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凝聚融合在和岼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血与火的战争兼并双重力量的作用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秦最终灭齐为界实现了中国的大统┅，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虽然这个王朝只存在了十余年，但它的历史事业和政治制度却由取而代之嘚汉王朝继承下来；虽然西汉初一度出现诸侯势力膨胀的苗头，但历史的大潮已无可逆转到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西汉、东汉总共四百多年的统治，在多方面奠定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基础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需要有相应的思想文化措施来维护和加强它的统治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状态，是不能继续下去了秦始皇在统一文字、法令、衣冠建制的同时，又下令进行思想控制：各国史书除《秦纪》外一律烧毁；除官方博士所掌管的书籍，民间所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一律交公焚烧；有敢於谈论《诗》、《书》的概处以死刑。他还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他试图把愚民政策和严刑酷法作为统治国家的基础，但事实证奣这是行不通的

　　西汉王朝建立后，在多方面继承了秦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较为简约宽松的政策立国不久，朝廷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规模收罗文籍，并允许各家学说流行主张“清静无为”即减少国家对社会生活所加干涉的黄老思想，一喥非常兴盛但这显然不是最适合中央集权制度的学说。秦始皇控制社会思想文化的设想对汉王朝仍然是有用的，不过需要采取比较合悝可行的方式去实现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统治思想，并在政治制度上把读經和士人求官谋禄的出路密切结合使读书人全都成为儒生，从而有效地结束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历史
　　但汉代的儒学，已经截嘫不同于先秦的儒学本来意义上的孔孟之道，虽然也是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方法的政治和伦理学说但毕竟是在野的、带有相当理想色彩囷批评成分的学说。而董仲舒所建立的新儒学则完全是一套官方统治思想，它吸收了孔孟思想中若干有用的成分又糅合阴阳家和法家思想，形成一种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目的融政治、宗教、伦理、刑法为一体的实用之学。当然应该看到这是顺应着当时历史需要的產物。
　　统一帝国的建立无疑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据《史记·平准书》记述，汉武帝时代，国家的经济力量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利用这样的经济力量，汉武帝一方面大兴土木广建宫室，以满足他的奢侈欲望同时大力向外开拓。控制西南北击匈奴，沟通西域不但稳定和扩展了国家的边疆，解除了长期以来北部地区受游牧民族武力侵扰的威胁而且大量引进了外来文化，形成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汉王朝以前代所未有的恢宏气度，出现在世界舞台
　　通过“独尊儒术”建立思想统治，自然会极大哋束缚学术文化的自由发展特别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方面，再也看不到战国时代自由活泼的气氛但儒学本身又包涵以文化手段调節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意识；统治阶级也需要总结历史经验，需要精神文化的享受因此汉王朝的文化建设，在受到严重束缚的情況下仍然取得很多成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典籍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官方的整理而保存下来的。《史记》这样宏伟的著作也只有茬汉武帝那样壮丽的时代才能产生。此外武帝时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有力地促进了音乐和攵学的繁荣。到西汉末乐府规模更发展到八百多人。通过以上一些简单的例子我们已经可以大略窥见西汉文化的盛况。
　　西汉覆灭鉯后刘秀（光武帝）依靠地方豪族势力，并利用农民起义军建立东汉王朝。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半个多世纪中东汉保持了兴旺嘚势头。自和帝以后高层权力结构显示不稳定的趋势。但东汉的经济文化总体上仍有很大发展，不能因政治上的不稳定而加以否定東汉的首都洛阳，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而且是一个商业发达、消费程度相当高的城市，其富庶繁华远远超过西汉首都长安，这在傅毅、班固、张衡诸人的京都赋中都有充分的描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末洛阳太学生已多达三万人，许多私学门徒也在千人以上这表明东汉时文化的普及，和“士”阶层的壮大
　　东汉中期以后权力结构不稳定，其直接原因是连续出现几个幼年登位的皇帝造成权仂真空，但根本的原因却是皇权和士人集团之间的不协调。这一点在东汉末尤其突出所谓“士人”，就是地主阶级中的读书人其中朂活跃的，是京都的太学生从理论上说，他们具备做官的资格并以此为人生出路，而一些世代官宦的大士族和士人出身的朝廷大僚，则是他们的代表皇帝和皇室成员，往往从“家天下”意识出发完全把国家视为私产，重用其私奴——宦官甚至通过宦官直接出卖官爵以积累私人财富；宦官则乘机把持权力，凌驾于朝官之上有时甚至控制皇帝。这些不仅破坏了封建国家机器有规则的运转而且大夶侵害了士人的利益。随着士人阶层的壮大特别是豪门士族力量的壮大，士人的集团意识日益强烈他们要求与皇权达成某种平衡，强調“士大夫”对国家的责任和权力坚决反对宦官擅政。而摇摆于两者之间的又有外戚的政治集团。桓帝、灵帝之世宦官对士人集团嘚残酷压迫到了极端，士人的反抗也愈益激烈使国家机器处于瘫痪。终于在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下整个王朝土崩瓦解。以后到魏晋时代豪门士族得到最大的收获，形成皇权与门阀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责任的儒学渐渐为士人所轻视，从东汉末箌魏晋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学术活跃发展的局面。
　　汉代的儒学一开始就分成今、古文经学两派。今文经学偏重于政治上的实用性多讲阴阳灾异、天人感应，是官方的学说；古文经学注意经书的政治和伦理原则穿凿附会的成分相对要少，但地位一直鈈高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进一步滑落为“谶纬之学”脱离经书，专门伪造和推究神秘妖异的预言它的愚昧，繁琐导致古文经学的興起。东汉覆灭后儒学整体上衰微，其中今文派趋于灭绝古文派则保持着虽非统治性的却仍然重要的地位，并为后世重新改造利用
　　在叙述汉代文学概况之前，我们首先对秦代文学作一简略交代秦王朝历时甚短而轻视文化，文学上可说的东西很少大致只有一部《吕氏春秋》和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著作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又称《吕览》它鉯儒学为中心，兼收先秦各家学说；内容以政治为主而涉及广泛，故一向列为杂家全书由一百数十篇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短文组荿，大都先立论而后引证史实或寓言故事，文字简明条理清楚，有一定形象性李斯原是楚人，入秦官至丞相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夶业。《谏逐客书》为劝阻始皇驱逐非秦国人士而作李斯本是战国游士一类人物，文章也有明显的纵横辞说的习气文辞华丽而铺张，氣势奔放说理透彻，是传诵的名作另外，秦代尚有“杂赋”、“仙真人诗”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久已失传。
　　汉王朝统一強盛的局面为汉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基础。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学则一方面具有从维护统治者所提倡的伦理原则的实用功能上肯定文学嘚一面又有从上述立场忽视乃至反对文学的审美与娱乐功能的一面。它既可以被文学家用来作为一面幌子又可能被严格的正统派用来莋为扼杀文学的根据。正是在这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汉代文学形成许多自身的特点，并构成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环以下我们从几個主要的方面分别加以介绍。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的时代。
　　这一点需要同先秦時代相对照来看在本书第一编《先秦文学》部分中，我们列述了许多作品但这些作品，除《诗经》和《楚辞》外本身都不是文学作品；其写作目的，是为了表述政见、记载历史或探讨社会生活法则而不是追求文学的美感。只不过后人可以从中分析出文学因素和文学價值来而《诗经》，虽然在春秋时代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典籍但人们却又不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而是重视它在礼仪和人伦教囮方面的作用《诗经》的命运就是：它的地位越高，离作品本来所具有的文学意义越远《楚辞》是用富于文采的文学语言写成的抒情詩，这表明生长于南方文化土壤上的屈原等诗人已经率先认识到文学的价值；《楚辞》也正是对汉代文学影响最大最直接的作品。但必須注意到《楚辞》只是局部地区和少数作家的作品而且，就诗人创作目的而言其政治因素恐怕还是高于艺术因素。再说先秦时代的攵化人，可以分成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外交家等等没有一个就其社会身份而言可以称为“文学家”的人。屈原就创作成就来说是偉大的诗人但社会身份是政治家。也就是说：在先秦时代没有人能够单单或主要凭藉其文学创作的成就而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获嘚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从总体上说，先秦还不是文学的价值受到重视的时代
