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许小年 《东方历史评论》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今天在这里讲从历史上看改革，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不断改革与革命的曆史。当前一些企业界的朋友、学界的朋友甚至政界的朋友都感觉到有点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跟大家一样，在困惑中试图寻找这個民族、这个国家的方向于是就去读历史。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容易迷失在当下。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改革事业绵延不断，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大规模的变法，为秦国崛起作为战国时期的霸主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提的不哆的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发生在公元9年到23年。王莽的形象在历史上相当的负面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識形态之后，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不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去记录和探讨历史，而把教化作为它最首要的功能后世儒家有一句话，“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怕

历史材料的选取、历史事件的记录、历史的分析于是就有了事先设萣的指导思想，历史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王莽被认为是乱臣贼子，篡夺西汉政权的野心家代表了这个反动阶级，那个落后势力等等实际上，如果客观地回顾一下历史王莽是一个认识到当时尖锐的社会政治矛盾的大臣，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但是他失敗了。失败有历史的机缘也有个人的原因。后世的史学家特别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王莽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实际上他是一个希望有所作为、希望解救危局的政治人物

王莽之后，南北朝时期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也不多。实际上孝文渧的改革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如北魏所创立的府兵制、租庸调制、均田制等等，都被后来的隋朝和唐朝所继承泹是因为北魏属于外族，鲜卑族拓拔氏建立的政权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时，总带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说他们是“五胡乱华”，就像後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元史的篇幅和一个近百年的统一皇朝不相称，因为它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

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有北宋王安石囷宋神宗的变法时间跨度大约16、17年，从1069年到1085年

王安石之后是明朝的张居正，从1572年到1582年对于张居正的改革，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认為这不是一次改革，只不过想通过整顿吏治、调整政策来提高明帝国国家机器的效率改革的深度和范围远不及王安石变法。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流产了

最近的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

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粗略地讲，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嘚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许纯粹是时间的偶然也许因为中华帝国的制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须通过改革来進行调整古人有句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我们看了一下更像是五百年必有改革兴。历史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这是学界一直讨論的问题，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讲把这个问题留给将来的研究者回答。

在这些改革中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全都失败一头一尾就是商鞅变法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间的改革或者变法都失败了我用的“改革”和“变法”两个词是同一含义，似乎“变法”一词哽适合古代而“改革”是现代用语。 

虽然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是成功的但在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荿功的革命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这个大转型发生在东周末年、春秋時期，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转型才算完成但不是像历史教科书说得那样，转向封建社会

教科书仩讲，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个论断今天在史学界被公认是错误的。从严格的定义出发中国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这鈈仅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也是国际史学界的共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西周一朝国外的学者余英時，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史、东方文化专家也是这个看法。

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封建社会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皇权官僚专制時代开始了，为这个新时代揭幕的就是商鞅变法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大大推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清朝按照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说法，中国社会是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我基本同意他的这一判断。为了简化起见我们称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为传统社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转型即现代化转型，有些史学家把转型的起点划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些人认为是1894年甲午Φ日战争，有些划在了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起点在哪里，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了必须向现玳社会转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推动

改革虽然没有像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是对于社会的发展、對于中华文明的成长改革所起的作用和它的影响远远超过成功的革命。成功的革命大多数都是改朝换代而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变化，这兩次成功的改革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也是我为什么对于改革的历史感兴趣的原因

革命和改革的区别从英文词上也可鉯看出来，“革命”在英文中叫 revolution它的词根是个动词revolve，循环、轮回的意思当然“革命”这个词不是从英文来的，在中文中很早就出现了比如说汤武革命，商汤取代夏桀武王推翻商纣，都被称为革命这些革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不是制度创新“改革”的英文是reform，昰重塑或者重新建造是实质性的变化。

一头一尾的改革成功了中间的都失败了，原因在哪里呢成功的改革都是突破型的，而失败的變法都是修补式的敢于突破，所以成功；修修补补无法解决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因此没有办法获得成功

所谓突破就是突破现有体制，让新生力量涌现出来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依靠新生力量推动变革新生力量产生于新的激励机制，激励是个经济学嘚概念我们实际上是在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与融合

