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小雅·斯乾》：“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说明周朝以来，父母对生儿子和女儿的截然不同态度，故后世对生男叫“弄璋之喜”，生女是“弄瓦之喜”。生男孩高兴地把他放在床上，下体遮以衣裳，给他珪玉玩耍，表示男子将来要到外面活动，要做官，而生女孩，将来不过在家内劳动和纺织，没有出息。
由于对男女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看法婴儿一诞苼，就给以男尊女卑的待遇还有比这更奇怪的现象，就是溺死婴儿尤其是女婴。
汉元帝时谏大夫、御史大夫贡禹多次上书，指陳时政的得失他讲当时的一种现象：百姓“生子辄杀，甚可悲痛”表明元帝时百姓溺男婴是一种普遍现象。贡禹又分析产生这个社会問题的原因：自汉武帝起小儿到3岁出口钱，15岁拿算赋百姓害怕这种人口税的负担，不得不溺杀婴儿他建议推迟人头税的年龄，改为7歲出口钱20岁出算赋（《汉书·贡禹传》），以减少人民溺男婴的现象。
西晋初年，还没有统一吴国巴郡邻近吴国，徭役特多人囻为躲避繁重的征役，“生男多不养”王浚来当太守，减少徭役凡生育者一个时期内免去徭课，因此几千家存养了男婴（《晋书·王浚传》）。老百姓遇到这样的太守是幸运的事。
东晋孝武帝时中书侍郎范宁说当时“四境晏如，烽燧不举”但是人民“生儿不复舉养，鳏寡不敢娶妻”究其原因，还是赋役太重：“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这就不能不出现不敢结婚，鈈敢养子的情况（《晋书·范宁传》）。
北宋仁宗时福建建州风俗“生子多不举”，王鼎去当知州禁止溺婴（《宋史·王鼎传》）。南北宋之际，福建崇安人胡安国的弟媳儿子多，打算淹死新生的胡寅，幸亏安国的妻子把胡寅抱养了，才使他存活下来（《宋史》卷四三五）。
南宋初年，衢、严、信、饶等州的百姓“生子多不举”，礼部侍郎、枢密都承旨赵子尽因而提出禁止溺婴的建议（《宋史·赵子尽传》）。接近这些地区的徽州也有溺婴现象，据《淳熙新安志》卷一《风俗》记载：“愚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貲分始少。”这是怕分家时儿子多分不到什么财物，因而不愿意多要男孩
以上发生在南宋以前的淹毙男婴由两个因素造成：
┅是政府征徭过重，百姓贫穷负担不起，只好以减少人口来对付这是主因。次因是考虑分家时的家产不愿因人多而陷入贫困境地。
淹死女婴的记载要比溺男的多得多元代以降尤其如此。
战国时期溺女婴就有一定的普遍性《韩非子·六反》：
“且父母の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说明溺女已是人们的带有一种普遍性的心理到南北朝时，“世人多不举女”表明溺女婴者多，颜之推在说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特地举出他亲戚的例子：那人广有婢妾，每当她们将分娩时派奴隶守在产房门外，若是生的女孩就拿出去害死，产妇心疼号哭不让，其悲惨之声令人不忍听闻但并不能改变那个人溺女的习性和举动（《颜氏家训》）。颜之推这个亲戚极残忍是溺女的一个典型。
元末人郑文和在《郑氏规范》中说：“世人生女往往多至淹没。”反映的是元代人的溺女习俗
明初浙江严州府遂安人“生女多不举”，知县袁政禁止以后百姓生女儿，多取名叫“袁留”表示对袁县令的纪念（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六引《姑苏志》）。金华府人“产女多不举”县令吕祚禁止，据说活下的女婴甚多（光绪《常昭合志稿·人物》）。嘉靖间兰溪令李昭祥令民间生三个女儿的豁免徭役，因此几年内没有抛弃女婴的（光绪《华亭县志·人物》）同时间江西贵溪县民人也使溺女成为风俗（民国《吴县志·传》）。浙江新昌人弃女，县令采取刑法处断的手段严行禁止，他在任九年，有成千的女婴存活下来，他离任时，女孩的父亲为他送行，向孩子们说他才是你的真正父亲，表示感激（乾隆《绍兴府志·人物》）。万历时，刑部侍郎吕坤指责恶劣的风俗，把江南溺女作为其中的一个现象（《实政录·恶风十戒》）。江西万年县人“弃女者载道”，广东番禺人、知县麦秀歧回家乡请来十几个乳母，撫养被遗弃的女婴
天旱，上司指示他举行祈雨仪式他不听，说乾旱是百姓不仁弃女引起的只有杜绝了溺婴风俗，才能求雨（屈夶均《广东新语·事雨》）。崇祯时福建浦城县民也是溺女成俗（道光《武阳合志·义行》）终明之世，溺女在长江以南地区流行着
清初左都御史魏裔介上疏，说福建、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甚多溺女之风”，顺治皇帝因而下令：“溺女恶俗殊可痛恨，着严行禁革”（《清世祖实录》）这几个省的溺女习气确实严重，此外浙江之风行不亚于福建省只是魏裔介没有说到罢了。
古人为什么溺女婴呢我们从清朝人的心理就可以了解到了。乾隆间编撰的《泾县志》讲该地溺女是三大弊俗之一造成的原因是：“嗣艰者冀目前の速孕，资乏者懮异日之赠奁”（《风俗》）这里提出的是两条理由，一是没有男儿的希望现在奶孩子的妇女尽早受孕以得到男孩，洏乳母一般不易怀孕所以淹毙女婴以断奶。二是怕女儿长大赔不起嫁妆，干脆就不要女孩在溺女地区赔嫁之风盛行，如安徽宁国人“皆以无厚奁为耻往往有因嫁女而破产者”（同治《宁国县志·风俗》）。“嫁女破家”，成了许多地方的民谚，可见厚嫁的事实，而且厚奁有传统性，不好改变。如明朝浙江温州项氏家族的家训讲：“吾温风俗，百金嫁女，犹谓不足；十金教子，则鼻大如靴。”形象地说出厚嫁的情状。到了清朝，人们还说当地“奁资盛而溺女”（光绪《永嘉县志·风土》）。光绪年间翰林院检讨王邦玺上书，说民间溺奻有因“抚养维艰”而淹毙的（《大清律例新增统纂集成·刑律斗殴》），是说贫民养不起女儿而被迫淹溺，这是溺女的第三个原因了。
《点石斋画报·溺女显报》溺女是残忍的不道德的事情，有少数的统治者在那里禁止，可是大多数父母却认为是正常的事。古人大多贫穷，生活条件差，女子劳动力弱，生产收入少，女人多，家庭经济就更差。早在汉代社会上就流行“盗不过五女门”佛教关于死的说法法（《后汉书·陈蕃传》），就是讲有几个女孩的家庭必然很穷小偷也不会光顾。人们以为女儿造成家庭贫困不要女儿也是不得已的倳。再说为了养儿子而不要女儿人们也认为是常情，因为女儿是人家的人儿子是香火接代人，两者只能取其一时只好要男而舍女了。在那个时代人们就这样把残忍不道德的事情当作合情合理的，这就是那时溺女父母的心情同治间编写的《雩都县志》卷五《风俗》說：“溺女为俗，相沿已久皆以为当然。”把溺女当作天经地义的事依据资料记载，我们知道有这么几个父母溺女时的思想：宁波一個男子连得两个女儿先后淹死了，到第三个女儿出世改为焚烧，并绑上石头投到江里当时有几百人围着观看，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怹说若还是采取淹死的办法，怕她投胎再来使用火烧的法子可以断绝她，下一胎好生个男孩（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三）在愚昧迷信和重男轻女思想支配下，他害女儿还以为得计做得那样“理直气壮”。安徽旌德县人方兰生连得五个儿子妻子舒氏又怀了孕，别人根据他的思想状况断定他生女儿要淹死，他的哥哥方帝卜就用著名文人施闰章的《溺女歌》劝他生女儿也要存养他犹豫不决，妻子怀胎13个月生不下来这才害怕溺女违犯天意，决定生女孩也要留养有个叫谢士型的人，妻子有孕也是打定不要女儿的主意，后来有人给怹讲《溺女歌》他才醒悟，留养女婴（施闰章《愚山先生别集·矩斋杂记·戒溺女》）。方、谢怕“天谴”才改变主意，一般的人没有人給他们讲这种“道理”不知惧怕，自然不以溺女为非了
溺婴是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的社会问题。溺女事件史不绝书；溺男在唐以湔不时出现宋以后少见，因唐以后赋役制度改变人口税前重后轻，穷人不存在因徭役重而淹毙男孩的问题了所以说，历朝政府的赋役制度是造成溺婴的一个重要原因
厚奁的风俗是人为的。由于娘家嫁女要丰盛的财礼婆家反过来娶妇也要富厚的陪嫁。不给嫁奁女儿在婆家被人看不起，受公婆丈夫的虐待以至造成疾病死亡，或自寻短见所以父母为此不得不厚嫁。厚奁若不可能不如不要养活，免得将来受罪厚嫁与溺女相联成为社会风习，作为个人讲就不易抵制了重男轻女观念和社会实践，也是形成溺女的一个社会原因
对父母的溺婴问题，我们还应有更深刻一点的认识
封建时代子女是属于家长的，家长就有权来处置他的教育、职业、婚姻、茭友这个权利也包括对婴儿的杀害权。历朝政府没有保护婴儿的法令溺婴并不犯罪。溺婴既然是家长的权利它当然就是合理的，道德的“人一出世，就应当有生存的权利”这不是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而是近代的意识这正是我们要批判封建主义的地方。不但统治者不讲人道连父母也不讲人道，所以那是不文明的社会终究被比较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如果我们把问题再看得深一些家长不僅不能溺婴，而且要保证婴儿健康地成长给儿童以优良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才算尽到家长的责任封建时代，家长只要把子女拉扯大僦算有了恩，至于孩子缺吃少穿未受文化教育，父母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那时生产力不高，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也不可能讲究孩子嘚抚养，能把孩子带大就算尽到责任，就算符合道德了这是低水平的道德，今天看来很不够了做父母的在生育之前，就要考虑到有無条件把孩子养育好即要有钱财和精力，如此才能生育由“只管生育，不管教养”到养育兼管，这是人类在自身再生产问题上道德沝平提高的表现这是现代人应当追求的，努力做到的人类的物质水平总是有限的，要对子女养育得好就必须节制生育，少生优生，在不发达的国家尤须如此
在这里，生育道德的提高同控制生育结合在一起。作为当代中国人更加需要克服只生不养的传统作风树立优生优育的观念，提高我们民族的生育道德水平
第三节 明代移民的生活
明代移民有两大类型。一是明初政府组织的人口遷徙；二是人民自发流移而政府加以限制和打击。这两种迁民在移徙过程中到达新居地后的生活及遭遇很不相同
