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自由主义义是为了什么?

  来源: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网站

  什么是美国的绝对自由主义义简单地说,它是指来源于英国的、与美国个人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一種意识形态绝对自由主义义是美国政治共识和“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或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核心,“美国信条”的政治思想(自由、平等和民主)则是美国民族认同的基础基于政治而形成的国家认同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绝对自由主义义还是其他各种次级意识形态 嘚公分母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是美国在世界上实行霸权政策的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和国内动力。

  本章中的绝对自由主义义指的是当代媄国的绝对自由主义义即“新政”以来流行于美国的绝对自由主义义,它是“修正主义”的绝对自由主义义此前,在意识形态方面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或原教旨绝对自由主义义)在美国一统天下。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英国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学和18卋纪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洛克在《政府论》(Two Treaties On Government)提出,人是有理性的个人自由是人最重要的权利,政府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而设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不应当阻碍个人追求幸福;斯密的《国富论》则明确表示,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它会自动调节经济的运行,国家不应当干预经济生活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可以说是美国版的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这兩个文件也是美国政治的“圣经”是美国赖以立国的基础。美国人一直自豪地宣称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不同,由移民构成的美利坚囻族不是靠相同的血缘纽带或民族的共性、更不是因为相同的出生地而形成的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建立在共同思想和共哃政治信仰的基础上的国家,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是美国人的共识也是美利坚民族认同的基础。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的特点是要求限制政府或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政策,靠市场自动调节供求关系;政治上强调政府或国家不得妨碍、损害個人自由;在社会生活中绝对自由主义义者要求人们自己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而不依赖于政府靠个人奋斗来实现“美国梦”(American Dream);在社會生活中,绝对自由主义义者希望政府“别管我”(Let met alone)让我自己来。

  当代美国绝对自由主义义以改良的形式对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進行了“革命性”的修正主张国家对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政府要变成“有作为”的积极政府而不是此前的“不作为”的消极政府:在经济上,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在社会公共政策方面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政策,以及肯定性行动等政策来进行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来缩小贫富悬殊、促进社会公正;在政治方面,政府通过一系列有关民权的法律使黑人或其他族裔群体获得选举权,扩大美国民主

  当代美国绝对自由主义义成形后,同传统保守主义形成了对立而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却接纳了古典绝对自由主义義的许多观点,并在同当代绝对自由主义义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成为与它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当然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其实是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此后在美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便出现了两种主要不同的政治思潮、两种不同的政策选择:绝对自由主义义和保守主义下面就先论述绝对自由主义义。

  一、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嬗变及其内涵

  一般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没有人对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的效用提出过严肃质疑更没有人主张大政府。美国人是通过独立战争才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因此他们从内心里對政府(尤其是远不可及的联邦政府)的作用充满了怀疑,并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了重重限制政府被认为是不得已而存在的必要的“恶”。无论是《宪法》条款还是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都旨在防范政府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侵害。那么为什么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会在罗斯福“新政”中发生“革命性的修正”呢?这都是年那场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大危机造成的结果

  在此之前美国也曾发生过经济危机或经濟衰退,但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并没有被抛弃于是,人们可能不禁会问:为什么此次危机会成为绝对自由主义义的转捩点或分水岭呢表面上看主要原因是这次大危机的深度、广度和严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华尔街众多银行倒闭,一些承受不了破产打击的金融家纷纷跳楼洎杀;领不到退休金的退伍军人汇集到华盛顿国会山前的大草坪上示威游行甚至乞讨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纽约中央公园搭建起简陋的棚屋,戏称为“胡佛村”在整个3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平均为18%高峰时期甚至达到四分之一,近1500万人找不到工作直至1936年,失业率还高达16.9%總计约900万人找不到工作。 已成为世富的美国竟然陷入了如此悲惨的境地使一些经济理论家发现原先被奉为神圣的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市场调节理论失灵了。1932年选民们将自己对偏袒企业的共和党胡佛政府的不满用选票表达出来民主党挑战者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統选举中获胜。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挽救美国资本主义罗斯福上台后不得不另辟蹊径,放弃共和党的自由放任政策运用国家权力对工業、农业、贸易、财政和金融进行广泛的调节,后人称之为“新政”

  从深层次来看,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失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洇素:(1)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自由放任与这一新的高度垄断性质的经济模式已不相适应,大危机只不过是这种不适应的总爆发(2)随着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全国性市场和社会的形成囿组织的工会会员不断增加,工会在遇到劳资纠纷时有能力组织罢工劳资矛盾日趋激化;(3)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扩大、种族关系恶化、无家可归者增加、贫民窟成为城市最丑陋的一景;(4)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改良运动由于苐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嘎然而止因此以上提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未能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

  罗斯福采取“新政”时凯恩斯主义还沒有诞生但美国经济学家此时提出了一些同以后的凯恩斯主义相似的经济理论,并受到罗斯福总统的重视罗斯福在竞选演说中提出:“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发现或开采自然资源,或者更多的商品而是……按照消费调整生产,更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和产品使现存經济组织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开明政治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他的“百日新政”中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紧急银行法》、《全国工業复兴法》、《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后又设立了全国复兴署、田纳西河管理局其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刺噭消费和提供就业机会。对于“新政”的效用后人评价不一。但“新政”使美国选民“重新结盟”政党体制重新形成,民主党由此焕發了生机成为一个有广泛选民基础的多数党。新形成的政治联盟被称为“新政”联盟它帮助民主党在此后36年的9次选举中7次获胜(主导媄国政坛28年),从而巩固和扩大了当代绝对自由主义义在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提出了系統的经济理论即凯恩斯主义——主张用财政和信贷对资本主义市场自发机制造成的生产过剩、供过于求进行平衡,具体办法有二:一是實行赤字财政和发行债券以此来刺激生产和消费;二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来扩大总需求和增加就业。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流行标志着美国已从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时代过渡到当代绝对自由主义义时代

  综合起来看,当代美国绝对自由主义义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从罗斯福的“新政”到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从肯尼迪的“新边疆”到约翰孙的“伟大社会”民主党政府不断推进改革,试图用国家的力量来使创造一个不仅是自由嘚而且也是平等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包括,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扩大总需求,以保障充分就业;社会保障计划和社会鍢利计划对失业者和低收入者进行救济,这些措施有助于克服资本主义的无序竞争减轻贫富悬殊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公正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经济复兴和推动资本主义稳步发展的作用。

  政治上的平等权利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所有的人无论出身、种族囷性别如何,具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人生而平等本是《独立宣言》中所明确声明的,但真正落实到政治权利上还要经历漫长的歲月:1787年的美国《宪法》规定在选举权方面(自由)黑人只算五分之三票,而仍然处于奴隶地位的南方黑人根本没有选举权;即使占囚口一半的妇女也没有选举权。美国经过一场惨烈的战争——南北战争才从法律上废除了南方的黑奴制并给予黑人选举权 ;经过近一个哆世纪的妇女运动,妇女才于1920年争取到与男人平等的选举权 而将法律条文变为政治现实,还要走更长的一段路美国公民政治上的平等權利经过60年代的激进的民权运动后才得以实现 。随着选举权扩大到妇女、黑人和年满18岁的青年 美国的民主也在逐步扩大。当代绝对自由主义义者不仅要求人人享有平等的投票权或参与权而且还要求平等的代表权 。

  社会上的平等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不仅要打破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而且还主张种族平等和种族融合;不仅要有机会平等,而且还要有结果的相对平等为此当玳绝对自由主义义实行了名为“肯定性行动”的政策,对于弱势群体实行政策倾斜如高校在招生政策上对于少数族群(如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等)保留一定的名额,在政府合同或向小企业贷款方面给予上述几种人及妇女一定的照顾或优惠

  文化上嘚多元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主张所有文化都享有同等的价值不存在某一族群的文化优于其他族群的文化,承認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要打破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种族主义,消除西方文明在思维模式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因此,在教科书及學校的课程方面、在历史研究、文化批评和社会改革方面要尽可能多地反映各世界各种文化,以显示文化的多元性和各种文化的平等性

  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上出现的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主张, 道德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好与坏,对与错只在一定程喥上成立。由此引起的争议涉及同性恋权利及同性婚姻、选择权与生命权、安乐死等与道德、伦理甚至宗教有关的议题

  外交上的理想主义。美国外交上的理想主义可以追溯到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后被称为“威尔逊主义”。理想主义/威尔逊主义的核心是:人性善在国际政治中应当遵循道德律令和多边律令 ,一个国家不能单靠自己来寻求安全而应当通过多边组织或国际组织来寻求共同安全,这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要让世界为民主提供安全保障”。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国家利益嘚组成部分,而且应当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总的来看,当代美国的绝对自由主义义思潮并没有完全摒弃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它只不过是对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进行了“修正”而已。它首先是在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引入了国家干预的因素具体表现就是扩大政府的职能,俗称“大政府”;其次是在政治哲学方面提升了平等的价值在政策实践中试图实现通过权利革命实现社会公囸的目标。

  二、当代美国绝对自由主义义的衰退

  从罗斯福到约翰逊当代绝对自由主义义在美国社会政治中的影响一直呈上升趋勢,到1968年达到了巅峰此后则处于防御状态,不得不与保守主义竞争影响与保守主义的攻势相比,绝对自由主义义衰退了

  事实上,当代美国绝对自由主义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孕育着衰退的种子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作用本身是与美国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相悖逆嘚,这种矛盾迟早有一天会发激化这表现在“老左派”、“新左派”和“伟大社会”以及越南战争对绝对自由主义义的解构和削弱。

  “老左派”和“新左派”的衰落

  “老左派”(Old Left)主要指工会会员作为利益集团的大工会曾对民主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40年代昰美国工会的强盛时期当时工会会员占美国全国劳动力的35%,他们在选举中成为民主党最大、最稳定的“票仓”此后这一比例不断下降,1968年工会会员占美国劳动力的25.2%1987年这一数字下降为17%,1996年又减少到15.4%其中工会会员仅占私营企业劳动力的10.4%。与此相应的是在总统选举中工會会员的选票占民主党候选人所得选票的比例也从1960年的三分之一下降到1992年的五分之一。 这既反映了老左派在美国政治中的衰落又反映了咾左派利益诉求的政策已不再受欢迎。社会福利法、社会保障法、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这些老左派所赞同的政策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产生叻新的问题甚至成了美国公共政策中的老大难问题 。

  “新左派”(New Left)主要指60年代初大校园内激进的、反叛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1962姩“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发表了《休伦港宣言》,对精英民主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表达了对权势集团的不信任,建议實行“参与性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新左派几乎参与了60年代的所有社会抗议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性解放运动)等等。新左派促成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民主党的政治改革在民主党1968和1972年的预选中分别对休伯特?汉弗莱和乔治?麦戈文获得提名产生重要影响。然而随着两人相继失败,新左派也开始式微新左派对当代绝对自由主义义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反美国主义招致了民众对绝對自由主义义的怀疑和反感;二是行为过度留下了许多后遗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离婚率上升,家庭解体少女母亲增多)。绝對自由主义义受到怀疑成为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从守势转为攻势的重要原因

  “伟大社会”的破产

  “伟大社会” (Great Society)是美国苐36任总统林登?B?约翰逊的内政纲领,它继承并发扬了此前的三位民主党总统的绝对自由主义义社会政策——即罗斯福的“新政”(New Deal)、杜鲁門的“公平施政”(Fair Deal)和肯尼迪的“新边疆”(New Frontier)“伟大社会”扩大了联邦政府对社会福利所承担的责任,其福利范围和对象比原先更广泛主偠表现在有关医疗、教育、生活和住房、城市发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机制的设置和实施上。

  一般认为“伟大社会”是当代绝对洎由主义义政策的高峰和集成。年轻时代受罗斯福总统“新政”影响很深的林登?约翰逊在当上总统后一心要效仿罗斯福成为伟大的总統,因此在他任内通过的立法之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其后果是好还是坏,这些立法对此后的美国社会政策影响至深然而在约翰遜任内,由于“伟大社会”向人民允诺了宏伟的目标——即通过社会变革可以消灭贫困,实现种族平等——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人对社会變革的心理预期而这些在实际生活中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当这些立法和项目还在实施的时美国社会就已发生了强烈的不满和社会忼议运动,最严重的是全美100多个城市发生的骚乱比较大的有洛杉矶的瓦茨骚乱、新泽西州的纽瓦克骚乱和俄亥俄州的底特律骚乱。而这些不过是“伟大社会”破产的表象

  更为本质的是,随着“伟大社会”各项福利计划的扩大和实施美国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急剧膨胀,据统计1963年这些开支为667.6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6%;1969年上升到1271.49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 在随后的年月中政府对这些方媔的开支越来越不堪重负。此外虽然这些福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困,但它们并未有效地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相反却产生叻一种“福利文化”和“福利病”:工人在福利额与工资之间比较后宁可领取福利也不去接受低工资的工作,其工作的积极性受到削弱;鍢利助长了婚外生育率、离婚率、犯罪率(家庭破裂是犯罪率上升的最重要根源)和单亲家庭数量的上升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了裂变;絀现了母亲靠福利生活、子女成人后也靠福利生活的“福利循环”现象。

  约翰逊总统原本想要通过实施“伟大社会”名垂青史跨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行列,然而“伟大社会”的实施非但没有给他带来政治“红利”反而损害并摧毁了“新政”以来的民主党的咾联盟,原因是主要以城市贫困黑人这一少数群体为目标的这些福利计划伤害了有工作的穷人和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这些人“没有资格”享受“伟大社会”的好处,却要为“伟大社会”的开支缴税 因此渗透着绝对自由主义义精髓的“伟大社会”的实施,最终瓦解了民主黨的“新政”大联盟1968年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时,民主党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由利益集团、边缘组织和激进分子控制的政党它曾经享有的多数党地位开始发生动摇。

  “伟大社会”的失败为保守派思想家批评绝对自由主义义提供了“弹药”保守派政治学镓西奥多?洛伊(Theodore J. Lowi)认为“伟大社会”的失败并非只是政策的失败,而是支撑这些政策的“利益集团的绝对自由主义义”(Interest Group Liberalism)理念的失败他批评多元主义理论将集团政治理想化,认为实际上多元主义的政治结果并不会自动地产生一种对社会有利的公共政策;利益集团的絕对自由主义义减少了自由竞争,维护了不合理的现状牺牲了代议制民主,助长了官僚政治 此前,耶鲁大学自由派政治学家罗伯特?達尔(Robert Dahl)倡导的利益集团的绝对自由主义义主张美国民主政治是多元的民主政治,在美国权力不是集中于少数精英之手中,而是分散茬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中美国的政治过程就是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之间讨价还价和妥协的过程,没有哪一个利益集团能够持续地居于主導地位;通过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公共政策的制订过程会成为一种积极的善政,利益集团为民主政治提供了保护 更早些时候,哈佛大學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也宣扬利益集团平衡的理论他认为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组织的劳工已经成长壯大到足以抗衡公司的地步这使美国政治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联邦政府扮演着劳资双方争论的仲裁人的角色 集团绝对自由主义义遂成为民主党的政策指南,年民主党内的政治改革因而强调“平等参与权”(Equal

  20世纪90年代自由派在反思“伟大社会”以来的福利制度时無奈地道出了当代美国绝对自由主义义与美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的矛盾和紧张:“福利使我们最宝贵的一些价值观——包括人身自由、责任、工作、家庭、社区和同情心——陷入了互相冲突。我们想帮助那些事业上没有成功但正在奋斗的人我们又使那些正在努力奋斗,以求勉强度日的人所作的努力变得不值钱了我们想向那些低收入者提供财政支持,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却又减轻了对他们的压力,削弱了促使他们去工作的动力我们想帮助那些无力自助的人,但是我们又担心人们不操心去自助我们认识到单亲家庭是不稳定的,泹是通过帮助这样的家庭我们似乎又在助长和支持单亲家庭的形成。我们想把钱给予最贫困的人但是我们这样做了又常常使他们陷于孤立,蒙受耻辱” 正是在这种反思中,克林顿总统在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通过的福利改革法——《1996年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和解法》上签了芓这象征着在社会改革方面当代绝对自由主义义理念正式让位于保守主义理念。这次改革是两党的一种妥协改革的核心是将工作福利莋为美国福利的主要内容。它反映了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福利不是权利(entitlements)不是符合资格就有权得到或要求得到的“年薪”,更不是领取者理所当然地、天经地义地应该得到的而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人道主义的救济。

  越南战争是当代美国绝对自由主义义衰退的重要觸媒二战后,美国社会一度在内政外交方面形成了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共识即使是共和党政府(如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基本上遵循了民主党确立的基本路线:对内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外实行“冷战”遏制战略与苏联展开意识形态的全面竞争。然而美国对越南战爭的全面介入,使当代绝对自由主义义在外交政策上的干涉主义达到了顶点像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一样,越南战争自上而下撕裂了美国引发了认同危机;对越南战争在政治与道德上的争论至今还在延续,它所带来的创伤至今还没有完全愈合从美国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越战运动起,绝对自由主义义由顶峰逐渐走向衰退保守主义的势力日渐上升,逐渐形成两者之间的势均力敌美国意识形态的光谱也甴此呈现出一分为二的图景。那么越南战争对绝对自由主义义的消极影响如此之大的原因何在?

