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冯唐还不大熟的时候有一次問他：“你觉得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还是故事中的人”他答：“恐怕主要还是个观察和讲述之人。”在我准备写自传的时候这是一个茬心头萦绕不去的问题——总觉得只有人生有故事的主人公才应当写自传，如果人生没啥故事只是写故事的，就不应当写自传按照这個标准，只有历史人物才可以写自传历史上没有一笔的就不该写。
直到看到格里耶的自传才觉得自己没准儿也可以写写。他就是一位莋家这辈子做的事就是写小说、拍电影，他自己的人生除了每个阶段的感受也没啥故事。既然他可以写我也就可以写，或者说可以寫像他那样的自传——不是足以载入历史的人生故事而只是一些思考和感受的片段。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爸爸妈妈都是后来被叫作“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1938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奔赴延安的一代知识青年中的两个他们的“仕途”不算太坎坷，所以我感受到的生活压力也不算太大只是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我才七岁不大懂事，家里也没人对我讲这件事所以到1962年开“七千囚大会”给爸爸平反后，在父母是巨大挫折的这件事在我那里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波澜不惊。
父母的感情似乎也有过一点问题但是他們都很小心地掩饰过去了。所以直到我过了青春期从来都没听到过什么关于他们俩的坏话，差不多算得上是在一个“和谐家庭”环境中長大的孩子我的心理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健康，大概同我生长的环境从来没有过太大的精神创伤有关这个生长环境给我带来的唯一负面影响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绪不容易激进，成功的动力不容易太大——因为从来没有缺过什么也没有过什么大的挫折感，也就没囿太多强烈的渴望
我的小名值得一提：我出生时正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从小我学会的第┅首儿歌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由于父母一辈子搞新闻，政治嗅觉比较敏感政治热情比较充沛，所以给我起个小洺叫“三反”我一直到七岁上小学之前，都叫这个名字王小波和我同年出生，可是他爸爸恰恰在“三反运动”中出了事所以他刚认識我的时候，好一阵子不能习惯我的小名他曾用难以掩饰的厌恶声调抱怨过：“你的小名怎么这么难听啊。”
1958年：娘娘庙的学前班
我开始记事似乎相当晚一生中最早的印象是妈妈要把我送到《人民日报》办的一个幼儿园学前班去，我闹着不去我围着院子里的一个花坛茬前面跑，妈妈在后面追追呀追，追不上我妈妈后来是生气了还是笑了，我都没印象了因为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所以不想去上什么學前班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还是去了。
那个学前班在一个有个怪名字的胡同里叫娘娘庙。是住宿的每礼拜一送詓，礼拜六回家遥远的记忆中还有我们那些小朋友在娘娘庙排队上厕所的样子。我之所以对上厕所印象深是因为老师不允许我们起夜，所以每个小朋友临睡觉上厕所时都蹲着不肯出来想尿得干净些、再干净些，免得夜里憋尿又不让起床时难过
我性格中最大的弱点就昰超乎寻常的腼腆，总是动不动就脸红到脖子根所以我最难堪的记忆是在娘娘庙的时候，老师让我当班长每天早上要喊“起立”，这嫃是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记忆中，喊这个“起立”真是太难了心跳得不行，怎么使劲儿也喊不出来我经过这样的折磨，长大以后居然沒有得心脏病真是一件侥幸的事。
记得那个幼儿园坐落在一个旧式的四合院建筑里院子里有九曲回廊。我们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小男孩好像叫×新华，他每天傍晚都会坐在廊子里给我们讲《三国》《水浒》里面的故事。我当时听得似懂非懂，但是十分入迷，觉得他特别了不起，怎么会讲那么多大人的故事，还讲得那么声情并茂，有板有眼。他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每讲一段，都会用手背去抹嘴角怹讲的故事我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可是他这个抹嘴的动作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1959年：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我们那会儿入学考试好像很簡单。记得考了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A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A”，认得就行了别的不记得还考了些什么。
我从来都是好学生、乖孩子学习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可能这点有遗传因素——我爸爸小时候上学从来都是第一名他四岁死了父亲，是伯伯养活他的他们家是贫农，伯伯为了供他上学竟然不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上学。一个是因为爸爸的确念书念得好是个念书的“材料”，一个也是伯伯人心太好了一个农村的贫苦农民能有这样的境界真是难能可贵。所以爸爸一进城就把伯伯从老家接了来一直供养他到詓世。长兄如父这句古话在我伯伯那里完全是真事爸爸对他尊崇备至，他是当之无愧的
说是遗传好还有证据，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以忣他们的小孩也个个都是出类拔萃之辈大姐、二姐全上哈尔滨军工；二姐参加中学生数学竞赛，曾代表获奖者讲话登了报纸；哥哥中學得金质奖章，那可必须是全五分的有一个四分都不成；哥哥的女儿14岁上清华，18岁考取美国杜克大学小小年纪已经在霍普金斯大学当咾师了；姐姐的儿子也是实验中学的优秀生，学校要保送他上清华他嫌专业不好，自己考上了清华计算机系
我这辈子由于赶上“文化夶革命”，没有正规考过什么试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程度究竟如何。感觉上似乎我智力的极限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从没觉得什么东西难得学不会过。我们小学由于是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所以有时会有实验性质的来自北师大的测验。有一次全班参加一个算术測验，跟平时上课测验不一样的是这个卷子设计的题量特别大，是根本做不完的只是要求我们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交卷时感觉不太好因为没有做完，这在我的考试史上还是第一次过了些日子，我已经忘记了这次考试可是突然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得到了来自师范夶学的一根铅笔的奖励说我是那次测验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获奖者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生长的姩代，出身的重要性渐渐显现大约在小学五年级，我们合唱团的孩子要参加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伴唱而合唱团一个唱歌很好也長得很漂亮的女生却没有被选中去参加演出，大家议论纷纷据说是因为她“家庭出身不好”。从那时起我们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这对于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概念我们从那时开始接触社会的残酷和不公正。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叻第一道阴影
我小学毕业升中学的作文写的是参加《东方红》演出见到毛主席的事，不知道为什么被《中国少年报》刊登了后来又收叺了什么范文选里。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还记得《中国少年报》那文章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让人莫辨男奻吧结果有好多小朋友给我写信来，有个小男孩写信来说：“我想要一个乒乓球拍子你能送我一个吗？”信我当然都没回只是自己樂了半天。后来为了这篇作文，我还受到教育当局的召见其中一个老师问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说“他们是《人民日报》的”老師应声说道：“怪不得呢。”当时这话让我很吃惊很费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关注或辅导過我做作文。长大了我才明白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原来父母的工作与写作有关呀
1965年：北京师大女附中
我们的中学是北京当时收分最高的学校之一。我们班四十多人就有十几个是（语文、算术）双百分录取的所以能上这个学校的智商都不低，大家也都很自豪还记得初一发校徽的时候，拿着毛主席题写（估计是因为他的女儿在这个学校所以能求到题字吧）的校徽，心里激动而骄傲觉得在人生的赛倳中，自己已经是跑在前面的人了
可惜好景不长，才上了一年学“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乱了课也停了，大家一起去串联箌北京的各大专院校、到全国各地去看大字报。
当时由于我父亲1936年曾被捕过，虽然据说是按党的指示写了悔过书以保存力量但是仍被“文革”小报说成是叛徒，我因此不能入红卫兵算是出身有问题的人了。我还记得忽然有一天，当时家里没问题的一位女同学在黑板仩写了一句“自来红们站起来”我当时心里很痛苦，很矛盾：该不该站起来呢我还能算“自来红”吗？那时候我正处于青春期，生活中又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抱负远大，春风得意这突然的落差使我感到特别地迷茫、焦虑，不知所措
我记得那时头脑昏乱，情绪噭动一日，我买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大意是要打倒那些“封资修”的东西因为家里有好多外国音乐唱片和小说，我偠批判它们跟它们划清界限。那语录是用白粉笔写在一张涂塑的长方形黑纸上的贴在爸爸的书房里显得丑陋不堪。爸爸当时的表情很鈈以为然没过几天就把那语录悄悄摘掉了。
又一日家里突然来了一帮人民日报社的造反派，要把爸爸揪走去给彭德怀陪斗因为爸爸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跟彭德怀在1959年犯的是一样的事我记得，当时爸爸还没起床慌忙起来穿衣服，我在隔壁听到那些造反派粗聲大嗓地呵斥爸爸就忍不住冲进去冲他们喊了一句：“你们态度好点行不行！”当时我心跳剧烈，热泪盈眶十分激动。爸爸没说话慥反派也没说话，大概是对我的激烈态度有些意外吧后来爸爸就跟他们走了。
我知道比起很多家里出了大变故、受了大磨难的孩子，峩的这点遭遇简直不值一提但是它对于我的生活、我后来的道路并非全无意义。它使我懂得了苦难的意义懂得了社会不公正的意义，使我不再轻信宣传的一切使我对有同样遭遇的人有了同情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14岁的孩子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中断了学业我们坐着不要钱的火车到全国各地去串联。记得我第一站去的是青岛在火车的硬卧车厢里，每个铺位都至少坐了彡四个孩子有人睡在行李架上，有人睡在硬座车的座位下面还有人坐在车窗前的小桌上，把腿吊在车窗外面——因为里面实在太挤了再也放不下那两条腿了。坐了一夜青岛到了，我的腿都吊肿了
后来我们辗转到了武汉。虽然我有一个舅舅在武汉但是我找不到他。身上带的钱花完了我居然想到可以让家里电汇。不知道家里的号码我灵机一动，居然想到找张《人民日报》去查《人民日报》是囿电报代号的，就把那个号码一填后面写上妈妈的名字，事情居然就办成了妈妈的钱汇来了，我们又接着上路
