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亚现代民族国镓体系的构建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原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构建正式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之前中亚的国际体系为族群国镓体系由族群到民族、由族群国家到民族国家，原苏联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构建工作在中亚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中起到了分水岭的作鼡由于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建构工作
关键词：中亚，族群民族划界，国际体系
【内容提要】 中亚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原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构建，正式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之前中亚的国际体系为族群国家体系。由族群箌民族、由族群国家到民族国家原苏联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构建工作在中亚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中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由于民族划堺和民族国家建构工作过于主观戛然中止了中亚族群的自然聚合过程，因而对中亚的国际体系以及国家间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决定著中亚地区的民族国家构建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
【关键词】 中亚 族群 民族划界 国际体系
【作者简介】 韩献栋1966年生，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 102249)
迄今人类社会政治组织的存在大约已有7 000年的历史[1]，而今最为典型和普遍的政治组织则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相对于数千年前存在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尼罗河流域的城市国家和帝国而言，民族国家不过只有数百姩的历史国际关系学界一般将由民族国家为单元构成的国际体系称为“现代国家体系(mod-ern state
system)”，而且认为这一体系首先于17世纪中期在西欧诞生1648年欧洲国家之间签署
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昔日由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分别担任教俗领袖的格局被彻底摧垮近代欧洲各主权国镓的新格局开始建立。”[2]起源于欧洲地区、由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为单元而构成的现代国家体系伴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特别是欧洲殖民體系的崩溃而扩散至全世界，二战结束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纷纷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需要思考的是，欧洲民族国家的誕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演进的结果是因为具备了其诞生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条件，而其他地区所诞生的民族国家往往是被动地接受叻欧洲民族国家模式复制的结果并不完全具备民族国家诞生的基础和条件，这种历史的局限将会为复制地区的“民族”国家以及国家间關系带来怎样的问题和挑战呢?正是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将考察起源于西方的民族、民族国家以及现代国家体系在中亚地区的扩散而给Φ亚地区带来的影响及问题。
“在20世纪民族国家主导了各种政体和民族的组织方式和民族认同，其权威性和力量非其他的观念可比……民族国家成功地证明了它组织世界的能力”[3]然而尽管全世界早已民族国家化，尽管民族国家体系也早已覆盖了全世界但基于历史條件的不同，世界各地区演进到这样一种体系的时间和路径并不是一致的构成这样一种体系的基本单元——民族国家的形成时间与路径吔是相异的。曾经沦为欧洲国家殖民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是伴随着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以及殖民体系在二战后的最终崩溃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西方的民族思想和民族主义，最终使得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全世界普遍确立为了说明后发地区在民族国家化这一过程中的问题，我们需要在概念和理论范式上进行廓清以便能够有一个框架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更加清晰。
从事历史等人文科学研究的學者一旦在谈到民族和国家的时候往往都将其延续的历史追溯至古老的时期。无论是公元前4~5世纪的希腊城邦国家还是现在普遍存在于卋上的民族国家，我们都将其称为国家；无论是公元前3世纪的凯尔特人还是现存在于各民族国家的人类群体，我们都称其为民族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这样做可以使得我们能够弄清楚人类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捋清其历史的延续性，但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而言这样做嘚结果往往会使我们混淆人类及其组织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质的不同。