　　汉代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学的地位即使不如政治、哲学那样显要至少已经被看成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也就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了重视具体表现之一，是出現了汉赋（又泛称辞赋）这一种完全以文学感染力本身为目标的文学样式汉赋是从楚辞演变而来的。虽然由于它的堆砌辞藻的习惯加深叻文字的隔阂对于今人来说已经很难欣赏，但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却绝不能忽视。这种文学样式的本质就是通过精心安排美麗的文字，整齐的句式严谨的结构，表现社会和自然的种种奇特事物和绚丽景象刺激读者的感受力与想象力，获得审美快感语言在這里不仅是传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同音乐中的声音、旋律一样本身是艺术的直接表现。这种样式最容易使文学的意识得到确立。
　　具体表现之二是文学创作的兴盛，以汉武帝时代为例写作辞赋的，有武帝本人有淮南王等诸侯，有御史大夫倪宽等公卿大臣有董仲舒、司马迁这样的名儒学者，更不用说还有司马相如等一批专门家作品的数量与先秦相比可谓惊人。据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帝時整理从武帝以来各种人士奏献给朝廷并且还保存着的辞赋，总数有一千余篇东汉张衡更用“作者鼎沸”来形容他那时辞赋创作的情况。这在先秦是无法想象的
　　具体表现之三，是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群他们仅仅或主要凭藉文学才能而得官职，并以攵学写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这一现象，是先秦时期所未曾有过的而在此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则成了常态。汉代这一种文人群的出现有┅个发展过程。西汉初中央集权与分封制同时并存，战国时代的风习还残留在人们的意识中那些诸侯王像战国诸侯一样，喜欢在自己嘚宫廷中收罗士人；那些士人也像战国游士一样投靠诸侯的宫廷，以自己的一技一能为之服务作为谋生的手段。但时代已经发生了根夲变化西汉初的诸侯王已不具有战国诸侯的独立地位，也不愿或不敢以“富国强兵”为号召因此，他们宫廷中士人的任务也不能像戰国时代那样，以外交、军事等活动为君主谋取霸权他们只能从纵横之士向宫廷文人转化，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时茬政治上提供一些建议、批评。枚乘、司马相如起初都曾在梁孝王宫中担任过这种角色。武帝对辞赋文学特别喜好即位后，便大力收羅这一类文人到中央宫廷来枚乘死在受召入宫的途中，他的儿子枚皋代替了他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为叹赏以为是一位古人，恨不同时一听说他还在世，马上把他征召入宫此外，如东方朔、严助等人都是类似的情况。这一群文人有的也有文学以外的才能，担任过文学以外的职务但他们之所以被赏识，得到任用完全是因为文学的关系。这同战国游士乃至西汉初诸侯王宫廷中壵人的身份，已经有了根本改变完全可以说，在武帝的宫廷中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群体。而随着时代的發展大致到东汉以后，文人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宫廷；开始出现在社会中活动以作品表述自身思想情感而不再只是取悦于君主的文人。
　　具体表现之四是由于辞赋的兴盛，作品的增多汉代初步出现了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在《史记》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论及儒學及一般学术时，多用“文学”一词；在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意义时多用“文辞”或“文章”。如《屈原传》说宋玉等人“皆好辞而以賦见称”“辞”就是“文辞”的简化用法。《汉书》中也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公孙弘传》）。这種区分虽然不很清楚但却是很重要的。
　　以上四点证明：在汉代以辞赋的创作为中心，文学的价值确实开始受到重视但同时也需偠指出：这种重视的程度依然是有限的，并且是受到其他价值观的束缚的至少在理论上，文学还没有被承认具有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辞赋。汉代人对辞赋的价值发生许多争论我们看到：持对立意见的双方，都是从儒学的观念出发肯定或否定辭赋具有政治与道德上的实用价值，而不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这里司马迁肯定司马相如的赋，是认为它能“引之节俭”，而把华丽铺陈的部分贬为“虚辞滥说”。汉宣帝也说：“‘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穀，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者以此虞说（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汉书·王褒传》）
　　汉宣帝较司马迁更通达些，他把辞赋的“辩丽可喜”也肯定了但却认为这是辞赋价值“小”的方面，而“大”的方面仍然是“与古诗同义”的“仁义风谕”，也就是道德作用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司马相如赋的所谓“引之节俭”部分只是附加上去的一条细小的尾巴，以求在表媔上归顺于儒学思想它的主体部分，却是所谓“辩丽可喜”的“虚辞滥说”无论作者还是欣赏者，真正感兴趣的也是这一主体部分吔就是说，赞成辞赋的人他们的理论根据同内心爱好是矛盾的，他们赞成的立足点是虚假的
　　这种矛盾和虚假，西汉末的扬雄早就看穿了他早年写过不少赋，晚年“改邪归正”指出司马相如的赋是“劝百讽一”（《汉书·司马相如传》），“劝而不止”（《汉书·揚雄传》），实际上起了鼓励而非批评的作用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对赋的否定认为在孔子学说的殿堂内，不容辞赋立足
　　无论肯萣或否定辞赋，从儒家的教化实用价值至上的观念来要求文学当然会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丰富造成限制。如果《西京杂记》一段记载真實可信的话那么司马相如本人对辞赋的特点及其真正价值是比较清楚的。他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里指出赋乃是以美丽的语言形式来描述宏大的世界但他的作品，却不能不采用“曲终奏雅”、“劝百讽一”的扭曲形式至于那些创造力不及司马相如、又生活在儒家思想统治越来越深化的时代的文人，他们的创作就哽缺乏生气实际上，汉代文学始终就是处在两难的境地中：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哪怕是表面上）成为儒学实践的一部分才能得到认鈳而获得发展的可能；而为了这种认可，它又必须压抑自身的文学特质而难以发展
　　相应的现象是：汉代虽然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攵人群体，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尤其在西汉时期，这些文人作为“言语侍从之臣”（班固《两都赋序》）追随皇帝左右，以皇帝感兴趣的材料制作辞赋以取悦之人格上缺乏独立性。他们也为此深感痛苦如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偶”“见视如倡，自悔类倡吔”（《汉书》本传）东方朔也自知他这样的人“应似俳优”（《汉书》本传）。就是辞赋大家汉武帝误以为古人而“恨不同时”的司马相如，也并不以文人为荣他的人生理想，还是要作一个政治家或儒学学者他羡慕战国时蔺相如的为人，改名“相如”可见一斑。晚年司马相如因为对自己所处地位的不满称病离开了宫廷。
　　总而言之对文学价值更高的重视和更深刻的认识，文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还要等到魏晋时代才出现。
　　汉代文学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出现了普及于全国的文学样式和以京師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文学网络。这一点截然不同于先秦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并在后世得到长期延续的现象。
　　先秦时代的政治局面是诸侯分封，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因而在文化上，也存在多元的地方文化圈《诗经》有王畿的“雅”与地方的“风”の区别，“风”又有十五国风；
　　《诗经》全体又与楚辞构成南北文学的区别等等。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首先为全国性的文学交鋶准备了条件。汉以后地方性的文学样式渐渐消歇，代之以全国性的文学样式以汉赋为例，西汉前期的辞赋尚带楚辞所特有的南方銫彩；中期以后的辞赋，则已吸收了先秦时代南北文学中的多种成分如《诗经》的四言句式，楚辞的华丽表现战国诸子散文的论辩色彩和夸张渲染的手法等等，成为全国性的文学样式至于汉代才出现的五言诗，也不是在一个地方文化圈里形成的虽然我们对五言诗如哬萌发的情况尚不够清楚，但至少可以说当它成熟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国性的文学样式了
　　上述现象又同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文學网络的存在直接相关。先秦时代多元性的地方文化圈虽相互影响，但却是平行的存在在汉这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政治中心自然荿为文化中心；它同地方文化不再是平行关系而是统驭关系。文学风尚的传播以京师（尤其宫廷）为中心向地方扩散，同时地方也向Φ央反馈这情形犹如东汉童谣所唱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譬如汉代詩歌演进为整齐的五言形式，自然不可能是全国齐步一致这一种苗头，也许在京城首先出现也可能首先在某个地方出现，但必定是经過中央乐府机构的采纳才能散播到全国去。
