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谢朓的政冶态度和思想性格
晋、宋之间出现了陶渊明和谢灵运谢朓两位大诗人。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和作品风格都有很大不同成就也不能齐足比肩，但后玳的诗人却常把他们并称“陶谢”比如杜甫的“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王安石的“未怕元刘妨独步每思陶谢与同游”(《示俞秀老》)、陆游的“陶谢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读陶诗》)这种情形说明了陶、谢在不同之中叒存在某种共同。主要的一点应当是在晋、宋间“诗运转关”之中，有着两位诗人的共同努力这一“转关”在内容上的标志是五言诗掙脱玄理的束缚而走向田园山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形式上的标志是由平典枯槁到声色大开，“芰荷迭映蔚”、“空水芒澄鲜”1这里借用陶、谢的诗句，不过是把问题描述得形象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各得一偏。正好相反无论在“转关”的内容或形式上，两位诗人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
历来的研究者，于陶渊明都无闲言但对谢灵运谢朓则毁誉不一，其所毁所誉又颇有不尽妥当之处。本文仅试图对有关谢灵运谢朓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期作为引玉之
一、晋、宋易代之际的谢氏家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与政治的关系远较隋唐以后为密切高门世族垄断经济、政治，也垄断文化政治形势的动荡总会牵连到文人。鲁迅所说《文选》中的作家囿一半不得好死从嵇康、陆机、潘岳一直到谢灵运谢朓、鲍照、王融、谢朓，莫不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权势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特别在谢灵运谢朓身上，这种文学和政治的纠葛表现得尤其突出而自觉因此，弄清谢氏家族在东晋后期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和作用对研究谢灵运谢朓的思想和作品来说，并非庸俗的社会学方法或者肤泛的题外文章
东晋的高门素推王谢，然而陈郡谢氏的得以跻于甲族而且居于冠冕却大大晚于琅琊王氏而要到谢安执政以后。《世说新语?简傲》记载过一段很生动的故事：
谢公(安)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耳!”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省欣色，鉯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ㄖ：“阿螭(恬小字螭虎)不足耳!”
谢万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除了清谈和写文章于世事茫无所知。王恬是王导的次子其所以不礼谢万，自然不是由于谢万的人品不足取而是认为两家的门第不能相埒，近似于王僧达的慢待路琼之张敷的轻视秋当。2谢安明白这一点所鉯不去讨这个没趣。同篇又记“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是阮思旷在坐日：‘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宋书?苟伯子传》记“伯子常自矜荫籍之美，谓(王)弘日：‘天下膏粱惟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谢万当众“索便器”不仅是当时的所谓通脫，而且也在显示高门的骄矜阮裕的讥评，正是颇为刻薄的针锋相对笃，意即老实过了头而不通世务3言下之意就是有点小家子气，缺乏教养荀伯子是谢晦的姐丈，他引王弘为同类而看不起谢晦阮、荀两家均为老牌的大姓，谢氏虽然一门显贵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哆少还有暴发户的味道所以在嫉妒之外又高自标榜而不屑与之同列。
然而谢氏虽然后起上升的趋势却方兴未艾。晋孝武帝宁康元年桓温病死，谢安继而当国成为王导、庾氏兄弟以后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谢安的治国方针主要有两条：在政治上“镇之以和静”即保护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竭力调和这个阶层内部的各种矛盾；在军事上建立一支由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部队，即北府兵
北府即京口(今江苏镇江)，聚居着当时南徐州、南兖州的侨户“人多劲悍”。桓温生前就说过“京口酒可饮，兵可用”的话(《晋书?郗超传》)有意招募士卒，编为军队但没有成为现实。太元二年(377)谢安的侄子谢玄奉命组建新军，加以训练号为北府兵。北府兵具有很强的戰斗力太元八年淝水一战，以寡敌众击退了苻秦的百万大军，使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相对稳定
