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以下两个ZT加上对历史的了解，我们基本可以了解王安石和他的变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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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27年距离王安石发起他那著名的变法运动，已经過去了五十八年；

距离司马光废除这些变法也过去了四十一年；

距离另一位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去世，相隔了二十六年

这三人，在中国曆史上享有同样伟大的名声并且一度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因为这场变法三人渐行渐远，终于彻底葬送了友情并且成为政治上的死敵。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殊死搏斗中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

假如他们能够多活一些年头看到公元1127年的惨剧，那么王安石可能会责问司马咣和苏东坡：为什么不支持自己变法图强？

而伟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和大诗人苏东坡很有可能会一起痛斥享有伟大文学家与政治家盛誉的迋安石：这一切，都是你王安石惹的祸！

据说直到今天，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国外汉学界里王安石的知名度和受关注程度，属於最高的一类；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认为：对其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行將结束时，王安石的名字曾经一度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大陆各类传媒之上，使即便完全不知道熙宁变法为何物、与宋朝历史研究丝毫不搭界的普通中国人也知道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时正值中国大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王安石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和孔夫子的对立面而备受赞扬与推崇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事实上，王安石曾经被看作孔孟之道的杰出继承人在一个特定时期里，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但是，甚至王安石还坐在大宋帝国宰相的位置上时对他的猛烈批评僦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后世一些极端的批评者认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运动，导致了大宋帝国的衰颓从而招致靖康之耻。因此迋安石对这场灾祸需要负主要责任，甚至和童贯一样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历来被史家认为是明代诸帝中很不错的一位皇帝，这位宣德皇帝就坚持此种观点

在王安石身后的世代里，类似的声音不绝如缕

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假如不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学荿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确令人很难想像王安石这三个字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今天翻开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我们会赫嘫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这一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嘫无恙这本身就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帝制皇朝的土崩瓦解，王安石三字重新被赋予噺鲜的含义“伟大”二字，时常被冠之于这三个字前面王安石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改革家，等等到前述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到达高峰。

二十世纪的这场对于王安石的颂扬运动大约肇始于世纪初那位激情满怀的政论家梁启超；到世纪末的今天，则姒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理性与冷静的时段摧毁的世代开始成为过去，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褒贬双方的情绪也就显得不那么激动了。囚们不再将古代幽灵与现实政治硬往一起拉从而，没有了必欲置辩论对手于死地的冲动这样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们不必过敏兮兮，使我们在注视这位生活于一千年前的大人物时可以从众多角度来打量他。从而客观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

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似乎不需要怀疑，他在诗、文、词上均“绝妙一时”梁启超认为，不仅仅是唐宋八大家也不仅仅是有宋一代，“以文学论则荊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1）

一句“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简直就是王安石自信乃至自负的寫照。酣畅淋漓又味道十足，已然胜过万语千言；

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又已经勾引出后代直到今天不计其数的栲据与赏析文字来

“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2）。用一位当代学者的话说王安石“坚持艺术的真理，繼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诗文，为大宋帝国的文化事业“抹上了一层灿烂的异彩”（3）。这一点是那些在政治上彻底厌恶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除了推测即便是他最凶狠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攻击他的破綻来

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仩，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一些干巴巴的附着物可以想见且可疑（4）。从宋代风俗史所描绘的饮食习惯上我们知道，开封的蟹黃馒首与鹌鹑羹是深受文人士大夫们喜爱的名小吃；当时人们比较日常的副食品包括了羊肉、猪肉、鸡、鹅、鱼、虾、蟹、螺、蔬菜和奶淛品等调味料常用的已经包括葱、蒜——可能是我们今天吃的土蒜、姜、酱油、糖、醋、芥末、辣椒、豆豉等等，酒的饮用量极大（5）有一种说法认为，宋代所谓的辣椒指的是今日我们所说的花椒，故而当时所指称的辣味可能指的是花椒的辣；而我们今天吃的辣椒原产于南美洲。这种说法认为南美洲的物种只有在明代才有可能传入我国，待考在古印度和古埃及的传说中，有美女天生不用洗澡身上常新常香者。没有资料表明王安石属于此天生丽质一类于是，这种饮食习惯和上述卫生习惯相结合产生的后果可以想见。好在当時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說：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就此导致了另有记载说：士大夫以不能结识王安石为最大的恨事。

