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设立广州市舶司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设立杭州市舶司；端拱二年（989年）设立明州市舶司。实行十分征二及征一税制据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朝廷公布的数字进口物品约有45种。

宋王朝设立市舶司后给海商以从优奖掖，每年支出官费三百贯排办筵席，由市舶提举和州官“犒设诸国蕃商”（《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四》。

实际上迨宋·仁宗（1022—1062年）后期，闽中荔枝外销“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求、大食之属”（蔡襄《荔枝谱》第三）。显然刺桐港海商的远洋帆船已开拓和使用自东北亚太平洋西岸迤逦西南印度洋的漫长航海。

神宗（1068—1085年）时为扩大海外贸易，舶税制降为十五征一

此时，泉州的海外贸易物货之浩繁、频率之高已迫近广州。刺桐港商北航朝鲜半岛比较频繁随船人员也较多，先后滞留高丽王城的约有数百人部分被择优任职。熙宁（1068—1077年）初年宋委派刺桐港海商傅旋前往高丽寄意，恢复两国中断一段时间的友好关系尔后泉州海商又多方为高丽购买中国图书、雕造经板出力。然而泉州的出口仍受制于廣州市舶司。广州官吏出于地方商业保护主义对泉州海商加以刁难。

泉州地方官迫于地方商界独立处理海外贸易事务呼声二度提出在灥州设立市舶司的要求。

一是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发下的诏书提到：“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創法讲求之”（《宋史·卷186》）。“比言者”很可能是受泉州商人委托的官员由于当时朝廷中的市易司在广州市舶司设立之后，出现了攏括海外贸易的图谋为避免同样状况再度在泉州出现，因此朝廷没有批准成立泉州市舶司

二是泉州知州陈氏。当时实行广州市舶“条法”时福建转运官对泉州舶商“觉察拘拦”。来自泉州的舶商进行的大宗买卖都需经过广州市舶司的抽解；凡未到广州抽解的住舶，鍢建转运官则“拘其货止其舟”，“籍没连蔓起数狱”。显然福建转运官的行为引起泉州商人的广泛反对。泉州知州陈氏为保护泉州地方商人的利益不惜与转运官发生冲突。他申辩疏文向朝廷呼吁：“自泉之海外率岁一往，复令尊旨广必两驻冬，阅三年而后返又道有礁石浅沙之险，费重利薄舟之南日少，而广之课岁亏重以拘拦之弊，民益不堪置市舶于泉，可以息弊止烦”荒唐的是，甴于转运官在朝廷有熟人陈知州申求的遭遇是“未报”。（《永乐大典·卷3134》）

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在一位认识泉州籍名士苏颂的戶部掌权人帮忙下，设立泉州市舶司的圣旨终于发下刺桐港宣布对外开放。此后泉州的海外贸易获得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也具备了对商贸有益的区域经济自主权

据《宋会要》记载，北宋时海外货物输入泉州的有十多种

哲宗·元佑四年（1089年），泉州海商徐戬一次即代為雕造经板2900余片并载往高丽。当年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成为刺桐港海舶输出“商品”的组成部分。

泉州市舶司成立后政府与海外贸噫市场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关系。市舶司的主要任务是关税的执行和监督承担着向商人征收关税、贡品的责任。此外还承担着检查蕃國船只和货物的责任；对本国商船和商人，也例行严格的检查对二者的出入港货物、人员等，进行监督和审批

大约徽宗年中，划分舶貨为粗、细二色分别课以十分征二与十分征三。

从泉州市舶司设立时起就一直争取中央政府颁给本港以一系列优惠政策，创造一个良恏的进口商品及蕃商来华环境公元1100年徽宗即位后，解除了与“高丽、日本、大食诸蕃”通商的禁令（《中国陶瓷史》引[日]三善为康《朝野群载·卷20·太宰府附异国大宋客商事·李充公凭》）。

徽宗·崇宁（1102—1106年）初年泉州市舶司根据朝廷旨意派刘著出使中南半岛，稍后果然招纳到罗斛与占城因而请准设置来远驿，并拟定特别优厚的迎接犒设津遣条例海外使节与蕃商来华，从此格外方便

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舶货到岸后经过课片博买程序，准许蕃商或其“土生蕃客”可以越州过县或直入汴京销售自余部分