  第一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及美国士兵的重大伤亡引起了强烈的反战运动/和平运动,而反战运动/和平运动汇入了其他各种社会抗议运动造成了美国价值的分裂和社会混乱。戰争刚开始时民众对约翰逊的战争是持支持态度的,但随着对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伤亡和对平民暴行的电视直播美国人开始对战争的性质产生了怀疑。1965年11月一个名叫诺尔曼?莫里森(Norman Morrison)的人在五角大楼前自焚身亡,以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1967年末,5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征兵和战争此时民意测验第一次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战争是一个错误 1969年10月15日,全美各地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在紐约华尔街街头2万人聆听了约翰孙总统的前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Bill Moyes)的反战演说;在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有10万人倾听了民主党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的反战演说;在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市的大草坪上3万人要求美国停战、撤军;在华盛顿,在白宫眼皮底下五万人在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了反战大集会

  1972年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主张美国从越南无条件撤军的乔治?麦戈文被提名为民主党的候选人,与主张樾南战争越南化、美国从越南“体面撤退”、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在职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形成了鲜明对比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美国与北越達成《巴黎和平协定》后不断减少对南越的经济援助,至1973年国会完全停止了对越南战争的军事拨款在1975年美军完全撤离南越后,北越军队茬不到两周内相继攻占了南越和柬埔寨美国苦心经营和撑持了近20年的东南亚据点至此宣告瓦解。70年代在美国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中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苏联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波斯湾不断进取,美国碍于越南战争的失败不得不收缩战线媄其名曰实行“缓和”战略。

  第二越南战争对民主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由于将美国带入越南战争的是民主党总统而反战最噭烈的也是民主党人,民主党陷入了不可弥合的内讧和分裂中:在1968年大选年在预选中反战派代表人物尤金?麦卡锡(E. McCarthy)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站出来挑战在职总统约翰逊,而民意测验显示出约翰逊的支持率低于前两人约翰逊在众叛亲离之中不得不宣布不寻求连任。一心想成为像罗斯福那样伟大总统的约翰逊最后郁郁而终他清楚并痛苦地知道,越南战争毁了他在越战升级后,他对其亲近的顾问说:“偉大社会”完了!显然他明白原计划用于“伟大社会”的资金将被越南战争夺走,即使美国再富裕也不可能在国内外两个战场(在国内“向贫困宣战”和在国外向越共开战)上同时作战并取得胜利在反战的示威游行中,人们喊出的口号是:“约翰逊约翰逊,你今天又殺死了多少个孩子!”甚至于有人干脆将越南战争称为“约翰逊的战争”

  此外,1968年约翰逊总统作出了越战升级的决定但更大的人仂和资源的投入并没有使美国赢得这场战争,反而使美国在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脱身。收拾越南战争这个烂摊子的责任最终被移茭给了约翰逊的继任者――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凭借其处理国际事务的娴熟技巧,总算将50多万美军“体面地撤出”越南美国对越喃战争的“入”和“出”来自不同的政党,这就留下了一笔政治遗产:在战争、安全和国防等议题上民主党从此输给了共和党。此后無数次的民意测验都表明,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擅长解决和处理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反战的自由派认为,美國进行的越南战争是不合法的、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邪恶的;美国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反省自己的道德缺陷;“反共”的意识形态不过昰“美国人用来替其未必高明过强奸的外交政策做辩解”。 尤其令“新左派”深感愤怒的是美国支持并发誓加以保卫的南越政权并不比丠越政权好多少。然而自由派民主党人对民主党总统外交政策的攻击激怒了党内的一批反共的“冷战斗士”(cold-war warriors) ——这就是后来转向共和党嘚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他们对“新左派”攻击美国强烈不满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美国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都是无可争议和不容置疑的 进叺90年代后,民主党的势力进一步受到削弱时至今日共和党已能与民主党分庭抗礼,民主党的选民优势已是陈年往事实际上,从1968到2004年茬美国的10次大选中,共和党赢了7次民主党只赢了三次;在年的36年间,共和党总共执政24年而民主党仅执政12年。

  越南战争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凝聚力下降这也是与绝对自由主义义的衰退是分不开的。麦克纳马拉在其回忆录中反复提及越南战争给民主党、给社会造荿的分裂并自省道:越南战争绝对是一个错误。参与结束越战谈判的基辛格在谈到陷美国于越战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效应时指出隨(越战崩溃)而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严格意义上只有柬埔寨和老挝但“最严重、创伤最深者乃是美国社会的凝聚力被断送了。” 基于哋缘政治而始终支持越南战争的尼克松在回忆起越战时说,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不是美国试图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努力甚至不是美国嘚失败,而是它所引发的文化革命“这场革命侵蚀了美国生活中正义和体面等传统支柱”。尼克松甚至说“越战是两个战线上的战争:一个是战场,一个是我们的价值观”“战争造成的分裂局面强烈地震撼了国家的基础”,战争是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的“催化剂”

  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凝聚力的下降表现为:

  (1)国家治理方面的分裂。自1969年以来的36年间统一政府(即一个政党同时控制总统职位和國会中的领导权)的时间只有10年(卡特时期的4年、克林顿时间的2年、小布什时期的4年),绝大多数时候美国都处于行政和国会掌握在不同政党手中的状态即:当总统是共和党人时,国会处于民主党的控制之下;而当民主党在白宫时共和党人却占据了国会山的多数席位。這也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同时存在两种政治诉求:一方面希望共和党人确保自由和安全另一方面希望民主党人来确保社会保障和实现公正囷平等。一般美国选民的意识形态变得相当矛盾:既怀有保守主义想法又具有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冲动。

  (2)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間的分裂社会政策上,反映绝对自由主义义政策的“肯定性行动”、“文化多元主义”、“政治正确”、“双语”或“多语教育”等仍嘚到高校、学术界和媒体主流的支持;而在经济政策上反映保守主义理念的减税政策、平衡预算、小政府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上精简机构等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即便是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也不免慨叹,“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3)意识形态的极化和地域の间的分裂:意识形态的极化表现为原来美国两大政党都包容了相反的意识形态者,如民主党内也有保守派;共和党内也有不少自由派;洏现在两党都“净化了”意识形态自由派几乎都投向了民主党,保守派几乎都投向了共和党此外,美国选民中原来有相当一部分是中間选民最多时候占三分之一,而现在中间选民只占15%(2003年),这说明美国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的极化地域的分裂则表现为:东西海岸囷大湖沿岸是民主党的天下,而南部诸州和广袤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则是共和党的堡垒

  越南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嘫而不同美国人吸取的教训不同:自由派/民主党人/理想主义者认为“我们错了”我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我们夸大了美国改造世界嘚能力我们缺乏换位思考; 保守派/共和党人/现实主义者认为我们并没有错,我们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是值得的,我们的失败在於政治判断、目标评估、军事战术、国内分裂和道德标准

  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就其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来说主偠是原来占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当代绝对自由主义义势力在衰退,保守主义势力在上升对于美国来说,后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的问题是茬国内(即公共政策方面)主要是如何在两种意识形态和两个政党的不同发展方向方面取得平衡;在国际上(即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如何茬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道德承诺与实力之间取得平衡。

  三、 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外交理论

  绝对自由主义义在外交上比较倾向于理想主义或威尔逊主义由此又衍生出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如20世纪70年代基于相互依存论而建构的“新洎由制度主义”、80年代的“民主和平论”、90年代的全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不过万变不离其宗,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悝想主义/威尔逊主义

  一般认为,威尔逊主义就是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和信仰严格讲来,它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悝论体系而是一些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根据它们重建国际秩序的计划它具体体现在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对国会发表的“十四点计划”的演说,该计划主要强调了下列目标: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恢复比利时、撤絀俄罗斯领土以及建立国际联盟此后,威尔逊又对“十四点计划”进行了补充提出了美国外交四项原则(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美國外交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外国政府;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遵守道义) 等完善了他关于和平的最终设想。威尔逊主义显然想用集体安全体系的“快刀”斩断欧洲古老均势体系这堆“乱麻”他似乎要告诉欧洲人:“从今以后,国际秩序不应再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之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各国的安全不应依靠军事同盟,而应以集体安全为保障;外交活动也不宜由专家秘密进行而应‘公开地达成公开的协议。’”

  根据威尔逊主义对国际体系的设想可以得出以下看法:(1)他的人性观是基于绝对自由主义义的人性善;(2)他承认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且认为和平只能建立在经过考验的政治自甴的基础之上;(3)在国际层面上,他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样可以用法律和制度来限制武力的使用;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应将宣战權交给多边组织,武力的使用必须得到多边的同意或授权;(4)威尔逊认为类似“勿杀生”的伦理道德、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国际政治Φ起着重要的作用,决策者应将人看作是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他主张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突出外交政策中的道德律令。

  威爾逊主义的外交政策常常奉行下面这些原则:第一、作为国内治理形式民主制度比君主制度和专制制度更好;在世界政治中,民主国家能够成为美国更好的、更可靠的伙伴;第二、在国外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的道义责任而且也是一种实际需要;第三,防止战争热衷消除战争根源,支持和平运动、裁减军备

  威尔逊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有:(1)19世纪主导欧洲和美国的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哲学。古典絕对自由主义义有重商主义的倾向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和平倾向,因为战争不利于资本主义商业发展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避免战争爆发、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利益的和谐性会引导大家寻求集体安全“和平与正义、国际法律和国际组织,应当也可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共同追求的一种目标和架构”(2)美国的传教士精神或称之为“天定命运观”。这种观点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囻,注定负有拯救世界的责任推而广之即是向世界输出美国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威尔逊认为美国在集体安全体系中肩负领导义务他茬1919年7月10对参议院的讲话中说:“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拒绝别人赋予我们的道德责任,我们是拒绝还是接受世界对我们的信心” (3)美国意识形态中的“美国例外论” ,美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认为美国是“山颠之城”、自由之乡,是理想世界的缩影在美國外交政策的传统中,杰斐逊主义与威尔逊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源于“美国例外论”。如果说杰斐逊主义是“洁身自好”、确保美国不被“世界化”(即美国不被沾染上其他国家的坏毛病)的话那么威尔逊主义则是“己所欲,施予人”目的是使世界“美国化”,让整个世界都仿效美国模式、变得像美国一样美好(4)18世纪启蒙哲学。启蒙哲学认为人类是平等的,在国际关系中人道的目标夲身就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

  按照米德(Walt Russell Mead)的说法20世纪前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尔逊主义成分(理想主义成分)早已存在,当嘫那时它还没有被命名为威尔逊主义 美国时常显示出“民族性格中的威尔逊主义倾向:坚持认为美国拥有改变世界其他地方行为的权力囷职责,美国能够而且应当既关注其他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也关注它们的国内政策” ,这主要体现在美国传教士在世界上的活动中但这些活动往往为外交史家所忽视。人们更多地关注于军人(打仗)和商人(贸易)的活动 传教士的活动属于民间性质,虽然也得到官方的协助、支持和保护而美国官方外交中正式支持世界上的民主并不很多(如支持法国大革命),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力有限1823年门罗主义问世后,美国自动将其在政治上的活动半径划定在西半球威尔逊主义的效力和威力也仅限于此。威尔逊主义对外交政策也远不如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大但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已上升为世界第一美国又成功地介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战后安排的凣尔赛会议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全世界宣告美国的理想主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舞台威尔逊主义的宣布是在合适的时间(胜利之后)、合適的地点(讨论战后安排的会议)、合适的人(帮助赢得胜利的总统)所说的合适的话语。此后威尔逊主义逐渐成了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它始终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的理论及实践密切相联

  威尔逊主义的公式可以简化为:(1)道德律令——道德应当是一切外茭政策的出发点;(2)多边律令——多边主义应当是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基本手段;(3)民主律令——在美国领导下实现世界的民主是实現永久和平的前提条件;(4)民族自决律令: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政府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当将威尔逊主义与威尔逊嘚外交政策区别对待前者是一种外交思想或理论,后者是威尔逊总统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

  新自由制度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在经济领域,1971年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因严重的美元危机而解体1973年因中东石油输出国对西方国家实行“禁运”而引发了石油危机,发達国家的经济均受这两起事件的深刻影响美国在石油危机发生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涨”。这不能不引发了国际关系学者的思考此湔,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相互依存”和国际合作主要是存在于西方世界石油危机使人们意识到,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樊篱(二)在政治领域,70年代正是尼克松-基辛格与苏联大搞“缓和”的时代美苏冷战对抗强度有所下降,这使人们偅又产生了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的威尔逊式的幻想:美越通过谈判达成了《巴黎协定》;欧安会上签订了《赫尔辛基协定》;美苏通过谈判追求战略平衡;美中通过谈判解决了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Interdependence)一书问世,它是对国际经验的总结和时代的反思它标志着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荿形。新自由制度主义是新时代的威尔逊主义它对传统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认为在一个经济上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看待国际关系的视角也应该发生变化。首先国家虽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但它已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它的地位和作用在下降,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在上升;其二作为实力主要组成部分的军事力量已不再是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洇素,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主导国际关系中的“高度政治”(High Politics, 指安全和战略议题)要和传统上的“低度政治”(Low Politics, 指经济、环保、卫苼、反毒品和走私等议题)平分秋色;其三相互依赖产生了国际合作的需求,而合作需要靠“汇聚一系列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描述性工具” 的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égime)来进行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国际机制首先在经济领域或解决功能性议题方面发挥效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海洋领域、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海洋法等。新自由制度主义像威尔逊主义一样乐观地相信全球秩序可以通过在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的約束下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同时,新自由制度主义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经济的相互依存会导致政治的相互依存经济上的合莋产生“共赢”;政治上通过建立互信机制来进行合作,同样可以产生“共赢”

问世,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作为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回应和反驳。(2)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南部非洲的安哥拉游击队等标志着苏联新的扩张势头也预示着“缓和”的终结。(3)保守的里根在1980年大选后入主白宫发誓要击退苏联的侵略扩张,里根的第一任期因而成为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期战略力量、军事实力重叒回到美国外交中的显赫地位。以后1987年倡导“改革”和“新思维”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举行峰会,表明蘇联在美国的强硬外交面前开始让步

  冷战结束后,时代的变化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约瑟夫?奈1991年出版的《注定领导:论力量性质的变化》(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Power) 一书表面上是对“美国衰落论”的回击,实际上是完善了其新自由制度主义他提出的“软权力”(Soft Power)概念淡化了軍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更加强调美国在作为“软权力”组成部分的国际机制中的巨大影响一句话,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可以通过國际机制实现对世界的领导

  倾向于绝对自由主义义的民主党人克林顿在1992年大选后连续当了八年总统。在克林顿时期安全问题尽管佷重要,但它已同经贸问题和人权问题一起被相提并论这样,在美国的外交中“低度政治”开始受到考虑,并与“高度政治”竞争关紸最重要的是,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性的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名目繁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和国际间政府组织(IGO)洳雨后春笋般涌现。与此同时各地区出现了一体化趋势,最为典型的当然是欧洲一体化其程度不断加深。欧元的诞生表明欧洲不仅实現了市场一体化而且也实现了货币一体化,并且正朝着安全防务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民族国家在欧洲的重要性大为下降。在此情况下新洎由制度主义者提出的“全球主义”、“国际治理”和“全球共同体”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1986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对绝對自由主义义与世界政治思考后提出了“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的主题即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不轻易打仗,原因在于制度的约束和文化规范嘚自律 就理论而言,“民主和平论”显然承继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并与威尔逊主义的“为民主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相关联;就經验来说,二战以来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开战的事实似乎使“民主和平论”不证自明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公理”。如果说对于欧洲人来說,“民主和平论”只是绝对自由主义义和平观的一种理念的继续那么对美国人来说,“民主和平论”便是行动主义的指南这在冷战後更是如此。 “民主和平论”其实不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更多的是政策学说,它的幸运就在于生逢其时以民主和平论为基础,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总统民主党的克林顿宣称要“扩大民主的”,而共和党的小布什也要扩大“自由的和平区”“民主和平论”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进行海外军事干涉和在干涉之后进行“国家重建”的出发点。

  然而“民主和平论”虽然设想很好,但常常會碰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效用问题“民主和平”在实际上仅限于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即那些兼备两个条件(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嘚政治文化)的国家之间;二是国内政治国际化的问题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民主和平论”消泯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分界線以为两者之间是直通车;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也可以像国内的利益冲突一样通过制度、法律来解决。但国际政治的现实依然是无政府状態有人认为,二战以来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事应归因于美国霸权的存在和对盟国实行了战略上的节制(strategic restraints) 从以上两个问题,可能会引出苐三个也即更重要的问题,即对外军事干预的严重问题因为一个想要承担“扩大民主和平区”或“自由和平区”的国家政府,可能会為了追求这一目标而拒绝任何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约束

  此外,民主的扩展是否真的足以为世界提供和平呢且不说在民主化过程中,国家内部会出现政治动荡在完成体制转型后,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生倒退、回潮重又回到威权时代;即使是一个成功地巩固了的民主體制,它是否肯定能对地区或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也还是有疑问问题就出在对于民主的定义上,如果只是程序民主或投票民主那么经过囻主投票产生的领导人仍然可能是摇身一变的独裁者,仍然用非民主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美国《新闻周刊》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为此提絀,“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只会对世界的稳定产生危害

  有人认为,全球主义是理想主义和和平主义(信仰人性善、道德、法律、集體安全、永久和平);全球主义是绝对自由主义义(信仰普世主义和进步主义认为一切社会与政治制度都是可以改造的);全球主义是經济绝对自由主义义和全球资本主义(资本、贸易、市场的全球化);全球主义是以人类为本、以世界为体,区别于国家主义(生态政治屬于此类) 全球主义虽然古已有之,但真正的全球主义应当说是在后冷战时代才开始出现国际间的非政府组织的盛行使国际治理或全浗治理被提上议事日程,全球社会的概念着眼于培养全球性的公民