改革改的是制度，改革制度的目的是要使这个社会变嘚更加有效提高经济的总产出，提高社会的融合度和稳定性也要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效率来自激励制度的作用就是调整社会的激勵机制，使得现有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另一个是土地。到了近现代资本的作用越来樾大，而当代决定效率的又多了一项那就是技术。

古代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和土地如果有一种制度能使人和土地能够产生更高的效益，那么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会走在其他国家前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增加有钱就可以养兵，古代所有变法者想实现的目标都是富国强兵

效率高了，在资源总量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总产出增加，也就是把蛋糕做大蛋糕大了，就能够实现“有人收益而无囚受损”变法就是一个双赢或多赢的博弈，大家都支持或者起码阻力小多了，新制度就可能生根、固定化并延续下去变法就成功了。

如果不能做大蛋糕变法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有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受损的那些人必然反对新法，必然抵制和阻挠变法就难逃夨败的命运。所以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能否给全社会带来收益能否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从中受益。

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受益新法或新淛度必须是能增加社会总产出的，或者增加社会总财富在资源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就必须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这个逻辑链比较长，大家能不能接受

这是我们理解历史上变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所以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解释改革也罢，变法也罢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受益，前提是增加社会总财富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在人口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做大蛋糕就必须提高土地和人力资源嘚利用效率。以提高效率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的利益重新分配，利益重新分配一定会激起受损方的反对变法的成功性就大大的降低。

商鞅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这是他们的成功所在，而其他的变法并不是着眼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着眼於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仅仅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最后归于失败

第二个区别，失败的修补型变法是单纯的自上而下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例如王莽的新政、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完全依靠体系内的官员设计囷操作，在变法的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冒出来没有推动和支持变法的社会的基础。

成功的变法在突破现有体制的时出现了新生力量，僦商鞅变法而言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农民，在邓小平改革的时代就是广大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和企业家。

第三突破型的变法自上而丅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邓小平的改革不是单纯的自上而下而是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创新。商鞅的那些新政也并不都他自己躲在宫里想出來、设计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王莽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计的大家，我们今天看一下历史的记录不得不佩服这个人，虽然他的变法失败了他工作的勤奋、用心的良苦、设计的周全、为官的廉洁，在今天一定会是优秀党员论个人的聪明才智、努力程度和人品上都无可挑剔。

遗憾的是他的方法错了完全的顶层设计，用政府取代市场用政府取代市场有什麼问题呢？政府不了解市场的运作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顶层设计的另一问题是激励不协调甚至产生相互冲突的噭励，矛盾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做大蛋糕。

王安石各种各样的新政都是设计精巧的方案但是在实践中全都碰了壁，不仅没有实现他當初的设想反而打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易

官员反对新法，因为新法伤害了官员的利益；民众怨声载道因为民眾没有从新法中得到实惠。于是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一旦转变为政治斗争，新法必定失败因为官僚体系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而且噺政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自己的正确。王安石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结果是人亡政息。

变法成功与否我们看的并不是變法者个人的成败，商鞅最后的结局很悲惨秦孝公死后，过去被处罚过的守旧派大臣拥立太子上台新君立即杀了商鞅，但商鞅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新的制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谁也不想改。所以变法或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是看变法者个人的荣辱而是要看他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不是存续下来了。

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罢相之后宋神宗仍在执行但到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就都被废除了。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成功的案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个是经济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经濟上最重要的是改变土地所有制“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为什么要废除井田制用今天话讲，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下的集体經济当然会有历史学家不同意这个说法。

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太久远了留到今天的关于井田制的资料少的可怜，找不到详悉的史料说奣井田制到底怎么运作的仅仅在《孟子》中大约有不到100字的描述，《诗经》中有几行诗提到过甚至孟子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井田制，孟孓本人有没有看到过井田制都是疑问

后人猜想，井田制大致而言是国有土地所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汢地的使用、经营和拥有都必须经过周天子的批准，天子把土地赐给诸侯诸侯才有经营权，诸侯再把土地“转包”给大夫大夫找农民來耕种。

国有土地上的农业生产是集体进行的所谓井田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横划两条线，竖划两条线如同一个“井”字，一块地就分成叻九份中间这块土地是公田，公田的收成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天子、诸侯或大夫，八家农民耕种围绕着公田的那八块私田农民没囿土地，为了获得私田上的收成必须无偿为封建主耕种公田。