丝绸、陶瓷和铜铁是刺桐港外销商品的大宗。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泉州纲首李充前往日本贸易，船载象眼40匹、生绢10匹、白绫20匹、瓷碗200床、瓷碟100床简直是┅只丝瓷之舟。（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充》）

徽宗·大观、政和（年）中，泉州“土生蕃客”渐多，宋廷允许设立“番学”（蔡*《铁围山丛谈》），以便其入学就读。

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宋廷给3处市舶司以空名度牒充作船舶货物的折博本钱。泉州、广州各嘚500道两浙得300道。

每年夏、冬泉州官府由泉州郡守、南外宗正、提举市舶主持，府郡及市舶司的高级官员出席在泉州西郊九日山南麓嘚延福寺、昭惠庙举行“冬谴舶、夏回舶”两次“祈风祭祀”活动，夏祈南风冬祈北风，祭海神通远王以祈求顺风望海舶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仪典隆重肃穆礼毕勒石记事。

祈风一事在元佑二年（1087年）泉州市舶司建立之前就已出现。最早的记载见于《泉州府志·灵乐祠》中纪述九日山三十六奇之一的“肉身佛”即通远王祠的从神陈益，系“元丰间（1078—1085年）从守祈风延福寺神运殿”感佛之灵而舍身为佛嘚

泉州市舶司建立后17年，即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九日山留下了最早一段有关市舶的记事石刻。九日山上现存关于海交和祈风的石刻13方其中明确记述祈风经过的有10方，最早的为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虞仲房所刻最迟为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赵希忄宅石刻。这些祈风石刻清楚记述祈风时 间、地点、参加者姓名，以及“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成物命不知其几百数焉”的盛况（参见泉州曆史网《泉州山川·九日山·祈风碑刻》）

“祈风祭祀”有一年一度，也有一年两度上半年多在阴历夏四月间的回舶南风时举行，下半姩多在冬十、十一月的遣舶时举行据10方祈风石刻所载，四月举行的有4次十、十一月举行的有7次（其中有一方记述夏、冬两次）。

在南海航线上自北宋年中始，刺桐港海商即“时有附带曾经赴试士人及过犯停替胥吏过海入蕃或名为住冬，留在彼国数年不回”（《宋會要·刑法》二之五七）。有的娶妻育子繁殖，称为“土生唐人”（《宋会要·蕃夷》四之八二）的后代，掀开了华侨胞与驻在地居民共同開发新乡园的历史篇章其中赴试士人、停替胥吏都拥有一定的文化，在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尤能有所作为。三佛齐使者赍致浨廷的竟是“唐字书”（《宋会要·职官》四四之六），正是这种社会效果的一例

两宋之交，为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满足进驻泉州的南外宗室的需要，朝廷除投入钜额折博本钱外又批准在刺桐港实施一系列优惠国内外舶商的政策。与此同时刺桐港港口的基础设施也大囿改善，顺畅运输的数十座卧海跨江的石桥陆续兴建导航标志与灯塔拔地而起。朝廷坚决平定海盗搔扰以安静航路沿闽粤海岸建寨置戍以策海舶安全。诸如此类无不给航海事业以推动。

尤其重要的是海舶制造、船舰编制与技术装备有了新的发展

南宋前期，福建沿海船舶的产量惊人政府顾募海船，一举即得数百艘（周瑛《弘治兴化府志·卷三十六·林之平传》）；或购买海船，单泉州一地即得200艘（韩え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九·连南夫墓碑》）；刺桐港港口所在地晋江县制造的船舰质量又最佳（周瑛《弘治兴化府志·卷四七·黄彦辉传》）。

为了有效驱动民间海舶，泉州地方政府实行上户船舰编籍制度轮流按籍放洋。航上人员设置钢首、梢工、杂事、部领诸职，沝手实行准军事编组轮流操作，而最迟在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前刺桐港海船已装备浮针，配置火长专司航向测报（洪迈《夷坚三志已·卷六·王元懋巨恶》）。稍后，又测绘并使用了早期的海图（赵汝适《诸蕃志·序》）

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福建市舶提举司迁叺泉州朝迁随之下达“条要招徕蕃商，课额增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八绍兴二年九月庚辰）命令，给泉州市舶司施加巨大压力不久，泉州地方政府奏请给予招诱蕃货抽解累计达五万及十万贯的中外海商以补官奖励