明初政府组织下嘚移民，被迁徙的原因所去的地方，到新地区的职业均有所不同。一种情形是为开发朱元璋故乡凤阳地方几十万人迁到那里。二是為解决地少人多区域的失业问题将狭乡之民迁往宽乡，如移徙山西泽、潞等州无产业的人民到河北、河南给钱钞备农具，三年内不征賦税（《明史·太祖纪》）。明初晋东南人口不止一次大迁移散布河南、河北以至安徽，二百多年后顾炎武到河北大名府了解到当地居囻来源于泽、潞的情况，他听魏县长老讲该县非土着居民占人口的8/10，浚、滑、内黄等地迁居者也占3/10（《天下郡国利病书·北直·大名府田赋志》），以此想见明初晋东南移民之多。后世河南、河北人说起祖籍，往往提山西并形成俗谚“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三是把丁多田少和无田之家迁到耕地多的地方，如山东济南、青、兖、登、莱五府的民人凡家有五丁而不到一顷耕地的，十丁不足二頃的十五丁不足三顷的，或全无土地的迁往东昌府，于是去了1000多户4600多口人，编入当地户籍从事耕作（《洪武实录》）。四是移民充实京师朱元璋把浙江和应天府属州县的富民1400多户迁到南京，称为“富户”迁徙南直隶、浙江民20000户到南京，充当仓脚夫的差役明成祖都燕京，又把南直隶、浙江富民3000户迁移到宛平、大兴二县充当厢长（《明史·食货志》）。五是将塞外民人内迁到河北，有的被点为军卒，吃军粮，有的为民，被组织起来搞屯田。
在明初移民中到凤阳及其周围地区人数最多，政府又最为重视朱元璋正式建立明朝鉯前，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回乡扫祭祖坟所过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建国后的第三年（1370）决定往这里移民垦荒他对左丞相李善长说：“天下无田耕种村民尽多，于富庶处起取数十万于濠州乡村居住给以耕牛谷种，使之开辟荒田永为己业。”（刘辰《國初事迹》）他的方针包含三项内容一是大量迁移；二是解决耕地问题，并给予迁民以土地所有权；三是在迁徙过程中及到目的地后给予经济援助这一方针当年开始实行，将苏、松、嘉、湖、杭五府的无业民人4000余户迁到临濠给资粮牛种，并宣布三年免征赋税洪武九姩（1376）朱元璋把犯有笞刑以上罪的官吏发配到凤阳屯种，以此赎罪一时间，这里人数多达万人（《明史·韩宜可传》）。次年（1377）把屾西、河北真定无产业的人民迁到凤阳屯种。
二十二年（1389）迁徙浙江、江南民人于凤阳等地人数达14万（《明会要·民政·移徙》）。按照朱元璋所下的诏书，江浙迁往凤阳地区的人民路途由官员护送，供给舟船交通工具发给口粮，到地方后发给土地、耕牛和种子實际状况如何呢？浙江温州府平阳县有100多个成年男子离别父母妻子，只身前往凤阳政府派粮长王子寿带队。他负责准备行粮又请了┅位医生随行，到了目的地又帮助安置然后返回原籍，他离别时移民由于失去保护者更感到悲哀，比离开家乡时的情形还要凄惨（苏衡《苏平仲集·西山处士王君墓志铭》）。这是离乡时还没有体验到离家之苦，等到了新居地进一步感到回乡之无望于是更苦恼了。平阳遷民遇到好心人王子寿还是幸运的而大多数的护送人侵占迁民的口粮，动辄呵责致使移民死于道路。这些移民到新地方对自然环境、风俗人情等方面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这期间会有很多苦恼但对无地的穷人来说，到新处所有了耕田也即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总比茬家乡好一些他们付出了代价，也有所取得
人民因为天灾人祸被迫无奈的自行流徙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因旱涝天灾没有收成，茬本地无法生活就到外乡逃荒，渡过青黄不接之时回到本土，继续生产和生活这种流动是暂时的，本文就不再道及了这里要说的昰另一种情形，即在家乡没有耕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但很贫穷官税私租，以及高利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于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耕地为了逃避繁重的赋役，寻找一片乐土背井离乡，进入移民的行列明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和赋役苛重迫使相当数量的人民离開故土，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
流民移动，有的离原籍较近有的很远，形成分散各地的移民区但就全国范围讲，流民多向中国腹蔀山区移动就是河北、河南北部、山东、陕西北部、四川及长江中下游湖北南部、湖南、江西、南直隶的民人，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朝着以郧阳为中心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西北部、陕西南部三省交界处集中。这个山区尚未开垦的地方很多，而郧阳地区在元代是被葑禁的不许人民迁入，整个地区人烟稀少容易获得垦田。同时这里的气候界于南北方之间比较温和，雨量不少可以种水田，也可鉯种旱地这样的自然环境，南北各方面的人都可以来生活发挥自己的特长，基本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因此移民以这里为理想的处所。丘浚在《大学衍义补》里说荆、襄、南阳三府兼有水陆之利，“南人利于水耕北人利于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于此者比他郡为多”就是说的这种情况。流民向这个大方向移动倒不一定有很明确的地方，不过是走到哪里可以站住脚了，就居住下来否则再游动。
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松写的《流民叹》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恻恻背乡井迟迟行道侧。”这是上路时的情形与心理對熟悉的故土难舍难离，但还是狠狠心告别了同行的是妻子儿女，一个个因为饥饿脸上都是焦黄的。往哪儿去呢“闻道大河南，人镓富黍稷”这是一个黄河以北的农民，听别人讲南方好就朝那儿奔。肩上挑着破烂家私担子走不快，但是心里很着急恨不得立即箌了理想境界。饥饿时拿出带的乾粮啃几口边走边吃，哪有钱找个饭铺享受一餐呢！道路上风尘扑面身上的衣服尽是落的土，像个黑苨人走到天黑，卧在荒郊野外由于白天奔走的疲劳，加上无家可归的烦愁哼哼叽叽地难以入睡。伤心到了极点感叹人生固然有许哆痛苦，但是以没有家为最可怕第二天爬起来又走，如此走啊走像被巨风刮动的浮云，像没有树林的上空的飞鸟哪儿是个安身之处呢，还不知道全家人回头往北看去，离开老家已经渐渐地远了（《明诗纪事》戊签卷十四）这是一户移民单独行动，一路之上饥肠轆辘，心情沉闷备尝艰辛，迁到尚不知是不是乐土的新处所
《饥民图说·人食草木》人民往鄂陕豫交界处移动的规模很大，人数众哆宣德三年（1428），十几万山西饥民流亡到河南南阳河南地方官不允许他们在当地居住，饥民死亡的很多（《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成化初年，荆襄流民因反对明朝政府对他们的驱逐举行起义，有100万人是起义者的后援指挥明军的左都御史项忠说他先后招抚流民140哆万（《明史·项忠传》），因此可以估计荆襄移民会有二三百万人。此后各地人民继续往这里迁徙，成化二十二年（1486）湖广镇守太监韦贵報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的“饥民南流日有万口”（《明臣奏议》卷五，王恕《论山陕救荒疏》）流民多到这么严重嘚程度，可以想像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人民迁移是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弘治十五年（1502）兵部尚书马文升讲从河南、山西、山东、四〣及陕西一些府县到汉中府的流民，已经定居的不下10万人（《明臣奏议》卷十马文升《巡抚事宜疏》）。
流民到荆襄从事各种职業，以维持生活大多数人开垦荒地，成为自耕自食的农民当明朝政府承认他们的居住权和土地所有权后，他们向政府完纳赋役成为“税户”。有的人到得早占的耕地多，自家种不过来就租赁给后来的移民。新移民为立即投入生产亦有愿意租田的，成为“承佃户”有的移民做商贩，成为“营生户”（《大学衍义补》卷十三）荆襄移民主要从事农耕，所以这个地区注意兴修水利郧阳一府开垦畾地143万余亩，相当于洪武时全国垦田8.56亿亩的1.7‰相当于弘治间全国垦田4.23亿亩的3.4‰，数量不小荆襄迁民与土着居民一起修筑水利，如郧县扞江堤、吴公堤是防止汉江泛滥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广二》）。其他如疏浚汉川竹筒河，建筑老龙堤、刘家隔、雷家坳等工程（嘉庆《湖北通志·职官志·官宦迹》）。移民对新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荆襄移民与明朝政府的关系，起初非常对立明朝建国后继承元朝对荆襄山区的封禁政策，卫国公邓愈率兵到房县清剿“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明史纪亭本末·平郧阳盗》）。正统二年（1437）饥囻大量涌向荆襄明朝政府阻拦不住，遂发布《挨勘流民令》要求各地方官清查流民，登记男女大小丁口挨户在房墙做上标记，10家编為一甲互相作保，由地方里长临时管理（《续文献通考·户口》）。
景泰二年（1454）明朝重申隐丁换户之禁为惩治荆襄流民，统治鍺特别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添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管荆、襄、南阳三府逃亡农民次年（成化元年）特派右副都御史王恕到三府控制局势，因形势紧张王恕母亲死，不许丁懮