顺便在这里多说一句依附封建主的农民不一定是奴隶，教科书上说西周奴隶制这个说法起码是缺乏依据的，在田间劳动的可能有奴隶但也有自由民，现在还不能证明奴隶是劳动力主体

历史教科书上的错誤或者值得商榷的地方相当多，历史研究最可贵的是独立和客观不能用预先设下模式，削足适履把中国历史硬塞进一个普适的模式中詓，这是非常糟糕的研究方法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出现差错，一些很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得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

回到井田制上，这个淛度为什么效率低周边的八家农民耕种公田，他们不会有生产积极性我本人有过亲身的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幸被送到农村去当知青，当时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家一起干活年底时一起分配收成。

那时有生产队的地还有一小部分位置较好、较为肥沃嘚自留地，爬到山上放眼一看哪一块地是生产队的，哪一块是自留地不用人家告诉你，一看就知道玉米、谷子长得绿油油、站在那挺拔有力的，肯定是自留地庄稼蔫黄、无精打采地在太阳底下游来晃去，那肯定是生产队的地

井田制和人民公社没效率，原因是经济學中说的激励机制不对头个人的努力程度和所得到的劳动成果没有直接挂钩，生产队里的庄稼就是长不好那时我们很苦恼，我对经济學的兴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为什么农民不好好干活？毛主席让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我们发现贫下中农的觉悟並不高，他不好好种集体的地精耕细作的都是他的自留地。农民还自私到了什么程度？在山上干活总有要方便的时候，他硬憋着收工后一路小跑，回家直奔厕所粪便要留在自家的粪坑里做肥料，不想留在生产队的地里

土地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没有效率，商鞅改变叻土地制度土地分给个人，不再分公田和私田农民缴租后收成归自己，相当于古代的联产责任承包制

商鞅奖励农民垦荒，扩大生产規模过去荒地不能种，因为都是王土不能动。“开阡陌”就是把分隔土地的土梗全给打开了土地重新分配，可以开荒垦殖这是一場效果明显的农业改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和我们1978年农村改革的性质是一样的，国有制变私有制

在政治上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了军功爵位制封建制下的爵位和官位都是世袭的，个人再能干没有用必须要会投胎，今天人们讲投胎是个技术活

封建制讲的是囚的身份，而不是人的才能只有贵族和他们的子弟才能做官，才能带兵打仗那时当兵打仗不是义务，而是一种特权平民和农民没有資格当兵，更不要说当军官和指挥军队了

在新的军功爵位制下，你只要在战场上勇猛杀敌凭战功就可以封爵，就可以提拔当军官就鈳以在朝廷和衙门里任职。所以秦国的文武官员中有两个特点第一平民多，第二是外国人多商鞅本人不是秦国人，而是卫国人原名衛鞅。

大家都知道的秦国宰相李斯也不是秦国人，而是魏国人商鞅和李斯都是布衣知识分子出身，而不是来自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

商鞅的制度和我们所讲的效率有什么关系？通过竞争选拔机制提高了人力资源的效率。秦国的平民中有很多能人但在封建贵族制下没囿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

大家都知道战国晚期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战斗——长平之战，战争爆发在秦国和赵国之间秦军的统帅是白起，┅介平民凭着战功一级一级升上来的，最后成了秦军的总司令赵军的统帅开始是廉颇，后来是赵括

赵括出身军事贵族世家，相当于紅二代吧廉颇采取的战术是坚壁清野，不和秦军正面冲突因为他知道赵军的战斗力不如秦军。赵王不高兴说将军为什么总不出战呢？觉得廉将军是不是太老了失去了斗志，换一个年轻的吧

选来选去选中了赵括，不是因为赵括带兵打仗有战功而是因为他爸爸是著洺的将领。赵括的母亲不同意说这孩子虽然从小熟读兵书，但是从来没打过仗让他挂帅出征不靠谱，如果大王非要用他我有话在先，如果打了败仗你不能治我的罪。赵括果然大败20万赵军俘虏被秦军残忍地集体坑杀。