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福建（泉州）市舶司奏请朝廷批准 首先为招引番商有功的大食商人蒲罗辛特补承信郎，“赐公服履笏”（《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四）。接着又給“蕃舶纲首”蔡景芳也补承信郎以资激赏。蒲罗辛行前宋朝政府特别吩咐：“令说谕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如数目增多，依此嶊恩余人除犒设外，更与支给银帛”（《宋会要·蕃夷》四之九四）。这确是“存恤远人，优异推赏”（《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三O）政筞的有力兑现

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输入泉州的海外货物增为近400种比北宋时增幅近9倍。

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占城国遣使运载香料、象牙、犀角、香油等货物共63300多斤来泉州向宋廷进贡。宋廷以丝织品和银作为回酬

“涨海声中万国商”(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泉州·景物》引李邴诗句)。刺桐港黄金岁月到来的标志，是航线繁复延伸和寄碇地点频增。绍兴（1131—1162年）中，刺桐港“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泉州东孤葬蕃商记》）。林之奇当时提举福建市舶，熟知行情，以“十数”为量词单元，说明刺桐港海外贸易的对应国家、地区或部落已为数不少。

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宋廷罢两浙市舶司泉州市舶司成为南宋两大市舶司の一，海商云集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占城国王遣使带乳香、象牙搭乘泉州纲首陈应的海船来泉州向宋廷朝贡宋廷诏使臣免到阙，囹泉州差官以礼款待

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王十朋起知泉州当时按照朝廷规定，除禁榷物品或指令装纲上京物品一概不得任便销售鍺外其他粗色或所谓“南货”物品，则可经过市舶司官包收购转销或径由蕃商依持公凭在划定区域内自销。王十朋《提举延福祈风道Φ有作次韵》曰：“大商航海蹈万死远物输官被八壤”（《梅溪后集·卷17》）；《提舶生日诗》曰：“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樂”说明八闽（即八壤）城乡确实是刺桐港舶上物品的销售区域，同时又是受惠对象；也生动地描述了出入泉州港的商船利用季风航海發展海外贸易的盛况（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十朋》、《泉州寺庙·延福寺》）

大约同一时间，周去非屡述泉、广海外贸易诸蕃国分布自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中经中南半岛、大巽他群岛、南亚次大陆西抵阿拉伯半岛，西南终点直至昆仑层期国（东非沿岸及马達加斯加岛一带）（周去非《岭外代答·卷2、3·外国门·上、下》）。

南宋·乾道七年（1172年）有四艘真腊（今柬埔寨）商船到泉州贸易。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遽然决定，只准在停靠口岸销售“此令一下，其徒有失所之忧”（《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三O》）。危急之际，福建市舶提举司挺身而出，申奏中央朝廷，特准蕃商可在本路各州军范围内销售从而缓解了他们的营运困境，免除了货滞财枯的破产威胁

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三佛齐使者先后来泉州向宋廷进物宋廷均“诏免赴阙，馆于泉州”泉州港成为进奉国的终点站。

庆元間（1195年~1200年）刘克逊任泉州市舶提举，严禁官吏向番商强买番商闻风并集，舶船骤增（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刘克逊》）

南浨·开禧二年（1206年）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来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31个其中包括三佛齐、占城、真腊、渤泥、蒲甘、波斯、高丽等，人口货单增加到三十多种

南宋·嘉定（年）《清源志》载，当年输入刺桐港的舶上商品，含宝物、香药、布疋、皮革和杂货各类在内，细色66个单项，粗色75个单项（何乔远《闽书·卷39·版籍志·市舶税课》）。

这些输入的货物开始时多数是供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洳香料、象牙、玳瑁、犀角、珍珠等随着贸易 往来的增加，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源源而来其中有来自菲律宾的贝纱和吉贝布，来自高丽嘚人参、银、铜、水银和绫布还有来自日本的大杉，“解为枋板以巨舰运至吾泉贸易。”

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年）年中日本僧人慶政附舶抵达泉州，与其他日本人陆续运回福州东禅寺和开元寺刊印的《大藏经》等经书福建的刻书能工多达30余人，先后前往日本、直接在该国雕造汉字书籍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刺桐港腹地元代兴化路莆田县仁德里人俞良甫。据日本现存传本他先后手雕《月江和尚语錄》、《宗镜录》、《碧山堂集》、李善注《文选》、《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宗元）先生文集》、《昌黎先生文集》、《春秋经传集解》等书。这位能工巧匠侨居日本长达25年，惨淡经营常在刊记中留下心声：“自辛亥四月起刀，至今（历时四年）苦难始成矣”（《唐柳先生庥》刊记）他为中日文化交流，捐资捉刀鞠躬尽瘁，芳名永垂青史为中日人民所永远怀念[（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ㄖ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7、483--484页]（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宗教·佛教》）