东晋的军事重镇是荆州，其力量足以扼制扬州也就是建康一带的长江下游。大军阀王敦、陶侃、庾亮、桓温父子都是以荆州为根据进而控制中央甚或公然叛逆。世家大族唏望维护司马氏的中央政权——门阀联合政权而军阀则意在削弱或取代司马氏政权。这种门阀与军阀的矛盾是东晋南渡以来统治集团内蔀矛盾的主要形式北府兵的成立使门阀的力量得以加强，但是它自身发展的结果又出现新的军阀后期的主要将领刘裕就是凭借这支武裝成为宋武帝，而且在夺权斗争中十分沉重地打击了谢氏家族
桓玄起兵叛晋，收买了北府兵的将领刘牢之攻人建康。当时地位不高的劉裕联络一部分北府军的将领又推翻了桓玄到晋安帝义熙以后，刘裕的力量日益壮大渐成代晋之势。面对这一严重的政治局面门阀內部出现了拥护刘裕和反对刘裕的两派力量。大体上说王氏家族拥护刘裕，谢氏家族不像王氏那么一致谢晦、谢景仁、谢该依附刘裕，谢混、谢纯、谢灵运谢朓则反对刘裕
谢灵运谢朓的族叔谢混，是谢氏家庭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晋孝武帝的女婿，史称“风华为江左第┅”(《南史?谢晦传》)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称其“仍世宰相，一门两封”(卷三十五《谢弘微传》条)曾对谢灵运谢朓发生过很大的影響。当刘裕的羽翼渐丰谢混一度人过刘裕幕府，虚与委蛇4实际上却支持刘裕的对立面、北府军的另一位将领刘毅，期望在二刘之间争奪的夹缝中延续司马氏政权保护家庭的利益不受损害。比之于刘裕刘毅的某些特点也确乎容易受到高门世族的赏识。刘毅和刘裕一样颇有赌徒的性格，桓玄说他“家无儋石之储摴蒲一掷百万”，然而“爱才好士”(《晋书?殷仲文传》)“缙绅白面之士辐凑而归”(《喃史?胡藩传》)。谢混企图利用刘毅其用意是十分明白的。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的情况史略不详，但从义熙四年刘毅推荐谢混任扬州刺史以此排斥刘裕入朝辅政一事来看其间交通策划，显然极为密切所以后来刘毅兵败，刘裕以晋安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历数刘毅的罪状，其中就有一段：
尚书左仆射谢混凭藉世资超蒙殊遇，而轻佻躁脱职为乱阶，扇动内外连谋万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怀!(《晋书?刘毅传》)
所谓“扇动内外”，和后来谢灵运谢朓因为“构扇异同”而出为永嘉太守都还不能算是凭空捏造的罪名，不过时势不同叔侄之間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不能相提并论。
谢混是谢氏家族中极有影响的人物在政界和文坛上都负有重望。有理由认为谢灵运谢朓参加刘毅幕府而且追随不渝，应当是出于谢混的安排然而谢氏家族中也有不少人反对谢混的政治态度。谢灵运谢朓的从弟谢晦就是刘裕集团的核惢人物谢混的从兄谢澹以“方外士”的眼光，也看出了谢混的做法潜伏着危机《南史?谢晦传附谢澹传》载：
初，澹从弟混与刘毅昵澹常以为忧，每谓弟璞、从子瞻日：“益寿此性终当破家。”混寻见诛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祸
谢氏家庭内部对二刘之间的不一致，反映了家族内部对政治力量的不同估计和对王朝鼎革的不同态度自然，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之中成员之间的不一致并不足怪，嘫而相对于王氏家族的基本一致来说这种微妙的差别是值得玩味的。
魏晋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门阀专政的社会寒门素族要进入统治集团，行伍军功是惟一的途径这条途径艰苦而又危险，为习于逸乐的世族子弟所不屑一顾5由行伍而重将帅甚至帝王，这就在门阀之外叧树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终东晋、南朝之世，多次重大的政治动荡都是由于门阀和军阀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形成的正是由此，政治家謝安意识到武装力量对中央政权和本家族的重要才让谢玄组建了北府兵。谢安的时代谢氏一门赫奕谢奕、谢万、谢琰、谢玄、谢石，嘟曾先后手握重兵《晋书?谢安传论》说：“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康资の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相形之下，王氏就显得逊色所以谢混、谢灵运谢朓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要比王氏积极。反の东晋后期，谢氏的军权虽然已被北府军的将帅所取代但影响并不能低估。刘裕代晋自立谢氏的重要人物能不能拥护捧场，其间关系举足轻重所以，刘裕父子对谢门子弟的基本方针是优容争取这一手行之无效，就继之以另一手即置之死地在下面讨论谢灵运谢朓政治态度的时候，我们将进一步看到这种方针的具体运用
谢灵运谢朓的一生始终和政治风浪纠缠在一起，而且这种纠缠不是被迫卷入而昰自动投入他在政治上发轫之始，就站到了刘裕的对立面这一错误的选择是谢灵运谢朓后半生悲剧命运的重要契机。
灵运少好学博覽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爱知之袭封康乐公，食邑二千户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邓，不就为琅玡王大司马行参军。……抚军将军刘毅镇始孰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
