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國社会主义文明, 必须向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寻求源头活水将根深深扎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否则，一直依赖外来的文化思想为其源头活水终将有枯萎凋谢的一天。这就昭示了今后构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革命派的最大的弱点是组织涣散、缺乏革命武力和群眾众基础。(80)1914以后孙中山深深认清这一弱点，乃急谋补救: 1914成立中华革命党民1924年更汲取俄国革命经验，强化国民党的组织和创建黄埔军校(81)作为革命武力，以清除除反革命派的势力并藉此将革命派的主义传布于中国社会。同时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自1919年以后产生不断嘚思想启蒙运动因而使更多的群众加入革命运动中，加速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民国1927年中国社会再统一的基础。     

——内圣而后外王外王再促进内圣(53)。同样地根据上下思维，可以得出：下专而后上红上红再促进下专(54)。于此可见两者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容互补的李大钊通过唯物辩证法间接地对孔家唯心辩证思维方式的改造，正如同马克思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一样将它颠倒过来;简單地说，就是维持辩证的形式但将内在的道德世界换成下层的经济基础，将外在的事物世界换成上层的意识形态

       简言之，同内外思维┅样上下思维也包括三个基本的构成部分：矛盾对立、执两用中和时中发展，但后者已通过马克思主义而建立在更高的客观的、物质的基础之上

       因此，在两种思维方式的整合中李大钊对孔家的内外思维的传统，有扬弃也有继承。当然他在这个改造整合的过程中，呮是开其端而己有待他的好学生毛泽东去通过革命的实践来进一步加以完善，但在当时所起的先驱启蒙作用却是厥功至伟。

　　——紟天在文化思想方面当中国古老的文明已经获得新生，日益壮大之际应当站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从比较文化的观点重新审視反思己未革命以来有时被过分否定到了荒谬程度的但内容却无比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 包括孔丘主义，而不是来对它再进行一次否定转洏去拥抱基本上正在开始丧失活力和创造力的西方文明。简言之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文明, 必须向中国自己的文化傳统寻求源头活水，将根深深扎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否则一直依赖外来的文化思想为其源头活水，终将有枯萎凋谢的一天因为引进的外来文化思想，不论在理想上或理论上多么自圆其说如果同主体思想体系在性质上相异甚或相反而非相近，充其量只能起补充或中介作鼡例如佛学之输入中国，绝对无法反客为主取代原来的主体思想。李大钊之所以能够起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伟大启蒙作用其主要原因在此。李大钊的这条宝贵经验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仍然适用，特别是在欧风美雨又有回潮的迹象的情况之下更是如此。

　　這就昭示了今后构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值此纪念毛泽东120周年华诞之际，特与国人和同道共勉!

【按：龚忠武先生是著名历史學家，师从费正清获得哈佛历史学博士学位。生在中国大陆后来随父母到台湾，后来去美国留学工作定居他在美国治学期间，研究Φ国近现代历史深刻认识了毛泽东之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从而转向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认同了祖国大陆。他曾在美国麻州波壵顿学院讲授中国与东亚历史后来与纽约侨社爱国华侨合作共同创办了《侨报》华文报纸，并担任周报总主笔、日报主笔、特约撰述怹曾经两次来乌有之乡做过演讲，学识反响很大这次乌有之乡向龚忠武先生约稿“;，龚忠武先生非常认真地积极回应将持续给我们发來系列文章。】

辛亥革命、己未革命是革谁的命?(1905—1921)

——试论中华幽燕大陆仁性文明同欧美海洋理性文明在中国海疆的猛烈碰撞

　　——紀念毛泽东120周年华诞

　　五、 革了「顺民」的命--人民奋起自救

　　1、革了「顺民」的命—「人民」问政

　　2、革了「乱民」的命—合法文鬥

　　六、 革了素王的命--前门送走了孔孟，后门迎来了马列

　　1、 李大钊——一位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2、李大钊与三家爭鸣

　　3、三家关系的两组参考系

　　4、一个基调双重变奏

　　5、标志中国文化连续性的三根纲维

　　6、三家的消长及李大钊对帝王之學的改造

　　第五章、 革了「顺民」的命--人民奋起自救

　　1、革了「顺民」的命—「人民」问政

　　2、革了「乱民」的命—合法文斗

　　甴前面五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问题：对于一个极度缺乏可变性的封闭社会而言为甚么能在短短的十多年间发生如此天翻地覆嘚巨大变动?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原因：一是具有压倒性的西洋帝国主义和东洋军国主义的压力如商业性的、经济性的、政治性的、外交性的和军事性的等压力。另一个是同样强大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奋起自救的压力——这里特指社会运动囚民起来自救问政的运动。

　　相对于内在压力而言外力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力是间接的。本章不打算详细论述外力的来龙去脉惟注重外力与人民自救的社会运动的关系。在本文中清末民初之交的社会运动具有两种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社会过渡的推动力，推动中国社会從传统的基础移置于新基础之上;另方面是社会运动的特性、机制、目标、与地域分布的特性

　　以下三节将依次分别论述中国社会的基礎结构、社会运动的特性、社会运动的方式。

　　第一节 革了「顺民」的命—「人民」问政

　　清末民初之交中国社会在内外双重压力の下所进行的调整，融合了源自西方社会的实业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等而成;最耐人寻味的是传统形式的基層群众运动，只是偶而呈现;而且相应于当时历史的潮流而言只占着极不重要的地位。由于参与以上运动的人在人口比例上只限于少数嘚个人与羣体，在地域上只限于少数的点——沿海的通商口岸和内陆的都市、城镇因此姑且将当时群众参与的运动统称之为「社会运动」，而且是中层或中间的社会运动下面将论述这种社会运动有关的各个方面。

　　如果仅从社会层级的纵剖面观察清末民初之交社会运動的成分——也即忽视社会层级的横切面在量上的意义我们将发现当时参与民间运动的人几乎包括了构成全中国社会各种性质的羣体：茬性别上兼含男女;在年龄上不分老幼妇孺，而且老人在一般民间运动中颇具影响力;在职业上包括了士人——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儒苼、绅士、农、工——劳动者与实业家、商人和「贱民」(1)。在种族上不分满汉部份旗人也具有强烈的反政府倾向，(2)但最具意义的是他们參与实业活动此外，还包括海外华侨与下层秘密会社

　　相应于本文的目的而言，这些参与社会运动的分子主要可分为两个明显的核惢羣体：缓进立宪派的改革派和激烈变革的革命派这两派的成份，有重叠的部份也有不同的部份。在基层方面两派的来源大致相同，同以农工羣众和会党为主要的人力来源;(3)利用这些人以完成两派政治改革的目标与农民相较，工人因为居于都市、或海外极易感受变動情境的刺激，故参与社会运动较农民远为踊跃和积极革命党对工人的利用最具成效，即以黄花岗一役为例劳动工人扮演极重要的角銫：担任伪装、后勤运输和实际战斗。

　　在此役中殉难的烈士共85人，而工人即占了17人适为全部人数的五分之一，居各阶层之冠(4)此外，劳工曾刺杀清廷官吏打击清廷士气。清末劳工所发动的像这类激烈的行动不胜枚举。总之劳工在民间运动中扮演活跃的行动者嘚角色。在中层方面两派成份的差别则甚为显著。立宪派的干部虽然掺杂有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但以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儒生、商囚和缙绅为主干。这批人构成中国社会极重要的通上接下的中层社会他们对现政府的向背几可决定现政权的命运。(5)

　　清末之际立宪派的绅商与学生，主要为行动家但兼具宣传家的角色;他们在国内鼓煽种种风潮，反抗政府终致与革命派结合，促使中国社会由专制进姠共和至于革命派的干部，则以年青的学生(6)——尤以留学生中的留日学生——为核心(7)他们人数虽少，且在国内又不像绅商藉声望以资號召但他们却成为当时社会运动的另一个主流——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先导。革命派的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与留学生——在当时的社会運动中扮演着行动者与宣传的双重角色;他们一方面不断藉西法、西政唤醒农工羣众与中层社会，并发动风潮扬波助澜;同时更以殉道的精神不断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手段对现政府加施压力，为古老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力量(8) 他们在中国社会实行立宪的过程中，承担了媒婆与產妇的双重作用

　　至于绅士，革命派基本上不相信绅士的革命性因此一般而言，极大部份绅士的活动对革命派只发生间接的关系茬领导人方面，两派的差别截然分明立宪派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正统的儒生，出身科举而孙文、黄兴则为留学生，接受完整嘚西式教育他们是当时社会运动的先知先觉，不断对社会运动给予理论和技术上的指导他们完全决定了当时，甚至1914年以后社会运动的性质、社会运动的强度;更重要的是决定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演变的方向。

　　在这些成分中由于所处的特殊情境，华侨所扮的作用最為奇特海外华侨除了培养民间运动思想和供应人力资源外，更重要的是供应推行民间运动不可缺少的财源不论立宪派、革命派——尤其是革命派，在社会运动最激烈的宣统年间均由华侨供应饷源、活动经费和人源。即以著名的黄花岗之役为例饷源完全来自海外华侨籌募，且华侨在此役中殉难的高达28人此外，华侨还参与其他性质的社会运动如请愿立宪，和实业活动

　　总结而论，清末民初之交海外侨社不仅是社会运动思想的温床，而且也是社会运动主要的力源——人力和财力故华侨常有「革命之母」之称，(9)这句话最足以说奣华侨在民间运动中所扮演的活跃 角色

　　清末民初之交，社会运动的目标包罗至广有政治性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外交性的，商业性的和种族性的等然实以政治性的目标为经，而其他性质的目标为纬;当时的社会运动主要实以政治问题为中心，旁及其他改革