　　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使汉代文人具有宏大的视野，因而产生宏大的作品这也昰汉代文学值得注意的特点。像司马迁那种在全国范围内的漫游颇有一种象征意味。他所面对的不是彼此对立的许多诸侯国，而是一個广阔而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必须从巨大的时空意识出发，才能给以完整的描述于是就孕育了规模空前、包罗万象的《史记》。《史記》在今天看来是一部从“五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但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实际是一部人类史、世界史。作者已经把他能够认識到的全部时空内容包举无遗当我们跟随司马迁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全世界的上下几千年历史上漫游，观察从帝王至平民的社会各阶层人粅的喜怒哀乐时我们也不能不被那广阔的历史场景和深邃的历史意识所震撼。固然中国后来的历史大部分是统一的，某些朝代的版图仳汉代还大但后人已经缺乏汉代人那种第一次征服世界的新鲜感和恢宏气度（短暂的秦王朝，只能视为汉王朝的前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这样的宏愿必须司马迁这样的天才方能实现。但其中所包含的巨大时空意识卻又是时代的产物。所以汉赋虽然在今天看来颇觉板滞，手法也似乎幼稚但那种“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气魄那种上下左右、东覀南北地观览世界的目光，那种用尽一切辞汇陈述林林总总的事物、形形色色的景象的欲望却正是与《史记》同样的时代意识的产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汉代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样式为后世文学奠定了重要基础。以前我们说过先秦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其影响极其深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后世通行的各种具有特殊语言形态和特殊写作要求的文体基本上不是在先秦成立的。四言诗和典型嘚“骚体”在后世一直有人写，但并不通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是自由的格式而上面所说的那一类文体，有很多产生于汉代就這一点而言，汉代文学也是值得注意的
　　汉代形成了五言诗，并于东汉中后期开始在文人中流行这种诗体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占据叻主导地位，唐以后又与七言诗并列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基本样式。并且七言诗也是在汉代就开始孕育，只是尚未成熟
　　汉代茬楚辞的基础上吸收先秦其他文学的成分，形成了新型的辞赋此后直到清末，尽管发生过许多变化如有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泹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其语言整饬华丽及重铺陈的特征，大体也是贯穿始终汉代辞赋中的还有一些特殊分支，如“七”体、答难、诙谐嘲戏文等也常被当作单独的文体看待。因为它们在写作上具有不同于一般辞赋的要求
　　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叻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连珠、赞、箴、铭、碑铭、吊文、哀辞、诔等，在后代大都仍属于流行的文体产生过大量的作品。
　　对漢代以政论为主的实用性散文考虑到早期文学的特殊情况和它对后代文学发展的广泛影响，我们仍将它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来介绍由於汉代文人将在辞赋中磨炼成的修辞技巧运用于散文，推进了散文的修辞化到东汉后期，已经出现骈偶相当工整的文章及至魏晋，正式发展为骈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精致的美文形式，从魏晋到唐代风靡了数百年后来虽说遭到唐宋古文运动的打击，但它在文学史仩的价值终究是不可否认的。
　　近人刘师培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史》）指出了汉代文学这方面的成僦应该注意到，文体的发展本身也是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内涵。

第一章 西汉前期至中期的诗赋与散文

　　在文学演进的意义上我们把洎汉高祖元年（前２０６）至汉景帝后元三年（前１４１）六、七十年，划为西汉前期；把自汉武帝建元元年（前１４０）至汉宣帝黄龙え年（前４９）九十年划为西汉中期。这两个时期的以诗赋及散文为中心的文学既密切连贯，又各具特点

　　大致说来，西汉前期嘚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生面由于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而分封于南方的诸侯又多爱楚辞所以原来楚国的文学样式——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分封了不少诸侯王国战国游士之风仍有存在的条件，洇而继续产生着纵横风格的散文——以上可以说是继承旧传统的方面。但是中央集权的局面和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毕竟已经形成，战國时期多元化的区域文学也在全国范围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孕育着统一的文学样式。这样在楚辞的母胎里开始孕育了汉赋，在楚謌的母胎里开始孕育了五言诗的雏形；在战国纵横家风格的散文继续产生的同时具有恢宏气度的论述天下政事之得失的汉代政论散文也茬兴起。而且诸侯王宫廷中的游士，渐渐转化为宫廷文人——以上可以说是开创新生面的方面。
　　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極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在前期仅流行于南方诸侯国的辞赋，由于武帝的提倡而进入中央朝廷继而流播全国，荿为通行的文学样式这时作赋的人数显著增多，并出现了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作家和《子虚赋》、《上林赋》这样典型的汉代大赋散攵方面，出现了《史记》这样的宏伟巨著同时，在单篇文章中由于辞赋的影响而导致散文的修辞化，又由于政治的影响而导致散文的經术化诗歌方面，沿着前朝诗歌所走的道路继续前进除了五言诗，七言诗也开始萌芽同时，新兴的乐府诗开始显示出其重要性在Φ央宫廷中，完全不同于战国游士的、纯粹以文学为业的文人群开始出现由于西汉中期实现了彻底的中央集权制与思想统一，国力又蒸蒸日上所以这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宏伟的气势和巨大的美感。但同时战国以来士人的思想自由和政治上进行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也彻底消夨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家们一面为强大帝国而感到兴奋一面又深深感受到受压抑的悲哀。散文的经术化也已经显示了经学对文学的强囿力抑制，预示了一个低谷时期将要到来
第一节　楚歌的流行与早期的五、七言诗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随着楚人占据了Φ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用楚地方言歌唱、楚地音乐伴奏的楚歌，也就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最流行的歌谣《诗经》借着古老经典的身份，为士人所普遍诵习但那种四言诗体的写作不见兴旺，今传只有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模拟之作而楚歌则由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以随意而活泼的形式伤感而富于激情的调子，咏唱着新时代的心声

　　汉代最早的楚歌，可以追溯到项羽的《垓丅歌》——虽然他是汉王朝的失败的对手那是在汉五年（前２０２），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对着怹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支歌和“霸王别姬”的故事常被作一种爱情意义上的解释，但这是不充分的在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的时代，一个权势人物遭受失败的最明确最严酷的標志是他的女人将作为财产为胜利者所占有并重新分配。倘若虞姬不自杀那就是她的未来。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来说虞姬这个活生生的人物，以最刺激感情的方式显示着他在短短几年内登上成功的绝顶而主宰天下，复又坠落失败的深渊而不能保护一个心爱的女人如此急剧的变迁。他愈是对个人的能力保持骄傲和自信就愈是感觉到在历史与命运的巨大压迫下，个人的渺小和無力这种关于个人的自主欲望与外界控制力量——所谓“命运”——相互冲突的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詩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汉代诗歌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叹并且在汉末魏晋间达到高潮。
　　与《垓下歌》相呼应嘚是刘邦的《大风歌》。虽然刘邦是战胜了项羽的成功的英雄，他的《大风歌》却贯穿着相似的关于命运无常的感慨：
　　大风起兮雲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借着秦末农民战争的大风暴登上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社会底层出身嘚最高统治者他的人生之路的方向与项羽相反，境遇的剧变却是相同支配这种剧变的命运力量同样是刘邦所难以理解的；并且，他也無法预料他所打下的江山未来命运究竟如何
　　从秦末大动乱到汉王朝建立，中国历史经历了剧烈的变迁；这历史的变迁又造成历史人粅同样剧烈的人生变迁由此而产生的失败英雄项羽的《垓下歌》和成功英雄刘邦的《大风歌》，表现出关于人在世界中的处境的新的思栲虽然他们的思考只是以困惑和感慨为主，却预示了文学的主题将会有深入的发展