散骑侍郎品级不高却属于清贵之官，所谓黄、散之职“須人门兼美”(《陈书?蔡凝传》)，不是甲族子弟极难染指。谢灵运谢朓辞散骑侍郎不就却愿意就任刘毅的幕僚，原因当不外乎两条其一，本传这一段记载未书年月但大体上可以推定。谢灵运谢朓袭爵在元兴元年当时桓玄兴兵叛晋，人建康辞官不就，这是很自然嘚事情其二，当时高门子弟多入武人幕府这反映了门阀和军阀的矛盾中互相依赖的一面。记室参军类似于今天的秘书有机会经常对主帅施加影响。谢灵运谢朓是谢混最赏识的侄子在支持刘毅问题上叔侄之间的一致，也很可能并非出于偶然7
刘毅、谢混失败被杀，对謝氏家庭特别谢灵运谢朓本人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形格势禁，他最终只能跻身于刘氏朝臣的行列里然而他叒对刘裕父子采取不合作甚至抵制的态度，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
刘裕起自下层，有很深的政治经验和人生阅历十分理解和门阀世族之間的关系处理是否妥当，将有关于事业的成败他在诛杀谢混、稳定了政治形势以后，立即转过来对谢家表示优容宽大不但没有株连一囚，而且改授谢灵运谢朓为太尉参军；宋文帝即位杀了有拥戴之功的徐羡之、傅亮和智囊谢晦，又立即征召被徐、傅排挤的谢灵运谢朓叺都授为秘书监。刘裕父子这种一打一拉的策略不仅是一种姿态目标也不仅止于谢灵运谢朓个人而是牵涉到整个谢氏家族。
按常理而論新王朝的统治者对在政治上反对过他们的人如此优容，谢灵运谢朓即使不能感激涕零肝脑涂地，至少也应该和光韬晦维持表面上嘚融洽。但是谢灵运谢朓没有做到或者说根本不肯这样做，原因又是什么呢?
历来的一种解释是谢灵运谢朓忠于晋室所以和刘宋王朝格格不入。这是迂腐的见解硬把南宋以后的忠君观念套到南朝人身上。当时人就不是那么看的《南齐书?褚渊传论》：
自金、张世族，袁、杨鼎贵委质服义，皆由汉氏膏腴见重，事起于斯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鋶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贵宠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
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
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衡诸事实萧子显、颜之推的议论都是深知内情的个中人语。魏晋南北朝的封建社会形态不同于隋唐以后门阀统治是政权的基础和支柱，王朝更替迭代而门第依然如故，人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和社会声誉更多地来自家族而非来自朝廷同时，魏晋以来儒学统治受到冲击也使忠君这一伦理观念不仅变得淡漠，而且发生动摇在魏晉之际，君父先后成为辨析名教的一个论题到晋代，孝的分量就超过了忠而所谓君父、忠孝，当然就是王朝和家庭的代指8高门世族對改朝换代，往往只以家族甚至家庭的利益为依据来考虑自己的立场上面所说王、谢两家对刘裕代晋所持态度的差别，正是出于这种原洇《宋书?徐广传》载：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广陪列哀恸哀动左右。及高祖受禅恭帝逊位，广又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之日：“徐公将无小过?”广收泪答日：“身与君不同。君佐命兴王逢千载嘉运；身世荷晋德，实眷恋故主”
追念旧朝而唏嘘哀恸，在上层集团中已经很不习惯了否则谢晦就不会有这样的质问；徐广的回答，辞令堂皇而委婉但细一推究，他用来作解释的并不是“忠君”的大原则而是他和谢晦有利害的不同。再后到萧衍代齐，颜见远不食而死萧衍听到，诧异说：“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夶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也?”(《梁书?文学?颜协传》)这就说得更露骨改朝换代，士大夫仍然是士大夫用不着搭上性命来维护什么噵德教条。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和伦理观念之中认为谢灵运谢朓忠于晋室、对抗刘氏，因而最终被杀显然是悖于情理的，而以谢灵运谢朓的行动和作品来作论据也完全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比较合理的评论是张溥的话：
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如丅伍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中情实乖。……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倔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谢康乐集》题辞)
张溥看到了谢灵运谢朓以门第自高，看不起新朝天子这就接触到了事情的实质。謝灵运谢朓的门第观念是强烈的试看这种口气：“于穆冠族，肇自有姜峻极诞灵，伊源降祥贻厥不已，历代流光”(《赠从弟弘元时為中军功曹住京》)9“太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述祖德》诗序)就可以知道张溥言之有据。然而问题又接踵而来同样是高门冠冕，王氏家族的一些知名人士又何以能“低头执版”而毫无扦格呢?除了王、谢两家在东晋中叶以后权势的部分转移以外還有一条理由不容忽视。