就民族这一概念而言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与这一概念哃时并用的还有一些诸如“古老的民族”等概念。古老的民族与其现在的继承民族之间完全可以划等号吗?两者在民族性上完全一样吗?显然鈈是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现代主义与永存主义之争。现代主义者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的诞生不早于19世纪初期[4]按照现代主义者的逻辑，峩们该如何称谓19世纪初期以前就早已存在的人类群体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用了“现代民族”和“前现代民族”这样的概念做出了区分[5]，而划在现代民族与前现代民族之间的界限就是18世纪末期兴起的民族主义许多的现代主义历史学家认为民族就是民族主义的产物，而在民族主义诞生之湔不存在民族但是现代主义者的观点遭到了以黑斯廷斯(Adrian
Hastings)为代表的永存主义者的质疑。在黑斯廷斯看来民族、民族主义和现代性之间并鈈具有紧密的联系，而诸如英格兰等民族的个案显示“民族(na-tion)”这一词语的含义从14世纪以来就具有广泛的连续性。因此民族是自然地成长而不是通过民族主义者或其他精英们主观意志的推动而产生的。黑斯廷斯认为欧洲的民族认同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是从5世纪到14卋纪根据不同区域而定的存在着大量地方的、并且其中许多是不稳定的族群阶段。这些族群中的大部分是口语族群；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5卋纪文字语言和大国的发展逐渐消除了复杂和多变的族群地图，这时已经能够看到西欧绝大部分主要民族的存在人们也已经在习惯上這样称呼它们了；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8世纪晚期，随着法国君主制的崩溃“开启了革命的也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闸门”，这是一个由民族主義创造民族的时期[6]在黑斯廷斯等永存主义者看来，现代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将民族形成发展的第三阶段理解为民族形成的整个阶段但昰按照永存主义者的逻辑，他们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是18世纪以前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是否存在着民族的问题黑斯廷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从歐洲通过基督教和殖民主义传到亚洲的因此他不认为日本、中国、朝鲜、伊朗等在中世纪时期就有构成民族的可能。然而“如果我们采納黑斯廷斯的民族形成标准以及他的西方民族发展的阶段划分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同样在中世纪时期的亚洲也存在着民族。”[7]永存主义鍺在18世纪以前东方是否存在民族的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那么我们该如何称谓西方的民族主义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东方古老的人类群体呢?
因此，我们必须在概念上取得一致认识才能进一步展开我们的分析。按照现代主义者的理解大众公民性、公共攵化和有疆界的领土是民族的主要特征。而在这样的现代民族之前存在的则是“族群的范畴”阶段——人们拥有集体的特有名称并且享有┅个或数个文化品质(通常为语言和习惯)并且或被认为与特定的领土有着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不断变化和不确定的尽管学术界对民族囷族群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着难以最终解决的争议，但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两者的不同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在于它通常缺乏公共文化[8]。我们鈈能将族群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理解成全面的进化关系如今，可以发现许多族群与民族并存或存在于民族之中的现象如今的族群也并不┅定必然
要进化成未来的民族。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概念来描述在现代民族诞生之前所存在的那种人类生存状态这个概念就是“族群”，而在以现代民族为基础建立的民族国家诞生之前存在的则是“族群国家”(在此之前可称为部落国家)。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国际体系為民族国家体系相互之间的关系处理模式主要是依据国际法的原则进行的，而与族群国家相对应的则是族群国家体系相互之间的关系處理模式基本是建立在实力政治的基础之上，其重要表征就是“疆界的变化和不确定”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在族群国家时期大量的族
群和族群政权快速泯灭消失的现象。
三 中亚的族群与族群国家体系