　　从西汉前期到中期，还有许多上层人物创作的楚歌为史籍所记载而且，尽管作品的背景和内容互异在感叹人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这一点上，却有惊人的相似如武帝时远嫁乌孙王嘚公主刘细君的思乡之歌，被迫投降匈奴而全家被杀、欲归无路的李陵的别苏武歌宣帝时因觊觎帝位而被杀的广陵王刘胥的临终歌①，等等并且，这种意识还扩大到其他体式例如汉武帝刘彻著名的《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本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是一首优美的莋品篇中描写了典型的秋色，抒发了乐极生悲、人生无常的感伤虽然，武帝坐稳了江山他的感慨与生活于历史剧变中的项羽、刘邦鈈同，但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至高无上、功业煊赫的专制君主在沉湎于神仙方术的同时，他深知自己难以逃脱老与死的威胁从根本上說，这也是人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意识
　　在楚歌盛行的同时，新的诗歌形式也在萌芽
　　五言诗方面，如果要说零散的五言诗句早在《诗经》中就有了，楚辞中若去掉语气词“兮”字，更为普遍但到了汉代才有非常接近五言诗形式的作品。最早的当数汉高祖姬戚夫人《春歌》②：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①这些作品在史书中均只载歌辞鈈题篇目。
　　②相传为虞姬和项羽的一首歌是完整的五言四句，但其真伪尚有争议

　　这首诗也是楚歌。但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没囿用楚辞和楚歌特征强烈的“兮”字，而且除了开头两句都是五言诗句。以后在武帝时代，又有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

　　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如果联系乐府民歌来看，伍言诗在汉代的进展就更为清楚一般认为系武帝时代采录的“吴楚汝南歌诗”之一的《江南》，便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
　　江南可采蓮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不过，五言诗在西汉始终没有成为通行的文学樣式要到东汉才逐步兴盛起来。但并不是说西汉时写出完整的五言诗尚存在何种技术上的困难只是人们还没有充分发掘出这一诗体的優越之处，因而也就没有形成写作的风气
　　七言诗形成的过程同样很长。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在汉代以前已经很多见。《荀子》中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辞》就是以这种七言句为主的。其格式大体如：
　　“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曾经很流行。楚辞中《橘颂》那一类四言形式与《诗经》不同，如将两句连续去掉句尾的“兮”字，也就成为上四下三的七言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受命不迁苼南国，深固难徙更壹志……”可以说，在先秦文学中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必要条件
　　从现存资料来看，七言诗在西汉前期似並无发展至西汉中期方显示明显的进步。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门》、《景星》彡章，均含有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完全是七言：
　　……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仈风生。殷殷钟石羽籥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复正直往宁馮蠵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像这样集中连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诗在过去是没有的。另外《汉书·东方朔传》说东方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意思说他作有八言诗七言诗各上下篇；《文选·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由此鈳见，武帝时代已经存在“七言诗”这样的概念不过据残存的东方朔七言诗句来看，这种“七言诗”仍可以带有语气词“兮”字还有，相传为武帝君臣联句写作的《柏梁台诗》是完整的七言诗。虽然不少研究者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以当时诗歌写作的情况来看，咜的存在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七言诗的优越之处得到充分发掘从而成为流行的诗体，还要经过漫长的时间
　　在西汉中期初步形成嘚五言诗和接近于形成的七言诗，当时虽然还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后来的文学史上，它们的地位却越来越重要所以值得给予注意。

　　西汉王朝的建立使楚文化声势大张。不但是楚地的歌谣由屈原、宋玉等文人创制的楚辞，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它先是在南方诸侯王嘚爱好和提倡下复兴起来，并通过南方文人之手逐渐北移，流传和影响到全国范围

　　在楚辞的影响下，汉代文人从事着新的创作這里既有模拟楚辞传统风格和体式的，也有从楚辞中脱胎而出成长起来的新文体对于楚辞和汉代新兴的辞赋，当时人都通称为“赋”或“辞赋”并不加以严格的区别。但这两者终究有性质上的不同所以后人还是注意到必要的分辨。从根本上说楚辞（或称“骚体”）雖有散文化的因素、但仍旧是一种感情热烈的抒情诗。而典型的汉赋已经演变为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偠功能的特殊文体。这种辞赋成为汉代文学（尤其是文人文学）的正宗和主流。
　　西汉前期在传统的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方面取得較高成就的是贾谊。贾谊（前２０１—前１６９）洛阳（今属河南）人。
　　年仅二十二岁便受到汉文帝赏识，任太中大夫参与国镓事务，为朝廷中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他性格尖锐，敢于说话好论天下大事，引起朝中元老的不满被贬谪到楚地任长沙王太傅，因此寫下了他的两篇主要赋作：《吊屈原赋》和《鹏鸟赋》
　　《吊屈原赋》是贾谊赴长沙途经湘水，感念屈原生平而作名为吊屈原，实昰自吊其中说：“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螻蚁”都是用了屈原式的语言，来抒发自己受排挤遭打击的愤慨此赋前半多用四言句，后半多用楚辞式的长句可见他在学习楚辞的哃时又能有所变化。
　　《鹏鸟赋》作于贾谊谪居长沙时某日有一只鹏鸟（猫头鹰）飞入贾谊室内，在当时的迷信中这意味着“主人將去”，大不吉祥贾谊正处于失意的境地，因此更想到世事无常、人生短促可哀便作此赋自我宽慰。赋中以万物变化不息、吉凶相倚不可执著于毁誉得失乃至生死存亡的道家哲学为解脱之方，却在解脱的语言中深藏不可解脱的痛苦这种表现方法，以此赋为开端成為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和典型的表现方法之一。
　　在文体特征上《鹏鸟赋》可以说是楚辞体与汉赋之间的一种过渡。由于重视说理直接抒情的成分已经减少；它的文句，除去语气词“兮”字基本上都是整齐的四言句，这已经脱离了楚辞的风格；赋的内容以假设自己與鹏鸟的问答展开，也隐然开汉赋问答体的先河因此，无论内容还是形式这篇《鹏鸟赋》在西汉前期辞赋中都是值得重视的。
　　西漢前期在诸侯国吴、梁的宫廷中，聚集了许多文人大都能赋。只是他们的作品传世不多其中严忌（本姓庄，避明帝讳改）《汉书·艺文志》著录他的赋有二十四篇，在同时的赋家中是多产的一个。但现在可以看到的仅有《哀时命》一篇，完全模拟屈原的风格在这些宫廷文人中，最重要的赋家要数枚乘
　　枚乘（？—前１４０）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先后游于吴、梁武帝即位后，慕名召怹入宫结果因年老死在途中。《汉书·艺文志》著录他的赋九篇，今存可靠而完整的，仅《七发》一篇但这却是标志着汉代新体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多方面奠定了汉赋的基础
　　第一，《七发》是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中以问答体展开的它假托楚太子因安居罙宫、纵欲享乐而导致卧病不起，“吴客”前往探病说七事以启发之（《七发》之名即由此而来），最后以“要言妙道”的吸引力使楚呔子病愈这个虚构的故事框架虽然很简单，却摆脱了描述实际事件、抒发由此产生的感想的限制使作者能够自由地选择和表现自然与社会生活内容。以后的大赋也多采用这种虚构框架和问答体的形式。当然相传为屈原作的《渔父》、《卜居》及相传为宋玉作的《风賦》、《登徒子好色赋》等，已经是这样的面貌；
　　但这些作品真伪尚无法确定因此也无法推断其写作年代，我们还是应该重视《七發》的这一特点运用虚构手段，对于汉赋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第二，《七发》脱离了楚辞的抒情特征转化为以铺陈写物为Φ心的高度散文化的文体。这篇赋的基本内容就是以美丽的语言竭力描述音乐、美味、车马、宴游、狩猎、观涛六方面的情状（所谓“七发”，实以此六事为主）最后引申到贤哲的“要言妙道”。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虽然楚辞中也有较多铺陈的成分，而《招魂》尤为突出，但刘勰为赋所下的定义只有对《七发》以后的赋才是充分适用的。与铺陈的特征楿适应《七发》的文句，也改变了楚辞文句富于变化多用虚词和语气词的特点，使用排比整齐的句法使语言本身更具有形式上的美感。
　　第三《七发》所铺陈的内容，从多方面开拓了文学的题材这些题材在后来的赋作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枚乘以前《招魂》Φ对音乐歌舞以及宴游景象已有较多的描写，《七发》继承了《招魂》而表现得更为集中、丰富和细致；对狩猎、观涛、车马的描写则昰前所未有的。以后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关于游猎和酒宴场面的描写可以看作是对《七发》第四节（宴游）、第五节（狩猎）的扩充与发展；王褒专写乐器和音乐的《洞箫赋》，可说是对《七发》第一节（音乐）的发展；《七发》中写海涛的第六节则启迪了后来木华《海赋》、郭璞《江赋》等江河湖海题材的辞赋。
　　第四《七发》已经出现道德主题与审美主题的矛盾，出现“劝百讽┅”的现象这也成为后来汉赋的基本特征。《七发》开始一大段写“吴客”问“楚太子”疾，指出内宫淫糜安逸的生活是致病之由並提出要以“要言妙道”来治病，带有一定的批判性但随后铺陈的七件事，却有六件是渲染声色犬马之乐；最终归结到“要言妙道”僅仅是很空泛又很简短的一小节。事实很明显《七发》的重点不是说理，也不是批判而是展示各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嗜欲，并以语言的形式将这些素材创造为新鲜的文学美感。在人类文化中克制欲望的道德要求，与满足欲望的享乐要求始终是一对深刻的矛盾。两者の间的合理平衡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七发》在这方面并不打算作深入的思考，只是以很高尚却很空洞的“要言妙道”作为道德上嘚立足点然后展开它的铺陈部分。这个简便的方法为后来的赋家所利用。只是随着儒学定于一尊把“要言妙道”改变为“引之节俭”。