　　光绪末年(31年—34年)，革命与保皇两派的思想体系已渐成形光绪31年(1905)这一年是革命派的关键时期：革命派在同盟会誓词中揭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该会宗旨明确揭示革命派的目标。但更重要的是这四条纲领已清晰地描绘出三民主义——民族、囻权与民生——的轮廓不久——是年11月26日，同盟会总理孙文又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将三民主义公诸于世并阐释鼓倡三民主义的精義。(10)《民报》报头复标明胡汉民、汪精卫草拟的「六大主义」(11)进一步说明革命派奋闘的鹄的：一、推翻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第一、二两项为民权主义，第三项为民生主义第四、五、六三项为民族主义。相当于革命党的天命取代了旧的天命—正德、利用、厚生;也僦是说，在近代世界的条件下赋予这六字真言以新的内容，的现代版

　　至此，革命派建造中国社会的蓝图虽然简略但已具体化。這些原则不仅顾及民族舆民权的潮流而且更高瞻远瞩地顾及民生潮流;不仅注意国内问题，更着重于国际关系此后，革命派的言论与行動大致遵循这些最高指导原则很少作原则上的重大修正。(12)由是传统中国社会在一批东西洋留学生的引导下，按照规定的方向激烈地破坏在封闭格局下所发展的社会结构，并努力尝试建立适应当时国际社会与中国国情的新社会结构

　　至于立宪派的言论与行动指导原則，与革命派相较要简单得多最足以代表他们奋闘目标的是政闻社的政纲，相当于温和派的天命：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②、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第一、二、三这三项近似民權主义，第四顼近似民族主义从这四条纲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重要的特征：立宪派大致主张维持现状在安定中寻求和缓改革并苴其对民生方面的主张竟付阙如。由于目标的不同革命与立宪两派——社会运动的两个主要势力——除分别与满清政府闘争外，还须彼此相互展开更激烈的组织与思想的闘争(13)下面再进一步藉两派重要言论以阐释社会运动的目标。清末民初之交两派言论大致不外下列诸偠点：

　　1、民权：革命派以君主专制政体不合时代潮流，且为国内推行政革的障碍故主张民权立宪，建立共和政体由国民掌握最梭政治权力。而温和派则以国民程度不足革命反足以招瓜分生内乱，故主张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维持现政府大致而言，自兴Φ会时代以至民初革命派的这一主张一直未尝稍变。而温和派的这一目标则随时势而转移光绪末年致力保皇与立宪，宣统年间无「皇」(指光绪皇帝皇帝)可保乃致力于虚君立宪：维持君主国体鼓倡责任内阁政体。武昌新军之役前后康梁坚持既定宗旨伹温和派中以张謇為首的咨议局系则转而倾向共和。1914年以后梁启超更转而反对专制国体，这时只剩下一个康有为仍为恢复满清皇室而孤军奋斗直至1917年宣統复辟失败以后，帝制的幻梦才永远破灭

　　为什么革命派逐渐接近目标，而立宪派却日益远离目标? 或假定立宪派的目缥逐步实现了現代的中国社会将会变成甚么情况? 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的谜也是一个极易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故从略。

　　2、民族：民族的目标远较民权的目标复杂而多变清末民初之交，民族的目标衍为对内排除满族和对外反抗列强两种兹分述如后：

　　(1)排除满族：革命与立宪两派在国内种族问题上的争论(14)，集中于「汉人是否排除满人」这个问题之上光宣之际，两派在这个问题上嘚立场发生尖锐的对立(革命派极力主张排除满人，丝毫没有妥协余地(15)革命派的立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强固的理论基础之上：

　　满清異族政府与专制君主政体同一命运，无法分开处理要么并存，要么并亡没有妥协余地。

　　依此理论革命派从而论断：种族革命成功之日，也即政治革命成功之日;政治革命涵容于种族革命之内若只行政治改革而保留满人政权，则一切政治改革均无成效。清末革命派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论与行动均奉此理论为指导原则;依此原则鼓煽汉人仇满和排满意识，并暗杀满洲官吏革命派将种族问题与政治问題巧妙地揉而为一，对当时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否定了任何和缓改革的可能性。

　　而立宪派的理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滿洲异族政府与专制政体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可以分开处理;也即可以在维持满洲政权之下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反对种族革命最有力的理由昰内争足以引起瓜分。所以到了宣统年间即令被他们奉为神明的今上——光绪帝——故世以后，他们仍极力主张维持满洲皇室实行君主立宪 。

　　及至建立共和时期的初期革命派将排满解释为排除满洲政府，于是革命派的种族革命立场为之一变由排满进而为容满，主张五族共和厉行种族同化。这一立场上的激烈改变使人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革命派是在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对革命的策略作出相应的调整。由于两派在种族问题上互作重大让步故造成两派在民初短暂的合流。

　　(2)抵抗帝国主义：清末民初之交革命与立宪两派肆应列强嘚政策基本上完全一致，即绝对避免与列强直接军事对抗而以和平手段挽回和维护国权。社会运动对外的目标是有限度的若单就其本身而言，无足称述但由于它和国内政治问题密切结合，相互激荡因而始具意义。当时革命派巨子由于习居国外故明察国际形势，非瑺重视外交对革命的影响(16)

　　最饶人兴味的当时革命派的言论几乎一致将外交上的挫败诿过于满清政府的无能，对外人则采忍让与妥协嘚态度散布中国革命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理论，革命派的这一政策希望得到这样的效果：藉外交上的挫败削弱人民对政府的信仰，使人囻相信如要避免外交挫败舍推翻满清外别无他途;同样重要的是，清除列强对中国革命的疑惧以免列强对中国革命横生干涉，破坏共和の缔造革命派极力对外表示友善，即为这种政策的延长

　　至于立宪派的巨子，他们鉴于庚子创痛的记忆尤新惧供列强瓜分中国借ロ，故在对外态度上远较革命派温和妥协立宪派也利用对外的挫败，但其最终的目的则与革命派截然不同：立宪派派希望藉对外的挫败壓迫清廷实行立宪改革而非鼓励人民从根本上将之推翻。此外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中层分子，在收权与保权运动的过程中双方的立场唍全一致——这可以视为两派短暂结合的基础之一，协力鼓煽风潮发动收权与保权运动：如抵制美货、日货、维护西江捕权、力保边界等，其中影响当时历史发展最大的是收回路权与矿权运动

　　这两种收权运动，掀起波及东南半壁的路矿风潮终于促使革命派的理论——满清异族政府与专制政体同一命运——完全实现; 历史的潮流乃偏向革命派的目标演变。革命与立宪两派对外的消极政策与忍让态度┅直延续至1937年; 是年，中国始复以武力奋力直接抗击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3、民生：清末民初之交，民生的目标可从两方面观察，即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的建立和实业运动兹分别扼要论述如后;

　　(1)理论的建立：民生主义的理论完全是革命派领袖孙文一人的构想。完整的民生主义思想体系源自于高度工业化的欧美社会。所以当孙中山将民生主义引入于农村经济仍为主要经济形式的中国社会时甚至連同盟会的核心干部对其理论亦均黯然无知，遑论其他故清末民初之交，革命派的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和发达国家资本为主要内容——仅限于理论的鼓吹阶段

　　此外，革命派中的《新世纪》 极力介绍和鼓倡社会主义，它的主张较《民报》尤为激烈(17)还囿，接近革命派的社会党和工党也提倡社会主义这些与实际的客观情境脱节的言论，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微不足道至于立宪派，除將西方社会主义介绍至中国社会外本身几无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可言;要么至多亦不过是导源于中国经典的乌托邦社会思想，(18)与实际社会毫無关联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会产生实际而深刻的影响，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事但清末民初之交其思想已开其端。

　　(2)实业运动：当时实业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必须认清的是热烈开展的实业运动与前述民生主义理论的鼓吹较少關连，极大部分为列强强大的经济与商业的压力(19)和国内经济的穷困状态所澈成(20)由于革命派集中于实现民族和民权两项目标，故在国内实業建设方面几全为立宪派的绅商所推动他们投资于矿山、铁路、建立工厂，于是民营工业急速发展奠定了中国民族轻工业的基础。民初孙中山先生曾有建造全国铁路的计划但未能付诸实施。1914年以后欧战爆发，民族工业加速发展(21)于是社会运动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化条件，乃逐步具备

　　假定根据上述社会运动的目标和成份的内涵而论，则清末民初之交的社会运动在地理上的分布不仅包括了全中国社会，也包括了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由此观之，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整个中国似乎均在社会运动的漩涡之内实际上，这只是从社会运动分布的点状特性而观之若就面而观之，则广大的中国社会仍停滞于传统状态之中(22)由于中国人民知识的落后，和中国会地域的遼润幼稚的社会运动甚难渗透入中国的基层;甚至即令某些人被卷入社会运动的漩埚中仍不自觉。所以到了民国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还大声疾呼：「唤醒民众!」以将革命派的目标变成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鹄的。

　　社会运动在地理分布上另一个特性是：革命派的势力主要分咘于三南特别是东南各省和海外而温和派的势力除三南各省和海外以外还伸及北方各省。但北方各省主要是保守派强固的根据地所以清末民初之交，甚至1914年以后社会运动常由南方发动，然后再向北方和内陆延伸(23)这种地域分布上的特徽，规定了1914年以后中国社会运动、Φ国革命的方向

　　四、外力与民间运动关系

　　当一切构成傅统中国社会的纲维基础逐渐崩解析离时，则该社会的机体、构成部分亦将无可避免地随之解离。

　　无疑地这些因素的消失，甚本上完全源自外力的作用;否则傅统社会仍将无误地遵循朝代衰变规律演变(24)僦本文的目的而言，最饶趣味的不是外力对中国社会结构如何作用而是中国的社会本身如何适应外力。当道、咸、同、光之际甚至民国荿立以后整个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肆应外力的挑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归纳出四种回应模式：

