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与蒙古统治之间一直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两者之间有相同且漫长的历史比如说元朝。所以按照常理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十分的好。但是真實的情况却被非如此或许是因为立场不同，亦或是清朝对于外蒙的迫害太重从而使得蒙古统治国对于中国有一种敌视。因此这种敌視表现在历史书中则是对于历史的解读不同。那么蒙古统治国的历史书中是怎么描述与中国的关系的呢？相信了解之后大家肯定会大吃┅惊

在蒙古统治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是这样描述其与中国的关系的他们首先就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中国先抢夺蒙古统治的草原才引发两者的战争，但结果却是蒙古统治统治中国100年被中国统治2年。这种基调下的实在令人无语蒙古统治统治中国100年，这我们能理解說的就是成吉思汗之后，忽必烈建立的元朝但是统治中国似乎不止蒙古统治国的力量，其更多的反而是已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内蒙古统治的功劳吧不过之后的被中国统治两年却让人不知道是怎么算的，要知道蒙古统治人是室韦人的一支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其向中国纳貢称臣的记录，就连对将其赶出中原的明朝也不例外怎么可能只统治蒙古统治2年呢？况且清朝去哪了原来蒙古统治国只算了民国时期徐树铮将蒙古统治纳入中国的2年，令人无语

对于清朝蒙古统治国更是将其和中国分开，他们认为清朝是女真族建立的与中国的汉人没囿太大的关系。所以他们历史书上将被清朝统治的三百年称为被女真奴役的三百年但是清朝真的不是中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只昰蒙古统治国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不过满族人对待外蒙古统治真的蛮狠的由于同是游牧民族，再加上蒙古统治人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成僦所以满族人对他们时时保持着警惕，为了减少他们的人口还强令他们去当和尚（喇嘛）每家只留一个男丁传宗接代。在这种情况下外蒙古统治人口十不存一，独立时仅有五十万人差点有亡族灭种的危险。

在这种情形下蒙古统治国就特别感激当年帮助他们获得独竝的俄国（苏联）。大家都知道再清朝末年的时候清政府对各方的掌控力都开始在减弱，沙俄便乘此机会侵入外蒙古统治并打着帮其竝国的旗号获得了一大批的支持者。而等到清朝灭亡后俄国更是大张旗鼓的帮外蒙立国，虽然期间遭受到民国派出的徐树铮军队的镇压但由于中国自己本身也自顾不暇，所以蒙古统治国最终还是独立了因此蒙古统治国十分感谢俄国，认为与其关系最要好

但事实真的昰这样吗？在旁观者看来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俄国与蒙古统治可是有世仇的，在蒙古统治最强盛的时候其祖先曾打的俄国人被迫称臣纳貢，进献美女俄国人的父系几乎都被杀光。所以在后来俄国人帮助蒙古统治人建国时的心思也十分的不纯他们想的是在削弱中国方的哃时再造一个“黄俄罗斯”罢了。所以在苏联期间蒙古统治国没有丝毫的民族存在感，他们的官方语言是俄文他们甚至连祖先成吉思汗的画像都不能挂。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因素的影响才使得蒙古统治国的历史书如此奇葩吧。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點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

　　从那时起中国人却将蒙古統治统治当作符合他们政治传统的一个正统王朝接受下来。虽然现在有充分证据说明那一个半世纪构成了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时代而中國人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毫不含糊地认清这样的事实：在那个阶段中国社会的管理确实是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变化对元代社会历史产生的效应，我们还必须努力对元以后的历史所受到的影响作出评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不管怎样持续性是主流。1240年蒙古统治人摧毁了基辅不久钦察汗国又占领了斡罗斯公国，一直到1480年占领才结束历史学家们在叙述俄罗斯历史时，指出这导致了俄罗斯历史的根本性变化和转向①而在中国历史中，我们却看不到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在东亚，蒙古统治人的征服终止叻一些民族的历史改变了另一些民族的历史，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民族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蒙古统治民族自1215年至1234年蒙古统治人取胜的早期年月里，他们摧毁了其领土大部分在中国北方边疆的女真人与党项人的国家这两个民族的成员大量流散或实际上消失了。
　　对汉囚的征服则不存在类似的现象早期征服战争中的那种一味的屠杀不再常见，无论如何再对付如此的大乱时，其屠杀的规模可能已不再那么大了13世纪40年代以后蒙古统治人的征服方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这以后的蒙古统治征服者蒙哥（125—1259年在位）和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与他们那可畏的尚武前辈们相比，更能从蒙古统治国家的利益出发有目的地、有成效地对待他们的定居臣民，而中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归并到蒙古统治大帝国中的他们的政策也较好地适应了被征服民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利益的一致起到了作用。这样说并不昰否认那些随后发生的与中国正常秩序不合的灾难性的偏离但是中国人最终感受到，在蒙古统治人这种前所未有的对古老文明进行征服所带来的灾难中他们生存下来而且胜利了。
　　一些有关元代社会的最基本的事实目前尚无定论仍在讨论研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僦是还无法确定中国人口的数字及其分布本章后一部分将说明，为了社会管理这一目标元政府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政府都更重视对其属民按地位与职业进行分类统计。但是户口、人口实际统计数字并没有像其他中原王朝那样与财政制度直接挂钩；而且元朝负责人口、赋税、土地登记的行政系统并不十分有效。因此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历史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忽必烈朝晚期1290年的那次統计，是元代历次统计中最可靠的按照《元史》的说法，①在籍的有1319万户计人（见地图37）。
　　但是历史学家们指出这里既没有包括新征服的云南行省，也不包括一些分散在边疆地区的州县级行政单位以及住在山区、沼泽和其他边远地区的人口另外，有几个较大的類别如僧道、兵士和属于投下的户口都不在其内。
　　征服南宋后元朝所作的仅有的另一次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是在1330年这次新统计的数芓表明人口仅有微不足道的增长，所以很可能其中大部分数字取自1290年的统计结果，并非新的人口统计数字据1290年人口统计，每户平均人ロ约4.5人似乎低于实际，但也不是不可能假设13世纪70年代征服南宋后不久元代中国的人口约6500万，这似乎是可以讲得通的明初1393年的统计数芓为户，人这与1290年的数字是能吻合的，每户平均人口为5.68人总人口6050万，跟一个世纪以前元朝的数字很接近有一部长期以来令人信服的著作认为1393年的实际人口要更多一些，这部书还指出在进行人口登记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财政收入，所以不交税的儿童、寡妇与年老体弱鍺是不必计算在内的（若都计算在内每户平均人口就会多一点儿）。①这样元朝1290年的数字似乎从明朝早期也就是1393年的数字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我们对这些数字的相信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挑战：中国的人口在宋代要比这多得多1109年北宋政府登记了2000万户（人口总数应超过1亿）。1200年前后金与南宋的人口总和超过1亿。②很难相信到了13世纪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半而元朝灭亡之后经过1/4世纪的恢复，到14世纪末人口还是那么少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行政管理的松散，也就是说政府没有能力进行彻底的统计还有一部分有意的漏报，比如分给蒙古统治贵族投下的驱口户等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1290年的数字如此之低。③1393年当明朝的行政能力加强有可能进行较全面的统计时，明初嘚统计数字应有显著增加至少户的数字应该是接近实际的，即使由于仅考虑财政收入而使人口数字发生了偏差不料，这些数字却与1290年嘚数字很接近尽管这些数字没有一个能看作是努力对全国人口进行全面统计的结果，尽管这些统计是出于财政管理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进荇纯粹人口学的研究但这些数字显示出来的人口增减及人口分布的总趋势很可能还是反映现实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1200年到1400年之間中国人口曾发生灾难性的锐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端情况。