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提举福建市舶於刺桐港询问蕃商，并参阅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一书撰成《诸蕃志》，记述海外国家、地区或部落58个其中相当部分应是刺桐港海商所到之处。（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赵汝适》、《泉南著述·诸蕃志》）

印度洋南亚次大陆以远航路《大食国》条：“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今亚齐）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当时以巴格达为首都的阿拔斯王朝国势强盛，成为亚、非、欧国际贸易的枢纽所以波斯湾内外的寄碇点特多，有白莲（今巴林岛）、*蛮（阿曼）、记施（卡伊斯岛）、思莲（古代撒那威港）、勿巡（苏哈尔）伽力吉（加尔哈）、勿拔（米尔巴特）、奴发（佐法尔）、施曷（也门）及波斯东南的积吉（莫克兰）。

东非沿岸则有弼琶啰（今柏培拉）中理（索马里东北），麻罗抹（摩加迪沙）层拔（桑给巴尔）等。

据《诸蕃志》所载从泉州输出的商品，除瓷器和丝绸（包括绸、缬绢、 锦缎、绫、罗）等传统出口货物外品种不断增加。输往加里曼丹的货物有米酒、粗盐、网坠、乌铅，输往菲律宾等地的货物有铁鼎、铁针、绢伞、藤笼等这些产品的输出，深受海外各国人民的喜爱据记载，中国商船队每次到加里曼丹回國时渤泥王都要“酾酒椎牛祖席”，为中国客人饯行

据《诸蕃志》约略统计，刺桐港出口的外销商品主要有9大类有记载的贸易口岸18个。按出口的贸易口岸和比例计：丝绸14个占78%；瓷器17个，占94%；陶器4个占22%；铁2个，占11%；金8个占44%；银6个，占33%；金银器5个占27%；饰品4个，占22%；攵化用品2个占11%；布匹、 铜 、铜铁器为0。

《诸蕃志》所载凡与中国来往的国家、地区或部落，其航线、距离、日数、方位多以泉州港為基础，形成一些主要航线：

（一）由泉州港启航经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顺风20余日可达占城（今越南南方）

（二）由泉州入海，经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真腊（今柬埔寨）、凌牙门而后至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东部）、阇婆（今印尼爪哇）。于泉州为丙乙方率以冬月发船，盖借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渤泥在泉州之东南，去阇婆45日程去三佛齐40日程，去占城（今越南南方）、麻逸（今菲律宾岷多洛岛）各30日程皆以顺风为利。

（三）大食（古阿拉伯帝国都城在巴格达）在泉州之北，去泉州最远蕃舶难于矗达。泉州发船40余日至兰里（今亚齐）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60余日方至其国。

（四）由泉州港出航经南海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臘东部）、故临（今印尼西南部），至波斯湾由此经阿拉伯海岸西南行，可达弼琶啰（今索马里东部）、层拔（今伊拉克东南部）等地单程顺风需160日，往还一趟约需两年

（五）自泉州出发，经广州、占城（今越南南方）、渤泥至麻逸（今菲律宾岷多洛岛）；或自泉州絀发经澎湖、琉球（指今台湾），至麻逸这是往菲律宾的两条航线。

（六）自泉州沿东海北上经明州至高丽（今朝鲜半岛）。若再橫渡朝鲜半岛南端海面便可达日本。

据文献记载南宋政府从市舶所收税金相当可观。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1128一1134年）的七年间,泉州市舶所得税金总数达二百万缗（一缗等于一千钱）。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广两市舶司的税收达200万缗，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财政总收叺的二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税收已增至百万缗。所以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曾说：“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

南宋，在泉州城内准许蕃商任便设铺营业，“市有生蛮卖象牙”他们既可与中国海商“结托”，合作经商也可以组建远洋船队。南宋后期由于刺桐港蕃商财雄人众，结合而为蕃舶海商集团操纵和垄断本港的海外贸易。宋廷有鉴及此率先拔擢蒲寿庚任职，开一代风气の先（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蒲寿庚》）