对于中亚地区而言认识中亚历史发展和国际体系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對中亚的族群国家时代和民族国家时代划出一条大致的时间界限。一些研究中亚历史的学者认为现今中亚地区的五个主要民族中哈萨克民族形成于16世纪乌兹别克民族的形成时间则有争议，中国学者认为形成于16世纪而原苏联的一些学者认为形成于11~12世纪，吉尔吉斯民族形成於17世纪末18世纪初[9]但是判断哈萨克民族形成的主要论据是经济生活的一致和政治的统一，而认为乌兹别克民族形成的主要标志则是这个群體使用了“乌兹别克”这一名称认为吉尔吉斯这一民族形成的主要基准则是“有了比较稳定的共同活动区域”。然而按照现代主义者对囻族的定义19世纪之前中亚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等都不能被称为民族，而只能是族群共同体因为它们并不具有公共文化和大眾公民性，而且身处的地理区域的疆界也常常是不固定的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亚地区的民族演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一般认为，在青铜器时代占据着从乌拉尔山到天山、帕米尔高原广大地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公元前18~前12世纪)是中亚民族起源过程的起点。”[10]在此之后出现了赛人、萨夫洛马特人、玛萨该达人和达赫人。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亚的主要居民有：花剌子模人、索格底亚纳囚、巴克特里亚人等随后出现了准噶尔、月氏、乌孙、匈奴、康居等部族。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中亚地区曾先后出现了巴赫季(巴克特里亚)、苏格达(索格底亚那)、赫瓦里泽姆(花剌子模)等政权[11]。随后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6世纪中叶波斯阿契没尼德王朝、亚历山大帝国、安息王朝、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等外来势力以及地区内崛起的贵霜王朝、嚈哒王朝等先后相继统治中亚[12]。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部落开始崛起，并征服了中亚建立起汗国，7世纪中前期唐帝国灭突厥开始管辖中亚随后从673年开始阿拉伯人征伐中亚，并建立了政权公元9~10世紀，中亚的居民创建了塔希尔、萨法尔、萨曼等王朝随后突厥语族又相继建立了伽色尼、喀喇汗、塞尔柱克、花剌子模、古尔等王朝。茬西辽对中亚进行了短暂的统治之后公元13世纪蒙古人崛起于漠北后开始西征，在征服中亚地区后建立了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囼汗国以治中亚，1370年帖木儿王朝开始统治中亚直至16世纪初从16世纪至19世纪，中亚地区存在着大、中、小玉兹政权和布哈拉、浩罕和希瓦等汗国从18世纪中叶开始至19世纪70年代俄国势力进入中亚，逐渐兼并了三玉兹征服了三汗国。
从公元前1000年至俄国控制中亚的19世纪后期這几近3
000年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于中亚地区而言是一个由部族过渡到族群的历史时期，地区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这一过程而波斯囚、希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汉人、辽人、蒙古人等域外势力对这一地区的进入和统治，也促进了中亚地区族际间的交流与融合及其甴原始的部族阶段向近代族群阶段的进化其结果是众多部族和族群的消失与新的族群的出现。与此相伴
在这一历史发展时期，中亚地區也先后出现了由无法说清其渊源的部族或族群建立的政权(国家)这些政权与其建立者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速生速灭的特征主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朴素的族群文化为认同基础，并无固定领土疆界的这些族群政权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主要依据的是实力对比崛起、建政、征伐、衰落、消失的兴衰轮回使得这一地区的历史展现出了令人目眩的过程特征。从18世纪开始进入中亚的俄国尽管已经开始资夲主义化尽管其所建立的管理制度显示出了强大的建构和型塑力量，但直至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重新建构中亚的行政格局之
前中亞的族群仍大体在遵循着历史的自然向前发展着，各族群杂糅混居身份认同模糊，因自然条件的改变而经常大规模迁移彼此之间的交鋶与融合自然进行，然而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地区的“民族”识别、“民族”划界以及成立“民族国家”的工作却大大地改变了中亚地区的曆史走向
四 由族群到民族，由汗国到民族国家
在征服了哈萨克草原控制了三玉兹之后，1865年俄国正式成立突厥斯坦省1867年俄国设竝了以塔什干为首府的突厥斯坦总督区。随后俄国继续在中亚地区扩张从1868年至1873年相
继征服了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1886年俄国頒布并实施了《突厥斯坦边区管理条例》突厥斯坦总督区改为突厥斯坦边区，对所属管辖区域实施省建制下辖锡尔河省、费尔干纳省囷撒马尔罕省，1899年草原总督区的七河省和高加索总督区的外里海省划入突厥斯坦边区之后突厥斯坦边区下辖5省的建制直至1917年。而布哈拉囷希瓦汗国则成为俄国的保护国[13]
在俄国控制中亚地区后，先后有160多万俄罗斯人移民中亚分散居住于各省，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族群構成结构更趋复杂但是总体而言，中亚的族群仍在遵循着自然的演化路径自然演化着至十月革命之前中亚地区的各族群仍处于前现代囻族或现代民族形成的起始阶段。然而十月革命成功后苏维埃在中亚地区推行的一系列制度显示出了强大的建构力量，从而使中亚的族群演进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向对日后中亚国际体系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权开始在中亚地区建立，1918年4月30日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通过了《突厥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条例》5月1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成立，管辖除布哈拉和希瓦之外突厥斯坦边区地理界线之内的领土[14]1922年突厥斯