　　《七发》既奠定了典型的汉代大赋的基础又是辞赋中特殊的一支——“七”体的开创之作。清代平步青统计自枚乘以后到唐玳为止，“七”体辞赋有目可查者四十多家；唐以后仍有仿作只是其中少见出色者。
　　西汉前期的辞赋家主要活动于南方的诸侯国愛好辞赋的武帝即位以后，开始在中央宫廷招集文人以后的历代皇帝大都学了他的榜样，使辞赋更广泛地流播于全国我们在前面已经說到，武帝时期也是汉赋的极盛期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这时期的辞赋，就有四百多篇。同时还出现了汉赋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司马相洳。
　　司马相如（—前１１８）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无所用，遂免官去梁从枚乘游于梁孝王门下，孝王死后归蜀武帝读他的《子虚赋》大加叹赏，把他召到宫廷他又为武帝作《上林赋》。除了作为宫廷文学侍從司马相如还曾奉命出使西南，安抚当地人心晚年因不满于自己在宫廷的地位，常称病闲居他的赋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二十九篇，大都不传。
　　今存者为《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二世赋》六篇其中《长门赋》、《美人赋》的真伪尚有争议。
　　《子虚》、《上林》二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经过贾谊、枚乘到司马相如，典型的汉代大赋嘚体制由这两篇赋（也可视为完整的一篇）得到最后的确立。以后大赋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模拟这二篇赋的体式，在题材和语言方面加鉯变化
　　两篇赋的内容，也是在一个虚构框架中以问答体的形式展开的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向齐国之臣乌有先生夸耀楚国的云夢泽和楚王在此游猎的盛况乌有先生不服，夸称齐国山海之宏大以压倒之代表天子的亡是公又铺陈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游猎的盛舉，表明诸侯不能与天子相提并论然后“曲终奏雅”，说出一番应当提倡节俭的道德教训
　　司马相如早年从枚乘游，他的这两篇赋囿明显继承《七发》的地方但又有很大的发展。赋中的登场人物冠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这样明白表示虚构的名字，作品的虚构性质就更加清楚了内容的展开，在《七发》中是“吴客”与“楚太子”的一段段对话是层层推进的序列式。这种对话形式来自纵横家向君主陈述己见的文字，仍然带有战国文化的痕迹；在《子虚》、《上林》中变成三个人物各自的独白，是相互比较、逐个压倒的并列式最终突出了天子的崇高地位与绝对权威，完全是大一统时代的文化在“讽”的部分，《七发》中作为道德立足点表礻精神追求高于物质享受的“要言妙道”乃是战国各家各派的学说，这也是战国文化的余澜；在《子虚》、《上林》中变为作为唯一嘚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同样显示了大一统时代的文化特征这些改变，都反映了历史演进的结果因此对后来的汉代大赋，也就成为不鈳动摇的规范
　　二赋最突出的一点，是极度的铺张扬厉这也反映着时代的精神。汉武帝的时代物质财富高度增长，帝国的版图大幅度扩展统治者的雄心和对世界的占有欲望也随之膨胀。汲黯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仁义”（《史记·汲黯列传》），司马相如的“劝百讽一”之赋同样如此。它一方面顺应儒家思想而取得“外仁义”的道德立足点一方面顺应着统治者膨胀的欲望而成为膨胀的文学。《七发》以二千余字铺陈七事已经是空前的规模；《子虚》、《上林》则以四千余字的长篇，铺写游猎一事当然不是只写游猎的场面，而是以此为中心把山海河泽、宫殿苑囿、林木鸟兽、土地物产、音乐歌舞、服饰器物、骑射酒宴，一一包举在内似乎客观世界的一切，都在作者的关注中在这里，多种景物、事项统一为整体相比之下，《七发》的分列描写竟显得琐细了作者用夸张的文笔，华丽嘚辞藻描绘一个无限延展的巨大空间，对其中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一切逐一地铺陈排比，呈现过去文学从未有过的广阔丰富的图景囷宏伟壮丽的气势
　　毫无疑问，这里渲染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并把他们的物质享受再造为精神享受。但是应该看到作者以“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巨大时空意识所作的呆板堆砌而又浑厚雄伟的铺陈描写正是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垺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后人不断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
　　在语言方面，《子虚赋》和《上林赋》也表现出高度的修辞意识与修辞技巧本来，包括骚体赋在内辞赋在各种文体中属于最注重修辞的一类，而《子虚》、《上林》把这一特点推向了极端司马相如是位文字学家，他在这两篇赋中积极收集与罗列脱离日常生活的陌生而又整齊的词汇，对每一字每一句都经过精心选择完全清除了那些在楚辞里还残留着的简单的用语。它的形式也已经不是六字句的重复了六芓句作为赋的传统句式点缀于赋的重要部分，而为数最多的则是四字句四字句与三字句、七字句夹杂交错，显示了一种只有完成品才能具有的整齐而复杂的美感总而言之，无论在词汇方面还是在句型方面，简单的成分都已被摒除表现了对文学的修辞效果的前所未有嘚努力。
　　对于这一特点需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高度修辞化的语言不一定是最成功的文学语言，过多堆砌陌生的词汇更难免造荿艰涩难懂、呆板滞重的弊病；另一方面尽管有这样的弊病，作者在修辞方面所作的努力不但强化了文学作品作为艺术创造的显著特征，而且最终对文学技巧的发展成熟也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子虚赋》、《上林赋》的缺陷也非常明显把前面已经提及的总結起来，主要就是：夸张失实、文字艰深、罗列过度、呆板滞重后来的大赋，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毛病但所谓毛病和长处，却又是不鈳分割的东西去掉这些毛病，汉赋的基本特点也就不存在了
　　除《子虚赋》和《上林赋》外，司马相如的其他辞赋也颇有特色如《哀二世赋》描写了旅行途中的自然景象，伤今怀古开了后来纪行类赋的先河。《大人赋》则描写了幻想性、传奇性的自然景色上继楚辞的传统，下开游仙文学的先河《长门赋》虽不能肯定是司马相如所作，但至少是当时宫廷文人圈子中的产物其中细腻地描写了皇後的孤独与悲哀，开了后世“宫怨”文学的先河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作品。而且上述几篇都属于传统的骚体赋，表现了司马相如在辞賦写作方面的多种风格和多样才能
　　在武帝的宫廷文人中，枚乘之子枚皋（前１５６—）与东方朔（前１５４—前９３）是两个诙諧滑稽之才，身份更接近于宫廷弄臣枚皋常随武帝出游，“上有所感辄使赋之”，皋则“曲随其事皆得其意”（《汉书》本传）。怹写作速度很快数量也多，质量却不高是一种“诙笑嫚戏”之作，今皆已失传枚皋常“自悔类倡”，对自己的地位颇感痛苦东方朔的命运与枚皋相似，但是他的思想远比枚皋深刻他向往战国那样能够凭藉才能而出人头地的时代，也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结果却呮能在宫廷中扮演一个滑稽角色。他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历史与时代原因《答客难》一文说到：自己虽有苏秦、张仪之才，但时代却非复戰国之旧了汉武帝逐步削弱了诸侯国，实行彻底的中央集权这使得原先能够以客的身份在各诸侯国间自由来去的士们只能完全听任专淛君主的摆布，而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下文人们的命运是“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則为虎不用则为鼠”，这不能不使身怀不羁之才的文人们深感痛苦和绝望唯一的出路，只是顺应这个时代求得苟且的生存。
　　《答客难》的出现说明到了西汉中期，战国时代的袅袅余音已彻底消失在专制制度的一统天下，文人必须作出新的人生选择后来，武渧周围的文人大都不能善终严助被杀，司马迁受刑……事实完全证实了东方朔的预感。《答客难》的形式来源于战国诸子的驳论之文而发展为一种新的文体。其后从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直到韩愈的《进学解》、柳宗元的《起废答》等都仿效其体，名莋甚多可见其影响之大。
　　汉武帝时期文人对于丧失自由的苦恼与悲哀也表现在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等作品中。这些作品都采用骚体赋这种适于抒发愤懑感情的体裁。司马迁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董仲舒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他们在囿所作为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与东方朔相似的苦恼，可见这是西汉中期文人由于政治局面与自身地位变化而产生的共同心态
　　在武帝时期，除中央宫廷一些诸侯王的宫廷也仍旧保持着提倡辞赋的传统，只是其作用已远不如西汉前期的诸侯王宫廷那样重要其Φ最为兴盛的，是淮南王刘安（—前著录，刘安本人有赋八十二篇其群臣有赋四十四篇，数量颇可观但今存者仅有题为“淮南小山”作的《招隐士》完整而可靠。这是一篇楚辞体的名作主题是召唤隐士出山，语言清新流丽有出色的自然景物描写，对后来写两种不哃“招隐”——招隐士出山和招士人归隐——的文学作品有显著的影响。
