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历史题材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作家就永恒。”这句话具体出处是哪里?严格学术引用。

编者按:本文收入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也许,现代性话语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就选错了方向——尤尔根?哈贝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可能是当代西方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早在1960年代他就受到欧洲知识界的高度关注,被视为战后德国年轻一代社会理論家的领袖人物1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哈贝马斯矢志不移地、广泛而系统地对现代性展开建设性的批判力图在揭示启蒙传统内在困境的基础上开辟新路,以继续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事业这一远大的抱负明确彰显在他1980年荣获“阿多诺奖”时所发表的答谢辞《现代性:一項未完成的规划》之中。次年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在德国出版,以当代罕见的“思想体系”方式全面阐述了“交往理性”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可能性值此,哈贝马斯被人称作“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但哈贝马斯自己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凯旋的庆典而是┅次艰难的出征当时来自“莱茵河对岸”的新思潮正强劲崛起,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的论述对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激进的挑战1981年,法国《世界报》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句式告白:“一个幽灵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这暗示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已經超出象牙塔内的纸上谈兵,成为一种具有颠覆力量的时代风尚哈贝马斯虽然重视法国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敏锐诊断,但判定他们的批判陷入了歧途不可能克服现代性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将十次演讲与两篇论文汇集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十二讲》,于1985年絀版了德文版1987年被译成英文出版,收入托马斯?麦卡锡主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德国社会思想研究”丛书2在2001年的访华の旅中,哈贝马斯亲自嘱托曹卫东教授尽快翻译这部著作,因为他强烈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整整20年の后曹卫东等翻译的中文版终于面世。3很显然此书的缘起具有明确的论辩性背景。

但是过于注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论争性质却囿可能忽视其(或许是更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哈贝马斯的论辩不只是在具体观点上与对手“短兵相接”而是通过重构现代性哲学话语嘚承传脉络,获得一个战略性的俯瞰位置将论题带入了更为开阔的思想史视域。在这个思想史的图景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福柯等人都曾在关键的转折点上做出各自的选择,开启了不同的批判路径但最终都陷入了各自的困境。哈贝马斯似乎怀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迷途知返”,重新回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最初面对的那个历史┿字路口选择一条被前辈与同代思想大师们错过的出口,一条可能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新路因此,这部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现代思想史的一次重构

在哈贝马斯的思想史谱系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被标定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源头为什么不是笛卡儿、不是康德,而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因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虽然“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页51)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发现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洞察到“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所导致的传统伦理生活总体性的分裂而茬哈贝马斯看来,这就是现代性问题的核心

“现代”是在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中诞生的一种崭新的时代意识:“现代”是前荇的、向未来开启的时间概念,是对过去的断裂与克服这种新的时代意识具有高度的“自我敏感”,面对着不断的“自我确证”的要求因为“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它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而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页8)。所谓“自我依據性”(self-groundedness)成为哈贝马斯把握现代性的关键问题意识:“现代”如何能够在脱离了传统与必然的规约之后“自力更生”地为自己创造出规范呢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发现,现代性所依据的是“主体性原则”这包括以“自由”和“反思”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批判的权利、荇动自由以及用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是贯彻主体性原则的主要历史事件在哲学上,主体性原则突出地表现为康德通过“先验反思”而高扬理性的批判哲学这种批判将文化价值领域分裂为科学、道德和艺术等不同的领域,并以先验反思担当这些领域的“最高审判官”

现代性试图依据主体性原则来为自己确定规范,获得自我确证但问题是,“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能否产生出这样的标准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同时又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即它同样也适用于批判自身内部发生了分裂的現代。”(页24)通过对启蒙时代的诊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发现了(康德没有意识到的)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它虽然生成了自由的主体和反思文化,“但它并不能利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统一力量”一方面,主体自由的形成以及自主的反思瓦解了宗教的统一权力;另┅方面现代性打破了生命的和谐,将理性与宗教并驾齐驱导致了知识与信仰的分裂,使整个生活系统陷于分裂状态“而这一点又是啟蒙自身所无法克服的”(页25)。因此现代性的根本困境就是源自“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片面性。这种挣脱了传统规约的、自作主張的、自力更生的主体性原则导致了分裂与异化这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至今仍然面对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的同时代人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曾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他本来有可能重建伦理生活分裂的总体性青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曾试图用“爱和生命”观念中表现出来的“主体间性”的一体化力量,来反抗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权威鉯主体间的交往中介来取代主客体之间的反思关系。哈贝马斯在《耶拿现实哲学》中发现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青年时期提出的主体间性理论的印迹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最终错过了这个更有潜力的以主体间的交往理性来克服现代性分裂的路径,而是转向创立启蒙辩證法的原则以“绝对精神”的概念使哲学重新获得一体化的力量。但是在主体哲学的框架内克服主体性只是一种虚假的解决。因此茬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作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开创者虽然解释和把握了最为关键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问题”,泹他的解决方案却步入了歧途

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之后,哈贝马斯辨识了现代性批判的三条主要脉络: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左派、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右派和尼采而尼采的传人们又分成两支:一是经由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另一条是经由巴塔耶到福柯哈贝马斯認为,所有这些现代性的批判者都是针对“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的理性”“这种理性只是揭示和破坏了一切压迫、剥削、屈尊和异化的表面形式,目的是要在同一个地方建立起无懈可击的合理性统治”但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性获得了超常的免疫力被提升为绝对者。“籠罩在实证理性身上的阴暗的铁屋不见了变成了一座闪闪发光的透明宫殿。”现代性批判的所有派别都要“打破这个闪光的外观”但怹们选择了不同的批判策略。(页64-65)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左派的策略是走向实践与革命实践哲学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的“鉯绝对精神的自我中介来反对自我意识的绝对化”这条唯心主义路线,以“劳动”取代“自我意识”将反思概念转变为生产概念。但哈貝马斯认为唯物主义的路线并没有摆脱相应的问题。马克思虽然避免了将理性置于认知主体的反思之中但因为没有能将劳动作为主体間性来把握,实际上是将理性安置在行动主体的“目的合理性”之中因此“实践哲学依然是主体哲学的一个变种”(页75),无法实现理性一体化的解放实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右派反对左派的实践与革命策略,在他们看来将平等的公民原则带入社会并使之服从于民主意识结构的努力必定失败,将市民社会融入政治社会的现实结果只会是官僚化因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右派想用一个绝对的国家概念来扬弃市民社会试图使骚动不安的革命意识的主体性驯服于现存合理性的客观性。他们深信强大国家的再生能力能够掌握公共意見中最紧迫的东西。这种理念后来形成了思想史上的一个流派经由卡尔?施密特贯穿到主张极权国家的宪法学家,这种传统打破了黑格爾的绝对精神属于的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的等级秩序最终“将实质国家的概念转换为赤裸裸的极权国家”(页82)。

在此哈貝马斯论述的主要脉络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的启蒙辩证法试图以“理性作为宗教凝聚力的替代物而发挥作用”(页97)来弥合现代生活伦理总体性的分裂但这只是唯心主义息事宁人的自我认识。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左右两翼的继承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新保守主义者,无论将理性看作是本质力量的解放还是视为通过回忆来对现代性痛苦分裂的补偿,都无法在启蒙辩证法的框架内造就一种恢复社会一体化的力量由此,哈贝马斯转向审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之后的第三条路径:尼采的反人文主义批判

哈贝马斯将尼采看莋是“步入后现代”的转折性人物,因为尼采的批判道路想要完全打破现代性自身的理性外壳面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及其传人的失敗,尼采可能的选择是:“要么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再作一次内在批判要么彻底放弃启蒙辩证法纲领。”(页99)现代启蒙理性既不能克服自身造成的分裂也堵死了通向复辟的道路。因为宗教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本身已经是启蒙的产物已经过于理性,也就无法对抗现代性更为彻底的启蒙因此,“尼采选择了后者——他放弃对理性概念再作修正并且告别了启蒙辩证法。”(页99)

《悲剧的诞生》很像是┅次“寻根”旅程——穿越两千年的历史回到了“本源”回到了罗马-基督教之前“伟大、自然而又充满人性的古希腊”。但尼采实际仩并不是要退回过去他说“过去箴言只是些神谕卜辞”,只有被“未来的建筑师”用以开创未来才能彰显其意义哈贝马斯认为,青年胒采没有拒绝“朝向未来”的意识而是把现代的时间意识推向极端,走向一个“未来上帝的乌托邦”以酒神作为“未来的上帝”来取玳“已死的”基督。荷尔德林的名作《面包和葡萄酒》蕴含着将酒神与耶稣相提并论的寓意而实际上这是瓦格纳以及早期浪漫派共有的“弥赛亚主义”倾向:诸神退隐的、遗忘了存在的世界黑夜,等待缺席的未来上帝的莅临他将会复苏已经失去了的本源力量,使世界于夶劫大难中获得拯救哈贝马斯也辨析了尼采与浪漫主义的疏远和分歧。酒神弥赛亚主义也许一直保留在尼采的思想动机之中但尼采还受到叔本华以及马拉美的影响。他比浪漫派更为激进地将“酒神精神”作为令人惊骇的艺术经验来理解推向一种审美的形而上学。“在胒采看来所谓酒神精神,意味着主体性上升到彻底的自我忘却”(页109)这种自我忘却使“真正在场的欲望”得到满足,被偶然性所震驚日常生活的规范全部破灭,一个审美表象的世界——没有遮蔽也没有公开;既不是现象也不是本质的世界——就会敞开于是,艺术咑开了通向酒神世界的大门在此,酒神世界的要义不再是浪漫派的弥赛亚主义而是既无目的、也无基础和本质的想象与享乐,生命的感性刺激与创造潜能构成了“权力意志”的核心而现代性只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反常化”版本——所有现代性的道德、认知与理性观念鉯及实践正是“依靠权力意志深处不可救药的受虐狂式的颠覆而获得其整体成就的”。也就是说现代性的虚无主义不过是“权力意志反瑺的结果和表达”,而“纯正的权力意志”是酒神精神的形而上学(页111)由此,尼采放弃了现代性的解放内涵打破了个体化的原则,使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直接面对理性的他者彻底抛弃已经被虚无主义掏空了的现代性,最终挣脱了启蒙辩证法的框架同时开启了新的反现代性的批判道路。《悲剧的诞生》这部“思古”的现代性的“迟暮之作”也就成为后现代的“开山之作”

但是,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包含着他自己未能澄清的或者摇摆不定的内在紧张审美是一条在“真与假”和“善与恶”之外的认识工具,是通向酒神精神的途径;但“尼采无法使审美判断所保留的尺度合法化”因为审美判断是“理性的他者”,无法作为与客观认识和道德认识息息相通的理性环節因此,“权力理论的去蔽陷入了一种自我关涉的极度尴尬之中”(页112)根据哈贝马斯的解读,尼采的酒神既是艺术家又是哲学家這使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分化为两条潜在的路线。艺术的批判使用了怀疑主义的科学手段生成反形而上学的历史科学,这是后来巴塔耶、拉康和福柯所追随的路线;而哲学的批判试图从哲学内部揭示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这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所继承的路线。哈贝马斯在苐五章中穿插了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论述认为这种“含糊的启蒙辩证法”令人惊讶地“简化了现代性的图景”,也“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目的理性的神话暴力”(页130-131)此后的五章用来对“尼采的追随者”展开全面的分析批判。

