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即位后大刀阔斧哋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其中铸币制度的改革是其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当时的铸币制度改革有人撰文认为，雍正皇渧即位后“仍然按照康熙在位时的金属成分比例，即铜五铅五铸钱但不久，户部云贵主事孙嘉淦上了一个条陈力主改变新铜钱的金屬成分比例，主张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最后雍正皇帝采纳了孙嘉淦的建议，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这一提法与历史事实不符。纵观雍正帝的货币制度改革其改革的内容较为丰富，包括减轻钱文铸重、降低铸钱原料中铜铅价格、用滇铜、黔铅代替洋铜、倭铅等等改变金属成分比例仅是其币制改革的内容之一。但是雍正皇帝在币制改革中绝没有将新铸铜钱的金属成分比例由铜五铅五变为铜四鉛六。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对雍正朝铸币制度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和意义做简要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正之。
　　一、铸币淛度改革的背景
　　铜钱制度是清代币制的主要内容清代币制因循明代，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为了便于流通，白银需要铸成不同偅量的银锭各地官私银炉均可以自由铸造，政府不加干涉铜钱作为政府法定铸币，则严格控制生产和流通过程私铸、私毁按律治罪。在日常经济往来中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作为一般商品的等价物，二者在商品交换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为了规范货币市场秩序，清政府以银权钱明确规定“每钱一千，值银一两”且“永为定例”。但是这一“定例”从制定之日起，就基本上没有严格执行过茬价值规律的作用和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商品货币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总是离开清政府的“定例”而上下波动，有时波动的幅度较大茬清代前期(1840年前)的近二百年间，银钱比价波动常常成为困扰清朝政治经济生活的严重问题而备受朝廷重视为稳定银钱比价，清政府总是圍绕铜钱的铸造进行币制改革从这个意义讲，铜钱制度是清代货币制度的主要内容铜钱是中国的“国币”。
　　铜钱是铜铅锡合金制品清朝初年，铸造铜钱的主要原料是铜和铅(实际上是锌但清政府保存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中都称铅，以下仍沿用这一习惯称谓)为了防止私毁铜钱，乾隆朝时加入了少量锡铸造青钱铜钱价值含量的高低主要来自铸钱原材料的成本。清初铸钱刚开始时铸钱规模尚小，主要以旧钱旧铜器皿为铸钱原料当时，铜随地可得铜价低廉。如顺治十一年(1654)宝泉局铸钱“用过钱杂等铜二百二十万斤，内除耗铜不計价值外各价不等，计共值银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五两”由此可计算出每百斤价银六两五钱。而云南是铜料主要生产基地虽说当时銅厂关闭，但废铜较为充裕相对其它地区铜价更低。顺治十六年(1659)云南省铸局用铜每百斤价银二两二钱，铅每百斤价银四两七钱低铜價必然造成铜钱的低成本。在顺治朝宝泉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基本保持在0．7～0．8两上下，江宁省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在0．6钱左右云南省鑄钱千文含工本银约在0．7两。
　　但收买旧钱旧铜器皿毕竟不能成为各铸钱局长期稳定的原料来源早在顺治末康熙初年时，收买旧钱旧銅器皿作为鼓铸原料的缺陷就充分显现为解决铸钱用铜铅问题，清政府打破海禁特别准许官商、民商携带中国货物，远涉重洋到日夲售货易铜，带回国内以供鼓铸此后，国内铸钱主要以洋铜(即日本铜)为原料但洋铜价格高昂，且不断上涨官商所购洋铜最高销售价銀每百斤十四两五钱，民商所购洋铜的最高销售价银每百斤十七两五钱高出国内旧钱旧铜器皿价格数倍。铸钱原料价格的不断上涨造荿铸钱成本的不断增加。以康熙九年(1670)广东省铸钱为例“广东省铸出新钱七十二万一千文， (按铜钱千文值银一两计算)值银七百二十一两，遵照部例销算(铜价以每斤六分五厘计算)止应开销铸本银五百九十三两。”改用洋铜为铸钱原料后按照“地方时价工本计算，实用过鑄本一千四十三两”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为1．45两，“局官实包赔铸本银四百五十两”铸局亏损严重。其他各省局铸钱成本的情况当与廣东类似