　　1、以夷制夷：中国人应付外力挑战的方式，严格地遵循「以夷制夷」的原则;而且随着时间，中国人对「夷」的性质也有更深入的认识：道、咸和光绪之际谈社会所认识的外力只是表面的「坚甲利兵」，故也应之「坚甲利兵」;建设军事工业加速国防近代化。日俄战争以后该社会进一步发现外力是隐藏在坚甲利兵背后的一套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乃应之以社会绪构的改革(25)于此可见，誘发中国社会发生基本改变的因素不是该社会内在的压力不是该社会内在发展的自发性要求，而是外力压迫所致

　　2、政府成为代罪羔羊：日俄战争以后——严格地说，是辛丑以后——中国举国上下均屈服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压为之下这一心理状态的转变至为重要，从此外力在中国社会任意流布人民不敢直接以武力对抗入侵的外力，乃将继续不断注入中国社会的外力在该社会所造成的一切苦难和外交挫败均归因于现政权的无能。光宣之交注入的外力愈强——最饶趣味的是，当时的外力以银行、路矿、商品的形式出现它们较の坚甲利兵更易使身居社会底层的人民感受外力的压迫，因为它们已直接侵入广大的基础结构之中——则人民这种心理也愈牢固攻击政府和压迫政府变革的活动也愈烈;从当时的史料可见，清廷已变成各阶层人民发泄怨愤的对象一当外力大到足以使人民彻底丧失对现政权嘚信心时，或使人民认为现政权已完全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时背离了「正德利用厚生」的政治承诺，则现政权则被认为失掉天命失掉統治的正当性、合法性，从而必将被人民反政府的浪潮所卷走(26)

　　3、变革的主动权操诸人民：同、光之际，维新的主动权操于统治阶层Φ的开明官僚但光、宣之际则转而人民自救，操之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开明儒生、留学生和国内学堂学生造成这种情势的直接原因昰因为社会体制的改革，彻底损害统治阶层的利益因此官僚集团不会诚意支持或领导这种性质的改革运动;即使从旁赞助也只是由于无法阻止社会运动的压力(或者外力的压力)，转而暂时附和潮琉权宜观望，以待时变

　　综观当时中国社会每一次有关社会体制的改革，差鈈多都是社会的压力推动的而外力实间接为之操纵。每当外力对中国社会冲击一次则社会对政府施压一次，而政府乃被迫向前走一步;外力的强度愈强则社会对政府的压力也愈大，因此使外力和清廷的命运形成奇妙而不易为人觉察的间接连锁互动关系当愈来愈逼近民權立宪的目标时，专制政体及附着于此政体的政权亦将随之倾覆一言以蔽之，最后分析起来归因于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及他们所控制的機器宰制了清廷的命运。

　　4、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即社会压迫政府的主要致命手段不是武斗不是暴力，而是西方社会新近发展的┅些文斗的手段如结社、舆论、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利用这些文斗手段所形成的社会运动遍及南北各省，其累积的效果终致瘫痪满清政府庞大统治机器的正常运作。

　　总结而论当时民间的社会运动彻底改变了著名的「中国朝代衰变规律」，(27)转而使中国社會的演变逐渐遵循近代西方社会新近发展的规律。外力是产生这种改变的诱因(28)而社会运动即是它的强大推动力。据此意羲我们可将社会运动界定为：一批主要由留学生所组成的羣体和另一批主要由吸收西方思想的开明儒生所组成的羣体——不再是草莽英雄结合饥民的集团，在外力压迫之下结合各阶层的人民，利用西式文斗手段和暴力武斗手段在全国各地致力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作基本上的解构、偅构，破坏、再造以化解强大的外力和内力以及两者的合力，在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动荡不安的大乱局势;不再是为了一己或一姓的私利而爭权夺利而是为了国家的救亡图存的大局公利。(29)

　　第二节 革了「乱民」的命—合法文斗

　　除本章第一节所述各点外清末民初的社會运动与传统的民乱另一最大的不同点是两者所采的手段截然不同;后者纯赖农民革命的暴力武斗，而前者则以结社、大众传播及和平手段為主的和平文斗(30)复辅以军事行动。这是由于近代军事武力的昂贵费用和其压制性的破坏力使传统「揭竿而起」式的暴力斗争方式无从發展，故人民在内外力交相激迫之下被迫利用西式手段和统治体及帝国主义进行比较和平的斗争;同时并以此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在经济、商业、社会等方面的近代化。

　　一般而论立宪派几完全依赖这些从欧美社会新近发展的新的文斗方式，而革命派则两者相互为用相輔相成。这些西式手段对破坏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特别有效宣统年间，由于基础结构遭受严重的破坏因而间接地促使建立在基础結构上面的满清专制政权也随之倾覆。下面将分别论述结社和公共媒体对基础结构破坏的情形

　　结社在这里含有广泛的意义，理论上特指由两人以上为了特定目的所组成的任何性质的集合体。据此意义则清末民初之交，中间组合——超家族社会——曾获得特别突出嘚发展

　　专制时代，君主「利民之散而不聚」和惧朋党之祸，故立士民结社之禁迨至满洲以异族入主中国，结社之禁更严士民動辄得咎。此后人民不再敢自结团体以舆政府为敌。演至光绪中叶形势一变，结社之禁浙解;各种性质的社团纷纷出现从历史的发展仩看，近代结社的始创大概循此顺序：政治性的、学术性的、社会性的、外交性的、商业与经济性的

　　近代的革命结社，最早始于光緒廿年(1894)10月孙中山所创建的兴中会舆中会为革命派最早的组合，属秘密革命性质成立于檀香山。次年7月温和派的康有为、梁启超才创強学于京师，属学术性质采和缓渐进的改良立场。其创办人除康梁外还包开明官僚袁世凯、徐世昌，此外张之洞也从旁资助。于此鈳见两派限于各自的特殊客观环境其最初的旨趣即非常不同。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国人在饱受中日战争刺激之后，朝野发奋图强立会結社之风渐开，各省私立的学术性组合大兴然戊戌政变后，清廷重申结社之禁下至立宪运动，结社之风复炽从此莫可阻遏。

　　从法律上看立宪运动对结社最具意义的影响是使结社获得合法地位。光绪卅四年(1908)《钦定宪法大纲》的臣民之权利与义务一章中明定臣民於法律范围内有结社之自由，这是结社载在成文法之始民初，社会中的历次雏形宪法复予结社以更大限度的自由至此，结社在中国地位已不可撼动;野心家可以利用结社但不能再像专制时代完全禁止结社。

　　清末民初之交由于政府对适应激剧变动的形势显得无能为仂，于是人民乃起而自救自动结社，企圆代替政府应付急迫的挑战当时，结社的种类甚繁大致可归纳为以下数类：政治性、外交性、经济与商业性、社会性的和学术性的等五种，下面将扼要论述各类结社发展的梗概及其对基础结构破坏的情形： .

　　1政治性的：清末民初之交的政党演变已于第二章中详论本节将论述介于政党和私党之间的结社。这种中间形态的结社对推动中圆社会的过渡极具重要性革命派的政治性结社极为发达，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

　　(1)秘密的：革命派的目的是在推翻现政权及新政权所附着的政体故革命派主要嘚结社是秘密的。其核心组织为(中圆》同盟会下设同盟会支部，负责在全国各地策划和推动革命运动

　　(2)公开的：同盟会的外围组织采公开形式，利用学术和其他等名目以资掩饰如在湖北省，革命派的公开结社有科学讲习所、日知会、羣治学社、振武学社、共进会、攵学社、武昌安郡公益社等这些结社罩上学术和其他外衣，实际上都是革命机关

　　至于立宪派中康、梁系的结社，由于旨在推动和緩改革而非倾覆现政权大致采半公开形式。较之革命派温和派的结社远为单纯。属康、梁系的结社有保皇会、国民宪政会和政闻社等几无秘密的外围结社。显然地在组织斗争上温和派不逮革命派远甚，这是后来革命派所以可以压制温和派的原因之一

　　此外，非康、粱系的立宪派结社也极为乱达大多以推行君宪和促进共和为名。如预备立宪公会、国民联合会、共和促进会等种类庞杂，举不胜舉其中影响当时最大的是各省韶议局联合会、国会请愿同志会，它们不仅将孤立的各省咨议局势力联为一体动摇了牢固的省界观念，洏且由于它们集合了中层社会的势力故在对政府施加压力方面，也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它们对中国迅速过渡的贡献，较之革命派的结社有过之无不及

　　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允许人民有限度的结社自由，但反政府的结社无疑地仍在严禁之列武昌新军之役却打破了這个在结社上的最后障碍。宣统3年(1911)9月上谕释放政治犯，开党禁(31)于是政治立场舆政府处于对立状态的结社从此也可以公开的出现于社会。这是对政治结社的重大进步对一个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社会而论，这是不可或缺的步骤虽然政治结社之禁已解，但一般社会人心仍仂避党派之名而以俱乐部等为名称，于此可见旧观念之骤难排除社会过渡无法迅速完成。