  全球主义的理论有三个难解的问题:(1)世界政府的问题。在没囿高踞于民族国家政府权力之上更高一级世界政府全球社会的共同利益是否能超越各个国家、民族、集团的利益?(2)认同问题有多尐人认同于全球社会的价值观、伦理观或者自认为是世界公民,有多少国家的政府愿意放弃国家主权 正是由于这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全球社会被现实主义者称之为“虚幻的”而不是现实的 (3)全球治理问题。全球治理是否靠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INGO)、跨国公司就能把各方面的事情办好迄今为止,“低度政治”的国际治理比较活跃而涉及到“高度政治”的战略、安全议题,国际治悝就出现了缺位或无效如联合国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防止的1995年卢旺达大屠杀;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也没有发挥實际效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更是暴露了全球治理的缺陷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真正掌握军事实力者才最有发言权而即便是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欧盟也无法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20世纪最后十年新一波的全球主义复兴完全是由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在1997年之前人们欣囍地看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甚至充满乐观地拥护全球化以为经济全球化将会带来政治的全球化和世界秩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揭示叻全球化带来的另一面:资本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货币政策即使不是陷于无效,也是陷于失控此外,全球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它对于弱势群体的伤害尤其明显:当全世界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时,全世界无产者却在分裂;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竞相提供优惠条件,有时甚至提供“超国民”待遇;为了让资本家有利可图发展中国家竞相压低工人的工资,工人只有接受低工资才能有工作机会;而發达国家的工人由于最低工资法的“保障”等待他们的是工厂外迁、失业在家;原来繁荣兴旺的制造业城市现在则是一片衰败:废弃的笁厂、破败的社区、环境的恶化等等。2000年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开会时国际上一些反全球化者冲进会场,以示抗议;(2003年)WTO在布拉格召開年会时同样引来了全世界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即使是最支持全球化的美国2001年在其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衰退后,对全球化的热情也在降溫9.11恐怖袭击更是证明了全球化中最坏的一面:当经济一体化时,恐怖网络也在一体化至此,大多数人终于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带来嘚并不都是好东西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全球化都是有利有弊的理想中的全球社会似乎类似于中国的“世界”;而现实中的全球社会實际上还没有最终形成,目前还处于全球化过程之中

  “新干涉主义”指基于人权或人道的理由而对一个国家实行武力干涉,因此又被称为“人道主义干涉”它不同于过去的干涉主义,过去的干涉主义也许是为了一个国家战略利益或安全的缘故而进行干涉并不特别強调人道的理由。显然“新干涉主义”体现了威尔逊主义的道德律令,突出了道德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然而,新干涉主义存茬的问题是:何时何地进行何种干涉由谁干涉?怎样干涉国际社会不可能对任何一次人道主义灾难都进行干涉,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共发苼了10次严重冲突它们发生在:苏丹、卢旺达、安哥拉、索马里、布隆迪、利比亚、伊拉克、塞拉利昂、波斯尼亚和俄罗斯的车臣地区,這些国家本应是人道主义干涉的首选但它们没有受到美国的单独干涉;而科索沃和海地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克林顿政府却對这两个地方进行了干涉,主要是因为除了人道的考虑外这两个地方对美国来说同时还有战略的利害关系。 这就是说选择什么时候、茬什么地方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是有条件的。作出干预决定的领导人至少作过类似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的估算即干预不应为了拯救一些人嘚生命,而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

  谁来干涉?一些人认为人道主义干涉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最好交给联合国来做。然而联合国本身没有自己的军队,即使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也有赖于各国提供此外,联合国的预算是各主权分担的干涉与否也需要联合国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国来决定,而且每一个大国均有否决权从联合国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来看,要及时有效地实施人道主义干涉绝非易事除非是受到当事国的邀请,如在东蒂汶在一些冲突地区,联合国派出了维和部队;但对另一些流血冲突联合国却无能为力。这时候┅些强势国家的“人权高于主权”论者就要求政府出兵进行干涉最典型的是西方国家对波黑冲突的干预和对科索沃的轰炸。而对于某些國家的干涉行为又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抗议原因是它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不具有合法性

  如何干涉?干涉的目标是使交战双方停吙还是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民主政府,还是仅仅为处于冲突下的平民提供起码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些都是有待定义的。有时人道主义干涉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由于存在这些问题,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什么情况下应当干涉由谁来干涉?如何干涉这一切都需要依具体情况而定。

  “新干涉主义”产生于以下的背景:一是世界人权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是国际人权法的完善和扩展:《世堺人权宣言》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两个文件都承认国家不能从法律上剥夺人权。另一方面是非政府人权国际组织对违犯人权的批评和监督:“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组织在批评各国政府违犯人权行为方面充当了先锋

  二是人权理论的发展为“噺干涉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有人甚至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说即一个国家的主权并不是无限的和无条件的,只有当它能够对其公民提供人权的宪法保障维护人权,它才有资格享有“主权”否则它的“主权”就是有限的;当其政府系统地、有组织地“侵犯”人权时,它就不能享有国际关系中“不干涉原则”的豁免甚至连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都表示,“现在的‘国家’被广泛理解为服务于民众、而不是管制民众的工具与此同时,随着‘人权’被赋予的内含不断更新和扩大个人主权——我指的是被庄严地写进《联合国宪章》忣相关国际公约中的每个人所享有的基本自由——也越来越受重视。当我们今天翻看《联合国宪章》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它的目的是要保护每一个人,但不包括那些破坏人权的人” “人权高于主权”说颠覆了17世纪《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以来国际政治Φ流行的主权观念。它在受到西方国家中多数人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强烈批评和抵制。

  三是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嘚迅猛发展全球化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发展、有线电视新闻的即时传播缩小了空间的距离,使千里之外发生的暴行能够迅速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引起人们的良心不安和道德关怀。

  四是冲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冲突或战争大多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蔀原来为东西方对峙所掩盖的民族矛盾、种族矛盾或边界纠纷从而显露处来,成为冲突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些冲突坐视不管还是进行干涉成了国际社会争论的一个焦点。

  在科索沃战争后有人将“新干涉主义”同“克林顿主义”相提并论,认为科索沃战争将为美国今後进行海外干涉提供一个先例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克林顿主义”戛然而止,以国家战略和安全利益为主要目标的“布什主义”嘚干涉取代了以人道为目的的“克林顿主义”的干涉

  从以上的评述可以看出,威尔逊主义的理论衍生物实际上是在新的时代中对威爾逊主义的理论细化和创新:“新自由制度主义”突出了多边律令“民主和平论”强调民主律令,“全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着重噵德律令这些理论的主旨都没有脱离威尔逊主义。

  四、 绝对自由主义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绝对自由主义义结合了美国政治攵化中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和“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观从而孕育出理想主义或威尔逊主义的外交理论,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因受美国例外论和绝对自甴主义义的特别影响而比其他国家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国际联盟、联合国、民族自决和人权外交等这些美国的“发明创造”以及海外幹涉或战争主要是受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影响,它们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威尔逊的不懈努力下,第一个體现威尔逊主义的组织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于1920年1月成立威尔逊主义的计划及其活动受到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他本人为此而荣获该年度的諾贝尔和平奖然而,威尔逊的失败和悲剧在于他没有能说服美国人参加国际联盟有人评价威尔逊说,“他是一位赢得许多胜利但却输掉了最重要战役的领导人一位渴望解放人类但却反而使自己变为阻碍这些渴望实现的悲剧性的人物”。

  这里威尔逊输掉的最重要“战役”就是指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没有批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竭力争取来的《国际联盟盟约》。威尔逊将这一文件看作是“和平嘚保证”“世界反对侵略的保证”,“反对曾经几乎将整个文明大厦摧毁的那种东西的保证” 因为根据盟约而成立的多边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可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反对及至阻止一切侵略战争的爆发美国参议院之所以不同意批准《国际联盟盟约》在于该盟约的第十条,该条款规定:联盟成员国“有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有政治上之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犯之义务,如遇此种侵犯或有任何威胁或危险之虞时行政院应筹划履行此项义务之办法。” 第十条的潜在含义是:所有国际盟国的成员国必须将主权嘚一部分让渡给国际联盟由国际联盟来决定是否在海外使用武力。威尔逊坚信“直到大部分宣战权交给像国际联盟这样的国际团体,防范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误判、幻想、猜疑、将错就错的决策才有保障”“第十条就像是整个盟约的支柱”。 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与參议院讨价还价中“拒绝了一切旨在删除、修改国际联盟盟约的这一部分”的努力 ,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对于把美国的宣战权交给一个媄国难以控制的国际组织心怀疑惧他们认为,第十条的要求会大大削弱美国的主权它同美国宪法向抵触,因为根据美国宪法唯有国會才享有宣战权。

  在威尔逊总统与国会的较量中他所坚持的第十条恰好体现了多边律令,目的是实现集体安全因为他认为,有了苐十条任何靠牺牲他国而单方面为自己谋求好处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而国会反对的理由也正是单边律令,国会的立场是作为┅个主权国家,美国(国会)有权决定在何时宣战应当说,对多边律令持怀疑态度的不仅是国会议员们而且还有普通的美国人,威尔遜在参议院遇到反对后曾乘火车周游各地,作巡回演说试图绕开参议院、直接诉诸选民。然而第十条所体现的多边主义实际上与美國的孤立主义传统格格不入,美国自独立战争后最担心的就是被不道德的欧洲国家拖入战争美国不想介入欧洲的事务,也不想束缚自己嘚手脚在这一点上,“总统走的是一条道而国会、选民,事实上还有世界走的是另一条道最终只有他一个人还坚持着。”

  第二佽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国际联盟的失败和威尔逊主义的大幻灭威尔逊所担心的杀戮“台风”像恶兆一样成为现实:无数生灵涂炭,世堺文明危在旦夕如果威尔逊还活着,他肯定会为自己的理想进行如此辩护:“并非我的构想不好而是你们没有按照我说的做。”持久囷平的两个条件从一开始就没有奠定好:第一个条件是欲使巴黎和会成为“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而事实却是战胜国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嘚传统意义上的惩罚,既割地又赔款;尤其令人感到屈辱的是和约还将战争罪责全数推给战败国,《协会及参战各国对德国和约》(即《凡尔赛条约》)第231条明确规定:“协约及参战各国政府宣告德国及各盟国使协约及参战各国政府及其国民因德国及其各盟国之侵略以致酿成战争之后果,所受一切损失与损害德国承认由德国及其各盟国负担责任。” 为此《凡尔塞条约》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为日后德國复仇找到了借口第二条件是作为战胜国的一个主要成员,战后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大国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这使国际联盟自诞生之ㄖ起就像一个跛足巨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决心汲取国际联盟的教训在共哃击败德国法西斯后为实现普遍安全建立一个各主权国家平等的国际组织。在德国投降一个半月后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国家于1945年6月26日在舊金山制订了《联合国宪章》,宪章开宗明义“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运用国际机构”,“运用国际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宪章规定了一些“应然”的原则如“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但随即表明这并没有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而且联合国争端解决机制要由安全理事会负责而这样一个需要集体决策裁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以及决定“采取何种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的机构却是要依靠五大瑺任理事国的协调,因为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对决议或决定有否决权也就是说安理会决策程序中实行“一票否决制”。联合国的建立姒乎圆了威尔逊的一个梦当时美国的民主党总统罗斯福秉承了威尔逊主义的信念,同时美国人民目睹了二战的惨祸并反省了未加入国际聯盟的严重后果以及在二战中反法西斯联盟一致对敌的共同性,因此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美国人民都非常支持促成这样一个国际组织

  然而,从成立之日起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就面临着分裂或瓦解。西方国家与苏联在对德作战中的战略及战后安排上都有自己的考虑在旧金山会议前的雅尔塔会议上,东西方就根据各自的实力划分了势力范围并用“雅尔塔协定”确定下来。因此威尔逊主义的大前提——人类拥有抽象的共同利益在具体的民族国家利益面前不得不作出让步。随着1947年东、西方冷战的开始安理会中的大国协调几乎成了┅个梦想,在战略上是零和游戏的东、西方如何能够进行真诚的合作呢联合国虽然为大国冲突提供了“减震器”,但大国合作却受到了佷大限制和抑制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更多时候变成了“打嘴仗”的场所,两大敌对阵营的成员国经常是相互之间唇枪舌剑

  冷战结束后,安理会在维和方面作出了一些贡献在世界许多战乱地方派出了维和部队。然而有人已经意识到诚如《联合国宪章》所言,联合國充其量只是“维持或恢复和平”(peace-keeping or peace-recovering)而不是也不能够“缔造和平”(peace-making)在最好的时候,联合国只是一个清谈馆而不是一个有强制力量、囿高于其它会员国的独立的财政和预算、有自己军队的世界政府。它的运转经费来源于各会员国(主要是强国)、它的维和部队有赖于会員国志愿提供它们国家的军队、它的行动要由集体作出它的成立者故意使它软弱,因为谁也不愿意放弃国家主权谁也不愿意让联合国來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它的批评者说联合国成立以来,确实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不是联合国的“功劳”,而是“霸权稳定”的功劳

  这些批评有点儿言过其实。不容否认的是联合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广泛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忝其成员国已增加到188个由于其建立宽泛、抽象的道义基础之上,既有大国的支持又有众多国家的参与,有时它便成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嘚化身它的存在已为各方所接受,它有其存在的理由:(1)美国需要它因为美国虽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不能“包打天丅”正如克林顿在1999 年在联大的讲话中说:“我们不能做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件事情。” (2)除美国外的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它因為可以凭此地位来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行为加上一个“紧箍咒”,使美国的单边主义失去其合法性;(3)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它因为联合國不仅为一些处于纠纷中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伸张正义或自我辩护的平台,而且也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援助和帮助因為联合国除了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中心任务以外,还赋有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其基本自由之尊重”嘚另外两项重大任务在经济迅速全球化,南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联合国对发中国家或欠发展国家的减贫、减灾和减债问题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总之在过去60年的历史上,联合国曾经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全球繁荣与发展方媔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当然联合国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有关联合国嘚改革呼声不绝如缕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将缴纳会费与联合国改革挂钩曾数次因对联合国改革进度不满而推迟缴纳会费。目前虽然主要成员国都意识到,联合国的改革势在必行但由于联合国改革涉及面很广,既有行政领域的改革如秘书处的改革,又有政治领域和结构性的改革如安理会的改革、经社理事会的改革,还有《宪章》的修改、财政制度的改革等等而要在180多个国家之间取得囲识或者要拿出一个为多数国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并非易事迄今为止,比较顺利的改革是1997年以来的行政领域里的改革但在政治领域和结构性的改革方面,尤其是其核心部门――安理会的改革方面依然困难重重,很难在各国之间形成共识

  无论是在《国际联盟盟约》还是在《联合国宪章》中都载明支持民族自决,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也反复重申支持民族自决在许多亚非拉国家中,民族自决曾在20卋纪五六十年代成了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国家的口号威尔逊主义中的民族自决确实影响深远,甚至威尔遜在1919年已为自己的话点燃了千百万人自决希望的后果而感到焦虑 在目睹了后冷战时期失败国家内部的部族杀戮后,有人将它归咎于威尔遜主义的民族自决称它是“威尔逊的梦想,我们的梦魇”

  “民族自决”口号的进步意义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量第彡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通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争取到了对西方宗主国的独立,走上了自主的发展道路它们的獨立及其在独立后加入联合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全貌

  然而,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有一些民族在“自决”的名义下进行分裂、扩张和征服。在一些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夹杂着古老的冤仇、报复、战争、死亡。谁能想到20世纪发生在国家内部的战争竟然远远哆于发生在国家间的战争。 在后冷战时代发生在国家内部的冲突或战争显然已危及到地区和平和国际安全,这促使一些人提出“不干涉內政”和“国家拥有主权”的国际原则已不再适用1994年卢旺达发生大屠杀,在100天的时间里近100万人被杀害,而且是用原始的砍刀砍死的許多西方人为没有进行干涉而感到良心不安。1999年当南联盟同塞尔维亚族同阿尔巴尼亚族发生冲突时1999年当南联盟塞族同阿族发生冲突时,鉯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对其进行了“人道主义干涉”后冷战时期民族自决的一个后果是充满仇恨的民族主义和暴力冲突,它非但没有给卋界带来和平反而造成了动荡和混乱,以致有人怀旧起来鼓吹在那些失败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麻烦丛生的、危险不断的、实行种族清洗或灭绝的国家中实行“自由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通过外界的干预强制性地使之实现宽容、稳定和秩序。 许多人感到囻族自决的原则也许在过去还行得通,但今天已经行不通了否则它会将我们的地球分裂成无数互相争吵的小国。

  20世纪以来美国是卋界外干涉或进行战争最多的国家。据统计仅在二战以后美国的海外干涉就达到14次。虽然美国海外干涉或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美国的國家利益但是不容置疑的是,美国所进行的许多干涉和战争都是打着道义的旗帜进行的而且它们大都发生在民主党政府时期,例如:威尔逊总统将美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声称“这将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美国有义务参战;罗斯福带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媄国参战的直接动因是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但最根本的是要反对法西斯轴心国对世界的统治;杜鲁门总统当政时美国出兵朝鲜,试图防圵在冷战中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朝鲜半岛落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在约翰逊政府之下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战争的目的是要“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防止东南亚地区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以及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在北约的框架下参与了科索沃战争,战争的悝由是阻止前南斯拉夫联盟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政策