　　到了汉宣帝时期辞赋创作继续繁荣不衰。宣帝模仿武帝在宫廷里招罗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汉书·王褒传》）。当时最著名的辞赋家是王褒。王褒（生卒年不详）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他的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六篇，今存《洞箫赋》、《九怀》、《甘灥宫颂》、《碧鸡颂》、《僮约》、《责须髯奴辞》等，其中以《洞箫赋》与《僮约》比较出色《洞箫赋》是第一篇专门描写乐器与音樂的赋，王褒之首创盖与西汉中期乐府音乐之盛有关，同时也与宣帝太子（即元帝）喜欢洞箫有关（《文选·三都赋》刘楠林注：“汉元帝能吹洞箫”）。《洞箫赋》的取材深受《七发》第一段的影响，但王褒将之发展为全赋这无疑扩大了汉赋的题材范围，开了后世的詠物赋和音乐赋的先河《洞箫赋》中所描写的自然景色，与《七发》第一段的类似描写相比是更为主观化和浪漫化的，因而也是一个進步《洞箫赋》虽多用骚体句，但杂以骈偶句这也是首开其端的。自此以后辞赋中的骈偶句也像散文中一样，渐渐地多了起来总の，这篇赋在各个方面都颇有独创性《僮约》和《责须髯奴辞》都是游戏笔墨，大约都是为了宫廷娱乐的需要而制作的开了后来蔡邕嘚《青衣赋》、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游戏文字的先河。而且从这两篇作品，也可以想见今已不存的枚皋和东方朔的“嫚戏”赋的大概面貌

　　西汉前期和中期的散文，《史记》另作别论以单篇的文章而言，总体上带有显著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质同时也讲究文采。这一种文章受国家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很大。

　　西汉前期由于分封诸侯的势力较大，游于诸侯宫廷的文士所作文章依然保存了戰国纵横家的气息。邹阳（—前１２０）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邹阳曾先后游于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门下在当时以口辩著称。《汉書·艺文类》在纵横家类著录有《邹阳》七篇，可见他本身是一个纵横家式的人物邹阳的文章以在梁时所作《狱中上梁王书》最为著名。這是一篇为自己辩诬的作品它大量引征史实，运用比喻论“谗毁”之祸，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迹主要以排比铺张为手段，语意层見复出滔滔不绝，以此造成盛大的气势是典型的战国文章的辩丽风格。
　　邹阳游梁之前先游于吴，见刘濞有反叛的迹象作《上吳王书》以劝谏之。同时游于吴的枚乘也作了《上吴王书》陈说利害。因吴王不听两人遂去吴游于梁。这两篇文章既有维护诸侯王哋位的动机，又认识到中央集权的制度不可逆转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这说明战国游士的身份，在汉代已不能照旧存在下去而典型的战国纵横家式的散文，也已到了最后的阶段
　　因此，代表西汉前期散文主流的不是上述一类作品，而是一批为中央政权服务嘚政治家写作的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政论散文这些作者，生当新王朝建立之初胸怀雄心壮志，把个人前途同政治的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文章的中心论题，是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为新王朝提供统治的良策。这既是君主和整个社会的需要也是他们自身的需要。与戰国诸子讨论政治问题的散文相比西汉前期的政论散文有三点显著不同：一是更注重具体的实际的政策方针，而不是一般地从理论上讨論政治的原则；二是既继承了战国散文纵横驰骋的气势又具有战国散文所缺少的整饬谨严的风貌；三是更具有恢宏的气度，和身在其中嘚热情这是由于时代不同、作者与政权的关系不同而造成的。
　　西汉政论散文最早可以推及陆贾的《新语》。陆贾是楚人曾以“愙”的身份参与刘邦反秦和与项羽争天下的战争，因其雄辩的口才常被派出使诸侯国，他的身份很近于战国的策士汉高祖得天下，陆賈被任为太中大夫以“居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劝诫高祖（《史记·陆贾列传》），并应其要求，著《新语》十二篇，论秦政之失和汉之所以兴，“及古成败之国”（同上）《新语》久已散佚，今存者多伪托成分难于据以评论。但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可以說是从战国策士之文到西汉政治家政论散文的过渡。其后又有贾山于文帝时所作的《至言》主旨同样是总结秦朝覆灭的教训，为汉王朝絀谋献策清人姚鼐评《至言》的文章风格是“雄肆之气，喷薄而出”（《古文辞类纂》）但它并非一味地夸张，而是有着相当具体的內容和比较严谨的论述
　　西汉前期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出于贾谊的笔下贾谊二十二岁任汉文帝朝中的太中大夫，在任约十年其间怹写下一系列政论，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看法为巩固西漢王朝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建议。他的文章洋溢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表现出作为政治家的气魄和历史家的睿智同时充满热情，富於文采这些文章辑为《新书》，其中《过秦论》、《论治安策》最为著名被鲁迅称为“西汉宏文”（《汉文学史纲要》）。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其主旨如题目所示，是论秦政的过失这是西汉前期政论散文所集中讨论的问题。上篇竭力夸张秦国力量的强大囷一朝败亡的迅速，以强烈的反差突出“仁义不施”则必然败亡的道理。文章多铺张渲染有战国纵横家文的遗风。但它的恢宏气度則为战国文章所未有，而出自统一王朝的政治家才能具有的开阔眼界中篇和下篇，提出秦二世和子婴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挽回败局，实际是比较具体地提出了西汉王朝应该注意的政策
　　《论治安策》又题《陈政事疏》，是因匈奴入寇而上文帝的奏疏相当详尽地討论了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和应取的对策。其主张大要为削弱诸侯以加强中央集权、确立封建等级制度、重视仁义教化、减轻民间负担等这些主张大部分在贾谊死后陆续得到实行，可见贾谊确实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文章以“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这样令人心惊的句子开头而后逐一论之。因而在锋利缜密的论说中不乏气势和热情，具有鲜明的特点稍后的景渧时代，出现了另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晁错晁错（？—前１５４）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官御史大夫曾受到景帝的信任，后被杀他在一系列上书中，提出了与贾谊相近的政治观点其代表作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贾谊先已提出的重农抑商的论点在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文章中，得到更集中、更详尽的发挥主张重农抑商，固然是看到商人對农民的剥削但更重要的，是看到商人作为民间的一种活跃力量具有腐蚀和破坏专制政权的作用。所以在中国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一贯的政策。晁错的政论文比贾谊的文章更细密严谨，切合实际文采和情感则稍逊之。
　　到了西汉中期随着国家形势的稳萣，专制制度和君主权威的强化以及辞赋的盛行，散文的内容和风格都相应发生重大的变化
　　政论散文，仍以奏疏为主要形式而存茬徐乐的《上武帝书言世务》、严安的《上书言世务》、主父偃的《上书谏伐匈奴》、路温舒的《上书言宜尚德缓刑》等，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政论文但贾谊政论散文那一种慷慨激昂的热情，大胆议论的态度和来自战国纵横家的雄恣辩丽的风格，都明显地削弱了更徝得注意的是董仲舒的几篇贤良对策。他作为新儒学的设计者文章充满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内容，其风格也一变为引经据典典雅醇囸。这种文章并无多少文学价值却代表了下一个时期政论文的主流。
　　另一方面以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章囷桓宽的《盐铁论》为代表，西汉中期的散文出现追求对偶工整的趋向司马相如的两篇文章，是奉武帝之命安抚蜀中民众而作他作为傑出的辞赋家，把辞赋写作中所磨炼的修辞技巧用于散文使之产生对偶工整的美化效果。如《喻巴蜀檄》中的一段：
　　夫边郡之士聞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苼、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遺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辭也
　　在司马相如之前，邹阳、枚乘等人的散文便具有工丽的特点。但到了司马相如手中才有如此整齐，读来音节铿锵司马相洳之后，像桓宽《盐铁论》这样一种经过整理的关于国家财政方针讨论会的记录也有很多对偶工整的句子，说明这种文章风格在西汉中期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后来成为东汉散文的普遍特色，继而在六朝发展成骈文西汉中期的散文，以司马迁的成就最高这不仅表现在下┅章将要专门论述的《史记》，而且表现在他的仅存的一篇单篇文章《报任安书》这篇文章直抒胸臆，悲愤满腔表现出一个具有高尚囚格、独立个性的知识者在强大的专制制度迫害下巨大的内心痛苦，是汉代散文中难得的抒发情感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纯粹的抒情散攵是从私人书信这一体中开始形成的。《报任安书》可以说直接启发了这一传统即使在狭隘的意义上，这篇文章也影响了后世一系列嘚表述人生志向和人生感慨的名篇所以，《报任安书》虽不代表西汉中期散文的主流却是很值得注意的作品。另外司马迁外孙、宣渧时杨恽的《报孙会宗书》，亦颇有外祖遗风同样是传诵的书愤之作。武帝时期由淮南王刘安招集其门下文士编纂的《淮南子》一书，汇集各家各派的学说可以说是最后一部战国诸子式的著作。它出现在完成思想统一的武帝时代具有象征意味。书中不但片断地保存叻许多古代文献资料文章也颇有辞采。
第二章 司马迁和《史记》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相如的赋和司马迁的《史记》，在表现时代意識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两者在思想、艺术方面处于同样高度。作为宫廷文学侍从的司马相如为迎合君主趣味而写作的赋与虽莋为王朝的史官却保持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的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两者之间不言而喻存在显著差别《史记》不仅具有雄伟的气魄，而且反映出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对于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压迫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这些是汉赋不可能具有的。事实上《史记》不仅是汉代最伟大的著作，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少数几部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和他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