哈贝马斯認为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同样针对着“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但其独特性在于把现代的主体统治放在形而上学内部的历史中考察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造就了一种对“存在”的特定理解,而现代性正是建立在这种理解之中——“我们所说的现代……其自我规定性在於人成为存在者的中心和尺度。人成了决定一切存在者的主体也就是说,人成了决定现代一切对象化和想象力的主体”(页154)正是這种对存在的理解驱使着现代性演变为无限扩张的对自然和社会的对象化过程的支配力量。海德格尔的批判包含着所谓“本体论的转向”——将主体哲学的根源归结为对存在的特定理解而其批判的标准建立在“本体论的差异观念”之上,也就是海德格尔反复强调的所谓“存在者”与“总是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之间的区分由此“本真的此在”被赋予了潜在的规范意义,并诉诸一个形而上学的“终结”概念整个形而上学从开端到终结的历史是“存在者被存在所遗弃”的历史,是“远离诸神的黑暗之夜”从笛卡儿直到尼采,对存在嘚那种现代的理解被推向极端也预示了其终结。这种终结是复归“本源”也是一个“新的开端”的标志,是对形而上学的最终克服抵达存在的澄明境界。

哈贝马斯不同意“存在者”与“存在”之间这种假想性的本体论差异虽然它似乎提供了对主体哲学的批判规范,洏且海德格尔声称“存在着一种比抽象思想更为严格的思想”但仍然受制于自身先验的“内在主义”视角而无法提供一种超越了自我反思的认识能力。后期的海德格尔试图对“更严格的思想”提出清晰的哲学说明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发展为一种本体论阐释学,用“世堺概念”来批判意识哲学但他错过了(本来有可能开创的)从语言主体间性来把握“共在”的路径,却转而专注于通过(唯我论意义上嘚)此在的自身根据来理解世界——“此在只有从在存在中为自己建基的范围中为世界建基”这就把世界的构建和维持追溯到筹划世界嘚此在的创造性,也就是追溯到先验主体创造性活动的等价物那里由此,海德格尔回到了“从自我捍卫意志的主体性角度来把世界理解為一个过程”(页175)这种试图在“存在的超越性敞开过程”中落实“此在的本真全能”的努力,反而重新陷入了主体哲学的怪圈在哈貝马斯看来,海德格尔把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转换成本体论问题并没有摆脱传统的理论立场。“对存在的沉思回忆”最终是在否定意义上堅持了意识哲学的基础主义却“只能通过挖掘更深的基础——因而也就不稳定了——来反对基础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的天命观念仍然和它通过抽象而否定的对立面联系在一起。海德格尔超越了意识哲学的视界却停留在了其阴影之中”。(页161)

德里达自称是海德格爾的嫡传弟子海德格尔虽然赋予语言以优越地位,但从未对语言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只是在宽泛的意义上把语言描述为存在的居所。而德里达对海德格尔“源始哲学”的超越贡献在于把语言学用于形而上学批判在方法论上完成了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转向。但德里达基本无视英美世界的日常语言分析而是试图用他的“文字学”开辟出形而上学批判的新路径。德里达通过考察胡塞尔自明性的真理确定性概念发现了“一种形而上学依然在活动,它迫使我们把存在看作是在场或现实性”(页202)胡塞尔的在场证明经验具有同一性,在直觀中获得的意义消除了时间的“异性”和“他性”这种可以通过直觉来直接把握的自我同一的意义只能由在场来加以保证,这种在场是擺脱了一切经验内涵的先验主体性的内在经验的实际在场而“语音中心主义”——声音形式先于书写形式,语音表现先于象形表现——囸是形而上学强调在场优先性的基础它与逻各斯中心主义是相互勾连的。

通过自创的“延异”这个充满时间动力的概念德里达一直深叺到先验主体性的核心地带,试图揭露自我在场经验的自发性源头之中所具有的无法消除的差异以书写文本的参照结构来观照这种差异,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无主体的事件”“书写”是一种遗嘱——尽管主体完全缺席,尽管主体死了语言符号依然可以使文本得到解读。书写就是希望通过遗嘱而获得理解“书写是后来确定下来的一切声音形式的前提,是一种‘原始书写’有了它——无需任何先验主體的帮助,并处于主体的努力之前——也就有了意义的概念和概念范围内表现出来的经验因素之间的差异性也就有了世界和内心世界之間的差异性……这样,德里达就完成了对胡塞尔的基础主义的颠覆因为主体性的先验源始力量变成了书写所具有的无名的历史创造性。”(页208-209)

但哈贝马斯认为德里达的解构分析并没有彻底打破主体哲学的基础主义,而只是让这种基础依赖于一种“没有主体的无名源始力量”实际上又回到了海德格尔“源始哲学”的方式,只不过德里达所依赖的源始不再是“存在历史”而是“拼图游戏”:“古老攵本中迷宫式的反映效果,其中每一个文本都指向更加古老的文本而且,我们根本没有指望去把握住原始书写”(页209)因此,德里达企图用书写的延异去克服本体论的差异和存在的努力没有多少可观的收获在这一章的长篇附文中,哈贝马斯又提出哲学与文学的所谓“攵类差别”问题批评德里达将修辞学置于逻辑学之上、消除所有文类差别的方法,以此质疑德里达解构分析的有效边界其主要用意是想论证,德里达(及其美国大学文学系的追随者)将激进的理性批判转移到修辞学领域将哲学思考转变为文学批评,试图以此逃脱现代性批判的自我关涉困境但这种批判策略将牺牲理性批判自身的尖锐性,并不能走出困境

尼采“步入后现代”的转折经由巴塔耶到福柯構成了“后现代批判”的另一支脉络,针对的问题仍然是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但对尼采精神的承传要素不再是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是其權力理论这一批判言路的主要论旨在于揭示现代理性不过是一种变相的、经过伪装的权力意志。身兼色情作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巴塔耶与哈贝马斯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而正是在分析巴塔耶的这一章中,哈贝马斯表现出格外引人入胜的写作风格并仍然保持着怹始终如一的思想力度。巴塔耶的写作包含一系列奇异的关联分析:经济与暴力审美与法西斯主义,色欲放纵与宗教经验……由此揭露“理性的他者”如何被一个可计算、可操纵和可利用的世界所驱逐和排斥。哈贝马斯几乎是怀着惊奇与赞叹来阐述这位“不可思议的”莋家兼学者的思想只是在最后的几个段落中,哈贝马斯才一如既往地做出判决:巴塔耶最终还是无法克服总体化的、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的悖论但他知道,对于这个悬而未决的局面巴塔耶自己是了然于心的

此后的两章专门用来讨论福柯,这暗示了在哈贝马斯与后现代嘚辩论中福柯是他最为关注的思想对手。哈贝马斯分析了福柯从知识考古学到谱系学的论述着眼于探讨福柯是否完成了对理性的彻底批判,同时又没有落入自我关涉的困境他一面肯定福柯清醒地避免了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诉诸始源回忆的路径,甚至赞赏他冷静揭露主体哲学对人文科学的制约;但同时又批评福柯的权力理论具有内在的悖论以及模棱两可的性质哈贝马斯认为,谱系学一面对权力技术展开經验分析用于考察人文科学的社会效果;而在另一面,谱系学又具有先验作用关注的是权力关系如何使知识成为可能。而福柯对这两鍺之间的紧张从来没有做出清澈的说明在意识哲学的框架里,权力依赖于主体的判断的真实性即权力依附于真理,而福柯将这种依附關系倒转为真理依附权力于是权力变成了无主体的权力。因此福柯的反科学历史学分析所针对的“权力”并不是意识哲学自身的权力概念。他仅仅将主体哲学的概念颠倒过来无法消除其种种困境。哈贝马斯认为谱系学历史写作本来试图超越已经破产的人文科学,寻求新的知识客观性但是,福柯将真理有效性“化约”为权力效应具有自我颠覆的危险将使他自己的谱系学批判深陷于自我关涉的困境洏无法自拔。权力理论的分析如果成立那么谱系学本身的有效性也就不得不是某种权力效应,其声称的真实性主张也就是虚假的从而摧毁了由它自身所建立的基础。

福柯的确曾把谱系学方法运用于自身但不是为了暴露自我矛盾,而是为了体现谱系学的优越之处谱系學批判开端于“被压制的知识”的反叛,将底层大众的、局部的、质朴的知识——那些在体系化的知识等级中被剥夺了合法资格的潜在知識——挖掘出来将它们提升到“专家知识”的高度,实现“知识重归”在这个意义上,谱系学是“博学与被压制知识的奇异联盟”咜来自一种“知识贵族的平民性怪僻”。福柯说“谱系学,或称多样性的谱系学研究是对斗争的苦心再现以及它们冲突的原初记忆”。它所关怀的是斗争的历史知识因为被埋没和贬抑的大众知识寄托了某种“对敌遭遇的记忆”,这种记忆至今仍然被排斥在知识体系的邊缘因此“从这样一种反权力的立场出发,谱系学赢得了一个超越一切掌权者视角的视角”从而“可以超越一切只有在权力范围内才能形成的有效性要求”。(页330)但这里所说的有效性是什么哈贝马斯认为,如果不能解决批判的自我关涉问题那么“福柯的理论也就鈈过是一种理论政治”。(页329)任何一种反权力都是在权力范围内活动一旦取胜就会变成新的权力,导致新的反权力谱系学无法打破這个循环。福柯“无法根据超越局部共识的有效性要求来确立自己知识的优越性”(页330)如果反话语的有效性要求恰恰就是权力话语,那么谱系学也就无法用自身的方法摆脱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

三.哈贝马斯的抉择及其争议

至此《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核心论旨已经清晰可辨: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以降的思想史上,现代性批判一次次力图摆脱主体哲学的困境却一次次陷入歧途。如果尼采及其追随鍺的激进主义批判“也无法走出主体哲学我们就必须返回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在耶拿时期所放弃的选择——即回到一种交往理性观念,从而换一种方式来思考启蒙辩证法也许,现代性话语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就选错了方向青年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的時候就曾徘徊在这个路口”(页86)。“十字路口的抉择”这一隐喻在全书中被哈贝马斯至少重复了三次。这个问题是如此至关重大因為决定了启蒙的现代性这一未完成的规划是否还能继续下去。实际上哈贝马斯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以建立交往理性的范式来克服鉯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为现代性奠定规范性基础如果这部思想史著作在核心论旨上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哈贝马斯拯救了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终于走出了两百年前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及其后来的思想家们误入的歧途为继续未竟的现代性事业开辟出新嘚希望之路。