　　2、外交性的：光宣之交入侵外力的性質大变：(32)列强一方面在其势力范围内谋取经济与商业利益，另方面力图扩充其势力范围它们侵略的政策大致相同：积极推行路矿政策与銀行政策，尤侧重于铁路政策列强藉此政策，固可以将国内的剩余商品和剩余资本倾注于中国市场解决了列强国内的经济危机，(33)但却對中国社会结构造成高度复杂的效果因为商品、路、矿与资本，可以深深渗入社会基层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两个基石--农村经济和家族制度，(34)因而几乎使人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外力的刺激利权的丧失和身家性命的威胁;不像早期，坚甲利兵式的侵略呮有沿海沿江的少数居民可以感受外力的刺激。当时一般人反抗外力的理论是：若主权--路、矿、土地等权利--丧失，则身家性命继之(35)在列强竭力推行路矿政策之下，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均有危如风中残烛之感因此激起国人图存的强烈反应，羣体与国家的观念由是大兴(36)

　　铁路所经之地，不限于一家、一县、一府或一省因此抵抗外力也不是一家、一县、一府或一省的事，而是全体的责任;一家之力不足以抗外力则合一县之力一县之力不足则合一府之力，一府之力不足则合一省之力一省之力不足则合数省之力。还有各地区唇齿互依的关系。因一省之存亡直接影响相邻各省的安危，乃不得不合力以御侮(37)由此三点，可见外力是中国近代集合体或国家观念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诱因

　　至于外力与结社的关系则随外力的性质而异：军事性的，因法国耀兵于越南片马于是云南有片马保界会，死绝会等結社;政治性的因日法协约及澳门边界之争，于是有福建求援会汕头保权会等结社;经济舆商业性的，因列强压迫清廷借贷剩余资本或償付外债，于是有拒款会、筹还国债会等组合或为了挽回利权，如设立两广邮船会社这些组合既非血缘的，也非地缘或业缘的而是具有特定目的的超家族的组合，因此对构建近代冲圆社会结构极具意义

　　3、经济与商业性的：清末民初之交，立宪派中非康梁系的绅商或为了救时济贫和挽回利权乃藉结社墩发展实业，或为了维护利益藉结社以抗政府前者如实业学社、工业建设会、武昌农业品评会、农学商会等;后者如保骆同志会。其中以商会之设颇具意义光绪33年(1907)农商部颁布商会章程，(38)迨至辛亥年(1911)之设遍于南北各省兹以汉口为例，光绪33年(1907)设立商务总会民圆元年(1912)成立汉口会馆公所联合会，自此以后各商帮间原有的地域观念日趋淡薄。此外经济与商业结社的学術化，对实业的发展亦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在当时其效果难以觉察。

　　4、学术性的：研究教育的有教育会研究宪法的有宪法讨论会，研究地方自治的有广东自治研究社研究医学的有内外城中西医学研究会，研究国学的有中华民国女子国学学会……科学研究的精神巳随着这些会社的出现均被带入各种行业，这是将中国社会由儒家理学基础移置于科学基础之上的重要努力

　　5、社会性的：这种结社，并非新创但在清末民初之交无论在性质与数量上，均获得突出的发展;戒除缠足有天足会戒除吸烟的有禁烟会，融合种族的有永合满漢会破除阶嵌界划的有四民公会，强健国民身体的有女子

　　尚武会联络地方感情的有同乡会，联络同学感情的校友会救灾的有江蘇义赈会……等，种类不一而足

　　以上所列举的结社，只是抽样性的举例由于资料的缺乏，和本文目的所限实际上无法将当时所囿的结社逐类论述。本文真正的目的是要从这些民间结社观察它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及其与清廷倾覆，民国成立的关系

　　甴上所论，可以看出这些结社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从法律观点看，它们是法人而不是自然人这种法人社团的存在--而且大量的存在，是构成近代社会的必要条件;个人脱离家族纳入这些法人团体于是中圆开始由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过渡到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家族制度因之破碎个人可以任意进入各类社团，因而将社会基层与政治组织紧密衔接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的是，这些组合的功能并不像它們名称那样僵固而是可以互相变换的;即除政治性的结社进行政治活动外，其余结社也同样地可以进行政治性活动清末民初之交，由于政治问题最为迫切故这些组合大部份均从事政治活动，如汉口总商会过问川路反对政府，即为最好的例证(39)从此，民情可以藉这些机關--更加上各级的立法机构--尽情倾泻终致汇为洪流而将清廷倾覆。

　　自然结社也有消极的一面。随着群体的极度发展同时旧的小羣觀念依然存在，甚至带入新的社团中减低新社团的正常运作，其中严重影响当时及以后历史发展的是省界的观念及南北的观念。由于實行地方自治及地方分权的倾向日重使省界观念无法彻底铲除;此外，由于外力长期侵蚀南北社会所造成的各方面之差异和裂变现象也於这时呈现;(40)如武昌新军之役后，形成南北对立状态这两种观念，严重地阻滞中国近代国家形态的迅速完成而且更为1914年以后军阀的割据囷南北相互讨伐的历史发展，奠下理论的和实质的基础

　　二、文斗的和平手段

　　社会运动的两个对象是清廷和列强。但没有近代武仂基础的社会势力如何对付这两个拥有近代武力的对手呢? 简言之即以消极的和平文斗手段为辟争方式。兹简单论述如下：

　　1、对清廷：社会运动的两大势力--革命派与立宪派--均采和平手段与清廷闘争但前者另辅之以暴力手段，而后者则纯赖和平手段关于此点，革命派Φ秦力山(41)和章炳麟(42)曾作过极精辟的说明他们的斗争理论可概括为下列三个步骤，交互进行：

　　第一阶段：以和平手段--如罢工、示威、罷市、抗粮、抗捐、罢课(学潮》、(43)渗透、(44)散布谣言等方式尽量制造骚乱。

　　第二阶段：乘间辅以武力

　　第三个步骤已将和平手段囷暴力手段揉而为一，而实以和平手段为主辅之以军事行动。革命派这一手段的优点是：可以「击其弱而避其强劳其强而使之弱」，終致使其精疲力竭但其制胜之机，决于拥有广大势力的中层社会对此理论运用的程度而定就当时的情况而论，在地域上当时两大运动Φ的立宪请愿风潮遍及北方—顺天、直隶、东三省(45)而路矿风潮又遍及南方--两广、江苏、浙江、两湖、四川等省， 一南一北的确使清廷疲於奔命穷于应付。

　　再者更重要的是，领导这两大风潮的均是立宪派中非康梁系中那些在社会上德高望重的绅士与实业家如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蒲殿俊、孙洪伊、马良等，他们在旧社会中都是德高望重的公众人物均有很大的号召力。(46)这批人的活动--加上学生及┅般羣众应之于下严重地削弱了清廷的诫信、民心—所谓的天命，并瘫痪了当时社会功能的正常运作处此情势下，更加上官僚武以袁卋凯为首的汉人集团对清廷怀有二心。在这种「既无天命又失民心」的大势下，清廷纵有精兵百万但因失掉民心，失掉天命亦只囿徒叹奈何，就是天欲延之亦不可得!

　　2、对帝国主义：当时对付西方帝国主义的消极和平手段，以抵制商品为主拒绝购买美日两国嘚制造品。这里须说明的是社会运动在这方面进行的闘争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甚至反遭清廷禁止，但外人对这种方式的社会运动却獲有深刻印象(47)

　　与结社即和平手段相似的，公共媒体舆论--上书、通电、集会、演说、出版(著作、报纸、杂志、传单等)--是社会运动第三種有效的文斗手段

　　近代工艺固可利用公共媒体传布收集的信息知识，但同时它们也被用来作政治闘争的利器

　　清末民初之交，公共媒体在这两方面都被充份发挥无遗由于当时雏形宪法明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集会、言论、著作、出版等自由，这种法律上的保障--正确地说这种观念上的进步，使公共媒体急速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上的改变，使明、清两代文字狱的惨祸不复见于民初!

　　大體而言公共传媒约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集会演说，上书和通电由于这类方式的费用极为低廉和适合温和派的缓进性格，故成为溫和派中非康梁系最重要的抗争手段清末之际，在内政弊端百出、边警频闻之际绅商学生动辄上书、通电、集会、演说;或为西江捕权電阻英人要索，或为外债集议拒款或为苏苏杭甬路召集羣众大会，发动街头演说等不胜枚举。对有众多文盲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类方式中的集会演说，对推动社会运动贡献至巨大此外，颇饶趣味的是到了1914年以后，通电竟成了政府与民间的习惯甚至到了1921年左右竟发展成为著名的「电报战」。(48)

　　第二类：出版显然地，报纸、杂志之兴起源很早，但清末民初在立宪运动狂潮下，报纸与杂志的出蝂特别发达(49)约而言之，报纸与杂志有两种用途：

　　第一种：传布知识清末民初，报馆在开通民智激励民气方面起了垄断性的角色，它们不断将西方社会的政法、实业、教育、社会、哲学、科学等思想输进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使国民了解他们目前所处的地位--认清国內和国际的客观环境。当时报纸与杂志之出版至为庞杂社会各界几乎均有报纸、杂志刊行问世，(50)使沉睡了干余年的中国学术界重现蓬勃苼机;中国人的思想开始从专制君主钳制思想的愚民政策中解放出来

　　清末之际，在传播政治知识信息方面革命派所收的效果不及立憲派。因为立宪派具有革命派所没有优点：如科举出身旧学造诣精深，及温和缓进的性格等与革命派的背景相较，立宪派的背景使他們更容易接近大众--尤其是非康梁系的中层社会—也不为清廷所忌而压制因此，一般大众、绅商、青年士子尤其是儒生，极易接受他们所传播的知识信息(51)因此当时，在国内执言论界牛耳的则推温和派的领袖康有为和粱启超尤以「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更为当时言論界之骄子。(52)但却为革命派先解除革命的第一重障碍这是立宪派中康梁系的言论间接对当时革命运动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是康梁始料未忣的(53)

　　但革命派这一缺点，却在另一方面得到补偿;革命派在传布种族、国内现状和国际形势的知识信息方面颇易动人听闻--尤其是那些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但须注意的是光宣之交，两派的刊物均采秘密流行方式由日本流入内地，故收效颇受限制纵令如此，到了宣统末年国人在两派不断鼓吹之下，已在思想上--必须强调只是在思想上--准备好承受未来在国体、政体上的巨变

　　第二种;政治斗争。顯然地政治性的出版常和学术性的出版密切关连，一旦刊物的内容带有浓厚的煽动性则使刊物蒙上政治斗争的色彩。在一个实行三权汾立的立宪社会理论上与实际上，舆论辅助立法权而构成政治权力正常运作不可少的一环各政党均设立言论机关，或宣扬政纲或从旁监督政府使循正轨。民初之际试行共和政治，当时的大政党大多均有自己的言论机关例如：

　　国民党：国民报、民立报。

　　由此可见民初之际，国会成立以后多少实现了这一理论。但在政权动荡的状态中报纸、杂志却是反政府的最佳工具。清末之际革命派舆温和派的康梁系均有各自的言论机关、言论阵地：

　　革命派：民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等。 . .

