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府曾管过 : 清江县（现为县级樟树市宜春市管辖）, 新余县（现为地级新余市）以及新干县和峡江县（现均为吉安市管辖）四县。清末撤临江府原临江府所在地为现茬县级樟树市的临江镇。现临江镇只保留原\"裤裆街\"你所说的\"十字街\"，可能与现在的\"十字街\"非同一条街另\"临江府清江县十字街\"，很难确萣不知指的是\"临江府治十字街\",还是\"清江县治十字街\" ? \"临江府治\"在现樟树市临江镇，\"县治十字街\"在现樟树市区内最好是要有详细资料，并來实地考察

 临安自绍兴八年(1138)升为南宋首都先后三次纂修志书。乾道五年(1169)周淙始修，成书15卷今存3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叙录简括深有体要；"淳祐十二年(1252)，施谔再修成书52卷，今存6卷亦是"叙述简雅，征引赅洽"之著；(林正秋《南宋行都三志》)咸淳四年(1268)潜说友三修成100卷，今存93卷"前15卷为行在所录，记宫禁曹司之事自16卷以下乃为府志，区画明晰体例井然，可为都城纪载之法"(《四库全书总目》)
《新安志》10卷，赵不悔修罗愿纂。成书于淳熙二年(1175)是志采用纲目体，15大目下又详列子目其子目划分甚细，例如物产分谷粟、蔬茹、药物、水果、水族、羽族、兽类、货贿等项；杂录分人事、诗话、杂艺、砚、纸、墨、定数、神异、记闻9门。体例分目极其周备罗愿为撰此书，遍考前代图经、地记"间阅前史及國典，并杂家稗说"还"益访故老，求遗事"(罗愿《新安志》序)《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叙述简括，引据亦极典核"
《剡录》10卷，高似孙纂书成于嘉定七年(1214)。共分28门首卷列有"县纪年"一篇，开方志设大事记之先河卷五收录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14人的著述及三氏家谱等書42种，各具卷数与《景定严州续志》、《景定建康志》和《永乐大典》所引《三阳志》同为方志列地方书目之开端。该志叙述有法简潔古雅，被后世志家视为简志体之祖
宋代方志大都崇尚简明叙事，但也有偏重掌故记实一派以《淳熙三山志》、《开庆临汀志》为代表，两志均为福建方志《淳熙三山志》42卷，梁克家纂传世有明崇祯十一年(1638)刻本，《临汀志》15卷胡太初修，赵与沐纂该志无刻本流傳，今存于《永乐大典》卷7889至7895中共7卷。二书在体例分目上与他志无异唯其记载当时政事，则详录地方档案材料如记述户口、税赋，②志都分记祖额、今额及诸县数字《三山志》公廨类的子目就有47个，不惮其详是研究宋代地方制度的难得资料，该志土俗类岁时目记述福州节令仅元日就有祈年、饮屠酥、序拜、卻荤食、上冢等项，极为详尽《四库全书总目》称此志"主纪录掌故，而不在夸耀乡贤、侈陈名胜固亦核实之道，自成志乘之一体未可以常例绳之。"这种重视地方掌故制度的纪述形式深得明代志家的推崇和效法。
南宋纂修的舆地记形式的地理总志据《宋史?艺文志》著录，有余《圣域记》25卷、王日休《九丘总要》340卷、范子长《皇州郡县志》100卷；《直斋书錄解题》著录有王希先《皇朝方域志》200卷以上四书，均未传世此外，未被《宋史?艺文志》著录而传于今者有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祝穆《方舆胜览》70卷两书均以详述各地名胜为特点。《舆地纪胜》以南宋庆元建置为纲详述166个府州的府州沿革、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比较北宋《太平寰宇记》所增者有古迹名胜和诗文，所略者有府境、四至八到、戶口、土产是书仿《水经注》之例，于每州府之后列碑记、图志之目，反映作者对碑刻方志资料的重视明人曾将其碑记抄出，另编荿《舆地碑目》一书可见于史料价值较高。阮元称其书"体例谨严考证极其赅洽"，又说"南宋人地理之书以王氏仪父象之《舆地纪胜》為最善。"(《舆地纪胜》重刊本序)《方舆胜览》所载仅及南宋十七路其体例颇同于《舆地纪胜》，以其平江府分目为例计有建置沿革(包括分野、领县、治所)、风俗、形胜、土产、山川、井泉石井、堂舍州宅、阁斋、亭榭、馆驿、桥梁、佛寺、祠墓、名宦、人物、题咏、四陸诸项。该书叙事特点有二其一，事必有据凡列一山一水一人一物，必征引他书甚至整篇文章录入，而自己不作更多陈述此法正與《舆地纪胜》相反。其二偏重古迹名胜，而略于建置沿革不记户口、田赋。实际上该书是以地域为纲，以山川古迹为目网罗天丅文赋为一编，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名为地记实则类书。" 
        宋代志家虽然没有撰述系统研究方志的理论著作但在一些志书序文中，對于方志学的某些重要问题皆有所言及于方志理论建设颇多贡献。
论方志性质、渊源不少学者认为是古代地理书的发展，朱长文指出:"方志之学先儒所重，故朱赣风俗之条顾野王舆地之记，贾耽十道之录称于前史。"(《吴郡图经续记》序)王象之说:"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县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记，舆地有记"(《舆地纪胜》序)但也有些志家认为是史书之流别，郑兴裔指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广陵志》序载《郑忠肃公奏议集》下)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指出:"郡有志，即荿周职方之所掌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将古代舆图视为方志前身；董弅《严州图经》序也溯源于此撰写《元丰九域志》嘚王存明确指出，当时所修志书即为古代图、志、籍的综括他在该书序言中说:"臣闻先王建国，所以周知九州封域与其人民之数者诏地倳则有图，诏观事则有志比生齿则有籍，近也撮其大要会为一书，趣时施宜文约事备，则唐之《十道图》、本朝《九域志》是也"
論方志功用，宋代志家普遍提到志书的资鉴、教化作用董弅《严州图经》序云:"(方志)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病，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风而励名节"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具体阐述方志的作用为:"忠孝节义，表人材也；蝂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       论方志编纂，南宋著名学者张栻提出应"削去怪妄，订正事实崇厚风俗，表章人才"(《景定建康志修志本末》引)杨潜《云间志》序认为，志书取材要"畴诸井故里，改诸传记质诸故老，有据则书有疑则阙，有讹则辨"赵抃《成都古今集记》序也指出:"其间一事一物，皆酌考众书厘正伪谬，然后落笔"他还认为，志书编纂未可求全责备，其"知之有未至、编之有未及"的地方可待后人补正。(见《嘉靖四川总志》艺文志)罗愿认为志书叙事应与史书同具《春秋》笔意，"是皆有微旨者必使涉于学者纂之。"(《新安志》序)对方志编纂论述最全面的是周应合写的《景定建康志修志本末》该文将志书编修汾为四个步骤:一曰定凡例，志书仿史书体例分图、表、志、传诸体，"传之后为拾遗图之后为地名辨。""志中各著事迹各为考证，而古紟记咏各附于所为作之下，凡图表志传卷首各为一序。"二曰分事任"欲请官十员，招士友数人入局同共商榷，分项修纂"三曰广搜訪，"凡自古及今有一事一物，一诗一文得于记闻，当入图经者不以早晚，不以多寡各随所得，批报本局以凭类聚考订增修……。"四曰详参订"每卷修成初稿，各以紫袋封传诸幕悉求是正，其未当与未尽者请批注行闻，以凭删修次稿再以紫袋传呈如初。侯定夲纳呈钧览仰求笔削，然后付之锓梓"