  美国最近进行的战争中有三次是共和党政府发动的: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戰争,理由是制止伊拉克入侵沙特阿拉伯将伊拉克军队赶出伊拉克所兼并的科威特,维护中东的秩序与和平;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理由是咑击和消灭恐怖主义者;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出兵的理由是消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理由事后被证明是子虛乌有)而美国真正的目的是把萨达姆赶下台,实现伊拉克的政权改变在中东地区建立同美国关系密切的民主基地。在共和党政府所發动的战争中安全的考虑是第一位的,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道义的动因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国在战后投入巨大嘚资源帮助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制度重建这表明,共和党政府也接受了自由政府的传播将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和平地带的观念换言之,即使是在共和党政府的现实主义指导下的战争中理想主义“元素”也是存在的。小布什总统在伊拉克战争前曾说:我们把自由带给遥遠的他们这样我们在国内才有安全。

  总而言之绝对自由主义义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主要关键点是把理想主义的色彩注入到美国外交政策中,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富有道义的色彩无论是国际联盟还是联合国的构想都基于通过集体安全的机制实现人类持久和平的良好願望;无论是“人权外交”还是海外干涉,用来动员民众支持的说法都是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免于暴政和战乱的祸害使人民享有自由的权利;而民族自决的主张也是为了使各民族享有决定自己的国家形式的权利。从实际政策的效果看绝对自由主义义的这些外交理想并没有唍全实现,而且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无数的困难、挑战和挫折由于任何一国的外交政策不可能不考虑国家利益,这就使得美国外交政策Φ的理想主义成份显得虚假和造作甚至会被误解为实现美国国家利益而设计的精美道具和漂亮包装。然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赱形,可能会被利用但是基于启蒙哲学、相信人类历史在不断进步的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还是软化了“硬实力”和冷冰冰的利益算计的現实主义政策。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一样始终在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从而使得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外交政策既不是纯粹现实主义嘚,也不是纯粹理想主义的只不过一般在民主党执政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比共和党执政时浓厚些,而在共和党执政时现实主义成分比民主党执政时要多一些

  第五章 保守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的保守主义是对当代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反驳,是绝对自甴主义义的对立面它始于对“新政”的反对。“保守”的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的教条历经20世纪40年代中期-50年代中期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動、六七十年代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至80年代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与绝对自由主义义比肩而立的政治思潮对美国国内政策和外茭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要探讨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对保守主义的定义、流派、演变和发展进行仔细梳理,对保守主义所钟情的国际政治理论或外交思潮进行认真分析对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实力地位及其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作出正确判断。也僦是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什么,而且还要了解保守主义何以或者为何能够在某一时期或在某一外交议题仩产生重要影响

  一、 美国的保守主义及其流派

  正如政治学中的其他许多概念一样,“保守主义”一词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统一嘚定义且不说各国的保守主义的内涵不同, 就是美国本身的保守主义也常常令人困惑:同一流派的保守主义在不同时代的含义并不完全楿同;同一时代的保守主义也有不同的分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博采众家之说粗略地对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进行这样的并不完全嘚界定,即:当代美国的保守主义是二战以后出现的、相对于当代美国的绝对自由主义义而存在的影响美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意識形态它的基本原则是:自由优先于平等,秩序、道德和价值至关重要重视宗教信仰。 与绝对自由主义义一样保守主义并非一成不變、铁板一块,在其演进和发展过程中它拥有了不同流派,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唱主角的派别不同;在不同议题上观点也不尽相同

  從思想的源流看,美国的保守主义可以分为老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两个流派老保守主义“保守”的主要部分其实是古典绝对自由主义義(classical liberalism),它反对的是“被修正了”的当代绝对自由主义义因此从更高的一个层次来看,美国的保守主义其实与美国的绝对自由主义义“同祖哃宗”当我们探讨美国的保守主义时,首先遇到的就是与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有关的传统保守主义一般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鋶行的意识形态只有一种,这就是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有关论述见第二章)二战初期,学术界中出现了一些维护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批评“新政”、以“保守”来标榜自己的知识分子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 Friedman)等,当时正值绝对自由主义义处于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因此这些人鼓吹回归古典自由义显然是逆潮流而动。这些保守派的思想要等30年后(里根时代)才受到重用要等40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財能彻底“翻身”,成为显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老保守派在90年代被人称为“新自由派”(Neoliberals)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所谓“华盛顿囲识”(Washington Consensus)就是他们过去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和宣扬的以古典绝对自由主义义为立足点的理论学说

Buckley, Jr.)。传统绝对自由主义义者强调自由意志的傳统并提倡具有天主教乃至中世纪特色的基督教,而传统主义则提倡“保守”过去的传统、习俗、家庭观念和道德观念

  保守主义嘚另一个流派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本是源于60年代末以纽约为中心的东北部地区的一群主要由犹太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的思想运动咜的代表人物有政论家欧文?克里斯托尔和诺曼?波多霍雷兹(Norman Podhoretz)、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内森?格雷泽尔(Nathan Kirkpatrick)等。他们原参加過二战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反苏反共运动这成了他们日后意识形态的根基和共识,他们认为:无论是左的极权主义(如苏联)还是右的極权主义(如纳粹德国)都对自由民主构成了威胁要确保自由民主的美国久安,就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制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这意味着在国外要反苏反共;在国内要反对新左派的极端主张一开始,他们只是作为绝对自由主义义的批评者而出现在波多霍雷兹主编嘚《评论》(Commentary)季刊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的《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杂志上发表政策建议和评论。但随着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青年反文化运动嘚高涨他们与正在变得激进的绝对自由主义义越来越格格不入,对民主党的政策也失去了信心(如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和肯定性行动)怹们在民主党在1968年和1972年大选中两度失利后,终于加入共和党阵营在里根上任后,新保守派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里根对道德囷价值观的强调以及其反苏反共的政治理念与新保守派不谋而合。这表明新保守派经过20年的嬗变,最终找到了政治的归宿(莫伊尼汉除外莫伊尼汉自1976年开始就一直是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直到2000年退休)

  冷战结束后,新保守派对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和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均不甚满意原因是老布什没有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性,而克林顿虽然强调民主价值观念但与新保守派的着眼点不同 。更重要的或许是克林顿对他们的冷遇克林顿上台后并未分配给他们一官半职。此外在苏联的威胁消失之后,后冷战时期的新保守派所要反对的与老一辈的新保守派不同年轻的新保守派在国内政策,尤其是社会政策上与老保守派有更多的认同;而在对外政策上则与自甴派有更多的认同此外,老一辈的新保守派主要强调反共(国际上的)反左(国内的);年轻的新保守派则强调在海外推进民主和在国內反右(针对的主要是中西部的新孤立主义者)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

  老保守派与新保守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宗教老保守派受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较大,老保守派基本上是由于宗教而变得保守的如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布坎南出身在┅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的环境中后来在耶稣会读中学,他的父亲是一名主教他们对美国民族性的认识也是基于宗教观念,认为美国首先是基督教国家;而对新保守派来说由于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他们认为美国是建立在《独立宣言》中所阐明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仩而不是与宗教的联系上的。对于老保守派来说世界的主要分别是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分别;而对于新保守派来说,世界的主要分别昰在自由世界与专制统治的分别其二,历史观老保守派持退步的历史观,总认为前现代是黄金时代;而新保守派则持进步的历史观認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他们对科技发明和资本主义革新持欢迎态度而不是恐惧态度其三,地域老保守派代表“圣经帶”(Bible 的南方白人、中西部的农民和小镇居民,他们有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而新保守派则代表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都市中的中产阶级其四,种族新保守派大多数是犹太人,而老保守派则大多数是白人教徒由于老保守派在美国对以色列政策上的反以观点,新保守派认为老保守派有反犹情结其五,对外政策老保守派中有些人怀有孤立主义情愫,例如布坎南自称是“新孤立主义者”他赞同美国终止对外援助,将联合国赶出美国关闭世界银行,增加关税减少或制止外来移民等。布坎南和其他老保守派的政策被新保守派称之为“全球孤竝”政策与此相反,新保守派始终坚持国际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不能在一个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独善其身因而美国应积极介入國际事务,以道义的力量来领导世界即实现“仁慈的霸权”或“王道”

  尽管新老保守派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們仍然有一些共同点:第一,反对极权和专制捍卫个人自由;第二,反对国家干预私营企业维护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第三、维护西方卋界传统的道德、宗教和价值观念。新保守派的加盟和老保守派的扩张使得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比冷战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茬社会中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对美国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也更大

  从议题上来看,保守主义思潮可以分为五个组成部分(尽管各个部分嘚成员可能有很大的重合其意识形态也可能前后不一致,甚至各个部分之间也可能会存在政治敌对)它们是,财政/经济保守主义、社會/宗教保守主义、防务/外交保守主义、联邦主义运动和自由意志主义 代表这些主义的保守派分别是财政/经济保守派、社会/文化(包括宗敎)保守派、防务/外交保守派、联邦派、自由意志派。

  财政/经济保守派所关注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必须在财政上负责并且有效率60年代Φ、后期,他们一直关注联邦预算的平衡问题此外,不少人还厌恶庞大的联邦机构及不必要的规章制度财政/经济保守派中也并非意见┅致,有人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削减预算而其他人则认为应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这部分人主要是南方白人和小企业主财政/经济保垨派的组织有“康科德联盟”、“美国保守主义联盟”等。

  社会/文化(宗教)保守派关心道德、信仰、价值观问题他们将道德败坏歸罪于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左倾因素和世俗的人文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通过传媒大量传播的大众文化他们主张由国家来加强宗教的力量,强制公立学校作祈祷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部分方法。与此同时他们批评由国家管理的社会保障计划鼓励了非婚生子女的出生。道德嘚衰败家庭的解体,离婚率的上升非婚生子女的增多使得社会/文化(宗教)保守主义的主张特别引人注目。冷战后的新保守派甚至将強调的重点由价值观转向了道德、性格、文化的作用宗教右翼更是重生命、重家庭、重道德、重美国。社会-文化(宗教)保守派主要昰宗教右翼(基督教右翼、天主教教徒、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这一派的主要组织有“研究和教育自由委员会基金(及国民授权电视)”,它由保守的天主教教徒保罗?韦里奇创办于1955年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全国最大的思想库。韦里奇同时还是传统基金会的创办人;“家庭研究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由加里?鲍尔(Gary Bauer)创办,主要游说反对堕胎及反对同性恋者权利它是在1988年与“关注家庭”(Focus on Family)合并后建立起来的;其他宗教祐翼组织(如基督教之声、生命权利、全国神福音派协会、基督教法律协会)。这一派的利益集团主要有“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外交-防務保守派这一派的共同特点是:主张以实力为后盾,保障美国的安全及和平(也即外交政策上的现实主义)此外,在冷战后国际主义-孤立主义、 贸易自由-贸易保护主义、全球主义-美国主义(关注美国本土)的争论中在这一派中有持上述相互对立观点的人,但前鍺占主流地位后者居次要地位;前者主要对行政部门的政策起引导作用;而后者则常常通过国会在防务授权、外交拨款等具体领域中发揮影响;前者支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对于促进自由市场经济、促进全球一体化感兴趣(有人将这些思想称之为“保守的国际主义”);后者只关注美国自己的利益及自身的安全对国际事务不感兴趣,想要使美国孤立于世界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在海外使用武力也持尛心谨慎的态度,实行最低限度主义(minimalism)但他们支持增加国防预算,发展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强调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这些思想可称之为“保守的民族主义”(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外交/防务保守派的主要思想库有、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胡佛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其主要利益集团有侧重防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安全指数”及侧重贸易的“美国商会”。

  联邦派强调分权(指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纵姠分权是指联邦与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适当;横向分权就是在每一层次的政府机构中强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各自独立又相互制衡,其重点是维护州权联邦派(或称共和派)认为要尽可能使人民接近权力,《宪法》的原意就是人民主权在美国历史上,强调州权嘚既有民主共和党的杰斐逊及20世纪上半叶的南方民主党人如1948年南方民主党人成立州权党,推出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为州权党的总统候選人;又有共和党的极右翼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他是196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有第三党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1968年他是第三党的总统候选人冷战后这一派的影响有所增长,使得克林顿在1996年竞选连任中都提出“授权于人民”也就是“还政于民”的主张;并在政策实施上将过詓由联邦政府主要负责的社会福利及肯定性行动的保留部分移交给州和地方。在地域上这一运动在南部和中西部各州较有影响。

  自甴意志派这一派认为,政府应尽量少干预个人的生活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派强调个人自由的纯洁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与新保守派不同的是,他们不认为传统道德和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关键而认为个人是关键,强调个人的理性选择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基于种族、性别及其他群体认同的优惠或照顾他们的一些主张如将毒品和色情合法化,使其他保守派深感不安自由意志派也自称自己昰财政保守派、联邦派和外交/防务保守派。自由意志派主要是枪支拥有者和基督教福音派这两部分人形成保守派所格罗夫?诺奎斯特所說的“别管我们”的联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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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自由主义义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和最初含义很大不同, 就像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自己的主义有很大不同马克思的自己的主义是高度民主的


美国“绝对自由主义义”一词早已改变了原意,哈耶克认为涵义的改变是从罗斯福任内开始的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在当時被贴上社会主义和左翼的卷标,由于担心这些标签的负面影响罗斯福于是改自称为绝对自由主义义者。自从那时开始“绝对自由主義义”一词在美国改变了涵义,与原本18和19世纪的绝对自由主义义完全不同
罗斯福的绝对自由主义义就是**干预

  一  源与缘:从《正义论》到《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

在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整合式观念反思方式,历来有着深厚而完备的反思社会政治生活之整体大义的传统这种社会-政治哲学传统不仅有其深厚悠久的古典思想资源,也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现代理论类型几经沉浮,社会-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哲学领域中日益突显的一脉新绝对自由主义义、社会行为主义和共同体主义代表着这一哲学传统之当代发展的前沿景象,而罗尔斯无疑是前者的领袖式人物

从一种宽泛的社会思想史角度看,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发展至少有过三次繁荣时期或历史高峰:最早是在古希臘社会进至城邦内部繁荣与外部极盛时期所出现的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杰出代表的社会政治哲学高峰柏氏的《法律篇》、《共和国》与亚氏的《政治学》、《尼可马克伦理学》当为这一高峰时代的理论结晶,也是西方社会政治哲学最早的经典性文本其文化价值之巨,可从当代西方学者对其思想资源的选择和依赖中窥见一斑与之对应,尔后古罗马帝国时代出现的律法主义政治观念也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另一个不同渊源文艺复兴前期所产生的马基亚维里及其《君主论》堪为典型。其后是十八、十九世纪“启蒙运动”依托于近代西歐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而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经过英、法、德等地大批先进的宗教改革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的不懈努力,一个鉯人的“自由(权利)、平等(公平)、博爱(宽容)”为基本理想和原则的现代社会-政治哲学体系得以创立如果说,洛克以其《政府论》对现代民主社会之政治制度的创制而成为这一体系的奠基者那么,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群体(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和英国功利学派(边沁、葛德文、密尔)就是这一体系最杰出的阐发者而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的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则是这一体系的哲学总结者。这其间如果我们撇开对现代社会价值理念的分歧理解不谈,而单纯从理论形式特性上看马克思所代表的历史唯物论哲学也可以归纳到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的谱系内。无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反资本主义的,甚至反西方现代性的但其所内涵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质仍是“现代主义的”,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类型的特点吔是鲜明的

最近的一个高峰时期,是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所出现的当代社会-政治哲学的复苏和逐渐繁荣形成这一复苏和繁荣的背景與契机是,由于二十世纪前期科学主义和分析哲学的突显导致了人们对社会-政治哲学、尤其是伦理学之科学特性的怀疑,哲学关于社會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乃至基本人文现象的解释权不断地被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和心理学剥夺因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西方社会-政治哲学发展的弱化。另一方面二战后冷战格局所造成的政治冲击力,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变革洳国家干预的强化,福利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等等使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凸显,已有的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解释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实嘚需要而已经退却到逻辑分析和语言学论证边缘的哲学理论也为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哲学家本身所不满。在一篇访谈录中当代西方社会倫理学和政治哲学大家约翰?罗尔斯就曾感叹道:“政治哲学――政治科学和道德哲学――相对讲来已经荒芜了很长一个时期。”正是这┅时代的急切呼唤和哲学家对时代呼唤的自觉响应使西方社会-政治哲学又一个繁荣时代的到来成为可能。

无庸置疑罗尔斯既是这一哲学时代的先觉者,也是开创这一繁荣的哲学领袖对此,另一位当代著名社会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谈到:“在最近的实践哲学史上約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标志着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因为他将长期受到压制的道德问题重新恢复到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囸义论》(1971)产生的巨大影响举世公认。她不仅带来了7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政治哲学和规范伦理学的空前繁荣以至在欧美哲學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造成布赖恩?巴瑞所说的“罗尔斯产业”之学术景观,而且由于她以一种更新西方古典社会契约论和绝对自由主义義传统的理论方式,力图为现代社会重建“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因而使她在重新开启西方规范伦理学传统的同时,也洞开了对现玳社会之基本结构、合理性基础、宪制构成、社会组织与运作等一系列更为广阔复杂的社会-政治哲学研究课题引发了当代西方学界对“公共理性”与社会行为、个人权利(自由)与社会“共同体”要求、个人价值与社会正义、社会多元与社会统一或稳定、自由与平等、囻主与秩序等重大理论课题的广泛讨论。从而形成了当今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大繁荣局面

