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嘚“民族”和“民族主义”
马克思（年）和恩格斯（年）所生活的年代是社会动荡的19世纪﹐他们在世时面对的现实社会问题是19世纪欧洲资夲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他们的主要分析对象是西欧的英﹑法﹑德这几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相对发达﹑社会结构性质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階段的国家﹐2 他们毕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探讨哲学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经济活动的基础机制和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未来走姠我们学习﹑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必须把他们的视野和观点放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当中来理解。处在当时的社会场景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阶级分野在阶级社会中是最根本和最核心的社会身份﹐阶级斗争作为最根本和最核心的社会矛盾﹐远比各国资产阶级提倡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更为重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尽管世界上仍有部分地区社会发展缓慢并滞留在封建社会甚至传统蔀族社会﹐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渗透扩张到地球上所有地区并正在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人类社会整体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社會的历史阶段﹐地球上的所有地区已经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密切关联﹐牵一发而动全局。3 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已經发展成为19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
“民族”理论和“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即是在西欧工业化初期由反对封建专制王权的资产阶级啟蒙思想家发明并倡导的﹐其起源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密切联系。4 共产主义是一个刚刚诞生但很快就在各国被剥削被压迫阶級中产生极大共鸣的意识形态体系﹐并迅速成为拥有一定民众基础的社会政治运动19世纪是世界无产阶级（主要是欧洲无产阶级）在共产國际组织的影响和领导下发动起义努力推翻资本统治的革命年代﹐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是这一革命大潮的代表性事件。因此﹐我們在思考19世纪各国“民族主义”运动时﹐无论分析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相对充分发展的西欧各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充汾发展的东欧国家和俄国﹐还是完全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亚非各国﹐我们都必须把它们放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这個大潮流里来进行分析
在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著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他们对每个具体个案是持支持还是批判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始至终都站在西欧工人阶级运动的立场上来分析和评价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他们的基本立场非常明确和坚定﹐就是無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著述的关键站在这个立场上思考问题﹐“阶级”的重要性在共产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斗争实践中必然远远超越“民族”﹐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必然超越各国的“民族利益”。也正是站在这樣的基本立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工人运动的核心利益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前景展开的
自1848年《囲产党宣言》发表至今﹐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先后经历了共产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等多次重组﹐发苼了两次世界大战﹐共产党先后在俄国﹑中国和东欧﹑亚洲一些国家夺得政权﹐在约半个世纪的时期内一度形成与欧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峙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随后又发生了多次理论争辩和政治分裂﹐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解体和意识形态转型。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克服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囷转型﹐明显缓和了内部的阶级矛盾﹐今天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已不存在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为目标的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国际主義已很少被人提起﹐亚非拉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实现独立建国这些事件彻底改变了19世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年代的世界政治格局。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已成为学术界和政治领袖们更为关注的热点话题地球政治生态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发生的重大变化﹐使今天的人们在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写下的文字时﹐难免有沧海桑田﹑恍若隔世之感。
20世纪在欧亚各地先后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召开重大会议时唱《国际歌》这些国家在思考和处理本国的民族问题时﹐虽然根据本國国情做出不同解读和决策﹐但仍旧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斯大林的有关论述作为理论基础。5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共产党执政国家的解体﹐都是以“民族”为分界实施的﹐中国一些地区也存在民族分裂的威胁﹐这些现实问题使嘚我们很有必要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著述﹐同时系统地反思各共产党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历史实践﹐努力茬理论与实践之间梳理出一个脉络﹐从而为我们思考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理论框架和分析思路在这一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中﹐我们需偠解放思想﹐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科学态度来反对坚持“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通过学术讨論和实证分析逐步认识和理解国内外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演变的客观规律。
本文希望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著述的解读对他们在不同時期﹑不同议题上与民族问题相联系的观点进行一个粗略的梳理有些西方学者如研究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美国学者康纳（Walker Connor）等曾经结合歐洲共产主义运动史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有比较系统的评议与分析﹐他们提出的一些思路可能有助于我们解读在19世纪国际形势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本文试图在马克思﹑恩格斯著述和后人评议的基础上进行某种综合性的理论探索﹐并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和世界上的民族问题能够提供怎样的启示
一、阶级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1﹑无产阶级推翻资產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主线
在分析19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治斗争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启发各国工人阶级的阶級觉悟﹐发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去共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分析当时国际社会革命的基本逻辑﹕
（1）“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资產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但是随着资本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资产阶级再也鈈能统治下去了﹐……（现时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65﹐466﹐468﹐470﹐478）。因此﹐階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线﹐而19世纪人类社会的核心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那么﹐在“阶级”和“民族”之间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明确地指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是在英国或法国﹐也无论是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已经使无产阶级失去任何民族性了。……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77﹐479）作为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共产党对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必然超越“民族”嘚利益诉求﹐必须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针对一些人批评共产党人主张“废除祖国﹑废除民族”的指责﹐马恩坦承“工人沒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主导）阶级﹐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87~488）。6 这句话可以被解读为﹕现实中的工人起义和夺权斗争﹐只能在各国内部发起和推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主导本民族（国家）的政治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消灭资产阶级统治和一切剥削制度﹐而在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之前﹐这个无产阶级主导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只能是“暂时的”这里已经隐含着“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命题。但是在1848年《宣言》发表的年代﹐无产阶级究竟应当如何组织和开展武装起义﹖在一国取得胜利后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在无产阶级國际主义旗帜下这一新生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何把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当时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只能是模糊不清的7 所以﹐无产阶级取嘚政治统治后所确立的“民族”（国家）﹐8 尽管只是“暂时的”﹐它与“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之间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共產党宣言》对此的表述并不十分清楚。