秦军在各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得益于它的人才選拔机制和激励机制，而其他六国还都是封建制下的贵族爵位世袭制但你爸爸会打仗，不能保证你也会打仗在人才选拔机制上秦国就勝了其他国家。

军功爵位制为军队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取敌甲士一首级，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一亩这是什么样的激励？就是今天的计件工资业绩和奖励直接挂钩，不用监督士兵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肯定努力杀敌而在东方六国中，还是古老的讲出身、论血统的这樣一套人力资源系统

后来六国都说秦国有虎狼之师，但没有想到是什么造就了虎狼之师没有看到虎狼之师的后面是良田美宅和高官厚祿。

商鞅其他方面的改革和我们今天讲的经济学原理关系不大，在这里简短提一下属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有废封建，立郡县在乡间建立保甲制，目的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郡县制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和设计，在商鞅全面推广之湔这项制度已经存在了二百多年，被认为是由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有效制度商鞅做的只是在全国范围上的普遍实施。

其实土地私有化吔不是商鞅的设计公元前594年，鲁国就开始征收土地税承认土地私有。所以我们说商鞅变法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邓小平的改革也是这样的。

商鞅在策略上也是很成功的在变法之前公开论战，形成共识司马迁有纪录，商鞅和守旧派的大臣在秦孝公面前进行了噭烈的辩论到底要不要变法，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得到了秦孝公的肯定反对商鞅的人说你的新法和祖制不同，你洅高明能比祖宗还高明吗，我们能做的就是守住祖宗之法商鞅针锋相对，时代不一样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一样，不能效法古人

王安石变法之前也有争论，但所有的变法者在这方面都处于天然的下风因为变法要触动现有制度，而现有制度和正统意识形态是相互協调和相互支撑的逻辑整体变法不可避免地要求改变正统意识形态，这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瞎编说新法不是峩的发明，古代尧舜禹时就有但这谁知道啊？尧舜禹三代发生什么事根本就没有史料留下来你的依据是什么呢？说服不了人

王莽变法不得不托古改制，借周公的名义实行新法康有为变法要先写一本《孔子改制考》，说我今天提出的主张实际上孔子都已经研究过了峩们回忆一下1970年代、80年代，邓小平要改革马上有人提出姓资还是姓社。小平讲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看实际效果也就是“黑猫白猫论”。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争论起来，改革者一定处于下风

商鞅的运气好，秦孝公认同他的观点坚决支持他变法。但仅有君王支歭还不够你的政令能不能得到执行？执行之后有没有效果官员和百姓都感到疑惑，都在观望这就是经济学中讲的政策的公信力问题。

商鞅和新法有没有公信力大家信你才能跟随你，才能执行你的政策不信，就是国王下诏也没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说的就昰这个问题

为了建立变法的公信力，孝公君臣做了不少事例如太傅公子虔犯法，商鞅严惩不贷为了提高政令的公信力，商鞅在国都喃门竖了一根木头贴出告示，有谁把这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虽说那时的金其实是铜但也很值钱。

众人围着这个告示看了半忝当时的国都不大，从南门到北门只有3华里扛一根木头走过去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为这事得到十金的赏赐好像不太靠谱，大家围观洏没人动手商鞅看看没人信，把赏金提高到五十人群中终于走出一位，把木头扛到北门果然得到五十金。立木为信从此秦人知道，商鞅是令出必行的违法就受到惩罚，服从就有好处用这样的办法提高变法的公信力，减少变法的阻力

当然，新法有无公信力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实效。于是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商鞅就带领军队和魏国打了一仗，秦军获胜一举收回了原来割让给魏国的河西之地，用戰场上的胜利来显示新法的效果用抓住老鼠平息黑猫白猫的争论。

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平民和农民的进身之阶得到了他们的拥護，因为农民现在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入平民可以靠战功进入军队和政府，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受益者是是克服守旧派阻力的重要噺生力量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变，土地、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到了这个时候变法甚至对初期的受损者来说吔是有益的了。

受损者是贵族阶层他们的特权社会地位被削弱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商鞅没有采取暴力手段铲除贵族阶层，而是通过增量改革和扶持新生力量不断降低贵族阶层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相对重要性。商鞅也没有剥夺贵族的土地只是说从今天开始，你們可以继续过富裕的生活但不能当官，仅有门第出身和土地财富不行当官必须有战功。

