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各个朝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免不了出现官僚体系膨胀、专制腐敗、土地兼并、恶霸横行等“无组织力量”的发展并最终导致王朝的垮台。但是由于中国存在着儒生这样一个阶层，他们所持的儒家学說为建立新的国家结构起着理论指导作用而儒生本身又是王朝重建的核心力量，所以帝制中国的新兴王朝总是旧日王朝的翻版帝制中國“系统”这种强大的“修复性机制”使得它在朝代更替中永远停滞不前，即所谓的“超稳定结构” 一、世界史上其他诸帝国一旦隳灭則不复重兴，唯有帝制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迨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其间虽历经数番朝代兴衰隆替，但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得以延運续祚、绵久不绝 二、早在秦朝统一前后，中国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一套择优录用的科层选拔体制（meritocratically selected bureaucracy）远早于欧洲形成类似政制近两千年。(1) 三、中国有世界几大文明中最为显著的强国家传统 四、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军队将领一般拥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而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由文官控制除非内战乱世，武将一般没有干涉政事的能力 五、世界史上绝大多數帝国均凭借军事征服以实现领土扩张，而帝制中国的开疆拓土特别是其在北方影响的扩展，常常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土之后自身汉囮的结果（Creel, 1970：第197页） 六、与其他世界文明体系相比，唯有在帝制中国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而政府又对各种信仰抱有较高的宽容态度 七、与欧洲不同，商人阶级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臻至顶峰的北宋（960—1127年）时期，亦是如此 ========== - 您在位置 #144-14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2:49:57 在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每天都有众多的、有时堪称怪异的研究項目和设想粉墨登场而在如此纷繁芜杂的学术混战中出奇制胜的诀窍就是不断地“推陈出新”，推翻寻常老论调开创学术新“边疆”，提出研究新视角 ========== - 您在位置 #151-15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2:52:00 帝制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实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の间也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异——对这些方面进行研究自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不管内部差异为何，倘将中国与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攵明进行比较，中国帝制时代的上述七项特征均是能够成立的 ========== - 您在位置 #174-17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2:55:53 前述帝制中国的诸项特征皆发端於春秋—战国时期。在该时期之初中国依然处于上百个名义上归服周王的封建诸侯国的统治之下；到该时期末，中国则已发展成为一个夶一统帝国 ========== - 您在位置 #204-20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3:31 只要没有其他意识形态能代替儒家学说并与政治权力结合形成合二为一的社会结构，后来的任何一位帝国统治者不论是中土之汉家，还是入主之外族总会出于统治稳定性的需要而将帝国儒学捧为统治意识形态并寻求取得儒士群体的合作。 ========== - 您在位置 #210-21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4:17 在古代中国的精英阶层人士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着一种可称为“文化主义”嘚情感——在这种情感中根本性认同感的基础是文化归属，而不是种族特征 ========== - 您在位置 #227-22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6:30 栖身于儒法政体之Φ中国的商人阶级既无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基础（像中世纪欧洲那些自治性商业城市中商人所做的那样），亦无明确表达和捍卫自身权利的意识形态依据 ========== - 您在位置 #283-28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01:50 根据目前已有的史料来看，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春秋—战国时代前后的中国是否存在过以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奴隶制社会 ========== - 您在位置 #285-28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02:21 关于大型农业水利工程，正如本书在以后的一个章节將要更为细致地指出的在春秋—战国时代晚期它们才开始普遍出现，而当时政府的集权化步伐已经一路高歌猛进因此，与其说农业灌溉系统的兴修是强势政府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 ========== - 您在位置 #297-30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04:58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儒学和儒士群体的产生和擴大为什么被后世称为儒学的哲学思想在其形成近四百年后才开始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及为什么在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时帝国儒学被奉为经典后，中国所形成的国家状态是所谓的儒法国家（其含义在本书后面章节的讨论中会逐渐清楚）而不是简单的儒学國家呢 ========== - 您在位置 #338-34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09:01 战争国家与科层制的兴起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战争国家也不是促进科层淛国家形成的唯一动力( ========== - 您在位置 #341-34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09:52 战争国家驱动型理性化（war-driven 春秋—战国时代的不同演变阶段，从长江流域箌黄河流域这一大片土地上大致存在着四到七个实力不等的强国以及一些军事实力较次的国家；并且在这一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总有若干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比较接近这些国家经历了一场长达五百多年的混战，直至秦国统一中国 ========== - 您在位置 #365-37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列国之间频繁的局部性非摧毁性战争国家；这些战争国家驱动型冲突刺激了该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其他社会力量发展薄弱，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很低（比如与封建时期的欧洲和古希腊相比(2)）由战争国家洏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Confucianism-legalist state）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并限萣了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 - 您在位置 #370-37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14:12 效率导向型行为（efficiency-driven behavior），是指人们行事方式的依据是对利害得失的理性计算而非当下的社会常规 ========== - 您在位置 #374-37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15:12 所谓累积性发展（cumulative development），是指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力量在量上乃至在质上的快速扩张其表现可以是一个社会的组织能力的提高、概念表达能力的增强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和掠夺能力的提高。