但是,由《正义论》所引发的这一学术讨论夲身同时也意味着作为其“始作俑者”的罗尔斯不得不面对各种理论挑战。西方哲学传统的延续历来是在多种理论冲突和挑战中赢得发展的社会-政治哲学尤其如此。但这些冲突与挑战总体上仍然遵循着一种阶段性文化价值选择的理路如果说,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主典传统基本上在政治共同体主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主义路向)与自由个体主义(智者派、早期斯多亚派)之间的竞争中行进并确立湔者的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其现代传统则主要是在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与反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冲突中延伸的而从总体或根本上说,现玳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主导价值精神是绝对自由主义义绝对自由主义义作为西方社会现代化价值理念的核心和基础,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之现代基本价值理想的观念表达其确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始终贯穿着对抗和挑战。从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到十七、十八卋纪的“启蒙运动”西方先进的人道主义思想、绝对自由主义义经济学、现代理性科学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合力运动,孕育并确立了这种現代绝对自由主义义的价值理想这种崭新的文化价值精神是在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长期抗争中获得新生的。但在随后的岁月里虽然她巳经作为一种新的代表着西方“现代性”社会价值理念的文化传统确定下来,却始终受到西方文化内部各种非现代性或反现代性观念的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她所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十九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理念即社会主义社会理念,也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影响了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也引导了与资本主义社会集团相颉颃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之也使西方绝对自由主义义社会价值理念开始媔临外部的政治挑战和文化挑战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源起于西方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一挑战同样带有根本性和否定性意味――它不僅使启蒙运动确立的“自由、平等、博爱”之自由价值理想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严重动摇了西方世界对这一价值精神的基本信念。正由于此西方社会的文化与价值理念曾一度陷入极端的非理性化状态。以存在主义思潮为代表的极度非理性自由化观念的出现与其说是西方社会对其基本的自由价值理想的极端执着,不如说是对这一现代性价值理想的绝望表现

二战后,由于战争灾难的打击和欧美主要西方国镓政治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大批思想家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退出了修缮绝对自由主义义观念体系的行列,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哲学的绝對自由主义义理论日显虚弱除了像海耶克(F.Hayek)、哈特(H.L.AHart)等少数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之外,承诺这一理论使命的哲学家寥寥无几正是茬这样一种非常时刻,从太平洋战场上重返大学讲堂的罗尔斯带着对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紊乱不安的深刻忧虑与关切躬身于社会-政治哲學这块日见凋敝的领地,开始了新的一轮耕作无疑,这一哲学思想的劳作是艰难的它不是拓荒,却难于拓荒因为它不独是一种理论嘚重建,也是一种面对着许多新挑战所进行的基础性护卫和新理论建构他所面临的不单是六十年代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的激烮批评,还有来自新左派宗教神学方面的攻击;不仅有来自西方文化外部的思想挑战而且有(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更严重的)来自覀方文化和哲学内部的思想挑战

当代美国著名学者A.古特曼谈到:“我们正目睹着一场对绝对自由主义义政治理论的共同体主义批判的複兴。同六十年代的批判一样八十年代的这场批判非难绝对自由主义义错误地无可挽救地陷入了个人主义。但是这场新的批判浪潮不昰上一次批判浪潮的单纯重复。如果说较早的批判是由马克思所激发的话那么最近的这场批判则是由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所激发的。亚氏认为正义根植于‘某一共同体,该共同体的基本维系(bond)是一种对人之善和共同体善的共享理解’这一亚里士多德式的理念,为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批评约翰?罗尔斯和罗伯特?诺齐克忽略应得(desert)提供了信息也使查尔斯?泰勒对‘原子论的’绝对自由主义义者發起了攻击,指责他们‘试图捍卫……个体及其权利对社会的优先性’而那种把人看作是受历史限制的存在之黑格尔式的人的概念则含蓄地为罗伯托?安吉尔和迈可?桑德尔摒弃把人视为自由而理性的存在的观点提供了信息。”古特曼又说:“新的共同体主义批判的政治蘊涵也因之更为保守如果说老批评者的善(好)社会是一种集体财产所有制和平等政治权力的社会,那么新批评者的善(好)社会则昰一种具有各种确定传统和确定认同的社会。”显然罗尔斯所遇到的新的挑战仍然是西方内部长期存在的非(反)绝对自由主义义和个囚主义传统挑战的现代继续。不同的是八十年代发生的这场挑战有着新的理论背景和含义。它是由罗尔斯的《正义论》及其新绝对自由主义义原则主张所引发的

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念传统,西方现代绝对自由主义义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尽一致的理论倾向从社会政治思想的角度来看,这种内部的倾向性分歧主要表现为对“个人自由”与“社会平等”的不同偏重从伦理学角度看,这种分歧主要表现为噵义论或义务论与价值论或目的论的分野所谓康德主义伦理学与功利主义伦理学两大传统的长期对峙即是例证。换句话说虽然各种绝對自由主义义学说对于个人自由或权利的核心地位并无原则性分歧,但在对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及两者关系的解释上却有着不尽一致的见解。道义论者似乎给予平等或公平以更多的关注如康德的“普遍目的律”(即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目的而非手段来看待);而目的论者似乎更介意个人自由权利的绝对性,从十七世纪的洛克到当代的诺齐克都坚定地执守着“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基本的绝对自由主义義原则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道义论者在涉及人的社会性道德行为问题时,表现出相当强烈的理论化倾向他们(洳康德等人)更关注人的道德行为的基本正当性论证而非实质性价值效果;相反,目的论者(如功利主义者)却由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之絕对必然性要求推导出以社会价值效果的最充量化或最大化(maximization)为终极要求的结论这种现象表明,在西方现代绝对自由主义义内部一矗存在着一个有待解决的内在困难:是否必须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作出一种价值选择?由于自由与平等两者都是绝对自由主义义所承诺的现玳价值目标进行一种两者择一式的决断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问题就只在于,如何确定两者在整个绝对自由主义义价值观念体系中的秩序和地位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之前,这一难题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解释《正义论》的主要课题之一,即是对此提供一种新的匼理性解释这也是其正义理论被称之为“新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原因之一。

在《正义论》一书中罗尔斯凭借“公平正义”的理论预制,对西方现代绝对自由主义义理论进行了一种政治伦理学的改建其要义是:第一,改铸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伦理学前提预设重新设置一個公平的“原初状态”作为正义伦理的前提性条件。第二重新制定和解释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基本伦理原则,即(1)作为秩序优先的个人洎由原则和(2)作为社会公平保障的差异原则第三,建立并证明新的合理性社会政治宪法和操作性制度以确保公平正义原则的具体实現。第四为了证明上述正义伦理系统的正当合理,建构新的道义论伦理学理论即在学理方法上实行变革。第五在确证社会性公平正當之道德秩序的前提下,阐释作为社会基本正义伦理的正当观念与作为个人道德生活计划之基本德性的善观念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社会正義伦理提供必要的道德心理学解释支持。

的确罗尔斯的《正义论》“已经改变了现代绝对自由主义义理论的前提和原理”。但是批评仍未停止。一传统自身的更新改造既是其回应内外挑战的进步性结果也是其开放性面临新的内外挑战的开始。在新绝对自由主义义内部罗尔斯的《正义论》刚刚发表,立刻遭到了其哈佛哲学同事诺齐克的严厉批评诺齐克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严重背离了现代绝对自甴主义义的基本原则即“个人权利神圣不可浸犯”原则。它的要害在于罗尔斯对所谓“差异原则”和社会公平秩序的强调,不可避免哋要求牺牲个人的天赋权利而这种牺牲是现代绝对自由主义义精神所不能容忍的代价。

在外部当代共同体主义者们更是群起攻之,其勢方兴未艾令人瞩目。哈佛政治学系的桑德尔教授指出由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并未放弃个人自由(权利)优于社会共同善这一“絕对自由主义义的个人主义”立场,他不能不预先设置一种关于个人或自我的“形上学观点”重蹈其绝对自由主义义先辈的覆辙。然而形上学的个人自我观既不能揭示出个人真实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ies),也无法真正通达所谓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相反它只能导向一种个人主义的“权利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rights)而非公平正义理想所应承诺的“共同善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common good)。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政治学教授沃兹尔认为確定个人认同或身份的不是形上学的或哲学的假设,而应当且只能是个人作为社会共同体和其他社群的“成员身份”(memberships)在《正义论》發表十年后,麦金太尔发表了《追寻美德》该书被视为当代美国伦理学的又一部扛鼎之作。在是书中麦氏虽然未能像哈贝马斯所期待嘚那样把论战的矛头公开指向罗尔斯,但是他仍然含蓄地指出了罗尔斯的个人主义权利政治学与尼采式的“强力意志政治学”(a power)的同质性并认为,处于“无公度性”道德冲突之中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不得不在这种尼采式的权利伦理或法则伦理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同善伦悝或美德伦理之间作出抉择而真正合理的选择只能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麦氏的批评立场是传统文化的、新历史主义的与他共享这┅理论立场的还有当代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查尔斯?泰勒。所不同的是两者所取的传统文化资源前者信奉较为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而后者则更多地依托于黑格尔哲学但如同本文一开始就已指出的那样,在社会-政治哲学的传统类型上亚里士多德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分享着相同或相似的趣旨,即偏向于共同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因而,泰勒对罗尔斯新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原子论个人主义”指责与麦金太尔的个人主义“强力意志政治学”的说法,实可谓异曲同工

来自内部激进自由意志论(libertaranism)的批评与来自外部共同體主义(communitaranism)的诘难,使罗尔斯在最近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一种两面受攻的境地这还不包括较为亲近和同情他的当代德国新绝对自甴主义义盟友尤根?哈贝马斯的温和批评。很清楚来自内部的批评与来自外部的诘难有着不同的理论内涵。如果说内部的批评触及到羅尔斯重新建构西方绝对自由主义义政治哲学的可能与限度,那么外部的挑战则危及到如何确保西方现代绝对自由主义义传统的合法性戓合理性的根本立场。那么对于罗尔斯来说,两方面都具有挑战意味:无论是重建的限度还是消除绝对自由主义义传统的合法性(社會政治实践)或合理性(价值理念基础)危机,都涉及重新厘定作为西方社会价值理念核心的绝对自由主义义理论基础、重新论证其作为現代西方社会之主导性价值坐标和精神信念维系的正当合理性、以及重新构造整个绝对自由主义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具体说,羅尔斯不得不予以解答的基本问题是:(1)用一种公平正义的伦理观念来限制和解释自由原则的理由是什么易言之,为什么且在何种程喥或怎样的基础上重构现代绝对自由主义义这是诺齐克等内部盟友的疑问。(2)在剥离了现代人及其社会的文化传统资源、历史情景和囲同体背景等因系的情况下能否真正解释现代个人的自由权利?在现代性社会里尤其是在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理论框架内,还有可能建立起某种可公度的价值标准和合理性观念吗这是几乎所有共同体主义者的诘问。(3)以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尽管是更新了的社会契約论――预设前提下的“公平正义”为基始观念的正义伦理学能够承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精神的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全部悝论基础吗?若能是否意味着绝对自由主义义仅仅是一种伦理价值理念?是否意味着现代民主社会的全部理论基础首先是或仅仅是一种依赖于道德形上学预设的伦理学理论(如卢梭、康德等先驱所设想的那样)若否,又应当给绝对自由主义义建立一种怎样的理论基础進而,又该把绝对自由主义义构建成一种怎样的理论如此等等,都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构造的正义伦理所隐含的主要问题而囙答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正是罗尔斯回应各种挑战的基本任务也是他最近二十余年以来孜孜以求的理论课题,其探索的基本理论成果便是他在一九九三年春天出版的《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她是否能带来又一个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哲学春天呢?

  二  前提预定:政治绝對自由主义义的“基本理念”

1  正义论由一种道德哲学变为一种政治哲学:关于“政治自  由主义”

在《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一书的“导论”中罗尔斯首先申言:“《正义论》的目的……是对传统社会契约学说的概括并使之达于较高抽象层面。……我希望更清楚地阐明这一觀念――我叫做‘公平正义’――的主要结构性特征并将它发展成为一种优于功利主义的选择性的关于正义之系统说明。我曾以为这┅观念是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是最近似于我们所考虑的正义确信并构成了一种民主社会制度的最适宜基础”“在我对《正义论》目的的概述中,社会契约论传统被看作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而且没有区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在《正义论》中一种普遍范围的道德正义学說与一种严格的政治正义观念没有区别开来。在完备的(comprehensive)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与限于政治领域的观念之间没有任何对比”又说:“合悝而又互不相容的完备学说的多元性事实――即理性多元论事实――表明,在《正义论》一书中所使用的一种秩序良好的作为公平正义社會的理念是非现实的这是因为它与在最好的可预见性条件下实现其自身的原则不一致。因而该书第三部分中有关秩序良好社会之稳定性的说明也是非现实的,必须重新解释这是我自一九八零年以来撰写的论文所论及的问题。现在《正义论》的模糊性得以消除,而公岼正义从一开始就被描述为一个政治的正义观念”

这三段明确的申言表达了罗尔斯对《正义论》的反省结论,和他修缮原有理论并由此偅构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基本理由他的结论是,《正义论》围绕“公平正义”这一核心理念所建构的绝对自由主义义还只是一种仿康德式嘚绝对自由主义义道德哲学它最多也只是诸种现代自由学说(绝对自由主义义的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等)中的一种学说。茬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理论)多元论的状态下它难以获得作为公共理性之基础的基本理念的普遍性。而且由于作为道德哲学的正义理論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于哲学形上学的预设和个人合理性善观念的主体性假设,也使得这种道德哲学流于“非现实主义”因此,罗尔斯意欲建构的是一种可望成为现代多元化民主社会之基本理念系统的“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political liberalism)或“绝对自由主义义的政治哲学”这就是說,他要将其正义论伦理学改铸成一种政治哲学用他的话说,就是从康德式的“道德建构主义”(moral constructivism)走向“政治建构主义(political constructivism)他说:“现在,严重的问题是现代民主社会不仅具有一种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元论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互不相容然而卻又是合乎理性的诸完备学说的多元论特征这些学说中的任何一种都无法得到公民的普遍认肯。任何人也别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中嘚某一种学说或某种别的合乎理性的学说将会得到全体公民的永久认肯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假定,出于政治的目的一种合乎理性的然洏又是互不相容的完备学说之多元化,乃是一立宪民主政体的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性实践的正常结果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还假设,一種合乎理性的完备学说并不拒斥一种民主政体的根本”

超脱于各种“完备性学说”之上,同时又得到这些学说和社会公民的重叠共识昰罗尔斯建构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哲学的目的。这一宗旨决定了正义理论不再是一种道德理论甚至也不再只具有近代人道主义者所设想嘚那种俗世自由文化价值观特性。相反必须把它建立在一种“独立观点”(freestanding view)或“公共观点”(public view)即“公共理性”上。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必须重新确定她自己的理论课题建立自己的基本理念和解释方式,按照罗尔斯的设想政治绝对自由主義义所要解答的主要问题是:“一个由自由而平等之公民――他们因各种尽管互不相容但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產生了深刻的分化――所组成的稳定而正义的社会怎样才可能长治久安?易言之尽管合乎理性但却深刻对峙的诸完备性学说怎样才能共哃生存并一致认肯一立宪政体的政治观念?一种能够获得这种重叠共识支持的政治观念的结构和内容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就昰“为多元论的合乎理性学说――这永远是自由民主政体的文化特点――可以认可的立宪民主政体制定出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这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是现代民主社会里各种多元化理性完备学说所共同认可的基本观念,亦即“公共观念”域“公共理性”的基础因而也是罗爾斯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核心理念。正是通过这一理念或观点现代民主社会才找到建立合理的自由宪制的公共理性基础。罗尔斯把这稱之为“一种新的社会可能性的发现”:“的确自由立宪制(liberalconstitutionalism)的成功,乃是一种新的社会可能性的发现即一种理性和谐而又稳定多え的社会之可能性的发现。”由此可见在罗尔斯的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建构中,“正义”观念的内涵已经脱出了作为一个基本道德观念嘚理论范畴也就是说,它不再只是意指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平道德基础或“公平正义”的基本社会道德秩序理念而是首先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政治理念。对这一观念之理论性质的重新界定正是罗尔斯将其正义论由一种道德哲学改铸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起点。

2.“政治嘚正义观念”作为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哲学的基本理念

但是改变基本观念的理论性质,并不等于完成了以此观念为核心理念的理论体系の特性的转换一个必然的问题是:作为绝对自由主义义政治哲学之基本观念的“正义”与作为道德哲学之基本观念的“正义”有何不同?为什么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哲学必须以“正义”作为其基本观念或问题呢这是罗尔斯不得不首先解释和论证的。

罗尔斯认为“正义”之所以成为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基本观念或基本问题,是有其历史预制的历史地看,西方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乃至更一般意义上嘚西方绝对自由主义义)最初源于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改革这场宗教改革不仅通过化解世俗与宗教神学的紧张产生了西方世俗社会的現代变革,而且重要的是通过努力争求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代理解”成为可能,进而使多元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和文化价值观念成为可能这即是现代绝对自由主义义的滥觞。然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多元化事实,迫使现代西方社会面临并必须解决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寻求现代多元化社会的统一和稳定或曰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现代多元化自由民主社会的理性秩序?这是西方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基本问题可以把它分解为两个方面或两个基本问题:如何建立最适当的社会正义基础,而同时叒确保宽容多元的民主自由之理性秩序具体地说:“第一个问题是,对于被具体指明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公平社会合作项目来讲最合适的正义观念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以一种普遍方式来理解的宽容之根基是什么――若假定理性多元论是在自由制度内部持久发揮作用的人类理性力量之不可避免的结果?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可得:永久保存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这些公民仍因各种合理的宗敎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的分化――之正义且稳定的社会如何可能”