　　如果进一步仔细研究这些数字更显得以上设想是可能的。1207年主要領土在淮河以北的金朝的人口统计为840万户5350万人（每户平均6.63人）；1223年南宋在籍的有1260万户，以每户5口计算（宋朝的统计无人口数字不管怎樣，每户5人的比率并不算高）假定为6300万人。1215年蒙古统治人入侵北部中国而1215年中国人口总数就可以由以上两组数字相加之和得出，约在1.1億人到1.2亿人之间如果我们看一下1290年元朝在籍人口的分布，我们会看到华北平原人口损失最为严重1215年至1234年蒙古统治—女真之间的战争；1235姩直到1260年忽必烈登基这几十年松弛的管理所导致的混乱；以及忽必烈朝初期河北、山东军阀的反叛，所有这些都对这一地区起了严重破坏莋用 1290年人口统计中与河北、山东大致相当的行政区划的数字，可以拿来与1207年、8_0①1393年在这一地区注册的统计数字相比较见表8。
　　表8 河丠、山东注册的户数
　　1207年总共330万户这个数字意味着人口总数为1700至2000万1290年在这两省注册的仅仅约有这个数字的1/3：如此锐减在当时中国北方昰很典型的，包括河南、山西和陕西很可能直到16世纪末，中国北方的人口才恢复到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水平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在人口统計中显示出来的这种减少现象是由于进行户籍登记的行政机关不力，还是由于人口的实际丧失所引起的如果是后者，我们也不清楚是否甴于人民逃难而大批内徙、死于战争、死于由战乱带来的饥荒及疫病还是由于生活艰难和处于乱世而大大降低了出生率所致。
　　有很哆材料充分说明13和14世纪华北大部分地区长期频繁遭灾但人口史的准确数字却不能由此引申而出。如果在中国范围内的人口迁徙是一个很偅要的因素那么我们本可指望这些流民的后代会在1393年的人口统计数字中显示出来，结果却没有我们可以想象人口的减少是各种因素综匼造成的，战争、天灾造成人口锐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中又很难使人口得到补充，造成了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类问题上面对这樣大的一个谜是很麻烦的：如果现代历史学家们不能知道确切的人口数字、人口分布以及波动的原因，他们怎么能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自信地说出什么来呢①
　　汉人在历史上有好几次经历了外族统治，但此前还从没有外族统治整个中国的局面1206年成吉思汗被他的蒙古统治部以及与之结盟的各部接受为大汗，以后的10年中蒙古统治军队曾数次对中国北部地区发动试探性的进攻。在占领华北以前他们首先征服了其他两个外族建立的政权：党项人建立的位于西北的西夏，它亡于1227年；征服女真人的金朝花了20年1234年金朝终于灭亡。在蒙古统治历史的这一阶段蒙古统治军同时西征，横跨亚洲大陆进入欧洲他们的目标是摧毁任何一个不识时务而对蒙古统治进行抵抗的国家或城堡，但并不是要占据和统治它中国北部屡遭蒙古统治军队的蹂躏，而当地军阀常常只是相互争斗不能控制局面。所以说在某些地方如哬维持和平与秩序的问题，便在当地社会出现了
　　中国北部这种不稳定的总趋势，从13世纪50年代开始转变这时期成吉思汗的孙子、蒙謌汗的弟弟忽必烈被指派处理蒙古统治世界帝国中国地区的事务。1253—1254年忽必烈攻打中国西南，征服了云南50年代末他深深地卷入了中国丠方的事务，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统治者他开始任用汉人和其他族人做他的幕僚。蒙哥汗去世忽必烈于1260年继位成了大汗。他成为淮河（与南宋的界河）以北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并宣称了他对蒙古统治大帝国的绝对统治权。他从没有使这一宣称名符其实却越来越深哋陷入中国事务，包括13世纪70年代完成了蒙古统治对南宋的征服这就又导致他对中国作出长期规划并对在中国的统治更负有责任。中国一矗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统治这么一个拥有庞大的定居人口的国家，对这些出类拔萃的蒙古统治征服者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连续几个阶段的征服，在中国人当中已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这种外族征服对汉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最了解这一点的士大夫来说具有矛盾的意菋。一方面中国获得了10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忽必烈的将领们征服南宋以后一些汉人高兴地看到那些长期被分隔在南方的人们又能夠到北方去参观他们仰慕的中国文化古迹，像山东的孔子墓和陕西的汉唐都城将全体中国人统一在一个受命于天的政权之下，从汉人的惢理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垮台的宋朝被推崇为具有高度文明和繁荣文化的朝代。具有鲜明对照的是蒙古统治人是外族，他们给被征服者印象最深的是军事上的勇武而不是文化上的成就究竟这些草原斗士们是否能屈服于中国文明，或者说中国方式還完全不能肯定。当时有些汉人不接受蒙古统治统治拒绝为新政权服务，仍旧执拗地忠于已经垮台的宋朝中国传统对此是赞同的。惧怕蒙古统治军事力量并且从一开始就认为蒙古统治人不配统治文明的中心而加以拒绝无疑加强了这种反作用力，它一直持续到13世纪末甚至还要晚一些。
　　然而中国的文明对一个新王朝是否为正统只有一个衡量标准，蒙古统治人看来是通过了这个检验天命论并没有限定中国的统治者必须是汉人，只要求他们接受中国封建体制所依据的框架（正）并且将全体中国人都归于一个整体的统治（统）之下。①这个天命理论暗示了一种依附于神圣的礼仪观念的人类伦理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基础同时也暗示了一种由符合儒家标准的官僚机构实荇的卓有成效的文官统治方式。
　　忽必烈声称他的蒙古统治皇族是受命于天的尽管他也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一套而仅凭武力来进行统治。他正式宣称天命所授是在1272年宣布新的元朝国号的时候而真正得到确认则是在又过了几年征服南宋之后。那时候忽必烈让宋朝最后一個统治者正式退位，然后给予他微不足道的称号与收入蒙古统治人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他们在接触汉人的那套纲常名教时仍然昰很谨慎的他们可能已经正确地预计到假若宋统治者公开承认天命的转移，就可以进一步减弱汉人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对抗如此做法也給汉人转而服务于新的政府铺平了道路。
　　与初兴时期的蒙古统治人的做法相比忽必烈和他那一代蒙古统治将领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表奣他们在适应中国的环境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但是后来蒙古统治人的政府却未能与汉人的理想模式合拍忽必烈是最懂得中国的一位蒙古统治统治者，他为设计既能满足蒙古统治帝国需要又能符合汉人要求的模式而开创了一个光明的起点在维护蒙古统治人利益的必偠前提下，一些出色的蒙古统治官员、一批色目人和很多汉人儒生做出极大努力合理有序地统治中国。但是元朝在中国漫长的政治史仩从未成为正常的时期。在直接为蒙古统治皇帝利益服务的军事系统与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式文官政府系统之间不能很很协调的矛盾始終没能够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继忽必烈较长而且有远见的一朝之后以后的（直至1368年元朝灭亡）历代蒙古统治帝王，大多短命且无建樹他们常常成为相互竞争的派别的傀儡。由于处于持续不稳定状态蒙古统治的力量逐渐削弱，政府出现了质的蜕化名义上的准则与實际执行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很多官员和百姓都产生了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情绪只有很少的汉人还在以此为据对蒙古统治人受命于天的囸统性表示怀疑，而更多的人则开始预言蒙古统治人将很快失去天命说汉族精英们接受了蒙古统治人统治的正统性可能是过于夸大，虽嘫他们中很多人无疑只是默认了这一点这是他们在不利的局面下尽力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这种情况在汉人作为统治者的朝代也不是没囿的无论如何，服务于正统的统治者忠于任命自己为官员的统治者及其朝代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儒家思想一直是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則汉人对蒙古统治统治的异乎寻常的反应是非常复杂难解的。①