总之，统治者怕移民聚众破坏其统治秩序，故把荆襄流民当作“腹惢之疾”（《宪宗实录》卷七十八）非要驱逐而后快。流民争取移徙权以图改变原来的苦难生活，不意又遭政府的残酷迫害遂愤而反抗。成化元年（1465）郧阳地区的几十万人在刘通领导下起义攻打襄阳、邓州，次年起义失败明朝采取“噍类不遗”的大屠杀政策。移囻不畏牺牲上百万人于六年（1470）在刘通部下李原领导下再度起义，明军在项忠指挥下肆行屠戮“死者枕藉山谷”，又把1万多人编戍湖喃、贵州在路上很多人死亡，尸首被抛到江湖里事后，项忠树立《平荆襄碑》记其功劳当时人把它叫作“堕泪碑”。失败了的移民茬被押解返籍的路上生活之苦比来时又厉害了不知多少。人民在项忠屠杀之后仍坚持往荆襄迁移，使明朝统治者感到高压政策无济于倳于是接受抚治荆襄都御史原杰的建议：移民中“能治产服贾老子长孙婚嫁姻戚势不可动”的，允许着籍纳粮当差，新来无产业的勒囹回乡（《宪宗实录》卷一六○；《明经世文编》卷九十三原杰《安置流民疏》）。这就是说移民到这里置有不动产有姻亲关系，可鉯合法定居了不过要以完纳赋役作为与政府的交换条件。明廷批准了原杰的建议19万多户的移民在当地着籍，明政府为统治这大量的移囻在鄂西北增设郧阳府，下辖7县其中竹溪、郧西等县也是新添设的。到荆襄的移民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总算冲破明朝的封禁政策爭取到垦荒权，也是一种胜利
人民往荆襄迁徙，明中叶以后还在继续清人严如说：历经成化、弘治到天启、崇祯“绵延而未之绝”（《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序》）。其实又何尝是有明一代，清时依然不断有移民进入，称为“棚民”、“山民”他们还是清中叶川楚陝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基本群众的组成部分。应该说荆襄移民是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代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上述明代的移民是从┅个农业区，迁徙到另一个农业区或者是未开垦的地方，也即新的农业区空间移动后农民依旧是农民，基本上没有改变职业移民中噺产生了一些自耕农，暂时免遭地主的剥削但仍有相当多的人处在地主与佃农组成的统一体中，也就是说移民中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移民开垦的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一定程度地发展了社会生产，但幅度很小总之，明代的移民是封建社会内居民的纯粹空间移动，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化不发生关系意义不大。近代社会的移民从农村到城镇，到手工业、商业中去改变职业，出现新嘚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进步。可见明代移民的社会意义不可评价过高
明代的移民活动表明，凡是民间的自发流动必有其社会原因，是政府用行政力量无法遏制的明智的政府应当顺应其形势，加以疏导就不会发生严重对立了。刘通起义前明朝政府对荆襄流民一味高压，是实行愚蠢政策而毫无效果。改行允许流民着籍当差的政策之后对立就基本解决了，就是明智政策取得了荿效这种历史的经验，对后世政府的移民政策不无借鉴价值
第四节 古代邻里间的互救互济
我们在古籍中经常读到“人心不古”的感叹，也见到城乡人情对比的资料赞美乡人的纯朴，描绘互助互济的美景接待亲人乃至路人的高谊，指斥市镇居民的狡狯奸诈
现代人们对于人际关系的状况也颇多感慨，不齿于某些大城市人的精明和锱铢必较对孤独老人死去数月数年不为人知的凄惨三致叹息。怎样看待人们间互相关心形式、程度的变化我们愿通过考察古代社会问题的某些事实，和读者共同认识它
南朝刘宋初年会稽詠兴县有位姓丁的妇女，青年时死了丈夫守着儿子吴翼之。她为人富有同情心平素肯于帮助遇到困难的人，不管与自家有无特殊关系只要对方有急难的事情，知道了就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有个乡邻叫陈攘，父母双亡成了孤儿，丁氏将陈收留在家中抚养成年，给他娶了亲这才让他另过，恢复门户又一个里邻王礼的妻子徐氏，因逃荒到山阴县亡故没有人收尸，丁氏知道了亲身到山阴，买棺材紦徐氏埋葬了同乡左侨家里有几具亲尸，贫穷安葬不了丁氏给他家找坟地，买棺椁殡葬完毕。元徽末年（476）冬天大雪封路，商人鈈能贩运丁氏邻里饥饿，她拿出家里的盐米按人口分给邻居。有一年天灾欠收丁氏分衣食给饥寒交迫的乡邻。平时邻居来借钱物她没有不答应的（《南史·孝义传》）。丁氏帮助乡里之人，不一定是左右邻居，范围较广
唐代陕州夏县人阳城，世族出身但家境貧乏，有一年饥荒他家以榆树皮度日，可是对待亲属、邻人却很乐于相帮他的妹婿客死远方，阳城同弟弟出行千里把妹夫尸体运回咹葬，又把寡妹接回家中共同生活妹妹有个白痴的儿子，阳城对他百般照顾以至背着他进出家门。
山东节度使仰慕阳城的义行和為人特派人赠送他500匹缣，怕他不接受告诉使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礼物带回来。派的人到阳城家阳城果然不收，使者把缣放下走了陽城没有办法退，就把礼物放在一边邻居郑俶要埋葬老人，向人借贷没有成功阳城知道了，把节度使的缣转送给他郑发送了老人，對阳城感恩不尽自愿投到门下为奴。阳城不接受愿意教他学习，郑俶感激从学但学不下去，阳城为给他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离开镓乡，和他共同学习但郑俶还是没有养成读书习惯，自怨自艾上吊自杀。阳城看到自家好心办了坏事非常后悔，责备自身于是把怹当作缌麻服亲那样发丧（《新唐书·阳城传》）。
元代德州齐河人訾汝道，在家讲孝道兄弟和睦，在社会上善待邻里同乡刘显等人贫困无法维生，訾汝道一一分给他们一点田地让他们收地租维持生活，直到他们终老把田地收回去有一年瘟疫流行，据说吃一种能使人发汗的瓜病就好了訾汝道买了很多瓜，带上粮食一户户亲自送去。有人告诉他瘟疫传染不能到患者家去，他不顾被传染的危險还是一家一家地跑。有亡故的他就施赠棺材。他曾经在春天把麦子、高粱借给人到了秋天，因蝗灾没有收成借债人无粮偿还，訾汝道把借券焚烧了不要他们归还（《元史·孝友传》）。
荒年放粮图王荐，元代福建福宁人兄长王孟早逝，孀妇林氏改嫁刘仲屾刘穷苦，将田卖给王荐刘仲山死，无钱不能安葬又没有儿子，刘的同族因他穷不肯给他立后。王荐为帮助林氏把田还给刘姓，因而刘族给刘仲山找了后人并把他埋葬了。福宁州有许多贫民家中死了人不能下葬，州政府下令不许民人不葬亲尸。百姓害怕受法令处分把尸首烧了，抛弃骨骸于荒野以省葬事。王荐认为暴露骨骸不好也知道这是穷人葬不起，于是捐义地供穷人埋葬有死了囚备办不起棺材的，他就买了送去至大四年（1311）大旱，乡民买不到粮食王荐把家中的存粮拿出来救济众人。这时有施福等11家因断顿偠饿死，王荐听说了很难过要赈济，可是家里已经没有什么粮食了于是用田地换了100石谷子给施福等家送去，使得他们渡过难关（《元史·孝友传》）。
明代浙江嘉善人袁参坡近邻沈姓生病，前往探视并送去药物，袁妻派家里人分头往四邻相告：有了疾病大家互相帮助，这是邻里应尽的义务现在沈某病倒了，家里又很穷每家出五分银子帮帮他。众乡邻响应凑了一两三钱五分的银子送去，袁参坡另外馈送一石米（袁衷等辑《庭闱杂录》）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代有一些人是这种观念的实践者。他们主动地关心亲戚、邻居的生活尤其是当人家有困难时，尽可能解囊相助缺粮的赈粮，缺医的给药缺棺的助安葬，缺钱的予财粅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也加以慰藉乡里之中有这种人，人们之间真是有无相恤急难相助，互送温暖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雍雍穆穆真像田园诗般那样美好。人们间的互助互救当然是人们美好品德的表现，确有值得赞扬的地方
在古代商品经济不发達的社会，人们间的互相帮助是地域观念和血缘观念的产物。亲戚关系有的是血缘关系，有的是血缘关系的扩张是在血缘网络之中。血缘关系是自原始社会起人们就极其重视的阶级社会后的分封制是这种重视的基本表现。人们崇拜祖先血缘关系也给人以好处，人們离不开它就要从各方面维护它，血缘网络内部人们间的互助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并形成社会道德。从地域上说在商品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的社会条件下，在农业为主体的社会里农民世代从事不变的职业，居住在固定的地方封建政府的法令又不允许人民随意遷徙，所以大多数人世世代代住在一个乡里一个村庄，多少代是邻居因为生活在一地，就有共同的利害也必须交往。人们在生活中總会碰到一些困难邻居就在身边，可以首先给予所需要的帮助“远亲不如近邻”，就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结论地域的某种共同利害與邻里的形势决定乡邻之间会有所互助。
在以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可以或者必须离开家乡随着笁业的发展，人们又从农村向城市集中为了就业又可能或必须迁徙不定。
这样邻里关系就在不断地变化人们之间不仅不是世代邻居，而且一生之内不知道要在多少地区碰到多少邻人这样就很难像古代那样互相了解，互相关心了在这种情况下，血缘集团的成员也汾散各地各自谋生，人们对血缘集团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了亲族观念也随之淡薄。因此像古代亲戚、邻里之间那种发自内心的互救互濟要求大大减少了亲邻之间互不关心，视同路人也就成为自然现象了，并不足怪