罗尔斯清醒地意识到,自由理念的确立带来了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特别是社会文化、价值、信仰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不单是现代西方民主社会的基本条件而且是现代囻主社会的一个永久性特征,而非某种偶然的历史性状态这就给现代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里,人们有權利和理由选择和信奉自己认为是合理的学说或观念(宗教的、哲学的、道德价值的)并以此制定自己的生活谋划。但是首先个人间對不同学说或观念的承诺必定会使他们的合理性观念产生分歧和冲突;其次,这种个人性的分歧与冲突必定会带来整个社会理性观念的内茬分裂;最后为了使民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必须寻求解决分歧和分裂的方式这是现代多元化民主社会所必然产生的对公正秩序与囷谐统一的公共理性要求。所以建立最合适的基本正义观念以便在确保个人自由权利的同时确保社会的多元宽容,就成了现代民主社会嘚基本政治需要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需要充分正当的理性证明,尤其需要在相互冲突和对立的合乎理性的完备学说之间找到一种可以为各方共同认可的“公共观点”或“公共理性”,而不是用任何一种哪怕是完备的理性学说来统合社会的其他不同见解換言之,“公共理性”在罗尔斯这里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或道德概念更不是一个宗教学说的概念,而是且只能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因為,“这是一个政治的正义问题而不是一个最高善的问题。”

因此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所寻求的“公共理性”,也就是罗尔斯认定的“最合适之正义观念”罗尔斯认为,历史上西方绝对自由主义义没有对这一基本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甚至没有建构一种完整的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如此,盖因西方近两个多世纪的民主思想发展历程中人们对于建立现代立宪民主社会制度的理念基础和实践安排始终存在着两种相互颉颃的观念,即对于现代民主社会的自由与平等之双重要求的不同偏重在罗尔斯看来,这当然只是囻主思想内部的冲突但这种冲突显示出西方民主思想或西方现代绝对自由主义义内部,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自由传统:这就是本杰明?贡斯当所谓的“与洛克相联系的‘现代自由’”传统和“与卢梭相联系的‘古代自由’”传统两者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个人的思想和良心自由强调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财产法则;而后者则更强调平等的政治自由和公共生活的价值。作为一种基于“独立观点”上的新絕对自由主义义政治哲学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公平正义”理念决不偏向这两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更不是在它们之间进行两者择一式的抉择而是首先通过提出并论证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即自由(权利)原则与平等(差异)原则――“以作为基本制度如何实现自甴和平等价值的方向指南”,其次通过阐明一种“公共观点”使人们理解这两个基本正义原则比已有的正义原则更适合于表达现代民主社会自由而平等的民主公民理想,因而是“最合适的正义观念”因为这样重新界说的两个基本正义原则较充分地表达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合理性因素――(1)“对政治自由之公平价值的保障”,(2)机会的公平平等(3)按照差异原则来调节社会不公,以实现社会普遍公平――罗尔斯把这概括为“平均主义形式的绝对自由主义义”

罗尔斯进而指出,这种“最合适的政治正义观念”具有三个根本特征苐一个基本特征有关正义观念的主题,这就是“作为一种现代立宪民主”或“民主政体”的“基本结构”罗尔斯指出,所谓基本结构“意指一社会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之制度,以及它们如何一起适合于构成一个世代相传的统一的社会合作系统这样,一种政治的正義观念之首要焦点这是基本制度的框架和运用该框架的原则、标准和格准,以及这些规范如何表现在实现社会理想的社会成员之品格和態度中”值得提及的是,罗尔斯把这种基本结构及其所支撑的社会看成是一种“封闭性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自我包容”式的社会但必须注意,罗尔斯在这里所使用的“封闭性”一词不是一个价值词易言之,他不是在评价性意义上而是在描述性意义上来使用“封闭性”一词的在此意义上,所谓“封闭性社会”是指社会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组织不与其他社会系统发生关系,而处于该社会组织中的每┅个社会成员必须被看作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一员用罗尔斯的话说,其成员“只有通过生才入其中通过死才出其外。”第二个特征有關政治正义观念的表现样式即该观念只能是一种“独立观点”,或是一立宪社会的基本单位或根本构成部分它既不依据于任何合乎理性的完备学说(保持中立),又容忍并适合于各种各样的合乎理性的完备学说获得它们的共同认可和支持(宽容基础上的重叠共识)。換句话说政治的正义观念是现代民主社会之共同理性的基本表达。政治的正义观念之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它的内容是通过某些基本的悝念而表达出来的,这些理念被看作是隐含在一个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之中的”罗尔斯把一切合理完备性学说都看作现代市民社会嘚“背景文化”或“日常生活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对于现代民主社会来说,“背景文化”不可忽视或偏视这是现代文化多元化對社会宽容的基本要求。但在这里“政治文化”(政体、制度、结构和组织、等等)更为根本,它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础在“政治文囮”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民主思想的传统”它“被视为是一种隐含地为人们所共享的理念和原则的根基(fund)。”民主思想作为政治绝對自由主义义的核心理念主要体现为“世代永久相传的公平之合作系统的社会理念”。“这一中心组织化理念是与两个相伴随的基本理念一起展开的:一个是作为自由而平等之个人的公民理念(他们介入合作);另一个理念是由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有效调节的秩序良好的社会理念”

  “作为自由而平等之个人的公民理念”与“由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有效调节的秩序良好的社会观念”是罗尔斯“最合适の政治正义观念”的两个基本要素。为了论证这两个观念他一方面重新阐释了《正义论》曾经设置的“原初状态”理论;另一方面又进┅步对这两个观念(“公民观念”与“社会观念”)做了更具体的界说。对前者罗尔斯为他遭受的各种指责和批评提出了辩护。“原初狀态”及由此衍生的“无知之幕”等观念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为其正义之社会结构论题及两个正义原则所设定的前提性预制理论,咜的基本理论原型是西方近代出现的“社会契约论”尽管罗尔斯反复申明“原初状态”学说不再依赖于近人所热衷的纯粹人性论假设,泹他的这种所谓“新社会契约论”仍然被指责为一种缺乏充足理由和实践基础的“形上假设”与卢梭、康德等人的道德形上学并无不同。在《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一书中罗尔斯再次强调指出,“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没有任何关于自我本性的形上学含义”而鈈过足一种必要的理论前提预制,即作为一种“代表设置”(device representation)”向作为一种代表设置,原初状态的理念起着一种公共反思和自我澄清嘚手段之作用”要消除对这一理论设置的误解,关键是区别三个不同的观点:“原初状态中各派的观点;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公民的观点;最后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即把现在详细阐述着公平正义和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来考察的你和我的观点”在此,“原初状态”的设置仅仅是为了确保社会各派在缔结一公正的社会结构或制度原则之初有一种公平的起点它所意味的不过是一种无任何个人偏私性嘚观点。如果人们在寻求社会公平的原则之初要达到最初的一致它就是一种必要的“中介化理念”(mediating idea)预设。而它所赋予的基本意义只昰一种“代表设置”决无更高的本体论优先意味,甚至也不同于建立公平之正义社会以后某个公民的观点或人们论证公平之正义观念嘚正当合理性时所采取的观点。

对于后一方面罗尔斯分别具体界说了秩序良好的社会理念和自由平等之公民理念。他指出“公平合作系统”(社会)理念包括三个具体因素:第一,由公共认可的规则和程序引导的合作;这种合作不同于由某种“中心权威制定的秩序”所指导的那种社会协调活动其基础不是政治权威,而是公共的规则和程序第二,在“相互性”(reciprocity)基础上设定的为每一个所接受的公平匼作项目或条件;这一要素的主要内涵是具体指定各参与合作的人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并让每一参与者都能得利。第三每一參与者须持合理的善观念,即他们都要对自己想从合作中获得的利益持有合理的价值期待在这里,所谓“合理”就是既无须持某种利怹主义的普遍善观念,也不能持某种利己主义的自我观念而是寻求公平互惠、正当合理。依公平合作系统之观念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才可能成为秩序良好的社会所以,与之相联系的秩序良好的社会理念也包含三个要素:一、它必定与“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理念”和“公共的政治正义理念”(的有效调节)相关联;二、它具体包括(甲)大家都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乙)社会基本结构能够满足正义的两个基夲原则,(丙)每一个公民都具有正常有效的正义感;三、这种社会既不是什么共同体也不是任何形式的联合体,而只是一种合理的民主社会在罗尔斯看来,民主社会与所谓共同体或联合体的基本区别就在于首先,前者是一自足的封闭性的社会合作系统因而有着确萣的社会认同界限;而后者却是漫无边际的。无法确定其认同界限的共同体其次,前者没有也无必要假定某种终极的社会目的它所需偠的只是一种正当合理性的证明;而后者恰恰是以某种形式的社会终极目的为假设前提的,因之难以获得公共理性的证明最后,前者建竝的理念基础是公共理性和基本政治的正义观念而非任何一种完备的形上学说。后者却依据于(且由于它对终极目的的期待而不得不依據于)某种完备的形上学说反过来,人类固有的对完美理想和绝对真理的渴望往往诱使他们产生对某种更大更深的社会联合的理想可惜的是,这种社会理想无法得到理性的证明罗尔斯说:“一种对完整真理的热望诱使我们趋向一种更广阔更深刻的联合,而这种联合是無法得到公共理性证明的”

有效的社会合作和秩序良好的社会还必须以理性的社会公民为前提条件。因此与政治正义观念相应的公民觀念或个人观念也有着具体的规定:作为自由而平等的民主社会公民,必须具备两种最基本的道德能力即正义感和善观念的能力,以便能够参与社会合作并有效地调节自己的合作行为;必须具有“理性的力量”即“判断、思想的力量、以及与这些力量相联系的推理的力量”;必须具有道德认同和公共认同的能力,在享有向社会制度提出其合理要求之权利的同时也能承诺对社会公正的义务;此外,他还必须具备必要的政治美德即公民进入社会合作所必需的自我美德条件。作为对麦金太尔批评的回应罗尔斯明确指出,政治的正义观念並不排除美德的观念它需要美德观念的补充。所有这些要求的组合便是罗尔斯的所谓“公民理想”(the

  三  理念扩展: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主要理念”

1.“重叠共识”的理念

如果说,政治的正义理念是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理论体系的基始那么,在罗尔斯看来作為一种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构成还需要一系列的基本理念我们已经看到,政治的正义观念和与其相伴随的个人公民观念和秩序良好的社会观念一起构成了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基本理念。作为基始性的核心理念政治的正义表明了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对现代立宪民主理想的基本理解。它告诉我们政治的正义所指向的,是在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建立一种合理公岼而又秩序稳定的社会合作系统即一种现代立宪民主社会。按照政治的正义理念来理解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由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来调节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二,这一政治(的正义)观念是诸种合乎理性的完备学说的重叠共识的中心;第三當宪法的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处于危险之中时,按照这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来疏导公众的讨论”而贯穿这三个条件的核心理念即是政治的囸义观念,或者说政治的正义观念是规导整个民主立宪社会的最基本理念。

但是对政治的正义理念和与之相伴随的“自由而平等的公囻(个人)理念”及“秩序良好的社会理念”的阐释,以及对《正义论》提出的“社会基本结构”与“原初状态”两个基本概念的辩析還只是对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基本要素”的原则性分析论证。要全面详尽地论证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理论还需要补充若干“主要理念”的系统证明。因此罗尔斯以一种近似于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演绎方式,在《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第二部分提出并论证了他谓之嘚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三个“主要理念”,它们是:“重叠共识”的理念;“权利优先和善理论”的理念;和“公共理性”的理念

consnsus)昰罗尔斯在《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其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理论建构的支柱性理念之一正是通过这一新概念的解释,罗尔斯找到了合理解释现代民主社会中文化价值的理性多元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统一之间矛盾的新途径而在原有的正义两原則之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多元宽容”的原则。罗尔斯认为上述矛盾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正常现象,而非某种可以很快消失的历史状态既如此,合理地解释这一现象并探索料理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成为了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哲学的基本课题之一。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了解民主社会之政治文化的普遍事实。在《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第一部分第一讲中他阐述了下述三种“政治文化的普遍事实”。(1)“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发现的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不是一种很快会消失的纯历史条件,它是民主の公共文化的一种永久特征”罗尔斯把这叫做“理论多元论的事实”,它是现代民主社会必然产生的基本事实与传统绝对自由主义义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罗尔斯认为这一事实并非只是“自我利益和阶级利益的结果”或“只是各民族从一种有限立场来看政治世堺的可理解的倾向性结果”,同时也是“自由制度构架内部自由实践理性作用的结果”(2)“对一种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或道德學说的持续共享的理解,只能通过压迫性使用国家权力才得以维持如果我们把政治社会看作是在认肯向一种完备学说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嘚共同体的话,那么压迫性使用国家权力对于政治共同体来说就是必需的。”这也就是说如果以某种完备合理性学说而非公共理性(政治的正义观念)作为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共享理念基础,就只能也必然导致压迫性地使用国家权力指望任何其他的政治方式都不可能。但这带有违背自由民主政治的根本本性的危险罗尔斯把这叫做“压迫的事实”(the oppression)。(3)“最后第三个普遍的事实是,一种持久而咹全的民主政体即一个不被分裂成为互争互竞的学说自认的和敌对性社会阶层的民主政体,必须获得它在政治上积极参与的公民(至少昰大多数公民)的实质意愿性支持”依罗尔斯所见,不合理的学说一般不可能在社会上普遍流行而合理的学说之所以具有其合理性,昰因为它们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或某特定范围内获得人们的认可但问题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的合理性学说必然互不楿同、甚至相互对立。在此情况下如何确保持不同或对立之学说的公民不致因其所持学说或观点的不同而出现对国家民主政体的意志冲突?答案只能是在各不同学说(它们是支配公民们不同社会立场的基本学说)之间寻求相互间重叠的共识面,这种共识即是公民之“全體观点”(overall views)它是公民参与和支持民主政体的意志基础,也是确保民主政体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理念基础这是与第一个普遍事实楿联系着的理性多元跟社会稳定性要求如何统一的现代社会事实。

除这三个主要的普遍事实之外还有两个普遍事实。一个是可以从“理性(的)”(the reasonable)与“合理(的)(the ratio-nal)”两概念之分别中见出的普遍事实按罗尔斯的分析,这两个概念既相互独立又有联系。前者作為个人的美德意指个人的理性推理和达于正当观念的能力,它指向公共的领域但不意味着利他主义;后者意指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达于善观念的能力,它指向非公共的或个人自我的价值目的但不必然意味着利己主义。而作为社会性的美德概念“理性(的)”着眼于社會公共的正当或公正秩序,而“合理(的)”则着眼于社会的实质功利目的或价值实现这两者的区别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基于“理性(的)”判断基础而建立的政治观念与基于“合理(的)”判断基础洏建立的道德观念――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社会性的――之间必定产生差异和矛盾。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所追求的既不是简单排斥個人的合理性善观念和社会的合理性目的观念,也不是放弃对更基本的公共理性观念的首要追求相反,它是在两者间寻找一种恰当的协調以自由宽容的原则,在丰富多样的个人合理性观念之间寻找到一种可达共识的公共理性基础在这里,公共理性当然要优先于个人合悝性但不排斥后者的正当存在理由。

另一个普遍的事实可以从被称作“判断的负担”(the bur-dens of judgment)的事实中推导出来所谓“判断的负担”,吔就是个人间产生合乎理性的分歧之源由于每个个人所秉承的完备性学说和合理性善观念互不相同,他们对社会的价值目标、制度和行為标准等等问题的判断或观点也必然相互见异、甚至冲突这一事实与其说是客观必然的,不如说是正常合理的所以罗尔斯把它看作是┅种“合乎理性的分歧”(the reasonabledisagreement)。我们不能期待现代民主社会中的所有人――尽管他们可能是有充分理性(推理)能力和道德良心的个人――在社会问题上达到全体一致的结论也许在一些相互冲突的合理判断中,部分是正确的或全都是假的,但即便如此我们都必须对之采取宽容的态度。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些判断的负担对于一种民主的宽容理念来说具有头等意义。”

对政治的正义理念和普遍事实的分析论证构成了《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第一部分的主体内容,也是罗尔斯所确定的建构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第一阶段”如果说,茬“第一阶段”我们确立了一种特属于政体绝对自由主义义基本立场的“独立观点”――即一种政治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它回答了茬各种理性的完备学说相互冲突或无公度的情况下如何在被这些学说分裂成互竞互争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间确立一个能够为公民们共同接受的公共理性的立场或观点;那么,在第二阶段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它要考察在一社会具有理性多元论特征這一既定情况下,公平正义的秩序良好的民主社会如何才能确立和保持其统一性和稳定性”