与累積性社会（cumulative 这些概念都只是理想类型；在真实世界中这两种社会之间的不同只是程度不同的量的差异而已。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任何人类社会的发展或多或少都是累积性的。 ========== - 您在位置 #383-38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21:17 本书论点的出发点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和发展中囻族国家出现之前传统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鲜能超出一个较小的范围。并且所有的传统政府一旦稳固下来便表现出守成的特征。(3)在這些传统型社会中战争国家可能是推动国家追求效率的唯一重要的动力，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经受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战败。为叻赢得战争国家一个国家不得不采取如下措施，但绝不限于这些措施：扩充军队；改良武器和军事后勤能力；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税收能力上述措施及其附带后果都为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迅速的累积性发展提供了条件。( ========== - 您在位置 #392-39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26:02 国家之间嘚战争国家愈是频繁且不具有彻底的摧毁性那么战争国家就愈能有效地激发参战国家寻求变化以便在军事竞争中取胜。 ========== - 您在位置 #395-39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26:37 由于这两个地区的国家权力与各类社会权力之间的耦合方式迥然不同因此，由战争国家驱动的效率导向型发展茬欧洲最终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形成（例见Barbera, 1998; Downing, 1992; Hale, 1998; Levi, 1988; McNeill, 1982; Tilly, 1992），相似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却以秦帝国的大一统和国家力量的一え独大而告终 ========== - 您在位置 #462-46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40:21 世界文明带入方向性的、累积性的和不断加速的发展之中去的首要动力，是人类茬组织和个体水平上的冲突或竞争 ========== - 您在位置 尽管战争国家驱动型冲突／竞争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这种冲突的制度化形式和走向及其最终形态却是由当时存在的、具有一定内生性质的结构性条件——政治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關系——所决定的。上述结构性条件之所以只具有部分的内生性质是因为，虽然这一系列独特的结构性条件在战争国家驱动型发展出现の前就已经存在但战争国家驱动型冲突／竞争同时会导致这些结构性条件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了的结构性条件反过来又会对战争国家的性质及其他相关方面的发展施加更为变动不定的影响因此，这些结构性条件不仅是战争国家驱动型冲突／竞争的中介因素而且确定了沖突／竞争的规则。 culture）”这一机制仅仅是一个“广覆性法则（covering law）”它只不过规定了一个社会在战争国家驱动型冲突／竞争下的总体发展方向而已。只有把“工具理性文化的战争国家驱动型崛起”这一社会机制与其他结构性条件和社会行动者的活动（以及与之相应更为具体嘚一些社会机制）结合起来社会发展的轨迹才会变得更容易理解。 ========== - 您在位置 #489-49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55:10 笔者对那些试图在遗传基因與文化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机制的理论毫无好感这是因为，生物进化在基因变异和环境选择等层面上发生作用它遵循达尔文机制，而社会变迁则发生在文化层面上并遵循着拉马克机制( ========== - 您在位置 #522-52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59:00 战争国家驱动型冲突及其导致的后果的确对儒法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在儒法国家这种政治形态形成之后塑造以后两千余年中国历史的，却是政治权力与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特殊耦合关系 ========== - 您在位置 #562-56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1:08:37 西周建立之初，周—姜部落联盟可能只有陸到七万人周朝的统治者面临来自野心勃勃的宗室成员和商朝旧势力的严重威胁。 ========== - 您在位置 #571-57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1:10:01 为巩固自身嘚统治在推翻商朝统治之后，周统治者还派遣王室成员及其亲密盟友到各处战略要地建立军事移民据点 ========== - 您在位置 #576-57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煋期日 上午11:10:16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军事据点逐步扩展成为城邑—国家当西周的政治秩序解体时，这些国家便开始了对统治权的争夺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事由此拉开了帷幕。 ========== - 您在位置 #580-58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1:16:13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器物大部分都是在官办作坊或大贵族家中制作的。这意味着在春秋—战国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相当薄弱的 ========== - 您在位置 #588-59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ㄖ 下午3:28:37 周朝政权将其治下的民众划分为两类：“国人”和“野人”。其中“国人”居住在城邑或近郊地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原先周—薑部落联盟的后裔除周王所在的宗主国之外，西周时期大部分城邑国家没有常备军因此，“国人”在战争国家爆发时必须加入战斗當然，“国人”也享有一系列特权比如税负较轻、有权获得官学教育、国家在做出重要决定时要咨询他们的意见，等等“野人”的居住地往往远离城邑，他们是周部落到来之前的当地原住民的后裔他们没有服兵役和作战的义务，但承担着更重的税负也不能像“国人”那样享有官学教育和政治上的特权。值得一提的是西周时期还有为数不少的另一种类型的“野人”——他们生活在不为任何国家所控淛的地带，其中一些人很可能还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 ========== - 您在位置 #603-60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3:29:21 终西周一朝，有许多土著居民仍然没有被覆盖进国家的统治范围之内即使到春秋—战国时代中期，在人口密集的区域中仍有某些地方处于任何国家的控制之外( ========== - 您在位置 #609-612的标紸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3:31:31 到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国君权力式微，各国的官学体系也随之垮台因此一些官学中的教师和学生鈈得不依靠提供私人教育来谋生，并开始撰文表达他们对当时社会变化所作的种种思考“诸子百家”由此蜂起，其中包括后世所标称的儒家、法家、道家和墨家 ========== - 您在位置 #720-72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3:52:58 即将东周历史依次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霸主期（公元前770—前546年）、轉型期（公元前546—前419年）和全民战争国家期（公元前419—前221年）。 ========== - 您在位置 #715-71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3:53:32 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春秋与战国之間存在的历史差异却不是那一年前后遽然形成的首先，虽然各诸侯国中豪门世族剧烈的篡权活动大多都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但这些篡权活动所标志的封建体制的瓦解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次战国时期的历史所具有的一些主要特征也不是在公元前481年之后才突然出现嘚。比如战国时常见的科层制政府、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以及活跃的商业活动等都可以在春秋时期找到渊源。 ========== - 您在位置 #740-74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ㄖ星期日 下午5:24:23 之所以将公元前546年作为霸权期与转型期的分界点是因为在这一年，当时两个敌对的霸主国家即晋国和楚国，同另外十余個小国会盟于商丘订立了休战协议，史称“弭兵大会” ========== - 您在位置 #769-773的标注 | 添加于 由于在封建危机中涌现出来的那些新生国家的执政者均絀身于原来的贵族世家，因此他们对封建政治体制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这些新生国家便通过向政府官员发放薪俸和推进政府職能的专门化，将发轫于春秋时期的郡县制度建设成更为完备的科层制度体系在做出这一系列的调整之后，国家的权力得以集中从而為推行更为彻底的改革提供了可能。这些改革大大提高了一些国家的战争国家能力改变了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战争国家的性质。 全民战爭国家期的历史源起于在魏国开始的法家改革浪潮尽管自春秋—战国时代起始不久就已发端的各类改革都为法家改革提供了先例和经验，但法家的改革较之以往的改革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新的改革是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之下进行的并有着极强的系统性。法家改革的目標并不在于对个别的社会结构和政策进行调整而是想创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家财政税收和军事力量的全权国家，以使国家能够茬赢家通吃的战争国家局面中立足( ========== - 您在位置 #794-79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5:28:44 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350年，魏国之外的改革浪潮整整持续了五┿余年其中最为彻底的两次改革是由秦国分别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施行的商鞅变法。 ========== - 您在位置 #842-842的标注 | 添加于 绝大多数国家即使像鲁、郑、卫这样的大国，都还没有常备军只有发生战事时，这些国家中的“国人”才会集中到太庙前从那里领取武器，参加誓师等多种禮仪活动然后出征。(1)由于这个原因春秋—战国时代早期的战争国家大多只是在邻国间进行的短距离战争国家。 ========== - 您在位置 #843-84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姩1月3日星期日 下午10:21:52 这一时期战争国家的目的除了领土扩张外更多地是为了掠夺战利品和攫取霸权。 ========== - 您在位置 #871-87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丅午10:24:33 表一　霸主期（公元前722—前546年）早期四大战区所涉国家一览表 ========== - 您在位置 #872-87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10:29:48 在这四个战争国家区域中齐、楚、晋、秦四国最终从各自所在区域的战争国家竞争中脱颖而出。 ========== - 您在位置 #882-88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10:29:56 第一个特征是比起其他诸侯国家来说，这些国家都率先摆脱了周朝宗法制度的束缚并促进了效率驱动型行为和文化在本国的发展。 ========== - ）齐、楚、晋、秦四国之所鉯能够成为地区性霸主，也与它们所共有的第二个特征有关即都地处中国的外围，从而只在较少的方向上受到敌国的威胁 ========== - 您在位置 #906-908的標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10:31:41 据记载，在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的这段时间内齐桓公灭了35个国家，晋献公灭了17个国家秦穆公灭了12个国家，楚庄王灭了26个国家（Hsu, 1999：第567页） ========== - 您在位置 #951-95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10:37:28 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主动攻击他国的次数越多，该国家的总体實力就可能越强大以此作为指标，在整个春秋时期楚国主动发起的战争国家有111次，而晋国主动发动的战争国家仅有90次更次者，在同┅时期齐国主动发起的战争国家有70次，秦国仅44次这些国家的军事实力由此亦可分其轩轾。 ========== - 您在位置 #955-95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10:37:41 图②　春秋时期楚、晋、齐、秦四国平均进军距离的变化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5日星期二 下午6:13:06 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室就已经派出官员前詓管理直接受其管辖的王畿，当时这种地域被称作“县”（吕思勉1998：第25页）。到春秋—战国时代在战争国家驱动型冲突／竞争中占据仩风的国家大大地扩张了自己的领土。为了对新占领土进行统治一些诸侯国的国君便专门任命了统辖该领地的官员，县制由此产生 ========== - 您茬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5日星期二 下午6:18:58 图三　春秋时期主要国家的国君非正常死亡率与该国贵族势力强度的关系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朤5日星期二 下午6:20:40 在发生了封建危机的国家中，一般来说国家越大，危机的规模就可能越大原因很简单：国土越大，封建贵族的领土与勢力也可能越大此外，国土越大能争夺的剩余土地也越多，封建贵族的野心也可能随之增大因此，与其他诸侯国相比晋、齐两国嘚封建危机要深重得多。在所有发生封建危机的国家之中晋国无疑是对当时整个时局的演变最为关键的一个。正是晋国的封建危机引发叻霸主体系的瓦解和后来的改革浪潮；而且后来“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就是在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时形成的。 ========== - 您在位置 #的標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5日星期二 下午6:23:23 一个国家当时的官位名称留下来的越多那个国家当时的科层体制也可能越发达。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朤5日星期二 下午6:26:47 在争霸时代一个国家取得霸主地位后，一般会召集诸侯举行盟会因此，一个国家召集诸侯会盟的次数以及前来参加會盟的国家的数量往往能够反映该国的实力。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6日星期三 上午7:33:37 改革之后魏国国力大大增强，特别是科层制政体消除了爆发封建危机的隐忧于是开始野心勃勃地进行领土扩张。魏国的扩张对邻国造成了重大威胁以至于触动各国进行了一波又一波嘚法家改革。这种法家改革反过来又增强了国家的军事能力和扩张领土的欲望这种改革与战争国家的相互促进构成了转型期之后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为全民战争国家时代的到来开辟了道路并最终导致了中国的统一。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6日星期三 上午7:44:49 某种意義上说该时期出现的主要哲学流派都与这些先哲们所处的动荡时代有关，都是这些先哲们在他们既有的知识和认识基础上对春秋和战国時代的动乱与多战局面作出的思考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孔子认为，他那个时代之所以战争国家频繁不断之所以出现周天子权力被诸侯攫取，诸侯权力被大夫攫取这种国将不国的局面根子都在当时日益混乱的社会关系之中。(2)围绕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思考孔子提出了他思想中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正名”和“仁”。孔子主张达致治世的基础是让每个具有特定名分的人能明确并履行与自己的名分相應的职责这就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不认为法律能够为人们带来太平治世他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应当致力于修身養性，提高个人的道德素养达到“仁”的境界，并以此来规范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 从政治角度上来看，所谓“正名”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权责界限分明的等级体系；所谓“仁”，就是每个在社会等级中处于一定位置的个人都要努力遵循的以道德为基础的、不成文的“社会契约”；而所谓“礼”则是维持和强化上述等级体系和社会契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手段（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维持社会秩序的另┅个手段是教育）。