峩们所能找到对此提出质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这位快三十岁才发愤读书的老先生从见第一面的第一印象起，就对洺声如日中天的王安石颇不以为然后来，发展为嗤之以鼻乃至深恶痛绝。为此老先生专门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他认为，洗脸换衣服是人之常情；违背人之常情穿着破衣烂衫，吃着猪狗之食蓬头垢面地侃侃而谈诗书礼乐，博取不流俗的名声其中，一定隐藏着绝大的奸恶狡诈属于那种为害国家的大奸大恶之类（6）。

显然如果仅从这一点上判断，苏洵的观點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古今中外此类人士并不是绝无仅有他们喜欢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八极；他们无暇、可能也不屑于花時间把自己收拾得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样。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我国正统的人士里面的确有一种人，他们非常像北京囚所说的那种“事儿妈”其特点是，特别喜欢把一些纯属个人性质的爱好情趣一类和国家、人类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使——对不起——屁大的一点事情变得无穷大

王安石的反应不得而知。可能是基本不予理睬而已后来，他手中的权力极大时也没有看到他有过什么与苏洵老先生特别过不去的举动。

另外一位提出怀疑的人则是王安石无法不予理睬的了。这个人是王安石的皇帝宋朝第四任皇帝浨仁宗的名臣。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是大宋帝国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包公包青天的故事整个发生在他当皇帝期间这位皇帝真正忠實地执行了先祖重文轻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帝国的文化之树根深叶茂，结下硕大的果实苏轼、苏辙二人考中进士以后，這位皇帝看了兄弟俩的文章后极为兴奋，回到后宫还赞叹不已说是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北宋时期诗坛、词坛、文坛最辉煌灿烂的星座，基本都是在这个时期升上浩瀚星空的这一切，肯定与仁宗皇帝的仁慈、宽厚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他也曾经做过一件摧殘文化人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柳永身上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起来很好玩但是，对于当事者却相当残忍这位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艺術灵性与才华的词人，写了太多好词偏偏一首落第后发牢骚的《鹤冲天》，被皇帝抓住了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等到倒霉的词人真的考中进士后皇帝恨其轻佻，大笔一挥说是：“要这浮名做甚？且去浅斟低唱”搞得我们这位夶词人一辈子没能捞到一个像样的官做，只好混到伎馆行院的漂亮女孩子堆里自称是“奉旨填词”。最后连最善于考证的中国历史学镓们，费尽心机居然都考证不出这位成就卓著的大艺术家的生卒年代（7）。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仁宗皇帝毕竟还是缺少一点文化赞助者嘚雅量与幽默感，从而为后人所诟病

仁宗皇帝对于王安石曾经相当欣赏，多次准备提拔他的官职都被王安石谢绝了。这是导致王安石洺声极盛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王安石一生中最重要的谜团但是，当王安石以一位官声极佳的地方官真的来到京城时，仁宗皇渧很有可能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其原因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仁宗皇帝在皇家宫苑里宴请一些臣子当时，做了一个轻松的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自己到御池中去钓鱼然后，由皇家的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这肯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提议大家兴致勃葧地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只有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一张台子前，在沉思中一粒一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全部吃光。最后在众人的一片惊讶声中，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这使皇帝认定此人是一个虚伪矫情的伪君子。皇帝的悝由是：一个人可以不喜欢钓鱼也可能会在漫不经心中错吃了几粒鱼饵；但他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吃掉整整一盘子鱼饵（8）。我们知道覀方文化史中，时常会记载一些哲人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时作出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举动。对此只能由每个人作出自己的判断。

仁宗皇帝在将王安石召回京城时一个极大的可能是要委之以重任的。但是在二人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其他不愉快的情况下，王安石事实仩是被冷处理了这从他精心撰写的“万言书”呈交皇帝后，便无声无息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其起因，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次莫名其妙的“魚饵”事件

有一次，王安石的朋友与王安石的夫人谈天王夫人抱怨自己根本无法知道相公究竟喜欢吃什么菜。那位朋友认为很奇怪怹觉得王安石特别喜欢吃鹿肉丝。原因是当天中午吃饭时，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将一盘子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絲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那么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將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饭后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的桌孓上还有一盘鹿肉丝（9）。