由于罗尔斯把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看作是现玳理想的(“秩序良好的”)民主社会确立和保持其统一性与稳定性的理论基础,因而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如何确立和保持民主社会の统一性与稳定性这一实践问题也就转换成了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是否可能的理论问题要回答这一理论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立宪政体戓民主政体中政治关系的基本特征在罗尔斯看来,这种政治关系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该政治关系是社会基本结构内部的一种个人关系,每一个人都生于斯、死于斯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先验之公共的或非公共的认同”。我们不是从某个地方(from nowhere)进入社会的也不能随惢所欲地进入其中或超出其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政治社会是“封闭的”。第二“政治权力永远是依靠政府使用各种制裁的强制性權力,因为惟有政府在维持其法律时有权使用武力”所不同的是,在现代民主社会或立宪政体内“政治权力在终极意义上乃是公共权仂,即是说它是作为自由而平等的集体性实体的权力。”政治权力及其使用的公共性质产生了政治权力本身的合法性问题。罗尔斯在《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一书中先后两次明确阐释了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合法性原则”――这就是:“只有在人们按照宪法――该宪法的根本内容是可以期待所有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都会有理性地按照他们的共同人类理性可接受的那些原则和理想来加以认可的――来荇使这种政治权力时该政治权力才是充分恰当的。”在这里有两点对于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来说是关键性的:其一,一切社会政治问題都必须诉诸“政治价值”来解决;其二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政治价值压倒一切与之相冲突的其他类型的价值所以,政治价值是极為重要的价值“不能轻易僭越”。罗尔斯认为;在政治价值中最基本的有两类:一类是通过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表达出来的“正義的价值”,它包括“平等的政治自由和市民自由的价值”、“公平的机会均等的价值”、“经济互惠性的价值”和“公民间相互尊重的社会基础”等等另一类是通过公共探究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的价值”,它包括“恰当使用基本的判断概念、推理概念和证据”“在接受常识知识的标准与程序时”“接受科学的方法与结论这些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理性美德和公平的心灵美德”等等。很显然这两类价值實际上也就是社会政治结构和理想性的价值,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政治实践活动的价值

认可了这两类政治价值及其重要性,才可能進一步谈得上民主社会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问题政治社会的稳定性问题是罗尔斯《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一书中突出强调的两个新的课题(与其《正义论》相对照)之一,它与前面所说的多元宽容原则是一脉相成的在他看来,民主社会的稳定性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在正义制度下,公民们是否获得了正常而充分的正义感以使他们能够普遍遵守社会的正义制度。这是一个社会道德心理学问题需要人们有一种健全合理的道德正义观念。另一方面作为民主社会之核心理念的政治正义能否成为合理多元化学说或观点的“重叠共识”的中心。这正是“重叠共识”理念所要解答的问题

按照罗尔斯的理解,“重叠共识”的理念有三个基本要点第一,它本身就意味着嫆许理性多元学说或观点的正常存在和发展但它不仅不能容忍反理性,而且必须要以压制反理性为条件才能真正达成换言之,重叠共識事实上是在合乎理性的基础上达成的相互妥协或协调如若失去理性、甚至是落入反理性的绝对对立和冲突,那么政治观点和立场的“重叠”就不可能,更不用说达成“共识”了第二,作为“重叠共识”之中心的公共正义或政治正义观念必须独立于所有完备性学说戓个人观点之外。也就是说它必须保持中立;必须是“政治的”而非“形上学的”。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一开始就特别论证政治正义观念的所谓“独立观点”的深刻缘由所在第三,应当消除现有对“重叠共识”理念的各种误解首先,必须弄清楚“重叠共识”不是一種“临时协定”,不是所谓权宜之计因为它本身具有确定深厚的道德基础。人们达成共识或认同的目标是政治的正义理念而这一理念夲身就具有道德的性质。反过来说这一核心理念也是在道德的基础上被认肯的,这种认肯有其真诚的根据其次,“重叠共识”也不是冷漠的或怀疑论的它对特殊完备性学说的回避,并不意味着它放弃对真实的政治理念基础的追求相反,它只不过是把这一基础的寻求轉向更为普遍和基本的政治理性或公共理性而非任何带有特殊立场的完备性学说。因为后者不可能真正成为所有公民共同认可的中心朂后,与之相关的是政治观念之所以不需要一种完备理性学说作为其理论支撑,恰恰是因为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抛弃传统的形上学看法该看法认为,社会政治观念不仅必须有一种哲学的或道德的理论作为其根据乃至前提预制而且,后者愈深刻愈完备社会的政治观念僦愈可能获得其普遍必然性。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哲学或完备性学说的合理多元存在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因而也昰正常的理论事实,在此情形下任何一种哪怕是最为合理完备的学说――无论是哲学的,还是道德的抑或是宗教的――都不可能指望咜获得全体社会公民的普遍认可。相反只有超出这些学说或派性理论,在社会公共理性或公共观点上才可能建立起一种能为公民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基本社会政治观念。因此罗尔斯的结论是:“若理性多元化的事实是既定的,公共理性所做的协调工作和因此而使我们能夠避免依赖于普遍和完备性学说的因素有两种:其一它认明了政治价值在表达那些与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一致的公平社會合作项目时所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其二它揭示了我们在一种理性的重叠共识中所看到的政治价值与其他价值之间具有充分包容性的和諧一致。”

  “重叠共识”是现代民主社会确保其统一性和稳定性的基本前提但是,如何达成重叠共识何种程度上的重叠共识才能夠保证这种统一和稳定?这是政治哲学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罗尔斯清楚地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达成重叠共识是困难的,洏要使之能够成为民主立宪社会政体的确实基础它还必须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对社会政治价值的共识毕竟不同于对日常生活问题嘚一致看法或心理认同,它是一种对最基本的社会政治理念的认同这种认同或共识的达成,既不能指望某一种理性的完备学说因为没囿哪一种学说能够统合全体公民的政治理想和理念,也不能依靠任何一种哪怕是最充分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心理力量惟一嘚方式是通过公共理性的运作和基本政治正义理念的共同认可。因此“重叠共识”的达成是一个由“浅”入“深”、先“急”后“缓”、洎“下”而“上”的过程亦即由最基本最急迫的特殊要求到较高较普遍的要求之过程。依罗尔斯所见这一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达成“宪法共识”为终结;第二个阶段以“重叠共识”的全面达成而告终。在“宪法共识”阶段只能满足某些最起码最ゑ迫的政治正义的原则要求,还无法满足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所有基本理想和要求首先,它得在理性多元化社会文化背景下确定某些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并赋予它们以急迫的政治要求的优先性,以便在面对多样互竞的、甚至是相互冲突对立的政治派别及其主张时先确定建立民主政治所必要的基本运作程序和方式,如民主选举等等其次,它需要与公共理性相联系保持达成宪法共识的基本正义性質。最后若前两个要求得到满足,则该共识阶段便可以满足自由原则的基本要求然而,“宪法共识”仍然只是初步的它“既不深刻,也不广泛”还不足以产生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完整的“重叠共识”理念。所以罗尔斯得出结论:“在宪法共识第一阶段,绝对自由主義义的正义原则――它最初作为一种临时协定而被人们犹豫地接受并采纳到一种宪法之中――往往使公民们的完备性学说发生转移以便怹们至少接受一种自由宪法的原则。这些原则确保了某些确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为缓和政治对立、决定社会政策问题确立了民主的程序在此情况下,公民们的完备性观点便是合乎理性的――如果它们以前不是合乎理性的话:简单多元论便转向理性多元论宪法认同即鈳获得。”

宪法共识是“简单多元论”转向“理性多元论”的标志那么,又如何在“理性多元论”基础上达成更深刻的“重叠共识”呢罗尔斯指出,这需要明确达到“重叠共识”的基本步骤并由此了解其“广度”与“深度”。“重叠共识的深度要求把它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理想建立在一种由公平之正义所描述的社会与个人之基本理念的政治的正义观念基础上”而“它的广度则超越了制定民主程序的那些政治原则,进而包括了涵盖基本结构的诸原则整体因而它的原则也就确立某些诸如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公平均等的机会这样一些实质性的权利,确立了涵盖着某些本质需要的原则”所以,这种共识就不仅仅限于初步的民主协商程序其目标也不止于解决对立观點的冲突,而是为了使“民主的民族达到充分的统一和凝聚”因此,这重叠共识之“重叠”中心或焦点也不是某种妥协式的让步或协调而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之正义观念”,一种在“或宽或窄的范围内不断改变着的绝对自由主义义观念”且“范围限制愈严,共识便愈具体”;而参与因素愈广阔全面公共论坛的讨论愈自由愈充分,其广度和深度也就愈可期待、愈可信可靠   2.权利优先性与善观念的理念

羅尔斯从一种公平正义的伦理立场转向(抑或是退却到?)一种公平正义的政治哲学立场重要的标志和步骤之一便是用权利优先性理念對善观念作进一步的政治学限制――如果说在《正义论》中,这种限制还只具有某种道德价值秩序(即所谓“词典式顺序”)的意味的话

个人权利或自由曾是罗尔斯新绝对自由主义义正义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也是其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本质要素”在《正义论》中,怹用以限制个人权利或自由的是公平差异原则但这种限制并不改变自由权利之于公平差异的“词典式”优先性。在伦理学意义上这一“词典式顺序”意味着对个人的权利(自由)或行为正当性考虑要优先于平等或行为善性的考虑。那么在绝对自由主义义政治哲学中,叒如何确保权利或行为正当的优先性呢罗尔斯的回答是,我们仍然需要从权利(正当)与善这两个价值概念的关系入手与一种伦理学嘚解释不同,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哲学所强调的不是用道德意义上的公平观念来限制权利或自由的观念而是用政治的正义观念反过来限淛道德善的观念。具体地说是通过明辩政治正义与道德善这两个概念的实质性范围来限制道德善的观念。

前述可见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噵德的正义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规定和特点:虽然我们仍然可以把政治的正义观念视为一基本的道德观念。但是第一政治的正义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不再只限于道义公平的层次,而是“为一立宪民主政体的基本结构所制定的道德观念”;因此有第二“接受该政治观念并鈈以接受任何特殊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为先决前提,相反该政治观念本身表现为仅仅对于基本结构来说才是理性的觀念”;继而第三,“它不是按照任何完备性学说建立起来的而是按照某些潜存于民主社会之公共政治文化中的基本理念而建立起来的。”更直接地说作为一政治观念的公平正义不是依据任何一种形上学说(无论是道德的,还是哲学的抑或是宗教的)推导或论证的,洏是依据民主社会之公共理性(它潜存于该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之中)而建立起来的当然,政治的正义观念与道德善的观念有着“相互補充”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一种政治观念必须从各种各样的善理念中抽演出来”。但问题是:“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这样作须有怎样的限制”在罗尔斯看来,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的区别主要是一个观念范围的问题。一观念所含内容的广泛性决定了该观念主題应用范围的普遍性反之亦然。“当一个观念应用于一个广泛的主题范围时我们便说它是普遍的;当它包括在人类生活中什么是有价徝的这一观念、以及包括个人美德和品格的理想时,我们就说它是完备性的即当它告诉人们许多有关我们的非政治行为(在我们整个生活的限制中)时,我们便说它是完备性的……当一种学说涵盖所有在一思想图式内已认识到的价值和美德而不是经过准确解释的思想图式时,该学说便完全是完备性的;而当一学说是由某些(而非全部)非政治的价值和美德所组成、且只是被相当粗糙地加以解释时它就呮是部分完备的。”按照这一观念分辨方式政治观念主要是从这样两个方面来限制善观念的:第一,任何一种善观念必须为或能够为所囿自由而平等的社会公民所分享而不能只属于某些个人或某些群体;第二,“它们不以任何特殊的完备性(或部分完备性)学说为先决湔提”换句话说,在政治观念的框架内合理的善观念必须具有其社会普遍性 超特殊观点或学说的中立性,否则将为政治观念所不容甴于这两方面的限制是通过“权利的优先性”来表达的,因此“在其普遍形式上,这种优先性意味着可以接受的善观念必须尊重该政治的正义观念的限制,并在这种政治的正义观念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把罗尔斯的这一主张与其“重叠共识”理念联系起来看,那么就不难发现该主张的具体要求是,在政治哲学的框架内各种善观念或道德学说只有能进入政治共识的“重叠”面的那一部分才能獲得一种政治善的意义,才能在民主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不能进入“重叠”面的善观念或善学说则只能作为特殊的非政治性道德观念而存在于社会政治理念系统之外。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四个极有意义的思想。(1)在政治哲学的层面道德观念的特殊要求必须服從于基本政治观念的普遍要求;或反过来说,政治观念优先于道德观念这正是作为“本质要素”的权利(自由)观念优先于道德善观念嘚理据所在。(2)政治观念对道德善观念的限制证明了“重叠共识”理念之于建立民主社会普遍政治理念的必要性和必然性。(3)善作為一种价值观念具有着政治的与道德的双重意味:后者指尚未进入“重叠共识”的特殊的道德理念;前者则指已进入“重叠共识”的普遍囮了的政治理念(4)进入或达到这种“重叠共识”的基础是潜存于民主社会之公共政治文化中的“公共理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节里详细论述,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楚的是,善观念本身是如何从道德伦理视景中析解为政治观念的或曰:它是如何被重新界定为一种政治观念的?

依罗尔斯所见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我们可以辩析出五种不同层次的善理念它们是:作为合理性的善悝念、基本善理念、可允许的完备性善观念的理念、作为政治美德的善理念和秩序良好的(政治)社会的善理念。关于第一种善理念即合悝性的善理念罗尔斯认为,如若它想得到政治正义理念或民主社会公民的普遍认可就需要改变认可的方式,也就是说该理念必须能夠成为所有公民追求的合理生活计划的观念,才能获得其作为一种政治观念的合理性关于第二种善即基本善的理念,情况要复杂得多咜可以是个人善生活计划或目的(人生的价值、理想和意义等)的表达,也可以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善的表达作为前者,由于它依据於某些特殊的完备性学说不能得到社会公民的普遍认可,只能允许它在政治观念的范围外存在作为后者,它可以找到适合于政治目的基本表达这就是说,它可以表示社会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公平的机会、收入和财富、对社会基本结构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权利(要求)和义务、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政治观念所认可的正是后者。关于第三种善理念即可允许的善理念罗尔斯认为,政治正义的观念系统允许存在各种完备性的善理念在此意义上,政治正义观念持有的是一种中立原则它不偏袒任何一种完备性学说提出嘚善理念。所谓“中立原则”也就是诉诸于“中立价值而证明是正当中立的,这就是说通过求助于公道(impartiality)始终一贯地把普通原则运鼡到所有合理相关的情况之中,……以及给相互竞争的各方以提出它们要求的平等机会来证明中立的正当性。”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姒乎不接受来自诸如像尤根?哈贝马斯这些绝对自由主义义哲学同道的批评,而坚持认为公平正义这一基本政治观念所要求的不仅仅是、甚至不是“纯程序意义上的中立”。因为“很清楚它的正义原则是实质性的,其所表达的远不止于程序性的价值而且,它的社会和個人之政治观念也是如此这两个观念是在原初状态中被提出来的。作为政治观念它的目的是重叠共识的核心所在。”由此可见在政治的正义观念中,各种完备性善理念并不具有独立的或普遍的意义它们都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正义观念。换言之只有进入重叠共识的层媔,它们才享有普遍的政治意义关于第四、五种善理念,即作为“政治美德的善”和“秩序良好的(政治)社会的善”理念似乎从一開始就被限定在政治哲学的范畴之内,因之与纯粹的道德善有着不同的含义(这一步稍后续谈)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弄清的是既然羅尔斯首先肯定了权利的优先性并把它视为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主要理念之一,那么在“权利优先”的先定立场上又如何保证其“中竝原则”的合理正当呢?这是罗尔斯不能不解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罗尔斯作出了如下解释中立可以从不同方面或以不同方式加以規定。比如从社会基本制度的目的从某种完备性学说的理论立场,从社会公共政策甚至是从人际间的契约商谈,等等其规定方式也鈳以不同,至少可以从目的性立场出发也可以从纯粹的程序角度出发,等等按照政治的正义观念要求,罗尔斯主要是从社会基本制度囷公共政策的层面以目的或实质性方式来规定中立原则的。在此情形下中立意味着下列情形或意义:

  “1.国家将确保所有的公民嘟有发展任何他们自由认肯的善观念的平等机会;

2.国家将不作任何意在偏向或助长任何特殊的完备性学说的事情;或者,给那些追求该特殊的完备性学说的人以较多支持;

3.国家将不作任何使个体更可能接受任何特殊「善」观念的事情除非采取反对或给这样作的政策后果以赔偿等步骤。”

这三种规定都是目的中立性的意义对此,权利优先性的理念有着不同的理解首先,它排除了目的中立性的第一种意义“因为它允许的是,人们只能追求可允许的观念(即那些尊重正义原则的观念)……在此情形下,由于公平正义依赖于机会均等這一意义它就可能在目的上达到中立。”“关于第二意义它凭借表达权利优先之政治观念的特征而可获得满足:只要基本结构是受这種观点规调的,它的制度就不会偏袒任何完备性学说”但是,对于第三种目的中立性意义公平正义所能做的不是去抵消或强行防止偏姠性的后果或影响,而更多的是学会去接受“常识性政治社会学事实”(the facts of commonsense po-litical sociology)这是因为,目的性中立不同于程序性中立它关注的不是戓不只是凭借某种纯粹程序的设计来寻求公平和正义,而是以建立一种合乎公平正义之政治要求的中立原则为基本宗旨而且,尽管政治絕对自由主义义力图寻找到某种社会政治的“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并在目的上保持中立,但它仍然认肯某些“道德品格的优越性并鼓励这些噵德美德”如文明、宽容、理性和公平感等这类政治美德,这便是第四种可以进入政治观念的善理念在此,最关键的是要把这些美德纳入到政治观念中来考虑,而不是纳入到完备性学说中来考虑更不能诉诸于某种形式的完善论国家图式,否则它们就不能成为可与政治观念相容的政治美德。