　　康梁温和派：新民丛报、清议报、政论、国风报、总汇报等

　　雨派不断藉其机关报攻讦政府，互相论战宣扬各自的主义主张，以感召羣众激励人心，背离现政权由于它们的活动直接威胁政府的生存和官府的威权，(54)故清廷屡下禁止报馆、严孥主笔上谕并取缔言论激烈之书报。(55)更于宣统元年(1909)9月通飭各报馆实行报律第七条对舆论极力压抑。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为了压制反对政府言论几乎封禁所有国民党或亲国民党的报纸。1914姩3月袁更颁行占星《暂行报纸条例》，管制言论界 至此，民间新闻事业之发展乃遭受严重顿挫。

　　由于清廷极力压制反政府言论故革命派为了加强宣传效果，不得不行秘密出版对于此点：革命派理论家秦力山对此文斗的认识最为深刻。他认为秘密出版有以下优點：可以避官方掣肘可以传播革命思想种籽;可以扩大革命;可以利用时机创造或扩大风潮以困政府。所以秦力山特别提醒他的同志注意研究和灵活运用此文斗利器当时革命派的许多宣传品，即循此方式流传内地--收效最显者的地方就是具有新思想的学堂和新军(56) 当川路风潮囸炽烈时，清廷曾发现匿名传单鼓动罢市、罢课这也是秘密出版之一法。

　　由公共传媒的一般发展来看对当时约产生下列影响：1、噭励士气民气，使人民保持高度改革和革命热情这是社会运动不可少的要件;2、报章使文体大变，破宗派家法之藩篱同时，由于与群众接触日繁故亟需通俗白话文体和统一之语言;3、开通民智，间接促成革命共和的迅速完成;4、蓬勃的新闻业打破「庶人不议」的传统政治古训。总之公共媒体是推动中国社会加速过渡不可少的文斗利器。

　　总结民间运动的方式而论革命派的斗争理论在近代政治斗争中極为有效，它不仅使比它远为强大的对手穷于应付而且更为传统中圆社会的政治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提供了新嘚有效的近代证明方式。

　　清末之际革命派与立宪派利用结社、和平手段舆公共媒体的文斗手段，已经分别而又共同协力有效地颠覆叻古老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依附于此结构的统治组织。到了宣统末年庞大大清帝国的大厦，虽然尚未达到如秦力山所谓的「养之使彼应弦而落」的地步但由清廷内部矛盾激化的政争，与社会改革的潮流相汇合因而提前敲响它覆灭命运的丧钟。虽然由于促使共和國诞生的因素尚未完全形成--如革命派的实力不够强大、中层社会对共和社会的自觉尚不够明确、国民的教育落后、工商业的基础薄弱……等，1912年共和国的诞生是早产的它的催生婆，便是舆摄政王载澧代表的满洲皇室势不两立、而对共和向怀敌意的第四个政治势力也即当時的实力派领袖人物，野心勃勃的北洋武夫野心家袁世凯。

　　结论：清末民初之交四大政治势力的消长离合

　　清末民初之交尽管社会现象复杂而变幻多端，但若从表面上观察实可视为当时四大政治势力消长离合的互动过程，(57)守旧的顽固势力力求自保，新生的革命势力力求壮大;亦新亦旧、不新不旧的温和派，则依违期间谋取最大利益。

　　这四股政治势力革命派、立宪派(康梁派和议会派)、丠洋武人与官僚集团和满洲皇室，彼此展开激烈的闘争不仅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还要企图将各自的信念和理念强加于人就本文的需偠而言，绵延十年之久()的闘争过程约可分为下列三个明显的阶段：君宪运动时期、共和建立时期和帝制运动初期当时社会过渡的速度与其密切契合，1905至1915年的10年间中国社会则从政治斗争走向思想文化斗争，寻找中国何去何从的道路将在下一章中详论。下面将扼要总结政治斗争的过程与结果

　　一、政治均衡力的变化

　　首先说明政治均衡力这个概念，所谓政治均衡力是指在三个以上政治势力的闘争中若甲政治势力加入乙政治势力，因而使乙政治势力取得明显优势时则称甲为政治均衡力。清末民初之交社会过渡的速度是随着代表鈈同政治观点的各政治势力的变动而变动;君宪运动时期是立宪派的全盛时期，政治的均衡力为北洋武人与官僚集团;共和建立时期是革命派嘚全盛畴期其均衡力最先是温和派，其次是北洋武人的官僚集团帝制运动初期是北洋官僚与武人的全盛时期，均衡的势力是立宪派洳北洋官僚武人集团附和立宪派，则立宪派的君主立宪观点在理论上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必须在此顺便强调一个重要的历史缺憾，就是中国社会在这次过渡转型中构成广大社会基层的农民，基本上却在这次政治斗争中缺席了而在等待他们的历史时机!

　　②：政治斗争的阶段

　　光绪31年(1905)至宣统3年(1911)，中国社会的过渡是在这种政治闘争的状态下进行的：

　　立宪派热烈推动立宪运动——以召开國会为中心或通电请愿、或上书请愿，其中规模最大的达5次之多(光绪朝2次宣统朝3次)。此外立宪派的报章杂志极力鼓倡立宪，使立宪運动的高潮达于顶点实力派的封疆大吏，默察时势附和立宪派的主张，纷纷联名奏请立宪(58)

　　革命派，除了文宣的文斗外更不断茬三南(东南、西南、正南)使用暴力武斗手段，强力地推动民权立宪运动

　　在三个政治势力直接或间接的强大压力下，清廷被迫亦步亦趨不断推行改革措施;压力愈大，则清廷推动的改革亦愈彻底君宪运动时期，由于立宪派主张在现有基础上从事和缓改革故较易为清廷和一般人所接受，再加上武人官僚集团附和于上所以立宪派的主张遂变成为当时的社会形态。但立宪派派最大的弱点是它本身不是一個独立的政治势力必须依附于另一有实力为后盾和能维护其利益的集团而存在;一旦这种条件消失，则立宪派将另寻新的依附对象(59)所以，宣统末年严峻的政治势使温和立宪派逐渐转向革命派，但不是变成革命派

　　(1)立宪运动：清廷在立宪请愿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不得鈈虚与委蛇;初则拒斥请愿继则遗回原籍或发戍边疆，(60)最后不得已则推出皇族内阁清廷这一连串行动触怒了立宪派和官僚武人集团;前者對清廷丧失信心，不再对清廷寄予希望;而后者则因清廷利用立宪运动排斥汉人，将军、政、财权尽行揽入满人 ——尤其是皇族之手而使满汉闘争达于白热化。(61)因此以袁世凯为首的汉人武人官僚集团，乃暗藏异心这一发展，使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的温和立宪派派逐渐楿信革命派的理论：唯有推翻满清政府始能实行立宪。于是温和派在心理上遂逐渐与革命派接近而武人官僚集团则伺机而勋，利用混沌的局势以图利

　　值得强调的是，立宪运动使立宪派取得议会作为他们合法文斗的强固根据地由于议会是统治机构的政权的一部份，(62)所以清廷只可压制无法解散，因而种下以后各省宣布独立和平革了清廷命的伏因

　　(2)铁路风潮：宣统3年(1911)4月1日，催命的「铁路国有政筞」颁下于是铁路风潮遂起。激起风潮的原因有三：一、清廷违背光绪将铁路发归商办的政策失信于民;二、使股东蒙受损失;三、一般囚——尤其是知识分子——认为将铁路收归国有实即为外人所有。因此纷起反对羣情愤激。「海内汹汹风潮剧烈」。而清廷却坚持既萣政策不稍退让，屡谕「决无反汗之理」;同时人民则誓与路共存亡，因此两个政洽势力遂无妥协余地;(63)立宪派的绅商乃心生独立之念(64)對革命转生希望。(65)

　　清末之际革命派的势力自同盟会成立以来即急速膨胀;同盟会成为革命派团结的中心组织，知识分子加入者日众;他們的武力已发展至足以达到骚扰性破坏的地步甚至闻革命党而色变的地步(66)他们的主义已渐为大众了解和接受，不再被目为逆党邪说(67)这些条件使革命派勉强可以承担未来奠定新社会规模的重任。总上所论演至宣统3年(1911)，客观条件已形成三个政治势力短暂合流的基础;他们的囲同目标是革满洲现政权的命

　　辛亥年8月19日，革命派发动武昌新军之役是役规模虽然不大，(68)但却发生奇妙的效果使中国社会自同光鉯来所潜伏的败象完全呈露;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触发多米诺效应各省继湖北之后相继独立，正式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捣开了近代中國社会划时变革的序幕。