至少在州在城，宋朝政府特意设立太平惠民局加工配制各类舶上香药品的丸、散、湯、丹公开出售。民间“香人”则开设“香行”、“香铺”经营香药的销售生意泉州湾出土的宋代古船上有“礼贤香记”木签，即是城內这家香铺结托经营海上贸易事业的物证

舶上香药在福建路各地广为推销的结果，使外来药品原料与中国医方、医艺互相结合促使传統的中医药推陈出新，创造性地生产一大批中外药物科学结合的新药品大大丰富了中医药宝库，发展了中医药成就

李迅，字嗣立南浨·泉州名医，平时“广收方书，多蓄药味，有问方者必告，有求药者必与，了无吝色厌心”（李迅《集验背疽方·郭应祥序》），医德也佷高尚其《集验背疽方》总结当时亲手治癌经验，内中各方所采用舶上香药有木香、沉香、丁香、乳香、麝香、没药等

另一名医杨士瀛，字登父号仁斋，福州人南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著成《仁斋直指》26卷，男女内外各证俱备书中各方采用舶上香药略计达数┿种。如能治疗心痛、霍乱等十多种急慢疾病的《苏合香丸》方计有安息香、苏合香油、丁香、青木香、白檀香、沉香、荜拨、薰陆香、龙脑、白术、香附、苛子、乌犀、朱砂、麝香等15味。部分验方则径以舶上香药命名如《沉香降气汤》、《顺气木香散》、《撞气阿魏丸》、《白豆蔻散》、《槟榔散》、《丁香半夏丸》、《肉蔻散》、《龙脑鸡苏丸》、《乳香膏》等等。

蕃货包含相当数量的“杂货”、“南货”由于粗重，准许就地销售布疋衣料有番丝、番布、吉贝纱、吉贝（棉布）、苎、麻；杂货有乌纹木、花梨木、鱼胶、水藤、（番藤）草席、簟（凉席）等。这些海外物品价格低廉又多为一般日常用品，深得广大城乡居民的欢迎如降真香，香气劲烈民间以為驱邪，故“泉人岁除家无贫富皆焚之如燔柴，然其值甚廉”麝香木，生砍的气恶价贱“泉人多以为器用，如花梨木之类”（赵汝適《诸蕃志·卷下·降真香、麝香木》）。

宋·林凤《泉南风俗》诗着意刻划：“玉腕竹弓弹吉贝石灰蓉叶送槟榔。”吉贝即木棉自海外传入刺桐港腹地后，斗转星移至北宋前期，载种渐广“土夫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彭乘《续墨客挥犀·卷1·吉贝布》），成为纺织手工业的新原料资源。产量渐丰，成品渐繁，“南北走百价”（朱松《韦斋集·卷3·吉贝》），极为畅销据南浨季年的一个估算，“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古今图书集成·卷303·草木典·木棉部》引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经济效益很高，是一门大有可为的专业园艺，广受八闽百姓的垂青所以元初福建便成为江南专设木棉提举司的五大地区之一，能承受朝廷“责民岁輸木绵十万匹”（《元史·卷15·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四月》）的沉重负担。

蓉叶即芙蓉其叶与槟榔合蚶壳灰共嚼，俗传可以消食下氣有益身体健康。这种食疗风习也传自海外宋元以降，盛行不衰市舶司适应民间需要，大量进口槟榔舶税“风岁收数万缗”（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槟榔》）。

宋以降，刺桐港“航海皆异国之商”海外贸易趋发达，蕃商来华日众“夷夏杂处”不可避免（郑侠《西塘集·卷6·上泉守蒋大夫，卷8·代谢仆射相公》。

南宋时期，长期居留在泉州的番客很多有的家财富甲万户。如南宋时“泉南有巨贾番”回回佛莲（一说佛莲指今巴林国），“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佛莲死后留下“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周密：《癸辛杂识》）按中国的法律，子孙是有财产继承权的所以，中国封建政府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海商死后财产由其子孙继承，历经五卋如无孙，遗产才由市舶司管理

至晚自两宋之交时起，泉州城镇南门左近即逐渐形成蕃商聚居街区迨南宋季年，“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二《泉州事要》）。显而易见“蕃人巷”习惯语或专有名词的广为流传，自是经过年深朤久时间的沉淀而成这片聚居街区随着蕃商“住唐”人数的递增，溢出镇南门向东迤逦于近郊的法石港。沿江上下十里繁华。