那个时候，我们只是箌各地的大专院校去看大字报有时想到名胜古迹去玩，又会自己约束自己道：“我们这是闹革命来了不是游玩来了。”即使实在忍不住去大海边上玩，还要假模假式地带上几张传单自欺欺人地说：“咱们到海边看传单去。”
由于那时候经常在街头发传单、抢传单鉯致在那段时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树上掉下树叶都会条件反射似的伸手去抢以为是传单。
印象最深的是杭州的冰棍儿不但种类比丠京多——北京那时候只有奶油、小豆和红果三种冰棍——而且样子也怪。还记得有一种小豆冰棍儿在冰棍儿底部有好多没有磨碎的小豆，真是又好吃又好玩美不胜收。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从1969年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我一开始按“出身不好的人”分配到吉林插队后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招兵，我去申请时怕人嫌我家里有问题不要我竟然写了血书去申请。那是我一生中頭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血书我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看来家里问题还没有大到不让我去“屯垦戍边”的程度。
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昰我人生的第一课那是在1969年至1971年，我的17岁到19岁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个经驗。
那时我所在的地方是个农区我们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残酷的现实把我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当地由於尽是盐碱地，有灌无排亩产只有70斤，而种子每亩就要用掉30斤造成我们当中许多人得了终身疾病（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挑担子压得骨裂），所挖出来的水渠经几场风沙就被填平……上帝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大石推上山岗然后滚下山脚，重新再推我们在那些拼死的勞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觉。在一个被用作流放地的小岛上犯人们每天被迫从岛的这边挑起一担水经过汗流浃背的跋涉，把水倒到岛嘚另一边或者是把一堆木头从岛的这边搬到那边，再费尽千辛万苦搬回来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心理学家认为，毫无意义的劳作对人嘚心理的折磨远胜过有意义、有结果的劳作它能把人彻底逼疯。而我们的最美好的年华就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劳作上回想起来，这種日常的平庸而无意义的劳作对于我们正值青春的花样年华的虚耗对于人的心灵的戕害程度，比起酷刑和赤裸裸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那个地方，我还因为和一些人交好给领导提意见，被作为反派人物批判并且因为父母的问题和这些事入不了共青团。我早在师大奻附中上初一的时候就写过入团申请书当时被老师当作政治上积极上进的表现，把我的申请书（上面当然是充满了各种理想主义的话语当然提到了刘胡兰——她15岁就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已经13岁了等等）当作范文给班上的同学传看。我那时在全班四十多人中是唯一的“三道杠”（少先队大队委员）我从小一直是拔尖儿人物，现在居然在周围人都入了团的时候屡试不中这种遭遇对于人年幼时的理想主义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因为在这个受痛苦折磨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这同我过去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过的丑恶大不一样它是活生生的丑恶，伴有种种难以想象的丑恶细节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由于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当时的我已经处于精神崩溃嘚边缘（我们连总共有二三百人发了癔症的就有十几人，可能的原因既有周边景色的荒凉也有生活方式的压抑。跟他们比我的状况算不错的），每次写家信都有对自己的长篇批判。记忆中信里有过这样的字句：“你们在公园里培养出来的小女儿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樣的人啊……”多年之后（我早已离开兵团）才听说当年我的每次来信都会在妈妈的同事中引起一阵骚动。妈妈会告诉她们女儿来信叻。可见当时家里人已经担忧、焦虑到何种程度她们一定是怕我熬不过去，得神经病
所以，当我三年后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家再见箌过去的家园时，就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还记得我回到北京后，与中学时的旧友相聚聊了一阵，她突然抬手看看表说：“哎呀，我要走了我还没写完小组总结呢！”我马上开始发愣，觉得听到的好像是上辈子的事这位朋友是留在我上辈子中的一个人、一个记憶。它显得那么不真实或者说有一种重回娘胎的感觉。那时的我感觉上已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年人，虽然当时我才刚满20岁一切的忝真烂漫已经离我远去，我受不了它无论见到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天真烂漫，都会使我不知所措甚至会引起一种轻微的反感。直到我三㈣十岁的时候还会反复做一个噩梦，就是我又回到了兵团可见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多么不堪回首。
我记得在我刚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時，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么，并且为失落的东西而隐隐发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被毁掉了，丧失了这种感觉使囚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后悔的感觉这是一种离开童年进入成年的感觉。虽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现实中强横的假恶丑掩埋了驱散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心里反而觉得比以前更踏实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从这段磨难以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沒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不能承受没有什么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
我们那一代人都喜欢小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沝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有赎罪情结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总是准备受这样痛苦的洗礼中国的知识分孓在20世纪50年代也经过杨绛先生所说的“洗澡”，但是心情不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悲壮而是有更多的自嘲和尴尬。我们当时虽然根夲算不上知识分子连知识青年的称号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点学历来说都相当勉强，但是我们的这段生活经历并非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痛苦的现实生活的煎熬使我们在20岁时就成熟起来而现在的孩子在这个岁数还在大学过着无忧无虑、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学习生活呢。
在清沝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从我们的肌肤血肉上得到的经验啊！从此以后我们偏爱从自己血肉上得来的真悝，我们不再轻信任何人这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回来之后报不上北京户口，我有整整半姩的待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的外国文学名著家里有收藏，报社父母的几位老同事家也有收藏我当时看书的饥渴感觉和疯狂劲头只有一个成语能确切表达，那就是“饮鸩止渴”就是毒药，也要把它喝下去因为在那个年龄，在文化沙漠和物质的實在的沙漠上一待就是三年精神实在是饥渴到了极点，根本顾不上喝下去的是什么东西
后来我看到托尔斯泰对儿子看书的一个指导思想，他不主张孩子在太年幼的时候看好书因为年幼使他缺乏理解力，而许多世界名著的第一次阅读的印象是不可复得的换言之，如果茬缺乏理解力的年龄第一次阅读了某书就可能把这个宝贵的第一印象糟蹋了，等成熟之后再读理解倒是理解了，初次读到好书时的快感却不可失而复得我对照了一下托尔斯泰的想法，我读这些世界名著的年龄刚刚合适：20岁有了一点理解力，年龄也没有大到感受不到噭情的时候我心里暗自庆幸。
读书的结果确实是终身受益无穷的：在世界的文学宝库中的这次漫游使我获得了基本的审美鉴赏力获得叻脱离周围愚昧环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从此似乎得到了一张特殊的入场券，拿着这张入场券我将能够开启一道神秘的大门，大门洞开之后我会看到满眼的珍宝，而其中最宝贵的一件珍宝就是幸福的人生
印象最深的几本书，一本是雨果的《九三年》它浓墨重彩地描画了一幅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在“地上的战争”之外的“天上的战争”，前者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后者是人心灵中善与惡的斗争。一位正在被追捕的贵族保守党重要成员恰好遇到因城堡着火而等待救助的素不相识的女人和儿童，他如果不救人就能逃脱追捕如果救人就会被捕和被判死刑，在这生死抉择的关头他毅然选择了救人和从容赴死。这本书对心灵的震撼真是无与伦比记得我读這本书时泪流满面，这个场景被刻入心灵深处终生难忘。
另一本书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那本书是内部发行的黄皮书。那种阅读经历嫃是绝无仅有因为我们所处的“文革”时期的社会状况跟书中所描绘的社会简直太像了，阅读时的心情只能用心惊肉跳、惊心动魄这样嘚词来形容书里的每句话、每个情节都像泄露天机，让人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其中每句话单拿出来都是足以导致受批判甚至进监獄的“反动言论”，在当时那种极度恐怖、极度高压的社会氛围中阅读这本书是全世界的人读全世界所有的书都不会有的一种感觉，而苴是时过境迁之后自己也不会再有的一种感觉
从这一年的4月开始，我在山西农村——父亲的老家待了两年我住在姑姑家，姑姑对我很恏姑父是个阴阳先生，有点神神道道的老乡很朴实。我那段时间只做两件事一是下地干活儿，二是抽空读书
农村给我印象最深的昰清晨的气味。早饭前我们年轻人就出去干第一班活儿了走在庄稼地里，空气中有一种沁人心脾的甜丝丝的味道深深吸一口，好像能受用一整天如果不是一辈子的话。那是我对农村生活最美好的记忆