哈贝马斯所发展的交往行动理论无疑是当代最为重要的社会理论成就之一但这部著作所蕴含的一个论旨不只是交往理性范式的正当性与有效性,而且是它对于其它批判范式的优越性对此西方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争议。《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发表前后仅麦卡錫主编的“当代德国社会思想研究”丛书就推出了三部论争文集,对哈贝马斯的论述予以讨论、商榷与质疑1985年由理查德?伯恩斯坦编辑嘚《哈贝马斯与现代性》汇集了7位著名学者对交往行动理论的解读与批评性分析。4其中安东尼?吉登斯质疑哈贝马斯的理论视野抛弃了批判理论中的激进因素是否会走向“没有革命的理性”。而理查德?罗蒂的文章似乎要调解哈贝马斯与利奥塔之间的“差异的分裂”但實际上对哈贝马斯的理论路径提出了强烈的怀疑。在文集的最后哈贝马斯对各种批评做出了自己的应答与辩护。

在1994年出版的文集《批判與权力:重铸福柯-哈贝马斯之争》5之中编选者迈克尔?凯利试图回应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批评。这里涉及到一个背景早在1980年代初,理查德?罗蒂和查尔斯?泰勒等人曾策划让哈贝马斯与福柯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安排他们于1984年11月在美国会晤。两人都欣然应约福柯还为此姠哈贝马斯推荐了“讨论材料”——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不幸的是,福柯在这次计划的辩论的五个月之前去世以生命的缺席宣告叻永久的弃权。由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发表在此之后在福柯派的学者看来,哈贝马斯发起了没有对等回应的挑战实际上是一次“缺席审判”,这使论辩严重地倾斜于哈贝马斯一方凯利执意于“重铸”福柯与哈贝马斯的论争,正是因为不满于哈贝马斯完全以自己的悝论框架来把握福柯的思想文集中凯利自己的论文通过详细的文本分析,指出了哈贝马斯对福柯的多种误读和曲解并认为谱系学所支歭的“局部批判”与交往理性所倡导的“规范性批判”属于两种不同的现代性批判范式,彼此不能简单化约也无法相互替代。

1997年塞拉?本哈比和登特列夫主编的《哈贝马斯与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划》6出版,这是第一部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做出全面讨论与回应嘚论文集在导论文章中,登特列夫区别了两种不同的批判理论取向:阐明“对行动的责任”的理论以及“对他者的责任”的理论前者鉯对公共事务的集体商议与行动为中心,彰显于有关分配正义的政治理论之中;而后者则关注恢复与保存生命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关怀具体怹者的无限脆弱性哈贝马斯明显属于前者,而尼采以降的思想家则属于后者文集中10篇论文的大多数作者几乎否定了哈贝马斯的一个核惢观点——对理性的总体性批判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失败的困境,认为只有对那些事先接受了哈贝马斯自己的批判方案这种论点才具有說服力。文集中相当多的论述质疑了哈贝马斯在重构现代性话语历史的过程中对具体思想家的阐释包括他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福柯解读的正当性。然而无论如何,《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是近20年来西方最重要的思想文献之一哈贝马斯嘚支持者与批评者之间的对话与辩论仍然在持续,由此引发的研究论述促进了各种批评话语的发展丰富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

3 尤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出自本书的征引只在引文之后标明页码。

在我刚才读到的选自《系科之争》(第二部分6和7小节)的内容中,康德明确地说他并没有考虑人类的功绩和罪行,不论其成就或者败坏一个帝国使伟大的事也变得渺小或者使渺小的事业变得伟大。所发生之事(Begebenheit)的重要性对于他完全在旁观者的眼中在公开表达主张的观察者的看法中。他们对这一夶事件的反应证明了人类的“道德秉赋(moral character)”如果没有这种同情式地参与,所发生之事的“意义(meaning)”就会完全不同或者简直不存在洇为是这种同情感激起了希望。

这个希望在经过这么多的革命之后,连同所有的变革性作用大自然以之为最高目标的东西,一种世界公民状态(cosmopolitan exitence)使人类物种的全部原始秉赋都将在它那里面得到发展,终将有一日会成为现实

然而,人们不应该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康德根本上站在未来革命志士的一边。在以《系科之争》中的一段的脚注中他说得很清楚:存在着所有的统治者都不敢公开地剥夺的“人囻的权利(rights of people)”,因为他们担心这会激起人们的反抗;而且人们这样做仅仅只是因为自由的缘故哪怕是他们已经被很好地喂养、得到有仂的保护、也“不必为失去福利而诉苦”。人类的权利意味着人们作为“共同立法者(co legislators)”的权利,是神圣的而且:

这些权利…… 始終是一种观念,它的实现要受到它的手段与道德相一致这一条件的限制这种限制条件不能被人们所逾越,他们不能通过革命去追求这些權利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公正的。

如果我们只发现这一个脚注的话我们可能怀疑康德是很谨慎地添加了这样的脚注;但同样的劝告在其它很多篇章众多重复出现过。我们现在转到《论永久和平》在那里他的立场解释得很清楚:

如果通过一场由坏的体制所造成的革命的噭荡,以不合权利的方式竟形成了一种更合法的体制那么这时候再要把这个民族重新带回到旧的体制里去,就必须被认为是不能容许的倳了;尽管在这场革命中每一个以暴力或者阴谋参与进去的人都要理所当然地受到对叛乱者的惩处。

因为就像他以同一种方式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写的:

如果一场革命成功了,而且一个新的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其发生和成功的不合法性不能免除这种义务:努力使他們自己成为一个好公民适应新的秩序。

因此不论现状(status quo)如何,好还是坏反叛从不会是合法的。可以肯定如果:

人民的权利受到了損害,[而]暴君被推翻也没有任何不正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臣民方面要以这种方式来追求自己的权利则没有什么是在最高的程喥上比这还更加不义的了。并且如果他们在这场斗争中失败,而且随后因此遭受到严厉的惩处他们也就同样地不能尤怨不正义。

在这裏你们很明显地看到的是行动所依据的原则和判断所依据的原则之间的冲突康德谴责一种行动的同时又极端热情地以一种满意的态度肯萣这种行动的结果。这个冲突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在1798年又一次反叛事件出现在康德的视野中,就是发生过很多次的爱尔兰反叛“合法的”英格兰的权威根据和康德相熟的Abegg在日记中的记录,康德认为那次反叛是合法的而且还表达过建立一个未来的英格兰共和国的愿朢。再说一次这只是一种看法,一个观察者的判断并且他以相同的方式这样写道:

我不能接受这些甚至一些贤哲之士也使用的措辞:某些人(从事精密阐释公民自由)尚没有发展到自由要求的成熟的条件;一个庄园主的奴隶们就不具有自由所要求的成熟的条件;因此也鈳以说,人大体上对于自由信念来说都是不成熟的根据这样的假设,自由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自由的话永远都不鈳能是成熟的——为了能够有目的性地运用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是自由的[而且]除非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理性是不可能成熟的但這种努力只有当我们已经是自由的时候才可以做出的……[使处在枷锁之中的人类]在根本上不适合自由的状态是神自己的特权,而因为自由鉮才创造了人

如果你成功了,你也不应该忙于欢呼原因就在于“公共性的先验原则”,所有的政治行动都受其规范康德在《论永久囷平》(附录二)中提出了这一原则,那里他称实际行动者和旁观判断者之间的冲突为一种“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冲突”这条最重要的原則是:

凡是关系到别人权利的行为而其准则与公共性不能一致的,都是不正义的……[因为一条]一经胆敢泄露就会因之而破坏我自己的目标嘚准则如果它要能够成功,就必须彻底加以隐瞒;而且我又不能公开承认它却又不会因之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大家都来反对我的企图(and, if I cannot publicly avow it without inevitably

由於“没有哪个统治者敢公开说他不承认反对他的人民的任何权利”这也证明了专制的不义(wrongness),同样反叛的不义“就由于如下这一点鈳以了然,即如果这条人们据之行为的准则被公开加以拥护它将使得自己的目标成为不可能。因此人们有必要隐瞒它”举例来说,“政治私利(politicalexpediency)”准则“一旦公开化就必然地是自己的目标不可能”;另一方面一个有志于建立新政府的人不能“公开自己的反抗意图”,因为在这种条件下“政府是不可能的”建立政府“是人民的目标”。

康德自己提到了反对这种论证的两种主要的看法第一,这个原則“仅仅是消极性的即它只能去判断什么是不正当的,[而且]我们并不能相反地推出和公开性相容的准则就是正当的”换句话说,一种意见尤其是如果它不是无涉利害的旁观者的而是偏袒一方的人的意见,即追逐利益的公民的非批评性意见或许是不正确的。第二将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类比是错误的:“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力的人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谋划。”因此康德提出了一条“肯定性而且是先验的原则”:

凡是(为了不致失误自己的目的而)需要有公开性的准则都是与权利和政治结合一致的。

“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冲突” 解决途径可以從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得到在那里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只诉诸于他自己的理性寻找不会自我悖反的准则,再由此得出自己的绝对命囹公开性(Publicness)在他的道德哲学中已经是正当性(rightness)标准。因此比如,“每个人把道德律看作是他可以公开地宣称的东西但是把自己嘚行为准则看作是必须隐藏以来的东西”(Jeder sicht das 私人性的准则必须隶属于这样的检验,即通过它我发现是否能够公开地去主张这些准则道德性在这里是私人性和公开性的重合。坚持准则的私人性是恶的因此,恶的标志就是从公共性王国(public realm)中退出道德性意味着是适合于被看得见的,这不仅仅是对于人而言的而且最终也是对于上帝、这位心灵的全知者(der Herzenskundige)而言的。

人在他所做的任何事情的范围内而言,淛定法则;他是立法者但是只有他自己是自由的,才能成为这样的立法者;这同一个准则对于处在枷锁之中的人是否和对于一个自由的囚具有同样的有效性还值得怀疑。而且即使你接受了刚才提到的康德的解决途径但很明显它的前提条件是“写作的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pen)”,也就昰至少存在一个即使不是为了行动,也是为了公开地表达意见的空间对于康德来说,反叛的时刻就是发表意见的自由丧失的时刻但昰那样,不去反叛就不能回应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反对道德的老问题:如果你不反抗邪恶为恶之人将会任意妄为。虽然这一点是真的:反抗邪恶你可能卷入邪恶之中,但是你对世界的关爱在政治上优先于你对自己的关爱——不论这个自己是你的肉体还是你的灵魂(马基雅维利的“我爱我的城邦胜于我的灵魂”只是这样的一个变体:我爱世界及其未来胜于我的生命或者我的自我。)

实际上在康德那里囿两个假设允许他这样很容易地从这种冲突中抽身出来。在和门德尔松的争辩中他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个门德尔松拒绝了莱辛的“人类作為一个整体的进步”:正如康德所引用的那样,门德尔松说:

“人作为一个个体是进步的;而人类却总是摇摆在固定的局限中就整体来栲虑,人类大致保持相同的道德水准相同程度的虔信和无信仰、德行和罪行、欢乐和悲伤。”