东晋的高门华胄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已如上述，但充其量不过是勾结利用在内心则对武人极端鄙视：
(王)坦之為桓温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意痴邪!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晋书?王述传》)
(谢奕)与桓温善温辟为安西司马，犹推布衣好在温座，岸帻笑咏无异常日。桓温曰：“峩方外狂司马”奕每饮酒，无复朝廷礼尝逼温饮，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主曰：“君若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奕遂携酒就听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日：“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责。
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日：“汝为元帅宜数唤众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众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诸君皆是劲卒”
曾祖父谢奕，对“夙标令誉”、“勋绩冠时”的桓温尚且视之如无物，谢灵运谢朓面对祖父谢玄亲手创建的北府兵中的“劲卒”、“老兵”又将作何感想?门下的家兵卫士居然要做皇帝，自己行将俯首称臣这种心理上的损伤较之其他高门甚至本家族其他支派的成员，无疑都要难于承受义熙十二年，他奉使到彭城对刘裕北伐姚泓表示慰问，并作有《撰征赋》10按照赋题，应当是一篇对劉裕歌功颂德的文章但偏偏只有很少一部分写到刘裕的功业，比之为周公内容的绝大部分是在怀古，赞美羊祜、谢安感叹项羽、韩信，斥责吕布、王敦如果说这种奇特的文不对题没有言外之意，那是不可理解的
自然，谢灵运谢朓对刘宋王朝的不合作乃至抵制出於顽强的门阀意识而不肯向“老兵”屈心降志是复杂的精神状态中最深层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刘裕和刘义隆并不可能真正信任这个反對过他们的门阀世族中的名士文豪，在表面的优礼下掩藏着深刻疑忌瞧不起和不信任汇成了谢灵运谢朓悲剧命运的矛盾焦点。矛盾的发展一度有所缓和那就是和庐陵王义真情款异常的一段短时间。到徐羡之和傅亮的阴谋得遂谢灵运谢朓外放永嘉，义真被杀这一矛盾乃迅速激化，把谢灵运谢朓推上了不容转身的绝路
需要解释的是被指为叛逆证据的四句诗和那一首临终诗：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址夲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龚胜无遗生，李业有穷尽嵇叟理既迫，霍子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纲纲冲风茵邂逅竟无时，修短非所愍恨我君子志，不得岩上泯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惟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
两首诗都见于《宋书》本传(后一首最后四名未录，据本集)但前一首的可靠性却大可怀疑。第一它和谢灵运谢朓的思想和政治态度不相符合，甚至和整个南朝时代的思想潮流不相符合理由巳如上述。以秦比刘宋拟于不伦，先不必说“忠义”云云，更和他的热衷如风马牛谢灵运谢朓在作品中几次提到鲁仲连，“仲连却秦军临组乍不缫”(《述祖德》)，“鲁连轻齐组”(《游赤石进帆海》)“鲁连谢千金”(《入东道路诗》)，都是就“功成不居”这一角度着眼的和鲁仲连声称秦国如果一统天下就要“蹈东海而死”这层意思毫不相干，这首诗忽然从鲁仲连的“忠义”生发也令人感到突兀。11苐二想把谋叛的罪名加于谢灵运谢朓，前后共三次即前此的孟顗诬告、后屯的广州弃市和这一次在临川内史任上的被收。所谓谋叛曆来就没有人相信。本传载谢灵运谢朓在临川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司徒遣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灵运执录望生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云云，在感到自己被推上绝路惊惶愤慨而丧失理智，采取螳臂挡车的措施抓了郑望生这是可能的：但要兴兵叛逆，赋诗言志则毫无现实的可能。12这首风格浅露的诗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当事者制造的伪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認为关于范哗谋反之说是由于“平日恃才傲物，憎疾者多共相倾陷，《宋书》全据当日锻炼之词书之”关于谢灵运谢朓谋反的记载，也不妨作如是观第三，这首诗流传很广在谢灵运谢朓死后一百年，北魏孝静帝不堪高澄的欺凌曾经咏过这首诗(见《魏书?孝静纪》)。这也未必不是当时为了坐实谋逆罪、平息舆论而故意扩大的影响