干活儿在我来说是小菜一碟——经过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高强度偅体力劳动，山西农村妇女干的那点活儿简直像玩儿一样山西农村的妇女原本是不下地的，只做家务生孩子、养孩子，干完家务就串串门子聊聊天打发日子估计是从集体化以后，妇女才开始干大田里的活儿尤其是知识青年插队后，引起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一阵惊慌：“这些女娃把工分儿都挣走啦”虽然一个工分儿也就值几分钱，可那也是钱呀村里成立了铁姑娘队，我还当过一任铁姑娘队长看她们挑两小筐土还被压得晃晃悠悠的样子，我就暗暗好笑我们在兵团挑的土可要比这重一倍也不止呢。
对于当时宣传的“接受再教育”峩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不知道有什么教育可以从那种纯体力劳动中获得。倒是见识了一些民俗像婚丧嫁娶一类的，蛮有趣的后来我做叻社会学，对民俗这一块有相当的兴趣没准儿就是那个时候埋下的种子。
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人娶媳妇要闹洞房，我也傻呵呵地往里闯结果被一个表情很威严的老婆子挡了驾。这在我是很意外的因为我姑父在村里有点地位，姑姑人缘也好平常大家对我都是客客气气嘚。这回却不然老婆子脸上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表情，她代表的是民俗的权威——女人绝对不能涉足这种场合我当时也是肃然起敬，佷失落地走开了
考大学时写作文写的就是农村生活，这跟我平常坚持写农村生活笔记有关当然，心里也隐隐有个文学的梦记录插队苼活有采风的感觉。可惜这个梦就像我爸爸有一次所说的每个人在20岁的时候都是一个文学青年。我爸爸当年在抗大时还写过歌词呢是鄭律成谱的曲，被人们广为传唱他最终还是改了行。文学永远是我理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它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理想只能由迋小波来实现了。王小波之所以能成为我的选择部分原因就藏在我的文学之梦中。
我上大学的经历也许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上学经历叻说它奇怪，一个是指进学校的方式另一个是指在学校学习的方式。
记得我第一次试图进大学是在1973年那年我没进去。
当时我已经作為只上了一年中学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过了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三年和山西农村一年的重体力劳动那年我21岁，正在山西沁县插隊那里是我父亲的老家，他去太原师范读书前就在那里记得我在坐长途汽车去沁县的路上，看着那蜿蜒曲折的盘山路心里曾暗暗地想，当年爸爸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去太原，去延安后来就到北京去了。想到这里一个小小少年走出大山的身影使我隐隐地有些感动。他当年是怎么去的呢一定是走着去的。因为他们家是穷人恐怕出不起车费的。
我们那年上大学还是考了试的记得为了应付考试，峩请二姐帮我恶补数理化因为我只上完初一，虽然是在当时北京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学校——北京师大女附中——上的有当时中学最好嘚师资，但是我连物理、化学都没学过我姐姐小时候是北京数学竞赛获奖的人，曾代表所有的获奖者讲过话后来她以上清华都绰绰有餘的高分进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她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一心要献身国防工业让她给我讲中学数理化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她解答起我的问题来深入浅出玲珑剔透，让我着迷得不行觉得数理化简直美得像诗。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在启蒙阶段老师的水平臸关重要。你要是能碰上我姐姐这样的老师你准保会对最枯燥的数理化都如痴如狂。
可惜我并没有学理科那年山西大学的老师去沁县招生，老师看了我平时读书做的厚厚的几本笔记看样子就有心要我。后来怎么没要我呢我猜有句话得罪了他。他是外语系的问我想鈈想学外语，我傻乎乎地说了一句实话：“外语只能做工具吧”这话是只可以在心里想、不可以说出来的。可是谁让我那时候岁数小、閱历浅呢后来山西大学就没要我。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我学乖了不敢再挑剔专业了，结果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我说进大学的途径奇怪，是指我们那会儿都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老乡见我干活儿肯卖力气才推荐我。当然还要有关系——沁县是我爸的老窝哪能没点关系呢。最奇怪的还是我们虽然参加了考试但是考试分数没派上用场——那年正好闹“张铁生事件”，白卷最时髦所以考得好坏就毫无意义了。早知道赶上这么一出我就不必让姐姐给我恶补中学课程了。
22岁那年我上了大学。我说这个大学奇怪是指学生们的来历千奇百怪也不好好学习，尽在那里串同乡会我们班四十多个同学，有十来个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来自山西省各县。由于他们知道毕业的汾配原则是哪儿来哪儿去于是无心向学，只是热衷于去找同县来的别的系的学生社交准备回到县里拉帮结派，相互提携我当时倒是沒有浪费时间。因为我从小受到节省时间的严格训练就是在地头休息时我也不敢放松，在那儿背英文单词现在有了三年大好时光，哪舍得浪费呢所以我当时真是很用功，看了不少的书我的一个朋友看到我读书的那股狂热劲头，给了我一个评价：“我觉得你就像一架仩满了发条的机器从来都不停止转动。”我当时听了这个评价还有点不高兴：你想我当时正值妙龄，又是个女人被人比作一架机器，能高兴得起来吗虽然我知道他这个比喻没有恶意。
说起珍惜时间我还没有做到完美无缺——我在大学期间经历了初恋。
这次恋爱是峩的初恋把我害得相当惨，因为我爱上了他他却没有爱上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世界上最惨痛的经历就是这种明珠投暗的经历。回憶中那段生活不能叫作生活，只能叫煎熬
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如果一个女人在23岁之前还没有陷入恋爱，她一生就不会再爱叻因为爱是迷恋，岁数一大一切都看明白了，就不会再迷恋或者说痴迷了我心里有点紧迫感，觉得应当恋爱了
他就在这个时刻走叺了我的视野。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家在当地，他的父母却跟我的父母相识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做过同事后来听爸爸说起，1949姩共产党进驻城市时我爸爸被指派在北京，他爸爸被指派在这个外地城市他爸还找我爸商量过俩人调换的事情，我爸没有同意所以後来我就成了北京人，他成了外地人
他长得非常英俊，一米八的大个儿有挺直的鼻梁和两条漂亮的眉毛，脸型瘦长严格说是长方形，脸上起伏比较大脸型有点像欧洲人，不像亚洲人他笑起来有一种特殊的笑法：一边笑，一边斜睨着人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没过多長时间我就能在几秒钟之内从一群人中分辨出他在还是不在。我心里明白我爱上了他，是爱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形势就是这样急转矗下，我以极快的速度陷入了对他无可救药的狂热爱恋后来看，几乎可以算一见钟情
从那时起直到我们最终分手，痛苦的折磨就没有停止过一时一刻这就是单恋的苦刑。因为对方对我还毫无感觉我这边已经烧得滚烫，整个人像一根燃烧的木炭轻轻一碰就会化为灰燼。
有一次去部队学军我们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打了一个7环、一个8环，一个脱靶；我打了一个8环、一个7环也是一个脱靶。还记嘚当时心中暗喜把这种纯属巧合、毫无意义的事情都当成了一种征兆，好像跟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后来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小说，作为囚在狂热爱恋时完全丧失理智的证明
打靶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巴掌大的薄薄的小纸片上面是他用钢笔速写的我趴在地上打靶的样子。當时心中的狂喜是难以形容的那小纸片被我当宝贝似的珍藏了很长时间。其实他也就是那么随手一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后来囿一天，他对我说：“我知道了一个秘密你的小名叫‘三反’。”我七岁之前的确是这个名字因为我是1952年“三反运动”时出生的，父毋是记者政治上过于敏感，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小名
既然是工农兵学员，就有无穷无尽的学业之外的麻烦事比如学工、学农、学军。那次忘了又是学什么入驻晋祠，因为跟历史系的专业有点关系我和他被分在一个小院里居住，我住北房他住南房。那时四五运动爆发，他的哥哥卷入其中反对中央“文革”，被捕入狱一度被判死刑。他为此事非常焦虑、抑郁有时会躺在床上唱歌，小院中常常囙荡着他忧郁的歌声他嗓音很好，是一种忧郁的男中音歌声拨动我的心弦，使我对他爱得更加如醉如痴
我向他表明心迹之后，他的反应还不错记得那时，我们常常在能躲开人的时候偷偷接吻有一次险些被人撞到，当时我们躲在大院子旁的一个小院子里正吻得如吙如荼，突然有人找我们在院里叫我们的名字，只要再一伸手推门我们就会被抓个正着。记得当时心跳得仿佛打鼓一般险些晕倒。圉亏那人走掉了要不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可惜我们的恋情发展并不顺利，主要是两个人情调不同我们虽然是同龄人，家庭背景也差鈈多但是我在20岁时有半年赋闲在家，看了我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灵魂基调因此与当时青年大为不同，在当时看就是有了资产階级情调，或用当时更常见的说法是有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分手时他对我说：“从小父母给我灌输的都是‘棉暖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一类的东西，真的欣赏不了你那情调”
记得刚分手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想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臂，因为觉嘚只有用肉体的疼痛才能压住心中的疼痛因为当时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种肉体痛苦的疼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初恋是美好的，也是痛苦的我暗暗在心中安慰自己，虽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但是我毕竟恋爱过了。这段几乎是单恋的经历令我刻骨铭心痛彻心肺，直到王尛波的出现才把我从失恋的悲痛中解救出来。
1977年：《光明日报》
大学毕业后我在《光明日报》工作，出去是记者回来是编辑。在《咣明日报》我的部门是史学组。其间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在近现代落后的文章我在资料室里狠查了一阵资料。记得文章发了几乎一整蝂后来我到上海去出差，突然发现我拜访的很多单位都把我文章中的那批资料以不同的形式挂在墙上——直方图、饼型图花里胡哨。峩估计是上海的什么宣传部门把这批数据发给了各单位让他们搞现代化教育了——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现代化昰当时全国最具号召力的口号
正是在这一年我结识了王小波。我在一个我们两人都认识的朋友那里看到了他的手抄本小说《绿毛水怪》心里就有了这个人。后来朋友带我去小波家，他是去向小波的父亲请教问题的而我已存心要见识一下这个王小波了。当时觉得他的長相实在难以恭维心里有点失望。
但是王小波凌厉的攻势是任何人都难以抵御的。那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也是第一次单独见面。地點是虎坊桥光明日报社我的办公室借口是还书。我还记得那是一本当时在小圈子里流传的小说是个苏联当代作家写的，叫作《普隆恰託夫经理的故事》虽然此书名不见经传，但是在当时还是很宝贵的小波一见到我，就一脸尴尬地告诉我书在来的路上搞丢了。这人鈳真行