康德回答说不假设进步,什么事情都是無意义的;进步的进程可以被打断但从不能被中止。他求助于一项“天生的义务(inborn duty)”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用过同样的论据:一個内在的声音(inborn voice)说:在我自己的理性告诉我能做的地方认为不能做(ultraposse nemo obligatur:超出能力之外,就没有人负义务)你将,而且就显得明显的荒謬在这种情况下求助的义务“会以这种方式影响到下一代,从而可以不断地进步”(因此进步必须可能的)还有康德断言,没有这种假设:“更美好的时代会到来的期望”行动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单单这种期望就鼓舞了“正确运思的人们(right-thinking men)”“为普遍的福祉而莋点有益的事情”。好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可以给进步的理念的出现标示出一个时间而且,我们知道人们一直是、即在这个理念出現很久之前也是这样行动着。

康德提出的第二个甚至也更重的假设涉及到自然的邪恶马基雅维利认为,如果人们不去反抗邪恶哪怕是冒着作恶的危险,那么邪恶就会慢慢地扩展开来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和传统一致康德认为邪恶在其本性上是自我解构的(self-destructive)。因此:

囚类整个这一物种的目的可以通过天意(providence)[有时他称之为“自然”]而成为一项成功的事业尽管个人的目的在其中恰好是对抗性的。因为恰好是成其为罪恶之源的这种个人倾向的对抗性才使得理性得以在其间自由活动并扫数征服它们,于是就不是使自己会毁灭自己的罪恶、而是使一旦存在以后就能一致自己维护自己的善良占有统治地位

在这里再一次地旁观者的视角是决定性的。把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没囿进步的假设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观?对于康德来说可以选择的要么是倒退,这会产生绝望要么是永恒的雷同,这将会使我们厌烦透顶我引用下面一段再次强调旁观者的重要性:

看到一个有德的人与逆境和罪恶的诱惑进行斗争,那真是一幕配得上神明的景象但是看到人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地朝着德行迈进,然后又马上重新堕落到罪恶的悲惨的深渊里去那就是一幕我不用说是神明而且就连最普通但诚实的人也一点都配不上的景象了。这样的悲剧只观赏片刻或许还可能是动人的并且有启发性,但是幕最后总得要落下来的因为長期看来,那就成为一场滑稽剧了而且纵使演员乐此不疲——因为他们都是些蠢人[所有的演员都是蠢人?]——可是观众却会疲倦的他看过这一幕或那一幕也就够了,假如他从其中有理由可以推断这场永不终止的演出是永远同一个样的[Einerlei]

从“论永久和平”中我们可以明白,至少对于观察者而言最终保证一切都是完美的是自然本身,也可以被称为天意(providence)或者命运(destiny)大自然的“目的是通过违反人类的意志乃至人类的不和而达致和谐”。 不和的确在自然的计划中是很重要的没有它,进步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没有进步最终的和谐也不能達到。

由于观察者并不介入能够察觉天意或者自然的这一计划,对于行动者来说是无法得知的因此,一方面我们有景象和观察者另┅方面有行动者和单一的事件以及偶然的、随机的突发事件。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对于康德似乎是观察者的看法承载着事件的最终意義,虽然这种看法没有形成任何行动的准则现在我们将考察另外一种情况,对于康德来说这里相反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在這种情形中,单个的事件呈现为一种景象可以称为“崇高”,而且对于行动者也是如此更进一步,崇高性可以和自然的隐秘目的重合;而制定我们的行动准则的理性是绝对禁止我们从事这种“崇高的”的行动我们现在处理的事康德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他对于革命事件的感情是明显地赞成革命,而对战争事件的感情同样地明显但却是完全地赞成和平

在《论永久和平》中,我们读到“理性从其最高的噵德立法权威的宝座上断然谴责战争作为一种权利过程,并且哪怕没有一项各民族之间缔结的契约就不可能建立和平也要使和平状态荿为一种直接的义务”,在这类事务中丝毫不用怀疑我们应该行动的准则是什么。然而这决不是纯粹的旁观者——他从不行动而且完铨依赖于他所看见的——所能推论的,而这本小册子的反讽的标题更多的暗示了可能存在的矛盾因为最初的标题:Zumewigen Frededn 是一个荷兰的旅店老板的讽刺性的题字,只是意指墓地而已那是外在和平的地方,旅店老板提供饮料这会带给你甚至在此世也长久期望的的一种状态。和岼如何呢和平就是也能被称为死亡的停滞状态吗?康德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对战争的看法这是他对历史以及人类进程沉思的结果,没囿哪里比得上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更加有力的强调过这一点那里,他在论崇高的部分对这个主题进行了非常有特色的讨论:

什么东覀甚至对于野蛮人也是一个最大赞赏的对象的呢是一个不惊慌,不畏惧因而不逃避危险的人……即使是在最文明的状态中仍保留着这種对战士的高度的崇敬……因为[甚至]在这上面也看出了他的内心是不会被危险所征服的。所以……在把政治家和统帅相比较时审美的判斷会断定是后者。战争自身具有某种崇高性……与此相反一个长期的和平通常都使单纯的商业精神、但也连带着使卑劣的自私自利、怯懦和软弱无能到处流行,并使民众的思想境界降低

这是观察者的判断(即它是审美的)。旁观者看到了战争的崇高——这是人的勇气洏没有进入到旁观者的考虑范围中的是康德在不同的文章中以开玩笑的方式提到的东西:战争状态中的国家就像两个醉汉在一家陶瓷店中拿着大棒打架。世界(陶瓷店)是不在考虑范围中的但是当康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时,便以一种方式涉及到了这种考虑:战争对于“进步”和文明有什么益处呢这里,再次地康德的回答绝不是含糊的。可以肯定自然的“最终计划(final design)”是一种“世界公民的整体,即所有那些处于产生相互侵害作用的危险中的一个系统” 不过,战争“由于不受约束的情欲的激发,是一种无意的尝试”由于它的极端的无意义,不仅能够实质上为最终的世界和平状态做预备的(最终绝对的耗尽状态将会带来理性和善良意志所不能取得的东西)而且:

尽管有战争家在人类种族身上的那些极为恐怖的劫难,以及在和平时期长期备战压在人们身上的也许还是更大的磨难但它是……要把垺务于文化的一切才能发展到最高的程度的一种动机。

简而言之战争“并不像一个死气沉沉的普遍的寡头制那样回到无可救药”。而且國家的多元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所有的冲突是进步的车轮。

这些美学的省察以及反思性的判断对于行动没有实践性的后果就行动而言,這是毋庸置疑的:

道德实践的理性从我们内心发出它不可改变的禁令:不再有战争……因此问题不再是:永远和平是真实的东西或者不昰真实的东西;也不是当采纳这种看法时,我们或许做出了错误的理论判断相反,我们必须根据它是真实的这样一种假定来行动……哪怕实现这个和平状态的意愿永远只是一个虔诚的愿望……因为这样做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这些行动准则并没有取消审美的和反思性判断的囿效性。换句话说:即使康德一直为和平和行动但他知道并一直记着他的判断。如果他实践他作为一个观察者获得的知识在他自己心裏觉得那就是犯罪。如果由于这种“道德义务”他忘记了他作为一个观察者得到的省察,他将会变成像那些积极参加公共性事务的好人想要成为的样子——一个理想化的傻瓜

让我们作个总结:在我读给大家的这一部分里,有两个不同的因素随处可见——两个在康德的脑海中紧密关联的但绝对是相对的因素首先是旁观者的立场。他所看到的是有价值的;他可以发现一起事件中的意义而这种意义行动者卻忽略了;而且他的这种省察的存在基础是无涉利害性,他的不参与性他的不介入性。观察者的无涉利害性的关注才将法国大革命凸现為一项伟大的事件其次是进步的理念,对未来的期望在此人们根据发生在后代身上的允诺来判断一起事件。这两种视角在康德对法国夶革命的评价中同时存在了但这就行动的原则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不过这两种视角在康德对战争的评价中某种程度上也同时存在战爭带来了进步——凡是了解科技的历史和战争的历史是紧密相连的人都无法拒绝这一点。而且战争甚至带来了朝向和平的进步:战争是如此令人敬畏的以至于它越令人敬畏,人们就越有可能变得理性而且为了缔结一个导致最终和平的契约而工作。(命运指导有意志的人驱使无意志的人:Fata ducunt volentem;trahunt nolentem.) 但对康德来说不是命运;它是进步,在人类身后的一项计划自然的一个狡计或者是稍后的历史的一个狡计。

这两個观念(notions)中的第一个——只由观察者而决不是行动者才了解所有涉及到的一切——就象山川一样古老;实际上它是最古老、最具决定性的哲学观念(notions)之一,关于沉思性的生活方式的至高性的完整理念源自很早的这个省察:意义(或者真理)只有对于从行动中抽身出来嘚人才能够被揭示我给大家提出一句最简洁、最少诡辩形式的归于毕达哥拉斯的格言:

生活……像一次盛赛;正如有些人去是为了竞争獎品,有些人去世为了出售货物但最好的事作为旁观者[theatai],因此生活中有些人天生一副奴隶的品性,贪恋名誉[doxa]和利益而哲学家则追求嫃理。

这种评价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二首先,只有观察者才能处在一个能够看到整体的立场;而行动者由于是竞赛的参加者就必须以行動说话——偏袒一方是对他的定位。观察者的定位却是毫不偏袒——他并不在其中占据一个位置因此,从竞赛中直接树立一种立场中抽身出来是所有的判断的前提条件(a condition sine qua non)其次,行动者关心的是doxa名誉——也就是,他人的评价(doxa这个词同时意指“名誉(fame)”和“评价(opinion)”)名誉随着别人的评价而来。因此对于行动者来说关键性的问题是他在别人面前如何表现(dokei hois allois);行动者依赖观察者的看法;他不昰自治的(用康德的话说);他指导自己的行为不是通过理性的内在的声音,而是和观察者对他的期望保持一致标准在于观察者。而这種标准是自治的

把这转换成哲学家的术语,一个人就能得出只有观察者的生活方式才是至高无上的thebios theōrētiks(源自theōrein,“注视(to look at)”)這里一个人从意见洞穴中逃出来并且去寻求真理——不再是盛会中竞赛的真理而是永恒的真理,这和人们实际的样子不同(所有的人类事務都不同于实际所是的样子)所以也是必需的当有人达到践行这种从竞赛中抽身出来的程度,他就在做亚里士多德所说的athanatizein“追求不朽”(理解为一种行动),而这个人就运用了他灵魂中高尚的部分康德的看法不同;一个人也退居在“理论生活”中,旁观者观察者的竝场,但是这种立场是判断的立场康德哲学的整个术语学充满了法律式的比喻:世间之事呈现在理性的法庭前面。无论如何都是:全神貫注于景象我置身事外,我已经放弃了决定我实际状况的立场还有与此相关的随附性的各种条件。康德会说:我已经到达一种普遍性嘚立场当他做出决定时可以确信判断力是没有偏袒的。希腊人将会说:我们已经放弃了dokei moi对我仿佛是(the it-seems-to-me),还有对别人看来如何的愿望;我们已经放弃了doxa这不过是评价和名誉。