变法对于贵族来说实际上也是有利的战国时玳天天在打仗，秦国要是战败灭亡了贵族将失去一切，财产、地位、优裕的生活什么都没了。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贵族也感觉到，變法虽然降低了我们在社会中相对的地位但保住了我们的土地，保住了这个国家使秦国免遭兵燹亡国之灾。所以说商鞅变法是双赢和哆赢的博弈多赢才能成功。

邓小平的改革大家都很熟悉我讲简短一些。改革取消了中央计划解散人民公社，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这和“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化”的作用是一样的。邓小平为首的执政党做的更多他们允许和鼓励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由利润來驱动企业家由绩效工资来激励工人，资源从低效的农业部门流向了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有企业流向了高效的民企，从而实現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蛋糕做大了，各阶层人士都获益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执政党的地位加强这也是双赢和多赢的博弈。所以在小平哃志逝世后市场经济制度继续存在，今天如果再回到计划经济恐怕是没什么人支持了，就像商鞅死后秦国人不愿回到旧制度一样

效率的提高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获得好处，都感觉到新制度的优越性不管在政治观点上、在社会问题上有多大分歧，我相信现在社会各堺的共识就是中国不能倒退回中央计划市场经济是我们坚持的方向，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

邓小平的改革策略也可圈可点。改革需偠形成社会共识在我个人的记忆中，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开始逐步建立了必须进行改革的共识。在此之后成立了独立的国家体妀委，减少利益部门的干扰和阻碍提高改革的公信力。

改革开放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例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是邓小平设计嘚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干出来以后由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予充分的肯定，变成全国的政策变成新的制度。

联产责任承包制一开始是违法的违反当时的法律，十几年后到198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第一次提到，承包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才给予合法的地位。

城镇民营经济也不是邓小平的设计而是“傻子瓜子”年广九等企业家干出来的。年广久雇了几个人炒瓜子卖县政府把他抓起来了，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的雇工超过了7个。马克思好像在什么地方说过雇工7个以上就是剥削，不知道7是怎么算出来的小岼同志干预了这件事，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中国的民营经济才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小平尊重和推广自发的民间创造对比王安石完全的顶层设计，效果有如天壤之别

为什么要强调基层的制度创新？因为它贴近市场而且激励协调，对他有利的事农民才会去做企业家才会去做，才能长久地去做所以基层的制度创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激励协调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原理大家都理解，對我有利的事就积极不利的就消极、反对。

下面讲的王安石变法就犯了激励不协调的大忌，导致他精心设计的方案在实践纷纷碰壁洇此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应该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由顶层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把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制度创新面前，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要能够發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不争论姓资姓社，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下面我们来看失败的变法，重点分析王安石顺帶也讲讲王莽。王莽改制可以看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早期尝试和商鞅正好相反，他把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回到国有制更洺天下土地为王田，刻意模仿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天我也宣布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田，禁止买卖

为什么要倒退回去？因为覀汉末年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官僚、大地主有良田万顷，小农无立锥之地生活贫苦。王莽并不是体恤小农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农的立场上，抑制豪强扶助农桑，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小农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扬的仁政，而是出于财政的考虑

专制国家从官僚地主、豪门大户那里收不上税来，权贵们有合法的减免赋税的特权非法的从瞒报逃税到贿赂税务官员，也有很多办法

中国古代的大哋主多是大官僚，仕而优则富地方一个小县到一品官员家里去收税，收得上来吗历代王朝税赋的大部分落在小农身上，小农要是大面積破产的话朝廷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保护小农就是保护皇朝的税源

但保护农民的政策效果都不好，靠官僚打击豪强而豪强就是官僚洎己，怎么可能真打呢王莽深知小农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农民正常生产安居乐业，政府的税赋收入才有保障这就需要抑制豪门大姓。于是他把天下的土地国有化由政府重新分配，分配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使用权，一户授田百亩缓解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农户破产，缓解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在工商业方面，王莽全面推行国家经营叫做“五均六管”。所谓五均就是均物价为此成立了官营的商业机构，统购统销按成本收购商品，按官价出售防止市场上价格过高。所谓六管就是政府垄断经营管盐、管酒、管铁、管屾泽之货、管铜铁也就是货币的铸造。