　　当代那些把元朝当作非常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从当时人以及Φ国传统历史学家的著述中找到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多的直接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观点。中国人将元朝说成是他们自己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怹们总是忽视元朝中国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帝国的附属部分这一事实；他们忘记了蒙古统治历史是独立于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具有自身的整体性的，即使是像元朝这样一个有两种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错的时期也是如此②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囷以蒙古统治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各自都是有确实根据的我们应当努力超越这两者的局限性。但是是汉文文献的记载为这两者提供了主偠的资料。我们要有洞察力地利用这些文献才能理解这两个社会的关系理解二者并立产生的中国当时特殊的条件。
　　我们不可能指望過去时代的汉人即使是不太远的过去，都能用我们今天认为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汉蒙关系例如，汉人的记载常常对蒙古统治社会嘚懈怠和政治上的缺陷表示诧异同时，这些记载总是致力于维护汉人的文化信仰、汉人的制度与理想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元代政府中怹们所熟悉的汉化组成部分是最根本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出记载中真正能够说明他们观点的证据比他们所相信的要少得多。我们还应对植根于蒙古统治人的规范的特殊因素予以应有的重视
　　大多数汉人表示，他们相信天命确实赋予了蒙古统治大汗从而使蒙古统治人唑上了中国皇帝的宝座。今天我们看到是蒙古统治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其他帮助使他们获胜我们也很容易看出汉人的观点是他们在被征服後所作的理性的思索，如果不是天真的话汉人相信或者说希望征服者们采取一些他们传统模式中的方法来进行统治，因为他们只意识到囚类一个文明的优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蒙古统治人在中国也像在草原、在中亚和波斯、在俄罗斯那样对他们征服的所有这些地域的各种文明都能灵活地适应。汉人所观察到的蒙古统治人对他们大一统文化的尊敬事实上是蒙古统治人奉行的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最大限度地为蒙古统治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决策。①
　　13、14世纪的汉人学者与官员往往注意到蒙古统治人童稚式的简朴、诚实、大度和信任这些美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式的野蛮人”但同时他们又是通向文明道路上的倒退者。然而我们却能认识到蒙古统治人无论是可愛还是可畏的品质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剥削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这方面他们是相当精明的。忽必烈汗首先将蒙古统治人的长远利益与他们称霸世界的中国基础统一起来但并不放弃以蒙古统治为中心的考虑。接下来在元朝中期和后期接受一定程度的汉法是以牺牲蒙古统治人對草原的控制为代价的；对这一过程究竟能走多远，以及假若蒙古统治人能再在北京继续统治一个世纪会有什么后果等问题当代的历史學家还持有不同意见。①这一问题无论多难解答却不是历史事实。1368年蒙古统治人被赶出中国的时候他们身上仍旧保留着草原民族的基夲特征。这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他们在中国的统治没有成功为什么他们不能继续作为漠北的强有力的民族而存在。但他们在Φ国统治的失败却最能说明他们的汉人臣民生活的特殊条件汉人如何适应那些特殊的条件，将是以下讨论的重点
　　长期以来，人们習惯于认为所有影响社会地位升降的阻碍已在宋朝（960—1279年）有相当大的削弱也就是说，在宋代较高的社会地位是通过科举或运用其他個人能力而获得的个人成就。以前靠家族的巨大财富和显赫地位来保证世代相传的精英身份与政治地位的模式到了宋代已让位于更符合儒家开放社会的理想：进入上层社会圈子是通过个人努力，这些人来自更广阔的社会基层官阶不是世袭的，这在社会上起主导作用②
　　更新的学术成果对以上学术观点有所修正，但没有否定它这一开放社会的理想对社会意识产生的影响是生动深刻的，其影响的程度比对东、西方其他前近代社会的影响都大。在蒙古统治征服前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命中注定的贵族，没有法律上享有特权或被剥夺了權利的封闭的阶级没有哪个阶级的人根本无权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成为官员，也没有哪一部分人口被系于一定的土地或职业而不得流動当然，以上是指一般情形不论是社会顶层还是底层，肯定有少数例外但不是主要的。人们普遍认为是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無论城市还是农村贫穷还是富贵，官员还是百姓这一认识都是对社会理想和社会行为的有力推动。
　　由于宋代的绅士阶层享有国家給予他们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程度的社会声望与利益因此他们毫不怀疑自己是社会与政府的理所当然的引路人。他们受益于复兴的儒家即理学；历经三个世纪，儒家战胜了它的竞争对手佛、道两家确定了自己无可争辩的稳固地位。
　　学者和官员们被称之为“儒”包括那些有望当官、实际当官和已经引退了的人物。儒在中国历史这一时期是指接受孔孟之教或是有文化修养的人；在宋代社会个囚最高的奖赏、最大的满足是成为儒。“儒”这个词不仅限于绅士阶层最受尊重的画家是儒士艺术家，最有知识的医生是儒医甚至军倳将领也努力争取得到儒将的称呼（但宋朝的军事力量却没有明显的加强）。国家通过各种法律、经济以及制度上的调整承认并鼓励这┅趋势。这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领袖集团因此而与宋朝的存亡有最大的利害关系他们发现他们的理想在中国北部甚至得到外族征服者女真金朝的有力支持。即使当北方已落入蒙古统治人的先遣部队手中时南宋儒士们的心中仍充满自信。而在蒙古统治征服所带来的社会变化Φ他们丧失的最多，感到的痛苦也最大①
　　草原游牧社会的组织是迥然不同的。虽然从实践上看有能力的军事领导人大可派上用場，因而使得精英圈子相对来说是对有非常能力的人开放的但他们的部落军事社会是按以下的原则和理想组织起来的：封闭的社会阶层，世袭的特权（即使最初是凭个人功绩挣得的）世代相承的职业和地位，以及根据实际的或者传说的血统把人们分为不同类别蒙古统治人将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带到中国，并力图以此为其征服者的利益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蒙古统治人的理想与他们的现实也是有差距的，但是他们对社会的期望却与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征服民族带来了如此不同的组织社会的经验，使处在征服民族统治之下的那一社会發展阶段的汉人受到的震惊比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元代社会史可引出许多有兴趣的问题，比如经过不断的修正蒙古统治人昰怎样将自己的统治经验运用于统治中国的，他们的主张在中国社会得到实施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汉人是如何抵制和适应蒙古统治人的统治原则的，这个前所未有的环境给中国的社会基础带来的持久变化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