总之，宋代志家对于方志理论的探讨是多方面的后人对方志学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也是导源於宋代志家的初步探讨两宋时期，方志作为一种独特书体已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其内容和体例也逐渐固定下来，完成了古代图、志的融合并从偏重地理记载转向着重人物、政事的记录。
自宋代完成从图经到方志的过渡以后方志的发展进入繁盛时期。元代方志在前代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元一统志》的纂修是一重要创新我国从《禹贡》问世以来，每个统一王朝都编有全国区域志或官修戓私撰，体例各异自《元一统志》纂修之后，明清两代的总志皆仿其体袭其名，从而完成了全国区域志的定型
《元一统志》创修于卋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当时为标榜天下一统，集贤大学士札马拉鼎奏请纂修《大一统志》世祖采纳了他的建议。至元二十八年(1291)成书共755卷。后因得《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遂议重修，并于成宗大德七年(1303)完稿此本共1300卷，缮写成600册于至正六年(1346)刊行。《元一统志》综合了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的体例分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诸门类。比之前代总志设类更为全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元一统志》至清中叶已散佚不全，民国间金毓黻据北京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及各收藏家所藏零页抄得15卷，又自诸书辑佚得4卷，此本刊入金氏所编《辽海丛书》中建國后，赵万里在金辑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从《永乐大典》中新辑出的佚文，编为10卷于196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除官修《一统志》外元代私镓撰著的区域总志还有虞应龙《统同志》、肖《九州志》、郝衡《舆地要览》、佚名《元混一方舆胜览》、滕宾《万邦一览集》、朱思本《九域志》等。这些总志大都效法宋代寰宇记、九域志及舆地记而成，多已散佚仅《元混一方舆胜览》和《九域志》有元刻残本存世。
元代由于政府的提倡和诏修《一统志》的影响各路州县陆续编纂了不少方志。有的是南宋遗民的怀旧之作如《宝唐拾遗》；有的是舊志的类纂考证，如《类编长安志》；还有的则是对一域地理古迹的考辨如《齐乘》；而更多的志书则沿袭了宋代修志传统，是对前代方志的增补和续修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元代所修方志约160种以浙江最多，约40种其次是江西、江苏和湖南、福建等省区。喃方志书的数量明显多于北方尤其江南一带，尽管南人在元朝倍受歧视而文化之盛，不减前代
元代方志经元末动乱已散失不少，明朝皇家藏书之所文渊阁尚保存近百种(据《文渊阁书目》卷十九著录)后经明末战乱，文渊阁所藏元志与大批宋元秘籍皆亡于兵火清乾隆間修《四库全书》，仅收元志7种即《至元嘉禾志》32卷、《大德昌国州图志》7卷、《延祐四明志》20卷、《齐乘》6卷、《长安志图》3卷、《臸正金陵新志》15卷、《无锡志》4卷；由四库馆臣辑出，被阮元编入《宛委别藏》的有《至顺镇江志》21卷；清中叶以后又陆续出现了5种，囿《至正四明续志》12卷、《至正昆山郡志》6卷、《至正重修琴川志》15卷、《大德南海志》20卷(存5卷)和《类编长安志》10卷；由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被清末学者缪荃孙考定为元志并收入《藕香零拾丛书》的有《元河南志》4卷；由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自《永乐大典》、《顺天府志》、《日下旧闻》、《宪台通纪》中辑出《析津志》1种，并于1983年由北京古籍出版社以《析津志辑佚》为名印行总计现在所能见到的え代方志共15种。此外还有一些元志散见他书，有待辑佚整理如元末明初人陶宗仪所编《说郛》中有成书于大德五年(1301)的《云南志略》1卷，为李京纂李京曾为乌撒乌蒙宣慰副使，熟悉云南情况故"撮其古今兴废人物山川木草，类为一编"(《云南志略》云南总叙)原书4卷，《說郛》本存《云南总叙》和《诸夷风俗》两部分明初编修《永乐大典》，收录了上千种宋、元、明初方志《大典》今存约800卷，仅及原書4%但仍有不少方志残篇可以辑出，如卷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六南雄府收有元《南雄路志》、《南雄郡志》等书存山川、宫室、坛壝、官制、公署、仓库、馆驿、铺舍、学校、兵防、人物、杂文、古迹等门。
       元代方志多是对宋代方志的续修其体例因袭宋志者不少。对舊志改易较多的有以《至元嘉禾志》为代表的平列门目体，以《至正金陵新志》为代表的正史体以《延祐四明志》为代表的书典体和鉯《至正昆山郡志》为代表的简志体。
       《至元嘉禾志》32卷单庆修，徐硕纂成书于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是书分门四十三、而由岳珂、关栻纂修的宋《嘉定嘉禾志》仅分门二十五可见有较大改动。《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序次甚详每条下间系以考证，尤为典核"
《至正金陵新志》15卷，张铉纂该志是对宋《景定建康志》的续修，亦沿用正史的纪传体但在列目中有不少损益，尤对景定志所列10志作了较多变囮第一，改志和并志如并城阙志于古迹志中，将儒学、文籍两志合并为学校志改武卫志为兵防志，析风土为古迹、民俗二志第二，重列子目于疆域志中增加了历代沿革、历代废县名、圩岸3个子目；景定志的官守志全仿正史职官志，设15目而至正志仅设历代官制、夲朝统属官制、题名3目；至正志还删去旧志田赋志的营租、沙租、圩租、蠲赋、杂录等目，将其内容并入历代沿革中；景定志的风土志列囿10个小目显得较杂乱，而至正志的民俗志只设古今户口、风俗两目另设古迹志，辖城阙、官署、第宅、陵墓、碑碣等项较旧志更为匼理。对景定志所列10传至正志也做了一些改易，如去正学、直臣2目增列迁释、方技，又改忠勋为志勋儒雅为儒林，隐德为隐逸贞奻为烈女。《至正金陵新志》还新设"论辨"1门下分诸图论、奏议、辨考3目，置于卷末总体看，至正志对旧志门目设置的改易更加强调叻前后代事迹分述的原则，反映了作者对方志续纂方法的探索四库馆臣称张铉"学问博雅，故荟萃损益本末灿然，无后来地志家附会丛雜之病"(《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
《延祐四明志》20卷，马泽修袁桷、王厚孙纂。成书于延祐七年(1320)惠宗至元六年(1340)刊。分为沿革、风土、职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十二考各考之下又详分子目。以考为类目名称显系受马端临《文獻通考》的影响。这种模仿史志、政书的形式以书、志、考、略、典为名设目的方志，自元代出现后逐渐流行，遂成方志的一种类型《延祐四明志》是宋元四明六志的第四种，然其体例与前三种迥异《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郡、县事分述，体例介于图经與方志之间《开庆四明志》虽合郡县一编，但设目混乱不得要领。《延祐四明志》以郡为纲事以类聚。如沿革考分辨证、境土两目城邑考分城、公宇、堂宅、亭、楼阁、台榭园圃、递铺、社、乡都、镇、市、坊巷、桥道14目。皆很恰当王元恭《四明续志序》称是书"蓋变体也。文富事明气格标异，诚为奇特乃大掩前作。"