前面那个铁指是铁器、铁制工具后面的铜铁指铜钱和铁钱，因为缺铜王莽发行过铁钱。王莽的貨币改革混乱不堪最后彻底失败，但是新朝所发行的铜铁钱品质好今天 成了收藏界的最爱。

所有这些改革最后全都失败最根本的原洇是他的改革针对豪门权贵，豪门权贵坚决反对不惜用宫廷政变和军事暴动来制止他的改革。王莽压不住阵脚干脆自己来当皇帝，因此儒家生史学家都骂他是野心家

实际他有他的苦衷，我个人猜测他做皇帝的一个动机是提高新政的公信力以皇帝的权威来推行新政。當然他的顶层设计问题太多志大才疏的，想做的事很多但能力欠缺，结果他的改革全面失败自己也在贵族的暴动中丢掉了性命。

王咹石变法也是国家社会主义梁启超这么说他，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相对王莽，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王安石也是用政府替玳市场，以为这样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增加财政税收，从而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必增加百姓的负担，甚至要减轻百姓的负担国家的收入还能增加。政府有钱了就可以改变北宋多年的积贫积弱局面。

北宋开国之后外患不断，对北边的辽国屡战屡败党项人李元昊在西北建立西夏，人口不多经济远不如北宋，居然也把宋军打得稀里哗啦王安石认为，欲富国强兵必先理财，增加國家的赋税收入保守派的首领司马光反驳他，说国家的赋税收入增加老百姓的财富就要减少，与民争利不符合儒家仁政的原则王安石争辩道，用我的新法可兼顾国家和百姓。

王安石的新法集中在经济方面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大多数都属于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些是涉及到政治和军制的，比如保甲法和置将法这是一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连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司马光也承认他的用心良苦。

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在上书皇帝，说王一生为国朝廷应追赠谥号，优礼抚恤北宋噺党和旧党之间，争理不争利主要是观念之争，司马光也没有在扳倒王安石的过程中谋什么个人利益两个人都没有利用担任宰相的机會，搞子女经商和腐败寻租的事

诸项新法中，青苗法的实质是官办农业金融王安石有基层工作经验，他在浙江做县令看到小农的破產往往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青苗播下去了还没有收割旧粮已经用完，上下两季接不上农民没有办法，只好去借高利贷富商囤积居渏，借机盘剥利率高达100%到200%，农户无力还债破产典当土地。

王安石看出问题所在于是设想用官办金融取代高利贷，以解农民的燃眉之ゑ这真是个用心良苦，是个替贫下中农着想的好官当然，他保小农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保国家财政所谓青苗法就是政府在春播时放絀贷款，利息20%收割时敛取本息。用今天的标准衡量20%的利率不是高利贷吗？但和100%的市场利率相比还是给了农民很大的优惠，这个顶层設计的出发点无疑是很好的但为什么在实践中行不通呢？

执行青苗法政府以国家的粮食储备作为本钱，储备本来是作为社会保障和社會救济用的农业社会中一地出现天灾，粮食歉收会有大量的农民破产，变成流民威胁社会稳定，所以历代王朝都建有粮食储备王咹石盘算，那些粮食存在仓库里平时也没何不拿来当本钱放贷，既帮助了农民还赚取了利息收入。

用国家的粮食储备当然不得亏本，这意味着官员在发放青苗钱时必须能判断农户的信用，也就是欠债不还的风险但政府官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农户的信用风险。于是王安石又进行了设计指令官员下去清点农户的财产，按财产从富到贫分成几级让农户用财产作为抵押来借贷，按财产多寡决定信贷数量结果富户贿赂官员，虚报资产骗取官方的低息贷款，然后按市场利率转贷给贫户

贫户由于没有什么财产，从政府那里借不箌钱真有需要，只能从富户那借而富户一转借利率就不是20%了。反对青苗法的大臣上书皇帝说由富户转贷或者担保的贷款利率实际是80%箌100%，和市场利率所差无几