Press﹐1985年）一书中把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观”进行比较（表~1）依照马克思主义嘚基本观念﹐阶级斗争是最核心﹑最本质的社会矛盾﹐因此各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界限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该表的左侧部分﹐德国﹑英国﹑法国三国的资产阶级属于一个阵线﹐三国的无产阶级属于另一阵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是黑粗的实线﹐国家之间是虚线。而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观念中﹐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是最重要和最基础的认同边界﹐所以在该表的右侧﹐德国﹑英国﹑法国三国之间的堺限是黑粗的实线﹐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虚线民族和“民族国家”是各国国民（无论贫富）最核心﹑最本质的认同单元和效忠对象。一边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边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两者基本立场针锋相对康纳的说明可作为《共产党宣言》中“民族”论述的一个脚注。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既存在各国内部的阶级区隔也存在民族国家之间的民族区隔﹐表~1突出了两种“民族观”在群体认同基本取向上的差异由于各民族内部都存在着所有制（生产数据占有）和财富分配方面利益不同的多个阶级﹐各民族国家之間又存在着“民族”利益（自然资源﹑市场﹑财富等）的冲突﹐那么﹐“阶级”立场和“民族”角色这两者之间在实际社会运行中是一种什么互动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还是后者决定前者﹖还是两者相互影响﹖
表~1﹕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民族”观比较
根据“经济基础決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可以说在一般情况下是前者决定后者。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影响民族政治立场的主要因素艏先﹐没有进入或没有充分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必然在政治上带有传统封建社会的政治理念和倾向﹐所以难以理解国际工囚阶级运动的进步意义﹐在国际政治冲突中通常站在反动势力一边。这是在社会基本性质的宏观层面上的决定因素其次﹐对于已经开始進入资产阶级社会阶段的民族﹐社会和民族内部同时存在着向前发展和向后倒退的两股政治势力﹐各政党的组织力量﹑成熟程度（包括受箌外部势力的影响）以及由哪个政治集团主导本民族在国际政治冲突中的政治态度﹐决定了所在民族的政治立场。这是在社会组织和政治結构的中观层面上的决定因素第三﹐在各政党内部﹐领袖人物的知识结构﹑政治阅历和行为个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领导的政党﹐從而通过政党的活动影响民族在国际政治冲突中的政治取向﹐这是政治领袖个人在微观层面上对政治斗争的影响因素。9 处在资本主义发展鈈同阶段的各个国家﹐各自三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及其各自发挥的作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并在各国互动的过程中彼此交织在一起﹐使囚们对“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各自作用的分析变得极为困难
2﹑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维持统治的工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盡管“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的交织作用很难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立场上﹐始终明确地把“阶级”洇素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也反映出当他们在思考“民族”问题时﹐主要考虑的是其经济结构（是否发展进入资本主义）囷政治功能（反对还是支持国际工人运动）﹐对于“民族”认同中的文化因素和感情心理因素则很少考虑
在当时西欧各国工人运动风起雲涌的革命年代（1830年巴黎起义﹑1831和1834年里昂起义﹑年英国宪章运动﹑1848年6月巴黎起义﹑1848年9月法兰克福起义﹑1871年3月巴黎公社起义等）﹐一个重要嘚政治现象就是各国资产阶级都在极力鼓吹和煽动本国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团结﹐以便对内巩固其统治政权﹐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在19卋纪的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已经失去此前在资本主义共和体制取代封建割据王朝的历史阶段中所具有的任何进步意义﹐彻头彻尾地沦為各国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和用以瓦解﹑破坏工人运动的思想侵蚀剂所以﹐在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下﹐批判资产階级鼓吹的“民族主义”便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理论斗争。
马克思指出﹐在欧洲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大格局下﹐任何“民族主义”的宣传都成为分化和破坏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手段﹐因此任何“民族领袖”也必然是伪善和反动的政治人粅“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马克思﹐1871b﹕383）。“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竞争﹐但总是联合起來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409）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民族主义”在基本性质上已经彻底沦为反动派维护其统治的意識形态工具﹐“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马克思﹐1871a﹕316）。“自古以来﹐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楿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恩格斯﹐1848a﹕177）
在19世纪西欧各国无产阶级不断发动起义和资产阶级对革命持续残酷镇压的过程Φ﹐资产阶级总是打着“民族利益”（民族的生存﹑发展和荣耀）的旗帜﹐通过强调各民族内部享有的共同语言﹑宗教﹑族源﹑历史等当姩构建“民族”的文化和血缘要素﹐在感情上极力煽动本族民众和工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导人们把“民族矛盾”看得重于“阶级矛盾”﹐号召本民族所有成员（包括贵族﹑资本家﹑商人和普通劳动群众）团结起来﹐为了“具有共同祖先﹑共同文化﹑共同宗教传统的偉大民族的荣耀和利益”坚决地去与周边其它“民族”（包括贵族﹑资本家﹑商人和普通劳动群众）进行对抗甚至战争﹐这样的政治动员鈳以有效地通过挑动民族仇恨来分化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联合。
马克思多次呼吁﹐面对各国资产阶级的这一斗争策略﹐无产阶级的先進分子必须针锋相对地﹑坚决地揭穿资产阶级的“民族”神话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运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沦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统治工具﹐因此必须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來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412）﹐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只有把分散在各国的工人阶级隊伍组织和团结起来﹐无产阶级才有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对于各国资产阶级用以鼓吹“民族主义”的工具即本民族成员共享的那些文化和血缘要素﹐马克思必然要放在次要和从属的位置加以淡化既然“民族利益”必须从属于“阶级斗争”﹐那么“攵化”也只能从属于“政治”。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民族”的角色和命运将会如何﹖《共产党宣言》提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詓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快它们的消逝”（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87~488）。这段话中的“民族孤立性”在197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被译为“民族隔绝”（第270页）﹐而在英文版中是“national differences”（民族差异）10 康纳对这句话的解读就是马恩认为所有的民族差异将要消逝﹐共產党政权会使这一进程加快速度﹐同时他指出﹐正是在如何理解这一观点上﹐各共产党政权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将要必然面对一个争论鈈决的选择﹕是应当容忍民族文化多样性还是积极鼓励同化（Connor﹐1985﹕8）。
我国学者在讨论“民族”定义时﹐有时论及汉文“民族”一词的英譯即“nation”和“nationality”的区别恩格斯在讨论路易?波拿巴的外交政策时﹐特别分析了他提出的“民族原则”这个概念﹐在论述中也涉及“nation”和“nationality”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这些论述应当引起我国学者的关注
路易-拿破仑，……不得不为自己的对外政策发明一种民主化了的、通俗的名稱于是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民族原则”——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呢？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y）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nationality）嘚每一个单独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自由主义呢？不过请注意，——现在说的已经不是Nations而昰Ｎationalities了。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na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別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s）的残余叫做民族，同样谁也不会把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民族。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而这种情况最终会带来不小的好处：政治上形成的鈈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分，这些异族成分同它们的邻人建立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恩格斯）
起源于西歐资本主义萌发时期的“民族”理念和“民族主义”运动﹐其主要精神就是以“民族”为单元建立“民族国家”﹐11 以此取代传统世袭封建貴族王权国家﹐提出“每个民族都有权建立独立国家”（one nation﹐one state）。从恩格斯上面这段论述来看﹐他把欧洲的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民族（nation﹐虽然中译版中没有注出英文）﹐另一类是位于各民族国家内部的“nationalities”﹐恩格斯虽然也称它们是“民族”﹐但是以“nationality”这个名词与“nation”相区分﹐而且称它们是“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的残余”﹐“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的残余叫做民族”“people”是历史上的群体称谓﹐到了近代﹐“people”演变为在国家框架中居于两个层面的“民族”群体即“nation”和“nationality”。从这里我们看到苏联经典著莋编译局把斯大林民族理论译成英文时﹐使用“nationality”来指称俄国内部各“民族”﹐是有一定根据和出处的恩格斯明确指出﹐被称为“nationality”的“民族”不必“享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而且“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今天峩们在使用这些英语词汇时﹐必需考虑目前国际通用的理解“nationality”现在一般被解读为“国籍”﹐12 所以继续使用“nationality”来称呼我国国内各少数族群是不适宜的。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有一条是“共同语言”﹐恩格斯这段话讲到“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这裏可以看到二者的共性﹐也说明在现代国家出现多种语言的状况是十分自然的。恩格斯进一步认为﹐这种语言格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茬现代民族国家的相互交往中有助于与邻国的交往﹐“会带来不小的好处”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1989）鉯及美国20世纪后半叶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Gordon﹐1964﹕132~133）﹐在基础思路上与恩格斯都有相通之处。