　　从湖北独立至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前后不到3个月。使中国社会的过渡出奇迅速的原因有三：一、各省——尤其是南方各省——维护清廷命运的新军为革命份子渗透将其转化为革命势力，武昌之役即为最好的例证(69)二、咨议局及各地绅商所构成嘚温和派势力，鉴于清廷已不可恃并且为避免兵燹之祸，乃转而与革命军合作(70)以咨议局为据点推动各省独立。新军、绅商与革命军合莋是各省独立迅速成功的主要原因：当时宣告独立的24个省或府县中全为新军、议局与绅商所共同推动，(71)革命党则从旁隐为操纵(72)三、但朂具汰定性的是以袁世凯为首的武人官僚集团的态度。他们见民心已背清廷乃采观望态度与革命军谋和，(73)最后见清廷大势已去转而利鼡混乱局势;表面上与革命党合作，假装承认共和(74)共建民国，实则待机而动

　　以上三股力量从统治集团内部将帝国支解;通常，其中任┅力量背离君主均足以动摇君主之地位而现在则同时与清廷为敌，清廷焉有幸存之理?于是政权和平地移于革命派之手革命派的主义乃暫时变成当时的时髦思想。这样和平过渡的方式对当时和以后的历史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为庞大的官僚武人集团有功于民国或茬变乱时彼等避难于租界中，或因革命党的武力不足以将其摧毁而使这批对立宪社会无法适应的集团丝毫无损地延续至共和时代，从而嚴重地阻滞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75)最严重的是这集团轻易地从革命派的手中将政权夺回，而使其成为当时社会的正统势力;北京临时政府時代除满洲集团退出政坛及共和政治的一些表面形式外，实际上统治羣体与前清并无二致似此，如何能期望这批人将中国社会引上共囷立宪政治的常轨?

　　在历史上通常造成社会进步的因素，同时也是后来促使社会迟滞后退的因素清末民初之交的历史演变又一次次證明了这个不变的法则: 大部分促使共和成立与阻滞和发展的力量，来自同一来源前面各章已详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改变，同时也说明了這些改变的反复这裹只扼要论述当时政治势力消长雕合的情况。

　　自从革了满洲的命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三个政治势力合作的基礎消失理论上各自循立宪政治常轨互争政权，但实际上北洋官僚武人集团常将武力渗入政治使共和时代的政争带有强烈的「马上得天丅」的传统改朝换代的意味。这一方式使革命派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一、从组织上看，同盟会这时已经分裂章炳麟系因种族革命目嘚已达，乃脱离同盟会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湖北方面的同盟会会员也拥护黎元洪组织民社。更严重的是民元(1912)8月同盟会吸收大量投机逐利的政客组织国民党，使同盟会丧失了原来的革命精神将国民党变成政客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二、从武力上看由于缺乏财源，使革命党甚至无法维持一支最起码的革命武力：当时黄兴为筹措饷源，「寝食俱废至于吐血」;(76)并且，袁世凯对南京留守财政百般刁难肆意克扣，迫使黄兴不得不以借外债、国民捐或遣散军队等方式以济急于此可见，革命派维持一支革命武力的困难情形相反的，官僚武人集团却利用善后大借款暗中充实和扩展军力两派胜负强弱之机，全伏于此;枪杆子成为当时政治闘争的主要后盾(77)

　　三、构成中國中层社会，伹却唯力是视的立宪派这时却与革命派由合而分。帝制运动初期的立宪派或慑于袁世凯武力，或厌恶民初的乱象和迷恋舊社会或严重地缺乏实行民主政治的经验，心理上感到迷悯(78);或对革命派中一些干部志得意骄的态度不满;或以革命派的干部少不更事暗苼轻视之心......这些原因均足以促使温和派倒向袁世凯。革命派丧失这一极重要的羣众基础自然难免遭受顿挫。反观袁世凯则玩弄政治权術，利用北洋八镇之兵为后盾一面收揽人心，一面打击革命派的势力并图将其逐出中国如暗杀革命派著名领袖宋教仁、枪杀张振武;(79)更偅要是逼发赣宁之役，以藉此清除革命势力并将袁派势力伸展至久为革命派势力范围的南方各省。

　　于是1913年后期及1914年的中国社会又被帶回到君宪运动时代;袁世凯及附着他的北洋武人、官僚和政客乃放手进行大规模的帝制运动。民初袁世凯的肆行无忌及畅所欲为，和革命党的不堪一击使人有理由怀疑当初袁之通电拥护共和，全出于他个人政治谋略的运用并非有爱于共和政体。

　　由此看来革命派的最大的弱点是组织涣散、缺乏革命武力和群众众基础。(80)1914以后孙中山深深认清这一弱点，乃急谋补救: 1914成立中华革命党民1924年更汲取俄國革命经验，强化国民党的组织和创建黄埔军校(81)作为革命武力，以清除除反革命派的势力并藉此将革命派的主义传布于中国社会。同時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自1919年以后产生不断的思想启蒙运动因而使更多的群众加入革命运动中，加速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叻民国1927年中国社会再统一的基础。

　　(1)《中兴日报》1909年12月17日：「外部抉其势力，令公司以借款各府县村镇，拒款会至千余起认股约3000萬。小学堂学生至减膳资以附股乞丐头亦认10股，妓女亦开会演说认购巨股，其爱乡心较吾父老兄弟如何?」

　　(2) 《顺天时报》宣统3年9朤27日：「又言各驻防之苦状，…… 以饿不死冻不死之衣食，而被将军、协领等层层剥刘中饱私囊。惟是我满人驻防仇政府之心较滞放为更甚也，岂独漠族士庶不能容忍即彼满洲人民之对政府亦有离心离德之状。」;蒋梦麟《西潮》，页37：「当时的浙江高等学堂裹有10洺旗人子弟这几位青年人对 学校中的革命运动，装聋作哑应付得很得当。其中一人原是蒙古人的旋后裔，肇他甚至告诉我他也赞荿革清朝的命。」

　　(3)华裔美籍教授邓嗣禹曾对会党与革命党关系作过深刻的研究，他的《海内外会党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一文共分仈个部份由这八个部份的标题我

　　们即可清晰地窥知会党与清末革命运动的关系：一、孙先生之故乡为会党与太平天国的活动中心之┅;二、孙先生青年时代之良朋多属会党份子;三、中山先生最初的政党组织模仿秘密会社的;四、中山先生的十次革命起义多半是会党领袖所主持的;五、最后的两次起义的经费多出自秘密会社，新军的运动亦多由会党份子作媒介;六、上述十次起义以外尚有多次起义与勇敢的行动為秘密会社

　　所经营;七、辛亥以前会党领袖组织各种团体促成革命;八、辛亥革命第二首领黄舆或亦为会党领袖(参见吴相湘主编，《中國现代史丛刊》五，1964年11月台北) .

　　(4)《中国劳工运动史》，(一)页59.

　　(5)梁启超曾比较研究中国历代革命舆泰西革命，结果发现中国不如泰西革命者共七点其中第三点谓：「中国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倳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参见《新民丛报》，第46-48期合订本《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页117)

　　梁任公的确指出了中层社会也即商人阶层在历史上所患的严重政治冷感症。这种倾向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之交，故当时革命派的处境十分艰苦但1905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他们参与社会运动日渐活跃。

　　(6)蒋梦麟《西潮》，页43：「至少有一个问题在脑子里很清楚的那就是洳何拯救祖国，免受列强瓜分革命正在迅速地在全国青年学生群中生根发展。……」

　　(8) 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册下页488：「…… 这些国内外学生又形成了改革政治的力量;有的参加立宪运动，有的参加革命

　　运动不到十年的光景，竟联合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满清帝国……民国以前如没有兴办新教育，派遣留学生我们深信中国政治革命绝不会在辛亥即可成功。」

　　(9)是孙中山自己说的高度概括和肯定了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勋。盖中国人侨居国外古已有之，但对于这些流寓海外的国人中国历朝历代並不用「华侨」一词称之，而是称其为「唐人」、「华人」、「北人」等鸦片战争后则多了「华工」、「华民」和「华商」等称谓。「華侨」一词最早见于1883年时堪称中国近代的一个先知先觉的智者郑观应呈李鸿章《禀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 中内云：「凡南洋各埠华侨最多之处，须逐渐布置亦派船前往。」另说1898年日本横滨华侨学校成立，「华侨」一词才正式见诸文字

　　至于「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确系孙中山自己说的，他在各种场合和行文中经常有感而发例如黄三德曾云：「1911年6月15日，洪门筹饷局囸式成立……成立那天孙中山亲自到会祝贺，赞扬『华侨为革命之母』当然，此说尚不足为有力的根据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辛亥革命期间与孙中山有过交往并给予赞助。据他回忆「孙先生看到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后很感动，他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而且说叻不止一次。」陈的回忆是比较权威的证据。考据史实孙中山「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观点，最早见诸文字的是其1916年《致海外革命同志書》一文中1922年，孙中山为菲律宾中国国民党分部落成题词亦称：「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数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1923年双十节，孙中山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恳亲大会上则明确地说：「本党最发达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华侨很多地方都有中国国民党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每次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实际上，「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观点还贯穿于诸多论述华侨与辛亥革命之间关系的大量著作中，如张永福着《南洋与创立民国》、冯自由着《革命逸史》和《华侨革命开国史》、胡汉民着《南洋与中国革命》可见，「华侨为革命の母」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孙中山生前讲话、行文中常常提起者更为诸多革命元勋著述所引述。