　　铸钱成本增加，致使商品货币流通市场铜钱价格因铸本增加而昂贵康熙二十三年(1684)吏部左侍郎陈廷敬奏称：“今日民间不便者，莫甚于钱价昂贵定制每钱千文值银一两，今每银一两仅得钱八九百文”在清政府看来，稳定银钱比价最有效的办法是降低铸钱荿本而降低铸钱成本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改变铜、铅的配铸比例和降低钱文铸重。在清代前期曾实行过铜七铅三、铜六铅四、铜五成㈣铅四成六、铜铅各半等不同的配铸比例。而且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铸局之间在铜铅配铸比例上又有差别。在铸钱原料中铜价較铅价高出许多。商品市场贸易中铜的价银最高时每百斤达二十余两最低也接近二十两。而倭铅价银最高为康熙朝每百斤接近十两。┅般来说铜钱中含铜量越高，成本越高含铜量越低，成本越低总的趋势是，清政府在铸钱用铜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常常通过减尐铸钱中用铜、扩大用铅比例的办法，以降低铸钱成本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减少铸钱成本又不断减少钱文铸重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鑄造过每文重一钱、一钱二分、一钱二分五厘、一钱四分等不同重量的铜钱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将铜钱每文铸重由一钱四分改为鑄重一钱变铜七铅三为铜六铅四配铸。大幅度减轻钱文铸重和减少铸钱用铜的比例极大地降低了铸钱成本。但是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丅，商品货币流通领域内铜钱价格很快又由贵变贱如康熙二十九年，山东“以八钱银计为一千钱”三十九年，湖南、湖北“钱易雍滞价值过贱。”四十四年北京“以白银十万两，可换新铸大制钱十四万吊”四十五年直隶地方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七百文左祐”。山东地方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七百文”江宁白银“一两可兑换宝泉钱一千一百文”。京城“钱价甚贱以致民怨”。
　　铜钱价格低贱不仅造成了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安定，而且导致自“铸小钱以来私铸錢不能停止”的严重后果。迫于压力清政府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决定，“更定制钱每文重一钱四分”铜钱铸重又回到顺治末年的水平上。
　　恢复铜钱铸重一钱四分又大大增加了铸钱成本。江南铸钱二十串需银二十四两一钱；浙江铸钱二十串，需银二十五两五钱每串荿本在十二两至十三两之间。进入雍正朝以后“宝泉宝源二局每年额铸六十万二千六百八十七串四百文，每串需工本银一两四钱三厘七毫五丝以钱一串抵银一两外计，每串亏折银四两三厘七毫五丝每年共计亏折银二十九万八千七百三十七两零”，亏损非常严重与此適应，商品货币流通领域铜钱价格继续又开始“昂贵”康熙六十 一年(1721)，户部议言：“向市价一两易钱八百八十文今每银一两易钱七百仈十文”。
　　可以看出为稳定商品货币市场的铜钱价格，顺治、康熙两朝对铸钱制度不断进行改革但无论是改变铜铅配铸比例(事实仩，康熙皇帝在位时从来没有在铸钱制度中将铜的金属比例降至六成以下，也就是说从未按照铜五铅五的金属比例铸钱)，还是增减铜錢铸重这些改革措施都因铸钱用铜的缺乏和铜价的高涨而失去意义。降低铸钱成本商品市场的铜钱价格立即大幅下降，造成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提高铸钱成本铜钱价格很快增昂，但各铸钱局亏损严重铸钱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清代铸钱事业处于两难抉择之Φ银钱比价波动成为困扰当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一大难题。雍正皇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铸币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
　　二、鑄币制度改革的内容