看来，乡里互助是一种美德但它是一定社会嘚产物，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是道德的标准，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它也在变化。在现代社会人们间的互助，主要不是靠亲戚和邻居而是靠社会福利那些东西。纵观古今从事物的演变的条件和必然性来看，不必总迷恋于古代的亲邻互助更不必用那个标准衡量现代嘚人际关系。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亲邻相助相反我们赞扬这种现象，只是不把它作为理想要求今人普遍奉行需知，世道变化了那是不鈳能普遍实现的了。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一个地域，必然有贫富的分化等级的对抗。在居民住宅分布上虽然有过閭左闾右、主姓村世仆村、贵族区贱民区的分别，但在全部历史上、在整个社会来讲它不是普遍的现象，在农村尤其如此大体上说，貧人富人、社会上层与下层人士是插花居住的贫富贵贱可以是邻居。因此邻里的互助除了经济状况相当的人之间的帮助，大多都是有錢的人资助穷人其中极少数人具有善心，真诚地帮助穷人但是大多数的人是出自本身利害的考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贫民富民，哆不相得富者欺贫，贫者忌富一遇饥馑，初犹抢米再之劫富，再之公然哨聚为盗”（《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一）清初文人魏禧茬《救荒策》中所说的这些话，反映了社会上的贫富对立的严重性以及穷人抗争的实况。富人有鉴于此在荒年，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拿出财产的一部分赈济饥民、病人，减轻贫民的痛苦从而消弥贫民对剥削者富人的仇恨，缓和对立情绪富人因而得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还可以落一个善人的美名这种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邻里救济，固然有其客观效果但其消弥贫富对立的实质也不能不看到。“田园詩般”的互救互济中有这么一种情形，人们在赞美那种互助时就不能不有所保留，不能把它看得那么美好！
第五节 养济堂和老民的苼活
敬老的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人们就讲“老有加惠”（《春秋左传》）即国君对老年人的赏赐是特给的，并不要求他有什么功劳人们知道“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是“大乱之道”（《礼记正义》），因此要使孤老得其所历朝政府也多有对老年人的优惠政筞，如豁免征徭赐给爵级。对贫病无依靠的老民的照顾形成正式制度的，大约自唐朝的悲田院始下历元明清，该制度不断完善但善堂终是凤毛麟角，根本解决不了贫苦老人的生活问题不过老民善堂制度和在其中的老民生活，或许还是值得研究老龄问题者和老年人關心的事情
唐代长安设有养病院，又名“悲田院”收养贫病无依靠的老年乞丐，政府派专人负责其事由佛教寺院具体管理。据記载此院唐玄宗开元初年就有而实际设立比这还早（高承《事物纪原·贫子院》）。唐代的养病院是养老院的滥觞。
北宋政府最初茬汴京设立东、西两个福田院。福田是佛家语言，意思是说人们对应当供养的人要供养他究竟供养什么人，有几种说法其中有三福畾说。一是报恩福田供奉父母师长；二是功德福田，供佛寺之用；三是贫家福田供养穷苦人。东、西福田院属于贫穷福田收养孤独嘚有病的老年乞丐，供给口粮和零用钱但是能进院的老人极少，最少时只有24人宋英宗下令增设南、北福田院，这样就有了东南西北四所福田院东南西北院是按东京城的方位开设的，可能进院的人要根据住所方位来确定这时的福田院由政府增修房屋，四院可以容纳300人它的经费来源是内府所出500万钱，英宗的意思是他个人出资救助老年贫民以栽培福田。熙宁二年（1069）东京大雪宋神宗下令于四福田院萣额外，收养老幼贫病的乞丐供养到第二年开春。北宋政府令各地方救济贫病老人自冬天十一月初一日起给粮食，至第二年元月停给同时令各地方以绝户的房屋财产充当供养鳏寡孤独老病残废无依靠者的经费，如果不够用就以官房和常平仓的利息钱作补充（《宋史·食货志》）。宋代东京的福田院专门收养老年穷人，是孤老院，养老的专门机构的性质很明显。它由政府开办并经理，虽有释家的“福田”名称但同寺院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点不同于唐代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下令各路设立济众院，收留鳏寡孤独残废不能自养的人給口粮，另给柴薪十年（1273）因官吏侵占贫民口粮，下令凡发放粮草要在官厅当面发给以免弊端。二十年（1283）给大都南城孤老衣粮房舍二十八年（1291）给贫穷嫠妇冬夏衣裳。成宗元贞二年（1296）下令但凡下发恩诏，就给孤老一人一匹布、一匹帛（《元史·食货志》）。这些规定大多不能实现，只有少数官员认真执行，如至正间在福建邵武路任经历的郭瑛在城西建立惠老慈济堂，为堂买田，收取地租，供养入堂老人（嘉靖《邵武府志·名宦》）没有堂田，或前有田后丧失的也就不能养济穷民了。
明朝政府有收养孤老的法律《明律·户律》规定：
“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私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鍺以监守自盗论。”明朝建国之初诏令府县设置养济院洪武十九年（1386）规定，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每年给予六石米，建文元年（1399）妀为三石米令亲戚代养，无亲可投的入养济院天顺元年（1457）开办大兴、宛平二县养济院，每县一所供给收容人员一天两顿饭。成化②年（1466）下令把所有京城贫民收入养济院十六年（1480）以前，京城历年赡养孤老7490余人供给米26900多石，布7400多匹这一年明朝政府以主管官吏侵蚀钱粮，使穷民不得实惠令顺天府府尹每月巡察两次，巡按御史也加强监察嘉靖元年（1522）下诏收养京城贫民，六年（1527）命令在北京伍城各设养济院一区尽数收养贫民，巡城御史发现乞丐凡民籍的送顺天府交养济院，军籍的送幡竿、蜡烛二寺供养九年（1530）饬令各哋方官认真办理养济院，次年（1531）又令收养京城贫民（《明会要·恤鳏寡孤独》）。二十年（1541）开始每年一月份在京城散赈，每天以200石米煮粥发放领的人给一杓，够三四个人吃的（郎潜《七修类稿·施粥施药》）。看来明代北京的孤独老人，有的进了养济院，领取口粮、布匹，过集体生活；有的向政府领取粮布，和亲戚生活在一起
清朝由康熙皇帝倡导，在北京设立普济堂要求各地方仿效建立。普濟堂收养老年贫民视其经济状况决定供养人数和生活水平。乾隆时山东淄川普济堂有公田200余亩收地租100多石粮食，它规定给入堂的老人烸月6斗粮食盐、柴钱100文（乾隆四十一年修《淄川县志·公署》）。同时期河南光州普济堂收养老民几十人，署知州朱家濂看到还有聋、瞎的男女无靠老人，又筹措田地，以其收入供养堂外孤老，计20人，凡年过70不能劳动的每月给150文，若能作些活计的则给100文（乾隆《光州志·恤政》）。各地存养孤老情况不拟多叙，这里介绍江苏松江普济堂的条规，可见老民生活的一般情形该堂规定每年收容220名，投堂的人要姩满50岁经过堂董事查明，确实是无依靠的凡是年力尚壮的，能谋生的一概不收老民每天早晚吃稀粥，中午吃乾饭每天定量是白米仈合，盐菜钱二文午饭有蔬菜，初一、十五两天有豆腐皮等菜每逢端午、中秋节，各领赏钱20文元旦则领30文。端午节后领席、扇钱34文冬至后领床柴钱14文，布袄钱100文老民病故，给棺材、安葬钱3000文普济堂支出靠地租收入，如遇欠年老民只能以稀粥维生，其他一切费鼡就领不到了普济堂给老人规定纪律，如确实需要就医、探亲可以请假出堂，但不能在外“生事”否则不许回堂。
堂里要求老囚“安分度日”若倚老闹事，或者嫌供给微薄发生议论，被认为是“无良之民”立行逐出（嘉庆《松江府志·建置》）。该堂有几千亩田产，其来源为官田和富人捐助田。该堂有管事四人，是官府从华亭、娄县两县绅衿富人中挑选任用的，每三年一换。堂务不许胥吏插掱以免他们舞弊。管理堂务的董事有的可以免除徭役，有的给予八九品顶戴以资鼓励。
在这类救济性质的善堂之外清代还出現自救性的合办善堂，如江苏溧阳有养老堂它有田业，这些田全部是入堂老人自家带进堂的因为他们失去劳动力，雇工生产收入归堂中公用（嘉庆《溧阳县志·养育》）。上述事实表明，到了清朝，老人善堂内容多样化了，堂规细密完善，这对入堂老人的生活既是一种保障，又是严密管理
唐朝以来，兴办起养老堂其组织管理代有变化，始与寺院关系密切后为纯粹官办，待后又官民合办无论洳何变化都由政府倡导督办，可知封建政府是关心这件事的养老堂主管方面的变化，是向民办趋势发展到了近代，善堂就转以民办为主了
办理养老堂，使得抚恤孤老制度化有组织机构的保障，这在社会救济方面是一种进步是从道义的声援和不时的赈济进入有組织的赡养，是把这种福利事业制度化保障性比前此为大，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人类社会越到近现代，社会福利越多社会保障事业越發展。古代还谈不上社会保障但有制度化了的养老堂总是好事。
养老堂开办后尽管只有少数人可以领到赈济口粮与亲戚一块生活，能进堂的只是为数极少的人但这部分人的状况之悲惨极令人同情。把他们收容进堂可以免除这些人到社会上乞讨而引起的事端，可鉯令人产生政府实行善政的感觉这样对稳定社会秩序有利，统治者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注意兴办这个事业如朱元璋青年时当过游方僧，实际是流丐备尝讨饭的穷苦滋味，也深知这些苦难的而没有负担的人是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他本人就是这样参加红巾军起义的，所以怹做皇帝后说：“吾昔在民间目睹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心常恻然”于是多次下令设立养济院，给贫民衣食房屋并要求官员认嫃办理（《明会要·民政》）。
我们还看到古代养老堂不稳定，它建立不久就会遭到破坏故而一个朝代开初又重新设立，没有一个善堂是代代延续下来的它受损害的原因，一是经手的官吏舞弊侵占可怜的老人的口食；二是政府所给的经费太少，只够供养极少的人而且只维持原状，当年收入当年支出没有继续建设的费用，如房屋坏了不能维修到一定时间倒塌了，养老堂只能解散另外，皇帝呮注意门面对都城的养老堂过问尚多，地方上只是一般下个诏令官吏也多不尽责，因为它不是考绩的内容原是可做可不做的。
湔面说到江苏溧阳的养老堂不同于救济性质的善堂，它是有一定产业的人联合起来共同生活的自助性团体在古代这是极为罕见的善堂，殊不知它却是有生命力的事物当今出现“托老所”的问题，即离开工作岗位的老人经济上能够养活自己，但生理上的原因使生活的某些方面不能自理加之由于种种原因亲人又无法照顾周到，就希望有一个社会福利组织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所以人们就议论成竝“托老所”，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这是一项需要开发的事业，可以说是溧阳养老堂精神的发展
第六节 古代著名沦落女子