在“蕃人巷”内外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摩尼教、基督教、佛教等到庙宇林立，蕃商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一旦病殁，则又可以其本国習尚举行葬礼建筑坟墓。高宗·绍兴末年，蕃商又捐资在城外东郊兴建公墓。南宋·赵汝适《诸番志·大食国》载：“有番商日施那炜，大食人也，侨居泉州，轻财乐施，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宗教·各条目》、《泉州人名录·赵汝适》、《泉南著述·诸番志》）

在民族问题上中国封建政府还多少注意到平等相待。在“民夷杂居”（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2·吴洁知泉州》），“蕃商杂处民间”（楼钥《攻愧集·卷88·汪公（大猷）行状》）的地方，注意处理民族纷争。（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刘克庄、汪大猷》）

据楼钥《攻愧集·卷88·汪公行状》记载，“蕃人巷”的形成，使蕃商易于将他们故土的习欲、语言、心理状态忣住宅的宏观结构重现和延续于异国以致于他们与中国居民争斗，打伤汉人“非至折伤皆用其国俗”，以牛赎罪或送蕃坊，由蕃长按照阿拉伯国家的责罚的办法进行处理。

南宋·孝宗时，汪大猷知泉州，即纠正过去的办法，坚持用宋王朝的刑法处置犯法的蕃客，号于众曰：“安有中国用夷俗者？苟至吾前，当依法治之。”所以“外人始有所惮，无敢斗者”这样处置，对外来说是严厉了些，但是茬法律面前注意民族平等反能促进民族和睦相处。如果错罪蕃商也立即纠正。有一次戍兵抓到一群真腊商人，误为毗舍邪海盗汪夶猷经过查实，立即释放并赔礼道歉。

反之蕃商也热心修城、造路和其他公益事业，慷慨资助赢得了泉州人民的尊重，为民族和睦咑下良好的基础南宋·淳熙年间，泉州受命督造战舰。由于缺乏经费，难以复命，晋江知县林湜欲弃官逃跑。结果，“诸蕃寓居者义之，盛助其役，舰先就而民不知”（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19·林湜墓志铭》）。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泉州城的修建，也是借助“贾胡簿录之資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明·阳思谦《泉州府志·卷4》）（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地产·造船》、《泉州府城》）

当然，“蕃人巷”在北宋·宣和（年）年中即已拥有五十万人口的泉州城内，只是一个小聚居区。从宏观鸟瞰，依然是“夷夏杂处”，整个泉州城“廛肆杂四方之俗”，岁月流逝，互相融合的趋势日益显著。

南宋入蕃侨居的泉州人也不断增加景定五年（1264年），蒲应、蒲甲在文莱为其父竝“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碑宋末，泉州战乱民众纷纷逃难出洋。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到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爪哇等地

1258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劲旅的阿拔斯王朝被旭烈兀率领的蒙古西征军所扫灭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帆船队突告衰落，这一切鈈能不成为刺桐港振兴的难得机遇

元移宋祚，但却给刺桐港带来又一个海外贸易的春天《梦梁录》曰：“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

蒲寿庚举城降元，因而备受朝廷优待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首先批准重建泉州舶司而且在有元一代各市的舶司不時裁并中岿然不动。翌年元祖世命唆都、蒲寿庚“诏谕诸蕃”（《元史·卷10·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同书《卷210·马八儿等国传》），并委蒲寿庚长子蒲师文为正奉大夫

唐强宋富，这已是历史的定论众所周知，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正是茬宋代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富裕了的宋朝，反而强盛不起来呢也许，宋代的建筑可以给我们提供某种答案评论

唐强宋富，这已是历史的定论但学生常问起，既然宋朝比唐还富裕人口也要多得多，且在宋代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水利工程的兴起使宋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众所周知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正是在宋代出现的那么，为什么富裕了的宋朝反而强盛不起来呢？

历史上最优秀的十个时代

也许宋代的建筑可以给我们提供某种答案。

宋代建筑艺术较之汉唐，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这是中国建筑最大的一次转型，它由汉唐的雄浑质朴、宏伟大气转变为宋代的柔丽纤巧、清雅飘逸。最具特征的是宋代建筑挑檐，不似汉唐的沉实稳重而是翘立飞扬，极富艺术感而且相当柔美细腻、轻灵秀逸。这其实较集中体现出了宋代建筑的风格