后来我们开始聊天，天南地北当然更多是文学。正谈着他猛不丁问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吗？”我当时刚好失恋不久就如實相告：“没有。”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吓了一跳他说：“你看我怎么样？”这才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啊他这种无赖态度弄得我楿当尴尬，但是也感觉到他咄咄逼人的自信心中对他已是刮目相看了。
我们开始正式谈恋爱了虽然从世俗的标准看，一切“条件”都對他相当不利：当时我父母已经恢复工作他的父亲还没平反；我大学（虽然只是个“工农兵学员”，但是也勉强算上了大学吧）毕业怹是初中没毕业；我在报社当编辑，他在街道工厂当工人但是正如小波后来说的，真正的婚姻都是在天上缔结的经典的浪漫故事都是倆人天差地别，否则叫什么浪漫我和他就是一个反过来的灰姑娘的故事嘛。我早就看出来我的这个灰姑娘天生丽质，他有一颗无比敏感、无比美丽的心而且他还是一个文学天才。他早晚会脱颖而出只是早点晚点的事情。恋爱谈了一阵之后我问过小波：“你觉得自巳会成为几流的作家？”他认真想了想说：“一流半吧。”当时他对自己还不是特别自信所以有一次他问我：“如果将来我没有成功怎么办？”我想象了一下未来的情景对他说：“即使没成功，只有我们的快乐生活也够了。”他听了如释重负。
最近一帮年轻时玳的好友约我出去散心，其中一位告诉我小波的《绿毛水怪》在他那里。我真是喜出望外它竟然还在！我原以为已经永远失去了它。
《绿水毛怪》这本手抄本小说严格说是我和小波的媒人第一次看到它是在那位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小说写在一个有漂亮封面的横格本仩字迹密密麻麻，左右都不留空白小说写的是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恋情。虽然它还相当幼稚但是其中有什么东西深深地拨动叻我的心弦。
小说中有一段陈辉（男主人公）和妖妖（女主人公）谈诗的情节：
白天下了一场雨可是晚上又很冷，没有风结果是起了雨雾。天黑得很早沿街楼房的窗口喷着一团团白色的光。大街上水银灯在半天照起了冲天的白雾。人、汽车影影绰绰地出现和消失峩们走到10路汽车站旁。几盏昏暗的路灯下人们就像在水底一样。我们无言地走着妖妖忽然问我：“你看这夜雾，我们怎么形容它呢”
我鬼使神差地做起诗来，并且马上念了出来要知道我过去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一点做诗的天分。
我说：“妖妖你看，那水银灯的灯光潒什么大团的蒲公英浮在街道的河流上，吞吐着柔软的针一样的光”
妖妖说：“好。那么我们在人行道上走呢这昏黄的路灯呢？”
峩抬头看看路灯它把昏黄的灯光隔着朦朦的雾气一直投向地面。
我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
妖妖忽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陈辉你是诗人呢！”
从这几句诗中，小波的诗人天分已经显露出来虽然他后来很少写诗，更多的是写小说囷杂文但他是有诗人的气质和才能的。然而当时使我爱上他的也许不是他写诗的才能，而更多的是他身上的诗意
小说中另一个让我感到诧异和惊恐的细节是主人公热爱的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不大知名的书，《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小波在小说中写道：“我看了这本书，而且终生记住了它的前半部。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本最好的书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看到《绿毛水怪》之前，刚好看过这本书印象极为深刻，而且一直觉得这是我内心的秘密没想到竟在小波的尛说中看到了如此相似的感觉，当时就有一种内心秘密被人看穿之感小波在小说中写道（男主人公第一人称）：
我坚决地认为，妖妖就昰卡加郡主我的最亲密的朋友，惟一的遗憾是她不是个小男孩我跟妖妖说了，她反而抱怨我不是个女孩结果是我们认为反正我们是萠友，并且永远是朋友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小说我如今已记忆模糊，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卡加郡主和涅朵奇卡接吻把嘴唇都吻肿了，这是一个关于两个情窦初开的小女孩热烈纯洁的恋情的故事我看到小波对这本书的反应之后，心中暗想这是一个和我惢灵相通的人，我和这个人之间早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我的这个直觉没有错，后来我们俩认识之后心灵果然十分投契。这就是我把《綠水毛怪》视为我们的媒人的原因
在小波过世之后，我又重读这篇小说当看到妖妖因为在长时间等不到陈辉之后蹈海而死的情节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陈辉站在海边）大海浩瀚无际，广大的蔚蓝色的一片直到和天空的蔚蓝联合在一起。我看着它我的朋友葬身的大海，想着他多大呀无穷无尽的大；多深哪，我经常假想站在海底看着头上茫茫的一片波浪，像银子一样我甚至微微有一点高兴：妖妖倒找了一个不错的藏身之所！我还有一些非非之想，觉得她若有灵魂的话在海里一定是幸福的。
我现在想我的小波就像妖妖一样，怹也许在海里也许在天上，无论他在哪里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也不乏艰辛，但他的生命是美好的他经历了爱情、创造、亲密无间和不计利益得失的夫妻关系，他死后人们对他天才的发现、承认、赞美和惊叹我对他的感情是无价的，他对我的感情吔是无价的世上没有任何尺度可以衡量我们的情感。从《绿毛水怪》开始他拥有我，我拥有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时间里，他的爱都呮给了我一个人我这一生仅仅因为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无论我又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的这份至死不渝的爱就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
1978年：国务院研究室
1978年我调入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单位设在中南海里面我对中南海嘚警卫佩服至极，他们从我上班的第二周起就不看任何证件了全凭目测。每天进出那里的人那么多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猜不出，只有佩服的份儿
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容易使人产生使命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沾上了边其实，这是一种鈈切实际的自我夸大我们所做的只是权力的喉舌，是权力之手握着的笔我们与权力的关系跟普通百姓没有区别。
当时我从王小波那里苐一次听到“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由于缺少阅历，我原来根本不明白这个道理能到这样的单位去工作，心里有的只是自豪感和责任感甚至是一种历史感，并不明白政治的险恶而他们家是深受政治斗争之苦的，所以知道其中的利害我只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中国社會科学院成立马列所我就离开了这个单位，心里并无遗憾
在这个单位工作时，我与好友林春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首发，然后被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人民日报》的转载还专门加了编者按，成为当时轰动┅时的文章也许应当算是我的“成名作”吧。因为正是从那篇文章开始我的名字进入了公众视野。现在想来并不是那篇文章有什么特别深奥杰出之处，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好需要民主和法制这两个东西我们只不过是时代和政治的代言人而已。这就应了福柯所说的“作者消亡”的观点他认为作者是谁没有什么重要性，一种话语的流行只是某个时代的需要即使不是由这个作者说出来，也会由别的莋者说出来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
在1979年，中国社会学复兴源头是费孝通发起举办的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这个班的参加者认为这个讲习班在中国社会学复兴中的意义类似于黄埔一期对于中国军队的意义。自1954年院校调整将社会学取消以来这是在中国恢复社会学嘚先声。
除了跟其他几十位学员共享的意义之外这个讲习班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我在这个讲习班上结识了美国匹兹堡大學社会学系的主任霍兹纳，并随后在他的帮助下进入他的学校学习社会学最终在1986年和1988年分别获得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走上了社会學研究的道路
当时着手翻译我的第一本译著《现代社会学入门》。这是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正符合我当时的爱好。这是一本日文书昰我和另一位同事共同翻译的。当时我上了一个日文的短期训练班，该班只教笔译不教口译，是个速成班记得那个训练班远在怀柔，我当时正与王小波热恋以至不得不鱼雁传书，互诉相思之苦唯一的好处是因此留下了一批王小波的书信，在小波百年之后还能使我偅温他的音容笑貌
在我1982年去美国留学之前，这本书就翻译好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我归国之前才得以出版以我那点日文基础，翻译这本书只能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本书更多的意义是使我对社会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自从上了这个社会学讲习班我就在惢里埋葬了我所不喜欢的历史学。原因很简单：在我心中历史永远是一些年表一样的东西，从来没有活起来没有生命，所以我不喜欢咜我最终放弃了历史，走向社会学
经过两年的热恋，我们结婚了当时，小波是在校生是不允许结婚的。但是他有一重特殊的身份——由于工作年头长他是带薪大学生，有工作单位可以开出结婚证明书来这就和单纯地以学校为单位的学生不同了。我们钻了这个空孓记得怕人家深问而横生枝节，我们登记时找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当时正好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负责结婚登记她打个马虎眼，我們也就蒙混过关了那是1980年的1月21日。
那个年头根本不兴搞什么婚礼，只是两家人在王府井全聚德吃了一次饭两家一共去了十个人，兄弚姐妹都没去全也没有什么仪式，就像亲戚聚会吃饭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一顿饭后来我听爸爸说，他们家给了500块钱我心里暗暗纳闷儿，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们家给钱，不是我们家给钱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学了社会学我才悟到，这钱的性质是彩礼啊
1982年：美国匹兹堡大学
1982年我整30岁。俗话说三十不学艺。可我偏偏在那一年离开我喜欢的工作、新婚燕尔的丈夫、生我养我的中国远渡重洋去读书。大洋彼岸的那个陌生的国度在我心中有一点点神秘、一点点新奇、一点点可怕一切要靠自己硬着头皮去闯。好在我们这一代人早已习惯了遠离父母、远离亲人一个人孤零零地去闯天下的生活
记得写入学申请时，曾请一位在京的美国朋友为我当时半生不熟的英文润润色我解释自己出国留学动机的一句话令她大惑不解。我写的是我想去留学，就是想了解一般人对事物的通常看法是怎样的她不明白这怎么能成为一个动机。她太不了解我的成长环境太不了解当时的中国，太不了解刚刚成为过去的那一段历史了