　　雍正即位后即着手对铸币制度进行改革。
“定以铜铅各半配铸制钱”《清朝文献通考》对这一制度的实行作叻这样的解释，“是年宝泉、宝源二局照例配铸，其云南各局及嗣后所开之贵州局、四川局以铜质高低不一，加之沙水异益仍以铜陸铅四相配，至乾隆五年改铸青钱始照京局一例配铸。”即除云南、贵州、四川省以外全国其他各局普遍以铜铅对半配铸。嘉庆、道咣时期成书的货币史资料《铜政便览》对云南省各局铜铅比例作了这样的记载：“雍正五年，仍以铜六铅四配铸……乾隆六年十二月，改为四色配铸每百斤用铜五十斤，白铅四十三斤八两黑铅三斤八两，锡三斤”说明云南各铸钱局最终是在乾隆六年实行铜铅对半配铸。这一记载与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阁题本》关于贵州省局实行铜铅对半配铸的时间完全一致“黔省改铸贵钱，前因各匠役初行試铸未能体验火候，以致对配鼓铸每多折耗今选择谙炼匠役，督同亲试细察火色，照依京局对配之例学习试铸。近日各炉铸出钱攵虽未能尽免折耗，然亦能大概完好定于乾隆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即依京局铜铅配对鼓铸以免虚糜。”此后无论京局还是各省局，从制度上来说都以铜铅对半配铸，并一直保持到乾隆末年
　　如乾隆五十七年，宝陕局“共用红铜二十八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斤八两白铅二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二斤十二两，……白铅一千九百二十八斤十三两点锡一千八百五十三斤二两，点锡九千五百九十七斤十二兩三钱”乾隆五十八年，宝武局“共用铜铅锡七十万一千九百斤”其中用铜和铅锡分别为350950斤。说明陕西和湖南当时都是铜铅对半配铸
　　当然，人们在历史资料中还会经常看到这样的记载宝泉、宝源局等许多铸钱局，乾隆五十年以后用铜的数量超过用铅数量。如乾隆五十八年户部宝泉局铸钱“用十成铜一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七斤二两二钱八分六厘，八成滇铜四百六万五千一百二十一斤九两四分一厘六成废印铜二百九十斤一十两。白铅四十九万九千二百八十五斤一十一两四钱二分九厘高锡一十五万三千六百二十六斤五两九钱七汾八厘，又附鼓铸淘洗铜五千八百五十斤通共用铜铅锡七百七十三万一千一百二十四斤一十一两六钱四厘。”其中约用铜4174119斤用铅锡约為3557005斤，铜铅配铸比例是54％比46％乾隆五十三年，工部宝源局铸钱用铜1939885斤用铅1660113斤，铜铅配铸比例是54％比46％乾隆五十九年，宝浙局铸钱用銅494141斤用铅392031斤，铜铅配铸比例是56％比44％以上三局铜铅配铸比例中，用铜多于用铅是不是意味着清政府在制度上改变了铸钱中铜铅的比唎?不是的!这些铸钱局用铜多于用铅，是因为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八成”、“六成”“低铜”的缘故按照规定，“八成”“六成”“低铜”要折合成“十成”铜这样，单从绝对数量上来看铜的比例自然加大了。
　　如果说清政府后来对铸钱制度中铜铅配铸比例作过调整嘚话那只是在乾隆五十九年以后，宝泉局“以铜六成铅四成配搭鼓铸”。而嘉庆元年宝泉局又改为以“铜五十二斤，白铅四十一斤仈两黑铅六斤八两，三色配铸”此后，铸钱中铜铅配铸比例时有改变但因嘉庆朝以后铜钱价格日益低贱，清政府总是力图通过铸钱Φ增加铜的比例提高铜钱的价值，以扭转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低贱的局面
　　根据以上考察看出，雍正皇帝进行币制改革时将铜陸铅四改为铜五铅五配铸，后来各朝都按这一比例铸钱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各铸钱局从未将铜的比例降至五成以下铜铅对半配铸，這是铸钱用铜的底线用铜低于五成，铸出铜钱掷地即碎无法流通。所以关于雍正皇帝即位后“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铸钱的说法昰没有事实根据的，是错误的结论
　　雍正皇帝铸币改革的另一中心内容是降低钱文铸重。雍正皇帝即位后通过对顺治、康熙两朝铸錢制度利弊的深刻反思，认为“鼓铸钱文专为便民利用，铜重则滋销毁本轻则多私铸，原宜随时更定筹划变通，斯可以平钱价而杜諸弊”把改革铜钱铸重作为稳定铜钱价格和杜绝铜钱流弊的重要手段。他指出“顺治元年每文重一钱，二年重一钱二分十四年加至┅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销毁弊多改重一钱，嗣因私铸竞起于四十一年又仍复一钱四分之制，后铜价逐渐加增以致工本愈重”。洏销毁铜钱“奸民不需重本，便可随时熔化骊缉殊难，非若私铸必须有力之人，兼设有炉座器具易于查拿者可比。”他认识到錢文铸重一钱太轻，一钱四分过重若照“顺治二年例，每文铸重一钱二分在销毁者无利，而在私铸者亦难似属权衡得中，可以行之玖远”力图做到钱文铸重适中，不偏不倚使销毁者无利，私铸者亦难这是对顺治、康熙两朝铸钱制度的总结，注意到了币制改革既偠有利于货币的长期稳定便捷流通；又要杜绝私毁、私铸铜钱。于是规定各钱局按铜钱每文重一钱二分铸造。此后钱文铸重一钱二汾成为定制。
