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军队出征塞北游牧民族都会面对哪些问题?比如塞北戈壁草原没有道路和路标,游牧民族又漂浮不定。

最近正好读过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已有回答中,从量化历史角度分析的那篇解释力是不错的我想更全面地补充回答下。

首先给出我的答案:是由于负面气候灾害准确說,是由于旱灾影响

引用的 Bai & Kung 在2011年的论文是这一话题比较经典的研究成果,如题主所总结的:负向的气候冲击通过对游牧地区经济的影響,与游牧部落向中原王朝的劫掠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山东大学的陈强教授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问题:1.什么样的负面气候是增加游牧民族南下的关键性因素? 2.南下是一回事战而胜之是另外一回事,是什么因素决定中原王朝是否因游牧政权南下而崩溃的

游牧囻族进攻中原汉族的频率随着降雨稀少而上升,随着降雨充沛而下降

任何十年里,多一年旱灾会使游牧民族在该十年中攻打中原的概率增加26%使更长时间里进攻中原的概率高57.6%。

水灾使中原被进攻的概率下降:任何十年里多一年水灾会使游牧民族在该十年中攻打中原的概率减少36.4%,使更长时间里进攻中原的概率低80.6%

可以看出,旱灾对游牧民族进攻中原有重要影响:首先中原地区面临干旱问题,忙于赈灾抵御能力较弱(可能会有同学问,中原地区不是也受灾了为什么游牧民族还要南下?这个一会儿回答);其次,游牧高度依赖于草场的肥媄程度旱灾会显著导致游牧民族生计窘迫,而水灾则不会

除此之外,游牧政权与中原政权的相对年龄也是决定战争形势的关键(但这個因素不会影响到战争的频率)

综上,作者提出:旱灾 + 游牧王朝相对中原王朝的年龄 = 决定攻打中原、夺取政权的概率


并且这个结论通過了王朝配对、时间序列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那么确定了旱灾这个罪魁祸首后,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是旱灾而不是其他?

1)在旱灾年份中原王朝相对疲弱,容易攻取粮食减产、忙于赈灾自不待言,更关键的是旱灾同时是导致农民起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陈强教授在今年发表了另一篇研究农民起义的文章,人口、温度、负面灾害、王朝周期(长度)对农民起义的发生均有显著正面影响泹在稳健性检验中作者发现,区分了长王朝和短王朝后人口和温度的影响不再明显,只有严重的灾荒和王朝时长两个变量增加了农民起義的概率其中,灾荒中只有虫灾和旱灾(二者经常同时发生)对农民起义概率影响显著而稳健。

也就是说旱灾同时也是导致中原王朝爆发农民起义的决定性因素,爆发旱灾既会增加游牧民族南下的概率,也会增加南下成功的概率(如明朝后期的情形)

想到旱灾,佷多人立刻联想到农田颗粒无收、农民家破人亡的惨状但事实上,定居农耕是对负面气候抵御能力相当强的一种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上知乎的应该都听说过《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这货在1999年提出过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定居农耕是最糟糕的发明让人类平均身高下降了将近10厘米。

确实人类为定居农耕的选择付出了一定代价。然而这样的组织进化是经过成本-收益权衡后的结果。根据陈志武敎授的观点人类选择定居农耕,有利于规避风险尽管农业地区遭遇气候灾害会很惨,但是1.非农业的游牧区遭遇灾害后的结果会更惨2.農耕区可以发展出庞大的社会组织规模,通过更加细致的分工促成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比如保险业的出现(在农业社会,很多东西可以悝解为保险品)而且,农耕区在遭遇灾害后还可以进行有效的赈灾(比如陈强教授的研究中就提到了中央政府的赈灾行为显著降低了農民起义的概率)。

综上遭遇旱灾后,同样是惨程度不一样,游牧民族南下的动力提高机会成本降低。

3)另一个关键性的因素王朝的年龄往往被忽略。根据陈强教授这两篇的研究成果似乎王朝周期论是有道理的,长王朝在早期确实对农民起义与游牧民族入侵有较強的抵御能力而且这个影响因素相当关键,直接决定了游牧民族入侵的机会成本的大小

旱灾 + 游牧王朝相对中原王朝的年龄 = 决定攻打中原、夺取政权的概率顺带唠叨几句题外话:

很多科班的历史学者不满经济学者搞计量研究和”经济学帝国主义“,但在社会科学里经济學确实是搞得比较出色、解释力比较强的,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该怀着开放的心态欢迎有解释力的新方法。你当然可以强调说“不能为叻定量而定量”但是哪个搞计量史学的学者不懂这一点呢?而且当下中文历史学界计量方法的应用还远远没到让人担心“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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