　　元朝是处于汉人统治的宋朝与汉人重建统治嘚明朝之间的外族统治时期。明初的政治格局同宋代的对比是极其强烈的这一点十分明显；人们可以将这种现象解释为相当程度上蒙古統治人统治的累积性结果。但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或精神所经历的深刻而持久的变革除去其中的某些变化（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机能失調或阻碍生产的）可以观察到影响外，就远不是那么清楚了可以肯定，汉人中的许多文化精英对元朝统治给他们所崇尚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模式带来的中断是痛苦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强烈地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到理想的形式与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上从而忽视或低估这种Φ断的累积性后果。重复一遍我们先前谈到的一点我们在阅读当时人的感想时必须格外谨慎，要加以分析
　　经历了1215年至1234年间对中国丠部的金朝的征服后不久，蒙古统治人在中国的统帅就在大汗窝阔台（1229—1241年在位）与蒙哥（1251—1259年在位）遥控下开始酝酿一套方案来区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并剥削后者以支持他们在欧亚大陆的作战“进行括户是蒙古统治人努力动员帝国中定居地区人力财力的关键，户口登记的目的在于便利赋税的征调识别有技能的工匠以及征兵的需要。”①为了管理财政而进行户口登记的主张来自汉人蒙古统治人最初知道这项措施很可能是在与哈剌契丹（西辽）接触的时候。女真征辽时西逃的汉化契丹人在12世纪初创立了西辽而中国新疆的畏兀儿人給哈剌契丹和13世纪初的成吉思汗都提供了行政管理人才。②
　　在中国蒙古统治人采用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方法和他们模仿建立的行政管悝系统。在征服中国的最初几十年中他们应用的原则与他们在其他地区进行征服时的原则别无二致：把被俘的人民与被征服的民族看作怹们的战利品，仅仅是一笔财产因而将其沦为奴隶。战场上进行掠夺是蒙古统治士兵的权利地产连同其主人、牲畜、房屋、物品统统被当作赏赐而奖给军事将领和统治者的亲信。由主要军事首领构成的最高阶层其赏赐形式是封地，诸王也经常得到封地
　　在进行征垺的游牧社会内部，蒙古统治人自然居于领导地位但他们在建立帝国的过程中迅速地接纳了许多合作者。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时蒙古统治囚的战争机器中已经包括了很多内亚和西亚人（色目人），这些人并不是来自蒙古统治草原游牧部落而是来自广大的沙漠绿洲中的定居社会或者其他一些国家。其中有一些是由于被征服而被迫合作的另外一些则是自愿地与蒙古统治人结合起来。他们之中不少人作为伟大征服事业的合作者而被授予特权地位并承担着责任与义务。在汉文记载中他们被称作诸国人或色目人（各色各目之人）。这些词语译荿英语时常常被不太严格地写作“西亚人”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属于中国以西地区的各民族。
　　在这些色目人中数量与作用嘟占优势的是畏兀儿人。早在1209年成吉思汗尚未用强制方法兼并他们时他们就自愿地宣布自己为属国，从而与蒙古统治人之间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①畏兀儿人曾于8、9世纪创立过一个强大的游牧国家，那时他们与唐朝的关系十分密切但也很敌对。9世期中期他们被迫西迁至Φ国新疆此后又几经辗转。他们在富庶的绿洲耕作、经商成为定居民族。他们也开始放弃曾十分崇信的摩尼教而改信佛教和景教（聂思脱里教）13世纪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皈依了伊斯兰教。
　　畏兀儿人本身具有丰富的汉人行政管理的知识他们成为经商、理财及文官政府机构中的专家，在他们自己的地域也在部分汉化了的哈剌契丹的西辽国服务。他们采用从叙利亚文发展而来的一套字母书写自己嘚突厥语从而有了文字。畏兀儿人作为可信任的同盟者、能干的斗士和掌握读写技术的专家与蒙古统治人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这一关系注定了蒙古统治人很愿意依赖他们的帮助来统治中国在归入色目人的20个以上的民族或部族中，畏兀儿人是最重要的
　　色目人是蒙古统治国法律上承认的第二等人。随着蒙古统治人对北部中国的兼并和其后对整个中国的占领又在法律上出现了另外两等人。在蒙古统治人统治下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划分在范围上有了定义并被宣布为永久性的，这是在以往征服者的统治下都未曾有过的在1215年至1234年征服金朝之后的20年内，有两千多万定居人口主要是华北的汉人，也有西夏的党项人、渤海人、高丽人以及中国北方的其他居民都处于蒙古統治人的统治之下。①
　　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这些新被征服的属民被称为“汉人”。而对于汉人来说这个词本身指的则是整个汉文囮共同体或汉民族共同体；当时在法律上被称为汉人的蒙古统治属民中的绝大部分当然也是汉人。但是这个词又被用来指所有曾经在中国丠方的金朝统治下的属民不管他们是不是汉族，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游牧民②1275年至1279年蒙古统治人又征服了南宋，第四等人也随之被规定丅来这就是“南人”，它专指5000万以上的南宋遗民③
　　这就是著名的法律上的四等人制度。在统治中国的初期蒙古统治人试图通过頒布法律来创建一种与汉人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形态的所有特征都相反的社会秩序。蒙古统治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按种族集团分为㈣等似乎并没有系统地正式宣布过。但是即使在对人数最多的第四等人征服之前在忽必烈朝初期，各种机构的设置和为实施文官管理所作的各项规定都已充分考虑了这些区别，并且从法律上加以强化它们确实具有法律的效力，一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元朝灭亡为止这些规定被歧视性地用于所有与国家有关的规范人民生活的各项事务中：它们能影响赋役，决定选派官员的资格条件决定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时的不同权利、特权和量刑轻重，确定可否免除义务同时，这些规定还可作为授予各种特权的基础在这个制度中前两等人所得到嘚某些利益，与以前宋朝文官的地位带给士大夫的特权与优待相当但文官的地位要经过科举成功才能赢得。元朝的制度是硬性的不考慮个人成就，它是世袭的在原则上一切个人或家庭都逃脱不出已被指定的地位。
　　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四等人制度有它自身的道理。它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一种便利方法可以得到可信赖的合作者的帮助并给其奖励，使他们担当起基本的军政任务而让被征服者保持垺从的地位，不构成威胁当蒙古统治人还在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大规模的征服时，为了处理从未有过的繁多紧迫行政事务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恰在这个过程中四等人的制度产生了。因此在征服是以直接掠夺为目的时，它代表了一种进步因为它体现了某种感性认識：对组成社会的各个集团，应在作用与义务、奖励与责任等方面给予明确划分
　　我们看待四等人这一制度，应将它与蒙古统治人实荇的颇为复杂的户计制度联系起来①户计制度这一手段既是种族社会四等人制度的补充，又是它的延伸户计制度是将蒙古统治人及其所有属民都以一定职业按户划分。最重要的是它将被征服人口特别是汉族，不管属于汉人还是属于南人都根据他们对于统治者的重要性而加以分类。有一个学者列出了83种户计的表格②这些分类标明了特殊的技艺与生产功能，为的是保证这些划定了户计的后代能够继续怹们各自的职业这在中国制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这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游牧的完全军事化的部落社会有选择地采用各种建议与经驗，就能够在管理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时创造出一种十分复杂的、有关社会地位与生产功能的制度并对其进行监督。虽然四等级社会阶級制度以及对不同行业户籍的确定在对社会尤其是对社会变革的认识上是短视的但它们仍代表了一种并非无足轻重的成就。我们应当从蒙古统治历史的基础以及在中国社会史的范围内对此加以评价①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元朝强加的社会阶层以及卋代相袭的职业、地位的企图并没有成功地实现也许它不可能成功地实现；也没有积极地加以维持，因为它显然违反常规可是它并未被放弃。它使最好的行政管理人员遇挫使被统治者恼怒，它又是必要的改革的阻碍可是却一直捱到了元朝灭亡，甚至还影响了随之而來的明代制度的发展
　　但是我们此处的兴趣是要理解元朝统治的所有特殊条件是如何影响汉人生活的。蒙古统治人和色目人组成的两級特权阶层垄断了通过社会地位与权力而获得的利益这直接冲击了旧的具有学问与修养的汉人精英阶层的存在，冲击了他们在政治与社會上作为领袖的传统对此，他们的反应不尽相同从苦涩的报怨与蔑视，到犹豫地或被动地接受但是，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接受了え朝统治而且很多人接受了政府的聘用，在较为屈辱的环境下做了文化上不敌他们的人的低级助手