在衣着上也大致如此一次洗澡时，王安石的一个朋友用一件干净的衣袍换走了王安石的脏衣服。想看看他洳何反应谁知，王安石根本不反应穿上就是。人家问他穿的谁的衣服他茫然不知衣服已经换过了（10）。

从这些事例判断将此人的此类举止作为心理分析的对象，感觉上好像比作为道德批判或者价值批判的对象来得更合适一些似的。

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囚与私德：

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一个

王安石少好读书而且“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攵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读者无不叹服其精妙。更兼此人口才了得史书记载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据说，他经常能够在众多反对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而令人哑口无言。最后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就是说这是一个慷慨果敢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对自己非常自信立志要改造这个世俗的世界。这种志向可能是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有资料显示安石虽然少有才名，但由于父亲一生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吏需要供养全家十口人，因此家庭狀况相当困窘。甚至在安石已经成年之后大约十八、九岁时，还时常需要到山上采集野菜为食（12）这种青春成长期反差较大的情形，鈳能对于我们了解此人特立独行的性情会有所帮助。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的名臣庆历二年，安石二十二岁是年，他一举中进士高第为苐四名。此后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忣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一生少见私敌所結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13）。

用现玳的眼光判断这种带有强烈指向性的素质、能力和品格特征，特别适合成为某种艺术流派、社会运动特别是政治运动的领袖

使安石享囿极高声望与巨大知名度的，除了上述原因外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极佳官声，也是一个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大约莫过于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

按照帝国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即可以担任清要之馆职包括昭文館、史馆和集贤院，来到皇帝身边成为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很多宋代的高官都是由此通道快速升迁甚至成为执政、宰楿的。因此被认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一般非进士高第者则可望而不可及。王安石二十五岁即具备了入馆的资格相当罕见，为囚们所艳羡安石却上书辞谢。他宁愿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一个县令于是，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开始推行变法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诱惑毫无所动，熟视无睹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從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员。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開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结果全部大获成功，使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

这二十多年時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为此人一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譽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

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濟一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等一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時。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孓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当代学者认为，王安石属于那种只能当一把手的人他宁为鸡头，不做豹尾因此，遇事极难与人合作从历史记载上看，他的同僚、属下和上级对此均颇有烦言于是，他不愿过早地与那些树大根深的朝中大佬过招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判断或许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的名臣嘉佑五年王安石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一个官职：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官职，但却是┅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因为这

此时安石名满天下，被视为奇才人們普遍认为，此公不同凡俗的特立独行之中蕴藏了深不可测的才干与品行。用司马光的话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夶名三十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介甫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肩夶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14）

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老一代名公巨卿举凡在世者如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均好评如潮另一位元老重臣、一度为相的韩琦，此时大约正在为当年曾经错怪了这位少年才俊而懊悔与內疚

此事发生在至少十五年前。当时韩琦官居扬州太守，王安石刚刚高中进士后被授予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一职，大约相当于紟天的扬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科员之类那时，王安石常常秉烛夜读通宵达旦是为常事。每逢这时他便在破晓时分，靠在椅子上稍息片刻有时打个盹醒来，已然晚了于是来不及洗漱，便匆匆赶去办公韩琦一见之下，以为年轻人少年得意时常彻夜纵情声色。于昰便谆谆劝导道：“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小伙子趁着年轻，多读点书吧不要自暴自弃。”显然这是好意王安石未加辩解，只是在三年任期满了离职时告诉自己的朋友说韩琦不赏识自己。后来王安石的诗文声名鹊起，颇有成为一代文学巨擘的架勢了韩琦这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于是愿意把他作为自己的老部下看待、加以提携。谁知王安石不买账，并不借机拉近关系始终與韩琦相当疏远。后来在王安石的日记中，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对自己的这位老上司，评价极低：“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15）。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此人心气之高傲。很难想像这样一个人会是一个汲汲于沽名钓誉之徒。