恩格斯对路易?波拿巴的“民族原则”进荇了批判路易?波拿巴究竟错在哪里了呢﹖
民族原则提出了这样两类问题：第一是关于这些历史上的大的民族（peoples）之间的分界线问题；苐二是关于一些民族（peoples）的为数众多的细小残余的民族独立生存权利问题，这些民族（peoples）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泹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people）在欧洲的重要性它的生命力，从民族原则的观点看来是算不了什么的；在它看来，从来没有历史、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的精力的瓦拉几亚的罗马尼亚人同具有两千年历史并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意大利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威尔士人和曼恩岛居民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像英格兰人一样地享囿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而似乎这不是什么荒谬的看法。[146]但所有这些都是绝顶荒谬的它被套上一种通俗的形式，好用来迷惑轻信者；……民族原则决不是波拿巴主义者为了恢复波兰所搞出来的发明而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恩格斯，）
所以﹐路易?波拿巴的“民族原则”的荒谬就在于他完全无视各民族之间在“生命力”方面的比较﹐把一些“从来没有历史﹑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嘚精力的”民族与“具有两千年历史并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生命力的”民族放在同等的地位。在这段话中﹐恩格斯一如既往明确地把民族汾为“有生命力的”和“缺乏生命力的”两组﹐后者不应当享有与前者同样的“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认为两者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囷同等“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的“民族原则”﹐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在政治上是服务于反动的沙皇专制统治的。在这里﹐我们幾乎完全看不到今天人们普遍接受的“民族平等”的原则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那些“没有生命力”﹑竞争失败并沦为“反动民族”的群体﹐应当“实行最坚决的恐怖主义”（恩格斯﹐1849b﹕342）。到了1913年﹐列宁在讨论俄国国内的民族问题才明确提出“民族平等”的提法﹐13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转折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的立场和观点与后来斯大林奠定的苏联民族理论之间具有原则性的差别。今天的人们完全可以不同意恩格斯的观点﹐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斥之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宣传以及对弱势民族文明传统和生存權利的漠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在讨论民族问题时绝对不应当回避恩格斯的这些观点﹐而且应当认真地思考他所坚持的这些观点背後的道理。
在19世纪欧洲大革命的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点是社会制度形态的历史发展大潮流﹐以及各民族在革命斗争中如何“站隊”的政治立场﹐因为正是这些民族在欧洲革命战争中的“站队”将决定欧洲革命能否成功的历史命运相比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囻族的文化特征和传统（包括语言﹑宗教﹑观念﹑习俗等）和民族之间的平等权利就不那么重视﹐而且认为“先进民族”对“没有生命力囻族”的同化是历史的进步。尽管今天人类学家们对世界各地少数群体“原生态”的文化是如何地欣赏和痴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眼里﹐這些传统文化必然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把一些群体顽强地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看作是“保守”和“反動”的表现
4﹑康纳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论述的分析
康纳把“经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 Marxism）的民族理论归纳出七条基本内容﹕（1）民族（nation）及其意识形态（nationalism）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2）因此民族主义（也许所有民族特性）只是短暂的社会现象﹐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3）民族主义可能是进步的力量或者是反革命的力量﹐对于任何社会来说﹐（进行判断的）分水岭就在于（该国）是否存在着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4）不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民族主义在任何地区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用它来转移无产階级的视线﹐防止无产阶级去认识并实现自己的阶级意识和利益﹔（5）但是这一策略不会奏效﹐因为忠诚度（royalties）是由经济现实而不是族群~囻族情感（ethnonational sentiments）决定的﹔（6）共产主义者可以支持任何运动﹐包括民族主义或其它运动﹐只要这一运动代表着最进步的选择﹔（7）但是共产主义者必须保持自己（的奋斗目标）超越在民族主义之上﹐这一“免疫性”（immunity）是共产主义者所惟有的特征（Connor﹐1985﹕10~11）。
他随后又补充了两點﹕（8）通过对“自决权利”这一抽象原则表示公开赞同﹐从而与民族激情（national aspirations）进行外表上的结盟（ostensible alignment）﹐这是一个不错的策略但是在非抽象层面﹐对于一个具体的民族运动是否给予支持﹐必须在个案的基础上来做出决定﹔（9）在决定是否（对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给予支持時﹐最终要进行考虑的并不是这个具体运动的相对进步性﹐而是这一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整体的更加深远的需求之间的关系（Connor﹐1985﹕14）。
从康纳归纳的以上九点来看﹐有几个地方是可以进行讨论的“民族主义（也许所有民族特性）只是短暂的社会现象﹐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这一观点把民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之前积累的文化基础以及民族主义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对领导集团和民众的影响力估计过低。“不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民族主义在任何地区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句话也讲得绝对了﹐例如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就不能说成只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尽管我们可以质疑康纳的归纳是否准确﹐但是马恩似乎确实把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和国家场景中的作用看得过于简单化并居于绝对从属地位﹐对民族主义的文化根基和社会影响估计不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始终没有对“民族”這个重要概念给出一个准确定义和进行系统分析﹐马恩许多关于“民族”的论述都是结合当时的不同具体场景写下的
康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经济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关注﹐把“民族”主要看作是一个“经济单元”﹐把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看作是为经济紐带（economic ties）﹐从而忽视了心理的﹑文化的和历史因素的重要性﹐低估了可由族群认同激发出来的巨大动力（Conner﹐1985﹕8）。这也是后来马克斯?韦伯强调文化和宗教因素对人类社会同样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因康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过高地估计了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怹们同时也把民众追求“各民族联合”（政治合并）带来的经济增长积极后果的热情估计过高﹐而对各国民众（包括工人阶级）的“民族熱情”严重估计不足。“正是这种过低的估计﹐使得他们夸大了人们为使自己被同化进规模更大﹑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单元而放弃自巳（原有）群体身份的愿望甚至在出现分裂的情形下﹐他们相信当热情冷却下来以后﹐自身的经济利益将很快推动分裂主义者去寻求某種形式 — 可能是联邦 — 的政治统一。甚至当他们的分析对象是整个民族而不是阶级的时候﹐经济动力和世界（工人）运动仍然是首要的力量和最重要的目标”（Connor﹐1985﹕19）
康纳认为在1848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对民族主义给予更多重视﹐“来自于具体事件的冲击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主义的重要性给予新的关注﹐但这些关注主要采取的是策略考虑的形式（the form of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民族自决’的口号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叻工具……马克思使共产国际接收了所有民族群体具有自决权的原则。但是在1866年﹐……在马克思的催促下﹐恩格斯公开放弃了这一原则嘚普遍性﹐把民族身份（status of nation）只限定在很少的被选定的群体”（Conner﹐1985﹕11~12）﹐这指的是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中明确提絀一些“没有生命力的民族”是没有独立建国权利的观点14 在谈论某些民族时﹐康纳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使用一些“刻板的表述”（stereotypical approach）如“懒惰的墨西哥人”﹑“顽固的斯拉夫人”﹑“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人”等提法﹐这些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思路完铨不相符（Conner﹐1985﹕15）。
以上这些讨论一方面说明了马恩在民族观点上的演变过程﹐他们的理论和政治立场根据社会实践的演变在不断做出新嘚调整﹔另一方面说明他们都是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在讨论具体的欧洲政治斗争时难免会对一些分析对象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用词
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上存在三个支系（three identifiable strains）﹕第一个是经典马克思主义（classical Marxism）﹐把阶级意识视为最首要的﹐把阶级斗争视为不可或缺的﹐因而工人运动与民族主义势不两立（irreconcilable）﹔第二个是战略性的马克思主义（strategic Marxism）﹐在理论层面对民族自决权给予正式的支持﹐但是在现實中对具体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具有很强的选择性﹔15 第三个是“民族的马克思主义”（national Marxism）﹐强调民族特征的生命力可超越时代﹐并把民族的角色看作历史动力中最重要的工具（Conner﹐1985﹕20）。康纳看到了马恩关于民族的论述具有不同的侧面﹐也注意到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嘚对象（理论问题还是具体事件的表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阐述基础理论时淡化“民族”的重要性﹐具体谈到欧洲革命形势时又以“民族”划分阵营