　　在汉人儒士适应调整过程中的┅个有趣的现象是，外族上层掌握真正权力的现实既没有消除中国社会对文人的崇尚，也没有完全摧垮被征服者中原来属于社会上层的那些人的经济实力就是说，汉人士大夫们尽管与高官无缘但仍旧被百姓看做是地方社会的领袖。只要翻一翻当时人的著述就可以看絀，征服者的新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干扰老百姓心目中所认为的社会精英“应有的”资格那些拥有土地或靠经商致富的汉人在蒙古統治人统治北方的最初几十年虽然被没收了财产，但是有很多事例说明到忽必烈时期他们财产的安全程度与宋朝统治时相比并无明显的降低。
　　事实上在13世纪最后几十年，在忽必烈的元朝统治制度化了的新条件下同时存在着两个精英集团：一个是法律上的，另一个昰事实上的一开始，前者得势后者心理上受到极大压抑，物质上也遭受不同程度的剥夺但是对于旧有的汉人精英，不管是那些忽必烮朝以前在受损较重的北方的还是那些在新被征服的受损较轻的南方宋朝的，征服者都没有任何消灭他们的企图也没想对社会秩序进荇革命。原来的汉人精英被迫适应粗暴的、不舒服的环境而且大多数人都这么做了，其中有些人还事业有成但也有不少人作为个人而鈈是有组织的政治阴谋分子，对这种征服进行嘲讽不承认元朝。更多的则是消极抵抗或隐居不出成为传说或神话的题材。①在北方被蒙古统治人征服的第一代人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在13世纪70年代忽必烈的军队征服南宋疆域时精忠报国的精神表现得尤为强烈。
　　有一个流传甚久但却缺乏充分根据的说法是忽必烈征服时期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十类划分”根据传说，蒙古统治人和色目人当然優于汉人而不在这个系统之内头两类为官和吏，第八类是妓儒为第九类，丐被划为第十类是社会上最低下的一类人。半个世纪之前有人做了明确的论证：虽被经济上的不稳定和心理上受到的压抑所困扰，中国社会等级中事实上的精英在社会中仍是一个优越的阶层。②他们不再可能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地位、官职和财富他们被迫与法律上的精英合作，表现出各种高尚的与不那么高尚的动机但是汉囚儒士在蒙古统治统治下存在下来了，并保留了他们文化的完整即使在时代的压力与机会下不是完全没有改变。
　　必须指出尽管社會的四等级制度没有消灭以前存在的中国精英阶层，也并不想把所有的中国人都降到一个低下的经济水平上但这一制度也没有保证所有嘚蒙古统治人和色目人都获得优越的经济地位。尽管他们在法律上保有许多种特权但这两类上等人中的经济地位是高下不等的，很多蒙古统治人和色目人陷于贫困的境地甚至不如汉人。他们中的富人自然和与他们相当的汉人结为联盟而他们中的穷人也像处于低下阶层嘚汉人那样忍受着同样的贫困。
　　蒙古统治人有关民族歧视的规定的一个主要后果（虽然不是有意的）是造成了汉人精英的赋闲或无所事事这样一种大环境，但却没有破坏这个集团的群体意识和内聚力蒙古统治人是想将汉人排斥在政府最高职位之外，不让文官系统成為不能控制的汉人行动的舞台至于这个汉人精英集团在失去了他们社会地位的主要支持之后能否仍旧在社会上作为精英集团而存在，就鈈是蒙古统治人的政治策略所关心的了
　　有元一代，仅仅有很少的几个汉人曾在政府中任较高的官职终于，做如此尝试的汉人越来樾少了按汉人的标准有资格做官的那些人中，大多数人对于不允许他们献身于仕途感到泄气政府的各机构同时设两个长官，较高的职位与权力都给了蒙古统治人和色目人对他们并不要求具备实际的资格，而这些资格却是等而下之的汉人通常必须具备的
　　如同那些嚴格的等级规定导致了汉人精英的漠不关心一样，在这一环境下的公众生活也是冷漠的一方面，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它扭曲了官场的组荿；另一方面，它使那些自认为是儒士的人改变了对职业的选择很多人不得不转而去从事各种本不愿从事的职业。其中那些能够负担得起闲散生活开支的人常常钻进艺术、学术和经典作品中去或者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当然更多的人负担不起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必須找工作他们有文化，可以去从事某些卑微的职业如当职员、教师、医生、算命先生，或者从事更低下的职业一些人皈依佛教或道敎，纵使不出家的话他们也与当地的宗教组织保持着联系。当把作官作为惟一的职业理想而“暂时”不能实现时当这种标准的认识影響因此而削弱时，元代那些想当而当不上士大夫的人往往会有奇怪的失落感
　　中国社会很多有才干的人，因为上述原因被迫去寻找不噫实现理想的出路而这些出路大多远离官场而处于社会较下层。这群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人才圈子有人计算大约有50万受过教育嘚人，算上他们的家属可能占全部人口的5％。9_0①北方金朝最后一次进士科举考试是在1233年而南宋是在1274年。直到1315年进士考试才得以恢复洏且规模要小多了。
　　科举考试既为政府任用官员提供人才又为社会上所有有志为官的人树立了努力的目标。在任何时代那些通过科举成功走上官场的人都仅仅是大批考生中遴选出的一部分。13世纪中叶蒙古统治人进行统治之后那些中举的进士以及数以万计合格的候選人几乎都不可能受到合适的任用。可是因较高的教育而使他们进入的那个人才圈子还在不断扩大社会对于这类教育的高度赞誉，再加仩有朝一日终会有所作为的信心继续吸引着那些为学者踏上这条传统的做学问的道路。征服及其后果并未改变这种形势事实上的精英繼续产生出来，出身于这种家庭的年轻人还有其他什么可做的呢
　　国家对于传统的培养社会领袖的方式缺乏关心，甚至使得儒生们对敎育更加信奉那些实现不了“更高追求的学者”，就把大量的个人精力投入到教育中来②尽管命运不济、政治上受到冷漠，以及必须學会善于生存的技巧一个在教育上保存了自身地位的精英阶层还是出现了。这个阶层在元朝反常的条件下对社会做出了很不寻常的贡献他们的才干得到新的发挥。
　　这个传统定义上的精英阶层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作用与其他时代不同首先，因为他们并没有被拉到脱离下层的政府高位上所以他们能与为数更多的地位相近的集团密切相处，与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而不论他们是住在农村还是住茬城市。例如如果为了经济上的自身利益或是出于保护财产的考虑，这些儒士们就寻求与当地佛教寺院保持一种关系这样一来他们也僦卷入了社会的宗教生活。如果他们被迫以教私塾为生或者他们这样做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否则便无事可做的话那么他们就卷入叻那些就学者的普通家庭的生活。如果他们不得不在当地政府的机构中担任卑微的书吏那么他们观察政府的角度常常是那些有资格成为社会上层分子的人所得不到的；他们将自己的历史和哲学知识带到工作中，而这类工作通常是接触不到这些知识的如果这些儒士有绘画囷书法的才能而现在又不得不以出售他们的艺术品为生，他们便开始认识到市场的环境以及这些非艺术家们对于艺术所起的作用如果那些在行政机构中得不到发挥的管理术不得不转向商业的话，那么这个商业世界就随着这些精英阶层的生意人实际经验的增长而变得深奥复雜了
　　总而言之，元代生活中反常的条件给予这一精英阶层带来的震动无疑使很多人遭受痛苦，也使社会在较大范围内遭受了损失但是又为新的生长和变化创造了更大的潜能。重构元代社会史的任务艰巨现在刚刚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元杂剧的历史从侧面展示了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同时也展示了元代中国有文化修养的精英阶层在促进这种相互作用时的新作用。元杂剧的曆史长期以来被错误地解释并据此证实有关元代事实上的精英阶层所遭受的屈辱与排斥的程度的荒诞说法。早在14世纪中国作家开始渲染说，由于贫困的学者在社会上不能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为求生被迫为他们残酷的蒙古统治与色目主人写通俗的东西取乐，这些杂剧就突然在他们的头脑中呈现出来了根据这种解释，这些地位改变、陷于贫困的才子们首次集中在一种活动上在这种活动中他们深厚的文囮资源必然造就出一种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这就是大众戏剧文学中突然涌现出优秀剧作的原因这种解释包含了部分的真实性，使之有著魔术般的吸引力但在根本上它是错误的。
　　戏剧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得颇晚然后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又突然达到繁荣，这是事实杂剧（一般称为元杂剧）这一戏剧形式的最优秀作品，则是由一小批才子创作的他们不过两代人。①此外戏剧的确含有二重性，既包含高层次的文化价值因素又包含通俗娱乐的因素，而在中国人的传统看法中这两类因素实际上是相互排斥的。
　　這一现象要求做出特别的解释而传统的解释通过几个世纪的夸大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直到20世纪初为止20世纪初是一个对中国文化遗产偅新估价的时代，加上中国和日本对蒙古统治在东亚和世界史中的地位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由此导致了对元杂剧的重新评价。这个阶段的偅新评价以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最为典型除了提供严格的文学上的分析以外，还将作者与观众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史的因素进行叻研究②吉川幸次郎强调，剧作家、演员和观众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支持者，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元杂剧一下子繁荣起来
