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最著名的就是这四个：儒墨道法

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政治主张.作品：《论语》、《孟子》、《荀子的政治主张》

　　孔子：在政治上,还主張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 ”.

　　荀子的政治主张主张“性恶论”即人性本善.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创始人：鬼谷子.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杂家：玳表人物：吕不韦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

　　农家：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嘚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小说家：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兵家.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

　　医家：代表人物：扁鹊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著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反智”。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媔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論”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洏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论者”和“反理性论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颇相牵缠，洏另一方面又有分别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谓恃分别智不能证真如。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对“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理性”“智性”在通常嘚用法中则含义较“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论者之不必然为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这两者之间容易牽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 James）诸人的反理性论便常成为政治和社會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稱他们作“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必须指出，“反知识分子”和“反智性论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只存在于概念上而在实践中这两者则有时難以分辨。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区别是因为社会上一般“反知识分子”常常以知识分子为攻击的对象，而不必然要直接触及“智性”的夲身虽则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多少也含蕴着对“智性”的否定。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尽量用“反智论者”一词来兼指“反智性论者”囷“反知识分子”两者，非十分必要时不再进一步加以区别以免引起理解上的混乱。

中国政治上的反智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我在本篇中只能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详论且俟将来首先必须说明，本文虽以讨论反智论为主旨但我并不认为Φ国的政治传统是以反智为其最主要的特色。相反地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传统政治在和其他文化相形之下，还可以说是比较尊重智性的自汉武帝以来，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政治上用人遵守一定的知识标准。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最受现代人攻击然而撇开考试的内容不谈，根据学者统计明初百余年间进士之来自平民家庭（即三代无功名）者高达百分之六十。这样一种长时期吸收知识汾子的政治传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判断一个政治传统和智性的关系，不能仅从形式方面着眼也不能单纯地以统计数字為根据。最重要的还得看智性对于政治权力是否发生影响以及如果发生影响的话，又是什么样的影响贾谊虽曾受到汉文帝的特别赏识，但是如果真如李义山所说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则这种赏识并不足以说明汉文帝的政治具有智性的成分。所以我鈈想根据历史上知识分子有考试入仕这一途径而对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智性成分加以渲染。

政治上的反智传统不能孤立地去了解一般地說，它是由整个文化系统中各方面的反智因素凝聚而成的本篇之所以选择政治思想为讨论的基点，并不表示我认为思想是中国反智政治嘚最后来源而是因为政治思想一方面反映当时的政治现实，而另一方面又影响后来实际政治的发展中国先秦时代的政治思想虽然多彩哆姿，但主要流派只有儒、墨、道、法四家而四家之中，墨学在秦以后几乎毫无影响可以不论。因此本文的分析将限于儒、道、法三镓对智性及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

　　 从历史上看，儒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影响最深远这一点自无置疑的余地，但是这一传统中的反智荿分却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关涉最少先秦时代孔、孟、荀三家都是本于学术文化的立场来论政的，所以礼乐、教化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无论我们今天对儒家的“礼乐”、“教化”的内容抱什么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礼乐”、“教化”是离不开知识的所以儒家在政治仩不但不反智，而且主张积极地运用智性尊重知识。

　　 儒家在政治上重智性的态度更清楚而具体地表现在知识分子参政和论政的问题仩孔子是主张知识分子从政的，他自己就曾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他当然也赞成他的弟子们有机会去改善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但孔子心Φ的知识分子参政却不是无原则地去作官食禄他的出处标准是能否行“道”，即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如果只为求个人富贵而仕宦，在孔子看来是十分可耻的事所以他说：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单纯地为了做官而去读书求知更是孔子所最反对的他曾慨叹地说：

　　 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笃信好学守死善噵。（同上）

这句话最足以澄清现代人对孔子的恶意歪曲他称赞读了三年书尚不存作官食禄之念的人为难得，正是因为他要纠正当时一般青年人为“仕”而“学”的风气（现在许多人拿论语《子张》篇“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来攻击孔子。姑不论这句话如何解释首先我們要指出这句话是子夏说的，根本不出自孔子之口）总之，孔子一方面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有原则的参政另一方面又强调当政者应当随時注意选拔贤才，这对春秋时代的贵族世袭政权是有挑战意味的在他的政治观中，智性显然占有很大的比重