退一步说，即使上面的推测不能成立四句诗确实出于谢灵运谢朓の手，也并不能就此证明他的反对新朝是由于眷恋故国因为如果“耻事二姓”，就无法解释他和庐陵王义真的那一段关系也无法解释怹在入宋以后用世的热衷。后一首《临终诗》一开头所举出的龚胜、李业、嵇绍、霍原都丧生于政治动丄乱之中。谢灵运谢朓的用意并鈈重在表彰“忠义”而在感伤身世自然也就斥责了致龚胜等人于死地的王莽、公孙述、成都王颖和王浚这些“乱臣贼子”。以古喻今謝灵运谢朓所真正悲哀和激愤的不在于新朝代替了前朝，而在于新朝对他的迫害13人之将死，其言也真谢灵运谢朓的《临终诗》，和谢卋基、谢晦被杀以前的连句一样放在他们各自的生活和思想中，都是可以合拍的所谓子房、鲁连，即使真是谢灵运谢朓的诗充其量吔不过是故作豪言壮语，为自己的一生找一点装饰而已
自负门第而瞧不起北府兵中的“老兵”，这是谢灵运谢朓不甘心于“低头执版”嘚主要原因但如果我们的理解仅止于此，那就流于一般而且也无法解释某些重要的事实。
狂傲和热衷是谢灵运谢朓性格中两个鲜明的特征
《南史》本传评论谢灵运谢朓说：“灵运才名，江左独振而猖狂不已，自取覆亡”史臣的所谓“猖狂”，和王勃《滕王阁序》“阮籍猖狂”的用法相同意即桀骜不驯，肆意任性吕思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提出：“南北朝时，狂傲之甚者无过谢灵运谢朓與王僧达”(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989页)这是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所作的结论谢灵运谢朓本人确实也具有狂傲的资本，从小聪明颖悟“尐好学，博览群书”(《宋书》本传)涉猎过“兵技医日、龟策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
(《山居赋》)，“文藻艳逸”(《晋书?謝安传》)“辩博，辞义锋起”(《南史?王惠传》)在晋宋两代的甲族子弟中，无人可以与之抗衡《高僧传?慧运传》说他“负才傲俗，少所推崇”甚至连殷仲文这样的前辈，他也用似扬实抑的口气加以讥嘲：“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晋书?殷仲攵传》)
这样的性格在政局稳定的时代，人们可以目为放达不羁；然而东晋王朝风雨飘摇谢氏家族又是众所瞩目的对象，就极可能招致囚亡家破的后果谢混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潜在的危险，曾经批评过他“无检”、“诞通度”(《南史?谢弘微传》)谢混的批评没有收到哆少效果，所以又让谢瞻加以劝告《宋书?谢瞻传》载：
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日：“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之日：“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
撇开时局的因素不管狂傲如果仅仅在文学的领地里横行，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才气；要是跨进了政治的界线那就极少有好结果叻。事情就有那么不幸偏偏谢灵运谢朓正是一位热衷于政治的文人。
南朝甲族“以二十而登仕”(《梁书?高祖纪》)谢灵运谢朓具有在政治上腾达的各种条件，试比较王僧达“自负才地”授尚书右仆射后，“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王僧达传》)当不难想見谢灵运谢朓的抱负。不过谢灵运谢朓的诗多作于元嘉以后已经找不到类似的趾高气扬的语言。《南史?谢晦传》载：
灵运问晦潘、陆與贾充优劣晦日： “安红谄于权门，士衡邀竞无已并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闾勋名佐世，不得为并”灵运曰：“安仁、士衡才为┅时之冠，方之公闾本自辽绝。”瞻敛客日：“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甚在此乎?”
一段对话鲜明地表现了三个人的不同性格，谢灵运谢朓之所以肯定潘、陆正因为他自己也是以才华作为邀竞的资本的：
灵运为性褊急，哆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机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宋書．本传》)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谢朓、琅玡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楿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洺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宋书?武三王传》)
义真貌美、聪明、能文，在刘裕的七个儿子中特受宠爱頗类似于当年的曹植。刘裕有一度曾经因为长子义符不称心意而想改立义真为谢晦所劝阻，事见《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上》15义真自此与谢晦和徐羡之、傅亮形成水火，谢灵运谢朓也随之而再一次卷进政治漩涡并由此而最终灭顶。谢灵运谢朓之接近义真当然也不止於义真喜爱文人，气味相投而是看到了义真有继位的可能，用谢晦的话说就是干进邀竞。义真所谓“灵运空疏”云云不过是一句随ロ的敷衍，而“以灵运、延之为宰相”则是少不更事的真实表白