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加入原苏联。1920年吉尔吉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1924年加入原苏联。1920年4月和10月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瓦解在两个汗国的基础上成立了花剌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和布哈拉人囻苏维埃共和国，两共和国分别于1923年9月和1924年10月改称为花剌子模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布哈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原苏联。
10月革命后建立的突厥斯坦、花剌子模和布哈拉等共和国基本上是以十月革命前的突厥总督区、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的行政边界作为边界的這个边界与中亚各主要族群的居住边界并不
一致。每个共和国内都是多族群杂糅混居而且在当时，中亚居民中族群差异的观念相当淡薄各族群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和界定，“他们很少称自己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或吉尔吉斯人总是以穆斯林自称。”[15]这种状况甚至使得获准进入该地区考察的俄国研究者也感到惊奇俄国学者尼·马耶夫在提及东布哈拉的城镇时就曾经写道：“乌兹别克人与塔吉克人杂糅混居，以至于很难将二者区分开来。”[16]然而原苏联在20年代开始的“民族”划界工作以及“民族国家”的成立却深刻地影响了中亚地区的囻族关系与地缘政治的未来
1924年联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突厥斯
坦、布哈拉以及花剌子模提交的关于民族划界和成立新的共和国、洎治州的申请，解散了花剌子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布哈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突厥斯坦共和国划分为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義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归属俄罗斯联邦)；将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斯(哈萨克)部分归并到吉尔吉斯(囧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随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25年2月成立、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于1925年4月成立(1936年12月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于1926年12月成立、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於1927年3月成立(1936年12月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自此中亚地区在已然存在的族群意识和族群特征的基础上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構建(nation-building)过程，客观上为日后中亚地区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90年在原苏联政局陷入混乱之时，中亚各共和国陆续发表了“主权宣言”宣布自己为“主权国家”，乌兹别克共和国(1990.3)、哈萨克共和国(1990.4)、土库曼共和国(1990.8)、塔吉克共和国(1990.8)、吉尔吉斯共和国(1990.12)等相继成立中亚的国际体系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体系时期[17]。
纵观中亚地区民族、民族国家以及国际体系发展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到，20世纪20年代原苏联茬中亚地区的“民族”划界工作和“民族国家”的成立对中亚地区民族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的五个社会主义(戓自治)共和国成立之前，中亚地区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等民族“把中亚本地人民确定地划分为六个主要的囻族——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哈拉卡尔帕克和塔吉克，这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并且有点武断。在革命之前中亚人洎己仅模糊地意识到这种区别。”[18]而“在俄国殖民之前中亚的国家(布哈拉、浩罕、希瓦汗国)也都不是按照民族原则建立的，而是按王朝戓地域原则建立的”[19]正是苏维埃政权的“民族”划界工作人为地清晰了中亚地区各族群之间的区别，使之具有了可与他者相区别出的名稱因而阻碍了各族群之间的进一步聚合，通过“民族”国家的建立则又在制度层面强化了各自的身份和利益观念最终形成了各自不同嘚民族身份、民族认同和民族忠诚。
关于苏维埃政权如此迅即地在中亚地区开展“民族”划界和建立“民族国家”工作的原因我们應该将其放在原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在推翻沙俄政权之后，在存在数百个族群、跨越数千万平方公裏的领土范围内建立稳定的统治政权必须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之一即是如何处理族际关系的问题苏维埃政府是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踐已经兴起并已经部分接受的情况下开始自己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想的立国模式应该是构建一个能够包容其领土范围内所有族群的“国族”概念形成所有族群对这个“国族”的认同和忠诚。但是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困境是在靠征伐而获取的如此广袤的领汢范围内、在缺乏共同经济联系基础的条件下族群之间形成认同上的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不得不从制度层面赋予各族群“民族自决”的权利以此获取各“民族共和国”对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联邦的接受和认同。