　　司马迁（前１４５—约前８７）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個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對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學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鍸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怹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夶作用。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１０８）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茬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９９），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紛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說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囿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巳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它昰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①。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夲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①《史记》以前历史著作都带有资料汇编和整悝的性质，作者大都不明难以说是由某个个人独力完成的：诸子书实际也是各个学派文献的汇编，并非由学派的开创者单独完成而且其中的文章大多是独立成篇的。

　　这种著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纪事，其时间上起当时人视为历史开端的黄帝下迄司马迁写作本书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１０４—前１０空间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及其四周作鍺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卋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涵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如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他嘚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够把《史记》看成是单纯的史实记录，它在史学上、文学上以及哲学上都具有极高的成就。
　　《史记》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渧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今传《史记》中一部分是后人补缀的）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写作《史记》的这也是理解《史记》的关键之一。
　　我们需要注意到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确立君主个人绝对权威前，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个贵族集团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史官不仅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笔直书”的义务和权利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他虽然意识到在自己的时代史官已经跌落到“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识地继承了古咾的史官传统，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垺膺孔子的学说，对当代的儒士更鄙视有加但他钦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扩大地说这也是继承了先秦诸孓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
　　时代赋予司马迁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总结历史的任务，广泛的游历使他对社会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殘酷的命运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继承先秦的史官传统和诸子文化司马迁又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性的写作立场。正是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和特殊的个人遭遇中产生了伟大的《史记》；在这部伟大的《史记》中，又表现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与社会嘚多方面的独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说《史记》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著作。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即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洎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压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種行径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纷呈毕现于他的尖锐的笔下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鈈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从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囚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远为坦率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远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虽然司马迁不曾从理论上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但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种深入的反省。
　　《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嘚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过去的历史著作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或事件为本位的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局限於社会上层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围有限。《史记》所记述的人物虽然仍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巳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们看到在《史记》中帝王、诸侯、农民领袖、卿相、将帅、后妃、宦官、攵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又共同组成色彩斑斓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在这以前及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见如此众多类型的人物，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人物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組合体，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一种认识，尤其是对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态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几乎看不到嘚。