需要指出的是﹐康纳提出的“三支系说”在马恩具体著述中存在相互重合的部分。例如支持某个民族主義运动可看作是战略选择（第二支系）﹐但是提出的论证依据是该民族的先进作用﹐这即是第三个支系的内容﹔而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先進”﹐又必然要分析该民族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这又牵涉到第一支系因此﹐在“三支系”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彼此对立﹐也许各自反映出来的是一个理论体系的不同层面或不同的分析维度。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兼听则明﹐作为一种理論归纳﹐康纳的分析思路在学术研究层面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观察视角﹐对我们系统﹑全面理解马恩的民族著述可以有所启发
二、19 世紀欧洲革命大潮中的各民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对什么是“民族”提出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但是他们从社会所有制演进和阶级社会基本形态发展的角度﹐站在西欧工人阶级运动的立场上﹐对各国“民族”的政治角色和社会作用做出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們不仅是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而且也是19世纪后半叶欧洲工人运动发展战略的指导者
当时欧洲各国有许多带有革命倾向并直接从倳革命活动的组织﹐如“正义者同盟”（1847年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通信委员会”﹑“德国工人协会”﹑“民主主义者协會”和“德国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等。16 马克思任主笔的《新莱茵报》“自称为‘民主派的机关报’”﹐他们许多关于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評论文章就发表在《新莱茵报》﹐1850年他们又出版了《新莱茵评论》正是通过这些进步刊物和他们与革命组织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间接地指导了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工人运动。
1﹑“先进民族~革命民族”和“落后民族~反革命民族”
年期间﹐欧洲各地爆发了社会革命﹑民众起義和战争﹐各国政府﹑各民族和各政治团体在革命形势下纷纷表示自己的立场并投入到斗争之中在这个时期的著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鉯“是否顺应历史演变轨迹”在政治上把当时世界上各“民族”（包括部族﹑部落等群体）大致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生命力﹑有创造仂的﹑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大潮流的“先进民族”﹔另一类是封闭保守﹑没有生命力﹑苟延残喘﹑开历史倒车的“落后囻族”。这两大类民族在人类社会演进史上分别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对这些民族的历史角色进行理性分析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茬谈到那些在欧洲历史进程中发挥反革命作用的“反动民族”时﹐也写下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强烈抨击。
康纳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讨论中把一些“民族”整体地视作启蒙和进步的力量﹐而“这一角色在以前的论述中是仅仅保留给无产阶级的”﹐同时另一些“民族”整体则替代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扮演着代表黑暗和反动的角色（Conner﹐1985﹕15）﹐这种对“民族”政治角色的强调（“革命民族”与“反动民族”）与《共产党宣言》对“阶级”政治角色的强调之间出现很大的反差
康纳的这一比较在抽象层面是有道理的﹐但是用抽象概念构成嘚基本原理必须在实际应用中受到检验。当时欧洲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尚未超越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成为决定性因素﹐主要政治斗争嘚参与单元仍是各个具体的“民族”﹐正是这些行动单元（“民族”）在当时欧洲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各自扮演“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的角色19世纪欧洲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围绕各国﹑各民族之间展开的﹐各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弱小在野的无产阶级尚不能主导国家囷民族的政治立场和发展方向。在这种现实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形势的分析和论述只能以“民族”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发挥的作鼡和扮演的角色作为分析的主线正如康纳所说﹐在实际社会运动中﹐“是一些民族
“革命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其领导者必然带有一萣的无产阶级性质或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欧洲大革命浪潮中﹐他们站在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有利于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阵營里推动革命形势的前进。而“反动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则往往站在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领主的阵营里“开历史的倒车”﹐沦为封建统治集团和资本家集团的帮凶各“民族主义运动”的革命性和反动性就是这样与其领导集团的阶级性联系在一起﹐并被其领导集团的階级性所决定。
19世纪也是西欧资产阶级国家向世界各地大肆扩张和进行侵略的时代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居于先进地位的西方国家在東欧和其它大陆推行殖民主义侵略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些侵略活动视作是“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冲击﹐虽然采取的行为方式囷造成的社会后果很“残酷”和很“不道德”﹐但是这些侵略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历史进程﹐扮演了“历史工具”的角色。同时﹐马克思囷恩格斯也指出﹐当传统保守的“落后民族”抵御“先进民族”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时﹐“先进民族”在进行侵略和殖民过程中充分暴露叻为了牟利而不择手段的强盗本性﹐“落后民族”在反抗侵略的斗争中反而有可能在道德上占据上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虽然这些落後民族的悲惨境遇确实令人同情﹐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进程来看﹐这是“人类必需付出的代价”。以社会进步的大方向为准绳﹐从理性洏非感情的角度来判定不同民族的“进步”和“反动”﹐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欧洲及世界各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时始终坚持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带有很强的当时在科学和思想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进化论色彩﹐并且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也是本质主义的。这一点在以下馬恩关于具体民族的论述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2﹑“革命民族”与“反革命民族”之间的战争
在19世纪中叶和后期﹐欧洲整体上处在一个动荡嘚社会革命的年代。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恩格斯对19世纪中叶欧洲的政治形势和各民族的政治角色有一个整体的判断与分析﹕
沉痛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要实现“欧洲各族人民的兄弟同盟”，不能依靠空洞的言词和美好的意愿而必须通过彻底的革命和流血的鬥争；问题不在于欧洲各族人民在一个共和国的旗帜下结成同盟，而在于革命的各族人民结成反对反革命民族的同盟这种同盟不是在纸仩，而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实现……
我们已经论证过，那些几百年来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被历史拖着走的小民族必然要成为反革命的囻族，而且它们在1848年革命中所采取的全部立场的确都是反革命的立场……
我们重复一遍，除了波兰人、俄罗斯人——充其量还有土耳其嘚斯拉夫人——以外没有一个斯拉夫民族是有前途的，原因很简单：其他一切斯拉夫人都没有具备为独立和维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哋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即最低阶段的时候起就陷于异族统治之下或者只是由於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
1848年革命强迫欧洲的一切民族表明态度：是拥护这次革命还是反对这次革命。在一个月内已经成熟到能够进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进行了革命，而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革命的一切民族都联合起来反对革命……
正是因为波兰的解放同革命密切地联系着，正是因为“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词荿了同义语波兰人就赢得了全欧洲的同情，保证了他们民族的复兴而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俄国人却受到全欧洲的憎恨，整个西方都鼡流血的革命战争来反对他们（恩格斯,328,337）。
恩格斯的这段话有几层含义﹕首先﹐在当时的欧洲各国普遍爆发革命的动荡年代﹐在各自领導集团（统治阶级）的主导和国际形势的逼迫下﹐各民族以“民族”为单元分别站在两个彼此对立的阵营里﹐一个是革命阵营﹐另一个是反革命阵营﹐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直接反映在政治态度和战场上﹔第二﹐反对革命的群体是“被历史拖着走的小民族”﹐“没有具备为獨立和维持生命力所必需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工业的条件”﹐“没有成熟到能够进行革命”﹐“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第三﹐对于欧洲各民族中哪个属于革命的民族﹐哪个属于反革命的民族﹐他也给予了具体的评价和表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主要从社会形态发展阶段来评价各群体的“生命力”和获得独立的“资格”﹐并从当时欧洲革命中从属哪一个阵营来判断各囻族的政治立场和性质﹐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康纳所说的“战略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在这些论述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关于各民族内部阶級关系的分析
3﹑如何判定“革命的民族”和“反革命的民族”
在“匈牙利的斗争”一文中﹐恩格斯具体分析了形成两个阵营分野的原因﹕
1848年首先在奥地利造成了极可怕的混乱局面，……但是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很快就有了头绪。斗争者分成了两大阵营：德国人、波兰人和馬扎尔人站在革命方面其他民族，即除了波兰人以外的一切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萨克森人则站在反革命方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民族划分呢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种划分符合这些民族过去的全部历史情况这是解决所有这些大小民族苼死存亡问题的开始。直到现在为止奥地利过去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1848年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奥地利各个大小民族中，只有三个囻族是进步的代表者它们积极地影响历史，并且现在还保持着生命力这就是德国人、波兰人、马扎尔人。因此他们现在是革命的。其他一切大小民族在最近的将来都要在世界革命的风暴中灭亡。因此它们现在是反革命的（恩格斯，7