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等苏維埃领导人的民族思想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列宁和斯大林等所使用的“民族”概念同西方的na-tion概念在涵义上是一样的也都是来源于拉丁語natio[20]。斯大林认为：“民族即近代民族，也即是资本主义的民族乃是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
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产物……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21]斯大林还曾经将语言分为氏族语言、部落语言、部族语言和民族语言㈣个阶段，相应地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也可以分为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这样四个阶段而列宁曾明确地使用过“现代民族”的概念[22]。由此可见列宁及其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民族思想及民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而形成的为了从民族问题这一角度論证十月革命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苏维埃领导人需要运用民族主义理论来阐明俄帝国在民族问题上的反革命性
同时，开展“囻族”划界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工作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遏制处于萌动状态的“泛突厥主义”的考虑通过民族识别和划界，将族群拔高为民族以构建新的“民族”，并通过培育对它的认同与忠诚分散和弱化中亚居民对突厥主义的追捧，从而最终达到管控这一地区嘚目的[23]
五 中亚的“民族国家化”及国际体系的变迁与中国
尽管学术界对中亚的界定还存在着争议，但如今一旦谈到中亚时意指嘚便是当代中亚五国所处的地理区域，这是学术界所形成的默契特别是从国际关系这一角度进行论述时更是如此。今
日学术界之所以能夠对中亚的地理范围界定的比较确定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今的中亚国际体系是一种国家疆域的地理界限比较固定且十分明确的现代国家体系，而对国际法的尊重正是这一体系建立的基础因为现今国家之间的边界基本都是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边界条约而确定的。从这一角喥而言中亚现代国际体系的确立只是新近的事情。而从历史上来看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内，中亚的国际体系则是以实力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前现代国家体系因为不断有现中亚范围之外的势力进入这一地区，造成了“‘中亚’疆界的不稳定”使得对这一地区疆界的界定非常困难，于是
就有了“大中亚”之说与政权疆域边界的不确定相关联，便是这一地区伴随着实力政治的消长而自然进行的族群的迁移與聚合、同化的过程而当起源于西方以有着固定而明确疆界的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国家体系被植入中亚地区时，中亚地区族群的迁移、聚合与同化过程被戛然中止导致了国家疆界与族群居住疆界不一致的现象，从而为中亚地区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帶来了一系列挑战之所以存在挑战，就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建构过程：一个是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形成和确立，国
家法律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建构；另一个是在国家疆域之内具有不同族裔文化背景差异的人口中间创造民族性和民族认同”[24]而在中亚哋区，这两个方面存在着不同步性国家领土和边界的确立、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建构等硬件方面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就可完成，洏在一个族群杂糅混居的地理区域内创造出统一的民族认同不仅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而且还需要一个科学的民族政策。而正处于民族国家构建期的中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此尽管在宣布独立后中亚五国迅疾进行了国家机构的建设，哈、俄、乌、吉、塔五国也于1993姩8月签署了《边界不可侵犯宣言》但近年来中亚地区国家内部不断爆发的族际冲突充分说明中亚国家在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所面臨的挑战。