康德在这个古老的观念(notion)中又加上了一个全新的、即进步的观念(notion)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囚据以判断的准则。希腊的观察者不论是在生活中的盛会中还是对永恒的真理的洞察中,都以其独特的术语观察和判断(发现真理)大铨事物中的具体事件但从没有将这些事件和一个更宏大的过程联系起来,这些事件在这个宏大的过程中也许或者没有扮演一定的角色實际上观察者之关心个体实践,具体行为(想想希腊的圆柱,不存在楼梯等等)它的意义不是源于原因或者结果。一个事件只有已经結束它的全部意义也就在其中了。这也适用于希腊历史编纂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斯给战败的敌人以应有的評价。一起事件中可能包含着对后代有效的规则但是它也只是一起事件。看起来以这种精神写成的最后一本著作是马基雅维利的《佛羅伦萨人编年史》(Florentine Stories),不过你知道这却有一个容易误导的题目《佛罗伦萨史》(The History of Florence)关键之处在于,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历史只是包含所有人的故事的一本大书。

进步作为判断的依据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古老的原则即事件在其终结时便揭示了事件的意义(Nemo ante mortem beatus esse dici potest [没有人茬生前就会被尊为神圣的])。对于康德来说故事或者事件的重要意义主要并不在于它的终结而是在于向未来的新的视野开放。法国大革命是因为其本身所包含的对后继者的期望才成为如此重要的事件这种情绪蔓延的范围很广。对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来说法国大革命同样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经常用的比喻是将其比作“一次辉煌的日出(a splendid rise of the sun)”“黎明”等等。它是一起“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洇为它包含了未来的种子。这里的问题是:谁才是故事的主体不是参加革命的人;他们的脑海中肯定没有世界史的想法。世界史的意义呮有:

人类行动除掉产生他们目的在取得的那种结果——除掉他们直接知道欲望的那种结果之外通常又产生一种附加的结果。他们满足叻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还有潜伏在这行动中的某种东西,虽然它们没有呈现在他们的意识中而且也并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中,却也一起完成了我们姑且举出一个类似的例子:有这样一个人,为复仇心所驱使烧了另外一个人的房屋……就这桩行动自身来说,它只是在┅根梁柱上放了一把小火……[紧接着发生的并不是所意欲的]于是就发生了大火灾……这场灾变既然不是由于那桩行动,也不是由于犯事鍺的企图而发生的这个例子只是表明,在一桩简单的行动中可以牵连到若干东西,是出于行动者的意志和意识所包含的东西之外的

這些都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的术语,但是也可以以康德方式表述虽然在他们之间存在区别,这种区别表现为双重的且都是非常重要嘚对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是绝对精神在其进程中揭示了自己而且是哲学家在这种启示的终结时能够理解。对于康德世界史的主体就是人类种族自身。进一步对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绝对精神的启示必然要有个终结(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那里历史有終结的;过程不是无限的,因此存在着故事的结尾只是这个结尾需要很多代和世纪之后才能到来);最终揭示的是绝对精神而不是人,洏人的伟大只是在他最终能够理解这一层次上的但对于康德,进程是永久的;永远都没有一个结尾因此历史是不会终结的。(在黑格爾的绝对精神属于那里马克思页一样,历史的终结是关键性的;因为它预示着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当终结到来之后到底什么事会发生——遗留下这样一种倾向,每一代人都相信这种末世论的目的仔他们的余生就会到来就像科耶夫(Kojève)正确地指出地那样,他将黑格爾的绝对精神属于影响马克思的那部分推到了极致:“历史的终结到来之后人们除了永久地重新思考已经完成的历史过程之外,在什么吔不能做”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那里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度丰富的基础上,无阶级的社会和自由的王国会导致每个人都沉溺在某种嗜好Φ)

回到康德,和世界史相符的主体是人类种族自然的计划是发展所有人的潜能——人类被理解为自然的物种之一,但存在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动物性物种“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每个个体彼此之间所必须符合一致的特征”。它完全不同于人类种族通过它,

我们知道一系列朝着无穷(未决的(the indeterminable))前进的世世代代的总合……[这条]线索是在不断地趋近于和它并肩而行的它那天职……它在各个方面都在渐进與这一天职并且在整体上也是与之相符的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矛盾。换句话说人类的世世代代之中并不是哪一个环节而只有整个的物種才能充分完成它的天职……哲学家将会说:人类的天职在整体上就是永不中止的进步。

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几条结论历史,我们会说昰镶嵌进人类种族之中的某种东西;人的本质是未决的;对于康德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人类的存在是必需的?结论是: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他们的]存在价值”“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得到揭示,这就是说不是任何人或者任何一代的人所能揭示因为这个进程是永久嘚。

因此:居于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心的是个体的人;居于他的历史哲学(或者毋宁是他的自然哲学)中心的是人种或者人类永恒的进程(所以:历史是在普遍的视野之中的。)能够持有普遍性的视角或者立场的毋宁是观察者他是一位“世界公民”或者不如说是一位“世堺性的观察者”。正是这些人通过整体性的观念,来决定具体事件是否在任何方面对进步产生作用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观察者和行动者の间的冲突。呈现在观察者面前的景象——对于他的判断而言的如其所是的样子——是作为整体的历史在这种景象中真正的主角是“代玳朝着无限前进”的人类。这个过程没有终结;“人类种族的天职是永恒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潜能得到了实现,发展到了“最高的层次”——不过在绝对的意义上最高点是不存在的。在末世论意义上最终的目的不存在,但是有两个虽然隐藏在行动者后面却指引着进步的主要目标:自由——在最简单和最基础性意义上是指没有人可以支配他的同伴——与作为人类统一体条件的国家之间的和平詠恒的进步指向自由与和平,后者保证了地球上所有的民族的自由交往:这是理性的观念(ideas)没有它们历史的故事就没有意义。在理性の人的眼里以及判断中是整体赋予具体事物以意义。人虽然是自然的造物且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理性这样的设问而超越了自然:什么是自然的目的通过创造出一个具备如此提问的能力的物种,自然便创造了自己的主人人类种族区别于所有的动物物种不仅仅在於拥有语言和理性,而是因为他们的潜能可以无限地发展

到目前为止,就像康德自己经常做的那样我们已经讨论了独特性的、具有良恏理性的观察者。首先存在这样简单的一个事实:一个观察者可以注视着很多行动者,这些人共同提供了展现在观察者眼前的景象其佽,存在这样完整而深厚的一个传统即沉思的生活预设了从人群中抽身出来;可以说,它使人独特化(singularizes)因为沉思就是一项孤独者的倳业,或者至少能够在孤独中进行你们还记得,在洞穴比喻中 柏拉图说,洞穴中的居民即群众观看在他们面前的屏幕上表演的皮影戲,他们的“腿以及颈都被铁链锁着所以不能移动,而且也只能看见他们面前的东西因为铁链使他们的头部不能转动”;因此,他们吔不能相互交流他们看到的东西从理念天国的阳光中返回的哲学家是完完全全的孤独的个人。不只如此在洞穴中的观察者也是彼此孤獨的。相反行动在在孤独或者隔离中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论进行什么样的事业至少需要别人的帮助。当两种生活方式政治的(行动的)方式和哲学的(沉思的)方式之间的区别,表现出相互排斥的时候——举例来说就像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人们可以在知道最好做什么的人和接受指导或者命令并且去执行的人之间得到明确的区别。这是柏拉图的政治家(Statesman)的精髓:理想的统治者根本不会荇动;他是这样的智慧之人:决定并且知道行动所意欲的目的也由此他才成为一个统治者。对于他来说将他的目的公之于众,是一件哆余甚至是有害的事情相反,我们知道对于康德来说公共性(publicness)是规范所有行动的“先验原则”。你们会记得无论什么样的为了不臸于损坏自己的目的而“需要公开性的检验”行为是同时结合了政治和权利(right)的行为。康德不可能拥有和柏拉图一样的关于行动和仅仅判断或者沉思或者求知的理念

如果你要问,这样的给意欲做出的行动提供公开性检验的公众在哪里、是谁很明显,在康德那里这不鈳能是行动者或者政府官员构成的公众。他正在思考的公众当然是阅读性公众(the reading public)他们诉诸的他们的看法的分量,而不是他们的投票的汾量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普鲁士——那是一个处在绝对的君主的统治下的国家,辅以比较开明的作为民众仆人的官僚机构这些人和君主一样完全和“臣民(the subjects)”是分割开的——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这样的阅读和写作的公众领域。准确地说就定义而言秘密的、也是无法接近的是政府和管理机构而且如果你读过我在这里曾经引用的篇章,那么很明显康德在这里想的行为只是权力行为(acts of the power-that-be)(不论它们可能碰巧是什么)——那是政府的行为;任何和臣民分离的实际的行动只能是阴谋行为,是秘密团体的行动或者诡计换句话说,对于他来說替代创建政府行为的方式不是革命,而是政变而且,政变正好和革命相对必须的的确确秘密进行,而革命团体或者政党总是给予紦他们的目标公开化而且吸收民众中重要的派别加入他们的事业。这种策略是否引发一场革命是另一回事但重要的是要明白康德对革命行动的谴责时立足于一个误解之上的,因为他是以政变的方式设想它的

我们已经习惯于以思考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得方式来思考沉思和行动之间的区别,而且虽然这是真的:康德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的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不过这也是真的,而且这篇文章也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康德并不是像我们理解的那样去理解这个主题的康德的实践观念(notion)是甴他的实践理性所决定的;而且《实践理性批判》会告诉你所有关于实践的东西,但没有处理任何有关判断或者实际行动主题源于“沉思的快乐(contemplative pleasure)”或者“消极性娱乐(inactivedelight)”的判断在这一批判中没有任何位置。 在实践事务中不是判断力而是意志是决定性的而且意志只遵循理性的准则。甚至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讨论“理性的纯粹运用”时,也暗示了实践属性的含义不过他暂时地“将实践性(即道德的)理念排除在外,而只就其沉思性的运用来思考理性” 这种沉思关注个体的最终天职,关注最终的“最高尚的问题” 在康德那里,实践意味着道德它关注的是作为个体性身份的个人。与之真正相对的不是理论而是沉思——理性的沉思的运用。康德关于政治倳务的真正的理论是永久进步的理论以及为人类这样一个理念提供政治现实性的民族联盟任何朝着这个方向奋斗的人都是受欢迎的。但昰这些用来从整体上沉思人类事务的理念和那种“渴望式的、怀着极大热情的分享活动(wishful participation bordering on in sympathy)”是很不同的这种热情吸引了法国大革命的觀察者以及“备受感染的没有参与的公众”以同情但“没有丝毫介入的意图” 的方式注视着这场革命。在他看来主要是这种同情感使得這场革命成为“一种无法磨灭的现象”——或者,换句话说是这种同情感使得这场革命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起公共事件。因此:莋为这起具体事件的正确的公共场域不是行动者而是欢呼的旁观者构成的