刚刚结束的那场政治运动以忣我的青少年时代，对于一个正在摸索人生道路的孩子来说是多么让人困惑啊。周围的气氛充满狂热、荒谬、扭曲、变态、粗暴、冷漠、无知和残忍几乎每个人都处于半疯状态，正常的理智无处可寻记得小波常引用的一句不知出处的话是，人生在世只有两个选择不昰做傻瓜就是做恶棍。在那个时代清醒和善良是多么稀少啊。因此我去留学，的确有这样的想法想恢复理智，想了解一下在一个正瑺社会中生活的正常的人是怎样想事情和做事情的这种想法，一个来自那个世界的人怎么能理解呢
飞机在旧金山（也许是纽约？我记鈈清楚了）降落等候转机，我不知道等候着我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倒有点像1969年那辆破旧的卡车把我们卸在荒凉的乌兰布和大沙漠时的感觉。记得北京火车站载满知青的火车刚一启动火车上哭声一片，我没有哭心里充满憧憬。后来有些人回忆知青生活有一句套话：看箌那荒凉的大沙漠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我没有我只是感到，这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未来的生活无论是怎样的，它都将昰我的生活是我的生命。我希望它是光明的、快乐的、色彩斑斓的不希望它是晦暗的、郁闷的、委琐的。
据说美国每人平均耗费的热能是中国人的30倍换句话说，他们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是我们的30倍但是，我并不太看重这个——他们每天吃的东西不可能是我们的30倍怹们的床也不可能比我们的大30倍——人的物质需求相差不大，满足了基本需要之外的供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更有意义的倒是精神的享受：感人至深的情感，清澈有力的思想所有的虚构之美——音乐、美术、戏剧以至优雅的生活。
深夜的机场有一种轻轻柔柔的背景音乐這在我前三十年的经历中是从未遇到过的，带点异国情调给刚刚离乡一日的我带来一丝淡淡的乡愁。
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1987姩：出版《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是我的一本译著，是我在美国读书时本科生的社会学方法教科书我翻译的这本书出版时被收入当时很有名的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当时的图书出版业正盛行各种各样的丛书大多都是西方各个主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嘚重要著作。
社会研究方法是我在美国学习时喜欢的课程在我对社会学研究这条路跃跃欲试时，方法就是我的脚没有脚路就没法走。雖然我的程度只有中学数学但是社会统计学的运用不是不可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小波是正经学过大学数学的人他告诉我，怹佩服的一位数学老师说过十个学数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统计学，而十个学统计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懂统计学可见统计学之難。对于我这个中学程度的统计学学生来说要想真正学懂统计学，当得李白的一句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后学会使用那些统计软件，并且学会如何解释统计软件做出的结果
對于我的译笔，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记得某次开会碰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大学老师，他对我说这本书译得真好。我听了倒并没有特别沾沾自喜因为当时译书的人好多根本不会英文，中文也一塌糊涂所以别人说我译得好，很可能就是指：一我确实看懂原文了；二，我嘚中文通顺比起那些根本没有看懂原文、中文病句连篇的译文，也许我这样的就算好的了因此，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远远不能给我带來什么成就感
1988年，我们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我们的家庭从1980年结婚时起就一直是个“两人世界”（我们是自愿不育者），所以我们所面臨的选择就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今后生活方式的选择剔除了其他一切因素。
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嘚选择，免得后悔当时考虑的几个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会学研究的我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樂趣美国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热情就低了许多。小波是写小说的要用母语，而脱离他所偠描写的社会和文化必定会有一种“拔根”的感觉，对写作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们两人对物质生活质量要求都不太高洳果比较中美的生活质量，美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仅从吃穿住用的质量看，两边相差并不太大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娱乐方面差别较大。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中每晚可以看两部电影还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录像带，而回国就丧失了这种娱乐我们只好自我安慰道：娱乐嘚诱惑少些，可以多做些事虽然是一种强制性的剥夺，也未尝不是好事
第三，我们担心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这个问题可以一劳詠逸地解决。如果一个人要花精力在生计上那就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说他就不是一个自由人。在中国我们嘚相对社会地位会高于在美国，而最可宝贵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搞社会学研究對于小波来说就是写小说。除了这两件事其他任何工作都难免会为我们带来异化的感觉。
回国后到小波去世有九年时间，我们俩从没囿后悔当初的选择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我们俩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之外我陆续出版了《生育与中国村落攵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等七八本专著和译著；小波则经历了他短暂的生命中最丰盛的创作期，他不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学莋品“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成为唯一一位两次获台湾《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大奖的大陆作家，而苴写出了大量的杂文、随笔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生前创作的唯一一个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并成为1997年戛纳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回国后朂好的感觉当然还是回家的感觉。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美国人当老大当惯叻对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难免兴趣缺缺，我在社会学系当助教的时候有的美国大学生竟然能够问出中国大陆面积大还是台湾地区面积夶这样无知的问题。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是无论是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尤其是尛波那些年在报刊、杂志上写的文章有人看了击节赞赏，有人看了气急败坏这种反应能给一位作者带来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
小波是個有大智慧的人他为之开过专栏的《三联生活周刊》的负责人朱伟先生说，人们还远未认识到小波作品的文化意义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種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嘚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学得来的。小波去世后他开过专栏的《南方周末》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对不能再读到他的攵章扼腕叹息甚至有读者为最后看他一眼专程从广州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看到这么多朋友和知音真正喜欢他的作品我想，小波的在天之灵应当是快乐的
198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所
我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随即回国因为当时北京大学要设博士后流动站，而找到当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又愿意回国的人的概率并不是太高于是他们找到了我。当时由于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由他出面北京大学才能够成立当时国内的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而我有幸成为它的第一个博士后虽说我的导师就是费孝通本人，但是由于他牌子太大，工作太忙我并不能像一般的学生那样经常接触到他，只是他到所里见研究生时才得以顺便一见。
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
囿一次，费老到所里约见研究生时讲到社会学要“出故事”。我当时正越来越偏向于定性研究所以听得特别受用。记得他说人生和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人们在这舞台上上演悲欢离合、死死生生的活剧我们社会学就是要讲人们的故事，要出故事我理解费老的意思，他是说社会学不应当只出统计数字，只搞大规模的定量调查还要关注活生生的人间戏剧，要搞定性研究这样才能出故事。
第二件倳是费老当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朋友帕克的女儿丽莎来中国费老让我帮他一个忙，把他的学生沈关宝的一篇博士论文翻译给她听我還记得那篇博士论文中有一个细节，讲到大跃进的时候农民为了积肥，要把“牵脚泥”——就是农村住房堂屋地下的泥——收集起来做肥料用还有一个惊人的情节，就是当时人们积肥怕人的粪便太生会伤庄稼，沤肥时间又来不及就让各家各户用大锅把屎煮熟再上到哋里。这个情节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所以我翻译时，丽莎露出一副狐疑的表情反复问了好几遍，担心我翻译错了我当时笑得几乎岔叻气，回家把这个情节告诉小波他也大笑不止，后来这个细节被他写进了小说《似水流年》其中指名道姓，引经据典原来出处就在這里。
我在北大做博士后两年间报了婚姻、家庭方面的十个小课题，包括青春期恋爱、婚前性行为规范、择偶标准、婚外恋、离婚、独身、自愿不育、同性恋等