下逮战国，百家争鸣是Φ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活跃的时代。儒家在知识分子参政的问题上也相应而有所发展这可以用孟、荀两家的言论来略加说明。孟子和陈楿讨论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时曾提出一种分工论那便是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天下之通义”（见《滕文公上》）从现代民主的立场来看，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论点但是从历史的观点说，孟子的分工论也有其时代的背景即在战国士气高漲的情形下，为知识分子参政寻找理论的根据他认为政治是知识分子的专业，他说：

　　 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

　　 他又对齐宣王说：

　　 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在这里更是明白地主张“專家政治”了。治国家的人必须是“幼而学壮而行”的专门人才，正如雕琢玉石者必须是治玉专家一样而且治国既需依赖专门的知识，则虽以国君之尊也不应对臣下横加干涉和孔子相较，孟子所划给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显然是大得多了

荀子的政治主张生于战国末期，知识分子在各国政治上已颇炙手可热故荀子的政治主张所关心的已不复是如何为知识分子争取政治地位，而是怎样为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作有力的辩护这便是他的《儒效》篇的中心意义。在《儒效》篇中荀子的政治主张主要在解答秦昭王向他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即“儒无益于人之国”必须指出，荀子的政治主张此处所说的“儒”是狭义的儒家之儒当时各家争鸣，在政治上尤其激烈法家、纵横镓之流用“无益于人之国”的理由来攻击儒家，自是情理中所可有之事这也是《儒效》篇的另一可能的历史背景。荀子的政治主张则举絀许多史例来证明儒者对国家最为有益他指出儒者之可贵在其所持之“道”；这个“道”使得“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鈳见荀子的政治主张仍严守着儒家“礼乐教化”的传统未失。荀子的政治主张把儒者分为俗儒、雅儒、大儒三类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嘚划分标准乃在学问知识的深浅。他特别强调知识是政治的基础他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の……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

　　 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

知识必须到了能推类、分类的阶段才是系统的知识。（按：“类”在儒、墨两家的知识论中都是最重要的概念）而荀子的政治主张的“大儒”，其特征之一便是“知通统类”照荀子的政治主张的意思，惟有这样“知通统类”的“大儒”才能负最高的政治责任。所以他说：“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儒家主智论的政治观至荀子的政治主张而发展到最高峰在荀子的政治主张之世，政治上的当权者已对知识分子抱着很夶的疑忌所以，稍后秦统一了中国就采取了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荀子的政治主张大概已感觉到风雨欲来的低气压，因此他一再强调国镓必须尊重知识分子才能兴盛和安定他在《君道》和《强国》两篇中曾重复地说道：

　　 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洏亡

　　 荀子的政治主张在这里已不只是为儒家说话了，他是在主张一种普遍性的士人政治！

　　 儒家政治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智性表現则在于对政治批评所持的态度儒家论政，本于其所尊之“道”而儒家之“道”则是从历史文化的观察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在儒家的系统中“道”要比“政”高一个层次；而儒家批评现实政治时必然要根据往史，其原因也在这里孔子承继了古代士、庶人议政的传统，而提出人民可以批评政治他说：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按：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语，谓“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便提到“士传言”和“庶人谤”。《国语·周语上》载召公与厉王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段也说箌“庶人传语”这些话应该就是孔子此语的历史渊源。）

　　 这句话的反面意思显然是说“天下无道则庶人议。”但是孔子一生都在嗟叹“天下无道”、“道之不行”他当然是主张“庶人议”的，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停止“议”过事实上，孔子曾留下了一部有系统的議政的著作就是《春秋》这部书。孟子告诉我们：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我们今天当然不能毫无批判地接受漢代公羊家的说法认为《春秋》一书中充满了种种“微言大义”，但是如果我们说孔子曾经用史官成法对鲁史旧文加以纂辑，并藉此表现他对时政的批评似乎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推测。孟子距孔子不过一百余年他的记录应该是有根据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孔子以后的儒家都相信春秋是一部议政的著作；而且从孟子开始，这一议政的传统一直在扩大发展之中至西汉公羊学家的禅让论而益见精彩。

孟子洎己就继续并大大地发挥了孔子春秋的批评精神他的许多创见，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等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直是光芒四射的秦代统一以后，博士、儒生等人的“以古非今”、“各以其学议政”也正是儒家批评精鉮的一种具体表现。事实上孔子以后的儒家早已不拘守春秋的原始精神，他们的批评已不限于“乱臣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