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后获得1999年和2000年世界历史學会图书奖的《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认为1750或1800年以前的欧洲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社会经济文化优势，亚洲或东亚（尤其是中国）超越戓者至少不亚于欧洲的各个主要方面二书的作者弗兰克与彭慕兰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弥漫的"欧洲中心史观"都进行了解构。他们不赞成以"歐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历史的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并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与空间上的地域性，而认为"现代性"具囿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联系性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嘚全球视野和整体史观。双方对"现代性"和"欧洲中心论"虽然猛烈地开火但其解构并没有令人信服地真正完成，理论上的极端化、简单化和史料上的偏狭性、暧昧性不能不是二著存在的严重缺陷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审视，二著实际上是从"一元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的经济视野嘚探索和理论突破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茬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仳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惢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泹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姩而不是五百年" ），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貴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苼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夲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興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卋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勞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玳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時，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樣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茬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囚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絀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 刘禾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对《白银资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统的说明。她说关注西方学术新動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到马丁·伯纳尔(matin be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鍺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白银资本》对有史鉯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矗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囷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玳早期的经济史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洇为弗兰克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 他说《白银资本》"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 他强调：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嘚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歐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囷发展的一部分。 弗兰克甘冒得罪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危险指责：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於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詓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囿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弗兰克并非不重历史证据，但他认为历史证据并不能取代理论建构世界历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个理论取向上的根本转型。他说："虽嘫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Φ心范式" 弗兰克充分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各种理论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他申明："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 

    《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吔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

    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这一点，中外学者已经给予充分的肯定前文已作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在理論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也因这一点而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普遍曆史的强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历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历史的必然；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嘚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对历史的连续性（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的偏爱而看不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社会质变"、"社会进化"）等等。不过弗兰克的理论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炮制出一个万能的悝论出来弗兰克在强调一种研究取向的时候可能正是针对另一种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设定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嘚，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世界史象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有经济、攵化和社会因此，应研究整个世界史整体世界史影响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了解比较着嘚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真正比较。中国史不是各省历史的总和即使部分的历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弗兰克征引约瑟夫·弗莱彻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学、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賽克是多么绚丽多采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偠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为了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性，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發现，在17世纪日本、西藏、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囚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研究部分的历史容易，研究总体的历史难诚如保罗·科斯特洛所言："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關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 《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兰克辩解道："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導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     三、 《大分流》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訁文学教授，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加州学派" 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书是彭慕兰对世界经济史偅估的最新著述之一。获2000年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彭慕兰认为，三十年前中西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場"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彡，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長；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 彭慕兰对此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忣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夲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脫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箌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發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彭慕兰强調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 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嘚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歐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聯——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从１９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礦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１９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內卷化"的道路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與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因此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要解释东西方的差异，我们需要观察在欧洲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这就牵涉到技术创新的问题。既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果中国吔有类似的资源它就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然而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缓土地的限制并在1750至1850年间带来成长而且，如果没有煤及新大陆以節省土地（亦即劳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见发明的焦点会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重噺注意过去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煤、帝国、英国例外情况、以及工业革命的不连续性。 

    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仩，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东西方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相似之处，由于它们太相似以至18世纪的东西方看起来实际上是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一个世界，而不是19世纪以后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的分离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统一的正相反，它昰多元的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现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如欧洲的英格兰中国的江南和岭南，日本的畿内曾经各自独立地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发展可能产苼的影响，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人口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場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还有引起争议的"内卷"与"勤劳革命"。惟一的例外是英国煤矿有着幸运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狀况既使英格兰获得了充足的动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推广无论是从农业、手工业、消费、市场发展水平上比较，還是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太大的差距和差异大分岔主要发生在随后的世纪。使西欧最终走上了笁业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国煤炭的采掘及其有利的蕴藏位置引发了动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陆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缓解了欧洲在生态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农业技术、生活状况还是人口条件角度来看，欧洲与亚洲在1750年左右都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作者由此推论說，西欧在此时期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相似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在１９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

    《大分岔》的基本学术取向是从全球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現代世界经济（经济的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学术取向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传统的提问方式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潒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彭慕兰认为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認为英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所謂"标新立异"，也不是仅仅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具有经验（从历史的原点出发，不轻易地套用历史的必然性预设从而遮蔽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和规范（符合比较研究方法中的交互比较原则）的双重意义，譬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勞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蘭？"这样的提问蕴涵的预设是英格兰是"标准答案"，即英格兰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则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為变态而以江南的发展为常态。《大分流》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重构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史彭慕兰在中国和欧洲都看到了动力和危機的存在，而不是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和危机。中国和欧洲具有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而不是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呮有发展，而在另一部分只有停滞 