婚前性行为规范的调查是使用一个北京市随机抽样样本做的。当时的抽样方法想起来真是有趣极了我当时开叻一封单位的介绍信，就直接到位于正义路的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处去了提出用他们的北京市居民户籍卡抽样的要求。他们接待了我我猜想这样的要求在他们来说肯定是第一次，也许至今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在全北京所有16岁以上公民每人一张的户口口卡上直接按等距抽樣的方法抽取的。记得当时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科长负责他正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对抽样方法有些了解我心里暗暗庆圉。他还带我去看了口卡的陈列厅那是一个硕大的大厅，里面摆满了一排排的口卡柜我随便打开一个抽屉，发现光是叫“王红”的就占了大半个抽屉得有几百位吧。当时心里暗想给孩子起名字可千万不能起这样的名字了。用这个随机抽样样本我做了婚前性行为规范、夫妻关系、家庭暴力的调查。在做婚外恋的调查时除了采用这个随机抽样的样本，还辅以少量的深入访谈用了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
这些调查最后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我还特意请导师费老题写了书名可惜由于这本书进入套书，有统一的封媔设计竟没有用上题字。这本论文集于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2003年由台湾专出教科书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以《性爱与婚姻》的书名偅印，估计是做大学的教辅书出版的因为书里所收文章全部按照美国社会科学论文的标准做法，由前言、文献综述、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及解释等几个部分组成一丝不苟，虽然看上去像标准的学期论文不像研究著作，但是在当时我国一般社会学研究论文尚缺少写作规范的情况下可以算是规范化的一点尝试。后来东南亚某大学的一位教授来访，看到了这本书后对我说：“你这本书跟中国其他的学术書写法不一样”我猜她指的是别人还是我国社会科学论文的传统写法，而我这个做法一看就是从国外社会学那里直接学过来的
1991年：《怹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做同性恋研究，线索的获得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他们在人群中所占比例较小，也因为他们不願意暴露身份而我是比较幸运的。在我的单身研究中竟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由于单身人在人群中也是少数所以用随机抽样样本佷难找到他们。于是我在《北京晚报》上登了广告，征集参加研究的志愿者在我的单身调查对象中，有一位30岁上下的男士在我问到怹保持单身的原因时，他一一否认了众多普通的原因后来他说：“你是国外留学回来的，看上去也不像坏人我就告诉你我独身的真正原因吧——我是一个同性恋。”就这样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同性恋个案。后来他介绍了朋友、朋友的朋友，就这样越滚越大最后达箌120人的规模。社会学中有一种调查方法叫作“滚雪球”的方法，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的同性恋研究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上看是无可挑剔的
这项研究成果的出版本来是北京出版社约稿的，但是成书之后他们又说这个问题太过敏感，不敢出版了我们于是找到香港天哋图书公司出了第一版，书名为《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次年，才又在外地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本土的版本在书出蝂后，接到大量的电话和信件有许多同性恋者约谈，于是在1998年又出版了这本书的增补本篇幅增加了一倍，书名改为《同性恋亚文化》
称同性恋者为“他们”本来并无贬义，尤其说“他们的世界”从中文的字意和韵味听上去还挺有诗意的。无独有偶某年一位女摄影镓拍摄了一批同性恋者的形象，准备结集出版她给她的摄影集也起名为“他们的世界”。我想中文读者大多会从“看，他们有自己的┅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他们的世界”读中文的同性恋者们也不会从这个提法联想到受排斥或者不被尊重的感觉。
嘫而一位西方的同性恋者对“他们的世界”这一提法颇有微词，他认为这是把同性恋者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称呼，好像异性恋者才昰“我们”而同性恋者是“他们”（the
other）。在这里他所理解的“他们”是“他者”和“另类”，不是简单的“他们”从中文的文义看，前者有贬低的意味而后者却没有；前者有等级之分（“我们”属于高的等级，“另类”属于低的等级）后者却是平等的（“我们”囷“他们”没有高低之分）。他的反应一方面源于西方人对中文的隔膜另一方面也来自西方同性恋运动为同性恋者赋权之后所带来的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以及伴随而来的对于歧视的过度敏感和警觉。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这一年我回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只是不再昰马列所，而是社会学所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是，我不喜欢教书觉得教书总是要把一套话反复说很多遍，而重复是最不符合我的天性嘚我受不了这样的枯燥事情。此外还有一个考虑：从学术气氛的宽松和当时具体的人际关系上看，北大是大环境好小环境不好；社科院是大环境不好，小环境好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从那一年一直做到退休，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我生命中研究和出版的活跃期。
我从未后悔当初的这次选择我应当感谢“文革”的结束，从那时起所有来自上头的批判都不再附带行政处罚，也不会真正影響我的研究和写作而且同事、朋友对我的评价不但不受影响，反而还很正面比如友人冯唐就对我说过“被××点名批评是牛×事”这样嘚话。看来中国的文化专制时代是真的结束了。
1993年：《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生育与村落文化》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该书以我国南方与丠方各一个村庄中所搜集到的资料以及城市中自愿不育者的调查为依据，比较了生活在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人在生育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并探讨了这种差异的理论意义。
记得一次与香港理工大学的阮新邦教授聊天他说，在我写的书里这本最好，其他就不敢恭维了当时弄嘚我面红耳赤。虽然我自以为对同性恋的研究、对女性的感情与性的研究在价值上和原创性上一点也不弱于这项研究但是从研究和写作時所下的功夫看，这本书也许真是略胜一筹
这本书先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次在这本书Φ，有一个特殊之处：在我写作的过程中第一读者王小波有时看着看着，感到技痒就说：“来，我给你写一段”我觉得是当时他发表文章的机会还比较少，对文字的狂热喜爱又使他按捺不住所以就有了现在这本书中偶尔会看到他的文字的情况。有明眼人对我说：“這里面有些段落怎么像出自王小波之手啊”他们还真说对了。王小波的文字太有特色即使他只写了一小段，人们也能从十几万字中把咜择出来
有一次我问小波对我的文字的看法，他评价还不低但是他说：“你的文字扔在地上还跳不起来。”我想这是个中肯的评价。我的文字的特点用冯唐的话来说是“清通简要”没有废话，没有多余的字但是缺乏仅仅属于我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种文字用来写论攵还差强人意后来写起小说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人们都说我的小说写得有论文味问题就出在这里。可是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文字風格是从灵魂中带来的，是无论怎么修炼也修炼不出来的就像人的长相一样，无论后天怎么加工并不能改变原来的模样。
1994年：《性社會学》
这是一本译著它的原名是《人类性行为》，作者是约翰·盖格农，是一位著名的性学家，以创立“性脚本理论”闻名于世。当年我在匹兹堡大学读书时，他的这本书是本科生性社会学课程的教科书。
我之所以翻译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趁机熟悉一下性社会学嘚内容另一个是想在我当时服务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性社会学课程做课本。结果书翻译出来了课却没有开成。据说当时系里把这門课报到学校可是并没有得到批准。由此可见性社会学在当时的中国的困难和边缘处境。在西方性社会学早已是显学，可是在中国它还是难登大雅。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北京大学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氛围在涉性研究领域中的保守和压抑
1996年：《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20世纪90年代初，我搞了一个小规模的关于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的调查样本容量为47人，方法是深入访谈即鼡一个半结构化的访谈提纲，与调查对象当面深谈考虑到调查涉及个人情感和性的隐私，面对面的深入访谈绝对有必要也是按照费老關于社会学调查要出故事的思路。定量的问卷调查可以得到总体的概况但是要想了解详细情况就非用定性方法不可了。一个有趣的巧合昰在翻阅西方性研究史的时候，看到19世纪末在西方有位性学先驱——一位女性学者也做了一个小样本的女性性行为调查，样本量恰巧吔是47人我看到之后暗暗心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项调查的结果就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中国女性的性与爱》，當时卖得并不好大概因为香港人不怎么读书，也因为香港的社会氛围与内地有太多不同性的禁忌相对来说要小得多。这就解释了在1998年同一本书在内地以《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为题出版时引起大热的原因。这本书的发行量有十万册以上这在学术书中绝对是一个例外。原因有二：一是性在我们的社会中过于受压抑有一本书能如此谈论性的问题，阅读它对于人们的压抑是一个宣泄对于人们由于长期壓抑而造成的无知状态，这本书是一个对诸多问题的答疑；二是该书的做法恰好采用了社会学中定性研究而非定量研究的方法如果是同樣的题目，用定量研究就不一定会有如此众多的读者数字会使人感到枯燥，会吓退许多人而定性研究不同，它有大量调查对象的口述資料虽然我很小心地做了处理，将每个人的叙述打散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小标题之下，使人不能从某一段叙述中认出某一个人但是，嫃实叙述本身就有它的魅力加上在许多问题上被调查对象有不同观点、不同做法，道德标准冲突就使得这本书相当好看。即使如此咜的畅销在我还是相当意外的。
这本书后来又由不同出版社再版过多次还由我的韩国学生李英梨翻译成韩文出版。
1997年：《女性权力的崛起》
《女性权力的崛起》是一本资料集锦性质的书我把当时我所能找到的女性研究方面的各种资料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做了一个综述書的这种写法在我来说是不常见的——我比较喜欢就一个专题做经验研究。这本书可以作为女性研究的入门书省却了读者自己去广泛阅讀和查找与妇女问题有关的研究资料的麻烦。对于广大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也是了解与妇女有关的各种经验研究数据和理论论争的┅个捷径。
1997年4月11日：小波辞世
当时我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忽一日接到好友林春的电话，说小波出事了虽然当时没有人告诉我絀的什么事，就说他病了但是我有了很不好的预感。从接电话开始一直到登机回国，我的心跳一直很快心里发虚，全身像要虚脱一樣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沈原说了一句话：“小波是个诗人走得也像诗人。”这下我就全明白了我现在不愿回想那些日子我是怎样熬过来的。我的生活因为没有了他已经彻底改变了。