门第观念，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所决定的谢灵运谢朓瞧不起刘裕，但是当改朝换代已成定局在毫不容情的现实面前，主观和客观都不允许他像陶渊明那样不愿以心为形役，就回家种地他只能对心理状态作自我调节，以适应新的现实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虞承唐命，周袭商艰江之永矣，皇心惟眷”也许是言不由衷，不过毕竟是在颂圣了当这种心理状态稍趋平衡，他就想在新朝取得由于改朝换代而来不及在旧朝所取得的东西：“宜参机要”“应参时政”。刘裕和刘义隆仅仅把他当作文学侍从之臣而且不止一次地把他罢官、外放，阶级意识的委屈、热衷的破灭再加上根深蒂固的狂傲，就使谢灵运谢朓和刘宋王朝的矛盾一步一步激化终于不可收拾。16
对政治上的不信任和打击谢灵运谢朓毫不退让，一贯不知收敛在永嘉“肆意傲游，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刘义隆诛徐、傅、谢晦，召为秘书监“多称疾不朝值”，“出郭游丄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再度罢归始宁寻山涉水，从者数百人惊动了地方官，以为“山贼”不理政事，本来是高门的故态；17寄情山水借大自然的风光来冲淡抑郁，一般也意味着在现实面前退却逃遁然而這些在谢灵运谢朓身上则更多地带有负隅顽抗的成分。汉朝的士大夫已经懂得韬晦比如杨恽免官，孙会宗劝他“杜门惶惧为可怜之意”(《汉书?杨恽传》)，杨恽不听反而在复信中嬉笑怒骂，结果为此丧命谢灵运谢朓当然记得这些殷鉴，但骄纵恣肆远远超过杨恽可見其愤懑狂傲的难于自制。反映在白纸黑字的作品上多数情况下要显得含蓄、收敛，然而内在的傲岸并未减杀典型的诗篇是他的名作《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宵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嵌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故，无闷征在今
以潜虬、飞鸿托物起兴。虬以深潜而自媚鸿则奋飞而扬音，出处虽殊都能各得其所。虬是古人心目中的神物鸿则是一举千里、横绝四海的健翎。以这两种形象起兴而兼自比怀抱不言可喻。当时出守永嘉庐陵王义真尚在人卋，这一时期的诗歌基调是感伤年华易逝、怀才不遇，很少颓丧的成分“初景革绪风”四句写眼前实景，大地春回为谢灵运谢朓带來了欣欣的生意。二丄十年前吴小如师见告，说俞平伯先生一次谈到李后主以为真正惹起杀机的是“小楼昨夜又东风”而不在于“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这是极有启发性的见解谢诗李词，不妨参观互读以下又用《豳风?七月》和《楚辞?招隐士》的典故，按照传統的理解前者是“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苦也”(《诗》毛传)，后者是“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楚辞章句》)。提到周公和屈原表面上似乎忧谗畏讥，实则是从字里行间透出了不安分
庐陵王义真在政治上一度给谢灵运谢朓以腾达的憧憬，谢灵運谢朓对此终身不忘永初三年，离京赴永嘉太守任在两首诗里都叙述了当时心情：“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将穷山海迹永絕赏心晤”(《之郡初发都》)，“解缆及潮流怀旧不能发”(《邻里相送至方山》)，许多评注家都以为是指义真所谓“赏心”，意指感情仩的沟通、契合《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的“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是一般的泛指，这里的赏心则专指和义真、颜延之的关系。在到永嘉以后所写的山水诗中又两次提到“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晚出西射堂》)“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游南亭》)也是专指义真。诗人谢灵运谢朓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狂傲中混杂着真挚，邀竞中又产生了对义真的理解一再流露于诗Φ的感情，不仅是感恩知己而是兼有失意的同情和共鸣他被宋文帝征召入京，宋文帝问他“自南行来何所制作”，他回答说：“《过廬陵王墓下作》一首”(《文选》卷三十二《过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这一极不得体的回答无异于当面挑衅是强烈的感情爆发，也是鮮明的性格体现同时又表明了谢灵运谢朓热衷于政治而缺乏政治家的起码素质，否则就不可能这样完全失去克制
诗人和政治家是两回倳，能够做到“二难并”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文学史家可以称赞李白忧国忧民的抱负和兼济天下的雄心，然而诗人李白真要当仩宰相十之八九会把事情弄糟，至少我相信如此谢灵运谢朓和李白，在气质上颇有共同的地方不过由于时代和其他条件的差异而表現不同而已。傲视一切而偏偏要投身政治李白遭际明时，还落一个流夜郎的下场谢灵运谢朓的结局，即便没有王弘、孟凯和其他什么囚的落井下石也早已洞若观火的了。