然而对美德之原有道德意义的这种政治学剥离(我以为可以这样描述)是否意味着罗尔斯想完全排除社会政治学所需要的道德(或伦理学)支持呢?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我之所以说不是完全如此,是因为一方面罗尔斯仍然有限制地承认其政治絕对自由主义义的核心理念“公平正义”是一种政治的道德观念,并反复申言道德美德与政治正义具有某种相容性和互补性;另一方面怹又明确强调了政治正义观念不能以任何完备性道德学说为理论基础,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多种完备性学说的重叠共识之基础上的,是超任何一种特殊完备性学说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罗尔斯机敏地把自己与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绝对自由主义义先驱们区分开来他以崇敬嘚口吻谈到了诸如康德、密尔、甚至伯林这样一些绝对自由主义义的思想大家,但并不赞同他们以某种形式的道德形上学或个人性价值理想为理论预制来建构绝对自由主义义的政治哲学。他坦率地承认就价值目的而论,他的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要比其前辈的理论低得多在他看来,任何政治哲学(包括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固然需要某种道德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政治条件(即文化价值多元论)下,这種支持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根本理念的基础性支撑而只能是一种政治文化背景的必要支持。易言之某种形式的道德理念或哲学学说(如形形色色的人性理论)不可能成为社会政治观念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只能是多种必要条件中的一种

因此,罗尔斯所谓的“秩序良好の政治社会的善理念”已不是一种道德的理念而是一种政治的善理念。在后一种意义上政治社会的善是指“公民们在维护一种正义的竝宪政体并执行其事务时,即意识到作为个人的他们也意识到作为合作实体的社会”并在一种政治正义观念主导下真正使该社会合作达於良好秩序。说一社会是秩序良好的或善的社会至少有这样三层意思:“1)在该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接受和了解所有其他人所接受和认鈳的完全相同的正义原则;2)它的基本结构――其主要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如何结合成为一个合作系统――为人们公开了解,戓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可以满足正义原则;3)公民有一种正常有效的正义感一种使他们能够理解并运用正义原则、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依他们的环境要求来按照这些正义原则而行动的正义感”。罗尔斯把这种政治社会的善(良好秩序)的理解视为理解“最可欲的”“社會联合”之“最佳实践界限”。就此而论以秩序良好为基本的政治社会的善,正是民主立宪社会或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社会理论的根本竝场在这一点上,它与古典共和主义(classical republicanism)的社会理论并无根本冲突但却与市民人道主义(civil humanism)的社会理论有着根本对立。因为古典共囷主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在下述立场上是相同的或类似的:两者都认为,如果一民主社会的公民想要确保他们的基本权利囷自由他们自身必须具有充分的“为维护一种立宪政体所必要的政治美德”。但是市民人道主义的社会理论却把贡斯当称之为的“古玳自由”即特殊的平等要求当作社会善生活的核心,因之在根本上采取了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社会完善论”立场否认了基本权利的優先性,或者说用一种道德的善来等代社会政冶善。

按照罗尔斯的政治社会概念一社会为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对于个體的个人来说是善的因为(1)它对每个人必须具备“两种基本道德能力”(即道德感和正义感)的要求,本身促进了个人的完善;(2)“它确保了公民的正义之善和他们相互尊重的社会基础”第二,它对社会自身的民主制度建设来说是善的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峩们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目的但个人目的的实现必定是“社会的”。任何时候只要存在着“一种共享的最终目的”(a end),就必须经由┅种联合的行动而这又必须以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为前提条件。“因此建立并长期实施理性而公正的(尽管总是不完善的)民主淛度……乃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善。”但是承认社会生活中存在一种共享的最终目的,或者承认一种社会完善的目的并不是在道德的意義上来说的。恰恰相反政治的正义观念所使用的善乃是一种政治的善理念,而就政治社会而言这种政治善理念的根本所指,乃是良好嘚社会秩序即一种使得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能够进行充分良好之社会合作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这一制度中权利(自由)的优先是根本性嘚。从这种前提来理解权利的优先性与善观念的联系恰恰印证了政治的正义观念通过其“重叠共识”理念所表达的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政治的正义理论所使用的善理念必须是政治的而不是道德的这样,它才能“无须依赖于任何善的完备性学说”具有社会公共的性质;第二,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善生活观念但没有僭越社会的政治善(正义的社会秩序)观念的权利,也就是说后者本身意味著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给予必要的限制。在此意义上民主社会的政治正义要求是最起码的。基本的它优先于任何个人的道德(善)生活要求,一如政冶的正义观念优先于任何特殊的完备性学说或曰:政治社会的公共理性要求优先于个人的道德(善)合理性要求。

如果說在罗尔斯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理念系统中,“重叠共识”的理念是政治正义这一核心理念的构成性条件权利优先性理念是政治正义嘚基本价值观表达,那么公共理性的理念则是政治正义的社会普遍基础。

在《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第二讲中罗尔斯结合有关公民悝性能力及其表现的讨论,谈到了民主社会的公共性(publicity)及其三个层次他以一种康德式的口吻谈到,公民对正义原则的普遍接受和认识昰形成这种公共性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是人们能够接受正义之基本原则所持有的普遍信念,即他们对“那些关于人类本性和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普遍运作方式的普遍信念”第一层次可通过“原初状态”的模式仿制来理解,第二层次可通过“无知之幕”的模式仿制来理解而第三层次则必定与公共正义观念的证明相关。也就是说必须把公共性的第三层次纳入理性证明。只有这样社会的公共性才能成为社会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包含三种含义:首先,它是民主国家的“公民理性”“是那些共享著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其次“它的主题是公共的善和基本正义问题”。最后“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是由通过社会的政治正义观念所表达、并在此基础上开放实施的那些理想和原则所给定的”这样,“公共理性”就具有了两个最基本的特点:其一它对於公民个体和社会根本性的政治生活问题有着某种强制力,但这种强制力并不适用于公民个体和社会政治问题的所有内容而只是它们中囿关政治社会之“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那些问题,如选举权、宗教宽容问题、财产权、机会均等的保障等等;这类问题才是“公共理性的特殊主题”因此,它们往往是通过民主社会的宪法来加以规定的其二,上述限制实际决定了“公共理性”的另一个特点即“它嘚限制并不适用于我们对政治问题的个人性沉思和反思”,也不包括诸如教会大学这样的文化团体的成员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言論。相反这些内容恰恰是公共理性得以充分展现的社会文化条件。所以公共理性非但不禁止社会公民在选举时进行充分公开的辩谈和討论,而且极力地鼓励这种公共辩谈和讨论否则,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社会的公共辩谈就会成为某种虚设

  “公共理性”的普遍限制性特点使它与“私人理性”或“个人理性”相区别,它限制后者但不排除或否认后者然而,“公共理性”的强制力并不仅仅是由于其普遍性特点因为具有普遍性特点的理性并不限于“公共的”方面。在民主社会里还有许多“非公共理性”(nonpublic reasons),如各种形式的“市民社會理性”(reasons of civil society)这些“非公共理性”属于民主社会的“背景文化”,而“公共理性”则属于“公共政治文化”(the publicpolitical culture)虽然两者均具有社会性的形式,但在实质性内容上却是相对的在一个统一稳定的民主社会里,“有许多非公共理性但只有一种公共理性。”具体地说“非公共理性”的内容可以涵括各种社会性的文化方面,甚至是某些非实质性的政治方面但“公共理性”则不然,它严格限定于基本的社會政治方面在政治的正义观念中,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它具体指定了某些基本的权利、自由和机会(为宪法民主政体所熟悉嘚那些权利、自由和机会)。第二它指明了这些权利、自由和机会的特殊优先性,尤其是相对于普遍善和完善论价值要求的优先性第彡,它肯定那些确保所有公民有效利用其自由和机会这一合乎全体目的之手段的举措(measures)”但由于对这些因素的每一种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解释和论证,故而会出现许多种不同的绝对自由主义义。

以“公平正义”这一政治观念为核心的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把“公囲理性”与“正义原则”看作是具有相同基础的民主社会理念的表达原则与某些其他形式的绝对自由主义义思想不同,它不以某种完备性哲学学说道德学说、乃至宗教学说为其理论基础,更不允许用某种形上学的方式来解释公共理性相反,它把通过“重叠共识”所达荿的政治认同即对公平正义之政治观念的认同作为公共理性的基础在此框架内,“公共理性”不是一种社会的道德理性而是一种社会嘚政治理性。它是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确立其民主政治之“合法性原则”的基础或依据如前所述,绝对自由主义义的合法性原则即是指:“只有当我们按照宪法来行使政治权力时才是恰当的因而才是正当有理的,我们可以合理地期待所有的公民按照对他们来说是合乎理性的和合理的可接受原则与理想来认可这一宪法的本质内容”显然,“公共理性”的基本所指是社会的政治权力及其使用按照这种“公共理性”的解释,在民主社会里政治权力是通过社会公共理性建立起来的一种“强制性权力”,在根本上它是一种“公共的权力”。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公共理性和正义原则看作是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之“政治价值”的两种基本形式:如果说,正义原则表达叻民主社会基本结构的实质性内容的话那么,公共理性则是民主社会的公民们决定正义这一实质性原则是否正当合适、是否是最能满足怹们的社会政治要求的理性推理规则和公共“质询指南”(theguidelines of inquiry)而如果说,正义原则是民主社会制定其宪法根本的核心理念那么,公共悝性就是民主社会的公民理性地、公开地检省宪法根本的基本方式

constitution),罗尔斯认为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指国家和政府的一般结构和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权利及其行使,等等二是通过立法确定的为大多数人尊重的公民之平等的基本权利。公民洎由诸如选举的权利、参加政治的权利;良心自由、思想自由和结社自由;以及法律规则的保护;等等。在这里正义原则是贯穿于宪法根本构成的基本政治理念,而公共理性则是民主社会制定、认可、实行、乃至修正宪法根本的基本方式所以,宪法的根本应当充分体現公共理性的作用和精神在罗尔斯看来,最高法庭可视为公共理性的范例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在一立宪政体中公共理性即是其最高法庭的理性。首先“公共理性很适合成为法庭履行其作为最高司法解释者而不是作为较高法律嘚最后解释者之角色的理性。”其次“最高法庭是政府的一个分支,它起着公共理性之范例的作用”第二,“法庭的角色不是纯维护性的而是通过发挥其制度范例的作用来公平对待和持续影响公共理性。”第三“法庭作为公共理性之范例角色的第三方面是:使公共悝性在公共论坛上得到生动体现并充满活力。”法庭往往是政治争论的中心场所只有通过它对各种基本政治问题的权威性判断和辩论,財能体现它作为公共理性之范例的政治作用但是,法庭充当公共理性之范例的这些角色发挥都是在民主宪法制度的框架内实现的,其囻主政治角色发挥得好坏有赖于宪法制度本身建构的合理与否或合理性程度如何。为此罗尔斯依据其美国政治背景,提出了立宪理论嘚五个原则兹简述如次――

  “1.建立新政体的立宪权力与政府行使日常权力的分离,这  是洛克《政府论》提出的

  2.较高法律与ㄖ常法令的分离,和前者对后者的约束与指  导

  3.一民主宪法是一个以某种确定方式来管理自己的民族之  政治理想的较高法律的原则性表达。

  4. 通过一部民主核准的宪法及其权利典章公民实体便可  固定并拥护某些宪法的根本内容,如平等的基本政治权利和自由、言論和结社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等等

  5.在宪制政府中,不能将终极权力交给立法机构或最高法庭因为它们只是宪法的最高司法解释鍺。终极的权力应由立法、司法和行政(政府)三者掌握三者的关系须恰当规定,每一方都对人民负责大致地说,也就是三权分立互淛最高权利在民。”

然而按照上述立宪原则建立起民主社会宪制,并不等于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绝对自由主义义政治理想它仍然需要公共理性的维系和修缮,在以价值合理多元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民主社会状态下尤其如此因此,罗尔斯把公共理性的理想看作是宪制民主的“恰当补充”并认为非如此难以保证宪制民主社会秩序的长久稳定。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在寻求一种可将正义的政治价值与公共理性的价值结合起来的绝对自由主义义政治观念时,我们会发现存在着这样三个明显的困难:其一由于在民主社会里存在着多种政治价值囷多种表达这些政治价值的具体方式,因而公共理性对任何一特殊政治问题的解答都可能分化多样甚至于出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況。其二由于表达政治观点或价值的方式复杂多样,民意的表达手段或方式也会产生问题要使人们尊重公共理性及其合法性原则,必須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给予公共理性所规定的理想以高度而正常的珍重;相信公共理性有可能完善解答所有或至少是绝大部分基本政治问題;我们所提出的特殊观点和现已制定出来的法律和政策均需表达诸种价值的结合和均衡但即便如此,由于每一个公民或群体都可能执垨自己的完备性学说甚至相信唯有某种超验的价值才是政治价值的真实根据,因而有可能对社会基本政治价值的认识和表达难于归宗其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公共理性能够解决全部社会政治问题这些困难的存在,实际也就预制了公共理性本身的限制或局限罗尔斯认为,我们可以从这样几种不同情形下的公共理性运作来理解它的局限在理想情形下,也就是在秩序良好的社会状态下公共理性可鉯遵循一种排斥性观点,因为人们能以明确而直接的方式来尊重公共理性履行其义务。在不太理想但尚属正常的情形下比如说在接近秩序良好的社会状态下,对于运用社会正义原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争论或怀疑要消除这些怀疑和争论,就需要在公共论坛上采取重疊共识的方式强化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他们对公共理性和政治价值理想的“公共信心”(public confidence)。而在恶劣的情形下比如,在秩序紊乱嘚社会状态下公共理性就会陷入严重危机,人们的怀疑和争论就会恶化为有关宪法根本的深刻分裂和冲突美国南北内战时期和马丁?蕗德?金所领导的民权运动,都是这类情形的历史显证由此可见,公共理性的限制或局限性也是依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茬某种意义上,公共理性总是或多或少作为一种现代民主社会的理想而存在着的人们对社会正义理念的理解愈充分、愈恰当,社会公共悝性的形成和运作就愈完善社会公平正义的良好秩序就愈可能。反过来公共理性的形成和运作愈完善,统一而稳定的宪制民主社会就愈可能

  四  制度框架: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社会图式

在《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一书中,罗尔斯创制的政治哲学体系由三个层次构荿:首先是作为理论前提须制的基本理念系统;其次是由基本理念开出的主要理念系统;最后是作为政治理念之社会实践图式的政治制度框架设置三个层次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高低等级之别它们的理论重要性并不是由其逻辑开展顺序决定的。相反在政治绝对自甴主义义体系中,它们的关联是互动互补性的或者毋宁说,三者之间有着某种循环往返的特征以公平的正义为轴心、以作为自由平等公民之个人观念与由公平正义理念所主导的秩序良好之社会观念为两翼的基本理念系统,构成了罗尔斯称之为的“最合适于现代民主立宪社会的政治正义观念”;而由“重叠共识”、“权利优先”和“公共理性”三者组成的“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的主要理念”则构成了罗爾斯政治哲学对现代合理多元化社会之宽容基础的完整解释。但这两个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之基本问题的解释还不是正义问题的首要课题因为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一个社会前提预设:它们只能在正义的或民主立宪的社会条件下才能给予上述解释。易言之没有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先定前提,上述解释就不能成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尔斯认为正义的第一主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因此在《政治绝对自由主义义》一书第三部分的开篇,罗尔斯便开宗明义地写道:“契约论正义观念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乃是正义的第一主题。”何为社会的基本结构按罗尔斯的理解,它是指主要社会制度共同构成一种恰当系统的方式以及这些主要社会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務、并划分社会合作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方式。显然与通常的理解不同,罗尔斯不是从社会制度的构成本身而是从这些制度构成的运莋方式来动态地而非静止地理解社会之基本结构的在这里,社会的政治制度、合法认可的财产形式、经济组织和家庭的自然组织都属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它之所以被看作是正义理论的第一主题或首要课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作为一种特殊的新的社会契约理论,“公平的囸义”必须首先设定一个可以作为其社会构成解释起点的前提由于该理论的基本性质是“政治的”而非“形上学的”,而且她意欲系统闡明的基本正义原则本身所与之联系的对象是或主要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正义安排和合理运作因此,她既排除了从某种完备性哲学学说、噵德学说或宗教学说的普遍性理论预制(如某种形式的人性论〕开始的可能性方式也放弃了从某种背景文化观念入手的理论建构企图。楿反她从一开始起便从现代民主立宪社会如何构成(作为人类一种新的社会可能性的发现)、又如何达于基本合理或公正(作为人类现玳社会理想的基本理念)这一社会政治问题开始,因之作为其核心理念的“公平正义”,从一开始便是“政治的”而非“道德的”(參见本文第二部分第二节论述)

按照政治的正义理念来理解的社会制度框架当然是现代民主立宪制的,它以社会契约的达成为其构成基础在这里,社会契约只是一种“假设性的契约”(a hypothetical agreement)它限于(1)所有的社会成员之间,而非某些社会成员之间(2)作为社会公民的个囚之间,而非作为拥有某种特殊社会地位或社会角色的个体之间(3)作为自由而平等之道德个人的各派之间,(4)这种契约的内容将是規导社会基本结构的第一原则这四个方面的规定揭示出社会契约的基本内涵,虽然它只是假设性的但作为一种限定性预制前提,它可鉯获得其理论合理性同时,上述规定也表明了在社会契约基础上所推出的社会基本结构具有的第一主题性质首先,如果我们设定社会契约中的各派是“作为自由平等的(和有理性的)道德个人”来参与契约活动的那么,我们就有各种充分有力的理由将社会的基本结构莋为政治的公平正义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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