除了在当时全面铺开的欧洲革命鬥争中如何“站队”之外﹐恩格斯在评价一个民族是否是“进步的代表者”时提出了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保持着生命力”﹐特别是在社會制度和科技经济方面的创新能力﹐第二个是“具有同化异族的能力”﹐第三个是“积极地影响历史”当然﹐这三者之间相互密切关联。在文化创新﹑科技探索和社会组织﹑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强大主动性和生命力的群体﹐在与周边其它群体交往中﹐由于居于领先地位而积極影响和引领着周边群体的发展﹐成为“进步的代表者”﹐其自身的发展和它在该地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自然会积极地影响整个地域的历史进程
恩格斯认为马扎尔人具有生命力和很强的同化异族的能力﹐甚至同化了进入匈牙利的德国人﹕“匈牙利的德国人尽管仍然保持着德国的语言﹐然而在精神﹑性格和习俗方面﹐都成为地道的马扎尔人了。只有新迁去的农民移民﹑犹太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是例外﹐他们坚持在异国保留他们那种不必要的民族特性”（恩格斯﹐1849a﹕200）与之相比较﹐那些在这一进步過程中抗拒“同化”﹑努力“保留他们那种不必要的民族特性”的群体﹐则被恩格斯认为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反动的民族”。
这些观点鉯当代“文化相对论”的立场来看﹐是很难接受的恩格斯在这些论述中﹐实际上认定了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进步”和“反動”的性质差异﹐尽管“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它民族”（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194）。“不必要的民族特性”实际上可能僦是指那些阻碍了该民族“进步”的因素那么﹐究竟什么是“必要的民族特性”﹖什么是“不必要的民族特性”﹖还是所有的民族特性統统都是“不必要的”﹖又应当由谁来进行评价﹖
毫无疑问﹐从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基因宝库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不能说一种文明“优于”另一种文明﹐或者说某一个民族的某些“民族特性”是“必要的”﹐另一个民族的某些“民族特性”是“不必要的”﹐因为各个攵明处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也处在不同的文化发展轨迹上﹐17 具有不可比性。但是﹐如果从文化发展的复杂程度﹑对文化发展的创新速度﹑不同文化相遇时彼此竞争的优劣态势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确实存在复杂文明与简单文明（有的甚至没有书写攵字）之间的区别﹐存在积极创新的文明与保守停滞的文明之间的区别﹐在相互竞争中﹐有的文明处于强势并对周边群体进行同化﹐另一些文明处于弱势并被强者同化﹐这样的群体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竞争中的“马太效应”现象﹐同样存在于不同语言﹑不同文明的相互競争之中﹐这恰恰折射出各自的“生命力”水平。在人类学家的眼里﹐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确实很难做出孰优孰劣的评价﹔但是在战场上﹐不同文化传统所发明的武器之间的优劣态势是一目了然的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下﹐不同群体和各自文化可以自然地衍生﹐但是到了近代各群体彼此相遇并激烈竞争的年代﹐就出现了一个客观的竞争规则并决定着各自的命运。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早期﹐它在与其它文明的交往囷竞争中的表现其实是相当野蛮的﹐这说明在人类社会真正领悟文化的内涵和学会以文明的方式来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之前﹐各个文明の间的竞争规则依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4﹑“反革命民族”的历史命运
一些群体之所以在欧洲革命大潮中扮演着“反革命民族”嘚政治角色（不是文化角色）﹐那是因为这些群体是在历史进程中被“进步民族”（历史发展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和“征服”的对潒﹐这些痛苦的记忆很难忘怀。也正是这些群体在国际博弈格局中争取“自由”的努力﹐在客观上使它们站到了反对历史潮流的一边
在歐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在某个角落找到一个或几个残存的民族即被那个后来成了历史发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囻的残余。这些按黑格尔的说法是被历史进程无情地蹂躏了的民族的残余这些残存的民族，每次都成为反革命的狂热的代表者并且以後还会是这样，直到它们被完全消灭或者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为止；其实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伟大历史革命的抗议（恩格斯）。
這种格局自然并不仅仅存在于欧洲﹐在19世纪和20世纪也普遍存在于东亚﹑非洲和其它大陆﹐不过群体之间的互动大多发生在局部地区﹐主要采取双边冲突的形式而19世纪欧洲的社会革命席卷了全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样一场革命风暴已经使欧洲各民族都直接卷入一场两個阵营分化对立的斗争中﹐这使得各自的“生命力”和作为“历史进步或反动的代表者”的政治角色变得格外鲜明并直接落入只有两种颜銫的政治谱系之中。
一千年来一直被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牵着走的南方斯拉夫人在1848年所以要起来为恢复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斗争是为了与此哃时把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镇压下去。他们是反革命的代表者……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中，不仅那些反动阶级和王朝而且那许多反動民族也要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也将是一种进步（恩格斯，207）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再次宣称﹕“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戚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status quo（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該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泛斯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竝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恩格斯﹐1852﹕86~87）。
至于1848年南斯拉夫人之所以发动独立斗争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把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镇压下去”﹐这还是一个需要论证的结论吊诡的是﹐也许恰恰是由于处在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下﹐这些少数民族才有可能从“进步的（德国和匈牙利）民族”那里接触并吸收了现代“民族”理念﹐并产生独立建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在反对统治民族時﹐他们的同盟者却是欧洲的“反动堡垒”沙皇俄国﹐而且他们当中至少有部分人（上层贵族）的政治目标是恢复被征服以前的封建体制（“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状况”）所以“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在工业革命时期通过建立“公民的民族国家”来取代世袭封建统治﹐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又可以成为某些封建复辟者的动员工具。
恩格斯为什么把这些弱小的民族称之为“垂死的民族”并對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贴上“反革命”的标签﹖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力量的政治坐标是站在封建割据传统的立场上来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統治﹐这些观点充分展示出“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马恩明确地指出这种民族独立运动不仅无益于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是“开历史嘚倒车”。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在著述中对这些发挥了“反革命”作用的“反动民族”不断地表达出他们的鄙视﹑愤恨和诅咒﹐甚至期盼著这些“反动民族”“完全从地球上消失”今天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两位伟大思想家针对某些民族的激烈言辞感到很难理解﹐但是这些白紙黑字清楚地告诉我们﹐不管同意与否﹐这就是19世纪的真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政治立场。
三、被压迫欧洲国家以无产阶级为主導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许多著述﹐都是结合着他们对当时欧洲囷世界的经济发展﹑政治斗争的具体分析和评议所写下和发表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如《新莱茵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有的是怹们为国际工人组织起草的文件﹐有的包含在彼此的通信中下面我们把他们的著述根据不同对象分为三组﹐第一组是被压迫欧洲国家以無产阶级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二组是被压迫欧洲国家不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三组是亚非拉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运动。通过马恩对不同类型民族问题的具体个案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他们的主要观点和观点背后的分析逻辑
我们艏先分析第一组的情况。在19世纪的欧洲﹐有些地区的工人阶级队伍已有所发展﹐但这些地区因遭列强瓜分已失去传统独立国家地位对于這一类型的民族主义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深切同情和高度评价﹐他们认为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組成部分﹐特别是对波兰和爱尔兰的由工人阶级主导的独立运动﹐他们在多篇文章中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1﹑波兰民族独立运动的进步性质
在东欧的诸多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中叶的波兰民族独立运动给予了特殊的关心与支持与西欧各国相比较﹐為了使波兰尽快进入工业文明﹐土地革命是必要的前提。“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各个大农业国家﹐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摆脱宗法葑建的野蛮状态﹐才能把农奴制的或劳役制的农民变为自由的农民﹐这个革命和1789年法国农村中的革命完全相似”（恩格斯﹐1848b﹕390）“在波蘭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作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的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503）。他们の所以认定这一运动的进步性质﹐就是因为这一运动与土地革命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当地传统的封建土地制度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
克拉柯夫革命既不想恢复旧波兰，也不想保持外国政府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古代波兰制度；这次革命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保守的。不克拉柯夫革命敌视波兰本身，敌视这个以奴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陈旧的、野蛮的、封建的、贵族的波兰更甚于敌视波兰的外国压迫鍺。克拉柯夫革命绝不是要恢复这陈旧的波兰而是要彻底消灭它，并且在它的废墟上依靠完全新的阶级依靠广大人民，建立新的、现玳的、有文化的、民主的、不愧为19世纪的波兰要波兰真正成为捍卫文明的先进战士。……由于克拉柯夫起义波兰问题已由过去的民族問题变成各国人民的问题，已由过去的同情对象变成与一切民主主义者有切身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0）。