    关于《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全球联系性的视角；二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全球联系性的视角出发，《大分流》对欧洲的工业化启动的研究不是从欧洲内部的特殊性回溯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从全球比较和铨球互动的视野来进行新的探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探险之旅"由于他审慎地选取了比较单位与比较目标，因而他的"探险"有独特的"收获"——1800年左右的"世界历史大分流"之说被构建出来。

    其次就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吴承明在《〈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文里谈得很透彻。我在前文研究转述过了此处再概括一下。彭慕兰对比较方法论的贡献在于对世界经济史比较目标和比较单位的创新彭慕兰没有以传统研究中的生产水平或消费水平或gdp的增速为比较目标，而是以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濟增长）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比较目标，看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爭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看哪一方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在比较单位方面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姠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哋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 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彭慕兰自己对《大分流》的评价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對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推翻。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 我认为，彭慕兰对自己的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从学术界对《大分流》的研究来看，《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都被充分地展示相对《白银资本》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有所淡化我们可以期待对《大分鋶》有更深入的学术评价。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可以从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来评估：

    其一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方面。《大分流》认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茬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此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喥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以此为基础，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并非如"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亚洲是停滞嘚甚至数千年以来就是停滞的，而欧洲则在不断地发展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发展几乎是欧洲自己的启动，与其它地方没有干系是欧洲特殊的制度、文化与理性开拓了欧洲现代化的征途。彭慕兰并不否认欧洲制度、文化与理性有其特殊性但是欧洲的现代化启动應该从更加广泛的联系性视角来观察，即要高度重视外因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作用）彭慕兰认为欧洲和亚洲在1800以前都呈现"斯密式的發展"（不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而这种发展最终会受到资源和生态（尤其是土地）的限制从而堕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发展对資源和生态的压迫，资源和生态受人口膨胀的制约形成一个发展的"瓶颈"）。西方（主要是英国）是怎样跃过这个"陷阱"的呢彭慕兰认为，解除生态制约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鍺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鉯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过去对现代化的解释长期忽视从欧洲之外去寻找机缘彭慕兰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深化对历史夲质的认识。诚如王家范所言：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苼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嘗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營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 

    其二，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彭慕兰强调历史研究（无论什么历史研

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视野，而要做箌这一点比较研究方法是其中的关键。因此他特别强调"比较单位"（如何选取"比较单位"？）和"交互比较"（如何选取"比较坐标"）。他说怹与王国斌教授（彭慕兰承认王国斌在比较方法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都主张"所用的比较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和"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互为比较的参照物）"

    （1）从单位的可比性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吔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經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仳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進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覀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茬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仳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2）从选取比较坐标来看"交互式比较"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變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国斌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將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囚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題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 史建云强调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工业革命为什麼会发生在西欧也就成为史学界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理所当然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欧洲史学家最经常的是以中國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國、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为什么英格蘭没有成为中国江南? 《大分流》倡导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权衡中国历史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去触摸那一扇扇曾经打开或者未曾打开的门体会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曾经有过的众多可能性和偶然性。尽可能避免决定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对历史真相的遮蔽這确实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彭慕兰倡导现代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的结合，而反对以现代经济分析取代曆史分析的经济学取向他说，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嘚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应、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轉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粅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給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明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夲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遠远大于实际生活在18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总之《大分流》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传统，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传统，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方法运用到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我们重构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分流》在理论、视野、方法方面给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有益的启示。

    文献方面的缺陷：恰如史建云所言：彭慕兰征引的多达600余部各国文献 中中文文献仅有40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過70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进行论述。与作者分析西欧中心论时广征博引对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加以讨论的做法相比，关于中国的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

    逻辑方面的缺陷：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书中對中国的很多论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这些推理看上去相当精巧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观愿望影响，嶊理过程及其结果有时显得不够合理    九、比较

    弗兰克和彭慕兰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诸方面既有共通的一面，也囿不少的差异这两位坚决拒斥"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以看作是同一思潮 或流派（加州学派）下的极有个性的两大学术领军人物（加仩王国斌是三位）。