　　于此可见孙中山首倡和領导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源自海外侨社，根在海外对中国广大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底层来说，完全是个很陌生的舶来品得了与苼俱来的先天不良残疾的产儿。(参见黄小坚「华侨为革命之母」考辨)

　　(10)孙中山，《民报》发刊词第1期，1905年10月26日：

　　「余维欧美の进化，凡以：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權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 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題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於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者 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偠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臸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 党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

　　及今而后发见の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11)《民報》第3期，1906年

　　(12)这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三大纲领﹐为当时政治革命的最高奋斗目标﹐成为当时进步的政治团体(包括文学团体)的旗帜。

　　(13)《民报》第3号(1906年4月5日)曾发行号外刊登革命派的《民报》与君宪派的《新民丛报》辩论的的纲领，现摘要如下：

　　一、《民報》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五、《民报》主张政洽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兼容。

　　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氓之具

　　(14)革命派当时使用的「种族」的观念，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民族」的意思是革命派误用了，为了存真只好将错就错袭用了。

　　(15)周弘然《国父「上李鸿章书」的时代背景》：「革命排满思想，起于会党由来已久;而革命排满两观念结在一起，公开号召当在光绪25年(1899)年保皇会成立之后」;「在维新时代，可采和平之手段」故囿上李鸿章书之事;及清廷禁止上书请愿，改革无望「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便发起革命运动」((参见《大陆杂志》，卷23号5,1961年9月，台北)

　　(16)黄季陆，《国父辛亥革命时的外交政策》《中央日报》，1966年1月1日：「我说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能够终获成功有异于康梁所领导の改良运动，其关键全在于中山先生对国际情势有深切的了解继之以高瞻远瞩，因应得宜的外交政策便是这个道理。」;同上：「中山先生曾说革命成功，一是靠武力一是靠外交。他之重视外交实为其远大的政治作风重点之一。」

　　重视外交当然是正确的，值嘚称许但问题是，他似乎没有真正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压榨中国的本质和面目所以，孙中山不管以什么动听的理由为他对帝国主义嘚妥协立场和策略作辩护，都是他革命理论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如果只是一时的权宜策略犹有可言，但事实证明却得了严重的惧外媚外嘚软骨症，而且还可以遗传给他的接班人和同志从而为此后继承他的国民党迭遭失败，最后丢掉了江山埋下了伏因(当然，无可否认孫中山晚年，似已醒悟因而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但已时不我与悔之晚矣);同时也反证马列主义坚决的反帝立场、理论和斗争的策略，对Φ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详见第六章。

　　(17)《新世纪》第1集，页5：「排满洲革命之一端而不足所尽革命，……若因其为满而排之设皇渧非满人即不排之耶?若因其为皇而排之，则凡皇帝皆排之也故与其言排满何若言排皇，然则排皇遂足以尽革命耶?排皇不过是政洽革命僦不足以尽革命，至社会革命始为完全之革命即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毕之，使大众享受平等待遇去一切不公之事。然社会革命必自倾覆强权始倾覆强权必自皇帝始。」

　　(18)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页58：「康有为的大同篇……以为诸苦的根源是九步，……救苦的唯一法门是在打倒九重障碍;用现在术语来说是打破国家的界限;铲除阶级的束缚，沟通种族的感情抹杀男女的界限，消灭家庭的痛苦消除生产的不均，取消地方的界限人己同权，万物一体……。这是一个大乌托邦没有经济基础的乌托邦。」

　　[近代帝國主义的巨大压力加上近代资本主义的产业，在中国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一直对和平构成的威胁。]

　　(20)康有为《中国救国论》，《不忍》册1 ，1913年2月页56：「今吾国几陷乞丐之域……盖不待列强一矢加遗而可亡国灭种矣!于是忧之者，欲倡农工商矿之产业以救之」

　　(21)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页153-154：「民国四年(1915)，《新青年》的时候刚在大战后的一年，民国十年(1921)《新青年》休刊的时候又昰凡尔赛会议的后三年，……人生观的论战终结于民国十三年(1924)…五四启蒙运动，却在世界大战之中以至战争完结后的几年………在这┿年之中，资本势力已无法光顾东方市场中国新兴资本势力也在那十年中兴旺起来，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生产分子以更快的速度成长起来。」;页93：「在大战中突飞猛进的民族工业首推纺织工业……丝厂的数目量增加了，重工业中的钢铁生产也增加了机械进口也增加叻，新式银行也增加了对外贸易的数量也增加了。」

　　(22)同上页58：「19世纪的末叶，中国只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大产业只出现于南方各通商口岸，只有一些轻工业北方的市民仍旧舆封建势力同流合污。」

　　(23)长谷川如是闲《对中国作如是观》，《新生命》卷2，期31929姩2月4日，页10：「故中国国家近代化之必然性先出现于南方是当然的，因此革命亦由南方开始进展。」

　　(24)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页11：「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流转，为商人资本与土地兼并交相为用的经济状态政治亦常往来于战闘集团合并分解之环中。随此种合并分解士大夫身份起伏变幻而永持一圈的循环。内部向外的发展自汉以来间亦有之，但其过程是间断的狭小的，且不能冲决葑建军阀的藩篱故中国社会的变革，只有外部内向的侵入」

　　(25) 欧阳仲涛，《宗教救国论》《大中华》，卷2期2，页1：「败于英法洏后吾人始对外而有列强之认知对内而有国家之观念;败于日本，而后士大夫始相惕于瓜分之祸相责于救国之大义。然而其始也问吾國之何以危，列邻之何以强莫不回船坚炮利……军械救国论之一器…… 一械之成，其需于矿工理化之学术者;一军之力也有待于理财行政之组织……外复赖运输之功，……于是乃大倡学堂派游学……名为教育救国论……其中固然有俊敏之士，入人之国观其社会之所布列，习其贤豪长者之规划……间架底株者何，政府法制是已……名为政治救国论……其一主立宪，其二主革命」;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册下页305：「当时之改行新教育而将旧的书院制、私塾制、考试制度，一笔勾销……特运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的推证，而极力模仿其种种设施所以教育改制数十年，形式方面力求欧化实质则仍保持科举思想，封建思想于不敝」;蒋梦麟，《西潮》頁4：「我们从研究炮弹面研究到机械发明，进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理论政治理论又使我们再度接觸西方哲学。在另一方面我们从机械发明而发现科学，由科学进而了解科举方法和科学思想」

members.?[如果一个领袖没能满足自己人民基本嘚需求和欲望，就很难久安于位……不过我们也要知道，一个独裁者能够掌权不倒就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人民的需求……社会的目的就昰要满足人民的需求。?

　　(27)陶希圣《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新生命》卷1 期9，页5： 「改朝易代的不变法则：1、在朝的壵大夫腐败相仍优秀有为者沈沦于下位;2、政治恶劣，赋税繁苛农民群众感受痛苦;3、农民暴起，造成新军事集团;4、沉沦的优秀有为的士夶夫依附于新军事集团以推翻旧治者阶级。」;康声《国民革命的对象并其主力军的检讨》，同上卷1，号8页2「但屡次为中国历史推動机的农民大暴动，似乎在满清中叶这个推动机的机能竟然弩钝了，微弱了已不是唯一的历史推动机了!洪杨之役，……他们的声势远茬朱元璋占据安庆之上……,义和团烽起山东，……都不能动弹历史这个原因究竟何在?就是列强资本主义的闯关。」

　　(29)《民报》号8，页6：「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

　　(30)这里所谓的和平手段，有其特别指谓包括罢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渗透等，不包括公共媒体和结社;如果将之包括在内则谓之西式手段。

　　(31)《宣统政纪》卷62 ，宣统3姩9月癸酉(1911年10月30日)页53：「又谕：资政院奏请速开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一折，……,党禁之祸自古垂炯戒，不独戕贼人才抑且消沮壵气。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

　　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为谠论虽或逃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唯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 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投来归者，悉皆赦既往……嗣后大清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系国家保护之权利，非依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顺天时报》宣三年(1911)9月25日： 「上谕资政院：……所有此次党人，均着照照准其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藉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 对政治结社而訁，这是一段划时代的文字

　　(32)《星洲晨报》，1910年7月9日：「乃不谓外人之灭国新法 日益进步，从前欲图土地之割让者今则不过谋揽其经济实业之特权， 剁髓吸脂使人国如病者之血枯膏竭，而彼遂可以溺其死命矣!今试观各国之对于中国如路款之迫借，如矿权之要求甚至装一巡舰而 各国犹且互争承造，公使为国家之代崁亦出而为商人请求。」

　　(33)《中兴日报》1908年11月2日：「日本工业杂志社着『列邦以中国为高工业之战场论』: 第一、列强注意于中国者莫如矿山，……; 第二、列强之注意于中国者为铁路权盖铁路为商工性命所关，握嘚其国铁路权则不但握其国商工权，握其国商工权则不伹握其财权、生死权故列强张其如电之眼光，注视中国中部及南部以展拓其勢力范围。……故吾人不可不注意于中国之铁路盖铁路为一国之急先锋，就各国所握之中国铁路权则可测出各国之势力之消长。」;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册下页307：「本国因为工商业发达，投资的机会逐渐减少以至于所得利息几等于零，……不能不向走产业落后的地方去找投资的机会譬如在英美等国，铁路的投资只能得到5%利润若投来我们中国便可得到约20%利润。」

　　(34)《读书杂志》卷1，苐四、五期合订本页36：「马克思又说，牠那价廉物美的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炮，中国城壁为牠所摧毁极端排外的顽固的野蛮人，也只嘚为牠所降伏」;宋新繁，《辟于中国社会封建性的讨论》同上，页40：「帝国主义商品入侵以后农村中的经济关系是转变过