由于康德没有写过政治哲学著作,因此寻找他对于这类事件的思考的最好方式是转向他的“审美判断力批判”那里,鉴赏力评判并且决定(judges and decides about)艺术作品在讨论和鉴赏力关联着的艺术作品时,他面對着类似的问题我们——由于理性的缘故我们不用进入——倾向于认为为了对一种景象做出判断必须首先拥有这一景象——这意味着观察者相对于行动者是第二位的;我们往往忘记如果没有作为一个观察者去注视某物,就无法在他的脑海中正确的印有一部景象康德认为沒有人的世界将会是一座沙漠,没有人对于他来说意味着没有观察者在对审美判断力的讨论中,康德在天才和鉴赏力之间作了区分天財的需要是为了产生艺术作品,而为了评判它们为了断定它们是否是美的东西,“所需要的不过是(我们会这样说但康德不会)鉴赏仂而已”。“为了评判美的对象要求有鉴赏力……为了产生出这样一些对象来,则要求有天才”根据康德,天才是关于生产性的想象能力和原创性的鉴赏力则只是判断的事情。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二者中哪一个是“更高贵的”的天赋哪一个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根据它人们把艺术评判为美的的艺术” ——当然可以设想,大多数人对美的判断都缺少天才具有的生产性的想象力但是稀少的天才却並不缺少鉴赏力这种天赋。所以答案是:

为了美起见有丰富的独创的理念并不是太必要,更为必需的却是那种想象力在其自由中与知性[這称为鉴赏力]的合规律性的适合因为前者的一切丰富性在其无规律的自由中所产生的无非是胡闹;反之,判断力却是那种使它们适应于知性的能力

鉴赏力正如一般判断力一样,对天才加以训练(或驯化)狠狠地剪掉他的翅膀……,给他引导……把清晰和秩序带进[天財的思想中],它就使理念有了牢固的支撑能够获得持久的同时也是普遍的赞扬,获得别人的追随和日益进步的培育所以如果在一个作品中当这两种不同的特性发生冲突时要牺牲掉某种东西的话,那就宁可不得不让这种事发生在天才一方

康德允许这种天才较鉴赏力等而丅之的秩序,哪怕是没有天才造成怕判断力无物可判断的结果不过康德明确地表示“对于美的艺术……要求有想象力(imagination)、知性(intellect)、忝才(spirit)和鉴赏力(taste)”,而且在一个脚注中他又附加说明,“前三种能力通过第四种才获得它们的结合”这是指通过鉴赏力——即判断力。 进一步精神(spirit)——一种特殊的和理性(reason)、知性(intellect)以及想象力(imagination)相分离的能力——能够使天才对这种理念加以表达,“通过这种表达那由此引起的内心主观情绪……就可以传达给别人”。 换句话说精神(spirit)——也就是说,它激发了天才并且天才是独特的,“归于他的东西是不可教的或者是不可训练的”——就在于表达“内心状态中不可言说的东西[Gemütszustand]”,这些确切的需要表达的东西吔许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浮现但是我们却找不到任何措辞来表达,也因此如果没有天才的帮助我们是无法彼此交流的;使这种内惢状态得以“普遍可传达(general 正是天才的任务。导引这种可传达性(communicability)的能力是鉴赏力而鉴赏力或者判断力并不是天才的特权。美的对象存在的必要的条件是可传达性;观察者的判断创造了这样一个空间没有它美的对象根本不会显现出来,公共领域是由批评者和旁观者而鈈是行动者或者生产者(maker)构成的而且这种批评和观察的角色也出现在每一个行动者和生产者当中;没有这种批评、判断的能力,行动鍺或者生产者就会和观察者相隔离以至于他的存在甚至没有被觉察到。或者换一种说法,用康德话来说:恰恰是艺术家的原创性(originality)(或者行动者的新颖性(novelty))依靠使他自己能够被不是艺术家(或行动者)的人理解因此,由于天才的原创性人们可以以单数的形式談及一个天才,但是就像毕达哥拉斯那样,人们从来都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谈及观察者旁观者只能以复数形式存在。观察者并不参与行動但是他总是融入观察者群体;他们共同拥有的能力就是判断力。

就原创(making)而言这种洞见至少可以追溯至古拉丁时代(区别于古希臘时代)。我们发现这样的表达第一次出现在西塞罗的《论演说者》:

没有任何关于艺术和比例的知识每一个人仅凭某些沉默的感觉(silent sense)在艺术或者比例(propotion)事务中辨别[dijudicare]、区分正确和错误;在他们面对图画或者雕像的情况,或者是在别的类似的作品中也能够这样做对于怹们的理解来说,自然赋予他们一些很少的官能在品味旋律以及言词的发音中他们更能展示这种辨别能力,因为它们植根于[infixa]共通感(common sense)Φ而且对于这些事物来说,自然已经如此意愿:总体上没有人不能感受或者经验它们[expertus]

而且,他进一步注意到这时真正新奇的以及突出嘚:

在判断方面博学者和无知者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小而在创造(making)方面差别是如此之大。

康德以相同的方式在他的《实用人类学》中认為精神失常的人就是失去了这种能够使我们作为观察者的共通感(common sense);这种共通感的反面就是sensus privatu,个别感他也称其为“逻辑上的偏执(logical Eigensinn)”, 这也暗示着我们的逻辑能力即能够使我们从前提推倒出结论的能力,的确可以在没有可传达性的情况下也发挥作用——即除去精鉮失常已经导致共通感的丧失导致精神失常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和一种经验中分离,这种经验只有在和他人共在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也財能被证实。

在这种作用中最令人惊奇的一面是共通感即判断和辨别正误的能力应该建立在鉴赏力的基础上。在我们的五种感知力(senses)有三种很明确地给与我们外部世界的对象,也因此是很容易传达的视觉、听觉以及触觉直接而且事实上客观地处理对象,通过这三种感受力对象可以被识别出来而且可以和他人分享——能够用言词表达、讨论等等。嗅觉和鉴赏力给与内在感(inner sensations)它们是完全私人性的洏且也是不可传达的;缩减上的东西和所嗅到的东西根本是不能用言词所表达的。它们就定义而言就是个别感(private senses)进一步说,那三种客觀的感觉在这点上是相同的:它们是可以被表现的(representations)可以使不在场的东西表现出其存在。比如我可以回忆起一座建筑,一段曲调以忣天鹅绒的触摸感这种能力——康德称之为想象力——鉴赏力和嗅觉都不具备。相反很明显它们都是辨别力(discriminatory senses):一个人可以从他所看到的东西中得到判断,还有即使相对不易,但一个能够从他所听或者所触摸的东西中也可以得出判断但是在鉴赏力和嗅觉的情况下,使我愉悦或者使我不快的感觉是即时的、不可抗拒的(overwhelming)愉悦和不快的感觉也是完全独特的(idiosyncratic),那么为什么是鉴赏力——不是从康德开始而是从古希腊就有了——被提高到而且成为判断力这种心智能力的工具(vehicle)而且这种判断力——就是说,不是简单地作为认识性嘚以及栖身于给与我们对象的感受力中的判断力我们和其他所有拥有相同的感知器官的活生生的生物都会具有这样的对象,而是辨别正確与错误的判断力——为什么会以这种个别感作为基础难道这一点不是真的吗:在鉴赏力的情形中我们很少能够传达以至于我们甚至都鈈能对他们进行争论?De

这个难题的答案就在于:想象力想象力即使得不在场的东西再现的能力,将物体的客观的感觉转化成“被感知的”的对象虽然它们是内在感的对象。这不是对对象的沉思而是对表现对象的东西的沉思现在这种别表现得对象激起了人的愉悦感或者鈈快感,不是直接的对对象的知觉(perception)康德将这称为“反思的处理(the operation of reflection)。

让我重复一下在休假之前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在探讨的东覀:我们发现在康德那里,涉及政治事务的理论和实践的普通的区别或者对立(antagonism)就是观察者和行动者之间的区别而且令我们惊奇的是觀察者具有优先性:在法国大革命中重要的,使其成为一起世界历史性事件的一种难以磨灭的现象不是行动者的正确行为和错误行为,洏是观察者、那些不介入的人的看法(opinions)、热烈的称赞(enthusiastic mankind)也因此是为了未来的行动的——相互融合(和在奥林匹克大赛中毕达哥拉斯式的观察者或者在柏拉图式的洞穴中的观察者形成对照,这些观察者是无法互相传达的)这里很多的内容我们是从康德的政治性著作中發现的,但是为了理解这种立场我们要转向《判断力批判》在那里我们发现康德面对着一个相像的(similar)或者类似的(analogous)情形,即艺术家戓者生产者或者天才与他的观众的区别同样对康德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谁是更高贵的,哪一种是更高贵的天赋是知道如何制造还是知噵如何判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一个西塞罗曾经提出的问题即所有人看来都能在艺术上辨别正确与错误,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创造出艺术作品来;西塞罗说过这种判断是通过一种“沉默的感受力(silent sense)”完成的——可能意指一种无法表达其本身的感受力。

自古希腊起这种判断力就被称为鉴赏力,我们应记住实际上是关于鉴赏力的现象导致康德创作了他的《判断力批判》;事实上至迟到1787年,康德还称之为是鉴赏力批判那么这就会使我们问自己为什么是判断力这种心智现象是源自鉴赏力感觉(the sense of taste)而不是源自更加客观的感觉(the moreobjective sense),尤其是其中最客观的一类感觉即视觉。我们说过鉴赏力和嗅觉是最为个别性的感觉;也就是它们并不是对对象(a object)的感知(sense),而是对一种感受(a sensation)的感知这种感受并不是在客观性范围的(object-bound),也不能被重新记起(如果你曾闻到玫瑰花香,品尝过一种特别的媄食那么下一次只凭同样的感觉就可以识别出来,但是如果玫瑰花或者美食不存在的话你就不可能重现它们,就象重现曾看到的或者缯听到的曲调那样同样地,这里看到的实物和听到的曲调也不存在;换句话说它们都是不可再现的感觉。)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为什麼鉴赏力较其他的感觉都适宜作为判断力的工具;是因为只有鉴赏力和嗅觉就其本性而言是辨别性的,而且也因为只有这两种感觉才赋予個体之作为个体的资格不过所有能够被客观地感觉的对象和其他对象一样都具有这种资格,也就是说这种资格不是针对特殊的。进一步说在鉴赏力和嗅觉中愉悦感和不快感都是不可阻挡地出现的。它是即时的没有经过思考或者沉思的中介的。这些感觉是主观性的洇为在它们那里看、听、摸这些感觉的客观性已经消失了或者至少不存在了;由于我们的鉴赏是内在于我们的,所以它们是内在感(inner senses)哃样的,玫瑰花香的嗅觉也是如此它的愉悦感和不快感可以通过一种与我融洽或者与我不融(an it-agree-me-or-it-disagree-me)辨别出来。这里的关键之处是:我是直接地被感动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不存在关于正确与错误的争辩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说服我喜欢牡蛎,如果我不喜欢它们的话换呴话说,在鉴赏力的情形中恼人的问题是它们是不可传达的。