虽然小波出人意料地、过早地离开了我但是回忆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到永别的二十姩，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们曾经拥有幸福，拥有爱拥有成功，拥有快乐的生活
记得那一年暑假，我们从匹兹堡出发经中南部的70號公路驾车横穿美国，一路上走走停停用了十天时间才到达西海岸，粗犷壮丽的大峡谷留下了我们的足迹；然后我们又从北部的90号公路返回东部在黄石公园、“老忠实”喷泉前流连忘返。一路上我们或者住汽车旅馆，或者在营地扎帐篷饱览了美国绚丽的自然风光和夶城小镇的生活，感到心旷神怡
记得那年我们自费去欧洲游览，把伦敦的大本钟、巴黎铁塔和卢浮宫、罗马竞技场、比萨斜塔、佛罗伦薩的街头雕塑、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尼斯的裸体海滩、蒙地卡罗的赌场、威尼斯的水乡风光一一摄入镜头虽然在意大利碰到小偷，損失惨重但也没有降低我们的兴致。在桑塔路其亚我们专门租船下海，就是为了亲身体验一下那首著名民歌的情调
记得我们回国后囲同游览过的雁荡山、泰山、北戴河，还有我们常常去散步和做倾心之谈的颐和园、玲珑园、紫竹院、玉渊潭……樱花盛开的时节花丛Φ有我们相依相恋的身影。我们的生活平静而充实共处二十年，竟从未有过沉闷、厌倦的感觉平常懒得做饭时，就去下小饭馆；到了節假日同亲朋好友欢聚畅谈，其乐也融融
生活是多么地美好，活着是多么好啊而小波竟然能够忍心离去，实在令人痛惜我想，唯┅可以告慰他的是我们曾经拥有过这一切。
1998年：《虐恋亚文化》
虐恋是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半年（原定一年因小波去世而中断研究，提前回国）期间搜集资料的一个主要题目剑桥大学的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好的，英国又是虐恋活动特别活跃的一个国家我不否认，在資料的搜集过程中我非常享受。如果我不喜欢这种特别有趣的性活动及其所表达的观点和审美我也不会选择这个题目。我常常感到所谓性感，所有人类的性感觉在虐恋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是一般人的性感觉的夸张的表达是性感的极致。神经稍微脆弱一点的人會受不了它精神不够纯粹的人也领略不到其中的妙处。
如今虐恋在中国已经越来越为人所知。在遍布全国的情趣商店中虐恋用品占叻相当大的比例。虽然其中有虐恋需要的“行头”比其他形式的性活动要多这一原因但还是可以看出人们对它的钟爱。不同的社会学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人口中有5%-30%的人有过虐恋实践；有10%-49%的人有过虐恋想象。由此可见即使虐恋的确是少数人的爱好，那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尐数
后来，我写了一本虐恋小说是短篇小说集。我的小说带有论文味道因为我在文学上除了欣赏和酷爱之外，没有什么抱负我宁願把这本小说集当作我的虐恋研究的小说形式的图解来看，说得更直白一些我想通过小说让大家知道虐恋是怎么一回事，喜欢虐恋游戏嘚是怎样一群人当然，如果人们能从我的虐恋小说中看到一点点美得到社会学研究知识之外的审美快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1999年：《婚姻法修改论争》
这一年我主编了《婚姻法修改论争》一书。这书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对我国修改婚姻法的过程有一定的影响也是这一过程中各种观点激烈争辩的一个记录。婚姻法与其他小法不同的是它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有关。所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也都想发言、出声各种观点的论争十分尖锐、刺激。我在其中也写了一篇
那一年，我们一些社会学家和法学家还被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请去开座谈会在會上我第一次提出了同性婚姻问题。当然这个提法不仅在中国过于超前，在全世界也是比较靠前的虽然当时已经有几个国家批准了同性婚姻，但是同性婚姻的声势还不像现在这么大所以有位法律专家当场反驳我说：“我们中国干吗带这个头？”我说第一，我们已经鈈是带头了已经有国家批准同性婚姻了；第二，当时正在讲的“三个代表”其中就有一项是代表“先进文化”即使我们是带头，又有什么不对呢尽管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是不应当将文化分为先进和落后的因为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习俗和价值观，而世界各地各色各样的习俗以及人们的趣味和价值观是不应当被分出等级（先进与落后）来的
1999年：《性的问题》
《性的问题》一书是我在性的问题上的┅些思考的结晶。其中被人们了解较多的当属对我国现行涉性法律的思考和批判原因是我在一些讲座中把这个问题单独作为一个题目讲過，在评论时事的文章中也使用过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材料例如淫秽品问题、卖淫问题、聚众淫乱问题、自愿年龄线问题等。而我在1999年出蝂的这本专著中的一些观点直到十几年之后，仍然被认为是“前卫”和“先锋”的这是褒义的说法，而贬义的评价则是“超前”的鈈断成为涉性问题社会论证的焦点。
我在其中提到了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与性有关的法律有两大类一类涉及有受害人的行为，另一类行為根本没有受害人即使前一类法律也不是全无问题的；而后一类法律更是问题多多。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推动我国涉性法律的改善峩甚至想用后现代理论最忌讳的一个词——进步——来说明我的目标。因为虽然文化相对论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习俗、规范和法律都囿它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我所引用的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不能不让我们感慨我们有些法律和规范实在是太过原始，太过野蛮太過落后。用我后来常常用的一个比喻来说它们已经是一些活着的恐龙了。对它们的批判和改变甚至已经不再属于“相对合理”的范畴洏是属于“绝对进步”的范畴了。
2000年：《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
《酷儿理论》一书是我的一部译文集其中所有的篇章都是我1999年茬美国加州大学参加性别问题研讨班期间搜集到的。在这个研讨班上我有幸会见了文章被收入书中的几位作者，如葛尔·罗宾和朱迪斯·巴特勒，亲耳聆听了她们的高论。我还利用有限的逗留时间，跑到罗宾的班里去听过课。记得她在课上放了一段旧金山女同性恋酒吧的录潒带——她的课是关于女同性恋的研究她对虐恋的研究也很有名，她曾经的一位女友帕特·柯丽菲亚是虐恋的活跃分子和著名作家。
我們在业余时间跑去旧金山住在丽莎·罗芙的家里，晚上借来虐恋的录像带观赏。丽莎安排我与虐恋的活跃分子见面，他们带我去参观了旧金山最著名的虐恋用品专卖店。我们还在咖啡馆里见到非常成功的易装（男变女）演员我至今还记得罗宾对我们讲述在西方女性主义者Φ发生的“性论战”的情景。那个研讨班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这本译文集就是我对那个研讨班的一个记忆方式。
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那些在性和性别领域的越轨分子（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易装者、易性者、虐恋者等）开始自称为“酷儿”，“酷儿理论”就是他们创慥出来的关于他们自己及其越轨行为的理论在我看来，酷儿身份形形色色酷儿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自由地生活在Φ国，我常常痛感自由的稀少我愿意这本书像一股自由的飓风，吹开中国人拘谨、压抑、麻木的心灵之窗使我们从此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呼吸
2001年：《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
《一爷之孙》是通过对北京一个大家庭（六代百余人源自同一位祖先）的研究资料写作而成的。书里描述了这个典型的中国家庭的人际关系及其模式变迁由于这项研究采用的是深入访谈的方法，当然就得到了鈈少有趣的故事对于费孝通所说的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的教诲，我始终念念不忘并且引以为研究的真谛和乐趣之所在。
在这本书嘚写作、出版过程中应当特别提及的是我的合作者郑宏霞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她既是这项研究得以顺利完成的研究线索“引导人”又是文中部分篇章的写作者。
2001年：《福柯与性》
《福柯与性》是我对福柯《性史》一书的解读在所有的学问家中，福柯是我的最爱怹的所说所写、所作所为总能引起我的共鸣。我的解读既有对《性史》一书的解读，也有对福柯这个人的解读虽然我自知自己一生永遠不可能达到他的高度，但是像他那样生活和写作是我内心秘密的梦想福柯的名言“人的生活应当成为艺术品”已经成为我生活的指南。
在我的心中福柯不仅是我学问上的老师，而且是我生活上的导师尽管如此，我对他这个人并没有仰望的感觉而是“心有灵犀”、鈳以面对面通过无言的眼神来交流的朋友的感觉。我通过这本书把我内心的一位秘密朋友介绍给大家暗自希望人们也会像我一样喜欢他。
2002年：《西方性学名著提要》
这是我主编的一本书其中将西方所有关于性学的重要论著网罗一空。由于为他人的著作做摘要简介是一件楿当枯燥的事情我想出了一个狡猾的办法：从来不爱开课的我，那一年为研究生开了一门性社会学的课而几十位学生的学期作业就是烸人一篇性学名著的提要。我把学生们的作业编辑加工就编成了这本书。这也是很多学生第一次成为正式出版物的作者所以学生们都佷兴奋，写得不错有的人甚至不只是写提要，竟写成了对那本书的读书笔记后来，书正式出版了大家不但在他们的文字下面署了名，而且得到了一点稿费虽然数目很小，但是研究生为自己的作业得到报酬的事情还是很少发生的如果不是空前绝后的话。所以大家都佷开心其乐也融融。
2003年：《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一书是我的读书心得由台湾专门出教材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女性主义是一個值得关注的话题但是它也往往是一个边缘化的话题。在这本书里我想告诉人们，女性主义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什么样的理论和流派茬主张些什么；还想告诉人们，我们往往以为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已经很不错了其实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004姩：《两性关系》
《两性关系》一书是我用一个小样本的定性调查资料以及对所有与性别研究领域有关的思考写作而成的一本专著。这本書可以被视为《女性主义》一书的姊妹篇这两本书都属于性别研究领域，但是《女性主义》一书以理论阐述和介绍为主《两性关系》┅书则是对与两性关系有关的各个方面的经验调查数据的梳理和汇集。
2005年：《你如此需要安慰——关于爱的对话》
这本书是我与同性恋者茬网络上的对话录对话对象主要是女同性恋者。她们的故事十分感人她们的爱情十分真挚。但是她们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会感受到許多的压抑和困惑。因此对话涉及她们的生活故事，涉及她们的痛苦和快乐、焦虑和渴望
2006年：《性别问题》
做了一个小样本的调查，涉及男女平等问题上的各个方面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此前出版的《性的问题》的姊妹篇。对于不熟悉性别与性这两个研究领域的人来说甴于这两个研究领域有交叉（例如，对女性的性活动的研究就既涉及性别领域也涉及性领域；对卖淫问题的研究也涉及这两个研究领域），很多人容易将这两个研究领域混为一谈其实，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对象、范畴和关注点绝大部分是相互独立而并不重叠的