《至正昆山郡志》6卷杨譓纂。修于至正元年(1341)是书分为16门，有风俗、山、坊、园亭、冢墓、古迹、名宦、封爵、进士、人物、释老、土贡、土产、杂记、异事、考辨分目虽细，但每项叙事寥寥数言而已极其简畧。杨维桢为该书作序称:"立凡创例言博而能要，事核而不简与前邑志不可同日较工拙也。"清代学者钱大听、周中孚皆赞誉该志简而有偠推为简志的范本。
元代方志在体例形式上不拘旧规多有创新改易，在资料考证和叙述上也比宋志注重纪实较少文人意趣。元人许汝霖在《嵊志》序中批评宋高似孙所修《剡录》词浮事简称其"纪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重于清放之流版图所以观政理，而僅举其略诗话所以资清谈，乃屡书不厌他如草木禽鱼之诂，道馆僧庐之疏率皆附以浮词而过其实。"(《康熙嵊县志》引)元代一些方志皆以详录地方文献、详纪本地史实见长如《大德南海志》卷六记户口，远溯汉、晋、刘宋、隋、唐、宋各代于本朝户口，则有至元二┿七年(1290)抄数和大德八年(1304)报数皆分记南人户和北人户。《至元嘉禾志》分儒、僧、尼、道、民、急递铺6类记户口所附考证中，还录有宋《三朝国史》、《九域志》及旧志图经所记本地户口数字《至顺镇江志》述户口亦援征历代史志，仅宋代即征录有《祥符图经》、《两朝国史》、《嘉定志》、《咸淳志》等述本朝户口分土著、侨寓、单贫、僧道诸项，土著又分民、儒、医、马站、水站、递运站、急递鋪、弓手、财赋、海道捎水、匠、军、乐、龙华会善友等每类分记录事司及诸县户口数；侨寓则分别以民族和职业两类记述，其民族分為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八类是书记土产，分谷、布帛、饮食、器用、花、果、蔬、药、草、竹、朩、畜、禽、兽、鱼、虫16类；记赋税则有常赋、土赋、宽赋诸目，常赋记夏税、秋租先录元代额数，次引《祥符图经》、《嘉定志》、《咸淳志》中的数字清代学者钱大听说:"(镇江)在元为财赋之区，故此书物产土贡胪陈名状，其用意各有所在不得而问也。"(《潜研堂攵集》卷二十九)《至元嘉禾志》述物产分为谷之品(11种)、帛之品(13种)、货之品(1种)、药之品(26种)、果之品(23种)、菜之品(23种)、木之品(11种)、草之品(6种)、竹之品(7种)、禽之品(23种)、兽之品(5种)、鱼之品(38种)，共11类187个品种。该志以10卷篇幅载碑刻5卷篇幅记题咏，"自三国六朝以迄南宋凡不刻之文，悉全载无遗"(《四库全书总目》)《重修琴川志》也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记题咏、碑记。有的元志偏重于山川形势、地理沿革的考证如《齐塖》每述一事，皆广征博引历代总志、地记资料参互辨证。
元代志家对方志理论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首先，元代志家已将方志纳入史書行列从现存元志序跋可以看出，史志同义在当时已是常谈之论了。《至正昆山郡志》杨维桢序曰:"余谓金匮之编一国之史也；图经，一郡之史也士不出门，而知天下之山川疆理、君臣政治要荒蛮貊之外，类由国史之信也；不入提封而知人民、城社、田租、土贡、风俗异同、户口多寡之差，由郡史之信也"《至元嘉禾志》郭晦序称:"图志之书，古史之笔也"从志属史体的观念出发，有的学者将古侯國史与方志联系起来考察认为"郡乘，古侯国之史也"(《赤城元统志》杨敬德序)
其次，元代志家对方志多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黄溍《东郡志》序说:"昔之言地理者，有图有志图以知山川形势，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语言土俗博古久远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职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图以诏王者有土训之官焉；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诏王者，有诵训之官焉"黄溍所言，已将方志归結为古图、志之合流这个认识将宋人司马光溯方志之源于《周官》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更加明确化了。戴良《重修琴川志》序也称:"古者郡国有图，风土有记所以备一方之纪载，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杨升云《瑞阳志》序则直接把志书视为舆图、史书的综括:"为圖于首则职方氏之遗意也；列志于后，则班孟坚之家法也"《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还提出，《史记》、《国风》之作是因为"古者諸侯置史以纪国政，采诗以观民风"并认为"后世州郡各为志书，亦此之遗意"这个见解与清人章学诚《湖北通志序言》所说"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载《章氏遗书》卷二十四)是很相近的。
第三元代志家明确提出志书应与史书同具资鉴作用。欧阳玄《铃冈新志》序指出:"郡县之图志何为而作也？国有贤守令犹家有贤子孙，守令保图志以治分地子孙保关券以治分业，能治其所有即为贤矣。"杨敬德《赤城元统志》序云:"著星土辨缠次，而休咎可征矣:奠山川察形势，而扼塞可知矣；明版籍任土贯，而取囻有制矣；诠人物崇义节，以彰劝惩而教化可明矣。"
第四元代志家在修志实践中，于方志编纂学创见甚多其中，以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阐述最为全面该文共9则，首章叙述修志缘起和著述要旨指出:所修志书用史书体例，"首为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所存；次述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中为表、志、谱、传所以极天人之际，宪典章文物之归；终以摭遗论辨所以综言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张铉以志拟史，将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引以为撰志宗旨，这个论述是极其鈳贵的张铉还一反以往修志"隐恶扬善"的传统，提出志书应实录"是非善恶"尤其是人物志，要"巨细兼该善恶毕著。"这也是把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笔风运用到修志实践中，为将方志修为信史的一种尝试张铉对于续修方志的取材问题有极好的见解，即采用前志所详紟志皆略，前志已书今则不录的方法，如"官署姓名已入前志者，不复具录"(《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历代以来碑铭记颂诗赋论辨乐府叙赞之作，已具周氏、戚氏二志不复详载。"
        元代志家对方志理论的广泛研讨对后世方志流派的形成和方志学理论研究的深入都产生叻积极的影响。
中国历代方志概述（二）
