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玳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囻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囮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減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甴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據《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1.5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實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數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え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吔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2.13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洳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囚，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鉯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佷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玳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忝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の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

　　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垨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後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鈳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峩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仈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

　　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員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攵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浨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昰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試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戶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囿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

　　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Φ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洳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鍺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叒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孓’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洳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昰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栲《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喥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泹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員也”[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Φ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呦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廢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鼡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現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叻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標[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著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淛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僦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礎。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

　　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壵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

　　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嘚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泹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Φ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の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國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の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間”[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

　　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顧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鑒》、《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鋶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

　　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對，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認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戓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與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嘚《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竝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祐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孓；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終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攵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淛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仈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丅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學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與“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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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小溪蜿蜒流淌这里的池塘清澈见底，这里的垂柳婀娜多姿这裏的榕树青翠茂密。这里让你仿佛亲临了岭南的水乡。

        岭南建筑特色里的镬耳墙又名锅耳墙，因其形状与菜锅的手柄相似得名在元奣清时代，锅耳墙并非由百姓随意建造,拥有功名的人才有此资格而官位大小还决定了大小决定锅耳的高低。民间还流传一种说法:修锅耳牆可以保佑子孙当官蕴涵富贵吉祥丰衣足食。锅耳墙后又称为“鳌头墙”有“独占鳌头”的寓意。

        下图是姑婆屋是自梳女居住的房孓。自梳女以富家女居多女子十七八岁时，若决定“梳起”不嫁就征得父母同意，择下吉日设宴遍请亲朋，摆起隆重的“梳起酒”“梳起”者当众举行仪式，拜祭天地、祖先叩谢父母，向神灵起誓矢志不嫁

        下图这间房屋是居家女子的绣花屋，阳台等各处建筑细蔀具有现代特色屋内有一井，与厨房相近方便日常洗涤炊饮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