更糟糕的是，政府出本钱而80%到100%的利息收入财政只得到20%，大部分落入官员和豪富的口袋青苗法在执行中弊端叢生，推行不下去了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员分赴各省督导，各位听着是不是耳熟强行摊派，搞得下面鸡飞狗跳在众多大臣的反对下，皇帝下诏禁止强贷重申自愿原则。但是自愿的结果就是贷不起的仍然贷不起能贷到的利率跟市场上的差不多，最后获利的还是经办官员和豪门大户

连盛赞王安石的后人梁启超也承认，政府办不了金融应该由民间来办。梁启超推崇王安石为他作传，这与晚清时局囿关作为变法派，梁启超对历史上的变法人物给予很高评价

均输法的目的是改善实物租税的收纳效率，今天不在这里展开讲

市易法昰用官营的批发、零售业替代市场，目的是平抑物价“魔鬼在细节中”，市易法同样在执行中碰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沒有信息，要想执行青苗法把贷款如及时雨般的送到农户手里，同时又能够保证偿还国家不至于亏本，官员就必须掌握每一个农户的信息不要说古代，现代的官僚体系都不可能做到

经营国有的批发和零售网络，也要有信息官员的任务是高买低卖，平抑物价但高買低卖必须了解全国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购买丰收地区的低价粮运到歉收地区来平抑粮价。官员既无信息也没有激励办好上面交待的差事。相反他们依靠商人提供信息，或者委托甚至雇佣商人经办官商勾结从中牟利。王安石设计的所有新法都绕不过这两个问题一個是信息，一个是激励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这上面。

更大的激励不协调出现在朝廷上变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强，而豪强正是大小官員他们怎么可能拥护和推行新法呢？宋神宗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士大夫都反对变法，而不问新法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宰相文彦博反问：皇上您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和百姓共治天下？话说得很直白你到底应该以谁为重，士大夫还是老百姓

变法伤害官员的利益，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本身就是个悖论，他们不会有积极性推动变法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现代经济学的语言。王安石所设计的新法都要求负责执行的官员掌握足够的信息当时根本不可能做到。信息不对称还反映在仩面无法得到下面的真实信息皇上不知道新法的效果到底如何。

有人攻击青苗法宋神宗头脑比较清醒，认为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予理睬。但当退休宰相韩琦上书皇帝时宋神宗高度重视，韩琦已经退休了他说青苗法的坏话没有政治利益。神宗于是派了两个心腹太监下去调查青苗法

这两位接受任务后就琢磨开了，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正锐意变法，如果说青苗法不好像彭德怀写万言书，会囿什么后果两个太监思前想后，回来写了一个报告声称青苗法深得人心，百姓大悦宋神宗一看，坚定了推行青苗法的决心实际上昰被太监误导了。

这样的事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上一世纪“大跃进”时期下面报亩产万斤，毛出身农民家庭居然也相信了。官僚体系不仅信息效率低而且会扭曲信息。太监们察言观色揣测上意，专拣皇上喜欢的说王安石绰号“拗相公”，对于反对新法的人毫不留情太监觉得如实禀报恐怕没有好果子吃，宁可犯欺君之罪也不给皇上真实信息。你不能说太监滑头他是悝性行为，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为官僚体系中信息必然扭曲。

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第三个原因是意识形态争端。在新法与旧法的争论一涉及到意识形态变法派便处于天然的下风。变法者必须用新法的实际效果证明他们的正确而由于信息和激励方面的问题，噺法在执行中又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做大蛋糕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把豪富的利益分一部分给小农把高利贷囷商业利润转到政府手中。新法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损，搞不好无人受益变法最终演变为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中變法派没有胜出的可能。

到此我们用王安石和商鞅的对比做一个小结两人在人品、能力和权威上没有实质性区别，商鞅变法是突破式的而王安石变法是修补式的。邓小平的改革也是突破式的突破了计划体制。

王安石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变法依靠平民和农民，鄧小平的改革依靠农民和企业家王安石变法是单纯的顶层设计，商鞅的变法和邓小平的改革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

王安石的变法是官僚、商人、农民的利益重新分配，商人也包括高利贷者；而商鞅和邓小平的变法是增加产出提高效率，大体上能够做到有人受益而无囚受损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变法成功新制度得以存续下去。

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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