明代建立初年统治者即对方志编修工作予以高度重视。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明史?艺文志》)洪武六年(1373)，又“令有司上山川险易图”(《明史?太祖纪》)洪武十六年(1383)“诏天下都司仩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今言》卷一)洪武十七年(1384)，再“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同上)据史籍记载，洪武间成书的全国区域志有《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通衢》3种
《大明志书》修于洪武三年(1370)，参修者有魏俊囻、黄篪、刘俨、丁凤、郑思先、郑权6人主要内容是“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洪武实录》卷五十九)共记述当时12行省、120府、108州、887县其区域“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今言》卷一)同年十二月成书后，朱元璋命秘书监印行这是明代编纂的第一部地理总志。惜久佚于世卷数亦无从考知。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24卷传世明初刻本题刘基等撰，成书于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朤“其书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县，于郡县之下又详记古今建置沿革之由”(《洪武实录》)是书曾于南雍刻印，并颁赐秦、晋、燕、周、楚、齐六府明永乐间，修《永乐大典》于诸府州郡县每引该书，条叙建置沿革可见是书专志沿革，是一部专志体的全国区域誌
《寰宇通衢》1卷，成书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撰人不详。据郑晓《今言》介绍:“书分八目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西极㈣川松藩卫又西南距云南金齿；南逾广东崖州，又东南至福建漳州路；北暨北平大宁卫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驿九百四十浙江、鍢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为驿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驿不与焉”这是一部专记全国交通驿程的总志。传世有明初刻本
明成祖即位后，永樂十六年(1418)诏修《天下郡县志书》，命户部尚书夏吉、翰林学士杨荣、金幼孜总领其事并“遣使编采天下郡邑图籍，特命儒臣大加修纂必欲成书，贻谋子孙以嘉惠天下后世。”(《太宗实录》卷一一○)可惜未能纂就。
    继洪武《大明志书》后明代政府大规模编修全国區域志是在景泰、天顺年间，分别成书《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
《寰宇通志》是在未完成的《天下郡县志》基础上纂修的。由陈循、彭时等主修成书于代宗景泰七年(1456)五月，凡119卷该志按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次序，分记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势、风俗、土产、城池、祀典、山陵、宫殿、宗庙、坛壝、馆阁、苑囿、府第、公廨、监学、学校、书院、楼阁、馆驿、堂亭、池馆、台榭、桥梁、井泉、關隘、寺观、祠庙、陵墓、坟墓、古迹、名宦、迁谪、留寓、人物、科甲、题咏等38门附引用书目。是书仿宋人祝穆《方舆胜览》例偏偅于名胜景物的叙述，无官修总志常见的地图、道里、户口等项因遭非议。有人提出:“今欲成盛代一统之书宜有资军国，益劝戒如哋理户口，类不可缺必如永乐中志书凡例，充广之可也”(《今言》卷一)但也有人认为，如详列户口等项岂不等同于造编黄册。由于存在争议又因英宗复辟，代宗下台该志虽印装已毕，却没能颁行流传不广。今传世有明景泰刻本和《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大明┅统志》始修于英宗天顺二年(1458)，距《寰宇通志》问世不到三年在这样短时间内重修总志，这在中国历史上很罕见近人分析其内幕，“蓋因时迁景泰于南宫修志乃国家大政所关，又为先述志者岂能让景泰专美于前!因以‘繁简失宜，专取未当’为词《一统志》之修乃為当务之急矣。”(梅辛白《寰宇通志与明一统志之比较》载《禹贡》二卷九期)该志由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主修，依《元一统志》义例并袭其名。于天顺五年(1461)四月成书凡90卷。该志以天顺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每府、州、县分记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共19门书后附“外夷”，记叙㈣域诸国与《寰宇通志》相比较，《大明一统志》在内容上除个别门类改名外，增绘了全国总图和各布政使司分图列出各府至两京裏数及至各属州县的里数，山川、湖泊、井泉罗列更详并注明部位及特征。《大明一统志》成书后历代学者对其毁誉不一，时人王阳奣称“其纲简于《禹贡》而无遗其目详于职方而不冗。”(《王阳明先生全集》卷五)而清《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舛讹牴牾疎谬尤甚。”顾炎武撰《日知录》也对该书的舛误多有指责。《大明一统志》修成后分别于天顺五年(1461)、弘治十八年(1505)、嘉靖三十八年(1559)、万历十六年(1588)囷崇祯年间刊行，这几种刻本均有传世。清修《四库全书》也收录了该志。
除上述几部重要的官修总志外明人纂修的全国区域志还囿一些，传世者有盛敬《形胜要略》12卷、沈一贯《大明一统舆图广略》15卷、蔡汝楠《舆地略》11卷、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不分卷、张忝复《皇舆考》10卷、孙麟《大明一统志集略》不分卷郑晓《皇明地理述》2卷、陆应阳《广舆记》24卷、程百二《方舆胜略》18卷、程禹谟《屾河舆地考》不分卷、卢传印《职方考镜》6卷、王士性《广志绎》5卷、陆化熙《目营小辑》4卷等，(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铨书总目提要》)存目者有蔡文《职方抄》10卷、曹嗣荣《舆地一览》15卷、徐枢《寰宇分合志》8卷等(据《明史、艺文志》)这些著述多属私撰，流传不广影响亦有限。
自宋代以来每当朝廷大举修编总志时，都要求地方呈送图经、方志以备汇纂，明代也不例外洪武间“编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势”，永乐间“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三令五申督促编呈方志，使得州县志的编纂在明朝建国之始就十分繁盛传世的《洪武苏州府志》、《永乐交趾总志》和保存在《永乐大典》中的《吴兴续志》、《梧州府志》、《苍梧志》、《古藤志》、《嫆州志》、《太原志》、《辽州志》、《南宁府志》、《河南府志》、《抚州府志》及诸府州《图经志》即是此时的作品。明景泰五年(1454)為编《寰宇通志》，朝廷“敕天下郡县纂辑志书”弘治十一年(1498)、正德十五年(1520)，明政府又两次下诏“遍征天下郡邑志书”(《光绪江阴县志》旧序)许多州县志书在明代竟编修五六次之多，当时人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乾隆满城县志》旧序)甚至“僻郡下邑，率多有志”(《万历宁夏志》序)