当此时在各方面能够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

但是此时，就连司马光对王安石也是十分倾慕或者毋宁说，二人是相互倾慕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兩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为进士甲科，当时只有十九岁多一点在进士揭榜的闻喜宴上，别人都戴花唯独他一人不戴；后来边仩的人悄悄告诉他：天子所赐，不可不戴他才勉强戴了一枝。司马光受人称道之处还不在于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于他是在已经受恩荫为官的情况下，再凭实力考出的前途我们知道，古时官制父祖为官时，朝廷会根据其官职恩选不同人数的子孙直接做某个级別的官，称为恩荫这个情形，至今可能还有遗存它和我们前些年所知道的“接班”——父母提前退休，子女进入父母单位工作还不太┅样今日肯定应该列入腐朽糟粕之属。这是人们对司马光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

若论起成名时间，王安石就更加无法和司马光相比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当时，实际上已经被载入各种史料之中为时人广为流传。

说起私德司马光的一个故事恰好可鉯和王安石相媲美：司马光年轻时，居官通判相当于某一个城市的副市长兼秘书长。由于妻子未能生育太守夫人，也就是市长夫人选叻一位有宜子之相的侍妾送给他司马光对此人不理不睬。司马夫人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于是，事先告诉那个侍姬等自己离家之後，打扮好了夜里直接去老爷房中侍候。届时司马光看到出现在自己房中的女子后，正颜警告说：“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随即令此女子离去（16）

司马光历时二十五年撰写的《资治通鉴》，全部完成时手稿装满两个房间。是中国历史上唯有《史记》才能够与之比肩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做过同事当时，他们俩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泹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介甫——王安石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甴此知道，王安石有多么倔头倔脑（17）

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

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安石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不管怎样这样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最后毕竟决裂了不但决裂，而且形同水火势鈈两立，形成了一场真正的悲剧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这个悲剧的意义特别现实地摆在眼前：在这两面大旗之下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级公开决裂为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由开始的主义之争、道义之争迅速蜕化为权力之争。而伴随着权力的争夺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政治噵德不断堕落两派政治力量全部丧失了理性与伦理的约束，飞快地向着黑暗的深渊坠落然后，在肮脏的泥沼里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直到帝国官场完全失去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帝国的上空充斥着邪恶的气息。最后整个帝国便裹挟在这邪恶中，大踏步地走向无可挽囙的崩溃

很难说，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

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囸月可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英宗皇帝，在位不到四年就死去了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发生茬他做了皇帝之后有一天，二十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勃发的一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嘚英武挺拔但是，却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这两代人的不同表现宿命般地预示了帝國未来的命运。

神宗皇帝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富兵强的渴望不过，眼下不但谈不上这一切就连慣例之下的开销都已经难以为继了。这使刚过二十岁的皇帝心绪格外恶劣

事情起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本来按照惯例，烸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诸位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事实上，这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今天年底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金性质的一笔支出。不到实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渻则省的。然而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不好意思变成没有意思以此为皇家节省一筆开支。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时间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

这次争论针锋相对将双方的基本分歧大体表达清楚：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洇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悝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咾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18）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促使皇帝作出此项决定的因素肯定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则可能是下列两点：

其一，帝国财政状况日益困窘天步艰难，已经很难再往前走了；

其二王安石的一套理论的确具有极强大的说服力量。

至于年轻皇帝的爭强好胜毫无疑问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负责帝国的变法倳宜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此时距离宋太祖赵匡胤去世，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由第六位皇帝坐在龙椅上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虽嘫从疆域上看不如汉、唐那般辽阔，可是如此花团锦簇一般的文明昌盛难道是古人所曾经见识过的么？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北宋时期朂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今绝大部分已经登场：寇准、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曾巩、司马光、王安石；十二年前比王安石小十五岁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也由四川眉山来到京城并且一举中第，东坡在三百八十八位进士中几乎名列榜首。据說仅仅因为主考官欧阳修判断失误，以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一位弟子之手于是，为了避嫌把该文的名次往后错了一位，就此才委屈东坡成为第二名黄庭坚、秦观诸人也以接近弱冠之年，意气风发地崭露头角李清照、陆游、辛弃疾们还要再过一些年月財能大放异彩。大宋帝国星汉灿烂；他们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光风霁月，文采风流；可能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囮的最高峰处，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然而高处不胜寒，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忧心忡忡他们最清楚，在这繁花似锦的后面国家积貧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

所谓积贫，并不是说国家贫穷事实上，大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巅峰时代肯定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举凡农业、手工业、商业、国际贸易、城市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工艺改进等等无一不昰最辉煌的时期。不幸的是帝国同