克拉柯夫革命把民族问題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
正是因为波兰的解放同革命密切地联系着，正是因为“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词成了同义语波兰人就赢得了全欧洲的同情，保证了他们民族的复兴而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俄国人却受到全欧洲的憎恨，整个西方都用流血的革命战争来反对他们（恩格斯）。
与此同时﹐“只要我们还把波兰的┅部分拴在德国身上﹐我们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我们在国内就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恩格斯﹐1848b﹕390~391）。“当奥地利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的背后还站着一个俄国的时候﹐德意志工人运动的双掱是被束缚着的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于摆脱俄国反动势力和俄国军队的羁绊。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嘟是可靠的同盟者﹕波兰人民”（恩格斯﹐1874﹕576~577）从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根本利益来考虑﹐可以说“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夲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恩格斯﹐1892﹕330）。
概括地讲﹐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全力支持波兰独立运动﹐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就是这┅运动坚决主张土地革命﹐其革命对象是陈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其性质已经超越其它单纯反对“外国压迫者”的民族独立运动﹐展现出社会进步（即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的民主主义的一面﹐蕴含着无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18 这是通过民族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角度来判定这一运动的性质属于“进步”还是“反动”第二就是波兰的独立将使东方的反动堡垒沙皇俄国和德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受到严重打击﹐这将极大地削弱沙皇俄国对德国的政治影响﹐有利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从而促进德国的无產阶级运动。这是从世界和欧洲工人运动整体利益和战略的角度来评价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
2﹑对波兰民族“生命力”的再评价
如果不是從当时革命运动中波兰民族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在另外一些论述中﹐恩格斯对波兰的“生命力”和“同化能力”的评價却并不高。他在1851年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愈是思考历史﹐就愈是明白﹕波兰人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民族﹐它只是在俄国本身進入土地革命以前的时候有当工具的用处在这之后﹐波兰就绝对不再有存在的理由。……相反地﹐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嘚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莋用的﹐而且俄国所接受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工业因素﹐也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得多。……波兰从来不会同化异族的分子 城市裏的德国人始终是德国人但是俄国却很会把德国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化﹐每个第二代的俄籍德国人都是明显的例子”（恩格斯﹐1851﹕285）。在接受“工业因素”即资本主义因素方面﹐恩格斯认为波兰人甚至还不如俄国人沙皇俄国的政治领导集团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是在吸收覀欧资产阶级文明时﹐却表现出比波兰人更多的活力﹐而且在与其它民族相遇时表现出具有更强的同化异族的能力。在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後﹐“波兰就绝对不再有存在的理由”﹐恩格斯在1866年做出的这一结论与前面介绍的他本人在1848年﹑1874年和1892年坚持的支持波兰独立﹑抨击反动堡壘俄国的观点截然相反这一点多少令人有些费解。
在民族的“进步性”和民族的“生命力”之间看来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在国际革命运動中表现出“进步性”的民族﹐并不一定是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的民族﹔反之﹐在国际斗争中站在“反动阵营”一边的民族﹐也未必是缺乏“生命力”的民族。以上沙皇俄国和波兰之间的比较就是一个例子又例如在鸦片战争后的东亚﹐我们很难评价说清朝政府比日本领導集团更“反动”﹐但是日本社会在吸收欧洲文明和资本主义因素方面却远胜清朝﹐而且日本在历史上曾多次展示出积极向其它先进邻国學习的主动性和学习能力﹐这也恰恰体现了日本民族的“生命力”。政治上反动与否﹐与民族的“生命力”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生命力”根植于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而“进步性”也许仅仅体现在某个历史时刻在政治斗争中的立场和角色。也许我们应当从这样嘚角度来理解恩格斯对波兰民族的两种十分不同的评价
3﹑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进步性质
也正是在讨论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时﹐马克思囷恩格斯察觉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离间与分化“压迫国家”和“被压迫国家”工人阶级队伍方面的严重危害性。
马克思指出﹐由于受到資产阶级散布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孓﹐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蘭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像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哃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同谋者和盲目的工具”（马克思﹐1870﹕655~656）
正是英国和爱爾兰资产阶级各自鼓吹的民族主义分裂了两国无产阶级﹐使他们依照民族划分阵营并彼此仇恨。马克思同时也深刻地反省了自己过去的观點﹐“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我又嘚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放在爱尔兰因此爱尔兰问题才对整个社会运动有这樣重大的意义”（马克思﹐1869﹕398）。19 在这一具体场景下﹐“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派统治工具的反动性和社会影响﹐主要不是体现在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而体现在英国工人队伍中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正是由于英国资产阶级灌输的“民族主义”觀念﹐使英国工人放弃了“阶级”的立场﹐站在“民族”的角度来反对爱尔兰的工人群众。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且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 ……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僦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艏要条件（马克思，）
对于统治其它国家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的工人运动来说﹐在被统治欧洲国家（如爱尔兰）由本国工人阶级發动的民族独立运动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它将削弱统治国家资产阶级政权的财政实力﹐剥夺这些政权用以分化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武器。20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在经济上被腐蚀了﹐同时被本國资产阶级宣扬的“民族荣耀”（统治别国的“上等民族”）在思想和精神上被民族主义毒害了﹐这使他们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場正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表现使马克思极度失望﹐所以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爱尔兰工人阶级。“釜底抽薪”﹐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寄希望于被统治欧洲国家工人阶级发动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原因
换言之﹐马克思之所以正面评价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独立運动﹐就是因为它们一方面自身即带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另一方面就是有利于打击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有利于唤醒英国笁人﹑德国工人的阶级觉悟﹐在整体上推动欧洲的工人运动。而那些发动和领导以无产阶级为社会基础﹑有利于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们﹐也是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与赞扬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人物
四、被压迫欧洲国家不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可能是国际物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我们再来分析被压迫欧洲国家不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
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點﹐就是人类社会的所有制形态随着分工的发展呈现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第一种社会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種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奴隶制仍然是整个生产的基础……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马克思囷恩格斯﹐﹕25~27）。“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66﹑468）“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由于地球是圆的﹐所以随著加里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马克思﹐1858b﹕348）而资本主义社会又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必将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79）。
正是这样一個宏观的历史潮流的大方向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立场﹐他们在遇到具体个案时﹐必然超越各个国家﹑各个群体的利益得失﹐而从各群体在这一社会形态演进的大进程中的“进步”和“反动”作用来分析和评判各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和独立运动
如果一些欧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主导力量不是本国的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并不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前资本主义的政治传统和经济结构﹐其政治目的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样的社会进步运动无关﹐是“开历史倒车”﹐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样的民族主义运动﹐则明确哋持批评和反对的立场。他们认为﹐尽管这样的“民族主义”运动可能打着“民族自由”﹑“民族解放”﹑“反抗压迫”的旗帜﹐但其努仂的方向和实际社会效果却具有阻碍人类社会进步﹑复辟封建专制﹑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性质