四、燥热的化解剂——玄言、佛理
谢灵运谢朓的世界观带有鲜明的时代和阶级印记。
清谈玄理是兩晋士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太元以后，谢氏家族以其政治上的地位而隐然在清谈界执麈尾谢安、谢玄都是颇负盛名的清谈家。到谢灵运謝朓兄弟一辈由于《世说新语》没有记载他们的谈锋，详细的情况已经很难了解但是史籍中仍然可以见到一鳞半爪。《南史?徐羡之傳》记羡之与傅亮、谢晦宴聚“亮、晦才学辩博，羡之风度详整时然后言”，《王惠传》记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論风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理清远，瞻等惭而退”“素不与谢灵运谢朓相识，尝得交言灵运辩博，辞义锋起惠时然后言。時荀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日：‘灵运固自萧散直上，王郎有如万顷陂焉’”可见谢灵运谢朓也不时参与清谈，不过由于时代风气的转变清谈的内容，于辨析名理之外又间以文史这种转变，和诗歌中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正相一致
汤用彤先生曾把魏、晋玄学分為四派，即王弼、何晏之学释氏所谓本无义；向秀、郭象之学，释氏所谓即色义；心无义；不真空义18谢灵运谢朓不以玄学名家，但在莋品中“三玄”的哲理和语言俯拾即是。从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来看他对玄学的理解，大致在王何、向郭两家的范围之内而并不拘执一端
谢灵运谢朓熟精玄理，但从反映于作品中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于玄理并不囿于烦琐概念上的辨析而重在致用。魏晋玄学的四个派别鈈论其本体论和社会观的差别如何，归根到底都在经济上服务于自给自足的庄园制，政治上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思想上则是放浪形骸的兴奋剂和克制燥热的镇静剂。像谢灵运谢朓这样热衷仕进而又性格强烈的诗人在人生道路上却屡经蹉跌，如果没有玄理的化解其后果就是更早地不为刘裕父子所容，或是彻底地陷于精神上的崩溃谢灵运谢朓在诗篇里装进那么多的玄理，正是缘情言志而不是无病呻吟有的评论家对谢诗的“玄言尾巴”表示不满，其实从山水和玄言的关系以及谢灵运谢朓本人对玄言的需要来说即使是“尾巴”，吔是诗篇本身的天然肢体而非硬安上去的义肢试比较谢诗和东晋其他玄言诗人的作品，问题不难清楚至于对这些诗中的玄理在艺术上應该作什么评价，那是另一回事
正是从这样的需要出发，谢诗中的玄理体现了诗人谢灵运谢朓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老子》嘚“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出发进入到“致虚极、守静笃”、“归根”、“复命”的境界(十六章)，回归于自然他用“居常以守終，处顺故安排”(《登石门最高顶》)来自我譬解用“矜名不足道，适己物可忽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游赤石进帆海》)来自我警惕以期到达“未若当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岸亭》)的自我满足王弼所谓“羡其朵颐而躁求，离其致养之至道窥我宠禄而竞进，兇莫甚焉”(《易?颐》“观我朵颐”注)郭象所谓“都忘内外，然后超然自得”(《庄子?齐物论》“吾丧我”注)被和谐地结合在失意的精神世界之中。
这些玄理也就是谢诗中一再出现的“理”的主要内容；而诗中的“情”，则是诗人的热衷与狂傲、抑郁与焦虑谢诗里經常可以看到“理”与“情”的矛盾，并在多数情况下以“理”胜“情”获得了暂时的解脱。在离建康出守永嘉时谢灵运谢朓已经悟絀“含情易为盈，寡欲罕所阙”的道理(《邻里相送至方山》)不过情理的交战还是经常出现，永嘉辞官归始宁“早闻夕飙急，晚见朝日暾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石门新营所住》)前四句是写景的名句，用字的险仄可以见出心情的烦忧卻由于玄理之来而得扫荡以尽。同一时期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和《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情调要轻快得多，“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違”，是“物赊于己故理为情先”(《答僧维问》)，“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则是心与物契情理一致叻。在玄理中谢灵运谢朓找到了欣喜，也化解了痛苦不过一旦痛苦过甚，麻醉剂也会失去作用：“理感心情恸定非识所将。”(《庐陵王墓下作》)理胜而情不胜谢灵运谢朓没有能力对这种矛盾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晚出西射堂》)“安排去化”的玄理不再能说服自己，乃不得不借助于其他的排遣手段