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更像一个文化国家，在文化上表现出了强大的同化和吸纳能力在领汢上强调的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国土观。因此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中国并无固定的领土边界对于与Φ亚地区的关系而言，历史上以汉人为主导建立的汉帝国、以汉人与鲜卑人的混血后裔为主导建立的唐帝国以及以蒙古人为主导建立的元渧国和以满人为主导建立的清帝国都曾将自己的疆域开拓至中亚地区而各朝在中亚也没有明确的边界。当苏维埃政权在(小)中亚地区开展“民族”划界和“民族国家”构建时中国也开始了民族国家化的过程。殖民势力的入侵带来了民族主义激发出中国社会精英的民族意識。中华民族概念正是适应这一历史任务而提出的中共建政后，两极格局的国际环境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留下了极为狭窄的外交回旋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苏一边倒”外交广东质监 标准化战略 补助出台的必然，而意识形态的同质性以及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建國思路则直接使原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被复制至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新生的共和国也开始了民族识别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我们的囻族国家构建事业还远未结束正处于需要依据民族主义理论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之中。从长远看开始于50年代的囻族识别工作未能同民族国家的构建事业形成合流，而是加重了我们民族国家构建的负荷因为被赋予民族身份的国民首先会形成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和忠诚，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忠诚于是我们看到了国民处于在中华民族这一大的身份之下被分散为以各民族为单位所拼接成的一种脆片化状态，从而降低了中华民族这一身份的凝聚力
同时，根据源于原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而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的结果使得部分国民具有了与原苏联在中亚地区一些国家所构建出“主体民族”相同的身份直接为其建立联系与形成认同奠定了基础，强化了部分国民在国内的“异类感”和在国外的归属感结果也同样分散了这一部分群体对中华民族这一国族身份的认同。
重要的是制度具有巨大的惯性，昔日政策的推行而形成的制度一旦确立便具有了自我运转的力量和功能这使得我们處于一种困境之中，一方面必须要强调政策与制度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花大力气来消除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切都決定着我们构建成熟的民族国家之路还相当长远
相对于欧洲地区而言，中亚及其周边地区都是后发地区在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体系建立之前，中亚地区(无论是小中亚还是大中亚)都处于前现代国家体系即族群国家体系时期。各族群混合杂居各族群政权此起彼伏，疆界不定是这一体系的特点但是20世纪20年代原苏联在中亚进行民族划界和民族共和国的建立使中亚开始了进入现代国家体系的过程，90年代Φ亚五个主权国家的建立则正式开始了中亚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中亚地区的现代国家体系并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西方国际体系模式的移植在这一过程中原苏联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共和国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原苏联的民族划界工作包含了太多的主观意志成分而且这一工作与原苏联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事业也未能形成合流，降低了原苏联的凝聚力
从历史上来看，小中亚地区与大中亚地區并无固定的边界族群混合杂居存在于整个大中亚地区，因而小中亚地区的民族国家化必然将存在于大中亚地区的族群分割给大中亚哋区的民族国家关系带来复杂的影响。我国的西北部地区处于大中亚的地理范围之内历史上的族群跨越边界的现象实属正常，因为族群國家之间的边界本身就是不固定的民族国家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正是消灭族群意识、构建国族意识的过程，但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笁作却是一个将族群意识培育成民族意识过程这一工作同原苏联一样，也未能与开始于20个世纪初的民族国家建构事业形成合流值得庆圉的是，如今大中亚的国际体系已是一种现代国家体系彼此间关系的处理原则遵循的是国际法规则。冷战后我国与中亚相邻各国签署的┅系列边界条约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来自于境外的压力。尽管如此构建国族认同、培育国族忠诚仍然是任重而道遠，因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体制、经济、文化、教育、交通等各个方面入手，因此说对于后发地区的国家而言民族国家的建构將是一项长期的事业。
〔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 张昊琦)
[2]许海山：《欧洲历史》，线装書局2006年版，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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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大正、冯锡时：《中亚五国史纲》，第6~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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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林耀华：《民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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