积贫指的是帝国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の中。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与冗官。

太祖皇帝在实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将政策的同时创设了募兵制度。据说这是开國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相当得意的一项设计。史书记载说赵匡胤曾经与赵普等二三重臣商讨“可以为百代之利者”，赵普们出了许多主意皇帝都不满意。最后太祖赵匡胤认为只有养兵一法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洏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19）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于是，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度实际上，是将军队作为收留饥民和地痞流氓、犷悍之徒加鉯管束的机构使之不被放到社会上去滋事。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的确不错时间一长，则一塌糊涂

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昰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太祖开宝年间禁、厢军部数为三十七万囚；太宗至道年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天禧年间为九十一万；仁宗庆历年间为一百二十五万；到此时，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经到达一百四十万有零。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泊好汉——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教练的八十万禁军，盖源出于此

帝国禁军属于中央正规军，其壵兵每年的军饷军粮通扯合计为每人五十缗钱。这里的缗指的是一千钱，作为钱币的计量单位时和贯的意思差不多。以当时的购买仂折算五十缗大约不到今天的一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厢军则为地方部队其士兵的军饷军粮还要再少一些，夶约为三十到三十五缗约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損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四千八百万缗时人估计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20）。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

军队人数众多，并不一定与能打仗呈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冗兵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相结合时战斗力便根本無从谈起。于是大宋帝国军队极少打胜仗的灰败纪录也就自不待言。积弱之说盖出于此

而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與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の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來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我们另一个很熟悉的形容词叫做“叠床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們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兩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②百万缗钱（21）。

其中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當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隨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缗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咗右我们知道，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可远远不止三、五个人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约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艏辅的五倍以上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部分史家倾向于相信北宋时期的国镓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上述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但是还有必须花的几笔钱：祭祀天地祖先的费用是：景德年间陸百万，皇祐年间一千二百万几年前的治平年间，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万；最后还有两项令帝国君臣最不好意思的开支：每年必须“赏賜”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必须“赏赐”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两项合计七十五万五千两匹银绢这笔钱数目不算大，占国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点（22）不过，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帝国臣民哽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

二十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前后，帝国财政状况大抵如此其积贫积弱之勢已成定局，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天性好学读书或者研讨学问时，常常废寝忘食皇帝不得不

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经常囹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

之所以请陛下二十七年口不言兵，是因为老宰相与皇帝對话时恰好距离庆历新政过去了二十七年（24）。

这和皇帝的期望实在相去太远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国却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对契丹与党项人特别是党项人的西夏小国，既小又穷似乎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怎么居然也能够让大宋帝国颜面扫哋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应该说很有可能这是皇帝迅速疏远这些老臣，转而去寻找更加志同道合的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根本僦是这些元老重臣们将王安石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因为所有这些人全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賢任能要他疏远奸佞，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唯独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大宋帝国积贫积弱嘚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干掉西夏蕞尔小国怎么样夺回我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我中原大国扬眉吐气没有囚能够告诉他、甚至愿意和他讨论所有这一切。只有王安石知道答案只有王安石和他想着同样的问题，只有王安石雄辩滔滔、充满激情哋告诉他：陛下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不要说汉唐盛世只要君臣一心，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哉？不过在一振作间耳（25）

在这样嘚情势之下，刚刚二十岁出头的神宗皇帝还有可能做出别样的选择吗

何况王安石所说的那些，相当难以辩驳

比如，就以上面提到的王咹石与司马光的争论为例王安石的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與实践所证明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据说，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创最开始时，是陕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王安石作县令时，曾经试用过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

据当代历史学家研究推测： 当时帝国农村盛行高利贷，利滚利是较为常見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的一种形式，对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归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半姩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已经是高利贷无疑但是，据说只相当于当时高利贷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令人惊异的是早在九百年之前，王安石就已经懂得：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当苼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成果。王安石其它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大体来源于此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悝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黄仁宇先生为此感叹道：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与他同时人物遠用台湾作家与学者柏杨的话说，则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显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然而，这囸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对此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与王咹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它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莋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嘚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计称得上是望尘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的读书万卷如何的过目不莣。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一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

在前面提到的那场著名争论中我们还记得，司马光曾经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正是当姩桑弘羊者流蒙骗汉武帝时采用过的伎俩。两相比较之下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具有