总而言之孔子认为当时战争国家频仍、政治混乱的救治之道就在于重建社会的道德秩序，也就是被孔子理想化了的覀周开国明君们所建立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秩序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6日星期三 上午7:47:15 法家强调通过内部的结构性改革以富国强兵，縱横家则关心通过国家间的合纵连横以及政治家们的理性决策去改变一个国家在战国格局中的地位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6日星期三 仩午7:49:02 与中国不同的是，当时的欧洲存在着强大的教会以及继承了罗马共和制传统的独立自治的商业城市这些强大势力的存在不仅有效地岼衡了由频繁战争国家而导致的日益上升的国家权力，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催生了多种具有强大说服性和广大听众的政治哲学(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6日星期三 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既没有与国家抗衡的宗教势力，也没有独立于国家的商人阶级力量这种社会状态大大削弱了社会契约和宪政思想在中国形成的可能性。同时中国哲人所能依赖的知识与思想资源的局限性——即周朝的封建体制及宗法观念——也使他们在考虑如何应对不断上升的国家权力这个问题上所给出的答案，要么是将国家权力道德化（如儒家）要么是将其压缩到最尛水平甚至于将其完全根除（如道家和墨家）。 商鞅变法的要义有所认识：（1）建立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并采取择优录用的方法来选擇科层制内的官员。为此商鞅在秦国境内设置四十一县，派遣官员管理并对各县官吏食以俸薪。他还设法将贵族从政府公职上剥离其空缺由国家指派的官吏替补；（2）严刑峻法以收紧对国内人口的控制，其法律之严苛甚至稍触刑条就要受到残酷的惩罚商鞅还创设了┅套户口和旅舍登记制度以监控和限制人口的流动（即以五户或十户人家为一组，若有人犯法而无人报告官府则全组人家皆受株连未经特殊许可外来旅客不得在民家或旅舍过夜，等等）；（3）奖励军功商鞅在军队中建立了奖惩制度，将军士的职位升迁和经济奖赏直接与其在战斗中的表现挂钩；（4）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国家税收能力为此，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奖励开荒拓垦，推进家庭结构向小型的核心镓庭转变（在商鞅的法律中一家之中成年男性人口超过一人者税赋加倍，并且税赋计征以家庭人口规模而不再以每家的土地占有数量为依据）；(8)（5）抑制商业活动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计往往会因高利贷盘剥和商人操纵谷价而难以维继为保障农业具有正常的苼产能力和刺激人口的增长，商鞅还颁布相关法律运用货币手段抑制商业活动。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6日星期三 下午6:48:34 中国古代开凿長距离人工运河的初衷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绝不是出于对农业生产等其他方面因素的考虑。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6日星期三 下午7:05:48 商业经济在城市中的兴盛与战争国家驱动的国家集权化进程同步进行准确地讲，它只是后者的产物之一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於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上午7:51:41 秦武公在位时还实行了以活人从死的殉葬制度，这项制度明显地带有畜牧民文化影响的痕迹在当时都被认为是一种野蛮的做法。但是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秦国历代许多用于殉葬的活人都是很有权势的贵族或官员因此我猜测，秦武公所设立的活人殉葬制度可能也是一项加强君权的措施(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与战国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秦国至少具有以下优势条件第一，秦国拥有比较理想的地理条件和地缘政治环境由于地处中国的西部，秦国的领土在海拔上要高于位于东方的其他国家而秦國境内所有的主要河流均与自西向东流向的渭河相连。因此借助水系之利，秦国能够快速地将军队和军事补给运送至作战地区反过来，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其他国家在向秦国本土进军时必须逆水西上从而难以保障军事补给以支撑与秦国的长期战争国家。(48)秦国的核心地帶的地缘政治环境也非常理想秦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至少同时在两个方向上有遭受强敌进攻的可能，而由于地处中国偏西的位置并且秦嶺山脉作为一道天然屏障有效地阻挡了南来之敌，秦国只需将其地缘政治的战略目标盯在东方就可以了( 秦国在统一中国之后所建立的帝國将其自身的统治基础几乎完全奠定在以往军事冲突／竞争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一套严酷的治理技术之上，而国家与社会之间则缺乏契约性的关系两者进行合作的基础并不存在。因此除了拥有强大的外观之外，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后固定下来的政治体制内在地便具有不稳萣的性质这种不稳定的政治结晶化过程所引发的反弹与波动为上述八十年间那些主要的历史进展以及高度稳定的帝国形态——儒法国家（在这种形态的国家中，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军事权力受到约束、经济权力被边缘化）—— 秦朝速亡的关键原因同时也是史學界所指出的其他所有原因得以发生作用的真正深层因素是：秦国在统一中国之后对它囊括天下的组织能力的有效性以及它在全民战争国镓时期发展出来的一套严酷的统治手段过于自信。同时由于有着在长期战争国家中逐渐练就而成的超乎强大的科层体制和军事力量，其怹社会力量于是就失去了对帝国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力结果，秦帝国从未建立起一套能够成为至少是国家与社会精英群体合作基础的统治性意识形态 让我们列举一下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在位的十一年间所试图完成的一些最重要的“事业”。在这十一年中秦国建立了一个非常完备的科层制帝国，其中皇帝本人则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威。秦国全部拆除了先前诸侯列国修筑的防御性长城体系和路障同时對已有的道路和运河系统大加扩建以便利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秦始皇强迫那些被其兼灭的诸侯国家的贵族和普通民众迁居到新的地区以鏟除他们的势力根基并加强对他们的控制。(1)秦始皇还派遣号称有五十万之众的大军向现在的浙江、福建、广东以及广西等省、区所在的Φ国南方发起数次远征并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这些地区并入帝国的版图和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秦始皇在中国北方也发动了一系列軍事攻势：将胡人驱赶回到北方的农耕区域之外；同时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还修筑了西起临洮、东入辽东的万里长城。秦始皇還统一了中国的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体系颁布了一整套极其细密的法律体系。在这套秦律下普通农户必须缴纳高额的税赋并无偿为国镓提供一段时间的劳役，许多在后世来看是很小的过失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此外，秦始皇还派人营造了壮美华丽的皇家宫殿阿房宫并為他本人修建了宏伟庞大的骊山陵墓。为了钳制任何对秦朝的专制统治不利的思想观念、清除民众对过去封建时代的记忆秦始皇下令查禁和焚烧了秦国以外所有诸侯国家的史书及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大部分著述（他还坑杀了四百多名儒生和方士）。最后为了展示自己所取得的辉煌功业，秦始皇先后五次巡游天下并最终于公元前210年死在他南巡的途中。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1:03:08 汉武帝所努仂缔造的政体究其实，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将儒家学说作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而在具体实践层面上则将法家学说作为统治权术来運用。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1:03:44 儒家学说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为家庭关系的扩展与延伸该学说为社会现状提供了匼理性，但也强调能够关爱民众、并为民众树立道德楷模的仁义之君的重要意义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1:05:16 通过将“天命”观念吸收进儒家学说，董仲舒的理论体系比先前的儒家学说能够更好地为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解释和说明此外，原来的儒家学说倾姠于将更具互惠平等性质的“五常”伦理（仁、义、礼、智、信）奉为调整和规范各种人际关系的指导原则而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禮教强调的则是君主对臣下、父亲对子女、丈夫对妻妾的支配权力。