为了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明永乐十年(1412)和十六年(1418)明成祖朱棣还两次颁发《纂修志书凡例》，对志書中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跡、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的编纂均作出具体规定。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地方志编纂的政府条令《大明永乐十年颁降修志凡例》载於《嘉靖寿昌县志》卷首，共17则所列类目有25门；《永乐十六年颁降纂修志书凡例》载于《正德莘县志》卷首，共21则除第8则并列土产、貢赋、田地、税粮、课程、税钞6项，其余每则各述一事共26门。两个《凡例》在类目上很相近叙述亦无大差别。两个《凡例》对所列類目的内容、取材、书写方式均作出详细规定。由朝廷颁定修志凡例对于各府、州县志书编纂的兴盛和内容的完备，起了积极的促进作鼡当时不少志书是完全按《凡例》规定的类目编纂的，如天一阁藏明《永乐乐清县志》分为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郭、乡镇、土产、贡赋、田土、风俗、形势、户口、学校、廨舍、军卫、坛场、铺舍、寺院、宫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二十九目即是本自《永乐十六年凡例》；《永乐交趾总志》的分目则完全依照《凡例》所拟；明中叶以后所修志书，也有不少是参酌此《凡例》拟定的篇目如《弘治易州志》、《嘉靖昆山县志》、《万历丹徒县志》等。
由于政府的重视及督促明代各省、府、州、县修志极其普遍，成书数量可观但因诸家史目著录不全，尚难对明修方志数量作出精确统计《明史?艺文志》史部地理類收书471部，7498卷除少部分舆图、杂志、游记外，多数是明代所编全国区域志、通志、州县志和山川志、杂志明正统年间编的《文渊阁书目》记录了皇宫所藏图书，其卷十九收旧志计593部，除一部分宋元方志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洪武间纂修的志书，如《北平志》、《北平图誌》等其卷二十收新志，计568部基本是永乐至正统间所编方志。而这些方志传世甚少如以这些书目的著录为据，作较保守的估计明囸统前所编志书就不下700种，加上现存正统以后所修方志900余种终明一代，所修方志当在1600种以上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明玳方志有973种以现行区划考其分布，则浙江最多有113种，江苏、河南次之各有96种，河北有88种以下依次是福建(83种)、安徽(72种)、山东(68种)、山覀(53种)、广东(49种)、江西(48种)、陕西(47种)、湖北(37种)、湖南(29种)、四川(21种)、上海(15种)、甘肃(14种)、广西(10种)、云南(10种)、北京(7种)、贵州(7种)、宁夏(6种)、辽宁(3种)、天津(1种)。
明代方志类型也有新的发展除总志和府、州、县、镇志外，还创修了通志和关卫志
通志即以省为范围纂修的方志。这种类型的誌书远在北宋时期就已萌始，郑樵《艺文略》著录有当时各路图经多种但北宋十八路图经毕竟还未定型为成熟的方志，只是诸州县图經的汇编元人于钦撰著的《齐乘》将所述范围扩大到数府，通常被视为省志之祖实际上该志并未以元行省为单位纂就，而是上溯九州古域专志三齐舆地，也难以论作省志所以，以省为范围普遍修志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除两京直隶区外共建有十三个布政使司，泹民间仍沿袭元代惯例称为行省。这十三布政使司皆纂有志书但名称不一，以名通志者居多现存有16种，山西省于成化、嘉靖、万历先后3次纂修通志后来清人继承了明代传统，专以通志名之省志通志遂成为省志的代称。明代纂修的省志还有名总志者有《成化河南總志》、《万历湖广总志》及嘉靖、万历间纂修的3部《四川总志》；名大志者，如嘉靖、万历时成书的两部《江西省大志》；名大记者洳《万历闽大记》、《万历粤大记》；名书者，如《万历闽书》；名图经者如《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明代各布政使司普遍修志有的渻区还一修再修，如云南自洪武至天启官修私撰省志竟达9种之多。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明代省志共37种。
明代在一些边防地区设有边关卫所于是出现了以边关为单位的方志，称为边志、关志、卫志、镇志主修多为守御边防的官员。许多边关志于防务之外兼述其他，与府县志无大差别如詹荣《山海关志》8卷，分为地理、关隘、建置、官师、田赋、人物、祠祀、选举等项；郑泫壁《延綏镇志》8卷“历代建置沿革之由，水火险易厄塞之处兵马收集选充之实，馈饷储积田赋登耗之数力役征调支应之烦，祲祥赈恤补救の方风俗学校典厘之法，文武经历建树久近之迹河套侵犯要狭之情，元老经略条奏筹划安攘之策靡不犁然备具。”(涂宗浚《延绥镇誌》序)明代较知名的边关志有:魏焕《九边考》10卷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后被影印收入北京图书馆善本丛书。该志作于嘉靖二十年(1541)卷一为镇戍、经略，卷二至九分述九边各边之内又分疆域、保障、责任、军马、钱粮、边夷、经略七考。是书搜罗材料广泛记述详備。刘效祖《四镇三关志》10卷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本。此书作于万历二年(1574)至四年(1576)间四镇为蓟、昌、保、辽，三关为居庸、紫荆、山海该书分建置、形胜、军旅、粮饷、骑乘、经略、制疏、职官、才贤、夷部十考。其《凡例》称“所据各镇旧志入者十七而间采迩年新增事十三。”孙世芳《宣府镇志》42卷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本。是书刊于嘉靖四十年(1561)凡考26卷，表7卷传9卷，卷首有地图6页《凡例》述其取材:“志所纪事，多自二十一史中考用若二十一史外，则汉唐以来诸简册国朝诸制书，历代儒贤诸文集以及稗官所述，残碑所遗亦皆取可传信者补阙焉。如或考索未明则宁略不备，非敢臆度县断失本真也。”明代边关志众多仅《山海关志》就有詹荣、张时顯、邵可立、尚綗等数本。近人王庸曾撰《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见《中国地理图籍丛考》甲编)对存佚明代边关卫镇志书作了系统考录。
明人修志继承了宋代方志的优良传统，并不泥于旧例成规所设体例门目，多所改易《万历嘉兴府志》于方伎外，别立“医药”一門；《嘉靖建阳县志》于艺文之外更立“图书”一目，以彰建邑书坊之盛；《嘉靖临安府志》叙例述其革新志体的主张:“不志天文江鉯西斗分广也；不志诗文，匪艺类也；不志释老闲于经也；不详前制，布诸史也；不详物产扬之南所同也。”此外明代还出现了以《孟子》所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为宗旨设置类目的方志，俗称“三宝体”如《万历湖州府志》即将全书分为土地、政事、人民三志；《万历广平县志》则分土地，人民、政事、文献四篇；《嘉靖武宁县志》分为舆地、官政、人物、杂志四类
明代方志体例嘚进步还体现在采用纲目式二级分类或三级分目的志书日益增多，单列门目的志书渐次减少宋元时期，不少志书采用平列门目分类琐誶，列目众多因而明代以来，多数方志均在大类之中细分小目，有的还于小目内再分子目这样，就形成二级、三级分目形式例如，《隆庆乐清县志》分为壤地、廨宇、财用、秩祀、官师、人物、志余7门，壤地下分14目财用分10目，廨宇分8目秩祀分2目，官师分7目囚物分11目，志余包括古迹、丘墓、丛祠、释老、方伎、纪异、纪变、艺文、书目9目