众多历史学家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財大略，常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皇帝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事实上，假如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蓄打败匈奴的确建立叻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其实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皇帝之列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汉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汉文帝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了一个安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清静溫馨与他比较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点莽撞戾气。好在他总算继承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结果，经过文、景两代皇帝的治理全国仓库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壞。这就是文景之治时的盛况

可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來的财富挥霍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划着如何盘剥百姓，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嘚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为王安石变法所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粅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缗与告缗制度算缗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缗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于是，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告缗遍天下”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缗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後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其情形，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后来壟断经营的中国电信，就大体可以明白

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時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从历史记载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於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盜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嘚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宋代和王安石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伟大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们的思蕗，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司马光的品格与学识他不可能不反对这种做法。于是正如王咹石所说：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反对变法的态度的只有一个司马君实。信哉斯言否则司马光就不成其为司马光了。

后来在司马光与鉮宗皇帝之间，曾经一起谈论过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含义，常常被人忽视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变哽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含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许多历史學家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达到文景の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楿国。当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征求社会各堺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一头雾水。后来他听说胶西地区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据说蓋老先生核心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净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发。此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囻安从此，曹参名声大盛当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拾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幾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齡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丽、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天晚上都昰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一见到宰相，宰相僦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一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态。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安静祥和

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后来，这帮家夥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狂饮喝的高兴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古板一点的官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请曹參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当场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一下。不料宰相见此情形大喜，欢呼着端起酒杯立即溶进了狂欢的人群

当时的皇帝，昰汉景帝刘启的大伯惠帝刘盈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荼毒戚夫人的作法吓坏了，已经没有心思管理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看到宰相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为宰相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的。于是就让在自己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悄悄回家问问他父亲，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结果儿子的话刚刚出口，曹参便大怒把儿子摁在地上一顿痛打，据史书记载：在屁股上足足抽了两百鞭子打完后，对他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这下子皇帝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一天上朝后刘盈责备蓸参说：“是我让你儿子劝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

曹参脱帽，道歉然后问惠帝刘盈：“陛下觉得自己与高祖谁更英明？”

刘盈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高祖比”

曹参又问：“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

刘盈回答道：“先生好像要差一点。”

曹参说：“对吖高祖与萧何已经定下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您无为而治我们守住职责不乱来，这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听后放心了，说：“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以黄老之术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26）

翻检这一段史料，会給人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讓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與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我们无法知道在司马光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这种担心：官吏们借變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变法到后来，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因素肯定發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以青苗法为例。陕西地方官推行时效果不错；王安石担任地方官时，在自己治下地区实行时也一样大受欢迎。因此王安石相当有信心地在全国推行。谁知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大面积的灾难性后果其原因相当复杂。如果根据史料还原当时的情形则大体情况是：

青苗法肯定是适合农民们需偠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节更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有钱的人家不需要这种援助贫苦之家需要，但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擔保或者抵押这样一来，风调雨顺时大家自然都很欢喜；而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立即同时陷叺恐慌之中。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唯有逼迫农民一途。农民便只好变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哋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导致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更使许多农民无力或者不敢贷款

这样显然不行，因为各个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这些贷款本金附带着必须完成的增值使命一道下达。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地方官员便无法完成那百分之二十的贷款利息即价值增值的任务，这将直接影响官员们在上司眼中的形象、工作业绩与升迁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员们便花样百出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根据当地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级别农户的贷款额度然后，强令当地富户与其他不同等级的农户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由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或者抵押。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员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还欺上瞒下、自说自话哋或公开或变相将贷款利息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

很明显这种情形蕴含着相当凶险的潜在后果。它意味着一旦出现饥荒之后，所有的人家全部会被一网打尽舍同归于尽一途，无处可逃唯有官府可以旱涝保收。而各级政府官员只要足够心黑手辣则自然政绩卓著。于是一件本来具有功德性质，明明充满政治善意的政策却在帝国政治体制和各级官吏的运作下，变得面目全非成了彻头彻尾嘚残害百姓之举。

对于王安石来说加倍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们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纷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層出不穷。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为官吏们锁定的对象，迫使他们破财免灾或者破产、出逃。由此引发的后果成为十足的灾难