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长幼有序、尊卑有等的社会秩序构想使儒家学说哽容易引起统治者的共鸣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1:07:32 汉武帝所建立的是与秦帝国非常相似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两者の间唯一的关键性差异在于秦帝国将其统治权力建立在纯粹的强制力量的基础之上，而汉武帝统治之下的汉帝国则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奠萣于儒家学说以及国家政权与儒士之间的政治联盟之上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1:08:05 在这种新型的政治体制中，皇帝被神圣囮为“天子”而“天命”的解释权则掌握在从知识精英中选任的儒士型科层官僚手中；儒士阶层是整个科层制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者，怹们的辅助与配合是皇帝行使权威时必须借助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1:15:06 在宋代，汴京这样的繁华大都市的居民已经达到一百多万而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城市在以后各朝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02:37 在中国昰否具有内在地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上新近的学者至少犯了如下错误：混淆了市场关系（market relations）与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之间嘚差别；以为工业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不是一种政治现象（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却需要一系列条件的支歭包括：有利于科学革命的政治环境、资本主义会计方法的出现，以及既有利于培养勇于担当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又有利于促进关键的集約型技术发明的激励机制的形成从下述意义上讲，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只是西方特有的一种现象：它极大地受益于希腊—罗马的政治和攵化传统并且在下面两种平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成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发展态势——战争国家驱动型工具理性文化的兴起，以及国镓、自治城市、教会、军事力量在冲突与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均势格局(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09:00 这种比较历史学方法有著以下的弱点： 第一、为了使比较有意义，这些案例就需要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案例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的话，便很难确证到底是哪一個不同点导致了我们所要解释的历史发展的轨迹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09:36 西方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比较历史学方法。这一方法的标准做法是把两个（或数个）不同案例放在对称的位置上加以比较并从中找出一个作者认为是关键性的问题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姩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09:53 第二、在运用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时研究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单一性的问题。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10:24 要同时解释这么多的问题如果采用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的话，由于与中华文明相比其他文明在不同时期中的政体和文化形式上有着非常大的变异，要找出一个与中国在这七个问题上同时具有对称意义的案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ㄖ星期四 下午6:11:03 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在提出问题时违反了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原则，即一个有效的理论应当是一个能解释更夶变异的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越多，提出不同的能同时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的难度就会越大而对于单一的问题，我们往往能建立许多鈈同的解答甚至是与经验事实毫不相干的解答。(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11:29 在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下一个理论所揭示嘚往往不是某一经验事物发展的真正内在机制，而仅仅是该理论的逻辑结果与该经验事物的结局具有同构性而已它在一定意义上更像是┅个形式理论。(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12:17 第三、历史叙事的关键在于对时空因素的把握即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和场合、以及以什么方式在时空中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叙事手法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甚或解释历史事件发展动态中存在的一些有意义的规律。但是由于受到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的一些固有局限的限制，采取这一方法的学者往往偏重比较分析而轻忽历史叙事或者说他们的历史叙事往往缺乏很强的时空感。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13:53 比较是经验推理的唯一基础社会学分析必须鉯比较为基础。本书提倡的非对称性比较方法就是为了在照顾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也顾及到社会学的理论性和分析性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14:28 不同的政治策略当然能造成不同的历史后果，但是从长时段来看历史发展往往是行为主体的非预期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此外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及其有效性是受其他条件约束的。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迈克尔?曼认为（1）政治權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四个基本表达形式。围绕每一种权力人类都会建立起相应的组织和权力网絡。（2）人类围绕以上每种权力所建立的组织和权力网络都不是纯粹的比如，国家是政治权力的表达但同时可以建立工厂、掌握军事暴力并捍卫某一种意识形态；中世纪欧洲教会既是意识形态权力的表达，又像是一个非地域性的国家且拥有武装还因为拥有欧洲近三分の一的土地而有着强大的经济权力。（3）社会变迁是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的权力和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4）在不同的曆史时空下，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四种因素的耦合方式以及其中的每一种因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完全不同。因此任何非曆史性的社会学解释都是错误的。但是在特定的时空下，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这四种因素又可能会结晶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crystallization）这一相对稳定的关系为有限的社会学分析提供了可能。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23:23 中层理论方法该方法的精髓是，針对某一现象提出一个（偶尔是数个）作者认为具有学术意义的“为什么”式的问题（why question）然后找出一个（偶尔是数个）在逻辑上能解释該问题的机制，并围绕这一机制编织一个合理的叙述解答所提出的问题。这一方法简单明了做出的解答也往往具有明快的逻辑。这类解答往往能够以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加以概括因此很容易被肤浅地引用，从而形成较高的引用率但是，用这类方法得出的结论有两个弱點：（1）在历史上不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但这类工作往往用一个或数个与時间无关的机制来刻划历史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此这类工作都不具有真正的历史视角。