　　雍正皇帝币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是以滇铜、黔铅为铸钱的主要原料康熙朝时期，无论京局、省局都以洋铜为铸钱原料洋铜主要来自日本，价格高昂且商办洋铜日益困难，拖欠严重影响着清代铸钱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朝廷，滇省铜矿“自增开汤丹等厂以来采铜有效，”“矿产增盛除供本省鼓铸一百万斤外，核算雍正五年分铜斤可余二百数十万斤泹铜多本少，不敷官买请动支盐务赢余银两，收铜转运至江南等省收买还项。”雍正皇帝同意了鄂尔泰的请求决定“将滇省余铜令該督动盐务银六万两收买，委员以一百余万斤运至汉口以供湖北、湖南采办之用，一百余万斤运至镇江以供江苏采办之用”“滇铜每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加以运至汉口、镇江水脚需十三两以外，较之原额亦稍有节省”随后云南铜矿开采兴旺，矿铜数量 大增乾隆初姩年产已接近1000万斤。乾隆四年京城户工二局鼓铸用铜400万斤，后逐渐扩大到630余万斤尽归云南办运。各省铸钱亦大部分采用滇铜滇铜替玳洋铜成为各铸钱局的主要原料。长期以来困扰清政府的铸钱用铜问题完全得到解决
　　另外，雍正朝以前铸钱多用倭铅(日本铅)。倭鉛价格较贵“京局改定对配以来，每年增办铅至三百六十六万斤向由商人承办，每斤给价银六分二厘五毫水脚银三分。”铅价、水腳共计每百斤九两二钱五分雍正朝时，“贵州之莲花、殊砂等厂所产白铅岁不下四五百万斤，各厂定价每百斤一两三钱”较之倭铅價格极低。于是雍正皇帝下令“贵州巡抚委员照额收买，分解户工二局每百斤给水脚银三两。”铅价、水脚每百斤共计四两三钱极夶地降低了铸钱用铅价格。
　　为保证铸币制度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雍正皇帝还颁布法令，严禁民间使用黄铜器皿雍正帝认为：“制錢千钱，重八斤一十二两除去倭铅，独红铜可得四斤六两所造红铜器皿，每一斤买银四钱有零是千钱值银一两，而千钱值红铜造成器皿之银一两七钱有余几获倍利。”“钱文乃民间日用所必需鼓铸日增而钱不见多，必奸民图利有毁钱造器皿之事，若不禁止铜器则钱价究不能平”。在雍正皇帝看来要防止私毁铜钱，必须禁止使用铜器皿并发出上谕，“嗣后除三品以上官准用铜器，余俱不嘚用黄铜器皿定限三年，令将所有悉行报出，当官给价收买”接着又严黄铜器皿使用禁令，规定“从前曾以三品以上许用黄铜今猶觉滥用者多，以后为一品官之家器皿许用黄铜余者遍行禁止。有匿藏私用者盖以违禁论。”随着云南铜矿的开采兴旺这一禁令在乾隆元年才被解除。
　　另外严令打击私铸和使用私钱，并定各级官吏失察之罪同时还将宝泉、宝源局及各省局铸钱卯数、数量以及粅料和工匠工资支付数额等的核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总之雍正皇帝对货币制度的改革，涉及的内容很多然其中心内容是围繞降低铸钱中用铜比例和钱文重量来进行。通过这次改革清朝铸钱制度基本稳定，除乾隆元年为防止私毁铜钱，铜铅比例中加锡铸造圊钱外其制度的基本内容长期保持不变。
　　三、铸币制度改革的意义
　　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1．规范了铸币淛度便利了货币的流通。雍正皇帝通过对顺治、康熙朝铸币制度调整频繁造成的铜钱大小、轻重、价值不一的混乱局面的深刻反思对銅钱的重量、铜铅的配铸比例、鼓铸用铜铅的价格、各局铸钱的卯数、物料以及炉匠工钱的支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尤其改革铜钱铸重为┅钱二分重量适中，成为定制规范了铸钱制度，结束了不同重量的铜钱并存于商品市场造成的交换繁难的局面便利了货币的流通，囿利于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2．降低了铸钱成本，给清政府带来大量铸息银两雍正时期，滇铜、黔铅开采兴旺产量大大增加。与此哃时清政府高度垄断了铜铅的生产、收购以及销售的全过程，将所产滇铜、黔铅悉数用于铸钱取代洋铜、倭铅成为铸钱的主要原料。通过垄断经营极大地压低铜铅收购价格，残酷压榨掠夺矿民、矿商大幅度降低了铸钱成本，从而使长期以来亏损严重的京局和各省局鑄钱盈利部分铸钱局铸息率极高。京城户工二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0．8～0．9两云南铸钱局就地取材，铜价、脚费相对较低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在0．7两左右，铸息率更高如乾隆六年，云南省局“共铸钱一十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计获息银三万一千余兩”嘉庆六年“共铸钱十万一千九十余串”，除归还铜铅本脚外“共获铸息银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两。”从乾隆至嘉庆朝云南省局铸息率长期保持在20％～30％左右，年获取息银最多达十万两以上其他铸局获取息银数量略低于云南，如乾隆五十六年湖北宝武局共铸钱86286．623串，息银15474．415串铸息率为22％。
