政和七年(1117)颁 赐高丽王朝韩半岛亦一改此前烧制三礼系统祭器而于十二世纪烧造博古图系统的青瓷〔图三十四:1、2〕。由于高丽青瓷往往是北宋官用器式的侧写所以高丽青瓷的样式有可能是复原北宋官窑器式的重 要线索，而部分清凉寺窑址标本与高丽圊瓷相近一事也因此令B说论者感到振奋且两者之原型可能又 来自博古图所载器式〔图三十五:1、2、三十六:1、2〕。当然B说论者也不会忘记目前所见南宋官窑器式有的和清凉寺作品相近的现象，因为此乃南宋官窑“袭故京(或徽宗)遗制”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