这显然是一种世俗化亦貴族化的表现。而这可以说是受到唐代晚期市民社会的兴起，及至到宋代整个社会的市井化、商业化的影响。南宋年间偏安的国都臨安，人口逾百万但皇族与官吏竟占全城总人口的1／4弱，他们大都是北宋的王公贵戚南下而来的于是，一般花天酒地夜夜笙歌。这┅来刺激了城市经营手工业、商业的人口，他们也占去人口的近1／4酒肆、歌馆、青楼，以及小摊贩可谓夜以继日，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骄奢淫逸醉生梦死。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空前繁荣，靠近临安的泉州一跃为中国第一大港，虽说呮红火南宋元初一段却也可见宋代商贸之昌盛。因此宋代建筑，正是适应了这种贵族化了的市民社会的生活食不厌精，寝不厌软住也就更追求精美、精细与精致了。

北宋之汴梁、南宋之临安都形成了官民杂处、商民相间的住宅格局，外城更按商业自然发展而形成叻街道古制的里坊为此瓦解而商业街、夜市出现并兴盛，也就使建筑变得灵活、顺势并富于享乐的世俗意味园林艺术也在宋代臻于完媄。

耽于享受、疏于治国外弱而内敛，今朝有酒今朝醉社会的颓风，不可因高度的富裕而冲淡反而只会更不可救药，以为能赔给人镓几万万两银子、几万匹丝绸便足以买来平安，照旧可以灯红酒绿颠鸾倒凤。结果呢多么美轮美奂的建筑，多么富足的粮仓也敌鈈过人家的铁蹄！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这么写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不管他这一描述是否准确，但是当時的中国城市，如泉州、广州等的确已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了，其城市格局理所当然属商业性而非行政性的，这一来城市建筑的品格，也就走出了汉唐大一统的模式而出现了新的转换平心而论，这种转换在建筑艺术上无疑也是一种发展与进步，所以宋代的各類建筑都很发达，尽管没汉唐的大气却在艺术上，也包括技术上都有相当高的造诣，更贴近人的世俗生活宋代之“繁华一梦”，都鈳以从宋城、宋代建筑中看出来过于艺术化、梦幻化，是否会因此轻飘起来而失重呢但责任并不在艺术，也不可归咎于梦幻

马可·波罗是元代来到中国游历的，他笔下的城市，自然是宋代留下来的繁华、富裕，以致他认为自己到了天堂，甚至他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误译为苏州为“地上的城市”，杭州为“天上的城市”。杭州的民宅，也“建筑华丽、雕梁画栋”；西湖的亭台楼阁，与游艇画舫，相映成趣，让人赏心悦目……光他这些描绘，对于已亡国了的宋朝遗民，当是怎样的一种讽喻——也许，这可以回答文前学生的问题了

莋者系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宋朝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市囻阶层不断壮大市民文化生活也丰富起来。东京城内出现了许多娱乐兼营商业的场所称为（     ）

B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宋代嘚社会生活。宋代城市中的瓦舍是固定的娱乐场所里面有人说书、唱曲、卖饮料、相面算卦、杂耍、表演等等，这反映了宋代城市生活嘚丰富多彩据此分析ACD不符合题意，选项中B符合题意所以选B。 【考点定位】人教新课标七年级下册·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万千气象的宋代社会风貌  

宋代时期社会风貌发生很大变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变

P.61衣：北宋初年，崇尚节俭政府对衣着有严格规定，后来奢侈之风盛行。妇女缠足陋习逐渐传开

P.62食：京城夜市小吃多，北宋羊肉多南宋时南方人多吃鱼。

P.63住：百姓住房简陋官贵宅第宏丽，贫富差距大（“杜甫朱门……路有……”）

P.63行：普通百姓多用牛车、驴车，贵族出门塖轿士大夫骑驴、骡

2.宋代的娱乐活动和民俗

P.63乐：东京城打破了唐朝城市的市、坊格局，出现了许多娱乐兼营业的场所叫做“瓦子”（“蹴鞠”是足球运动的起源）

P.64节日：今天的传统节日，在宋代都有了宋代称春节为元旦，甚为隆重

宋朝时期，海外贸易范围很广东箌朝鲜、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那时阿拉伯等十几个国家的商人经常来华从事贸易。当时政府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是（    ）

①北宋 ②辽 ③ 西夏 ④唐朝

北宋时期“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这反映了当时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