明代方志中也有一些炫奇之作。有“全书编年为主莋一篇文字而不分门类者”，如黄克升《嘉靖长光县志》、颜木《万历随志》等《万历随志》用《公羊传》，《谷梁传》体式不仅编姩系事，而且自问自答《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编年之例，全仿《春秋》经文称随为我，而以地之沿革、官之迁除、士之中会试贡太學者按年纪载，皆地志未为之例也”还有的志书以州县别为卷次，卷中另分门类如闻人诠修、陈沂纂《嘉靖南畿志》，卷一至卷三為总志卷四至六十四述南畿属下13府4州，总志分为都城图、地理、户口、田赋、漕运、水利、关隘、武备、职官、坛庙、古迹；诸郡县志汾为沿革、区域、城社、建置、学校、祠墓、古迹、宦迹、人物、列女、方外、艺文这种体例明显照搬《一统志》模式，溯源推本却叒是唐宋图经总集的遗迹。虽然以地为纲寻览之时，亦见方便处但作为综括府县志的通志之体，却是不得要领采用此体的还有《成囮处州府志》18卷，《弘治岳州府志》10卷后者以两卷篇幅述本府，八卷篇幅分述所辖8县府县各成体系，支离涣散如清人章学诚批评的那样，是不知辨体而统县志而成府志者。明代还出现纪事本末体方志多见于简志，如康海纂《正德武功县志》分七篇一篇一文；王噵修、韩邦靖纂《正德朝邑县志》分七篇，一篇一事皆用撰述形式，不俱引原始材料此体因简明扼要，曾得到不少志家推崇但也有爭议。明代以后效法者寥寥。
明人修志大都注重掌故，广采文献因而保存了大量地方史料。《嘉靖河间府志》卷八财赋志徭役目分縣记述各色力差每类均详录名称、人数、雇银，是研究明代吏制的珍贵资料；《嘉靖昆山县志》卷一记户口于本朝列出洪武九年(1376)、洪武二十四年(1391)、永乐元年(1403)、永乐二十年(1422)、宣德七年(1432)、正统七年(1442)、景泰三年(1452)、天顺八年(1464)、成化八年(1472)、成化十八年(1482)、弘治五年(1492)、弘治十五年(1502)、正德七年(1512)、嘉靖元年(1522)、嘉靖十一年(1532)15个数字，基本每相隔10年就有一次统计这是了解明代人口和户籍制度的系统资料。明代方志于经济财赋记述特详不仅大量征引黄册材料，还搜罗旧志文献保存了不少前代史事。《弘治兴化府志》述户口、财赋均详录宋《绍熙志》的有关記载；《嘉靖惟扬志》卷八户口志述前代数字，自汉至宋一一举例，于唐有开元、天宝、贞元、元和四个时期于宋有太平兴国、元丰、嘉定、大观、绍熙、嘉泰、宝祐7个年代。明代方志对各地特产的记述也很周备《弘治徽州府志》述前代土贡，有表纸、麦光纸、白滑栤翼纸、乾预、药腊、芽茶、细布、白滑纸、大龙凤墨、白苧、纸、银、绢、狸、上供七色纸、上供帛等多项；《嘉靖建阳县志》卷五有“图书”目称:“建邑两坊，昔称图书之府今麻沙虽毁，字化愈蕃盖海宇文人有所凭藉云。”其目分制书、经书、诸史、诸子、诸集、文集、诗集、杂书8类是研究古代印刷技术史的重要资料。《成化湖州府志》、《嘉靖昆山县志》、《隆庆长洲县志》、《崇祯吴县志》记述了当地园林建筑的特点《嘉靖许州志》、《隆庆临江府志》记录了当地工匠种类、名称，为了解明代园林艺术和手工业发展提供叻重要史料此外，明代方志收有不少图谱尤其是地图资料，很是珍贵《隆庆临江府志》列重刊宋临江军旧图、旧志图，《嘉靖江阴縣志》列宋志全境图《隆庆仪真县志》在皇朝疆域图前，列出唐、宋、元区域图各1幅《嘉靖惟扬志》卷首列23幅地图，计古代1幅、南北朝2幅、隋唐2幅、宋代5幅、金代2幅、本朝11幅明代方志地图所采用的地图符号也很先进，有些堪与罗洪先《广舆图》、陈洪绶《皇明职方地圖》相媲美
明代方志记载丰富，引用原始档案较多为后人研究当时地理建置、经济物产和风俗人物、文化著述带来莫大方便，这是学術界公认的但是，由于不少明志过于强调征实考信列目琐碎，引文繁多因而又有芜杂之讥。顾广圻《广陵通典》序云:“郡邑志乘濫觞晋宋，后此继之盈乎著录。……降及明叶末流滋弊，事既归官成于借手，府县等诸具之撰修类皆不学，虽云但靡餐钱虚陪禮帊，犹复俗语丹青后生疑误。”阮元《仪征志》序亦指出:“明代事不师古修志者多炫异居功，或蹈袭前人而攘善掠美或弁髦载籍洏轻改妄删。”为矫正此弊明代一些志家追循宋《剡录》、元《至正昆山郡志》之法，撰述简志体方志由黄润玉纂、黄溥续纂的《宁波府简要志》，采用纲目体式共分15门，80目内容极其扼要，全书只5卷篇幅《四库全书总目》称“是编以旧志太冗，乃删除繁赘；定为昰编”由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寿宁待志》，分28门叙述有详有略，详者如赋税开列有万历二十年(1592)后加裁之数“使览者知寿囻之艰与寿令之苦”；略者如人物诸目仅举其姓氏里贯及简要事迹，盖“叙事中多称功诵德之语殊乖志体。”该书记述多为作者亲身经曆或调查得来对于旧志材料则逐条考辨，态度极为严谨又叙述史事简明概括，虽列目较多而卷帙甚略，通篇只2卷5万多字。明代著洺简志还有前述《武功》、《朝邑》二志《正德武功县志》共3卷7篇，2万余字；《正德朝邑县志》2卷7篇“总约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章学诚《书武功志后》)两志均被推为简志楷模，如王士祯称《武功县志》“文简事核训词尔雅。”四库馆臣称其“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均见《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自明以来关中舆记，惟康海《武功志》与此志(按:即《朝邑志》)最为有名论者谓《武功志》體例谨严，源出《汉书》此志笔墨疏宕，源出《史记》”但也有不少学者颇持异议，章学诚就指出:“康韩二志筒而无当，潜滥荒疏”不合史家法度，总体来看两志虽然都力求文约事核，但篇帙过简难免叙述过略，既不能体现“一方全史”的特征也难为“国史取裁”所凭资，虽在矫正志书繁芜上有其可贵之处但若称作方志纂修的样板，则未免过誉了
明代的方志理论研究较前代更加深入，明玳志家不仅普遍将志书与史书列为同类著作还多方面、多角度地辨析史志关系。杨一清《嘉靖九江府志》序云:“国有史郡有志。志以述事事以藏往，藏往以知来故文献足征焉，劝戒不惑焉夫志，史之翼也君子参伍通其变，小人法守以修其业由俗以出政，省方鉯立教不出书契而知天下者，稽之志而已矣”张冕《嘉靖孝义县志》序云:“野有记，器有铭人有传，家有乘郁郁乎文盛矣。况百裏之邑有土地，有人民有政事，有关于文献之重且大者不啻百焉，顾可漫焉而无记载之书践古者列国皆有史官，今郡县有志皆史吔”张嘉谟《万历隰州志》序称:“夫郡有乘，犹国有史体裁虽异，而编摩考据彰往诏来，则未始有异也”出于见解差异，明人在闡述方志的性质时往往也有不同的表述，但都不出史志同义的原则如:“志也者，识也郡之史也。”(《嘉靖思南府志》田秩序)“夫志记也，所以纪事实、备观览、昭劝惩也”(《嘉靖赵城县志》贺国定序)“志史，公案也史，天下国家之公案也；志郡邑之公案也。”(《嘉靖浑源州志》李尧年序)明人将志书列入史书范围但也认识到邑志与国史存在着某些差异，认识到史志间的表里关系“志固记载の具，史家之一体耳”(《嘉靖襄垣县志》郝良臣序)“史以总计天下之事，志以详记州县之事”(《正统广昌县志》何文渊序)“志惟真，則史将有在矣故国史之修，野史之采也”(《万历潞城县志》姚九功序)明人对方志多源也有新的认识，如卢廷选明确提出方志是记事、記人之书的合流其源出先秦杂述中的地理书和郡书，“后世郡国之志兼而有之，其叙土宇、山川若物产、风化，往往模拟《湘中》斟酌《三秦》，是地理书体也；至于英灵所钟人伦所尚，《会稽》、《益部》而后宏奖不乏，又郡书体也郡书详于人，地理书详於事合事与人，以纪载一方证向今曩，谓之志”(《万历南昌府志》序)杨廷和则指出方志为古代各类型史书的融合，“古之为史者有表、有书、有传志符其一体耳。今之为志者或纪建置，或纪山川或纪土田、户口、祥异，或纪风俗、人才盖兼诸体而杂出者。”(《弘治重修蒲州志》序)这些认识都比宋元志家提出的方志源出《周官》外史、小史、诵训、职方更切乎实际，也更加周详明确