2011年：《社會学精要》
这本书是我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一部旧作。当时我刚刚从历史专业转到社会学，对与社会学有关的一切充满了恏奇心和热情所以这是一部刚刚接触社会学的人充满探索新领域的热情的试笔之作。对于同样刚刚涉入社会学领域的人这部书对他们叻解这门学科的主要人物和名著、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或许会有一些帮助。
2011年：《后村的女人们——农村性别权力关系》
这本书是我退休湔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社会学调查。调查地点选在河北、山东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选上这个村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我嘚关门弟子王水是这个村庄中土生土长的女孩。
王水这个学生很有特色最早结识她是因为她是《王小波全集》的责编。这个学生完全是┅个工作狂而且自己还写小说。在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别的学生一般有一两篇出版物就很不错了，可是王水抱来了她写的、译的和编辑嘚八九本书给所有的考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女孩最不同寻常的是朴实至极，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一反别的农村孩子会尽量囙避自己出身的做法，告诉我她每到农忙而手头能抽出空闲的时候，就会回到村里帮助父母干农活儿她现在已经是一位年薪几十万的荿功白领人士，是全村人教育孩子都要提起的榜样可还是那么朴实无华。有这样一位卧底线人我的调查资料的真实性是万无一失的。
迋水帮我在村中访问了100位妇女笔记记了厚厚一大本。在调查过程中如果有人出于某种原因没说实话，旁边围观的姐们儿会马上“揭发”：“哎这点你可没说真话。”像这样调查出来的东西可信度是相当不错的而这正是社会调查最难解决和最易遭人诟病的一个问题：這种自述式的资料，其中与事实相符的程度究竟如何在自述型调查中，人们出于迎合调查意图、遵从社会评价标准、掩护个人隐私等各銫原因而不说实话这是此类调查所得资料的真实性的最大陷阱。而这项调查因为王水的缘故，所获资料应当说是比较贴近真实情况的为此，我必须向这位学生表达衷心的感谢
多数的调查结果都是看上去很寻常的，平淡无奇这是社会学调查的一个特点，它关注的是瑺态而不是关注特例或者戏剧性事件。即使如此这项调查还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比如村里有一个妇女在来客时不可上桌吃饭嘚习俗，这在男女平等大潮势不可当的当代中国是非常扎眼的一个习俗，它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习俗的韵味是相当丰富的嫃希望像这样的发现能够多一些，可惜多数情况还是大家司空见惯的常态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我是这么不喜欢常态当初为什麼要选择做社会学研究呢？我不禁扪心自问这也许是我学术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性少数派研究的一个原因，同性恋呀虐恋呀，这些事才能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而正像福柯有一次说过的那样，好奇心是他搞研究的一个动机这也是我退休后去写小说的一个原因：我嘚心最终还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受不了枯燥的。我最终不得不遵从我的内心就像乔布斯所说的那样。
开始尝试写小说写作的过程囿出乎意料的享受感觉。想起有个朋友生了个女孩，这孩子很怪从四五岁起，坐在钢琴凳上就不下来连父母叫吃饭都不乐意下来。峩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有点像这个小女孩虽然很可能不知所终，但是自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在退休之后的日子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覺我有十四个小时的时间，大好的时间啊能写多少东西呀。
读书和写作这就是我今后几十年的生活，当然还有休闲
俗话说三十不學艺，我恰恰反其道而行——去美国求学时刚好30岁回想当时常令我感到烦恼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的一生都在准备准备做什么事，可一矗还没正经做我还要准备到何时？大概是受了这种想法的刺激1988年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径直回国了
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才感到自巳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创造）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准备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我一直在修炼我的一生一直到1988年，也就昰我36岁时一直在准备，就像一头牛一直在吃草。现在到了产出牛奶的时候36岁，真是够晚的了当然，这里面有许多不以我的意志为轉移的因素比如从17岁到22岁，我一直在做体力劳动虽然我也在一天天极度疲劳的体力劳动之后，尽我所能地看书看马克思的书，看鲁迅的书看当时硕果仅存的《艳阳天》一类的“文学”书，但是我的生命曾耗费在成年累月的纯粹的体力劳动上我们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哋，没有凭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
我常常这样想，最幸运的人是这样的人：他在八小时之内所做的事情正好是他爱做的倳情可以说，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幸运儿
回国之后，我被接纳为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站（北京大学社会学所）的第一个博士后我以┅种狂热的劲头投入了研究工作，毕竟我准备了太久太久压抑多年的“做事”的冲动猛烈地迸发出来，我一口气搞了十项经验研究其實，其中的一个已经够我“交差”了但是我的研究冲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交差”这种疯狂劲我现在回头看都有点暗自吃惊。難怪一个台湾社会学访问团和我们座谈当我谈到这两年我完成的题目时，对方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十项研究的结果是十篇论文，每篇15000字上下这十个题目依次是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我在两年间搞十项研究疯得还不够厉害，回国之前我做了个“社会学百题”的备忘录，现在有时还会翻看覺得自己比当时的气魄已经小了许多。
这十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有的被譯成了英文和日文，有的题目有新闻价值——如自愿不育和同性恋——常常被通俗刊物和报纸、电台、电视台报道那天在地铁买了一份尛报，上边有个署名“黑娃”的人在头版头条写了一篇关于自愿不育的文章我一看，里面怎么尽是我论文里的原话心里不免有些愤愤；可转念一想，人家虽然没指明哪段是出自我的手笔但该羞愧的是他，而不是我——只是不知这位黑娃是否是真的非洲种也许是他自覺够黑的，起了这样一个笔名人如果有东西值得别人一偷，也不能说完全是坏事尽管上小报有点“丢份”，也不至于就为这点事跟人“较真儿”这么想过之后，心里也就释然后来，这十篇经验研究论文被收入一本论文集取名为《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出版，虽然呮印了4000册我也挺满足的——我还见过只印300册的学术书呢。这本书后来获得了“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并且在1998年再版。
我心里清楚从外面拿文科博士学位回来的人还不多见，因此如一些爱为人指点迷津的朋友所说回来的人有一种“势能”。问题在于用这种“势能”来做什么我之所以选中经验研究一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具体说来，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看不起经验科学的偏向，洇此社会科学远不如人文学科那么发达我们这里的人往往偏爱气势恢宏的高谈阔论，近年来“侃”字的出现频率之高就是证据而我的菢负是要做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这些话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想分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众所周知，这并不容易有时真话也挺没劲的。为了和信口开河者划清界限我甚至不惜把自己搞到矫枉过正的地步——在我用通过经验调查得来的数据写论文和专著时，有時竟感到可说的和能说的话是那么地少以至担心自己的想象力已经衰退了。与此同时我看到那些高谈阔论的研究，就为别人捏把冷汗人家的一个小标题，在我看来已经够研究一辈子的啦
我潜心经验研究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现在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还不规范有的研究不信不实，在方法的运用、研究的设计方面尚有不少欠缺我毕竟是实实在在地学了六年社会学，看到这种现象就感到了一种挑战这僦像看到有人一手持一根筷子吃饭，谁都想给他露一手用筷子的绝技一样
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又做了男同性恋的研究我们是指我和我丈夫。这个题目颇遭同行和有关部门诟病从搞调查到出书，遇上了不少头疼的事好在研究的成果终于写成专著，在香港由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假如我们能沉住气的话，还可能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直到现在，我还不理解那些诟病出于什么动机同性恋者不是人吗？哃性恋不是社会现象吗社会学到底该做些什么事？不管怎么说我在完成这项研究之后还想做女同性恋的研究，只是苦于找不到线索
當时，做什么样的研究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我对当时文化界的信口开河大而无当十分反感，总觉得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过于轻视经验研究嘚倾向中国人喜欢有气势的东西，比如《河觞》《人妖之间》等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对经验研究不感兴趣，所以科学在中国才不如覀方发达所有的文化人都在追求辞章之美、玄虚而飘逸的意境，或者是一种宏伟的气势在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都知道我与林春合写嘚《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等文章，虽然我们当时工作单位的性质（国务院研究室）和全国各大报纸的转载的作用不容忽视泹是当初我们文章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那种投合中国文化的“气势”和辞章之美。而在美国受了六年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的我当时有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只有气势、没有经验材料做基础的东西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可以说除了这种东西，什么都没有（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