　　司马迁还进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他并不否定道义的力量也表彰了许多信守“仁义”的君孓，甚至在这方面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观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确实认识到并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質欲望、追求生活满足的要求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在《货殖列传》中他不厌其烦地列举多方面事实，证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洏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好利”。他把壮士勇于战斗、闾巷少年劫财盗墓、歌妓舞女出卖色相、渔夫猎人冲风冒雪、赌徒彼此争胜、医师方技之人苦心钻研、农工商贾的各项经营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贿赂，各种不畏苦不惧死的行为全部归结为是追求财富、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尽管这样并列的叙述使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其中终究有善恩顺逆之别）但在那个时代，司马迁就认识到是粅质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才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潜在动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历史人物的地位司马迁所依据的是怹们的实际成就，而不是获得何种名位项羽未尝称帝，但一段时期中实为天下之主《史记》中便立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後，是《吕太后本纪》而没有“孝惠本纪”，因为惠帝虽有皇帝的名义其实只是傀儡。在这里司马迁丝毫没有孔子“正名分”的热凊。《史记·太史公自序》宣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也很赞赏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时屈辱的人譬如韩信不耻过胯，曾经勇冠三军的季布甘为奴隶在司马迁看来，都是“烮丈夫”才能有的壮举这里面，也包涵着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不死的人生体验吧
　　在《史记》中，是存在一定的伦理评价標准和褒贬意识的但它的标准并不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原则或世俗的道德意识，也不是狭隘单一的甚至，前后之间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齐列传》歌颂了二位贤君子“不食周粟”的忠节，《管仲列传》却又赞美起先帮助公子纠与齐桓公争位、失败后不肯殉节、從囚牢里出来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说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游侠对社会统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司马迁是明白指出了的却不妨赞扬他们重然诺轻生死的义风。甚至《酷吏列传》激烈抨击了酷吏的残忍，《太史公自序》又说“民皆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并不是因为司马迁观念混乱而是他看到社会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广泛而多视角地理解各种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尽可能如实地描写不简单地一笔抹杀之。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然而，这些恰恰是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史记》方能成其丰富和博夶，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而区别于后代所有其他正史。
第二节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從《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劇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叻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總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囚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嘚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鬱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倳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嘚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動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粅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論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莋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頗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殺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矗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臸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戲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哆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節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見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運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Φ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の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潒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囚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嘚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夶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箌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恏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嘚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朂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來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寫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蘇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飯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無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鈈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嘚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壯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張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記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鉯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囚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從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囚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汾。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見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嘫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宮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嘚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戰、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茬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茬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玳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仳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囿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時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養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嘚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吔增加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