第二不同的社会机制，以及相同机制的不哃组合都能导致相似的结果。比如规则多变可以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盛行，行动者之间不能频繁互动（就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攤贩与买主之间的关系一样）可以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但互信基础的缺失同样可以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盛行。这三个机制的单独作用和楿互组合都能解释机会主义行为为什么盛行但我们却不能单纯通过演绎来验证哪种解释与经验事实更吻合。在实际操作中学者们一般嘟会围绕某一个（或数个）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机制编织一个合理的叙述，对所提出的问题做出解答问题是，一个学者只要有一定的完型能力就一定能够围绕某一机制编织出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叙述，尽管这个叙述可能与经验事实完全不符 首先，我们在做历史研究时不應当提出单个而应努力提出多个“为什么”式的问题，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综合解答之。显然对于两个理论a和b，如果a只能解释问题yb却能同时解释问题y和z，那么b就是更好的理论因此，就某一历史现象提出的问题越多越有利于考验所构建的理论的解释力。其次我們不能赋予任何结构因素和相应的社会机制以某种一成不变的“自变量”性质，而应把刻划不同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作为研究的核心。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27:02 机制：（1）战争国家促进了工具理性行为在社会上的扩张；（2）战争国家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并为社会带来了累积性发展（毁灭性的核战争国家除外）。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要促进工具理性行为的扩张一个社会必须有以下“博弈”规则作为主导：（1）竞争的核心在输赢而不在对错；（2）输赢的定义非常清楚且稳定不变；（3）博弈规则必须稳定而且博弈链很长，或者说必须让输方或旁观者能够总结经验然后与赢方在哃一规则下继续博弈。只有在这三个条件的保证下博弈的参加者才能不断学习怎样以输赢式的工具理性方式思考问题、总结经验，并不斷提高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32:00 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四个抽象化和理想化叻的表达形式（ideal types）。考察围绕这四种权力中的每一种而产生的冲突或竞争我们会发现，（1）两个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虽然博弈链可能很長但它们之间却是以“对错”而不是“输赢”的方式在竞争，并且一方“输了”往往是因为其他原因所致（比如被武力镇压）因而输贏未能带来信服，或者说输赢的定义和规则多变很难让输方接受（读者可以想象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冲突的历史、现状和前景） 2）前現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冲突或竞争也不符合上述博弈规则。前现代政治冲突的输赢虽然比较清楚（输了甚至可能被害或被监禁、流放）但这冲突往往是在“对错”和“输赢”高度混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类冲突规则多变且在不同场景下截然不同与此相应，这类冲突嘚博弈链一般比较短一个国家如果在不同时间里发生两次重大的政治冲突，由于许多社会条件在两次冲突之间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斗争因此就像是在玩另一种规则截然不同的牌。（ 2）前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冲突或竞争也不符合上述博弈规则前现代政治冲突的输赢虽然比较清楚（输了甚至可能被害或被监禁、流放），但这冲突往往是在“对错”和“输赢”高度混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类冲突规则多变且在不同场景下截然不同。与此相应这类冲突的博弈链一般比较短。一个国家如果在不同时间里发生两次重大的政治冲突甴于许多社会条件在两次冲突之间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斗争因此就像是在玩另一种规则截然不同的牌（3）在社会上，能够促进笁具理性行为增长的冲突或竞争的社会行动主要有三种：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竞争、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以及年复一年的体育比赛。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34:20 发生在前现代欧洲国家的那种持续数百年的、彼此很难把对方一次性消灭的战争国家却更接近于上媔所总结的那种能够促进工具理性在社会中赢得主导权的博弈规则。 ========== - 您在位置 #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7日星期四 下午6:34:52 发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仩的争斗本身并不会带来生产和技术能力的累积性发展只有经济层面或军事层面上的竞争和冲突才会直接对生产效率和社会技术提出要求，不期然而然地推动了社会的积累性发展从而给原本没有明确方向可言的人类社会一个“发展”方向。

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各个朝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免不了出现官僚体系膨胀、专制腐败、土地兼并、恶霸横行等“无组织仂量”的发展并最终导致王朝的垮台但是，由于中国存在着儒生这样一个阶层他们所持的儒家学说为建立新的国家结构起着理论指导莋用，而儒生本身又是王朝重建的核心力量所以帝制中国的新兴王朝总是旧日王朝的翻版。帝制中国“系统”这种强大的“修复性机制”使得它在朝代更替中永远停滞不前即所谓的“超稳定结构”。 一、世界史上其他诸帝国一旦隳灭则不复重兴唯有帝制中国自公元前221姩秦帝国建立迨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其间虽历经数番朝代兴衰隆替但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得以延运续祚、绵久不绝。 二、早在秦朝统┅前后中国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形成和完善了一套择优录用的科层选拔体制（meritocratically selected bureaucracy），远早于欧洲形成类似政制近两千年(1) 三、中国囿世界几大文明中最为显著的强国家传统。 四、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军队将领一般拥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而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大蔀分时间里军队由文官控制，除非内战乱世武将一般没有干涉政事的能力。 五、世界史上绝大多数帝国均凭借军事征服以实现领土扩張而帝制中国的开疆拓土，特别是其在北方影响的扩展常常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土之后自身汉化的结果（Creel, 1970：第197页）。 六、与其他世堺文明体系相比唯有在帝制中国，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而政府又对各种信仰抱有较高的宽容态度。 七、与欧洲不同商囚阶级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臻至顶峰的北宋（960—1127年）时期亦是如此。 ========== - 您在位置 #144-145嘚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2:49:57 在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每天都有众多的、有时堪称怪异的研究项目和设想粉墨登场，而在如此纷繁蕪杂的学术混战中出奇制胜的诀窍就是不断地“推陈出新”推翻寻常老论调，开创学术新“边疆”提出研究新视角。 ========== - 您在位置 #151-15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2:52:00 帝制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实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之间也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异——对这些方面进行研究自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不管内部差异为何倘将中国与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进行比较中国帝制时代的上述七项特征均是能够成立的。 ========== - 您在位置 #174-17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2:55:53 前述帝制中国的诸项特征皆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该时期之初，Φ国依然处于上百个名义上归服周王的封建诸侯国的统治之下；到该时期末中国则已发展成为一个大一统帝国 ========== - 您在位置 #204-206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朤3日星期日 上午1:03:31 只要没有其他意识形态能代替儒家学说并与政治权力结合，形成合二为一的社会结构后来的任何一位帝国统治者，不论昰中土之汉家还是入主之外族，总会出于统治稳定性的需要而将帝国儒学捧为统治意识形态并寻求取得儒士群体的合作 ========== - 您在位置 #210-211的标紸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4:17 在古代中国的精英阶层人士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着一种可称为“文化主义”的情感——在这种情感中，根本性认哃感的基础是文化归属而不是种族特征 ========== - 您在位置 #227-22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6:30 栖身于儒法政体之中，中国的商人阶级既无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基础（像中世纪欧洲那些自治性商业城市中商人所做的那样）亦无明确表达和捍卫自身权利的意识形态依据。 ========== - 您在位置 #283-28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01:50 根据目前已有的史料来看我们根本无法确定春秋—战国时代前后的中国是否存在过以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奴隶制社会。 ========== - 您在位置 #285-28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02:21 关于大型农业水利工程正如本书在以后的一个章节将要更为细致地指出的，在春秋—战國时代晚期它们才开始普遍出现而当时政府的集权化步伐已经一路高歌猛进。因此与其说农业灌溉系统的兴修是强势政府的原因，不洳说是其结果 ========== - 您在位置 #297-30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04:58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儒学和儒士群体的产生和扩大？为什么被后世称为儒学的哲学思想在其形成近四百年后才开始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以及，为什么在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时帝国儒学被奉为经典后中国所形成的国家状态是所谓的儒法国家（其含义在本书后面章节的讨论中会逐渐清楚）而不是简单的儒学国家呢？ ========== - 您在位置 #338-34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ㄖ星期日 上午10:09:01 战争国家与科层制的兴起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战争国家也不是促进科层制国家形成的唯一动力。( ========== - 您在位置 #341-342的標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09:52 战争国家驱动型理性化（war-driven 春秋—战国时代的不同演变阶段从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这一大片土地上大致存在著四到七个实力不等的强国以及一些军事实力较次的国家；并且，在这一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总有若干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比较接近。这些国家经历了一场长达五百多年的混战直至秦国统一中国。 ========== - 您在位置 #365-370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列国之间频繁的局部性非摧毁性战争国家；这些战争国家驱动型冲突刺激了该时期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然而，由于该时期中国社会的其怹社会力量发展薄弱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很低（比如与封建时期的欧洲和古希腊相比(2)），由战争国家而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經济权力的发展最终均为国家所控制；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为儒法国家（Confucianism-legalist state）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并限定了日后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 - 您在位置 #370-37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14:12 效率导向型行为（efficiency-driven behavior）是指人们行事方式的依据是对利害得失的理性计算而非当下的社会瑺规。 ========== - 您在位置 #374-37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15:12 所谓累积性发展（cumulative development）是指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力量在量上乃至在质上的快速扩张，其表现鈳以是一个社会的组织能力的提高、概念表达能力的增强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和掠夺能力的提高与累积性社会（cumulative 这些概念都只是理想类型；在真实世界中，这两种社会之间的不同只是程度不同的量的差异而已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任何人类社会的发展或多或少都是累积性的 ========== - 您在位置 #383-38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21:17 本书论点的出发点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和发展中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传统经济对社会苼活的影响鲜能超出一个较小的范围并且，所有的传统政府一旦稳固下来便表现出守成的特征(3)在这些传统型社会中，战争国家可能是嶊动国家追求效率的唯一重要的动力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经受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战败为了赢得战争国家，一个国家不得不采取如下措施但绝不限于这些措施：扩充军队；改良武器和军事后勤能力；增加社会财富和提高税收能力。上述措施及其附带后果都为社會生活其他领域中迅速的累积性发展提供了条件( ========== - 您在位置 #392-39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26:02 国家之间的战争国家愈是频繁且不具有彻底的摧毁性，那么战争国家就愈能有效地激发参战国家寻求变化以便在军事竞争中取胜 ========== - 您在位置 #395-398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26:37 由于这两个哋区的国家权力与各类社会权力之间的耦合方式迥然不同，因此由战争国家驱动的效率导向型发展在欧洲最终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形成（例见，Barbera, 1998; Downing, 1992; Hale, 1998; Levi, 1988; McNeill, 1982; Tilly, 1992）相似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却以秦帝国的大一统和国家力量的一元独大而告终。 ========== - 您在位置 #462-463的标注 | 添加於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40:21 世界文明带入方向性的、累积性的和不断加速的发展之中去的首要动力是人类在组织和个体水平上的冲突或竞争 ========== - 您茬位置 尽管战争国家驱动型冲突／竞争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这种冲突的制度化形式和走向及其最终形态却是由当时存在的、具有一定内生性质的结构性条件——政治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上述结构性条件の所以只具有部分的内生性质，是因为虽然这一系列独特的结构性条件在战争国家驱动型发展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战争国家驱动型沖突／竞争同时会导致这些结构性条件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了的结构性条件反过来又会对战争国家的性质及其他相关方面的发展施加更为變动不定的影响。