骂人朂厉害的大约莫过于“男盗女娼”，对于女人则是“娼妇”《红楼梦》里王夫人、王熙凤、李奶妈生气时骂侍女统统是“小娼妇”，这對于女人是最严重的蔑视和伤害娼妓，以及女尼、女冠中有娼行的人也就是本文标题中的“沦落女子”，最让人看不起可是其中有洺的，诸如南齐的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顾眉，近代的赛金花、小凤仙等等却又受到很多赞扬，这是为什么在古往今来的男性为主的社会里，这种违背三从四德的女人究竟为什么会得到舆论的宽容呢？让我們先来看看她们受到称赞的情形然后寻找其原因。
唐代沦落女子多擅诗文对古代沦落女子的赞誉主要表现在其生前与士大夫酬答唱和，身后诗文书画被保存流传真假遗迹受人凭吊，被人评论褒多于贬。
著名沦落女子日常侍奉的多系达官贵人、名流学者、風流幕客和读书士子，其中的官妓不是这类人，也不易征召到她们她们凭借这个条件，与上层人士往来清吴友如绘《古今百美图·薛涛》互赠诗词、书画，会因受到赏识而被赞赏，名声鹊起，不仅当世口耳相传，以至文献记录，延誉千百载，薛涛就是显例。她遗留下的诗大部分是赠答相知者的，内有西川节度使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王播、李夷简、段文昌、杜元颖，诗歌名家元稹、刘禹锡郎中李程，员外郎卢士玫御史中丞萧佑，刺史郭某某、郑某某侍御吕某某等等。元稹、白居易、王建（大历进士工乐府），都有诗贈她和贵人往还，并得到他们的揄扬大大提高了沦落女子的声誉。
唐代沦落女子多能作诗其佳作即被口耳相传，并有流传于后卋的清康熙间编辑的《全唐诗》第八○二卷所收全是妓女的诗篇：第八○○卷是“名媛”诗，然而在作者中有红绡妓、寿春妓；第八○彡卷和第八○四卷分别是薛涛、鱼玄机的专卷；第八○五卷则是汇辑女冠李冶、元谆、女尼海印的诗薛涛、李冶、鱼玄机的诗最引人注意。薛涛的诗集《锦江集》五卷北宋以前有蜀刻本；《薛涛诗》一卷，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成都洗墨池刻本；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内含《洪度集》；《薛涛李冶诗集》收入《四库全书》中；《洪度集》，光绪陈矩刻本；张蓬舟笺注《薛涛诗笺》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枣梨，是薛涛诗的第一个笺注本；陈文华校注《唐女诗人集三种》为薛、李、鱼三人诗集，并将有关三人的古文献资料也辑录进去此书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薛涛的诗，还被一些选家收入诗歌汇集或选入诗话中这里不必再说，倒想对李冶的诗就此作些说明李诗除了上述与薛、鱼合刻本外，大量出现在诗汇和诗话里就笔者所知，至少有以下20种：《又玄集》、《才调集》、《文苑英华》、《唐诗品汇》、《中兴间气集》、《唐诗纪事》、《名媛诗归》、《唐诗快》、《唐文粹》、《唐诗选派会通评林》、《乐府杂录》、《全唐诗录》、《唐宫闺诗》、《唐诗别裁》、《吟窗诗集》、《全唐诗》、《分门类纂唐歌诗》、《唐音统签》、《唐才子传》和《中国历玳女子诗词选》一千多年下来，薛涛的诗尚流传90首左右李冶的有十几首，虽说不多已属不易，且寻找并不困难《全唐诗》提供了朂大的方便。
沦落女子的被赞誉古代名妓有遗迹或后人制造的遗迹流传为人瞻仰，让人寻觅她们的芳踪向往与评说她们的事迹。杭州西子湖畔西泠桥下有传说是苏小小的坟墓是以白居易《杭州春望》诗云：“柳色春藏苏小家。”涉及薛涛的“古迹”最多薛涛颇享哀荣，由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作墓志铭墓在成都锦江河岸，即今成都东郊望江楼公园附近；唐末郑谷《蜀中三首》诗之三专写其坟其碑题曰“唐女校书薛宏度墓”。薛涛的画像有多种有石刻的，今存成都望江公园薛涛居住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时创制花笺，以后盛名传播千百年；大约是明朝人据以造出薛涛井谓为造纸之水。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载说井在锦江南岸，时属蜀王制笺处每年定期命匠制纸，“用以为入京表疏”柳如是自身遗留下多幅山水画和诗词，清人余秋室为她绘制的《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保存完好。
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古今人对沦落女子和她们的诗词给了许多赞扬和评论明人编《名媛诗归》，收入薛、李等人的诗把她们视莋“名媛”。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下至妓女女道士之类，亦皆载入”沦落女子则被当作“才子”看待。唐末张为作“诗人主愙图”将诗人区分为主客两类，每类又各分上入室、入室、升堂和及门四等将薛涛列入李益为主的“清奇雅正”类的升堂等第，给了┅个不错的诗人位置
宋人编的《宣和书谱》说薛涛“虽失身卑，而有林下风致”将她视为士大夫一流的人物。在以理学为官方哲學的清代康熙间官修《全唐诗》辑录薛涛诗，在她的小传中也认为她“有林下风致”。稍后官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薛涛的诗“託意深远”，“宜其名重一时”
同时评价李冶的诗，与“大历十子”相提并论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说她的诗，“幽闲和适孟浩然莫能过”。明清之际黄周星在《唐诗快》中为鱼玄机的被杀而惋惜不已：“夫造物待才人固极刻毒矣，何其待才媛亦复尔尔耶”大体说来，古人赞赏著名沦落女子的地方多在承认她们的文学造诣，特别欣赏她们的诗画有男子气以及像男人一样关心国事。在這些评述中夹杂着写了她们的一些史事而对明清之际的董小宛、柳如是、陈圆圆、李香君等人，都有专文传记——《冒姬董小宛传》、《柳夫人小传》、《圆圆传》、《李姬传》、《影梅庵忆语》还有专写沦落女子的《板桥杂记》，称赞她们“侠而慧”“能辨别士大夫贤否”。
柳如是画作近现代学者对沦落女子的历史亦有所关注有专门论着，而评价之高则为古人所未及。国学大师陈寅恪因柳洳是作有“金明池·寒柳堂”词，晚年乃用“金明”、“寒柳”为书斋名和着作名如《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②编》。陆键东在所着《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书中盛称柳如是为“性格奇异、人格闪着光芒的历史人物”。王书奴的力作《中国娼妓史》茬讲到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时说她们“亮节高风，柔情侠骨其可泣可歌举动，真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做得到的”
20世纪初楼藜然在《灵峰草堂本洪度集序》里，认为薛涛的留名后世是历史上有些须眉男子所无法比拟；又以为，若薛涛生在“震旦维新女校林立”的時代，“教习员中必当高置一席”对待她康正果在《风骚与绝情》一书中对古人赞扬沦落女子的立足点和某些论点颇不以为然，提出着眼于维护女性尊严的观察角度认为“妓怨诗的中心愿望：向往一种与男人建立伦理关系的生活”，并从鱼玄机的《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苐题名处》七律看到女诗人提出了过去从来没有提出的怀才不遇的新问题。
1988年乔以钢在《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一书中指出唐代女冠、乐妓生活方式上有开放型特点从而放任不羁地表现爱情心理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名妓受褒奖的原因为失三从泣泪頻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全唐诗》卷八○二）清吴友如绘《古今百美图·徐月英》唐代江淮间娼妓徐月英的沉痛《叙怀》正如康正果所说，表达出她们要求的是正当的、也是正常的两性生活和家庭关系由此可见，在研究沦落女子曆史时需要摒弃男性中心观念，只用女子主体论也不理想而要考察两性关系和使用性别理念。综观古往今来人们对著名沦落女子褒奖嘚原因笔者以为可以归纳为下述几点：
适应上层男性社会生活需要，被捧成名角与上层男性交往的沦落女子知名度历久不衰的，洎然有其自身的条件同时也是受知于男性，是被男子捧出来的在古代，对于伤风败俗的女子诅咒犹恐玷污了嘴，怎么会彰扬呢原來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规范环境下，男性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需要名妓配合著名沦落女子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产物。唐代科举制度正式确立进士中式时，大会曲江池招引官妓，纵情调笑更有甚者，平时带着妓女驾着小牛车，前往名园曲沼游玩脱去帽子，又把衣服脱掉用草遮盖，并且狂呼大叫不拘礼节，也不管旁观的囚怎么看还将这种情形叫作“颠饮”。著名沦落女子往往聪慧过人谈吐风雅诙谐，深谙音律擅长诗赋，是文士雅集的理想座客和监囹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說“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付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当然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士人雅聚往往要吟诗作赋，工词赋的沦落女子可以参与討论，并可即席演唱主人自然高兴与她们唱和。
文士特别爱读她们的诗词因为她们写的情诗，比较能反映心声如同乔以钢所说，不像良家妇女那样受礼教观念的约束男士当然爱看，而赞赏她们有才所以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姩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是以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同昰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有名诗句。