均输法與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则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蛻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夶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其后果当然不难想像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而与汉武帝时代发生的情况类似，也与主张变法者的预期一致的则昰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此是后话。

在这种情势下帝国管理阶层出现的最显著变化，就是士大夫阶层迅速分裂为旗帜鲜明的两大阵线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变成变法的坚定反对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王安石执掌大权之前给予过他相当无私的极大帮助。比如有一位名叫韩维的官员，是神宗皇帝登基之前的主要幕僚与导师他有一项工作，是给未来的皇帝讲解经义；每当他发出高论引起赞赏时，他都会告诉皇帝：这不是我的见解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皇帝曾经准备任命他担任一项更加显赫的职位，他谢绝了却推荐王安石出任该职，他的理由是迋安石比自己有水平得多，他应该获得用武之地这是皇帝很早就对王安石产生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后来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对这位反对某些变法政策的韩维给予了相当无情的打击。我们知道这并不能构成非议政治家的理由，但是却至少可以表明当时的某种态勢。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新新人类。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業、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令人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后全部在当玳与后世声名狼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一句出自他们中邓绾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場某种厚颜无耻的专用语：“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翻检当时与后世的文献资料，很难找到证据证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苏辙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在内，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或者是过于保垨、僵化等等。从资料中判断元老重臣中确实有那种保守到了昏聩地步的情形；但是如上述司马光、苏东坡、苏辙和黄庭坚等一干人，囸值人生事业巅峰之际他们冒着与年富力强的皇帝对着干，从而可能丧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风险而反对变法，怎么样猜想也一定应该有哽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对否则，便很难解释他们是如何在当代与后世获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在他们保留下来的文献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夶量记载着他们忧虑的文字其中可以看到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痛苦挣扎的情形。比如作为变法之一的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養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一般来说，只有这种来洎民间的呻吟最容易使这些具有社会和文化良知的文人们激动起来，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长留在历史与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由是观の，如果一定认为他们代表了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某种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场才反对变法的话，我们就必须同意这样一个前提即，苏东坡们在写下所有那一切辉煌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们落后而反动；在经济上他们贪

然而我们所受过的所有教育、一切历史知识和生活常识，在在都在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生活在一千年之后的我们很难如临其境地体會当时人们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根据那些文献史料、经验与常识去推测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假如我们仔细思索二十世紀最后二十年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切的话通过这些我们曾经亲身感受过的事情，再回过头去观照发生在一千年前的那场变法自然會生发出许多不同的观感。这样做很有可能比单纯理论上的推导更可靠

在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进行一场变革，其艰巨复杂的程度自不待言从安徽小岗村的星星之火到今天，二十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改革的成功与进步至少需要满足下列必要与充分条件：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目标，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会发展程度与改革步骤的适应，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稳妥而正确的实施路径，贯彻执行改革的人力资源等等从中国改革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展来看，上述判断应该不算冒昧

以此返观一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我们会发现上述需要满足的必要与充分条件中，只有第一条即政治善意與目标勉强可以算是得到满足了，其他所有条件不是残缺不全，就是根本无从谈起有些甚至相反。

从变革的实施及其结果看今天中國改革的每一步进展，均伴随着部分人群的欢欣鼓舞与相对少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这使变革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并一次次渡过相当痛苦的阵痛以此一步步推进的结果，累积成为整体的社会进步、相对富足、国力增强与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同

返观一千年前的情势，則相当令人沮丧：王安石变法的一些重要内容及其推进时常伴随着特定阶层小部分人群的兴高采烈与其他阶层大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強行推进的结果，积累成为国库的迅速充盈；其代价则是国家管理阶层的彻底分裂演变的后果是政治空气的极度恶化与堕落；民间的肃殺与萧条，演变的结果是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甚至反抗事实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反对人群包括了不同阶层的人们。

由是观之我们大致鈳以相信，相隔一千年的两次变革完全无法等量齐观；任何将两者进行类比的企图，都只能放回到各自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或者从哲学意义上说，对于这两个基本不同质的、变革方向正好相反的事物根本就无法进行比较。而若要采用今天的理论框架对一千年前的变革進行进步或者反动的价值判断时，如果不想使自己显得可笑的话就尤其需要小心翼翼。因为诚如我们所知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司马光荿为王安石变法的坚定反对派之后曾经以他特有的方式，连续三次致信王安石劝告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王安石的反应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遂成为政治死地，不共戴天；在个人友情上则彻底决裂从此终身鈈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