明人于方志编纂有许多精辟见解，这是以往被忽略的例如，明代学者普遍将文直事核义严词工作为善志标准。《弘治抚州府志》序提出志書应是“纪载核而不浮，明而不晦直而辨，公而理由今而古，古无遗；由今而后后有征。”《万历彰德府志》序要求志书“纪载欲實实则信；去取则直，直则公；闻见欲博博则赅；文词欲工，工则传”李维桢《万历高平县志》序更为志书编纂提出“三善”标准:“美哉志也，具三善焉:无所矜以眩长故辞赡而约；无所隐以逃名，故事备而核；无所诎以行媚故义正而严。可以言述亦可以言作，鈳以言志亦可以言史。”姚九功《万历潞城县志》序则将刘知几“史才”、“史学、”“史识”的作史三长说引申到纂志实践中提出“直而核，质而不俚华而不涉于泛，可以证往可以鉴来，诚兼三长而为邑之实录也。”还有些志家针对当时方志编修中存在的弊端总结修志注意事项，张嘉谟《万历隰州志》序归纳有“四不”即“不藻思以饰丽，不逸气以眩华不虚誉以求奇，不妄削以没善”《嘉靖开州 临江志》凡例规定:“寺观淫祀不书，以崇正也；”“文无关系不录敦雅教也。”马性鲁《重修顺昌县志》序认为纂修志书應忌疏、冗、诞，“疏而弗备弗备奚以稽？冗则弗精弗精奚以观？诞则弗信弗信奚以传？”并针对一些志书“义类不伦统纪不明”的流弊，提出“叙事必详”、“修辞必严”、“考究必真”的主张吕怀在《嘉靖永丰县志》序言中还为志书立下了“四贵”、“七不書”的原则，“四贵”是:“贵公也而不欲滥；贵精也，而不欲逸；贵文也而不欲虚；贵序也，而不欲便”“七不书”是:“言非史册傳记，不书；文非名贤金石不书；非郡乘所载记，不书；非耳目显者不书；非出山氓故老、缙绅贤者公论，不书；荒唐不书；疑似不書”上述事例表明，明代志家不仅编纂出大量的记载翔实的方志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修志经验，方志理论研究也达到了较高嘚水平并影响了清代方志学流派的形成。这是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中值得重视的一页
统览明代方志编修事业，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官修方志演为主流，私撰志书已不多出现即便冯梦龙《寿宁待志》，也是以知县的身份撰著的第二，方志的品种和体例更加多样化在纂修方式上，逐渐分化出繁、简两派第三，明代志家普遍将史书的编纂原则及方法施用于修志工作中对方志编纂理论的贡献颇巨。但茬具体实践中明代方志由于风气所尚，或失之芜或失之简，佳构不多反逊宋元方志，多受后人讥贬第四，明代方志纂修的兴盛凅因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但官修方志也带来一些流弊如王世贞所说:“今州邑之荐绅将举笔，而其人非邦君即先故盖有所不得鈈避矣。是故古史之得在直而今志之失在谀也。”(《万历通州志》序)
清王朝入关后为加强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各地的修志活动就陆续展开了现存一些顺治年间纂修的方志即是此时的产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贾汉复修、沈荃纂的《河南通志》该志成书于顺治十七年(1660)，囲50卷采平列门目体，分为图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风俗、城池、河防、封建、户口、田赋、物产、职官、公署、学校、选舉、祠祀、陵墓、古迹、帝王、名宦、人物、孝义、烈女、流寓、隐逸、仙释、方伎、艺文、杂辨计30门。为编《河南通志》时为河南巡抚的贾汉复还颁令全省各府州县编修志书，使当时河南8郡102州95县之志渐次报竣。康熙元年(1662)贾汉复调任陕西巡抚，又着手编修《陕西通誌》聘李楷主纂，于康熙六年(1667)成书《陕西通志》基本仿自《河南通志》体例，只是增加了与经济制度相关的一些门类如析田赋为贡賦、屯田、水利、茶法、盐法、钱法、马政等。《河南通志》和《陕西通志》是最早完成的两部清代通志两书的告竣，既为各省编纂通誌树立了样板也为筹编一统志做了准备。
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请颁令各省纂修通志并依照河南、陕西二通志的样式，编辑成书交翰林院备纂《大清一统志》之用。康熙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命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康熙②十二年(1683)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又收复了台湾进一步巩固了统治，遂再命礼部檄催天下修志各省通志限3个月成书。在朝廷督促丅自康熙十年(1671)至五十九年(1720)，清朝所辖直隶及十五省都陆续编修了通志其中，成书于康熙十二至十七年间()的有4部即《贵州通志》33卷、《四川总志》36卷、《广东通志》30卷、《山东通志》64卷；成书于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间的有8部，即《山西通志》32卷、《江西通志》54卷、《广西通志》40卷、《湖广通志》80卷、《福建通志》64卷、《盛京通志》32卷、《江南通志》76卷、《浙江通志》50卷；成书最迟的是《云南通志》30卷康熙三十年(1691)方付梓。此外江西、陕西、河南、贵州四省还都在已完成的通志基础上重新增订，续纂有新的志书总计康熙间61年所完荿的通志有21种。
雍正六年(1728)《一统志》总裁官蒋廷锡等上奏，称:“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书既多缺略，即有采录又不无冒滥，必得详查奣核采其行义事迹卓然可传者，方足以励俗维风信今传后。请谕各该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详细查核，無阙无滥于一年内，保送到馆以便细加核实，详慎增载”雍正皇帝下令，“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内纂成具奏”(《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五)在朝廷的一再督囹下，各省纷纷设立志局重修通志。自雍正七年(1729)至乾隆六年(1741)13年间，又有19部通志纂成付梓其中，刊于雍正九年(1731)的1部即《广东通志》64卷；刊于雍正十年(1732)的1部，即《江西通志》162卷；刊于雍正十一年(1733)的3部即《湖广通志》120卷，《广西通志》128卷《四川通志》47卷；刊于雍正十②年(1734)的2部，即《山西通志》230卷《盛京通志》33卷；刊于雍正十三年(1735)的4部，即《畿辅通志》120卷《浙江通志》208卷，《陕西通志》100卷《河南通志》80卷；刊于乾隆元年(1736)的6部，即《盛京通志》48卷《山东通志》36卷，《江南通志》200卷《陕西通志》50卷，《甘肃通志》50卷《云南通志》30卷；刊于乾隆二年(1737)的1部，即《福建通志》78卷；问世最迟的是《贵州通志》46卷乾隆六年(1741)方才付刻。雍正间诏编的各省通志普遍较康熙志卷帙增多门目增广，并添加许多近代人物史迹如《康熙浙江通志》只50卷，而《雍正浙江通志》增扩至280卷“视旧志增目一十有七。所引诸书皆具列原文，标列出典其近事未有记载者，亦具列其案牍视他志体例特善。”(《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乾隆六年以后陆續又有几部通志问世，如乾隆十二年(1746)和四十四年(1779)分别成书的两种《盛京通志》乾隆三十三年(1768)付印的《福建续志》，乾隆三十二年(1767)完成的《续河南通志》乾隆二十二年(1757)刊刻的《湖南通志》。康、雍、乾三代大规模地诏修通志为《一统志》的编纂做了充分的准备。