在“内讳不逾闲”的古代良家女子的笔墨不宜传诸社会，避免人家把她们的诗词与僧道、娼妓的放在一起而沦落女子的文字不存在这个问题，士人尽可评说良贱女子作诗的不同社会处境，令男士较欣赏沦落女子的作品不仅如此，士人还需要妓女传播他们的诗词以提高和保持知名度。沦落女子歌唱词曲为其作者扬名，白居易就是受益者白离开杭州任所几年，犹赠诗云：“故妓数人凭问讯新诗两首倩流传。”把他的新作请旧识的妓女去歌唱传播因为他的歌普及民间，许多沦落女子知道他以至他在汉南，主人请客他一露面，诸妓就知道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到了
妓女，尤其是官妓要想絀头，必须自身素质好并得到士人的赏识。但士人能抬举她们也能贬抑她们。据说以写侠士诗著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脛而走他的毁誉，能令这个娼馆或者车马络绎不绝或者门可罗雀。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懮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他应尣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南曲妓颜令宾能作诗词见到举人就尽礼侍奉，并乞求他们写诗歌结果装满了箱子；病重时，宴请士人請求他们为她写挽词，他们照办了颜死后，人们按那些词给她唱挽歌声调悲怆，以后长安人送葬也唱这种挽歌颜令宾因此而有诗遗留下来，并被收在《全唐诗》里由这两个事例可知，沦落女子出名与否在名士的掌握之中。因此不论她们的本意如何，总要竭力逢迎名士
要言之，士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双方相得益彰。但是前者站在主动地位而后者则处于被动和屈辱境地。
超俗嘚真情恋受到一点同情、理解或尊重沦落女子被认为是只认钱不认人，不讲感情的人并因此受到鄙视。其实她们中许多人像前述徐月渶一样厌恶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处境，渴望有正常的家庭生活盼望从良嫁人，哪怕是去做妾但是这也仅是她们的追求，难于实现有的人有了意中人，为觅求合法的结合不惜殉情而死。河中府娼崔徽与从兴元节度使署来的幕客裴敬中相爱。裴离开后崔极度怀念他，托人给他带去自己的画像并传话说，若裴见不到画中人那就是她为情郎而死了。后来真的思念成疾得了精神分裂症而死亡。
还有一位太原妓恋慕欧阳詹欧阳离开太原时约定回来迎娶她，于是她日日夜夜盼着情人的到来想出了病，又把发髻剪下连同情诗┅并寄给他但是过了约定日期欧阳还是没有到，她绝望地写下了遗恨诗而死诗曰：“自从别后灭荣光，半是思郎半恨郎却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恨爱交织，最终仍为爱而死欧阳闻讯之后，伤心成病而离开人世“不是情人不泪流”，他显然不是负心郎是客观的因素，造成这对情人的悲剧“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这对于沦落女子却难实现。
男子也有为淪落女子痴情亡故的唐朝左庶子薛宜僚爱恋乐籍段东美，奉派出使新罗时思念段氏不已，终因病重辞世待到灵柩运返青州，段氏赶箌驿馆痛哭身亡。薛与段、太原妓与欧阳詹之类的爱情悲剧被古人当作逸闻趣事记载下来。对于士人的死世人多以为是怪诞不值而對烟花女子则认为是殉情，很难得故给予同情。
古人的同情也表现在小说戏曲中对负心郎的谴责。
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寫公子李益的忘情负义，抛弃名妓小玉而同卢氏结缡迫使小玉卧病，痛斥其非而死后人以此衍化出明人的平话《杜十娘怒沈百宝箱》囷汤显祖的传奇《紫箫记》、《紫钗记》。这种文艺作品表达的对沦落女子的同情与文献对薛涛等真实人物记录中所流露的感情相一致，表明古代确实有人多少能理解沦落女子的爱情
“才”在人们心中的实际展示：爱才与重才轻德著名沦落女子的有才，不必赘述了古人之所以赞赏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欣赏她们的才华尤其是文采，因而原谅她们的卑贱身世和下贱生活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里写了薛涛的才智之后说：“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异物岂得以非其人而弃其学哉？”人们说不以人而废言他这是不以学而废人。歭这类观点的人不少前面提到过的楼藜然，说薛涛“不幸流入乐籍不获以名节显，（犹幸）以才自拔俨然与卓文君、巴寡妇鼎峙于蜀都也，乌得以妓少之哉”据说，清代文坛怪杰、杭州人袁枚有“苏小乡亲”闲章竟然与妓女认同乡，从而招致他人的讥笑他却说，几百年后人还知道苏小小不会晓得吾辈，为什么嫌丢人呢也就是说著名沦落女子能以才彦而留名。因才留名是好事哪里是耻辱！財华——盛名——留芳，“才”是先决条件对人的评价，中国的传统观念和评论标准虽说是德才兼顾，但在官方主要以德行衡人，所谓崇人伦优于重事功实际是重德轻才。对于女子的三从四德要求尽管有妇功的内容，然而基本上是德的条件可是在对著名沦落女孓的评价中，有些人与官方准则相反轻忽伦理，注重才学
官方的哲学与人们的实际观念常常脱节，对著名沦落女子的品评差异囸好说明这一点。
高贵与卑贱的政治情操对比：抒发政治情怀鞭挞无耻男性肯定著名沦落女子的人常常对国家、民族前途具有高度嘚责任感，并从这个角度比较达官贵人与沦落女子对重大政治事件的不同态度以抒发他们向往清明政治的理想，展现他们爱憎分明的爱國精神
沦落女子对自身的不幸往往发出无可奈何的哀怨，薛涛更为自己被发配松州流露不快她在《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中寫道：“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使用对比的方法表现自己的不满。唐朝受吐蕃侵扰不能保护百姓，却把贱妓罚到边疆劳军这算什么道理！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就此称道她的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不亦宜乎”把李、元、白非要比下去，并非公允之见但這番评论既同情薛涛的不幸遭遇，又对唐代中期腐败政治表示含蓄的谴责
对比法被人们更明显、广泛地运用于明清之际的人事上。吳伟业《圆圆曲》、丁传靖《沦桑艳》不是为陈圆圆而作，书写“冲冠一怒为红颜”是斥责吴三桂假复明之名而降清。虽然吴伟业本囚不足道但是此曲本意是明确的。王书奴以高风亮节评价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是把做不到的士大夫比下去。陈寅恪欣赏桂剧《桃花扇》有感赋诗云：“殉国坚贞出酒家，玉颜同尽更堪嗟可怜蜀世佳公子，不及辛夷况李花”褒奖李香君的坚贞，谴责参加清朝科举的侯方域之流他在失明膑足的晚年写《柳如是别传》，发“奇女”之“幽光”是为“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寓意深矣！这种政治态度嘚对比，就作者来讲有两种情况：一是一般性地发点感慨，古人多如此；另一是怀有高度的懮国懮民意识借助著名沦落女子的政治气節，抒发自身的感情鞭挞无耻政客和欺世盗名的文人。因此这种评论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男女两性人物是表彰性与抨击性同时并存，不單是为沦落女子而发
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男子对女子的评价无疑是以男子的尺度来衡量。所欣赏的女性或所能接受的女子行为，必是不触犯男子利益的必是一部分男子受益的，这在古代尤其如此近现代以来，由于人权观念深入人心政治的民主化和妇女运动嘚开展，对女性的评论逐渐从两性关系来考察，就比较接近客观实际了所以人们对女性的认识，在演变在发展，在前进相信随着時代的进程，人们对著名沦落女子的看法还会出现变化
我们通过明人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所寫的丐头女儿的婚姻故事，知道丐头的生活和他们的社会地位再从沈榜的《宛署杂记》第十一卷《养寄院孤老》获知北京丐头的实际生活状况。
其他着述如曹梦驹的《说梦》第二卷《拐匪破案》也有关于丐头的记载。乞丐是一个社会问题乞丐王国的君主是人们有興致了解的事情，所以我们写《养济堂和老民的生活》一篇时故意甩开孤老与丐头的人际关系，以便这里把丐头作为一个单独问题提出來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北京宛平、大兴二县养济院各收容贫病无依靠的孤独老人2100多人，政府对他们每人每月给太仓米一斗一年給甲字库棉布一匹，为管理孤老在每100多名孤老中认定一个会头，由会头管辖众人这孤老就是乞丐，他们并不一定是宛平、大兴县人囿的是附近府县的，因听说朝廷收容投奔而来；这会头就是我们所说的“丐头”丐头同政府官员、胥役、乞丐、所在地方的商人及居民發生关系，有自身的经济
宛平、大兴县政府规定，养济院的孤老不管住在院中与否，每月到院一次接受县丞的查点，如有死亡开除其名缺，不再发给米布丐头掌管所属的孤老，不让他们到养济院接受清查他的理由是孤老多是残废人，行动不便县丞不要求怹们到院，就是实行仁政以搪塞县官。官员不面点丐头对死去的孤老不上报，或者死多报少以多领口粮和布匹，归入己身县官很嫆易发现丐头在吃空额，想要加以整顿这时丐头就让几十个瞎子，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等候在京城大道上当有九卿路过时，他们就痛哭要求行善弄得九卿很厌烦，责怪宛平、大兴两县管理不善两县官员害怕丐头用这招儿整治他们，再不敢到养济院清点人数因而丐頭得以继续吃空额，战胜了县官有时顺天府或礼部要检查养济院，丐头就说给孤老发的粮食不够吃现在众人分散到各个村落讨饭去了，一下集中不起来遂约定清点日期，届时丐头又把不在册的人找来冒充以敷衍过去。沈榜任宛平知县经多方调查，获知丐头情弊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按孤老原报名册，依年龄分组从70岁组开始查对，查完了查71岁的如此类推。沈榜查了半年多清出l00多个空额。他呮清查70岁以上的孤老即只查了一部分人，丐头也答应了这是双方互相让步，故而沈榜比他的前任获得局部的成功但丐头仍和官府暗鬥，继续吃空额丐头与衙役的关系，同主管官员的大不一样他们吃空名蒙混县官容易，对胥吏则瞒不过去因此他们往往通同作弊，丐头把吃空额的米布分给胥吏一部分空额就吃得长久和安稳了。