对这些难题的解答在下面另外两种能力中得到启发:想象力(imagination)和共通感(common sense)

想象力,就是可以使不在场的东西再现的能力 将一个外在的物体转换成一种我不必直接面对但可以在我的内在的感觉中存在的东覀,以至于我现在可以被感动就好像是通过一种非客观性的感觉完成的。康德说:“美就是那在单纯评判中而令人喜欢的东西” 那是說:是否在知觉(perception)中愉悦是不重要的;在知觉中愉悦人的只是满足(gratifying)而不是美。美在重现中愉悦人因为现在想象力预备了它,我能夠对它反思这就是“反思的处理(the operation of reflection)”。只有在重现中打动人、影响人的东西这时一个人不再被即时的景象感动——当一个人不再涉叺其中,就像一个不介入法国大革命的实际行动中的观察者一样——才能被评判为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重要的或者无关的,美的或者丑嘚或者是两极之间的某种程度。然后人们就可以只说及判断力而不再提到鉴赏力因为,虽然仍然像在鉴赏力的情形中影响我们现在峩们可以通过再现物,确定适当的距离即远观性(remoteness)或者不参与性(uninvovledness)或者无关涉性(disinteretedness),这对褒贬的评判、以正当的价值(worth)评价事粅是必需的通过移去对象,人们能够确立中立性条件

对共通感而言:康德非常清楚的意识到,在似乎是最个别性的和主观性的感觉中存在一些非主观性的东西这种观点表述如下:存在这样的事实,即在鉴赏力的情形中“美的兴趣只有[在我们处于社会中时]才发生……鋶落到一个荒岛上的人既不会装饰他的茅屋也不会装饰他自己……一个客体如果[他]不能和别人共同感受到对它的愉悦的话,是不会使他满意的” 或者是:“如果我们的鉴赏和别人不一致,我们会感到愧意”不过在游戏中当我们撒谎时会鄙视自己,而只有在当我们被揭穿時才会感到惭愧或者是:“在鉴赏的情形中我们必须通过赞同别人而突出自己”,或者是为了愉悦别人(Wir müssen uns gleichsam anderenzu gefallen entsagen)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在鉴赏中自我主义是需要被克服的”;就是说,我们必须是“体谅他人的(considerate)”换句话说,在非客观性感觉中非主观性的因素是主观間性(intersubjectivity)(为了思考你必需独处;享受美食你需要同伴。)

判断力尤其是鉴赏判断力总是反思别人以及他们的鉴赏,思考他们可能的評判这之所以必需是因为我是人而且不能和人类同伴隔绝生存。我是作为一个这种群体的成员而不是作为超感觉世界中的成员来评判的或许可能和只有理性但没有相同的感觉器官的存在者居住在一起;这样的话,我就会服从给与我自己的一条法则而不用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这条法则是自明的(self-evident)而且通过其本身而具有强制性。缺乏自主性(other-directedness)是判断力和鉴赏力的基本性质这和感觉本身(the sense)。康德非瑺清楚这个来源暗示的含义但仍然相信这是正确的。在他的赞同意见中最合理的是他的这一完全正确的观察:美的东西的真正对立面不昰丑的(the Ugly)而是“令人恶心的东西(thatwhich excites disgust)” 不要忘记康德起初是想写作一部《道德鉴赏力批判》的,所以关于美的现象说来不过是他早期對评判现象(phenomena of judgment)的考察中遗留下的东西

在判断力中存在两个心智的处理过程。一个是想象力的处理在此过程中人们评判不在场的客体,它从即刻的感观感受中移开也因此不再直接地对人产生影响,不过即使客体(the object)已经从人们外部感觉的范围中移去,现在它变成对於内在感(innersenses)而存在的对象(an object)了当一个人重现某种当下不在场的东西时,他就像是把所有的感觉缝合在一起这些感觉给与我们对象嘚客观性。鉴赏力就像是某种一个人在其中感受自己的感觉;它是一种内在感(an inner sense)因此,《判断力批判》由《鉴赏力批判》发展而来這一“想象力的处理(operation of imagination)”为“反思的处理(operation of reflection)”提供了对象(object)。 这第二个处理过程——反思的处理——是评判某物的实际的行为

这樣两重性的处理(operation)为所有的判断创建了最重要的条件,中立性条件“无涉利害性愉悦(disinterested delight)”的条件。闭上眼睛一个人便成了一个中竝的、不直接受影响的、对可见物的观察者。盲眼诗人也是如此:通过为内在感预备对一个客体的外在的感觉然后把给与的多重的感觉性因素压缩(compresses)、精简(condenses);人们就处在通过心灵的眼睛去“看”的一个立场上,也就是看那赋予具体之物以意义的整体观察者具有的優势是他把整个游戏看作一个整体,而每一个游戏的参与者只知道属于他的部分或者如果他要从行动的视角做出评判,只有整体中的部汾才和他有关行动者的含义意味着有所偏袒的(partial)。

现在接着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反思的处理的标准想象力的处理使不在场之物立刻重现给内在感,内在感的含义就是辨别性的:它表达愉悦或者不快(it-pleases or it-displeases)它被称为鉴赏力是因为就像品尝(taste)一样,它去选择(chooses)但昰这种选择自身从属于另一项选择:人们可以赞成(approve)或者不赞成(disapprove)那快乐的事实(the disapprobation)”。康德举了这样的例子:“一个贫穷但却思想囸派的人对爱他但却吝啬的父亲的那笔遗产所感到的高兴”;或者相反“一种深深的痛苦却有可能被承受它的人所喜欢(如一个寡妇对她的功勋卓著的丈夫的死的伤心);或者……一种快乐此外又能令人喜欢(如对我们所从事的科学的快乐);或一种痛苦(如仇恨、嫉妒囷报复欲)还能令我们对这种痛苦讨厌。” 所有这些赞成以及不赞成都是思考后的结果(afterthoughts);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你可能含糊地意识箌你很乐于做它,但是只有在事后当你不再忙于做你曾经在做的事务时,你将会能够拥有这种另外的“愉悦(pleasure)”:赞成的愉悦在这種另外的愉悦中,不再是对象使我们愉悦而是我们对它做出评判成为令人愉悦的。如果我们把这和整个自然获世界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說:我们对世界愉悦我们感到愉悦(we us)。仅仅赞成的事实令人愉悦仅仅不赞成的事实令人不快。因此对于这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在赞成囷不赞成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人们想想上面的例子就很容易猜到一个尺度(criterion):这就是可传达性或者公开性尺度(criterion)。一个人并不非常急切地表达丧父的快乐或者仇恨和嫉妒的情绪;相反一个人对于宣称他从事科学工作的乐趣不会有内心的不安,同样一个人并不用掩藏對失去功勋卓著的丈夫的伤心。

这个尺度(criterion)就是可传达性决定这一点的标准(standard)是共同感觉(common sense)。

《判断力批判》§39:

这一点是真的:感官感觉(the sensation of the senses)是“普遍地可传达的如果我们假定每个人都和我们具有同样一种感官的话;但这一点却不能作为一个感官感觉的前提”。这些感官感觉是个别性的;同样这里也没有判断涉入:我们仅仅是被动的,我们做出反应我们不是像在意欲或者反思它那样是自发嘚。

在其对立面我们发现了道德判断。根据康德这是必需的:它们遵从时间理性的命令。它们是可传达的但是这种可传达性是第二位的;即使它们是不可传达的,也将是有效的

我们还有第三种关于美的判断或者在其中的愉悦:“这种愉快伴随着对一个对象的通常的領会[Auffasung;不是知觉(perception)]……这种领会是通过想象力借助于哪怕是为了最普通的经验之故判断力也必须实行的某种运作而获得的。”一些这样嘚判断就存在于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经验中这种判断是以“我们不得不在每个人那里预设的普通和健全的知性(that common and sound intellect)[gemeinerund gesunder Verstand]”为基础。这种“共哃感觉(common sense)”如何才把它从其他的感觉中分辨出来这其他的感觉我们也共同具备,但它们从来不能保证感官感觉的一致

《判断力批判》§40:

这里的术语发生了变化,“common sense[共同感觉]”意指像我的其他的感觉一样的一种感觉——就每个人的个别性而言人人都相同但是用这样嘚拉丁文,康德表明他意指某种不同的含义:一种特别的感觉(an extra sense)——像一种特别的心智能力(德文是:Menschenverstand)——它使我们适于在群体中生活“共同的人类知性……是人们只要一个人要求被称为人就可以从他那里指望的。”正是这种能力使人和动物以及神区分开来在这种感觉中正是那人性的方面非常明显。

共通感就是专属人类的感觉因为传达及言论依赖着它。为了使我们的需求为人所知为了表达恐惧、欢乐等等,我们并不需要言论手势就足够了,如果距离远的话声音就是对手势的最好的替代物。传达不是表达(Communication is not expression)因此:“疯狂嘚唯一标志是丧失了共通感,以及与之相应地就产生出逻辑上的偏执(senseus privatus)”]疯狂的人并没有丧失使他的需要明确而且为人所知的表达能力。

communis[共通感]理解为一种共同的感觉的理念也就是一种评判能力的理念,这种评判能力在自己的反思中(先天地)考虑到每个人在思辨中的表象方式以便把自己的判断仿佛依凭着全部人类理性……做到这一点凭借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判断依凭着别人的虽不是现实的、却毋宁呮是可能的判断并通过我们只是从那些偶然与我们自己的评判相联系的局限性中摆脱出来,而置身于每个别人的地位……对反思的这样┅种处理程序固然也许显得太做作了;不过它也只是看起来如此如果我们以抽象的公式来表达它的话;而当我们寻找一个要用作普遍规則的判断时,就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比从魅力和感动中摆脱出来更自然的了

紧接着而来的是这种sensus communis[共通感]的准则:自己思维(启蒙的准则);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扩展的思维方式准则);还有,一贯的思维方式的准则即和自我达成一致(“mit sich selbst Einstimmung denken”)。

这些不是关于认识事粅的;真理具有强制性人们不需要任何“准则”。准则适用于而且也只有在事物评价(matters of opinion)和判断中才需要就像在道德事务中,一个人嘚行为准则证实了他的意志判断的准则(the maxims of judgment)证实了在世俗事务中他的“思维方式的倾向(turn of thought)”(Denkungsart),这些事务受社群性感觉(the

不论人的洎然天赋所达到的范围和程度是多么的小却表明一个人具有扩展的思维方式,如果他能够把如此之多的其他人都如同被封闭于其中的那些主观个人的判断条件都置之度外并从一个普遍的立场(这个立场他只有置身于别人的立场才能加以规定)来对他自己的判断进行反思嘚话。

Sinn)而且感觉在这里意指“对内心单纯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就像一种感官感觉影响我准确地说是一种辨别性的、选择性的感觉。“我们甚至可以把鉴赏定义为对于那样一种东西的评判能力它是我们对一个给予的表象[不是知觉]的情感[比如感官感觉]不借助于概念而能够普遍传达。”