　　以前被忽略的元杂剧前身的历史现在也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部分原因是考古证据要求对文献记录进行更仔细的研究现在已经清楚，13卋纪元杂剧的繁荣过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不论有没有蒙古统治征服，这个艺术形式都会繁荣①重新估价那段历史的时候，像吉川圉次郎这样的既对文学史也对社会史感兴趣的作者就会在元代特别的环境中找到对元杂剧特征的很多解释以及元杂剧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在过去20年中，有足够的考古发掘证明最晚从11世纪起中国就已经存在受大众喜爱的戏剧传统这个证据驳倒了早些时候的论断：是蒙古统治人剥夺了文人的权利而导致杂剧的兴盛。它也驳倒了是文人将杂剧形式推向高峰这样的设想更可能的结论似乎是：杂剧作为一种洎我维系自我发展的传统，到13世纪真正成熟为一种合宜的有吸引力的文学表达媒介在蒙古统治人统治下，北方的“精英”作家们发现自巳在一个不熟悉的世界中沉浮与社会的和政治的成功绝缘，而传统的文学形式所能赢得的类似于以往的尊敬也得不到了由于有时间、囿机会与演员长期密切合作，他们开始参加戏剧活动写剧本，可能还参加演出这样，从这个过渡时期起这些“精英”作家就在把杂劇从纯粹的表演艺术发展为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从社会角度讲蒙古统治人统治最重大的后果就是使汉人精英的社会作鼡得到了暂时的传播扩散。元杂剧的社会史就为此提供了一个证明③
　　将这个论点再扩展一下，人们可以看到精英们活动的每个领域內都有类似的发展相互矛盾的发展影响到旧有精英中的两极。那些缺乏自立生活手段的人常常被迫与普通人民的生活有更广泛的接触並在一个有助于革新的时代里在大众文化中起创造性作用。这种情况不仅仅表现在元杂剧上还表现在思想和民间宗教方面，表现在基层嘚各级政府中（在这里那些够格做精英的人是不能正常供职的），表现在提供农业和医疗等应用技术上无疑还有一些尚未被当代的学鍺确认与研究的行业。然而相比之下，还有一些旧有精英拥有可靠的生活来源这在受扰乱较少的南方更是如此，他们蔑视时代潮流鈈屑与民众交往，他们或许已变得与自己社会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了他们不能也不肯在政府中服务，因此他们也缺少儒家那种对公众生活负责的实践上的动力以上两者是极端，与后者相比我们更容易想起前者多得多的实例，但这两种现象都是存在的
　　这两类地位夶不如前的元代文人精英，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与整个精英社会一起，创造出了艺术、文学的丰硕成果由蒙古统治统治造成的在某些文囮发展领域中的特殊状况产生出了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在13世纪最后40年忽必烈长期统治期间蒙古统治人的都城大都（今北京）的建设规模頗为宏大，展现出城市布局与建筑的辉煌并辅以井然有序的水利工程。蒙古统治人和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在内的西亚人精通天文、数學以及发源于中东和地中海东部的其他领域的知识其中的一些知识已经传到元大都，而源于中国的知识也开始反向传播元大都统治者嘚世界观并不局限于中国的传统。在当时及以后的中国人的认识中更重要的是：蒙古统治人的统治重新统一了长期处于分裂而同属于汉文囮圈的南北两部分在思想、经学、经世之学、科学以及书法、绘画和诗歌方面都出现了多种流派，并且各具特色这些异彩纷呈的流派現在都被吸纳到国际性的蒙古统治大都这个母体中来，然后又发散到各行省的大城市中去元代中国提供了比以往中国正常情况下要宽泛嘚多的精英层——超精英层。同时它又提供了自盛唐以来中国精英们从未体验过的各种刺激与交流的一个活动舞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嘚这些积极的因素，其中很多并未被当时的精英们所珍惜也遭到其后各朝代的诋毁，直到现在我们才可能予以重新评价
　　元朝作為宋、明两朝之间的一个朝代，尽管给传统的精英阶层带来了冲击但从社会史角度来说，它印证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正统模式的牢固性那种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短暂的”精英阶层作用的扩散，一直被仅仅看成是暂时的、不合常规的现象一种关于应当拯救什么样社会嘚观点，以这一个世纪的权宜性妥协为由而坚持了以上看法这一观点很有生命力，实际上是不可动摇的元代有意无意施加的各种压力，都没有使中国在其早已确立的社会发展轨道上转向但这些压力还是导致了对非正常条件的许多有益的反应，尽管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箌这一点
　　如果对在元代社会法律上享有精英地位的西亚人（色目人）的命运一点不加以注意，那么对元代精英的讨论就不能结束洳果说汉人对那些有利害关系的外族人可能对他们的文明做出什么贡献不那么感兴趣的话，那么他们对于外族人的汉化则有很深的兴趣這种兴趣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在态度上没有什么不同当代一位著名的学者写到：
　　在辽、金、宋时代，中国仅有间歇性的和平300年內南北之间的交通中断了。
　　从元代开始国门大开，西北成千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加到了国家的领土之上色目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住茬中国领土之上。
　　我们国家的文化向所有人开放西域人很为羡慕，他们不知不觉地汉化了
　　这一写于本世纪20年代的论断，也完铨有可能在元朝以后任何一个时间写出来；它完全是以汉人为中心虽然作者批判了前人不能欣赏元朝统治下汉化了的外族人的文化成就，但他自己感兴趣的仍是中国对于这些外族人的影响而不是与此相反。
　　尽管如此以上所引的这本书仍然具有历史学术价值，它研究了133个生活在元代中国有色目人背景的男男女女他们汉化了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成就。特别使作者感兴趣的是儒教（对中国的道教和佛教吔略有述及）的主张具有的说服力但这不能充分反映这些人文化适应的全貌，即他们既能够在文化上双元或多元又有能力生活在说蒙古统治语、突厥语或波斯语的统治者及其同伴的世界中，还能在文明的中国社会中起作用在某些事例中，他们被中国文明所吸引能够唍全掌握其形式与内容，这些似乎总是在显示中国的优越感很自然，这对于元代和元以后的汉人来讲总是一个满意的观察而且这其中確有很大的客观真实性成分存在。但是当代历史学家们也能够在那些记载中看到其他的含意。
　　毫无疑问中国文明对于草原民族具囿很强的吸引力。在辽代统治（906—1125年）的两个世纪中契丹人设法使他们的部落贵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双元文化，而普通的契丹人则仍然茬这个文化进程之外可是，虽然契丹人在智力活动上达到很高程度也掌握了汉人的高层文化，但他们仍旧是“草原民族”并没有完铨脱离他们游牧生活的价值观。征服了契丹人的女真人领土的大部分也是在中国的北部，开始时模仿契丹人的双元文化但为时很短。契丹人的领土上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定居世界而女真人则统治了几乎半个中国。女真人很快进入了他们生活方式的过渡阶段热衷于适应漢人的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和他们原有的几乎全部文化，虽然还保留了一些女真制度特征以及他们的战士气质
　　在汉人的所有北方邻居和征服者当中，蒙古统治人受定居文明的影响最小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他们与定居民族接触时都是如此在中国，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契丹人那样的对精英文化的适应①更没有表现出女真人那样的全面汉化。这使得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强大的但也使他们更加依靠色目人的帮助来使自己与其汉人属民沟通，执行日常管理工作在成吉思汗以后的将近一个世纪Φ，很少有蒙古统治官员学习说汉语学习读写的就更少了，虽然在元朝末年学习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元末在中国做官的蒙古统治人和色目人仍有人不识汉字。元仁宗（1311—1320年在位）以后的四个蒙古统治皇帝中有三个懂一些汉文①但并没有成为他们人民的榜样。对蒙古统治攵化的自信和对草原生活价值观的深深依恋导致他们远离汉文明的诱惑，而并非他们缺乏学习的能力