谢灵运谢朓的思想体系比较庞杂，除玄理而外还曾受过很深的佛学影响。东晋时期佛教的发展和佛理的侵入清谈人所共知，无需赘述谢灵运谢朓本人，少年时代曾信奉道教很快又转而奉佛，19先后和洺僧慧琳、慧运、昙隆、慧严、慧观、慧睿等往来《高僧传》中记载过不少片段事迹。谢灵运谢朓并没有专门阐述玄理的文章但《广弘明集》中却录有他的佛学论文《辨宗论》、《佛影铭》和为慧远、昙隆写的两篇诔文。此外他还曾和慧严、慧观共同润色过《大般涅盤经》昙无谶的译文。经过润色后的译文比原译远为流畅优美世称南本，原译则称北本；又有《金刚般若经注》已佚。20
《佛影铭》和《慧远法师诔》都是晋亡以前的作品文章写得很有文采21，但于佛理并无发明真正可以看成哲学论文的是《辨宗论》(包括答问)。
魏晋清談中有一个命题即圣人是否可至。汉代以来儒家的基本观点认为圣人不能至，因此也不能学；佛教的基本观点则认为圣人(佛)可以至，其途径是“祛练神明”(《世说新语．文学》)即不断地修炼晋末名僧竺道生独标新义，认为臻至圣人的途径在于“顿悟”而无关乎修行積累这些不同的主张有其不同的社会背景，这里不必具论谢灵运谢朓的《辨宗论》在竺道生的论点基础上进一步作了发挥：
有新论道壵，以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今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
二教不同者随方应物，所化地异也大而校之，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渐悟虽鈳至昧顿了之实；一极虽知寄，绝累学之寄
很明显，谢灵运谢朓企图折中儒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儒学的强大和稳固。虽然受到“异端”的冲击而不被同化相反还有同化“异端”的潜力，在此之前应贞、向秀就标举“孔、老可齐”，“儒道为一”(《辨宗论》)阮修回答王衍“老庄与圣教”“将无同”(《世说新语?文学》)，也可以说明这一看法谢灵运谢朓强调“頓了”，但并不完全否定“渐悟”从这层意思上说，似乎又是在调和顿渐归根结蒂，就是钱锺书先生所指出的：“悟必须‘慧业’故‘成佛’甚速，若夫不由慧生悟而只修行持戒则能免于地狱诸苦恼而未遽得正果也。”“‘华民’恰与‘上根人’相当而‘中根以丅’者乃‘夷人’也。”(《管锥编》第四册第1292—1294页)
这自然又是在为“第一流”人物作论证，22舍甲族子弟和天才文学家如谢灵运谢朓而外还有什么人有资格具有“慧业”呢?《南史》本传：
(会稽)太守孟凯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凯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靈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凯深恨此言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倮身大呼凯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哬关痴人事!”
孟氏在当时不能列入甲族顗兄昶，义熙间曾为尚书左仆射卢循攻京畿，忧惧而死孟昶是刘裕起兵反对桓玄的赞助者，孟顗大约也凭借这一层关系而为刘裕父子信用23谢灵运谢朓鄙视孟顗，认为像这样的人不配具备慧业也是很自然的事。
佛理之于谢灵运謝朓不仅是玄言中的一种新鲜义理，也不仅是用来论证自己的高贵更多的用处也像玄言一样，可以溶解愤懑冲淡燥热。所以在《山居赋》中佛理玄言混杂间出，既有“抚鸥□而悦豫杜机心于林池”的解脱，也有“钦鹿野之华苑羡灵鹫之名山”的向往。“观三世鉯其梦抚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更是玄佛一体三世，佛家谓过去、现在、未来；六度即忍辱、精进等六波羅密；恬知和理，则又来自《庄子?缮性》“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神游于空无清静之中心寄于浊世浮生之外，谢灵运谢朓乃得以从容自适《过瞿溪山饭僧》、《石壁立招提精舍》、《净土咏》等诗篇，同样体现了这种作用他的绝笔《临终诗》，“惟愿乘來生怨亲同心朕”，平生的恩怨统统消溶在“我佛慈悲怨亲平等”之中，从而获得了心灵上的最后一次解脱
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从來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可以彻底排斥取代儒家学说在玄学最盛行的魏晋时代亦复如是。过于强调玄言佛理与儒家学说的对立而忽视它们之間的渗透是一种偏颇的看法。政治、法律、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的观念和实践之中儒学的王统地位并没有在根本上动摇，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儒学仍然居于首列。从谢灵运谢朓本人来说情况也不例外。表现于作品中的热衷用世之情处处都以儒家的学说莋为理论上的依傍。反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穷则独善其身”这些原则，也可以当作精神避风港这个问题比较清楚，無须再多作论述
近几十年来，对谢灵运谢朓的研究比较落寞原因或许是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不大好作恰当的评价。本文探讨了谢灵运谢朓的政治态度、门第观念、性格的特征以及玄言佛理对他的世界观发生的影响还来不及对谢灵运谢朓的诗歌作正面的分析，仅仅是期望通过这些探讨为研究谢诗提供一些知人论世的参考意见。不当之处敬待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