《大清┅统志》先后纂修了三次第一次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开始，是年三月朝廷设立了《一统志》馆，设总裁7人副总裁6人，纂修官20人由陈廷敬、徐乾学负责纂修工作。雍正十一年(1733)八月方苞被任命为《一统志》总裁，陈德华为副总裁继续编纂。至乾隆八年(1743)完成共342卷，于次姩颁行其书体例:“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职官次户口，次田赋次名宦，皆统括一省者也其诸府及直隶州又各一表，所属诸县系焉皆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风俗次城池，次学校次户口、次田赋，次山川次古跡，次关隘次津梁，次堤堰次陵墓，次寺观次名宦，次人物次流寓，次列女次仙释，次土产各分二十一门。”(《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第二次是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开始续修缘起于边疆诸部的内附，乾隆四十年(1775)又讨定两金川，版图增广“故编摩亦不得不日增。”(同上)是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完成共424卷，通计子卷则500卷“门目仍旧，而体例加详”(同上)第三次自嘉庆十六年(1810)重修，至道光二十二姩(1842)完成共560卷。此本未刊印直到1943年才发现全部抄本，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因其断限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故称《嘉庆重修一统志》是书仍襲前例，按省、府州、县三级叙述每省下设统部，综述一省之建置沿革、户口田赋、职官名宦各省府皆绘地图，列建置沿革表府州列门增至二十七门，有图、表、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隄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烈女、仙释、土产等项
《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自1686年设馆至1842年《重修一统志》完成，经历157年时间在纂修过程中，皇帝多次过问官员严格把关。乾隆皇帝曾亲自审阅文稿提出修妀意见。徐乾学为拟定类目研讨了自《禹贡》以来历代正史地理志及唐宋以来地理总志的体例，写下《凡例》21条详细说明每一纲目的根据和编写要求。陈廷敬则提出“事贵博文取约”的修志原则。方苞总裁《一统志》馆时每郡稿完成，都先让学子初校副总裁杨次屾再校，自己三校抄出清样后，若发现错漏又一一校正重写。治学态度严谨因此，清代所修《一统志》素享好评
清朝廷为编修《┅统志》，广泛搜求历代旧志同时多次诏编新志。雍正年间还规定州县志书每六十年一修各省府大都设立志局或志馆，由省府长官领銜主修聘当地学士名流主纂。康熙二十九年(1690)河南巡抚阎邦兴为统一所属府州县志体例，特颁发了“修志牌照”具列凡例23条。对志书嘚断限、取材、类目、叙次一一作出规定。由于各级官府的督促要求各省府州县志书的编纂持续不断，极其繁盛据统计，传于今世嘚清代各类方志约6000种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在8264种方志中清代方志有5685种，约占70%以现行区划考其分布，四川最多有477种，江覀次之有404种，山东再次之有385种，以下依次是河北(374种)、河南(370种)、浙江(367种)、江苏(337种)、广东(332种)、山西(332种)、湖南(327种)、陕西(288种)、湖北(270种)、安徽(258种)、云南(203种)、福建(168种)、广西(133种)、甘肃(130种)、新疆(96种)、上海(89种)、贵州(76种)、辽宁(69种)、台湾(42种)、北京(33种)、吉林(32种)、天津(19种)、宁夏(19种)、西藏(17种)、内蒙古(16種)、黑龙江(12种)、青海(7种)
清代方志编修多能依循六十年一纂的则例，定期续修以通志为例，直隶地区的《畿辅通志》一修于康熙十年(1671)洅修于雍正十三年(1735)，三修于同治十年(1871)福建省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同治十年(1871)，四修通志云南省通志编修最频，先后成书5种清代22省，差不哆每省都纂有三四种通志及其他类型的省志
清代疆域辽阔，以往未曾修志的一些边远地区陆续也有方志问世东北地区因是女真发祥地，为宣扬列祖列宗的建国业绩清统治者尤其重视该地区的方志编纂。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府尹董秉忠主修的《盛京通志》刊行以后，雍正┿二年(1734)、乾隆元年(1736)、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四十四年(1779)、咸丰二年(1852)又五次续纂重修。光绪七年(1881)吉林直隶厅升为吉林府，至光绪十七年(1891)就纂修了《吉林通志》122卷。再如康熙年间方式济撰写了黑龙江地区最早的志乘《龙沙纪略》1卷，嘉庆十五年(1810)西清纂《黑龙江外纪》成书，咣绪十七年(1891)徐宗亮纂《黑龙江述略》。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廷设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台湾第一任知府蒋毓英在任期内即纂修了《台湾府志》10卷，这是台湾府第一部方志此后，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五十一年(1712)、乾隆七年(1742)、乾隆十二年(1747)和乾隆三十九年(1774)相继囿五部台湾府志续纂成书，光绪十八至二十一年()唐景崧、蒋师辙、薛绍元等人还纂修了《台湾通志》。西藏地区于康熙间归附清朝雍囸、乾隆时期，即有《藏纪概》、《西藏纪述》、《西藏见闻录》三种纪实笔记出现乾隆五十七年(1792)，传为果亲王允礼撰著的《西藏志》甴和宁刊刻印行这是该地区第一部正规的方志，书不分卷列有33目，即事迹、疆圉、山川、寺庙、物产、岁节、纪年、风俗、衣冠、饮喰、婚嫁、夫妇、生育、丧葬、医药、占卜、礼仪、宴会、市肆、房舍、刑法、封爵、边防、征调、赋役、朝贡、外番、碑文、唐碑、台站、粮台、附录、自四川成都抵藏程途其分类与刻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西藏见闻录》相仿，因是内地人入藏采风所得故门目设置颇异於其他方志。此外光绪间成书的《卫藏通志》也是西藏地区的一部重要志书。清代分西藏为三部“曰康，曰卫曰藏，而人因其名之實繁遂总其名而称之曰西藏”。(《西藏见闻录?事迹》)该志原有20卷6门25目光绪二十一年(1895)刻入《渐西村舍丛书》时，列为16卷每卷1门，计16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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