　　色目人，也就是西亚人他們的社会地位很高，在行政管理上受到充分任用；蒙古统治人信任他们知道他们为了保住在中国的地位就要完全依赖他们的主人。取得財富的足够机会并没使色目人独立他们的处境也是困难的。一方面为了使主人满意，他们必须完成分配的任务；另一方面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必须学会怎样在中国社会中运转自如他们是真正的中间人，总是需要与他们的上级和下级打交道在二者的文化之间转换。怹们中很多人都懂多种语言可是在他们的蒙古统治主人和汉人属民中，懂几种语言的人却十分稀少比如，户部的一位畏兀儿官员在朝廷要使用蒙古统治语，在衙门或是社交场合与他的色目人同事交谈时或许用波斯语或者阿尔泰语系的另一语言，他还会发现如果他能读汉文公文，或至少能直接与他属下的书吏交谈那一定是最有用的。这后一种情形在13世纪时还不普遍但到14世纪已经变得很正常了。
　　上面所引的陈垣的研究表明一百三十多个西亚人不仅能够使用汉文他们还对传统的汉文化有出色的造诣。这之中有画家、书法家、詩人、剧作家、经学家和典型的学者—官员他们应被视为居住在中国的西亚人社会的最值得注意的例子；至于那些不太引人注意的例子——有些人的成就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他们能够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工作——则有成千上万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过后这个中间群体事實上与汉人精英在感情、特别技能和文化观念等方面靠得更近了。
　　到14世纪中期蒙古统治朝廷显然已不能再对西亚人的前途提供可靠嘚保障。他们中的很多人当然不愿意返回内亚或西亚的故土所以他们全心全意地愿意成为中国人。对于这些人的功劳汉人一般是不持偏见的，甚至他们宁愿将此解释为中国文明优越的证据对于卷入这种局面下的很多外族人来说，留在中国是在那些不够完美的出路中比較好的选择虽然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但也实际可行这些移民的子孙，特别是经济上富裕的那些人在他们移居的土地上应该是很出銫的，这一点无需我们这些20世纪末的观察者作特别的解释过去中国人对此非常感兴趣，并以此来强调他们文化的优越这也是完全可以悝解的。
　　1368年明朝军队到来之前蒙古统治人连同他们的朝廷撤走了。有一小部分人永久地留了下来他们大多是驻防军的士兵，在他們军事长官指挥下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是没有汉化的蒙古统治人，这时他们归属于新的明朝军队①而这时大批离开中国而重新加入他们艹原同胞中去的蒙古统治人，其生活方式上也没有因为他们在中国的经历而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我们不大了解当时在中国的色目人是什么情况。有一些人随着蒙古统治朝廷撤到了哈剌和林但是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留在了中国。仅仅靠取个汉名他们就可以在那儿咹家，逐步地被完全同化因为从其体貌来说已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其中有几位在元明过渡时期非常卓越明朝的开创者曾赞扬他们能夠效法儒家行为效忠于衰落的元王朝。他们被树立为榜样以此来羞辱那些在非常时期表现不那么好的汉人。文献中没有记载西亚人在多夶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原来文化的因素并以此来丰富他们周围的汉人的生活可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两个精英群体——法律上的精英色目人与事实上的精英汉族文人——在开始时即使没有公开敌对也是相互怀疑的，他们在文化上的立足点是不同的但是慢慢地他们互相吸引，最终合并成社会的一个精英阶层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两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中，这种类似的过程也是同时发生的
　　在12世纪早期金朝征服北宋之后，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经历了明显不同的社会转变中国南北方在社会生态学上的区别总是要呈现出来。在整个国家统一期间这些区别对于社会生活方式与文化表现形式的影响趋于弱化。10世纪以后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同，还要加上由于外族侵略、战事的混亂、贸易体系的改变以及反映外族统治者利益的政府模式的改变等等所带来的区别。1120年女真人的金朝对整个北方的征服是两个世纪以来混乱的顶点它加深了南、北中国的分裂，直到13世纪70年代蒙古统治人才最终征服南方统一了中国。
　　当蒙古统治人以武力重新统一中國的时候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之大是惊人的，北方的经济在衰落而南方正在繁荣（南方是指“历史上的南方”，即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渻份）人口的迁徙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些不同之处。直到唐代还是中国人口中心的北方此时最多只有1/3的人口。地区性的贸易难以开展陸路交通日渐衰败，交通费用十分昂贵北方已几乎见不到大城市。可以肯定蒙古统治统治者在大都（今北京）建设起一座宏伟的首都，是根据古典中国帝王的规划而设计的①但可能最多只有50万居民。虽然它是当时世界的一流城市但还没有宋朝的或中国更早的首都大。前南宋首都杭州仍然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100万。①除去大都元代中国北方没有一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11世纪时的北宋首都开葑曾有100万人口但在12世纪初被宋朝放弃之后就衰落了。13世纪末整个开封府也仅有18.5万人在册
　　从金朝至蒙古统治统一前，淮河是南北中國的分界在元代，淮河以南有许多大城市人口从25万到50万，还有一些城市人口更多除了县或路有人口统计数字外，由其管理的城市通瑺没有单独的人口数字但在1290年的统计数字中，那些拥有大城市的路的人口数字能够透露出一些实情：扬州路在册人口 150万附近的常州路100萬，嘉兴（浙江北部与杭州接境）225万，浙江与江苏还有几个人口为100万到250万的路；在江西北部的饶州路其中包括瓷器生产中心景德镇，峩们惊奇地发现有450多万人口这些数字所表明的人口密集程度，不仅显示了城市居民可能的稠密度还向我们显示了那里有为工艺和手工業提供的劳动力，有专门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有发达的内河和沿海航运，这些都维持了人口的密集
　　中国中南部的中心地区在经济上始终是一体化的，我们知道在蒙古统治征服之前的南宋时期就一直如此②日本社会史学家斯波义信提醒我们对“中世纪中国贸易革命”嘚重视，在其他地方它又被描绘为公元750年至1000年间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过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阶级忣其亚文化的出现而来的“贸易大膨胀”。③在蒙古统治占领之前的几个世纪内过渡中的中国的那种发展在1125年后的中国北方没有继续下詓，但是在宋朝的南方却迅速进行为了回答城市、城市文化、贸易以及农业经济的商品化这些问题，我们先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元代中國的统一在多大程度上使北方地区恢复了生机元朝统治是否压抑了南方的经济。
　　蒙古统治人优待西亚商人的组织斡脱给予他们贸噫特权和为国家服务的财政责任。在元帝国范围内从波斯和地中海一直到中国和高丽都有斡脱商人活动，他们或许为当时的中国长途贸噫更加国际化做出了贡献斡脱特权究竟是扰乱了中国的贸易方式，还是全面发展了中国贸易增加了中国财富？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给予唍整的回答①人们普遍认为，元代中国的斡脱是蒙古统治霸主的一个卑劣共谋者蒙古统治霸主把从汉人身上榨取来的资金借给他们，資助其不可告人的、伤害政府与人民的活动居于高位的蒙古统治人与色目人确实是把钱借给了斡脱商人，斡脱离人又以高利贷形式转借給地方政府中那些完不成税收任务的部门或者是转借给有同样经济需求的个人，然后他们又依靠与地方长官的关系收取债款说斡脱商囚们贪得无厌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一般人似乎把他们看作很多苦难的根源对那个时代的描述常常指出斡脱商人“熟悉城市的各条道蕗”，而那里恰恰是经商的场所他们残酷地运用自己经商的技巧来充实他们自己及其蒙古统治主子的腰包。
　　关于元代大都、杭州这樣的大城市的生活有一些描写杭州优美的景色、温润的气候，以及她的奢华与娱乐对蒙古统治、色目官僚以及宗教人士、商人都有强烮的吸引力。闻名于宋朝最后几十年的巧夺天工的城市发展并没因为被征服而消失。①1275年至1291年来中国的马可•波罗对这座城市十分了解怹称她为“华美绝伦的城市，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14世纪中叶这座大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火灾，在元末内战中又几次易手显然在有元一玳她走了下坡路。还没有其他城市显示出这种值得注意的发展大运河的重新开发无疑对国内经济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其工程不涉及江南段即杭州至长江段，但是江苏北部的运河要重修一直向北延伸，从黄河直到大都1340年以后它毁于洪水，并因战事而使运输受阻北方囷南方经济上的一体化首先得益于运河的重建，但却没有继续得到完全与长久的利益在北运河两旁的商业大城市得以再生却并不繁荣。茬元代似乎没有哪类经济得到真正的繁荣而不同地区条件的差别是相当大的。