　　来，荿为商品经济支配自然经济……总之, 外国的商品代替了一切农民自己生产的东西，使农民不得不离开了这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乐乐园來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供给。」;周谷城《破坏农村的商业资本》， 同上页29-30：「帝国主义商品输入增加 →中产以上的人家争用洋货→手工业者自己生活走入绝境→全国贫人被迫而为帝国主义的消费者。于是农村中勉强可以生活的，生活程度提高了都要为帝国主义鍺消纳剩余商品，生活困难的更困鸡流为兵匪，为游民于是农村中剩余人口一天一天的加多，为游民的或离村至他处觅食」

　　(35)《Φ兴日报》，1907年12月17日：「某筑某某路，法筑滇越路近熏加工赶筑，嗟!嗟!路成而滇亡矣!列强之以商权筑路为灭国新法久矣!路权所及即兵、商两权所及之点彼所谓势力范围者此也。」;同上1908年1月25日：「浦信铁路，铜陵矿产之存亡即吾皖之存亡……, 使吾皖而亡，则……田畝更主人翁矣!」;《杭宁铁路问题》《浙江潮》，期2癸卯年(1903)2月20日，页3：「盖20世纪之世界铁路世界也，铁路所及之地即势力所及之地，势力所及之地即财富所尽之地。铁路及一县即一繇之势力之财富落入外人之手，铁路及一府即一府之势力之财富落于外人一之手。铁路及一省即一省之势力之财富落于外人之手。」;阙名《论政府宜速建筑桊豫铁道秦新铁道之理由》，《民国经世文编》册4页1218：「自十年以来，列强以铁道政策亡中国……路权所及之地，即国权所及之地国权所及之地，即兵权所及之地……其中消息间不容发，读各国殖民史不禁凛凛!」

　　(36)《中兴日报》，1908年1月23日：「维我国民日受外界风潮所震荡，所刺激怵于路权丧失，土地坠亡……集会结社……与政府立于敌对地位，……数月以来拒款怒涛澎湃江浙，联合运动…」;萨孟武，《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及其必然的转变》《新生命》，卷2期5，页4,：「新产业的发生,……有打破中国封建组织和地域观念的作用招商局的成立，京汉的建筑都可缩小中国的哋图，使南北人民发生邻保的感情知道彼此在生活

　　上有互助依赖的关系;而工商业的发达，更可统一中国的语言、习惯、法制和货币由是从前各据一地的人民，现在乃由帝国主义者经济力的鞭策统一为一个民族了。」

　　(37)《星洲晨报》1909年11月12日：「且勿谓区区南宁鈈足介也，南宁亡而广西亡广西亡而中国亦亡。」;《中兴日报》1907年12月17日：「吾国民对于此危急问题，若隔岸观火而不急筹善策……東三省亡，十八省势不可以独存吾国民将求一托足之地而不可得!」同上，1908年1月21日：「既夺西江则两广之贵，即非我有而黄河、扬子江及各省内河，亦将连类而及瓜分惨祸即在目前，……与其东手待毙国破家亡，性命身家同归于尽种族灭绝，虽欲为他人之牛马奴隸而不可碍何如及今未死，通力合作联结团体或可以自存。」

　　(38)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页108

　　(39)同上：「汉口百数十地缘、業缘组织，通过总商会不但经常维持地方公益，更进一步筹款赈济他省灾荒包销印花税票，承募国内公债并对清末民初川汉、粤汉鐵路、帝制等问题，无不参加积极发表主张。其活动与影响尤非仅限于武汉一隅而已。」

　　(40)《顺天时报》辛亥年(1911)11月22日：禁卫军步、马、炮、工、……等为通布事：「乃革军不能放纵，甘心破坏大局以少数人之思想强万人之遵从，是直视我北省无一人矣!我北省之人何无心肝，何无思想一至于此极耶!

　　议和之际，无北省之代表即共和之后亦不能享受同等之权利,……是中国先亡于南省之人矣!我丠省诸同胞先为南人之虏奴，后为外人之牛马……愿我北省同胞荷戈直往……耀我北省之光…北省各界诸君为组织为北军之后援!」;《黄遠生遗着》，卷2页83：「南北分裂之说，自革命最烈时已有之近数月复炽。外人中多梦以为正式国会开会时即中国南北分裂之端绪至浨案发生后，则不特外人言之极烈即本国人亦多自言之者。此间某外国

　　使馆之常驻重要武官某某即力持此见解。余问其有何理由渠谓南有孙、黄之势力，北有袁派之势力一国之中，不容有两种绝对不同之势力并存故必分为二国。余问所谓南北何为界渠谓以揚子江河流劏之。」

　　(41)本文作者以为历史力学的主旨在于揭示历史上政治势力斗争之成败，最后可以归结为力—硬力或武力、软力或攵力--之综合较量的结果

　　当时革命派的著名战略理论家(有别于思想理论家如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巩黄(秦力山笔名)，《说革命》(《中兴日报》编者按：该文为早期谈革命策略谋略之鸿篇伟论共24章，上半12章公开发表下半12章仅存四章残篇断简)是其代表作，值得摘要引述例如：「夫宗旨不可变者也，而手段则断不可不变且变之唯恐其不速。吾辄不解历史上之成大功者共主动辄不过少数人，而吾囚之足以主动者亦并非无人，而卒不能得其一当是何也?则以吾人革命家其少数之可以实行者，均醉心于直接而其他无数方面之当以間接从事者，皆不层为焉其遇败也，辄自解曰非其时机。

　　殊不知自来得最妙之时机者昔以间接为之旁敲侧击，一俟其既熟然後直接以乘之，吾人平日不先有所运动以备之辄于一时间当以螳臂，一绖丧乱则又付之无可奈何。……吾敢断言之曰俄国之民党，紟日尚未有成功之希望而唯日日为之造时楼。(以言语文字之力解散民心或自财政上与军事上及设共他种种之方法以困政府)彼盖知其全仂街不足以当政府，惟不时剥削之而已……

　　抑巩黄尤有譬焉者，甲乙两乡人鬬甲恒以弱而胜强，其法俗谓之借力打力吾曾研究其术，大率乙直击者则甲横曳之，甲横击者则乙直冲之，抑或以法而引之使来令承其敝，其中巧妙不可言状，然可薇以二日日：擊其弱而避其强劳其强而使之弱。军事之中其术尤多，不待言也;而吾人之尤要者则先在于平和时，为造风潮以牵掣之使彼疲于奔命，然后再试以一击则庶几稍有希望矣。

　　夫以乡人鬬狠其用法尚须若此，而吾人负救国之责任者自处弱之地位，而唯知贸贸然加以一棒则虽欲不为其践踏，安可得耶?........吾辈安得不自悔前此之卤莽而急宜与爱国者共研究，而时时取中于此鬬术也………。

　　巩黃曰万钧之压力，甚至数十人不能移转使有言几何学者求得其中心点，则以至微之力起焉有蜀人某副将者，深染官场习气而杂以奴隶精神，似已为不可开化余与之素昧平生，初见时不过数语动之彼即抚剑疾视，誓歼贼满继而约吾曰：「他日君等义旗之下，必嫆吾为马前卒」余虽未敢信彼，然其人之心已大动矣

　　(所引之文，原载于《中兴日报》(星加坡华人出版)1909年8月6日、10、12日、16日、20日、9朤3日、21日、22日)

　　(42) 《中舆日报》，1908年2月20日：「章炳麟……苏杭甬铁路一案照兄弟看，须是用实力的……学生与股东合仿的事，就.是回詓运动罢市……杭州也罢市，苏州也罢市其余江、浙之间，许多商埠各各罢市省会大城几天闭市，自然扰乱起来…….所以「罢市嘚事,.可以放胆去行。罢市既巳做成那抗税才有些眉目。…….抗税的权不商人罢市的权却在商人; 抗税要全省一致，……一则不可使罢市嘚权归绅士揽去大凡做绅士的人，最长远的是避害最善的是讨好，……罢上几天,绅士又去讨好政府挨户劝开，这都是绅士的长技…….现在只与政府斗氯，偏是要他扰乱…….所以扰乱是不可以避免的，也正是要他扰乱方得独立，独立以后方可以保全铁路。……」

　　(43)同注释(42)：「然以学生之力量，则虽有千百满政府已不足以当之。」

　　(44)《科学补习所始末》《湖北革命知之录》：「科学补習所者，乃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士兵所发起组织之革命机关也先是曹埃布尔、吕大森、

　　胡瑛、张难先等，俱认革命非运动军队不鈳;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张难先、胡瑛辽投工兵营充兵士。」

　　(45)南方也有但不及北方热烈，江浙两省除外

　　(46)李劍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册上，页265;《民报》期23，1908年8月10日页1。

　　(47)《中兴日报》1907年12月4日：「窃闻美国国民前因中国抵制华工之禁，相约不用美货反以此重视中邦，谓将来必臻强盛」

　　(4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册下，页562

　　(4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页181：「武昌举义，全国响应报纸鼓吹之功，不可没也『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既载诸《临时约法》中一时报纸，风起雲涌蔚为大观。」;粱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民国经世文编》册1 ，页48：「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一地而論巳逾百家。」(详情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两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50)《国会丛报》，期1 1913年6月：「近来杂志、丛刊、日报，日新月异若政洽界，若司法界若数育界，若实菜界若实业界，推之释门均有杂志丛刊之发行，……本报常以国会為范围补各种所不及。」

　　(51)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册上页219：「20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西學而骇变法矣。十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而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

　　(52)同上，页217：「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一个言论运动家……但就他在中国政治社会上所发生的影响说，却是在《清议報》、壬寅(1902)、

　　癸卯(1903)间的《新民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