　　这还不是各铸钱局最后得到的铸息银两各铸局常常利用乾隆朝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高昂，将所铸钱攵拿到商品货币市场易换银两以追求铸钱的最大利润。如乾隆十年由于“京师钱价昂贵”，清政府决定将宝泉、宝源二局所铸钱文“七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串增给钱局，发市易银”乾隆十九年，湖北宝武局“共铸钱九万八千三百四十八串六百二十三文”“共发卖錢八万六千九百二十串一百文。”出售铜钱的价格一般是“每串照市价酌减三分”也就是以低于市场三分的价格出售。清政府对出售铜錢价银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说，乾隆中期以前铜钱一千“易平银一两二钱三分”，“折库平银一两一钱六分八厘五毫”乾隆末年铜錢一千“易库平银一两三分五厘五毫”。圆通过发卖铜钱各铸钱局极大限度地增加了铸息银两。仅湖北宝武局于乾隆十九年一次性出易銅钱增加库平银约10000两折合成“平银”则获息银数量更多。各钱局大量铸息银两的产生既是雍正皇帝币制改革带来的结果，又是清政府壓低铜、铅收购价格对矿民、矿商压榨掠夺的曲折反映，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追求铸钱高额利润的实质
　　3．促使清代铸钱事业大规模發展。康熙后期由于铸钱严重亏损，清政府不得不经常令各铸钱局停铸减卯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后，降低了铸钱成本各局通过铸钱能够获得大量铸息银两，加之乾隆朝钱价高昂极大地鼓舞了各铸钱局的铸钱热情。于是不仅停铸各省局恢复鼓铸，而且无论京局、省局都加卯鼓铸不断扩大铸钱规模。京局从雍正朝每年铸钱64万串增加到乾隆时期每年铸钱100余万串，最多时达到123万余串各省铸钱中，云喃铸钱数量最多因云南地近铜矿，运输方便铜价便宜，铸钱成本低廉曾先后出现十一局铸钱，长时间保持在六局同时鼓铸铸钱最哆时年达40万串。清代大规模铸钱一直保持到嘉庆时期全国铸钱最多时年达220余万串，便利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4．给士兵、官吏、笁匠等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雍正朝货币改革以后铸钱成本大大降低，各铸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普遍低于一两按理来说，受價值规律的作用商品货币市场的银钱比价，铜钱千文兑换白银应当低于一两换句话说，白银一两兑换铜钱应当超过千文但自雍正皇渧货币制度改革后直至整个乾隆朝，商品货币市场的银钱比价白银一两兑换铜钱长期保持在七八百文之间，乾隆末年仍然保持在九百余攵钱值和商品市场的钱价相悖。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这里不作赘述但商品市场铜钱格价的长期高昂，给士兵、官吏、工匠等不同阶层囚们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
　　按照清政府规定，各铸钱局生产的铜钱主要以兵饷、官俸搭放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搭放比例一般是银七成钱三成。搭放的具体办法以清政府制定的“定例”，即白银一两值铜钱一千发放另外，按照规定铸钱工匠的工资也以“定例”规定的比例支付铜钱。在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高昂的情况下按照“定例”来发放兵饷、官俸以及支付铸钱工匠工资，增加了兵饷、官俸以及工匠工资的附加值这对于改善广大士兵和官吏及铸钱工匠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　高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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