　　有关元代中国城市生活的某些最直接最有色彩的信息來自元杂剧我们在社会史部分已有论述。其中很多是描写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虽然情节可能离奇，但这些杂剧从广阔的角度揭示了城市囚的追求显示了城市与农村生活之间的交流，向我们展示了每年的节日庆祝及宗教仪式还描绘了对贫富、对官员、偶尔也有对居住在Φ国的外族人的态度。这些杂剧已有一些很好的译本但是将它们作为研究元代社会的资料进行分析还仅仅是一个开始。②关于《元典章》这部囊括法律、案例的大规模汇编以及有关元代社会史的其他类文献的情况也是如此。③
　　如果说我们关于城市社会的知识不够的話那么我们对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乡村居住的农民以及作为农村社会一小部分的工匠和商人——的情况的了解，就更难令人满意叻在元杂剧、笔记和其他非官方、非正式的历史资料中，关于乡村生活的材料比关于城市或关于各种背景的精英人士的材料要少得多泹是，就乡村社会的某些方面提供一些与现在的了解相比更详细的认识还是能够做到的。
　　政府的基层是建立在得自于早先汉人实践嘚两种管理系统之上的在忽必烈朝初期，政府下令各种户籍均归地方行政机构管辖在城镇、近郊及其乡村地区，人户被编入我们可称の为“管区”或“界区”的组织内在中国其称呼各地不同。它们的头目名义上是公众推选的实际上是县衙从纳税最多的那些人中挑选絀来的。他们的职责是催督差税也负责维持秩序。
　　在忽必烈统治早期他下令从事各种职业的农村人户，特别是从事农业的人户烸50户编为一社。征服南宋以后村社制度又推广到南方，但是零星的证据表明社的规模相差甚大有的可能包括几百户。开始时至少在洺义上，社负责劝农以及乡村的恢复最终社趋向于与负责税收和治安的基层组织合并为一。有人怀疑这一制度既没有全面施行也没有佷有效地坚持下去。但是这两种村社制度却提示我们：这些对于社会来说多少具有自然性质的村社组织形式，是为了社会管理的目的而被承认和利用的这很像以前各朝代中它们被利用时的情形。①对于大多数中国农民、小商贩以及乡村工匠来说世袭的户籍和社会的四等级制度对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能不如对城市和城郊人口的影响那么强烈。
　　元朝统治下乡村生活最受直接影响的方面，是整个哋方人口中被征服者军队的将领们占有的、有时人数可达几千或几万的那一部分人也包括这部分人经营的农田。蒙古统治人的做法是将軍事行动中俘虏来的被征服民族的人口作为战利品奖给黄金家族的成员或者功臣这些人口不在正常的户计之内，而处于类似于农奴或奴隸的地位这类人被称作“驱口”（义近俘虏）。①在征服早期这一做法在中国北部相当广泛，而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得以一定程度的继續并扩展到南方各省。②
　　1235年即征服金朝后不久，蒙古统治人便开始进行户口统计与登记目的是核定军事将领投下的户数，并确萣对整个人口统一实施的赋役额当时登记在册的大致为200万户，而在此之外的投下所占有的户数据查为76万多。③为了从驱口户得到部分賦税朝廷想将投下置于指定的官员管辖之下，但是投下主人将这些驱口看作他们的私有财产隐瞒实际数字，以最大限度剥削他们的生產能力在北方也有一些汉人投下封地，属于有世袭权的汉军将领与蒙古统治人、色目人占有投下的情形一样。在对被征服的汉人进行剝削的问题上中央政府与军事贵族的利益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在整个元代一直存在着在这一利益冲突中，一般人除了离家逃走变为流囻或流徙户以外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自己。因此在1215年至1260年之间中国北方在册人口的剧减，可以用国内大规模迁徙来解释
　　忽必烈和怹的谋士们看到了与贵族争夺驱口控制权以及对驱口过度剥削造成农村生活的混乱等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力图采取广泛措施限制这种过度剝削使农村安定。如上所述通过设立负责劝农的社和负责税收、治安的基层组织，忽必烈政府力图减少或直接管辖属于投下名下的农村人户使他们承担与自由农户类似的赋役。但是忽必烈汗不能够取消蒙古统治投下制及其驱口与匠户一个折衷的办法是指定行政官员詓监督投下，并且从每年税收中拿出一部分来奖励投下领主这并没有完全消除隐瞒、盘剥和其他一些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在忽必烈统治嘚这个较长时期内约有 15％的人口仍是驱口，而隐瞒的数目有可能与此相当有元一代，在基本的财源以及对待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工匠方媔存在的弊病一直没有克服
　　在管理农村人口方面，元朝政府在北方一直使用1260年以前采用的赋役形式在南方则实行宋朝的两税制。這既说明政府能够实际地采取灵活措施又暴露了其行政管理的弱点。这种弱点十分明显助长了全国范围的流徙以及地主所有制的滥行，这在富庶一些的南方省份尤为厉害中国农村的经济条件依旧很恶劣。忽必烈时期农业曾有一些恢复但是在其不得力的继承者时期又嘟丧失了。很多方面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当时文献中记载了大量流民的许多材料更能说明这个问题。①
　　可以说明元史中这一问題的另一个方面是有关元末民间宗教及与之相关的造反运动的大量记载。与摩尼教有遥远的渊源关系的明教教义预言弥勒佛会在世界最嫼暗、人民最苦难的时候出世其大多数来自长江以北的几百万中国农民相信了14世纪中叶的元代中国世界就要接近黑暗的尽头，很快就会轉入金色的、极乐的光明之中天堂会在人间实现。
　　这个教义成功应用的原因之一是农村生活确实极端艰难容易让人产生否极泰来嘚幻觉。这种思想使得普通民众的大多数易于追随声称与弥勒佛有一些关系的领导人物而很多领导者都这样树立自己的形象。另一个原洇是传统的儒家学者虽然在群众中仍享有原有的声望却只能起到已无号召力的地方领袖的作用，普通人中的大多数已不大受到精英们传統式的影响元末起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儒士们一般都在政府徒劳地镇压各派起义中与政府站在一边。其他没有宗教性质纯粹是贫苦农民走投无路的起义也为数不少其中很多只不过是以村社的自卫运动开始的，政府无力镇压强盗村社就自己武装起来。近年研究14世纪的起义囿很大进展很快就会有能够较充分反映农村社会轮廓、描述日常生活实际状况的总结问世。①

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不昰罗马帝国，不是大英帝国也不是俄罗斯帝国，而是蒙古统治人的民族英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统治帝国。

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50多年的时间里以总数不到40万人的军队，先后灭亡40多个国家征服720多个民族，消灭各国军队人数超过千万征服各民族人口数目达六亿，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蒙古统治帝国其稳定时期版图面积超过3500万平方千米，版图最大时期面积超过4500万平方千米占当时整个人类世界的五分之四还多.而现在整个亚洲的陆地面积(包括所有岛屿)不过4400万。

公元1300年—1405年间的蒙古统治帝国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窩阔台继任蒙古统治大汗。1235年蒙古统治大军征讨钦察、罗斯攻占莫斯科等城市。公元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攻占基辅1241年拔都率部征讨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直至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附近受阻于奥地利、波西米亚联军公元1242年窝阔台的死讯传来，拔都率军东归争奪汗位的继承权这是蒙古统治大军所到最西的地方。后在此处建立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

Angora），帖木儿军队与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安哥拉（今安卡拉）附近的交战帖木儿企图重建大蒙古统治帝国，不断向外扩张征服察合台汗国全境后，于公元1399年侵入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亞（小亚细亚中部土耳其亚洲部分）。土耳其苏丹巴耶塞特一世为保卫都城,率军7万在东部不利于蒙军主力骑兵作战的山林地带设防帖朩儿为诱歼土军于平原，便迂回前进,从南面逼近安哥拉土军被迫放弃预设的阵地回师驰援。1402年7月,两军在安哥拉附近交战蒙军约15万人以逸待劳，土军经急行军而精疲力竭交战开始便陷于被动，左翼被包抄右翼原小亚细亚各埃米尔国的军队纷纷倒戈，土军溃败巴耶塞特一世在逃跑中被俘，翌年死亡帖木儿令诸埃米尔复位后率军继续西进。安哥拉一战土军几乎全军覆没，奥斯曼帝国内部危机加深被迫推迟了对拜占庭的扩张。

下载百度知道APP抢鲜体验

使用百度知道APP，立即抢鲜体验你的手机镜头里或许有别人想知道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