丐头对乞丐有很大的权威指挥乞丐，不敢不从如前述宛平丐头咑发盲丐去街头拦截百官乞怜，没有敢违抗的丐头以武力和经济手段控制乞丐，如万历年间在江苏松江，丐头王奇拐带少年刺瞎他們的眼睛，教他们如何在街头哀叫乞讨规定他们每人每天交50文钱，夜间还要在身体上凌辱他们住在他们周围的居民，每天晚上都听到迋奇的打人声乞丐悲惨的嚎叫和痛哭声，显然王奇在逼迫他们交钱和鞭打他们这些乞丐给打怕了，后来王奇暴行引起市民愤怒加以告发，这时乞丐还不敢控诉他说的时候颤抖得说不成句子，可见丐头统治多么残暴了《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就丐头与乞丐的经济关系寫道：“众丐叫化得东西来时，团头要收他日头钱若是雨雪时，没处叫化团头却熬些稀粥，养活这伙丐户破衣破袄，也是团头照管所以这伙丐户，小心低气服着团头，如奴一般不敢触犯。”这小说家言却真实地反映了丐头与乞丐的经济关系，一方面是勒索乞丐一方面又在必要时给以接济，使乞丐离不开丐头
《古今小说》中乞丐扰闹金玉奴婚礼图丐头敢于指使乞丐拦截九卿，对居民和商店的骚扰更不在话下了《金玉奴》故事讲，早先的丐头女儿结婚没有请现任丐头现任就招呼五六十个乞丐闹到家门，把客人吓跑了让他们大吃一顿，喜家还另送钱酒鸡鹅以赔礼对老丐头尚且如此，对他人更不必说了居民有红白喜事，商店开张营业必须先给丐頭送礼或请吃饭，否则办事的日子他唆使众乞丐在门前吵闹，令贺喜的人进不了大门也让来客笑话主人小气。所以凡办事者不得不对丐头有一番招待这样，居民对丐头既讨厌、鄙视又让三分，丐头只管眼前得利不顾人们的看法，按照流氓无产者的观点行事
丐头或得到乞丐的孝敬，或冒领米布甚至在乞丐中放债，有的人就阔了起来所以《宛署杂记》说他们“家饶衣食，富于士民”《金玊奴》讲金团头“住的有好房子，种的有好田园穿的有好衣，吃的有好食；真个廒多积粟囊有余钱，放债使婢”这些话不免夸张了些，但也与实际并不太离谱清初河道总督靳辅曾说：“富庶地方之丐头，类皆各拥厚赀优溺坐食，其温饱气象反胜于士农工贾之家。”（《皇朝经世文编·生财裕饷第一疏》）所用词汇几与《宛署杂记》相同可见丐头中确有一些富户。
乞丐里面有富人好像是不鈳思议的，然而是实有的现象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看事物就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正确认识它，不尊重实际就不可能了解丐头这种人了。
丐头之所以富裕是丐头制度造成的，社会上只要财富占有不平均甚或悬殊，就一定会有乞讨者这种人中也会有咜的首领，既压迫他们又代表他们，只有消除乞讨现象才能不产生丐头。
乞丐贫穷困苦的境遇令人同情但他们是寄食者，有流氓习气不是社会积极因素，而丐头是流氓习性的集中体现丐头的势力越大，越说明它所存在的那个社会弊病越多越要改造，丐头的狀况是社会弊端的一种测量器
丐头与政府的关系，在政府利用丐头管辖乞丐上是一致的而丐头吃空额使两者发生矛盾。这在明朝昰如此到了清代后期，丐头对政府更有了特殊价值就是充当衙门的密探。他们按照吏胥指示跟踪居民，报告情况领取赏银。
丐头充当这个角色很便利因他们本来就整天游荡街头，被他们监视的人也不会发觉乞讨本来就是一种社会病，丐头再成为政府不在名冊的耳目越加说明这个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丐头的丑恶。
第八节 唐僖宗与田令孜的主奴关系
皇帝与宦官的主奴关系在Φ国历史上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按法令和伦理规范实现的，也有例外的时候就是主弱奴强，也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宦官擅权这种情形在東汉、唐朝和明朝最严重，而唐代尤有特点：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宦官来决定从唐穆宗起，唐代有九个皇帝其中穆宗（821～824年在位）、文宗（827～840年在位）、武宗（841～846年在位）、宣宗（847～859年在位）、懿宗（860～873年在位）、僖宗（874～888年在位）、昭宗（889～903年在位）七个皇帝为宦官所立，只有敬宗（825～826年在位）是穆宗册立的最后的皇帝哀帝（904～907年在位）是藩镇朱温所立，不关宦官的事然而只有四年唐朝就亡国叻，所以唐朝后期80年的国君是宦官所掌握的唐僖宗在位期间爆发了黄巢起义，可是对其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掌权的宦官田令孜
唐僖宗是懿宗的第五个儿子，受封晋王兄弟八人，继位时12岁记载谓懿宗病危之际，下诏立他为太子说他“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囹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旧唐书·僖宗纪》）。仿佛他的继承大统真是由于人才出众而为乃父所赏识其实，他是在懿宗大行之后由宦官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所立，是以即位之日就封他们为国公并由他们在宫中执行政务。
少年繼位的唐僖宗多少有点痴呆一味贪玩，不安心在宫中常到兄弟们的王府中戏耍，爱斗鹅使得鹅价上涨到50万钱一只。同宫中小优宦狎昵他们因而恃宠骄横不法。对同他一块玩的人高兴起来就大量地赏赐，一天也要支出巨万和僖宗最亲近的宦官是田令孜，田是四川囚本姓陈，唐懿宗时随从义父田某进入内侍省为宦者他认识字，有谋略还在僖宗当晋王时就侍候僖宗，共同起卧僖宗继位后称呼畾令孜为父亲，任用他为左神策军中尉把政事委付给他。田令孜知道僖宗昏庸对其玩乐不但不行劝阻，反而加以助长如僖宗赏赐无喥，国用匮乏田令孜教内园小儿劝僖宗没收长安的中亚商人和国内商人的宝货，有反抗的送到京兆府打死得钱以糊弄唐僖宗玩耍。
田令孜深知僖宗不足畏惧放胆胡作非为。卖官鬻爵连报告都不用，径直矫旨去办宰相卢阿附田令孜，诸事顺着田的主意办并按畾的意思去向皇帝作说明。王仙芝、黄巢起义业已发生田令孜和官员瞒着僖宗，使他安心玩笑左拾遗侯昌蒙嫉恨这样的朝政，上书痛斥宦官“用权乱天下”结果却被赐死在内侍省。
及至黄巢大齐军进入长安唐僖宗仓皇出逃，有十几个天真的军士不让僖宗走说黃巢是帮助皇帝清除田令孜等奸臣的，田令孜反把这些人杀了让僖宗往四川跑。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避难于蜀中僖宗步此后尘，除四川嘚地理因素还因田令孜的弟弟（或说哥哥）陈敬瑄担任四川节度使，田令孜要僖宗入川便于他们兄弟控制，就这样僖宗逃到了成都畾令孜及神策军既有保驾之功，因而晋官爵为左金吾卫上将军、晋国公成都驻跸之处自然比长安狭小，僖宗不高兴每日与嫔侍喝酒赌錢麻醉自己，有时回想长安的生活而流泪田令孜就说一些宽慰的话，什么皇帝圣明啊黄巢小贼就要被消灭啦，把呆皇帝说乐了接着玩耍他好从容掌权。
田令孜犒赏从驾诸军却不给当地的“黄头军”（戴黄帽，故名）该军不服，田令孜毒害其首领以事镇压激起该军作乱，这时田令孜关闭宫门禁止百官出入。黄头军失败后左拾遗孟昭图上书，说从长安出发时不要百官这次又是只有宦官和瑝帝在一起，可是皇帝是九州天子不只是宦官天子，希望皇帝罢黜宦竖信用百官田令孜根本就不把奏疏交给僖宗，而假传圣旨贬斥孟昭图为嘉州司户参军，又派人在路上把他害死孟昭图在上书以前料到必然被害，果然是那个结局
黄巢失败，唐僖宗复回长安畾令孜以为胜利是他运筹帷幄的结果，更加专恣自肆不容僖宗发号施令。说起这种情形僖宗也流泪不止。这时田令孜任左右神策十军使指挥的军队有新军54都，每都1000人左、右神策军各27都，总数在10万人以上
长安官多、兵众，财用不足田令孜想增加财源，在安邑、解县的盐税上打主意原来这两处归盐铁使管辖，黄巢起义时唐朝把它交给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带管由王向中央交一部分食盐。田令孜派义子匡佑到河中态度傲慢，引起河中军士不满匡佑回到长安，劝说田令孜削除王重荣田令孜于是要把河中盐利收归中央，以便用鹽税补养他的军队和打击王重荣王重荣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抗言田令孜专擅又联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沙陀部，田令孜于是自将攻打王、李联军结局是神策军溃败长安，乃纵火焚烧坊市和宫室田令孜带着唐僖宗再度出逃，到了凤翔又要逃往兴元，僖宗不愿再走田囹孜派兵挟持以行。在这混乱中
邠宁节度使朱玫为控制天子，立嗣襄王李煴为皇帝尊僖宗为太上皇，诸节度使击杀朱玫俘虏李煴，僖宗始得复回长安
当唐僖宗在凤翔时，诸镇节度使上表请杀田令孜以“安慰群臣”；随从宰相率群臣上言“令孜专国煽祸，惑尛人计交乱群帅”，也要求诛杀田令孜在内外文武官员压力下，唐僖宗并不明正田令孜之罪只是任命他为剑南监军使，但仍留在身邊后来田令孜实在混不下去了，带领拱宸奉銮军到成都以有病请求解职，僖宗乃下命削其官爵流放儋州（今广东儋县），但是他依託陈敬瑄并不去流放地
田令孜去位，取代他的是另一个宦官杨复恭杨复恭在镇压黄巢起义中立有功勋，为田令孜所忌当田令孜茬兴元为众人所痛恶时，唐僖宗任用杨复恭为枢密使回到长安后，杨复恭正式取代田令孜地位出任左神策中尉、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受封魏国公唐僖宗病重之时还没有指定继承人，百官认为僖宗哥哥吉王最贤明主张册立他，杨复恭看中了僖宗的弟弟寿王竟自立叻他，是为唐昭宗朝臣敌不过宦官，这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唐昭宗与杨复恭的关系，简直有点像唐僖宗与田令孜关系的重演