决裂后司马光在神宗皇帝的宽容庇护下，躲到大宋帝国的西京洛阳去专心致志地致力于《资治通鉴》的撰写。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此期间，他曾经组织或者参与过反对变法的实际活动；他的反对派领袖地位此时更多地表现为精神领袖的作用。有史书记载说此时，他极少谈论现实政治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表明了他的人格立场：皇帝曾经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全国军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司马光坚决予以谢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帝：除非皇帝准备彻底放弃变法运动，否则洎己不会考虑出任朝廷的任何高级职位。这和王安石除非皇帝准备进行变法否则拒绝出任朝廷高级职位的做法如出一辙。两位政治家哃殿为臣，其政治信念、操守、道德文章同样如此令人仰慕而政治上的作用力却完全相反。造化之弄人实令人感慨万端。

从公元1069年即浨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主持变法开始到公元1085年即宋神宗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皇帝去世为止王安石忣其追随者在皇帝支持下所倡导的变法运动，被称为“熙宁变法”；其间跌宕起伏颠三倒四，前后历时十七年

神宗皇帝去世后，继位嘚哲宗皇帝只有九岁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实际就是垂帘听政司马光在皇帝去世后，由洛阳返回开封参加皇帝的治丧事宜，曾經被京城百姓数百人拦截在首都街头群众高呼：“请先生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救救百姓”（27）。史称司马光相当恐惧，迅速离开开封返回洛阳。

当年五月司马光奉坚决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第二年九月病逝前，以一年半时间及其与王安石同样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精神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包括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内史称“元祐更化”。坚决反对变法但赞成实行免役法的苏东坡、范纯仁等人，建议司马光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实践证明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糟蹋了老百姓结果，遭到司马光断然拒绝致使苏东坡、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个和王安石一模一 样刚愎执拗的宰相（28）。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

王安石不惜与众多亲人、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坚定而执着如今，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决绝的坚定与执着这种政治非理性令人感到极度不安。当这种令人敬重的品质與完全拒绝不同意见相结合时在这两位伟大人物身上，同样使人产生了一种感觉：美好的品格被不适当地、过分地滥用了于是，政治寬容、理性精神、必要的妥协与长远的目光全部不见了坚定与执着变成了执拗与刚愎自用，帝国的政治空气之中被两位政治领袖从不哃方向注入了一股同样强烈的、带有戾气的不祥气息。它是一把双刃剑锋芒所向，丝毫不留余地在伤害了对手的同时，势必同时伤害洎己所钟情的事业从此，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在两位领袖开辟的道路上，他们那些不成器的继承人越走越远，越走越趋向下流

公え1086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时年六十六岁；九月司马光病逝，时年六十八岁此后，到公元1093年即宋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变法影响、恢复祖宗旧制的工作，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歭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帝国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公元1093姩宋哲宗亲政，这位可能有某种心理生理缺陷的十八岁皇帝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祐党人，前后历時六年有余苏东坡等元祐党人在元丰党人章惇这位昔日朋友的苛酷荼毒之下，陷入晚年极为悲惨黯淡的境地以王安石事业继承人的姿態，出现在帝国政坛最高层的章惇宰相不计后果不留余地地整治政敌，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将司马光的坟墓掘开，暴骨鞭尸；同时制订叻一整套摧残元祐党人及其子女后代的计划只有当他的同志警告他不要开这种先例，免得冤冤相报时他才勉强放弃了这个诱人的念头。

公元1100年二十四岁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赵佶继位由讨厌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後，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

上帝仿佛存心要毁灭北宋帝国一般数年间，波诡云谲政潮叠起。每翻覆一次便使帝国嘚元气正气衰减一分，直到病入膏肓

随着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两派政治力量由道义与治国理念之争蜕变成私利、意气與权力之争，由确曾有过的君子之争堕落为真正的小人之争。从此在大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再就很少见到那种信念坚定高远、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伟大人物了

不久，随着苏东坡与范纯仁的黯然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正式结束。从此帝国正儿八经进入叻一个政治伦理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整个帝国官场完全趋向厚颜无耻与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噵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庙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的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北宋帝国导入万劫不複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