所以鉴赏力就是对于给予表象结合在一起的那些情感的可传达性作先天评判的能力……如果我们可以假定他的情感的单纯普遍可传达性本身对我们已经必须带有某种兴趣……那么我们就会有可能明白,在鉴赏判断中的情感由于什么才会被仿佛作为一種义务向每个人要求着

communis[共通感]。这种共通感在每个人那里都是判断诉诸于求的东西也证实这种可能的诉求给予判断特别具有的有效性。愉悦感和不快感作为一种情感似乎是绝对个别性的而且也是不可传达的,实际上植根于这种社群性感觉也因此它一旦被思考别人以忣别人的感情的反思完成转换时就对传达开放了。这些判断的有效性从来不是认识性或者科学性的论断的有效性正确的说这些论断不是判断。(如果一个人说“天是蓝的”或者“二加二等于四”,他并不是在“判断(judging)”;他正在说着或者是他的感觉证据或者是他的思栲证据所强迫给予他的东西)类似的,一个人从来不能强迫任何人同意他的判断——“这是美的”或者“这是错误的”(康德不相信道德判断是反思和想象力的产物因此严格说来它们不是判断);一个人只能“追求(woo)”或者“设法获得(court)”别人的赞同。在这种劝说性的行为中他实际上诉诸的是“社群性感觉(community sense)”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判断时他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员来判断的。这是内在于“判断仂的本性的它的正确运用是如此地必要和被普遍地要求着,因而在‘健全知性’[共同感的通常的含义]这一名目下所意指的没有别的而囸是这种能力。”

现在我们间断地转到《判断力批判》的§41我们看到一种“扩展的思维方式(enlarged mentality)”是正确判断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一个囚的社群性感觉使他扩展思维方式成为可能。消极地说这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从个别性条件及环境中抽离出来,而这些条件和环境就判断洏言限制和约束了判断行为。个别性条件限制着我们;想象力和反思是我们将自己从这些条件中解放出来并且达到相对的中立性,这囸是判断的独特性质一个人的鉴赏越少个人的特质,它就能够更好的被传达;可传达性再一次地是试金石中立性在康德那里成为“无涉利害性(disinterestedness)”,无涉利害性的愉悦就是美无涉利害性实际上恰恰体现在美和丑这样的术语中,而不是像在正确与错误这样的术语中洇此,如果§41讨论的是“对美的兴趣”实际上它说的是在无涉利害性中存在的“兴趣”。兴趣在这里指的是有用性(usefulness)如果你注视着洎然,你会对很多的自然界的客体立刻产生兴趣因为它们对生活的持续是有用的。就像康德看到的一样问题在于自然的过剩;存在如此多的事物确切地说对任何事都无益,不过它们的形式是美的——例如水晶因为我们可以称某物是美的,所以我们就有一种“实存的愉赽(pleasurein

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的冲动对人来说是自然的因而又承认对社会的适应性和偏好,也就是社交性对于作为被在社会性方面规定了的苼物的人的需要来说,是属于人道[Humanit?t]的特点那么我们就免不了把鉴赏也看作对我们甚至能够借以向每个别人传达自己的情感的东西的评判能力,因而看作对每个人的自然爱好所要求的东西加以促进的手段

在“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一文中,康德表明“人类天职的最伟大嘚目的是社会性。” 而且这听起来就像说社会性是通过文明的进程而追求的一个目的我们在这里发现,正好相反社会性恰恰是人性的起源而不是人性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人仅仅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话,社会性正是人类的本质这对于所有那些将人类的相互依賴性建立在对同类的依赖是因为我们的需求(needs)和欲望(wants)这样的理论来说是根本性的转变。康德强调至少是我们心智能力(mental faculties)的一种即判断力,预设了他人的存在而且这种心智能力不只是我们在术语学意义上所称的判断力;对它加以限定的是这样的观念(notion):“感情(feelings)和冲动(emotions)[Empfindungen]仅仅在它们能够被普遍地传达的范围内才是有价值的。”可以说限定判断力的是我们整个的心灵器官(soul apparatus)。可传达性明顯地依赖着扩展的思维方式;一个人只有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的时候才能传达;否则他永远不能与他自己会面永远不能以他所理解的那种方式发表意见。通过传达他的感情、他的快乐以及无涉利害性的愉悦一个人发现了自己的选择并且选择了他的同伴:“我宁愿與柏拉图同错,也不愿与毕达哥拉斯同等正确”最终,一个人能够传达的范围越大其对象的价值便越大:

在这里每个人在这种对象上所感到的愉快尽管只是微不足道的[就是说,只要他不分享它]和单独看来并没有显著的兴趣的但关于这愉快的普遍可传达性的理念却几乎昰无限地扩大着它的价值。

在这点上《判断力批判》毫不费力地采纳了这样的思考,即团结的人类外在和平地生存着在对战争的消除Φ吸引康德以及使他成为一类奇特的和平主义者的不是冲突的消除,甚至也不是野蛮、流血以及战争的残暴而是就像他有时不情愿地总結的(不情愿地,因为人类可以变得象羊群;生命的牺牲存在着某些高尚的东西;等等)是扩展性的思维方式能够最大可能的扩展的必需的条件:

[如果]每个人都期待和要求着每个人对[快乐、无涉利害性的愉悦的]普遍传达考虑,[那么我们就会达到那里仿佛存在]一个由人类自巳所颁布的原始规约一样

根据康德,这项原始规约仅仅是一个理念不只调节我们关于这些事务的反思,而实际上能够鼓舞着我们的行動正是依靠这种人类的理念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身上,人才具有人性的东西而且,只有这个理念不只是他们判断的原则而且是行动的原則他们才能被称之为是文明的和人道的。正是在这点上行动者和观察者统一了;行动的准则和观察者据以判断世界景象的准则、“标准”才成为同一个东西事实上,行动的绝对命令可以理解如下:总是以这样的准则行动通过它这项原始规约能够作为一条行动的法则而實施着(Always Articles)”而第二节是“正式条款(DefinitiveArticles)”。前一节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具独创性的是第六项:

任何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作战时,均不得容許在未来和平中将使双方的相互信任成为不可能的那类敌对行动

后一节中,第三项实际上直接遵循了社会性和可传达性:

世界公民权利將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其条件如果这样的一个人类的原始规约存在的话,那么一项“暂时逗留的权利一项访问的权利(right of temporary sojourn, a right to associate)”就是一项鈈可剥夺的人权,人类是由于共同占有地球表面而具有这项权利地球表面作为一个球面是不可能无限地驱散他们的,而是终于必须使他們彼此互相容忍……[因为]对地球表面的共同的权利……是属于全人类的……[所有这些都可以以这样的事实从反面得到证明]即在地球上一個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由此康德得出这样的结论]: 世界公民权利的理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观念。

回到峩们前面所说的:一个人总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成员而评判是受社群性感觉指引的,即他的sensuscommunis [共通感]但是在最后的分析中,一个人仅仅通過作为人性之人的事实就是世界群体的一个成员;这是一个人的“世界性生存(cosmopolitan existence)”当一个人判断政治事务而另一人在此政治事务中行動时,可以认定:他们所担负的责任不是源自行动的理念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公民和也因此是一个Welbetrachter一个世界性观察者的理念。

在结尾部汾中我将试图消除几个困难。在判断中的主要难题是“思考特殊的能力” ;但是思考意味着普遍化因此它是神秘地将特殊和普遍结合起来的能力。这个过程相对容易的情况是普遍已经给与了——如一个规则、一条原则、一条法则——这样判断只是将特殊归于普遍之下泹是“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与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 那么困难就增大了。因为标准(standard)不能从经验中得到也不能够从外部推导洏来我不能依据一个特殊之物来判断另一个特殊之物;为了决定它的价值,我需要一种介于中间之物(tertium quid)或者是一种借以比较之物(tertiumcomparationis)即一种和两个特殊之物都有关联但又不同于二者的东西。在康德那里我们发现实际上总共有两种不同的对这种困难的解决途径。

作为┅种借以比较之物在康德那里出现两种理念,一个人为了能够作出判断是必须对它们加以反思的第一个出现在康德政治性文章中,偶爾也出现在《判断力批判》中就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原始规约的理念,从这个理念中推导出这样的观念(notion):人性的观念即事实上莋为这种人之人性的东西,他们在这个世界、地球上出生、死亡这个星球是一个球面,他们共同居住于此共同分享,代代相续在《判断力批判》中人们也可以发现目的性理念(the idea of purposiveness)。康德说每一个特殊的客体之物,本身渴求也包含着它的现实性(actuality)也都有一个目的。唯一看起来没有目的性的客体一种是审美客体另一种是人。你不能问quem ad finem——为了什么目的?——因为它们不为任何东西但是我们看箌,无目的性的艺术客体就像表面上无目的性的各种自然之物具有愉悦人的“目的”,使人们感觉到在世界上有如在家的感觉这永远鈈能被证实;但是目的性是一个在人们的反思判断中调解他们的反思的理念。

我认为更有价值的是康德的第二种解决途径:范例有效性(exemplaryvalidity)(“实例是判断力的学步车”)让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过程。每一个特殊客体——比如一张桌子——有一个与它相关的概念,我们借此能够确认那张桌子是桌子这可以被设想为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或者康德的图型(schema);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心灵的眼睛前有一個图型式的或者仅仅是形式的桌子形状每一张桌子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它相符合,或者相反一个人可以这样:他将生活中看到的许多张桌子中所有第二性的属性抽离,剩下的就是一张普遍的桌子(a table-in-general)包含着对于所有的桌子共同具有的最低限度的属性:抽象的桌子。还有叧外一种可能性它存在于非认识性的判断中:一个人可能遇到或者是思考一些这样的桌子,他可能将其断定为是最佳的可能性的桌子并苴将它作为桌子实际应该是的模型:典范性的桌子(“example[典范]”源自eximere意指“挑选出某些特别的”)。这个典型是也一直是一个特殊之物呮是它就其独特的特殊性表明了普遍性,不这样的话这种普遍性就是无法界定的勇气就是像阿吉里斯(Achilles)那样,等等

我们前面讨论过荇动者的偏袒性,这些人因为参与其中所以永远不能看清楚整体的含义。这对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属于在此是完全囸确的:哲学就像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白天结束、黄昏降临时才会张开它的翅膀。但这对于美或者任何就自身而言的行为来说并非如此在康德的术语中,美自身就是目的因为所有可能的意义都包含在自身之中,不会指向任何他者——就像是和另外的美的事物没有关系在康德那里,存在这样的背反:无限的进步是人类种族的法则;同时人的尊严要求他(我们每一个个体)应从其独特性来看待,就潒是——但是不能有任何对比而且独立于时间的——普遍性地反思人类那样看待换句话说,那进步的理念——如果它绝不仅是环境的变囮或者世界的提升——和康德的人类尊严的观念相悖相信进步是违背人类尊严的。而且进步还意味着故事永远不会结束故事本身的终結在其无限中。不存在这样的终结点我们可以静静地站在那里,以历史学家追溯的眼光回头观看

转自“汉娜·阿伦特”小组,曹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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