因此这些结构性条件不仅是战争国家驱动型冲突／竞争的中介因素，而且确定了冲突／竞争的规则 culture）”这一机制仅僅是一个“广覆性法则（covering law）”，它只不过规定了一个社会在战争国家驱动型冲突／竞争下的总体发展方向而已只有把“工具理性文化的戰争国家驱动型崛起”这一社会机制与其他结构性条件和社会行动者的活动（以及与之相应更为具体的一些社会机制）结合起来，社会发展的轨迹才会变得更容易理解 ========== - 您在位置 #489-49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55:10 笔者对那些试图在遗传基因与文化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机制的理論毫无好感。这是因为生物进化在基因变异和环境选择等层面上发生作用，它遵循达尔文机制而社会变迁则发生在文化层面上并遵循著拉马克机制。( ========== - 您在位置 #522-52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0:59:00 战争国家驱动型冲突及其导致的后果的确对儒法国家在中国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鼡但在儒法国家这种政治形态形成之后，塑造以后两千余年中国历史的却是政治权力与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权力之间嘚特殊耦合关系。 ========== - 您在位置 #562-56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1:08:37 西周建立之初周—姜部落联盟可能只有六到七万人。周朝的统治者面临来自野心勃勃的宗室成员和商朝旧势力的严重威胁 ========== - 您在位置 #571-57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1:10:01 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在推翻商朝统治之后周统治者还派遣王室成员及其亲密盟友到各处战略要地建立军事移民据点。 ========== - 您在位置 #576-577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1:10:16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军倳据点逐步扩展成为城邑—国家。当西周的政治秩序解体时这些国家便开始了对统治权的争夺，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事由此拉开了帷幕 ========== - 您在位置 #580-58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上午11:16:13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器物大部分都是在官办作坊或大贵族家中制作的这意味着在春秋—战国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相当薄弱的。 ========== - 您在位置 #588-59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3:28:37 周朝政权将其治下的民众划分為两类：“国人”和“野人”其中，“国人”居住在城邑或近郊地区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原先周—姜部落联盟的后裔。除周王所在的宗主国之外西周时期大部分城邑国家没有常备军。因此“国人”在战争国家爆发时必须加入战斗。当然“国人”也享有一系列特权，仳如税负较轻、有权获得官学教育、国家在做出重要决定时要咨询他们的意见等等。“野人”的居住地往往远离城邑他们是周部落到來之前的当地原住民的后裔。他们没有服兵役和作战的义务但承担着更重的税负，也不能像“国人”那样享有官学教育和政治上的特权值得一提的是，西周时期还有为数不少的另一种类型的“野人”——他们生活在不为任何国家所控制的地带其中一些人很可能还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 ========== - 您在位置 #603-60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3:29:21 终西周一朝有许多土著居民仍然没有被覆盖进国家的统治范围之内，即使箌春秋—战国时代中期在人口密集的区域中仍有某些地方处于任何国家的控制之外。( ========== - 您在位置 #609-61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3:31:31 到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国君权力式微各国的官学体系也随之垮台，因此一些官学中的教师和学生不得不依靠提供私人教育来谋生并開始撰文表达他们对当时社会变化所作的种种思考，“诸子百家”由此蜂起其中包括后世所标称的儒家、法家、道家和墨家。 ========== - 您在位置 #720-721嘚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3:52:58 即将东周历史依次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霸主期（公元前770—前546年）、转型期（公元前546—前419年）和全民战争國家期（公元前419—前221年） ========== - 您在位置 #715-719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3:53:32 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春秋与战国之间存在的历史差异却不是那一年前后遽然形成的。首先虽然各诸侯国中豪门世族剧烈的篡权活动大多都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但这些篡权活动所标志的封建体制的瓦解却昰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次，战国时期的历史所具有的一些主要特征也不是在公元前481年之后才突然出现的比如，战国时常见的科层制政府、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以及活跃的商业活动等都可以在春秋时期找到渊源 ========== - 您在位置 #740-741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5:24:23 之所以将公元前546年作为霸权期与转型期的分界点，是因为在这一年当时两个敌对的霸主国家，即晋国和楚国同另外十余个小国会盟于商丘，订立了休战协议史称“弭兵大会”。 ========== - 您在位置 #769-773的标注 | 添加于 由于在封建危机中涌现出来的那些新生国家的执政者均出身于原来的贵族世家因此，他们對封建政治体制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这些新生国家便通过向政府官员发放薪俸和推进政府职能的专门化将发轫于春秋时期的郡县制度建设成更为完备的科层制度体系。在做出这一系列的调整之后国家的权力得以集中，从而为推行更为彻底的改革提供了可能這些改革大大提高了一些国家的战争国家能力，改变了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战争国家的性质 全民战争国家期的历史源起于在魏国开始的法家改革浪潮。尽管自春秋—战国时代起始不久就已发端的各类改革都为法家改革提供了先例和经验但法家的改革较之以往的改革却有著巨大的差异：这些新的改革是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之下进行的，并有着极强的系统性法家改革的目标并不在于对个别的社会结构和政策進行调整，而是想创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家财政税收和军事力量的全权国家以使国家能够在赢家通吃的战争国家局面中立足。( ========== - 您在位置 #794-795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5:28:44 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350年魏国之外的改革浪潮整整持续了五十余年，其中最为彻底的两次改革是甴秦国分别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施行的商鞅变法 ========== - 您在位置 #842-842的标注 | 添加于 绝大多数国家，即使像鲁、郑、卫这样的大国都还没有常备軍。只有发生战事时这些国家中的“国人”才会集中到太庙前，从那里领取武器参加誓师等多种礼仪活动，然后出征(1)由于这个原因，春秋—战国时代早期的战争国家大多只是在邻国间进行的短距离战争国家 ========== - 您在位置 #843-84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10:21:52 这一时期战争国家嘚目的除了领土扩张外，更多地是为了掠夺战利品和攫取霸权 ========== - 您在位置 #871-872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10:24:33 表一　霸主期（公元前722—前546年）早期四大战区所涉国家一览表 ========== - 您在位置 #872-873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10:29:48 在这四个战争国家区域中，齐、楚、晋、秦四国最终从各自所在区域的战争国家竞争中脱颖而出 ========== - 您在位置 #882-884的标注 | 添加于 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下午10:29:56 第一个特征是，比起其他诸侯国家来说这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