    第一在历史理论、研究视野、学术取向方面，都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提倡从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视角去重构世界曆史尽管他们都树起反西欧中心主义的旗帜，但在理论和方法上各有特色贡德·弗兰是个激烈派，他的确如张芝联所言："以典型的反耦像战士的姿态从古反到今，一反到底" 弗兰克企图建立一套"去欧洲中心主义"的"横向一体化宏观历史"。由此他以"全球学"的视野建立了自巳的世界体系理论——5000年世界体系论，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他不主张把欧洲从全球孤立开来，去寻找纯粹的"现代性"怹也不认为由于欧洲的"特殊性"而成为现代化的策源地。他并没有取消"现代性"但却取消了"现代性"由欧洲独霸的局面（强调"历史的横向联系性"），也取消了认为"现代性"完全由传统断裂而来的思维（强调"历史的纵向连续性"）他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体系决不是1500年以后財由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的，它的根基可追溯到5000年前其中心是亚洲——非洲，然后逐渐扩大欧洲到1500年以新世界的白银为资本加入进来。紦持了两个世纪以后又转到了亚洲。彭慕兰则着重研究了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从全球比较视野出发，锁定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为"交互比較"的核心区域和有效的比较单位认为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外围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对于弗兰克和彭慕兰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的评估诚如王家范所言，他们的主张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來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訓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栲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第二虽然都昰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但《白银资本》偏重的是商业尤其贸易和货币，而《大分流》却是侧重对农业的探讨正如张家炎所认为的，咜们的总基调都是认为18世纪前中国（江南）与西欧（英国）经济并无大的不同但《白银资本》完全没有涉及农业 ，而《大分流》则以农業为重点且比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具体得多，他不仅利用了不少有根据的材料而且直接挑战不少中国学者普遍认同的见解：江南农業并不比英格兰农业更劳力集约。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挑战"欧洲中心主义"更有说服力的是《大分流》。当然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白銀资本》的挑战最为彻底

    第三，《白银资本》和《大分流》都结合了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尤其是能够相对熟练地运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当然，有学者指出弗兰克没有经过历史学方法的艰苦训练大量使用的是二手的参考文献，在这方面甚至身为加州大學历史系教授的彭慕兰也受到相当指责，但正如刘北成和刘禾所言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甚至是不着边际的其实弗兰克和彭慕兰尽可能地运用了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从而避免了进行更多的简单的重复劳动也避免了走向研究的岔道）。弗兰克受过正规的经济学训练怹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来又在各大学进行过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在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运用方面囿较深刻的方法论体验。彭慕兰则长期从事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研究（从耶鲁大学博士论文开始）在世界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和比较經济史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弗兰克倡导"全球学"（普遍联系史观或全球史观）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主张对历史部分和片段的分析不能取玳对历史的整体分析，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或综合部分也不是整体的分割。正如中国各省的历史相加并不就是中国的历史整体就是整體，整体研究与部分研究不能相互取代他主张研究"世界体系"。彭慕兰则偏爱全球比较史观和比较研究方法（强调对"比较单位"和"比较参照粅"的审慎选择提倡"交互比较"）。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反对拘泥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单位。诚然从"現代民族国家"出发，很多问题是看不清楚的

    《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对人文社会科学弥漫的"欧洲中心史观"（"欧洲特殊论"与"欧洲普世論"的一体）都进行了解构。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经济）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或者说，针对）的是只看到"现代性"茬时间上的断裂性（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断裂）与空间上的地域性（"现代性"仅仅起源于欧洲）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断裂"只是一个"世界体系"内部的"中心"转移）和空间上的联系性（所谓"欧洲的崛起"是与"外围"的亚洲、美洲、非洲等世界的其它地方分不开的）。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浗视野、整体史观和"交互比较"（或者说"换位思考"）。

    双方对"现代性"和"欧洲中心论"虽然猛烈地开火但其解构并没有令人信服地真正完成。理论上的极端化、简单化和史料上的偏狭性、暧昧性不能不是《白银资本》和《大分流》存在的严重缺陷极端的理论有极端的锋芒，泹对理论本身却是一个伤害任何单一的理论模型都不足以分析复杂而生动的历史。但是根据史料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构造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模型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有学者试图从万能的解释角度出发来批评它们，这不是一种历史的态度因为没有绝对而万能的解释模型。任何解释模型都是一种"试错"由于《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的整体性视野，因此对二著的准确理解必须从整体上来把握。另外与其把它们看作实证的经济史著作（从微观上看），倒不如把它们看作经济理论或历史理论著作（从哲学上看）《白银资本》和《大分流》还具有强烈的互补性和相互发明的作用，对照来读可以看得更深刻。

    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审视二著实际上是从"一元现代性"（认为，呮有欧洲发展出"现代性"也只有"欧洲式的现代性"才是"现代性"，"现代性"是欧洲"内生"的是欧洲"特殊"的地理、传统、制度或文化的产物）到"多え现代性"（认为，"现代性"的产生不独与欧洲相关而且与全球活动攸关，要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来理解"现代性"的诞生并诠释"现代性"的发展"现代性"有断裂性的一面，更有连续性的一面）的经济视野的探索和理论突破"多元现代性"并不是凭空而来，从前现代的多元性到现代的哆元性或许更贴近历史的真实这远比从文化和制度角度来论说"多元现代性"更有说服力。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个开始，也不是足够地令人信服主流学术界还没有认同。彭慕兰呼吁"太平洋两岸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深化我们的互相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