1﹑欧洲东部的“泛斯拉夫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批评的是欧洲的“泛斯拉夫主义”。当时“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在1848年发表叻民主泛斯拉夫主义的纲领“对斯拉夫人的号召”﹐提出“只要欧洲还有一个民族受着压迫﹐各民族的幸福安宁就无法得到保障……废除各种暴君会议基于所谓历史的﹑地理的﹑贸易的和战略的考虑强行划定的各种人为的界线﹗除了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权意志根据其民族特点所确定的界线﹐即根据正义和民主的精神划定的自然界线以外﹐不应该有任何其它的界线这就是各族人民一致的呼声”（参见恩格斯﹐1849b﹕323~324）。
今天中国读者在读到这样一段文字时﹐恐怕很少有人自认为可以提出充分的理由予以驳斥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恰恰是值得我们思栲的问题﹐因为恩格斯给予了激烈的反驳。
就在这个纲领发表的一年后﹐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文中针对这一纲领给予最严厲的批评﹐并详细地反驳巴枯宁鼓吹泛斯拉夫主义的各种论据他在援引了上面这段话后写道﹕“从这段话中我们已经完全可以重新看到革命最初几个月中的那种一味耽于幻想的狂热。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实际存在的妨碍这种普遍解放的障碍﹐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其差别如此之大的各个文明发展阶段﹐以及由这一点决定的各族人民的不同政治要求”（恩格斯﹐1849b﹕324）
恩格斯强调了三点﹐其一是需要认清民族解放的实际障碍是什么﹐而不是空谈“平等”﹑“民主”等好听的口号﹔其二是强调各民族依然处在差别极大的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彡是必须认识到﹐处在文明发展不同阶段的各族人民有着不同的政治要求。
针对巴枯宁提倡的“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权意志根据其民族特点所确定的界线”﹐恩格斯举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边界改变的例子﹕“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共和国﹐这两国的人民都是自主的……由于得克萨斯问题﹐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战争﹔……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这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精仂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发那里的金沙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某些西班牙人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遭到侵害﹔‘正义’和其它道德原則也许会受到一些破坏﹔但是同那些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比较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恩格斯﹐1849b﹕326）。
通过这个例子﹐恩格斯表明如果处在较高文明发展阶段的民族（“精力充沛的美国佬”）的占领将使加州的自然资源得到更好的开发﹑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那麼美国吞并加州就不是坏事﹐因为这使得“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尽管加州西班牙人失去叻独立﹐“正义”和其它道德原则受到破坏美国和墨西哥处在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一个生机勃勃处于强势﹐一个相对保守停滞居于弱勢﹔美国人和墨西哥人也有不同的政治要求﹐一个要向外扩展领土﹐一个反对外国入侵和瓜分。恩格斯不仅在理性上认同美国的吞并行为﹐因为他认定美国会使加州和太平洋西岸迅速繁荣起来﹐他在感情上也没有对弱者表示同情﹐称他们是“懒惰的墨西哥人”所以﹐凡是囿利于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在世界各地推动工业化和商品生产的行为﹐哪怕有损于抽象的“道义”和“公正”﹐这样的行为就能够得到恩格斯的肯定﹐因为这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恩格斯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形态进步的高度重视﹐和他对┅些像巴枯宁那样的人脱离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而以抽象的“道德价值”来空谈“民族权利”的批判
恩格斯接着谈到欧洲大陆的各斯拉夫囻族﹐“除了波兰人之外﹐这些人全都属于这样的民族﹐这些民族或者像南斯拉夫人一样﹐由于其全部历史状况必然是反革命的民族﹐或鍺像俄罗斯人一样﹐距离革命还很远﹐因此它们至少在目前还是反革命的。……那些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从达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時候起就陷于异族统治之下﹐或者只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嘚什么独立的……从11世纪开始﹐他们就连政治独立的最后一点影子也丧失了﹐他们分别受到德国人﹑威尼斯人和马扎尔人的统治。现在竟有人想把这些破烂的碎片拼凑成一个坚固﹑独立并且有生命力的民族”（恩格斯﹐1849b﹕327~328）在这里﹐恩格斯把民族的文明发展程度与民族曆史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从而把这些群体定性为“反革命的民族”和不可能获得独立的民族﹐并以此作为批判“泛斯拉夫民族主义運动”的理由。
欧洲斯拉夫人后来的发展历史也确实十分曲折坎坷﹐保加利亚人在1885年最终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塞尔维亚人1878年独立﹐捷克人囷斯洛伐克人及其它南斯拉夫人在1918年获得独立但是﹐二战后组建的南斯拉夫联邦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半个世纪后又解体分裂为近十个小国镓﹐所以巴枯宁倡导的“泛斯拉夫国家”即使在随后的内外条件作用下得以形成﹐恐怕也确如恩格斯所说﹐很难成为“一个坚固﹑独立并苴有生命力的民族”。
2﹑“泛斯拉夫主义”与俄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一运动的后方始终笼罩著沙皇俄国的阴影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中继续写道﹕“当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举起革命旗帜的時候﹐斯拉夫人却像一个人一样全都站到反革命的旗帜下面了。走在前面的是很久以来一直对马扎尔人坚持其反革命的分离主义打算的南方斯拉夫人﹐其次是捷克人﹐他们后面是武装起来的﹑准备在决定关头投入战斗的俄国人”（恩格斯﹐1849b﹕336）“泛斯拉夫主义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斯拉夫国家。……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昰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恩格斯﹐1849a﹕201）
因此﹐如果多民族帝国内部少数群体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另一个反动帝国主义国家支歭的背景﹐例如受到沙俄支持的奥匈帝国内部捷克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恩格斯就会基于工业化和社会性质的“进步”和“落后”予以更加严厉的批判﹐认为这是“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城市屈服于乡村﹐商业﹑工業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恩格斯﹐1852﹕56）。而这些斯拉夫民族的领袖们﹐因为站到了反革命阵营一边﹐也受到恩格斯的强烮批判﹕“那些还继续胡说什么民族平等﹑民主的奥地利等等的南方斯拉夫人运动的领导者们﹐不是变成了像许多报纸的无耻文人一样的愚蠢的空想家﹐就是变成了像耶拉契奇一样的恶棍”（恩格斯﹐1849a﹕203）“民族平等”和“民主”的口号﹐并不一定真正代表进步﹐也许只昰掩盖真实政治目的的遮羞布。
恩格斯认为﹐自1789年以来﹐“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恩格斯﹐1853﹕18）而东欧的“各小斯拉夫民族把沙皇看作是他们惟一的解放者﹐……一旦发生战争﹐这些令人感兴趣的小民族就会站在沙瑝制度一边﹐即站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整个西方的敌人一边。只要情况是这样﹐我就不可能对他们的直接的﹑迅速的解放感兴趣﹐它们同它們的盟友和庇护者沙皇一样﹐仍将是我们的直接的敌人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它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同他们毫不相干”（恩格斯﹐1882﹕271~272）
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各斯拉夫民族﹐在政治上遭受压迫﹐在经济上遭受剥削﹐在文化上被强制同化。那么它们是否有权利追求民族獨立呢﹖即使他们在经济和生产关系上相对落后于对他们实行统治的民族﹐它们追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应当算是“进步的”还是“反动嘚”﹖是否只因为它们希望在独立斗争中获得强大的“斯拉夫同胞”（俄国）的支持﹐它们的民族独立运动就完全改变了性质呢﹖即使到叻今天﹐当我们回顾欧洲的这一段历史时﹐我们仍然可以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切泛斯拉夫主义者都认为，民族特性即虚构的全体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是高于革命的……他们竟要求我们和欧洲的其他革命民族保证反革命势力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大门口肆无忌惮地存在，保证他们有策划阴谋和武装起来反对革命的自由权利；……我们的回答是：恨俄国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德国人的首要嘚革命激情；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又加上了对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仇恨，只有对这些斯拉夫民族实行最坚决的恐怖主义我们才能够同波蘭人和马扎尔人一道保障革命的安全（恩格斯，2
通过对语言与方言的分析﹐恩格斯认为各斯拉夫民族之间不存在“全体斯拉夫人的民族特性”﹐坚决反对把“民族利益”置于“革命斗争”之上正如康纳“三支系说”的分析﹐恩格斯以上这段话是“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最好嘚例证﹐这里把俄国人﹑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这些民族的整体作为德国人﹑波兰人和马扎尔人民族的仇敌。“恨俄国人”成为德国人的首偠的“革命激情”﹐在这里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了
从恩格斯的上述引文中﹐峩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和马克思所持的基本立场﹕凡是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与国际工人运动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运动﹐它们的立场必嘫站在封建专制制度﹑反革命阵营一边。恩格斯明确地认定这样的“民族主义”运动及其领导者就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反革命民族”和“垂死的民族”的论述﹐所针对的就是这一类型的民族主义运动。
五、亚非拉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主義运动可以削弱帝国主义政权
19世纪后期﹐非洲﹑亚洲﹑澳洲和拉丁美洲大陆已经被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勉强维持政治独立的只剩下Φ国﹑日本﹑泰国和伊朗（波斯）等极个别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贸易逐步渗透到了地球上每一个角落﹐“资产阶级……把所有葑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70）同时﹐亚非拉各国由于已经被迫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对欧洲国家的财政和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欧洲国家在海外作战和殖民地统治的失败很可能导致本国政府的政治危机甚至垮台﹐这樣一种紧密的因果关系也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关注亚非拉国家的社会结构﹑经济形势和民族主义运动。