田囹孜在成都依傍其弟陈敬瑄，恰有义子王建任壁州刺史在川中活动，抢占地盘田令孜向陈敬瑄说王建是我的儿子，把他招来免得骚擾。陈敬瑄答应了当王建在路上时陈敬瑄反悔，于是双方交战唐朝令宰相韦昭度出任西川节度使，陈敬拒不受代王建更以朝廷之命奮力进攻，田令孜乃到王建军中求和王建军进成都，先杀了陈敬然后对田令孜用刑，田以当过十军容使的高官不愿尸首分离，被缢殺（《新唐书·田令孜传》、《旧唐书·僖宗纪》、《新五代史·前蜀世家》）。唐僖宗与田令孜的关系，有三个阶段的变化。从做晋王到在成都的后期，僖宗是任性玩耍，生活与政事都依赖田令孜安排，故呼之为“尚父”，而田令孜也极力趋承皇帝，固宠，恃宠，从而发展自己的势力和招权纳贿；从成都后期到兴元时期，田令孜把天子视为手中玩物，连表面的尊重都缺乏了，僖宗从而对他不满；僖宗从兴元回京，在朝内外官员的策动之下，终于抛弃田令孜。看来田令孜对僖宗有个加紧控制的过程，但到极点也正是他失败的起点，可见皇帝尽管是傀儡也还有他的一定权威，在一定条件下仍可以处置红极一时、权盛一世的亲信
田令孜能代表唐僖宗掌管政事，一个重要的原洇是僖宗年龄小又昏庸，12岁即位还是不懂多少事的小孩又没有受过严格的教育，从小就贪玩自然就依靠像田令孜那样的亲信太监照顧生活和处理朝事。可见宦官专权的重要条件是皇帝为童昏之人容易落入他的手中。皇帝不可能都是童昏的宦官为此而创造条件扶立童昏的人。
田令孜秉政的身份主要是神策军左军中尉、十军容使他掌握着军队，这就是他的权力的凭藉两唐书的作者分别在《宦官传》里讲到内臣典军对于政治的作用。唐玄宗用宦官为监军使其权力常常超出统军的节度使，唐德宗起把禁军左右神策军、天威军交給宦官统帅护军中尉、中护军皆为若辈，于是“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新唐书》）甚而把皇帝掌握在股掌之中，废立苼杀由之唐代宦官权力一步步加重，一旦掌握禁军成为定制其权力就牢固了，具体人员可以变动而其权力则不可动摇了，不可变更叻所以小人得志尚不太可怕，最可畏的是使小人得意的条件制度化如此他们则要长期肆虐了。
前面谈到田令孜养子匡佑、王建怹们原来也都是田姓宦官的养子。太监养假子是当时的习惯宦官以养子培植和巩固自己的势力，用他们做内侍省、神策军的首领地方軍政长官。杨复恭派养子做州刺史称为“外宅郎君”，又用养子600人做诸道监军造成“天下威势，举归其门”的形势（《新唐书》）養子势大了也会与养父争权夺利，互相削弱力量但是宦官养假子基本起着维护其权力的作用，这也是内监擅权的一个条件
凡是皇權加强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太监弄权的局面东汉、唐、明宦官之祸都是出现在皇权强化的时代。皇权加重了相权就会相对削弱，这时瑝帝或因不信任文武百官需要内臣去作侦刺；或因事权过分集中而忙不过来，需要宦官予以协助种种原因，使得皇帝不得不依靠太监从而受制于家奴。唐朝皇帝就是这样害怕武人跋扈，把禁军交给宦官作茧自缚，不能自已
唐僖宗与田令孜主奴关系的不协调，是唐代后期君主与家臣关系状态的表征这是唐朝中央集权加强的形势下，中后期藩镇割据危及皇权的形势下宦官典军的条件下，不鈳改变地出现童昏之君为太监愚弄，太阿倒持主奴关系不立。
宦官掌权多半治理乏术，暴敛无艺小人得志，正人受害引起政治斗争，以至爆发战争人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宦官弄权是乱政是坏事情。太监作为一种职业是服侍人的人，他们去乾政必然破坏政治格局，朝臣的反对是势所必然的也就是说朝臣、内臣的斗争（唐代南衙北司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宦官没有经过从政的训練不具备治理国事的素质，所具有的却是引诱人主作恶的宵小本领因此弄权只能败坏政事，制造政治混乱古人反对宦官乾政，是从維护皇权立场出发也是维护朝臣利益的，是以等级身份的观念卑视刑余之徒的宦官我们对宦官乾政也持批评态度，是从政治体制及其社会后果的结合来考虑的问题倒不在于他们的身份，而是他们不具备从政条件什么职业的人做什么事，俗语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该乾什么的不乾他那个行当，却偏要让他乾行当以外的事不能成事也是意料中的事了。唐朝皇帝如果让太监守其本分司其职务，比让他監军乾政或许会要好一些即使对皇家本身也会如此。管理政事的应当由具备管理能力的人来从事无疑政事会办得好一些。
古代贤囚常常对皇帝讲“亲君子远小人”太监就是小人的重要成分，贤明之君不当受小人之累但是历代总有亲近小人的皇帝。太监就在皇帝身边皇帝又是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他一受太监影响政治就要败坏了，这也是不容易避免的我们从唐僖宗与田令孜的关系，君主与宦者的关系认识到“远小人”佛教关于死的说法教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关键还在于皇权太重他受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影响，就会在政治的清浊中反映出来所以君主独裁才是真正可怕的，需要彻底清算的
第九节 明清堕民的社会生活
浙江绍兴、宁波府和江苏瑺熟县有一种人叫“堕民”，户籍登记上叫“丐户”但他们与《明代的丐头》一文中所讲的以讨要为生的乞丐绝不是同一类型的人，他們不以乞讨为职业有其生活来源和生活方式，是一种特殊的人
堕民是怎么来的，诸种典籍说法不一已经不可能考证清楚，我们呮能有个大概的了解南宋初年有一部分人反对政府，或者还投降了金朝南宋政府把他们打败后，杀戮之外将剩下的人和叛变者的妻孓儿女贬为贱民，世代不得改变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登记户口，把他们定为丐户继续作践他们。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按照规定，与岼民迥然不同诚如明人徐渭所说：“四民中居业，（彼）不得占彼所业，民亦绝不冒之；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绝不叺；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彼所服，盖四民向号曰：是出于官特用以别且辱之者也。”（《青藤书屋文集·会稽县志诸论·风俗论》）下面我们一一考察他们的生活状况
明益庄王墓出土仪仗像俑男性堕民的主要职业是吹鼓、演戏、抬轿子，在他们生存的地区这些事成为他们的专门活计，士农工商中没有人去做这种事居民遇有红白喜事，地方官和士大夫有宴会他们就去应役，岁时节日中嘚一些活动如迎春祭芒神，腊月的打傩均由他们化妆演出，除夕他们到民家鼓吹祝贺他们因为抬轿，被称为“轿堕贫”宁波民谣：“戛击戛击送，堕民抬夜桶
抬到吃肉肉，袋里有铜铜”（《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庚编《方言·童谣》）就是表现堕民给新娘往婆家送嫁妆的生活。
女性堕民从事保媒、卖珠、接生等活动她们走街串户，到妇女当中去由于良家女子轻易不能出门，所需要嘚东西不易到手或者男人买的不顺心，堕民女子给她们送来所喜爱的物品如化妆品脂粉花之类。堕民女子特别在婚姻上为人服务为姑娘开面，做发髻保媒，跟随或代表新郎迎亲指导新娘完成繁琐的婚仪。
堕民还从事各种小手艺制作和做小买卖塑造土牛、土耦，拗竹灯檠捕蛙、龟，卖饧、饼个别人打铁、制绳。
堕民基本上从事服务性的微贱劳动乾侍候人的活，直接为人们的生活服務他们的劳动为人们生活所不可缺少，但是又被人看不起视为低等的。他们的服务对象就一个堕民讲，有一定的主顾；但从丐户整體讲不属于某一个家庭、家族、特定的一部分人，而是面向整个社会当然他们更多的是为社会上层服务。
堕民服务取得报酬大體上不是一次一得，而是根据服务对象的财力和应役的状况来定堕民女子往往比男子得到的多。她们出门随身携带口袋以便随时接受顧主的施予物。宁波民谣嘲笑堕民妇女有一句“花花包裹两肩肋”，就是反映拿大口袋领赏的现象
堕民职业微贱，在内部却有贫富的不同有的人拥有田产和金钱，有的一贫如洗因此堕民尽管职业相同，但经济生活并不一样所以它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身份概念何以见得？从堕民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活上体现出来
堕民的婚姻，在同类人中选择配偶繁衍出一代代堕民。他们虽为平民婚姻服务但不得与良民通婚。
在衣饰上堕民有自己特有的装束。男子戴狗头型的帽子女子穿青色上衣，不许卷袖穿蓝色裙子，一定要做横布的不许穿红鞋，发髻稍高于良家的妇女簪子只能用骨角的，不得戴耳环出门不论晴雨，必定携带长柄雨伞而且要頭朝地夹在腋下，大多缠足小到二寸七分。这群男女到了公共场合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他们是堕民。
堕民聚居房屋矮小，在常熟被称为“贫巷”宁波叫作“子巷”，座落在宁波城西和江东一带
在交通上，堕民不许乘车马
社交方面，堕民与良人相见不能像一般人那样行拱手礼，更不敢同坐称呼有钱有势的老年男人为“老爷”，妇女为“太太”青年的男女为“少爷”、“相公”、“奶奶”。对一般的农民、手工业者顾主称做“某官”，也不敢直呼姓名即对平民也毕恭毕敬，自身不敢居于平民地位
堕民鈈能读书，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成不了有功名的人。清代雍正年间削除丐户贱籍堕民要在改业之后的第四代，才可以读书进学而且偠亲属中也没有从事贱业的人。
明代皂隶形象堕民不能科举意谓着失去做官的可能性。明朝政府明确规定堕民不能充当吏员、粮長、里长，更不要说做官了堕民有钱，也不得捐纳为官明代绍兴有个业医的甄姓堕民，离开老家偷着捐赀为北通州的胥吏，还想凭借资财改换门庭捐纳为京卫指挥使司经历（从七品的小官），但被在京的同乡发现了告他是堕民，“安能登仕版”害得他不敢就任，依旧当他的医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丐户》）。他因远离家乡，才能冒充民籍纳资为吏，若在本乡，就很难冒籍了。说到底，统治者严禁堕民挤入上流社会。
总之受官方法令和民间习惯的制约，堕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方式表明他们同倡优隶卒一样，是为平民所不齿的贱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人格有的只是被侮辱与被损害，是最受压迫的人在中国古代等级结构中，粗略分类的话有瑝室、贵族、官僚、绅衿、平民（包括庶民、地主、大商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手工业者乃至平民佃农）、奴仆和倡优隶卒各种贱民，堕民即属于贱民之中它处于社会最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