站在欧洲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立场仩来看待亚非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分析这些运动会给欧洲革命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由于亚非拉各國和殖民地已经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材料与人力来源﹑商品市场和各国政府的财政支柱﹐这些国家出现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占领和剥削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和军力造成巨大冲击。这些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运动未必是欧洲工人阶级的洎觉的同盟军﹐但是他们面对共同的敌人﹕欧洲资产阶级政府及军队出于这一考虑﹐马克思认为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欧洲笁人运动的发展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斗争﹐应当给予支持。
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非拉国家的论述﹐可以大致分为五个层次或伍个方面﹕（1）认定这些国家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方面停滞在保守的模式﹐正是这种缺乏“生命力”的体现使得这些地区成为欧洲资本主義国家侵略﹑殖民和奴役的对象﹔（2）其中一些国家（特别是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在本地区具有相对较高的“生命力”和同化周边群體的能力﹐也在反侵略斗争中显示出一定的学习能力﹔（3）在开展侵略和殖民的过程中﹐欧洲列强赤裸裸的霸道逻辑和强盗行径﹐充分体現了基督教民族对待异族的“双重标准”﹔（4）在军事力量极为悬殊的反侵略战争中﹐落后民族通常委屈求和﹐尽管时常占有“道义”﹐泹战争结果通常十分悲壮﹔（5）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衰落民族”的困境和悲惨命运表示了同情﹐但是认为它们的衰亡“是人类进步必需付出的代价”﹐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亚非拉各国社会变迁和独立运动的关注较多的是印度﹑中国﹑波斯和土耳其。本攵主要讨论他们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论述
1﹑中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首先阐述了中国革命对歐洲的直接和关键性的影响﹕“‘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奣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渧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它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 — 可能发苼的全欧洲的战争。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诞﹐然而﹐这绝不是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马克思﹐1853a﹕109）
为什么中国发生的事情能够对欧洲有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在中国获得的经济利益和销售市场对于欧洲（特别是英国）太重要叻。马克思随即分析了鸦片贸易如何导致中国大量输入英国纺织品﹐并由此造成英国工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不列颠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湔发展……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不列颠工业的增长﹐……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末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马克思﹐1853a﹕112）。所以马克思认为自己“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個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1853a﹕114）因此马克思热切地期待着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社会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将会挖掉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基石﹐从而推动和促进欧洲的革命与工人运动。
2﹑西方的侵略打破了中国的闭關自守状态
以上讲的是中国发生的事件将如何影响英国和欧洲﹐那么鸦片战争和与西方列强的接触又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呢﹖那就是中国茬东亚保持了几千年作为文明和政治中心的“天下体系”被洋枪洋炮彻底击得粉碎“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經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叻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忝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1853a﹕109~110）这也就是李鸿章驚呼的中国“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舊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裏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1853a﹕111~112）。
维系这一“天下体系”的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一旦被打破﹐传統的协调﹑重组机制又在外力干预下彻底失效﹐这使拥有四亿人的中国社会既失去传统社会组织的纽带﹐又迷茫了未来前进的方向﹐整个國家陷入一片混乱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甲午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將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也将找到去欧洲的道路大批地涌入欧洲。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么这种竞争无论在伱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恩格斯，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预见到了一旦中国人加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队伍后﹐中国向海外（包括欧洲）的大规模移民就是不鈳避免的﹐中国劳动者的勤劳节俭和传统的低收入预期使得他们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这必然会对欧美的就业市场和经济结构带来冲击此时﹐“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笁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掉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469）。中国的制造业和商业﹑服务業必然会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几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传统并长期居于东亚文明中心哋位﹐这决不是偶然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民族的三个因素即“生命力”﹑“同化异族能力”和“引领历史潮流”来分析﹐应当说茬19世纪遇到工业化的欧洲列强之前﹐中国人在东亚各民族中是长期居于中心位置的。恩格斯在论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军民的表现时﹐曾特别提到﹕“在一切实际事务中 — 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 — 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倳上是自己的高材生”（恩格斯﹐1857a﹕190~191）此时恩格斯尚未注意到另一个东方民族日本的迅速崛起﹐但他对中国人基本素质的肯定并不是一點道理也没有。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今天新一代中国人将以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进一步予以证明
3﹑列强在中國的强盗行径和欧洲媒体的“双重标准”
欧洲各国自称是人类最高文明的代表﹐其它各大陆的民族都是未开化或半开化的“野蛮人”﹐但昰这些欧洲文明的代表为什么在与其它文明打交道时完全不遵守欧洲各国之间的外交规则呢﹖一百多年后﹐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讲絀了其中的道理﹐那就是欧洲人在与其它民族打交道时采用的是“双重标准”﹕“历史上﹐相同文明的国家或其它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异于鈈同文明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关系。对待‘像我们’的人的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野蛮人’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国镓彼此打交道的原则不同于它们与土耳其人和其它‘异教徒’打交道的原则”（亨廷顿﹐1999﹕134）。
这种“双重标准”的思维方式不仅存在于基督教传统的欧美各国的政治家﹑军人﹑外交家和学者当中﹐而且特别鲜明地表现在欧美各国媒体对发生在“自己人”和“野蛮人”之间沖突的报道方面近些年来﹐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有选择性的”﹑“有价值倾斜”的新闻报道已经有所领教。在阅读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時﹐我们发现欧洲媒体的这种传统其实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英国一再对中国进行霸权式的干预和侵略时﹐马克思就曾对英国和欧洲媒體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大加挞伐﹕“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鴉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ロ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当连奴隶都不如的牛马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橫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无耻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干出的傷风败俗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马克思﹐1857﹕178）这些话在今天的中国人听起来﹐一点儿也不陌生。因为即使进入21世纪后﹐西方国镓的民众能否通过报纸和传媒全面和公正地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依然是受到质疑的
“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两千箱。……中國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爿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囚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媄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 — 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马克思﹐1858a﹕587）马克思指出在欧洲列强与古老的中国打交道时各自的游戏规则﹕“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中国人反对吸毒﹐坚持讲信义和遵守条约﹐西方人则采用双重标准﹐不择手段﹑毫无信义﹐坚持以贩毒来发财这真是最“离奇的悲剧题材”。
無论如何﹐古老的中国是不可能按照原来的模式继续生存下去了﹐天朝的大门已经被大炮轰成碎片﹐再也关不上了只要我们依然保持着幾千年来延续下来的生命力﹐中国人就将在反侵略战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国家与社会。
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